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传统价值的消解

过去，宗教与社会总体状况相关联。社会总体状况是宗教的基础，而宗教则反过来证明社会总体状况的合理性。人每一天的生活方式都嵌置在宗教之中。宗教对生活来说就像是理所当然又无处不在的氧气。而今天，宗教是供人选择的东西。它保留在世界上，但它已不再充满这个世界。不仅各种宗教和教派并存——单是这种并存状态已使其相互质疑；更重要的是，宗教本身已成为一个从其他生活领域中挤出来的特殊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传统宗教无法令他们信服：几乎所有要求独占绝对真理的教义和启示都没有人相信。就连大多数基督徒实际上也过着与基督教教义不符的生活，人们不会注意不到这种对教义的疑义。今天，作为令人信服的榜样而言，毫不怀疑地将教义作为真理的基督徒生活或许还能实现，但这种生活在群众中已经不再存在。

自轴心时代以来，在一切有人思考和写作的时代里都有怀疑。但是，现在发生的这种信仰消解已不再是个别古怪的人或某个小圈子的事了。它在整体人口中酝酿。虽然信仰缺失的基础在任何时代中都存在，但人们背离信仰的现象一直只出现在极小的范围内。在过去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下，人们在与宗教的联系中保持安全感。然而，技术时代的条件不同于以往，它们促进了虚无主义在已变为群众的总体人口中爆发。

此外，对科学的误解也促进了任何时代都具备的信仰缺失基础。而对科学的误解是通过群众产生的。这证实了培根的话：一知半解导致无信仰，完整的知识通向信仰。

我们时代不断加剧的信仰缺失带来了虚无主义。尼采是它的预言家。尼采第一个看到了虚无主义严重的灾难性，揭示了它的所有表现形式。而作为他所处时代的牺牲品，尼采本人也忍受了虚无主义的痛苦，并付出极大努力尝试去克服虚无主义——但这是徒劳的。

以前，处于零星萌芽状态的虚无主义是软弱无力的，而现在，它已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今天看来，自轴心时代以来的全部传统都可能走向消亡，从荷马到歌德的历史都可能陷入遗忘。这给人一种感觉，仿佛人性正遭受覆灭的威胁。无论如何，我们无法预知或想象，人类在这样的条件下会变成什么样。

今天，一种哲思的吸引力贯穿全世界，这种哲思在虚无主义中找到真理，它肯定所有的冷酷和无情，在所谓的纯粹世俗人道主义中，号召人们成为一种没有安慰和希望的奇异的英雄此在。这是对尼采的模仿，但却不具备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意志中那种扣人心弦的张力。

然而，虚无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人无法忍受的。在普遍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人反而会沉湎于一种盲目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一种强行找来的替代物，它是脆弱的，人们可能会突然放弃它；它可能具备最奇异的内容；它可能就好像是对某种单纯运动的空洞信仰。这种信仰把自己说成与自然或世界历史合而为一，并将自己定位成救赎计划。它将自己隐藏在伪科学的全面直观中，隐藏在马克思主义中，隐藏在精神分析中，隐藏在种族理论中（它们的科学元素很少纯粹地显露出来，但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 ^[31] 。

我们可以对这种信仰消解的典型显象做一些描述。

在意识形态中进行思考 。意识形态（Ideologie）指思想或观念的复合体（Gedanken-oder Vorstellungskomplex），它把自己作为阐明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处境的绝对真理展现给思考者，然而通过这样，它使思考者或为替自己辩护，或为掩饰，或为回避，在任何有利于自身现实的意义上进行自我欺骗。因此，将一种思考理解为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掀开错误的面纱或是将丑恶暴露出来。将一种思考称为意识形态，是对其虚伪和不真实的指责，因此是最猛烈的攻击。

我们的时代在产生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识破意识形态。但是，从黑格尔直到马克思和尼采，他们在这个意义上以深刻洞见所取得的成果，变成了阻断交流的言论战中的粗暴武器。这种攻击方法针对反对自己的人，针对所有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是，把一切人们相信、思考和想象的东西，统统当作是意识形态而加以摒弃的人，往往自己才是最顽固的意识形态阐释方式控制下的人。

