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轴心时代命题的检验

3.1　曾有人提出过这一事实吗？

据我所知，关于这一事实的最早阐述见于拉索尔克斯 [25] 和维克托·冯·施特劳斯 [26] 的著述中。

拉索尔克斯［《历史哲学新探》（ Neuer Versuch eine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 ，慕尼黑 ，1856年版 ，第115页］ 写道：“这绝非偶然，公元前六百年，在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在印度有乔答摩·悉达多，在中国有孔子，在犹太人中有先知，在罗马有努马王 [27] ，在希腊有最早的一批哲学家，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 [28] 、埃利亚学派 [29] ，他们差不多同时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出现。”

维克托·冯·施特劳斯在他精彩的《老子注释》（1870年版，第114页）中写道：“在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生活的这几个世纪里，一场奇特的精神运动席卷了所有的文化民族。在以色列，耶利米、哈巴谷、但以理、以西结 [30] 作着预言，新的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二座圣殿（公元前521—公元前516）。在希腊还生活着泰勒斯 [31] 、阿那克西曼德 [32] 、毕达哥拉斯 [33] ，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 [34] 已然登场，巴门尼德也已出生。在波斯人那里，琐罗亚斯德的古老学说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重要的改革。在印度则出现了释迦牟尼，佛教的创立者。”

自此开始，人们不时地注意到这一事实，但却没有重视它。在整体上论证关于当时人类总体精神存在的普遍平行性——据我所知，这是人们还未着手的事情。让我们试着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一些反驳。

（1）一种反驳是，共性只是表象 。语言、种族、大帝国的类型、历史记忆的方式，这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相比之下，共性就像是一系列巧合。事实会驳倒每一种对整体共性的明确表述。或者正像那句老话说的，在有人的地方，一切从根本上都会作为征兆或是可能性在各处显现出来。在实现共同的人类潜能时，差异才是本质的、特有的、历史的，除非是在人类此在非历史的共同特征之中，否则绝不能把整体理解为一体（das Eine）。

对此，我们的反驳如下：轴心时代恰恰就是历史的共性，是在极限情境（Grenzsituation）下完成的突破，它取得了至今仍然适用的原则。在这里，共性是本质的，它并非在地球上广泛地起源于人性之中，而是历史地仅仅存在于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发源于这三个源头。问题在于，在认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共性的深刻之处能否突破所有留存的差异性，越来越有说服力地显现出来。然后，时间上的重合就会成为一个事实，我们越是具体地阐述这个事实，就会越发对此感到惊讶。然而，只有在阐述范围十分广泛时，它才会具有说服力。

（2）另一种反驳是，轴心时代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判断的结果 。人们从一种先入之见出发，过度高估了那个时期的作品。

对此反驳如下：凡在涉及精神的地方，我们都只有在对意义的理解中才能看到事实。但就理解的本质而言，它始终同时是评判（Werten）。一种历史观虽然经验地建立在一系列单独的或是成堆的材料基础上，但仅仅凭借这些材料，它是无法产生的。不论是哪一种历史的精神，我们都只有从理解中才能获得对它的直观，对于轴心时代也是一样。这种直观是理解与评判的结合，在这种直观中有受到触动的成分，因为我们关切它，因为它与我们有关。作为我们的历史，轴心时代是过去的事物，但它绝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其影响的过去事物，轴心时代持续的、源头性的、一再重新发端的影响是我们不可预见的。

因此，历史研究的元件是整体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他心中所载之物。”理解的起源是我们的在场性，是此地和此刻，是我们唯一的现实。因此，我们自身精神飞跃所达到的水平越高，我们就越清晰地看到轴心时代。

如果历史内涵的等级次序只能以人类的生存（Existenz）的主观性（Subjektivität）来把握，那么这种主观性不会消失在某种纯具体事物的客观性（Objektivität）中，而是会消失在人们从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的客观性中，如果人们还没有处于这种共同体之中，就会寻找它；因为真实的是那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在共同的理解和与此不可分割的判断中，轴心时代将会通过其意义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且将关乎今后的总体人类。这就是我的论点，根据问题的性质，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最终的证据来证明它，但可以通过不断拓展和加深直观来确认它。

