2.1　技术的本质

2.1.1　技术的定义

技术作为手段 。为达到目的而通过添加手段，技术产生了。直接的活动，如呼吸、移动、进食尚不能称之为技术。只有当这些活动出了问题，人们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以正确地完成它们时，人们才说呼吸技术等。技术的下列特征具有本质性。

知性 ：技术基于知性劳动，基于结合预感进行的预估以及对可能性的判断。技术在机制（Mechanismus）中进行思考，转变为各种数量和关系。它是一般合理化的一部分。

力量 ：技术是一种能力，它达到目标的方法是外在的。这种能力是制造与利用，而不是创造和培育。

技术使用自然力对抗自然力，它通过自然本身来间接地控制自然。这种控制基于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

技术的意义 。支配自然的力量只有通过人的目的才具有意义：使此在更轻松、减少日常为此在的物质前提所付出的辛劳、赢得闲暇和舒适。“技术的意义是面对自然时的自由。”技术应该将人从动物式的自然依附中解放出来，从自然造成的困境、威胁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技术的原理是作用于各种材料和力量的有目的的行为，用以服务于人的意图。一个有技术的人不是简单地接受已经存在的事物，他着眼于事物对人的目的的服务价值，并寻求使事物的形式作为服务形式适应于这些目的的特殊性（德绍尔 ^[18] ）。

但是，技术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技术具有手段性（Mittelhaftigkeit），即制造工具，这种特性从属于人类塑造环境的统一性理念，在环境的整体封闭性下，人类对环境的塑造不断得到拓展。对动物而言，环境是既定的，它们在无意识中受到所处环境的束缚。人类同样受到环境的束缚，但却不断超越这种束缚，无限地打造出属于他的环境。人类的生活环境同时是他所造就的环境，这是人性的标志。人类不仅通过避免困境，并且通过感受自己制造物的美、适当性及形式，在他的制造物中发现自身。他在拓宽环境的同时，也使自身环境的实在得到增长。

技术的类型 。产生动力的技术和产生产品的技术是不同的。例如人们可以通过驯化动物，通过风磨、水磨来获取动力；而产生产品的技术则使独特事物成为可能，如纺纱、织布、制陶、建造和医疗手段。

德绍尔曾对此做出阐释：技术如何不仅产生手段以完成先前订立的目标，还如何形成一些产物，在这些产物被发明之际，没有人意识到可以用它们继续创造出什么，比如乐器、印刷术。在这里，技术创造仿佛是打开人类活动空间的钥匙，人类由此可以拓展他的本质，完成新的发现。

我们把为了产生有用的对象和作用，处理自然材料和自然力称之为技术。在与技术相类比后，人们才在谈及一切其他有计划的先导行为时使用技术一词，只要它们能产生组织形式和可机械重复的事物，例如人际关系的组织、机构的运作、身体和心灵的自我治疗。

发明和重复劳动 ：技术规则是一些人可以学习、原样传播和应用的东西。作为理论的技术阐明了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这意味着，这些方法首先是适当的；其次，它们是在避免多余活动、只做必要消耗的前提下节约地进行的。技术存在于人类发明的方法和产物之中，这些方法和产物在发明之后可以实现随意重复、量产。

因此，带来技术发明的创造行为，和仅仅在不变的重复中应用发明以实现更大产量，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偏离 ：如果技术的意义存在于为人类此在的目的而塑造环境的统一之中，那么，凡在工具和行为的手段性变得独立之处，凡在遗忘了最终目的，而使手段本身成为目的、变得绝对之处，就会普遍存在偏离。

如果在日常劳动中失去作为动机和视野的整体意义，技术便会瓦解为无穷多样的行为方式，变得对劳动者来说毫无意义，反而会掠夺生活。

可以通过练习获得，这属于技术行为的本质。而当技术变成纯粹自我欣赏的熟练行为时，它就不会丰富生活（通过保障其基础和服务），反而会使生活变得贫乏。劳动是提升意识必不可少的手段，而缺少精神投入的劳动则不会服务于意识，反而会变得不需要意识。人于是沉沦到无意识或意识丧失中。

2.1.2　技术内部的巨大历史转折

作为使用工具而言，自有人类起技术就存在了。凡我们历史记忆可及之处，都有技术的存在：它建立在原始民族的自然物理学基础上，出现在手工业和武器使用中，显现在轮子、铲、犁、船的应用中，表现在对畜力、帆和火的利用中。在古文明中，特别是在西方，一种高度发展的机械学成为移动重物、建筑、修建街道和船只，建造攻城和防御器械的手段。

然而，所有这些技术尚停留在相对适度、人们可以一目了然的范围之内。劳动仍是通过人力，并在设法获得畜力、弹力、火、风力和水力的辅助下完成的，这一切都还处于自然的人类世界范围内。自18世纪末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有人认为，在技术发展中没有出现任何决定性的飞跃，那么他是错误的。这里发生了飞跃，更确切地说，它是在人类整体技术生活形式的意义上发生的。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萌芽，人们在梦想中勾勒出一种技术主义的、技术统治论的世界观，并首先缓慢且不连贯地创造了其科学前提。而后，在19世纪，现实超越了所有的梦想。我们要问，这种新东西是什么？它不基于唯一的原理。

