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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1 社会主义
2.1.1 社会主义的源头和概念
数个源头哺育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在一百余年来导致了只有将这些源头相互结合在一起才能满足的要求：
技术要求劳动组织。机器技术需要大企业对它进行操控，需要集体合作。
必须为所有人供应必需的消费品。每个人都要求生存的可能性。
所有人都要求公正性，并且在意识觉醒的今天，人们能够理解和表达自己的要求，并为之辩护。公正性既涉及劳动的方式，也涉及可支配劳动产品的分配。
今天，无人可以回避这些要求。困难不在于证明其合理性，而在于实现它们的方式。
今天，以公正性为尺度，以否定特权为前提，旨在建立所有人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秩序的一切意向、趋势和计划，都被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今人类的普遍趋势，它趋于对劳动和劳动所得的分配进行组织，以使全人类的自由成为可能。就这点而言，今天每个人几乎都可说是社会主义者。所有党派都提出过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
然而，上述内容对于确定真正的现代社会主义来说是远远不足的。虽然，社会主义从公正性原则出发进行思考，但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形态下，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同时是人类事物进程的全面知识。它以所谓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将实现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必然性。共产主义者自己的行动就是在对这种必然性的确信中做出的，他的行动只是加速了这种必然性的发展。然而，根据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洞见和意图，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可以为人类实现秩序的公正性，并且会使人性本身发生变化。人将不再遭受由阶级划分导致的自我异化，并将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精神成果，伴随着所有人团结产生的和谐幸福，在无阶级社会中获得自己真正的本质。
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显象，它将人类的拯救建立在它所理解的科学基础上。除此之外，它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
根据辩证的历史观，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必然经过一个极为艰难的过渡阶段。阶级统治决定了资本主义当权者的精神状态，因此，想要通过资本家主动放弃权力，通过自由的、在谈判中达成的一致来构建新社会，从而和平地实现目标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公正和自由的转折点。
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权力，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权力将归于无产阶级专政。其次需要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计划。
2.1.2 权力
思想可以使我们产生错觉，仿佛那些合乎真理的、公正的事物都必定会实现。认为自己合乎真理的思想可以错误地以为，其正确性必会促使其实现。思想虽然会唤起动机，但只有在拥有权力的实际条件下，它才能在事物的实际进程中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权力来实现，在遇到反抗时，这种权力能够使用暴力。
社会主义思想的能量如何与权力相结合，如何利用权力、耽于权力或主导权力，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自由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了在公正性中赢得自由，社会主义必须团结在暴力面前挽救人类的各种力量，既反对专制者的独断专行，也反对群众在一时的多数派中任意妄为。这历来就只能通过法制实现。
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政治自由原则正处于危险之中。只有吸收了这些原则的社会主义，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变得具体、人性化；才能避免教条的抽象化。而根据抽象的教条采取行动意味着踏上通向不自由的道路：由于公正性要求所有人共同统治，它会不知不觉地导致由煽动者掌控的群众统治，而这些煽动者随即变成专制者，他们使所有人成为奴隶，将生活的基础奠定在畏惧之中。在这条道路上，专制者不断增长的恐惧会迫使他们加强政治恐怖，因为他们始终生活在不信任之中。而专制者的行为又反过来会使所有人生活在畏惧和不信任中，因为每一个人都始终处于威胁之下。