（3）另一种反驳是：这种平行（Parallele）不具有历史特征 。因为那些与精神交往无关的东西，根本不属于共同历史。黑格尔曾将中国、印度和西方放到精神发展的辩证阶梯序列中，他的观点已经遭到过这种反驳的攻击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完全没有发生真正的接触，而与此不同的是，在接下来西方历史内部的几个阶段里，这样的接触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的论点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恰恰不承认从中国到希腊的阶梯次序——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意义上，这样的次序都不存在。不如说，在相同的时间里，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这里发生了一种文化的并存。几个在起源中相互分开的发展道路似乎暂时朝着同样的目标前进。这是同一样东西在三个形态中表现出的多样性。这是历史的三个独立根源，之后，经过断断续续的接触，仅仅自数世纪前，事实上从今天开始，历史才逐渐成为唯一的统一体。

因此，这个问题是探问平行性（Parallelismus）的性质的问题。

3.2　所说的平行性是什么性质的？

事实情况可能是各种不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步发生的奇特事物之总和。在世界历史中，人们可以指出大量不可思议的同步性。例如：

在16世纪，耶稣会教士在日本发现了一个佛教教派（它自13世纪就开始存在了）。他们看起来与新教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事实上也是如此。据日本学家弗洛伦茨 [35] 的描述（在尚特皮·德·拉·苏撒耶 [36] 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教义大概如下：在获得拯救方面，人的作用是无效的。一切取决于信，取决于对阿弥陀佛的慈悲和普度的坚信。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善行功德。诵经不是做功绩，而仅仅是感谢阿弥陀佛所施予的拯救。“善人尚能往生，况乎罪人哉！”这一教派的创始人亲鸾 [37] 如是说。与传统佛教相反，这一教派要求：无功德，无咒法，无护身符，无朝圣之旅，无悔过，无斋戒，也无其他禁欲苦行形式。世俗之人与僧侣拥有相同的获得拯救的希望。僧侣只是劝导世俗之人的组织。他们无须在生活方式上与世俗之人相区分，身着与世俗之人同样的服装。色戒被废除了。家庭被看作宗教生活的最佳场所。该教派的成员要“有秩序，守国法，做良民，心系国家安泰”。

这个例子令人惊叹，亲鸾的教派就连基本教义都与路德教相一致。从中国到欧洲，在这数世纪中还有大量其他的平行性。人们尽可以为它们列出一张同步性的表格。

对此反驳如下：

首先，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大量平行性，无论它们是否具有同步性，人们都可以说，在它们中间存在一条准则，这条准则与单个的显象有关。但只有在轴心时代，我们才能发现这样的平行性：它们不依循任何一般规律，相反，真正历史的、唯一的事实具有无所不包，涵盖所有精神显象的特性。轴心时代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世界历史整体上显现的普遍类似性，并且不仅仅是特殊显象间的一种巧合。单个显象和系列显象还不足以产生那种我们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平行性。

其次，这三个平行运动的密切关系只存在于那数个世纪之中。在轴心时代之后继续追踪这种平行性的尝试——比如列出一份覆盖上千年的同步性表格——变得越发具有人为性的特点。这些不是平行的，反而是相离散的发展。如果说轴心时代的三个运动最初看起来像是三条通向同样目的地的道路，那么最终它们彼此间变得陌生了。但是我们越是追溯从前，直至轴心时代，我们之间就越感到近似，就越感到亲切。

在我看来，轴心时代的总体观点越来越不可能是历史偶然事件主导的一场误导人的游戏。相反，在轴心时代的深处似乎显现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显现出人性的起源。在随后越发明显的相互分离之中，这种共同的东西仍然带来偶然的类似之处，带来源于亲缘性的共同源头的迹象，但没有再次在整体上带来起源性的、真正的意义共同体（Sinngemeinschaft）。