勇敢的自我反思是一切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但它却沿着意识形态理论的道路退化了。诚然在心理上发生了无限的颠倒（Verkehrung）、排解（Verdrängung）和掩饰（Verschleierung），并且它们作为整个阶层的类型特点而获得了社会学意义，比如在资产阶级时代，人们在与性有关的方面的不诚实、取得经济成功后的自我辩护、特权阶层对现存状况的合法化。但是，揭露（Entschleiern）的方式本身需要立即得到揭露。当我们的时代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高度出发，将这种揭露性（entschleiernd）的思考在揭穿性（entlarvend）的思考中推向极端，那么它就不再是揭露，而会变成恶意的攻击；不是批判性的研究，而是暗示；不是经验的具象化，而是通过某种方法获取了可信度的纯粹断言。于是，深入认识真理的方法就陷入了低端精神分析和庸俗马克思主义中。当揭穿性思考本身变成教条时，它就彻底失去了真理。一切都是意识形态，而这个命题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然而，今天意识形态形成的规模也许确实特别庞大。因为在希望的缺失中人们产生了对幻想的需求，在个人此在的枯燥乏味中产生了对轰动事件的需求，在软弱无力中产生了比暴力压迫更加软弱无力的人的需求。

如何在做出卑劣行径的同时抚慰自己的良心，下面这些理由为我们提供了例子。

如果国家犯下了明显的罪行，那么理由会是这样：国家从它的源头上就是罪恶的，我也是一个罪人，我遵从国家的指令，即便这些指令是罪恶的，因为我不是更好的人，也因为这是国家义务所要求的。但这一切都有利于说出这些话的人，他参与了犯罪，也是受惠者，他以扭曲的面目展示他的痛苦，但这不是真正的痛苦，而是姿态。他用承认有罪来减轻自己的负担。

当人参与了可怕的行动，他会说，生活是无情的。实现国家和信仰的崇高目标，实现即将到来的、最终的自由和公正的世界，这都要求我们冷酷。然而，人会用无害的、他喜欢的那部分冷酷对待自己，并用这部分冷酷来为自己要求冷酷的真实性提供假的证明，而事实上则是在掩饰自己无条件的此在意志和权力意志。

在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人在享受偶然的有利形势时，对自己的谎言是有意识的。这时，人想要看到那些他自己没有准备好去做的事、那些他自己不想要经历或是承受的事，想要看到那些他自己无法成为的人。人渴求殉道者。人因自己具有成为殉道者的可能性而感到如此振奋，就好像他通过这样已经成为殉道者一样。人抨击其他人不是殉道者。人陶醉于那些看起来与他所渴求的形象相符的人的命运，但是他自己绝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人。这种颠倒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自己作为同时期的人几乎不去重视且自己首先不去做的事情，过后却被树作榜样，被用来激愤地反抗环境。

我们将不再继续，这类与事实相符的阐释是无止境的。只有当揭穿性的思维类型（Denktypus）一般化时，传统内涵的消解才会在其中显露出来。时代为自己的行为发明了理论。但很快，理论本身就成了加剧祸端的手段，而这种祸端本来正是理论斗争的对象。

简化。 简单（Einfachheit）是真实事物的形态。简化（Simplifikation）则是一种暴力强制，在我们已经失去简单之后，简化取代了简单原有的位置。简单是可以无限解释的，它是小中有大，是充实的、运动的。简化的方法是有限的，它是一根线，这根线把人当作傀儡一般操纵。简化是不可发展的，是空洞且僵化的。

我们的时代是简化的时代。口号、解释一切的普遍理论、粗劣的反题（Antithese）都获得了成功。简单形成于神话式的象征之中，简化则依从伪科学的绝对性。

源于否定的生活。 凡信仰不再是生活内涵的基础之处，就会只余有否定（Negation）的空无。当人不满于自身时，便会归咎于他人。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倾向或信仰，那他至少是某种事物的反对者。人们将所有的祸事全都推在一个幽灵头上。这个幽灵的名字要么取材于呈现在理论认识中的历史形成物——一切罪责全在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等；要么以个体的形态落到软弱者头上，将他们充作替罪羊——一切罪责全在于犹太人、德国人等。

