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轴心时代判分世界历史结构

轴心时代成了一种酵素，它将人类带入世界历史唯一的内在关联之中。对我们而言，它成为一种尺度，借助这个尺度，各民族相对于整体的历史意义变得清晰起来。

根据各民族对待这一次巨大突破的不同方式，他们中间出现了最深刻的分界线。我们将之划分为——

（1）轴心民族 ：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些民族在延续自身过去的同时，完成了这一跃进。他们犹如在这次跃进中第二次诞生，并通过它奠定了人类的精神本质以及人类的真正历史。

（2）没有突破的民族 。这一突破是对普遍历史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但它却不是普遍的事件。一些属于古文明的伟大民族，他们活跃在这一突破发生之前，并且在突破发生时仍保持活跃，但是他们没有参与其中。虽然他们与突破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但在内部却没有与它产生关联。

在轴心时代，尽管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已经明显进入晚期形态，但它们依然很繁荣。两者都缺乏改变人类的反思；它们没有在轴心民族的影响下经历质变；它们对所在地区之外发生的突破不再做出反应。它们起初还停留在先前的状态，作为建立在轴心时代前的文明，它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方面，在建筑艺术、雕塑和绘画方面，在形成它们的神秘宗教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现在，它们慢慢走到尽头。它们对外服从新兴力量，在其内部也失去了它们的古老文明。它们逐渐汇入、消逝在波斯文明、之后的萨珊文明以及伊斯兰教中（在美索不达米亚），或是消逝在罗马世界和基督教中（这部分后来在埃及汇入伊斯兰教中）。

这两者都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因为犹太人和希腊人按照它们的样子，通过向它们学习，然后脱离它们，再超越它们而逐渐发展起来，创立了西方的基础。之后，这些古文明几乎被遗忘，直到它们在我们的年代里重新得到发现。

我们感叹它们的壮丽，但由于它们没有经历过突破，使得它们与我们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使我们在面对它们时始终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相比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使我们感到无比亲近。埃及和巴比伦的庄严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伴随着实现突破的新时代，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才开始出现。在那些消失的萌芽中，特别是在埃及，我们看到一种使我们不禁惊叹的超前性，就好像突破就要开始，然而之后它却没有到来。

现在，对于理解人类历史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基本问题 ：中国和印度应该与埃及和巴比伦相并列吗？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中国和印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吗？还是中国和印度通过参与创造轴心时代而本身迈出了一大步，从根本上超越了那些古文明？我重申一遍：人们或许可以将埃及、巴比伦与早期的中国和公元前三千纪中的印度河文明相并列，但却不能将它们同整体上的中国和印度相并列。中国、印度与西方是比肩的，不仅因为它们直到今天依然延续，而且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对此还可进行一些简短而有批判性的探讨。

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相比西方，中国和印度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意味着运动、本质的变化、新的开端。在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接踵出现，先是古老的西亚和埃及文化，接下来是希腊—罗马文化，然后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地理中心、区域和民族不断变更。相比之下，在亚洲始终存在着相同的东西，它只是在显象上做出了调整；如果它在灾难中没落，则接着便又会重新从同样的基础中建立起相同的东西。在这样的看法下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印度河与兴都库什山脉以东展示了非历史的稳定性，以西则展示了历史的运动。于是，这两大文化区最深刻的分界在于波斯和印度之间。直至印度河河畔，欧洲人都还能相信他尚在欧洲——埃尔芬斯通勋爵 ^[55] 如是说（黑格尔引用了他的话） ^[56] 。

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似乎源于中国和印度在18世纪时的历史处境。勋爵看到的是他所处时代的情形，而绝非中国和印度的全部内涵。当时，中国和印度都走在各自的下坡路上，陷入了一个低谷。

中国和印度于17世纪起开始的倒退，难道不像是对可能降临在所有人类头上的命运的一个巨大象征？这难道不也是关乎我们命运的问题：不要陷回亚洲基础之中？中国和印度曾经也是从这里出发，经历了它们的繁荣。

（3）后来民族 。所有民族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以突破的世界为基础，另一类则始终置身其外。前者是历史民族，后者是原始民族。

在突破的世界本身中，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是在政治上构建新大帝国的因素。他们精神上的贫乏在于，突破的经验没有进入他们的灵魂核心。因此，在历史的世界中，他们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完成征服、治理和组织，能够获取并保管学识，拯救传承的连续性，但是却不能继续推进或深化突破的经验。

欧洲北方则不同。虽然就像在巴比伦和埃及一样，在欧洲北方同样很少发生伟大的精神革命。北方的民族在一种原始性中打着盹，但当他们遇到轴心时代的精神世界时，他们以一种我们很难在客观上把握的灵魂态度的本质（黑格尔称其为北方气质）获取了独立自主的本体（Substa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