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假如权力通过计划不断增长，导致了全面计划（Totalplanung），那它就会主导社会主义，而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计划只有通过权力才可能实现，全面计划只有通过绝对权力才可能实现。只要法律允许资本任意积累，垄断就可能形成。垄断会导致凌驾于消费者之上的权力，并且也会导致凌驾于垄断企业的工人和职员之上的权力，因为在相关劳动领域内再无其他可能的选择：解雇就意味着毁灭。全面计划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实现，更确切地说，它通过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实现；或者是这个国家通过全面计划获得绝对权力。在由国家实现的全面计划面前，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下垄断集团的权力都无限渺小。这种全面计划是一种囊括私人生活，并对其拥有绝对控制力的权力，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1.3 计划和全面计划
计划的难题引起了全世界思想家的不安。巨型计划及其实行就在眼前。
每一种根据目的所做的安排都是计划。在这个意义上，计划历来就是我们人类此在的一部分。没有计划全凭直觉生存的是动物。为了在计划的多样性中找到我们的道路，我们来做一些区分：
谁来计划？要么，计划源于私有企业竞争中的私人自发性——其红线是某一领域内的得益者相互联合，以消除行业竞争，形成垄断。要么，计划由国家制订。国家或在制订计划时，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主动性秩序的限制；或是它自己采取一开始就带有垄断特征的行动——如果国家在全面计划中把一切都完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那么它就踩到了红线。
计划什么？一个企业，或是整体经济，或是一般人类此在的总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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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计划始于经济，即便到今天，它真正的领域依然在这里。计划经济源于困境。经济领域内的人类合作最初并不是在有整体计划的情况下产生的。计划是为应对灾难的处境，为应对劳动过程及整个企业遭受危害的处境形成的：人们该如何才能改善处境？如何才能自救？
世界经济直到19世纪末才形成。从前，经济在地方上已经可以得到足够满足，因而是自给自足的（最多通过贸易为少数富人提供非必需的奢侈品）。与此相反，现在，日益富足的所有民族都通过交换原料和大规模产出的产品而相互依赖。
与新的依赖性一同到来的是大多数人起初都无法理解的经济紊乱（例如，当小麦价格依赖于加拿大或俄罗斯的收成时，甚至当小麦价格剧烈波动，整个农业的繁荣都依赖于斯时）。人们在困境中呼唤国家援助。所有得益者——他们之间存在诸多矛盾——都想要通过国家获得保护。其后果是竖起的壁垒、闭锁的状态，它们始于关税和出口规章，以极权政权下新的、有意为之的自给自足告终。这一切在和平局势下仍是有限度的，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上升为全面计划。我们把目前可以看到的可能性做一个对照：世界经济使所有人变得富裕，其发展在整体上并无计划，而是通过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在应有的限度内理性进行的。它的发展以世界和平为前提条件，并且以和平为目标。——强制在整体上推行计划，这看似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伴随着不断增长的贫困。这种强制破坏商品流通，或是将流通置于国家监管之下，而其尺度只是某国自己的一时利益。它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并且产生新的战争趋势。
简言之，计划源于某种困境。作为最大的困境，战争是全面计划的源头。
而通过全面计划实现国家权力意志、防卫和征服意志，使当前力量达到最大限度，会改变这种困境中的计划的意义和正当性。全面计划包括以最严重的物资短缺为代价生产战争武器。总体此在全被孤注一掷地压在征服上，而征服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通过劫掠他人来挽救自身的破产处境。为了服务筹划中的战争，或是为了防范战争的到来，那些有利于战争行动的东西将得到长期确立。
于是，一种新动机随即产生：在战争时期被迫形成的绝对权力状态，应作为长期持续的绝对统治状态沿用到和平时期。如果说第一种动机将战争看作常态，和平只是为了做好战争准备，那么这第二种动机或许已经将和平看作常态。但是在和平中，所有人的最高幸福、公正性以及必要的自然需求，都应该通过长期持续的全面计划以及同时相伴随的绝对统治来实现。这里掺杂了一些错误的思想：