在世界历史上，唯一可以与轴心时代相较的平行性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古文明的开端时期。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一致还有上千年的差异。这里所说的开端时期处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和埃及、克里特岛和特洛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发掘物属于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河文明的开端出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

与这些古文明类似的是墨西哥和秘鲁文明，它们应产生于公元后第一千纪。

共同的地方在于完善的组织和技术上的成就。在埃及，在两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以及在中国黄河流域，都于河谷地带产生了相似的文明，它们对高度发展的生活供给进行集中管理。

此外，它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一种神秘的宗教，它不具备哲学思考，没有对救赎的渴望，也未在极限情境下向自由突破；在艺术成就方面，它们独特的风格下有一种特有的蒙昧，对于其中一些文明来说，这种蒙昧尤其显露在建筑和雕塑方面。

然而，与轴心时代不同，这种平行性并不具有精确的同步性。此外，这只是一种存在类型上的相似性，而不是精神运动的相似性。它奇异地遇到一些稳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可以从灾难造成的破坏中以旧形式重建自身。这个世界处于我们看不透的史前和不再容许精神静止的历史之间。它成了轴心时代的基础，但轴心时代却使它消亡在轴心时代之中。

3.3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事实？

倘若轴心时代平行性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问题就是，它从何而来？为什么同样的事物互不依赖地发生在这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在起源上彼此互不相识——这一开始看上去只是些表面的东西，但它其实是一个历史的秘密，我们对这个事实的研究越深入，这个秘密就越大。轴心时代极为丰富的精神创造决定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类历史。但这道谜题始终伴随着它：在这三个地区里彼此互不依赖地产生了类似的、相一致的事物。

如我们所指明的那样，除了轴心时代，这个同时性的秘密或许还出现过一次（并且只有这两次），即古文明的产生。问题是：为什么大约同时地——即便有两千年的时间间隔——在三或四个地点，由史前民族的普遍状态发展出了古文明——在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和黄河河谷地带？

人们回答：类似的任务带来了相似的结果，即河流整治（解决灌溉、与洪水斗争）。但为什么是同时的？为什么仅仅在那几条河边？为什么类似的文明很久之后在不一样的条件下又出现在美洲？

交往可能具有促发作用。具有手工业特性的文明成果时刻在地球上，或至少是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缓慢地流传。文字的发明也许先出现在一个地方，接着从那里传播开来；没有文字，管理工作，特别是河流治理工作就无法完成。然而这只是可能性。可以证实的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河文明间存在着相互往来。埃及和巴比伦之间的联系在早期就已经存在了，这种联系在公元前两千纪时已非常活跃。

但是，我们不能把公元前数千年间导致古文明的多种发展，解释成从同一地点开始的传播过程。E.迈尔 [38] （《古代史》第一卷第二册 ，第935页 ）因此说：“我们必须相信，公元前5000年时，人类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使所有根据其天性（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内在的精神力量）能够达到这一阶段的人类群体或民族有可能迈入通向文明进一步发展的轨道。”平行显象（Parallelerscheinung）的同时出现可能源于人——同作为人类——的生物学发展。人由于共同的生物学起源而内在具有的东西，它同时地、独立地显现出来，就像是两个分开成长的同卵双胞胎的生活经历一样。

但是，这种思想只是一种套话，它什么也没有解释。这种思想是空洞的，因为通过它无法进行任何进一步研究。“人类的发展”不是可以把握的实在（Realität），我们不能用它去说明一些东西。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生物学的发展似乎主要只存在于分散的一小部分人类之中，而不是由整体人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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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轴心时代同时开端的秘密与古文明产生的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深度。第一，轴心时代的同时性要更加精确得多；第二，它涉及有意识的、有思考的整体人性的精神、历史发展。自古文明的开端起，这三个区域就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纪里完成的创造，成为其后全部人类精神的历史基础。