人们将那些与罪责有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的事物，那些在因果性或责任意义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事物，不加批判地揉进一个唯一确定的他者的罪责中，并将之混为一谈。这个他者不是人们自己。对人来说，重要的只在于获取表达他的否定态度及抨击的手段。而在此过程中，精神概念成为旗帜和符号。人们像是使用假币一样使用词句，在保留曾经附着在它们之上的感觉（自由、祖国、国家、人民、帝国等等）的同时，在颠倒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各种宣传方法以诡辩的方式毁掉了语言，这使人们最终不再明白词句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不确定性导致的困惑中，人们讲话只是为表达一种否定，表达反对意见，而人们之所以抱有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是出于他们对另外某样事物的真正肯定。

2.问题：当前形势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无法从单一的成因中把握危机的源头。与历史变化相关联的物质和精神事物交织出一张无限的网，在这张网中，我们只能将一些个别的线索当前化。所有全面的或是从单一因果性出发的理解都被证实是错误的。

我们甚至无法清晰地认识一个时代的整体事实，只能多多少少认识一些这个时代中至关重要的特殊现象。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我们认识得越多，整体的秘密就会变得越大。

现在，技术时代带来的转折变得异常深刻，所有人类此在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我们从技术时代中赢得了我们的一切，即便是那些并非由技术时代所产生的东西，也都经过了它的改造。但我们必须避免将复杂的人类事物进程全都归结于技术这一个因素。早在技术产生今天的影响之前，造成当前精神形势的运动就已经在进行了。技术之所以能产生影响，之所以为人所接纳，其原因就在于这个精神的世界，在于与技术有关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技术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种完全透彻的认识，在于他们看到了这个新的东西。但这个新东西绝不是精神上的新的人性。如果这么理解，就会造成巨大的混淆。

人们谈论新的人类意识、新的人类、精神创造、真理和解脱，人们展望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这样的言论暂时都只实现了心灵白板（tabula rasa），是日益丧失意识的表现。人们大张旗鼓地将那些缺乏理念来充实的东西当作理念来宣传。在这些误导者的影响下，世界成了小打小闹的实干家和听话的阴谋者的舞台，他们不知真与伪、善与恶之间的区别，只是权力运转下的工具。

或者，人们谈到信仰缺失，将它看作是技术造成的后果，认为技术把所有人从其基础上剥离出来，把所有人从一切安全状态中拉扯出来，仿佛把所有人都放到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剥夺他们的灵魂和呼吸的空气，只给他们留下在机器运行中用得着的东西。

但是，那些发生在技术时代的事物、受技术影响促进的事物，它们还有其他完全不同的前提条件。在技术改变世界之前，一种导致我们现状的精神运动早已开始。17世纪末启蒙运动引起的巨大变革、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带来的具有双面性的危机意识和圆满意识，这些都是不依赖于技术的、将我们一步步引向当前形势的因素。

启蒙运动 ：信仰缺失被视为启蒙运动的后果。人们了解得太多，熟悉许多危险的书籍，而这些书籍的内容又进入报纸杂志之中每日影响着人们，因而人们不再信仰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对陌生文化及其宗教信仰的发现致使人们将其与自身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导致了对自身信仰的怀疑。但是，这一条道路并非必然通向信仰缺失。只有不完全的、使人误解的启蒙才导致虚无，而完全的、不受限制的启蒙才能真正使人们听到起源的秘密。

有人进一步提出这样一种辩证的论点，认为源于基督教的精神发展在信仰的动机推动下，导致了对真理的彻底揭示，这样，基督教就用自己的力量反过来攻击了自身。但是，这一条道路也并非必定导致信仰缺失。虽然在危险且痛苦的重铸过程中，教条会失去地位，但圣经宗教的变革仍是可能的。