（1）在困境中，如战争或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困境，为筹措和分配食品进行全面计划显然是公正地应对短缺的唯一手段，它使每个人都得到不多但是均等的食品。而在这种非常规状态下，对有限的目的来说具有意义的做法，却被沿用到经济、劳动、生产、供应的总体当中，不仅如此，还被沿用到人类的整体此在上。帮助人们应对短缺的形式成了生活的一般形式。
（2）人们认为，机器技术从本质上要求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来操控它。然而，技术所必需的大型劳动组织是有其界限的，超出了这个界限，技术的生产能力就会下降。巨型的劳动组织会变得僵化，它们只想维持自身，而不愿做出改变，并且在垄断化过程中敌视新发明。只有在竞争中，不受指令的束缚，人们才能充满信心地期待发展和进步，尝试新事物，把握机会。只有在竞争中，人们才能完全发挥所有精神力量并逐渐取得成功，因为如果这些力量不能发挥作用，人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威胁。
（3）对公正性的要求针对的是贫困和骇人听闻的不公，而这被认为是在自由主义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人们在这里指责自由主义（Liberalismus）的基本思想，而人们指责的问题实际上源于自由主义思维中的灾难性混淆，这些混淆服务于利己主义的利益。如李普曼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的理论混淆了法人团体（Körperschaft）的特权（人们事实上能够废除它）与不可侵犯的人权，混淆了法人的有限豁免权与自然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混淆了垄断组织的所有物与私人财产。反对自由主义思维错误的斗争是正当的，但它不能变成反对自由意向本身的斗争。
2.1.4 经济观：自由竞争还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存在于竞争及自由市场受到限制或被消除的地方。它始于以托拉斯形式建立起垄断的大企业，然后从垄断发展成国家经济。
人们提出以下关于经济的问题：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在竞争中，在自由主动性的相互作用下实现所有人的理性；还是在全面计划中，由少数技术人才的理性实现所有人的幸福——哪一种更有成效？是在市场上承担风险并在竞争中做出决定；还是由官僚机构通过委任、分配劳动与收益进行操控——哪一种更可取？是由竞争决定成败的市场，还是大人物们通过官僚机构做出的单方面指令？——法官应该是谁？
在自由竞争中，任何人都可以使他的产品、成就、思想、创造得到重视，只要它们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所有人极其多样的趣味、需求、意志都在发挥作用。做出决定的是全体民众，其中也包括少数派。自由竞争下的氛围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无限丰富的。独特的精神可以为自己塑造出独特的环境。在竞争中产生了动力。竞赛在任何时代中都带来了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虽然，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中，全面计划意味着关停市场，以利于统计估算，并根据相关负责人的知识、目的和趣味来决定劳动、生产和分配。支持全面计划的人称赞它是理性地满足需求的经济，与之相对，自由市场经济则被贬低为利润经济。
然而显然易见的是，全面计划从经济事务出发，间接地把操控整个人类生活，甚至是操控精神创造的世界当作目的，而精神创造比其他活动都更加依赖于最自由的个体主动性，它会在任何一种有计划的操控中窒息。在自由主义的世界里，就算是威廉二世 [51] 的趣味在根本上也只是私人趣味，即便这种趣味通过财力和唯命是从的国家机构成为一种被过分吹捧的实在，但它也依然处于一种更加广博、不受这种趣味影响的精神生活内部，并且会因它的空洞而遭到这种精神生活的轻视和嘲笑。然而在极权的世界里，希特勒的趣味甚至决定了谁能够作画，而谁不能。
个人不再拥有优先选择某样东西来满足需求的自由；供应不再多样，人将不再有机会尝试某些东西是否会得到人们的喜爱。例如，康德著作的受众只是少数人，它们在计划经济中将不再有存在的位置，因为在计划经济中，除了掌权者的心情或国家领导人的教条之外，只有群众的长期需求具有决定性。或者只要国家领导人愿意，他们也可以下令大量印刷出版康德的“三大批判”。自由需求下无法估量的多样性除了可能产生大量刻奇 [52] 之作外，也使最优秀但尚不出名的创作者有可能获得良好发展，因为总会有一些群体响应、渴求、购买他们的作品。相反，计划经济必须以有限的商品清单为前提，这份清单遵循的是群众需求。决定什么精神产物应该得到发展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官僚机构的首脑。
事实表明，经济上的全面计划无法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会涉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经济的操控会带来与之相符的生活方式，并且它会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继而操控整个生活。
