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基督教轴心的重要性

对西方的意识来说，基督是历史的轴心。

以基督教教会为形式的基督教或许是至今为止最大、也是最高的人类精神组织形式。

基督教的宗教动力和前提源自犹太教（以历史的目光看，耶稣是一系列犹太先知中的最后一位，处于同他们的有意识的连续性中）；它在哲学上的广度和思想上的启迪力量来自希腊文化；它的组织活力和现实的智慧来自罗马文化。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整体，而这样的整体不是由人规划出来的。一方面，它是罗马帝国的综摄世界（synkretistische Welt）中复杂而值得赞叹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它通过新的宗教和哲学构想（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奥古斯丁）而得到推动。这个教会证实了自己能够将甚至是矛盾着的因素融合到一起；能够将那时为止最高的理想吸纳到自身之中；能够将成果用可靠的传统保护起来。

但在历史上，就基督教的内容和它的现实来说，它是一个晚期的成果。这个晚期成果被视作之后时代的基础和起源，这使得西方历史直观发生了有利于古典时代晚期显象的视角推延——相似的推延也发生在印度和中国。在整个中世纪，恺撒 ^[59] 与奥古斯都比起梭伦和伯里克利 ^[60] 、维吉尔比起荷马、亚略巴古的迪奥尼修斯 ^[61] 和奥古斯丁比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都要更受重视。较晚时期中，对真正的起源性轴心的复归从未在整体上实现，而都只是在部分上重新发现了它。比如，中世纪时已经有对亚里士多德 ^[62] 和柏拉图思想的吸纳；新教对先知宗教深刻性的重温；18世纪末，德国人文主义对希腊文化的重新体会。

西方基督教的存在方式不仅在精神上，也在政治上对欧洲具有决定性。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观察将这一点展现出来。自公元3世纪起，几大教条宗教成为促成统一的政治因素：自224年起，伊朗宗教成为萨珊王朝的支柱；自君士坦丁大帝起，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支柱；自7世纪起，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支柱。与文化交往相对自由的古代世界相比，现在，一道鸿沟出现在这个人道的世界中。战争同时成为宗教战争：拜占庭和萨珊王朝之间的战争，拜占庭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后来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以及之后的十字军东征。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拜占庭的基督教与其他教条宗教相去并不远。拜占庭或多或少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西方则不同。在西方，教会或许有同样的要求，但由于这种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教会因此而斗争，它不仅在西方发展了精神生活，还成了反对世俗强权的自由因素。于是在西方，特别是在教会的对手那里，基督教促进了自由。大政治家们是虔信宗教的。他们的意愿不仅仅在于迅速实现强权政治，也在于用伦理（Ethos）和宗教来充实生活方式和国家形式。自中世纪以来，这种意愿的力量是西方自由的主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