这些发展有独立的起源。真正的交流和彼此的推动是不可能存在的。自佛教在轴心时代末传入中国起，印度和中国在精神上的深层次交流才开始建立起来。印度和西方之间虽然一直存在往来，然而大规模的交往在罗马时代经由亚历山大港才得以实现。但是，印度和西方的发展之起源完全不是，其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也并不是明显地通过它们之间的来往促成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人们是如何解释这个秘密的——

拉索尔克斯 写道：“这种奇特的同时性的基础只可能在于人类生活和民族生活内在的、实质上的统一性，只可能在于人类总体生活中一次促动了所有民族的共同震荡，而不在于某种民族精神的独特绽放。”但这不是解释，而只是对这个秘密的又一种表述。

V.冯·施特劳斯 谈到一个神秘的规律：

“历史上并不缺少类似显象，并且由它们可以推断出一个非常神秘的规律。一方面，由于统一的起源，这种显象虽然可以在人类的总体有机发展进程中找到它的根据；但另一方面，它也以更高的精神潜力的作用为前提，就像自然中的花朵，只有当使它生机勃勃的阳光反复照耀它时，它才能灿烂绽放。”但是这些措辞就像拉索尔克斯一样，只是改写了这个秘密。此外，它们还犯了这种错误，即为了得出总体历史中所谓与轴心时代相似的共同性，它将轴心时代的平行性这一绝无仅有的历史事实一般化了。

盖沙令 [39] 说（《起源之书》 ，第151页 ）：“一代又一代，人们显露出同样的特性，并且朝着同样的方向发生变化。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巨大的空间中，在相互间完全陌生的民族中，上演着同样的转变。”但是，这仍然只是一种对谜题的改写，并且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改写，因为它完全沉浸到生物学领域里，但却没有一丁点生物学的出发点。

所有这些解释都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不是人类，不是当时已经遍布整个地球的所有人，而仅仅是少数人，相对来说是极少数人，在这三个地点迈出了这一步。就像那些古文明一样，在这里涉及的根本不是整体人类，而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人们尝试不以人类生物学为根据，也不以某些虚假的一般性、人类在整体上的相关性为依凭，而是将少数几个民族完成这场革命的原因追溯到人类内部的历史共同起源 上。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起源。我们假定，它是史前时期在亚洲中心地区逐渐形成的。从这样一个共同的起源出发，或许可以将平行的发展理解成是同源的。但是这样的思想至今无法得到证实。它不大可能成立，因为这要将如此不同的民族群，如中国人、印欧人和闪族人置于一个共同的起源之中，但这个起源实际上或许只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民族的历史开端早上几千年——这在生物学上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段，基本不足以产生根本的种族差异。

对于这个问题：因何而有同时性？至今为止只有一种假说在方法论上是值得讨论的，它由阿尔弗雷德·韦伯 提出。战车民族以及之后的游牧民族自中亚入侵——他们事实上到达了中国、印度和西方，入侵给古文明带来了马匹，并且如韦伯所言，这种入侵给这三个区域带来了下列相似后果：这些游牧民族的人借助马匹体验到了世界的广阔。他们征服、强占了古文明。伴随着冒险和灾难，他们体会到此在的不确定性，作为具有优越感的人，他们发展出一种英雄的、悲剧的意识，并在史诗中将其表达出来。

这一历史转折是通过印欧人中的游牧民族完成的。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他们来到欧洲和地中海。公元前12世纪，他们带着一种新的强大的冲击力登场，到达伊朗和印度。同样的，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两千纪末时去往中国。

在此之前，从欧洲到中国存在一些可以追溯到久远过去的古老文明，人们将其中一部分定性为母系文明，或者是定性为定居型畜牧业文明，又或者是简单地描述成居住在欧洲直至中国这一文明带上肥沃区域的繁荣的居民群，这些居民群各自处于一种自成一体的封闭状态。