如果一个人相信竞争会激发人类所有力量，信任事物在这种条件下的进程，并因而渴望经济自由，那么他就会不断要求进一步去除枷锁，开放国界，建立普遍而自由的世界交往。在由他设想的未来图景中，官僚政治会减弱。
如果一个人因为无秩序、不可预测的经济危机、劳动力的浪费和生产过剩、变得没有结果的竞争及失业和饥饿带来的不幸，在技术提供了致富可能性的条件下，将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全面计划上，他就会不断要求权力更进一步集中，直到所有的一切都由一个中心来操控。
一些人反对这种二项选择，认为两个选项都是不正确的：真相是排除极端后的中间道路。但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基本决定：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将拥有优先地位。在做出这个基本决断后，虽然我们在接纳另一种立场时会将它置于从属地位，但这样可以避免它在总体上成为唯一可能性。
在自由市场经济 中，不论人们走什么道路都需要有深远的计划，但这种计划是有限的。人们会先将不干涉纳入计划之中，然后再将条件重新建立起来。在重新建立的条件下，竞争作为筛选和证明的方法得到保留。不计划的计划通过法律创造了架构和可能性。
此外，在一些领域中，计划在有限的范围被相对全面地推行——即消除竞争，例如：电力和自来水企业，铁路和邮政；开采完全按量计算的原料的行业，如采煤业等等。在这些领域中，自由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下来：获取这些原料的可能性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开放的、均等的，而不会将它们有选择地分配给受欢迎的买主。
生产资料供应充足的国家，其经济状况与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短缺状态不同。在前者的前提下，问题在于，在哪些环境中，在何种程度上，由最庞大的组织实行经济指导计划才是有意义的。无论如何，效率最大化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即便在困境威胁到此在，变得具有绝对迫切性时，为了有利于自由，我们也甘冒危机的风险、承受短缺的代价。但是，如果要制订计划，我们就要在私人组织的计划和由国家制订的计划中二选一。诚然，如果要保护整体利益，那么垄断组织就必须处于受法律限制的国家控制之下。但鉴于国有企业无法盈利以及劳动效率下降的经验，鉴于在官僚化中产生的办事懒散拖拉的风险，以下问题始终存在：私人垄断组织从自身经营出发进行自我调控引导，并通过这样而做出的计划，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国家计划，能够更好地达到目标？判断的标准应该是如何能够避免这种危险：自然竞争的刺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制劳动的国家恐怖措施，如剥夺罢工权利，禁止自由迁徙，消灭劳动者为争取从未最终实现的公正性而斗争的全部主动性。
如果技术机制要正常运转，那它将不可避免地在计划和组织方面产生一些影响，而这些影响与自由竞争、法治国家和人类自由似乎在根本上并非不可相容。
全面计划 ：它无法使人们通过竞争获得动力，因此它寻求制造这类竞争，例如效率竞赛。但这不具有自由竞赛的原则。裁判早已预定，裁决也不是由可以信赖的内行专家从人们职责的本质出发作出的。而某些与职责本身关系不大的品质，却在选拔中得到了优先考虑。本应得到激发的主动性，却在各种条件下受到了限制。整体趋向机械劳动导致的烦闷，人们感受不到任何通过自身成就开辟自身道路的希望。
我们眼前有两大趋势。在我们采取明确行动之前，我们必定已经在这两者之中选出了一个，它是我们各种决策的源头：
要么，我们在自由选择中面对有包容性的命运。我们相信，在各种力量自由的相互作用下会产生种种机会，即便这种相互作用也常常产生许多荒谬的事物，但是我们总有纠正它们的机会。
要么，我们面对由人们全面计划的世界以及它在精神和人道上的毁灭。 [53]
2.1.5 计划的手段：官僚制度
凡是需要大量的人有序完成的事业，都需要官僚制度。因此，凡是存在这类事业的地方，官僚制度就会出现。在古埃及，在各古代世界帝国，在腓特烈二世 [54] 的诺曼人国家中，它都发挥着作用，但在希腊城邦里，我们看不到这种作用。现代技术为官僚制度的组织和影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现在，它可以真正极权化。
官僚制度是建立在公职人员（文职人员）发布的规章和指令基础上的统治。它就像是一部机器，通过公职人员的特性和意向运转。
我们可以简要地描绘一下公职人员类型层级的特点。
理想的公职人员几乎像一名研究者一样不断思考他的职责。就像120年前的一位高级行政官员一样，当他临终前被问到在想些什么的时候，他回答道：国家。理想的公职人员自觉自愿地遵从各项规定；明白官僚制度的职责所在，并谨守其意义；亲身体验必须由其决定的具体情况；拥有将官僚主义行为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职业伦理，并不断问自己，官僚制度在哪里是可以避免的；力求使官僚制度快速明确地运转，且在运转中保持人性化和有益性。