法国大革命 ：不论这一事件是表达了现代危机，还是引发了现代危机，直至今天，人们对它的解释仍然是矛盾的。

康德感动于这一理性的尝试，他坚持己见，从未改变过对法国大革命的高度评价：“它永不会被遗忘。”与康德相反，伯克 ^[32] 从最一开始就是一位既目光敏锐，又对这场革命充满厌恶的批判者。一些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18世纪的美好精神发展和奋斗成为现实；而另一些人则在其中看到这些发展和奋斗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毁灭及腐化，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一场灾祸——这场灾祸不仅没有使18世纪获得圆满，反而使它受到了动摇。

法国大革命是在封建主义和绝对君主制度的土壤中形成的，因此，作为一个本质显象，它并不是普遍的欧洲进程，而是局限在这一类型的地区之内。瑞士和英国的精神没有受到它的影响。

然而，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法国大革命始终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显象，因为它虽然追求自由和理性，但却给予专制主义和暴力以空间。法国大革命在两方面上决定了我们的思考：一方面是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恶，为每一个人的人权和自由去斗争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它带给我们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世界能够整体建立在理性上，而不是非暴力地运用理性去改变历史的约束、权威和价值秩序。通过摧毁自由和约束的理性统一，法国大革命一方面传递了专断的自由，另一方面则传递了暴力的自由。

法国大革命是在缺少基础的理性信仰中狂热地形成的，它不是现代自由的源头，现代自由的基础不如说是与英国、美国、荷兰和瑞士的真正自由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即便有着英雄般激昂的开端，但依然是现代无信仰的起源及表现。

哲学唯心主义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费希特与黑格尔——提升了哲学的自我意识，带来了所谓的全面知识（Totalwissen），这种全面知识知道上帝是什么、上帝想要什么，并且不对任何事物感到惊讶，因为它自认为自己占有绝对的真理。这种伪信仰势必会转变为信仰缺失。这种哲学虽然在特殊事物上发展出了不可磨灭的见解，它是人类思维的天才显象之一；它在思辨上的伟大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它把对世界的不信任正当化，而这种不信任错误地蔓延到全部德国哲学中。在这里，天才的傲慢和误解成了前所未有的诱导。凡是享用了这份诱惑饮品的人，凡是迷醉其中的人，都会成为毁灭信仰的推手，因为在一场高级的精神烟花中，以清醒为前提的信仰丧失了。

但是，即便是这些事实——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也还不足以解释我们的精神形势。它们看起来不大像产生危机的原因，反而更像是危机的最初显象。信仰缺失是如何产生的？这仍然是一个具有迫切性，并且没有得到充分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里蕴含着一种希望——通过正确解答这一问题来战胜信仰缺失。

假如某些对历史进程以及我们现状源头的形而上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希望就会失去一切实现的可能性。这些解释认为，一个完全困惑的时代是丧失本体的结果。它们设想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面进程（Totalgeschehen），克拉格斯 ^[33] 最终用这句话将其表达出来：地球的实质（Erdessenz）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离开了地球。

然而，丧失本体这种不明确的想象看起来是不能接受的。这种想象不是洞见，而是对彻底悲观的见解的一个譬喻。与其说它阐明了问题，倒不如说它掩饰了问题。但是，我们一再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关于未被认识的全面进程的理念，这个全面进程并非是类似生物发展过程的自然进程，也绝不是有形的、明确具体的进程，并且它不是本体进程，而是一种统摄（Umgreifende），我们身处其中，但却不认识它。它是世界历史的秘密，我们深化了它，但却没有解开它。如果我们在保持开放的认识可能性的同时，不想为了次要的东西而放弃我们本质与意愿的自由、我们选择和决断的自由，那么在设想这个秘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屈从于任何一种看似在整体上具有必然性的构想。

相比任何所谓的全面知识，我们宁可要简单的想象（但在这种想象中也不存在解开秘密的钥匙）：人不可改变的恶将人不断引向无意义的战争，然而在今天，这些战争不仅在范围上，也在破坏程度上有了量的提升。这种提升的结果不仅带来了文明堕落的显象，同时也是精神堕落的显象之源。

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充分的答案来回答什么是危机和信仰缺失的源头，无论我们有否通过经验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尝试，有否从精神上对此加以理解，抑或形而上地对此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