最清楚的是：人们发明了机器，作业机器自动地生产出必需品。此前由人作为手工业者完成的事情，现在由机器来完成。机器纺、织、锯、刨、压、浇铸，它生产出完整的对象。一百名工人必须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在一天中生产出几千只瓶子，而一台制瓶机则可以在少数几名工人的操作下，每天制造出两万只瓶子。

此外，人们必须同时发明出提供动力的机器，好使作业机器能够运转。蒸汽机是一个转折点（1776），之后，电动机（发电机，1867）成为普遍的动力机器。能量从煤炭或是水力中转化出来，被输送到任何需要它的地方。现代能量学来到了几千年来独占鳌头的古代机械学面前。古老的机械学只能支配有限的动力，比如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或是在磨坊中使用风力和水力。新的动力则强大数千倍，且暂时看起来可以无限增长，它现已在人类支配之下。

这样的发展只有在现代精确的自然科学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现代科学带来了过去机械学完全陌生的知识和可能性。首先，电学和化学的发展成为新的技术现实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那些起初不可见的，通过研究才显现出来的东西，将几近无限的能量交到了人类手中，今天，全球都在使用这些能量。

但是，为了将这些发明从闲暇之时或是高雅奢侈的游戏中凸显出来，并实现它们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它们成为人类此在的因素，则需要另一个前提：现代社会的自由——它不知奴隶为何物，容许自担风险的自由竞争——使冒险的企业家有可能去尝试那些可能性不大的，以及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有利于此的首先是信贷，它给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其数额之大恐怕是从前最富有的人也不曾有过的；其二是劳动组织（Arbeitsorganisation）和自由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每种所需的劳动效率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劳动力，固定的契约工资则为企业家们在估价时提供了可以预测的成本份额。这两者都要依循一种可以预见的法律，它强制人们遵守契约。

这样，在19世纪的西方产生了企业家之间的技术和科学会战。在会战中，旧的手工业灭亡了，只留下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残余。所有在技术上无所作为的都被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即便是最好的想法也可能在第一时间失败。而另一方面则是童话般的成功。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能否取得成功成了一场筛选。谁不能达到事业的要求，就要破产或是遭到辞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这些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初期——最有能力的人被挑选了出来。

在现代技术世界的形成中，下列因素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发明精神、劳动组织。合理性是这三个因素共有的特点。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独自使现代技术成为现实。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起源，因此它们分别是相互独立的问题的源头。

（1）自然科学 在不考虑技术的情况下创造出了自己的世界。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发现对技术来说至少暂时并不重要，而其中许多或许会永远如此。就连那些本身能够用于技术的科学发现，也并不是可以直接利用的。它们还需要技术灵感，才能投入应用。比如直到摩尔斯 ^[19] 才有了电报。在科学和技术之间没有可以预见的关联。

（2）在缺少专门的现代科学的情况下，发明精神 也可以做出非比寻常的东西。原始民族创造出来的东西令人惊叹，比如回力镖；中国完成了数量众多的发明，如瓷、漆、丝、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但同样使人惊讶的是，在此同时，费力而传统的劳动方式却停滞不前，而明明最简单的、我们马上就能想到的机械发明就可以对此有所帮助。这就好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思想惰性将人牢牢地束缚在了不适当的方法上。与这种传统的被束缚状态相反，一个半世纪以来，所有领域都涌现出大量发明，而这些发明的条件早就具备，完全不需要现代科学，比如暖炉、缓燃器、集中供暖、厨房用具、家用器具以及医疗仪器如眼底镜等。对于其他一些东西，尽管它们完全能够以旧手段来实现，但现代知识是实现它们的前提条件：绝大部分流行病的防治、使用麻醉和无菌法进行手术。我们的时代似乎通过发明精神克服了生活中传统的迟钝，连同那些曾被耐心忍受的不舒适、不适当的事物。

此外，作为典型的现代性，发明的系统性形成了。发明不再由个体偶然地完成，相反，技术发明陷入了一个有无数人参与的运动进程。少数一些原理性的发明偶尔会提供新的启发。大多数发明则产生于对已有发明的发展、不断改善和进一步充分利用中。一切都丧失了个性。个人的成就消失在总体的成就之中。于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出了完美的形式，例如自行车、汽车。

在技术上具有可利用价值的东西必须在经济上也同样如此。但真正的发明精神不受这种约束的影响。在巨大的发明冲动下，它似乎志在创造第二个世界。然而，只有当自由竞争下的经济收益或是可以支配专制权力的意志为其提供空间的时候，发明精神所创造的东西才能在技术上得以实现。

（3）劳动组织 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当产品不仅限于奢侈品，同时也包括由机器生产的、满足所有人日常需求的大众产品时，就会导致大多数人被纳入这种生产进程，作为机器运转的一环卷入机器化的生产方式中。当几乎所有人都成为技术劳动进程的环节时，劳动组织就成为一个人性的问题。由于人的最终考量是人而不是技术，技术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相反，因此，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社会—政治进程。起初，人作为劳动力被随意地置于技术和经济目的之下，而在这一进程中，人们热切地争取去扭转这种关系。

为了理解这类要求的意义，必须弄清劳动的本质，确切地说，就是首先要有对劳动的总体认识，接着要弄明白技术转折使它发生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