更低一层级的是热心职务的公职人员。他们已在官僚制度中感受到乐趣，并通过自己勤奋的工作努力使官僚制度的运转扩大化、复杂化。他们享受自己的职能，但能够依据各项规定正直可靠地完成工作。
第三个层级的公职人员已经丧失了职业伦理——对国家与职务的忠诚和令人信赖的正直。腐败和心情成了他们的行事准则，空虚感和无意义感侵袭了他们的内心。他们变得懒散，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坐满办公时间。谁要工作得勤勉些，反会被当作是搅乱平静的人。他们并不钻研具体事务，只是不断地进行程式化工作；并不解决困难，而是消除困难。他们办事犹犹豫豫，能拖就拖，把所有事情都弄得含含糊糊。这一类公职人员享受权力，因为权力使这些在其他地方软弱无能的人能够在某些方面决定他人命运。工作责任、公共利益、公正性等套话给他们沉闷乏味的氛围艺术般地镀上一层光亮的外表。他们把坏脾气发泄到无力自卫的人身上。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他们并不像一个企业对待自己的顾客那样，表现出友好且乐于助人的态度，而是像主人对待自己的所有物一样。这些“官方傲慢”的载体变得不礼貌；在与民众的交往中肆无忌惮、虚伪狡猾、摆出一副恩主似的面孔；让人等待、推迟、回避、拒绝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官僚制度最开始是有意义的、自我节制的，由人的人格支撑起来的统治形式，但后来则变成了普遍上具有阻碍性和强制性的空洞机制。从事实出发，官僚制度的这种堕落的特点可以用以下方式表述出来：
官僚制度是手段。但它趋向于将自己变成目的本身。在这种转变中，关键的一步是作为服务工具的官僚制度变成逐渐独立的官僚制度。于是，变得自主的（autonom）官僚制度已不具备自我节制的伦理，取而代之的是无限自我扩张的趋势。
首先，这在于规章管理的天然性质。如果官僚制度的措施酿成了灾祸和混乱——成为民众的负担，牺牲了民众的利益，这时官僚制度不会再有责任意识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这一切只会成为制定新的、范围更大的规章的导火索。官僚制度相信规章管理是一剂万灵药，这种信念使它力图消灭人在自由活动空间中的主动性，以及通过灵活的头脑实现的自助（Selbsthilfe）。如果遇到困难，那便只有一条出路——新的规定。这条道路意味着官僚们的属下阶层特点是将把所有缺乏具体建设性理念的人全面同化为属下阶层。法令不断地复杂化加之对民众权利的剥夺，这同时迫使民众不断为实施官僚制度的法令提供更多劳动力。最终，所有人都将陷入对这一非生产性机制的服务当中。
此外，这种转变还在于官僚机构中所有公职人员利益的一致性。官僚机制必须持续存在，并不断扩张，因为就其中所有人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它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一机制本应服务于民众的利益，然而现在它却服务自身。它要求巩固自身，要求保障自身。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这一机制的不断复杂化使它摆脱了公共监管。它变得令人捉摸不透，针对它的批判越来越无从下手。最终，除了这个机制内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再看清它，并且即便是这些内部人士，也只能看清他们自己的那一块领域。无论是民众，还是最高行政机构，都无法攻击这一机制。它的存续依靠其内部人员的利益一致性。
即便一个独裁者用上所有恐怖手段将这一机制转化为他手中的工具，它的这种状态也依然会保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机制虽然会因其内部人员的氛围而发生变化，成为实现政治恐怖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和团体不断受利或受害，但不会有任何人拥有绝对权力。通过参与政治恐怖，这个机制的自主性得到新的增强，甚至是命令它的独裁者也必须顺应它内部的利益一致性，必须容忍因他而进一步加重的腐败。
2.1.6 有意义的计划界限
只有当下列问题出现时，我们才会把计划当作一个难题来讨论：计划是否应该局限在明确的单个目的上？是否应该由各种力量的自由作用来决定事物的整体进程？或者，是否应该通过一个计划为所有人安排好所有的行动？我们应该采取有限的计划，还是全面计划？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有可能进行计划的事物和不可能通过计划获得成功的事物之间是否存在一条界线？如果这样的界线存在，那么我们能够确定它吗？
全面计划必须以全面知识为依托。在决定是否制订全面计划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是否存在真正的全面理解以及一种对整体的知识。
全面知识看上去有可能描绘出未来的蓝图。而这种蓝图将变成人们行动的纲领：人们要求通过自己的行为促进那些确定会到来的事物；人们要求通过知识指导的行动参与到事物必然的进程中去。因为人们了解整体，因此人们同时想要积极地掌握整体。
但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全面知识并不存在。即便只对经济领域而言也是如此。