历史演变为这两股力量的冲突：古老稳定的、受到束缚的、尚未觉醒的母权制度与游牧民族的崭新运动的、解放的、开始具有意识的趋势。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点指出欧亚块上一个实际的统一性。但游牧民族的出现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很难估量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局势虽然创造了条件，但那之后创造性活动又是为什么开始的，仍旧是一个巨大的秘密。韦伯从游牧此在的人的特点中得出了简单的、因果性的解释，他的论点具有其独有的启发性。但是它最多只是指出了一个条件。轴心时代的内涵是如此特殊和包罗万象，人们不由得犹豫，是否要把它归结到这样的原因上，即便只是将这个原因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中国就是反例，中国虽然为轴心时代创造了丰富的内涵，但却没有悲剧意识和史诗（在中国，公元后数世纪中才有与史诗相类似的东西，它出现在同新民族的长期纷乱的时期中，这相当于我们的民族大迁徙）；此外，反例还有巴勒斯坦，那里的居民没有与游牧民族混居过，但却借由先知形成了轴心时代精神创造中重要的一环。

考虑到以下事实，这一假设同样丧失了其说服力：运动，迁徙，征服，在数千年间早已席卷过各个古文明。此外，还有这一事实，即从印欧人——他们分散超过一千年——入侵到轴心时代精神发展的开端，中间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潜伏期，但在那之后，轴心时代的开端却实现了不可思议的精准同步性。

基于以下事实，人们必定对轴心时代的历史基础产生疑问：即轴心时代关涉到人类内部的一次觉醒，它发生在狭小的区域中，绝不是所有人的觉醒。事实是，这不是一次普遍的人类发展，而是一个特属于某些地区的、有分支的历史过程。

阿尔弗雷德·韦伯富有创造性地用一个明确的、可以检验的、能通过可能的讨论得出丰富成果的答案切入这个问题。相比之下，人们常常不加论证地就断言印欧人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以此来遮掩这三个独立起源互相之间并未有过接触这一秘密。人们毫无意义地说，或许，那里曾经存在过我们再也无法追溯的影响。人们指出整体欧亚板块的历史统一性，这种统一是由发端于中亚的不断的进攻、迁徙和征服所决定的。此外，人们还指出在技术上和在出土物花纹鉴定中得出的可以证明的平行性，而它们可以追溯到史前早期，并且可以引出如下结论：在整个广阔的大陆上存在着持续的交换（Austausch）。但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反驳——轴心时代的精神运动所具有的那种同步性和在内涵上实现的升华，是无法通过迁徙和交换来理解的。

要对轴心时代的显象做出最简单的解释，似乎最终要追溯到有利于精神创造力的共同社会条件上：大量小国和小城邦；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烽烟四起的时代；在繁荣的同时，也存在因战争和革命而导致的贫困，但都没有发生普遍的、彻底的毁灭；质疑目前为止的状况。这些是社会学上的考量，它们对形成方法论上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最终只能揭示事实，而不是从因果关系上解释它。因为这些状况同属于轴心时代的精神总体现象（Gesamtphänomen）。它们是促使创造性成果产生的条件，但并非必然条件，并且它们自身也有疑问尚待解开：它们之间的共性又从何而来？

无人可以充分领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必须围绕着轴心时代这一突破的事实，从多种多样的角度中把握它，阐明它的重要性，这样，它才能暂时地作为一个不断增长的秘密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说的这一切，可能看起来就好像是我想要证明这之中有神性的参与，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绝不是这样。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认识向伪认识的危险跳跃，而且也是对神性的无端侵扰。相反，我只想防范空洞、不费力的历史见解——把一切解释为可以理解的、必然的人类发展过程；我想使人意识到我们的认识与各自的立场、方法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并借此使人意识到所有认识都有其偏颇；想要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并且为可能的、新的、我们还完全不能够提前想象的认识萌芽留出空间。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对这个秘密的惊叹本身就是富有成果的认识行为，甚至也许正是我们所有认识的目标，即通过最大限度的知识进入真正的无知，而不是让存在消失在绝对化之中，变成封闭的认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