没有人能够通观各种经济实在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我们永远只了解一些简化的方面。我们始终已经生活在一个无意间创造出来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当我们从有限的知识出发追逐有限的目的时，我们会带着这些目的引发料想不到的后果。任何意志都不能从整体上创造世界，任何认识能力都无法认识世界的全部。这就如同我们可以照料有机的生命，但假如我们对它进行全面干涉，就会摧毁它，并且无法将之复原。人历史地创造出来的此在世界也是一样。在一个兴旺发达的经济中，有几乎无限多的因素决定了它的繁荣。任何知性都无法从总体上将这些因素计算出来。经济科学本身是一种尝试的手段，而不是整体的认识体系。
然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关于人和历史的知识，与关于自然以及经济关系的知识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所有的是一种直观性的认识，它不具备可应用性：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并去理解它们，通过分析和研究使它们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进一步看到人格的意义，设想与超越有关的可能的人的生存。但我们无法将这些作为目的：形成一种人格，创造一种文化，生产一个精神巨作。我们的意图总是会成为这些可能性的先决条件，或是通向它们的道路，但这些可能性本身在根本上是无意中实现的。不仅如此，假如我们恰恰将那些究其本质无法有意为之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反而会毁掉它们——比如，形成一种人格，但我们的人格只能是被赋予的，即便我们的意愿和行为始终带有这样的目的，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动是这种赋予的条件。在这方面，如果我们由于直观性的或是设想出来的知识，而想要采取有目的的行动，便会造成一种根本上的颠倒。只有当目的有限的时候，我们才能凭借认识和手段有计划地达到目标。但在有生命之物上，情况又不同：将他们作为我们的意图，并去计划他们，恰恰会使他们灭亡。因此，有可能实现的事物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干扰它、不摧毁它的情况下，带着目的去谋求它。
尼采说过：“无论如何，如果人类不想通过一种有意识的总体治理而毁灭自身，就必须事先获得一种对文化条件的认识，并以此作为普世目标的科学标准，这种认识必须在程度上超越此前一切相关认识。” [55] 这之中包含着对当前所有过早的尝试的警告——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错误：尼采认为，全面认识有可能成为全面计划的充分前提，全面计划取决于它，或以它为手段。然而，由于统摄的整体具有非对象性，因此全面知识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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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确信：一种全面计划根本不可能是有意义的方式。它的前提是对我们自身知识和能力的错觉。制订所有计划的关键都在于始终要在具体情况中看到界限，一旦越界，我们制订的计划就会从有意义的局部计划，变成有违本意的、破坏性的整体计划。因此，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效、有意义的计划的范围是什么？原则上，以下事实证明了计划的界限：
（1）我们从不了解整体，而是永远身在其中。
（2）一切行动都会产生出乎意外且无法预料的影响。
（3）我们只能为机械的、符合理性的事物制订计划，而不能对有生命之物、精神上具有理性之物做出计划。
尽管全面计划是不可能的，但这样的倾向却依然存在。这种倾向的主要源头有两个：技术的典范作用以及历史上所谓的全面知识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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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中的全面计划源头 ：当技术出现紊乱时，人们便会尝试通过有目的的计划来消除它们。为了利用技术反过来克服技术造成的弊端，技术的发展要达到非同凡响的地步。人们改进机器，创造尽可能舒适的劳动条件。但在这些有意义的举措之外，人们还借助一些看似合理的措施来帮助自己。
比如，人们通过买断新专利来应对快速变革带来的危险。人们尝试通过有计划地规划休息时间、安排住房、组织私人生活来抵消人们的不满、疲乏和空虚。
不仅如此，人们想要将领导本身技术化，从而防止技术在整体上缺乏领导：在国家社会主义中，人们认为对整体的组织可以使正确的道路通过监管和计算，在确凿的认识下几乎自发地显现出来。
在技术领域内，人们通过计划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果，这使一些人由于技术的魅力和思维的鲁莽走上一条通向技术统治思想的道路——即通过技术本身来领导技术，并相信这将克服所有弊端。坚信科学无所不能的科学迷信催促人们走上全面计划的道路。技术时代寻求以技术实现重建整体人类此在的理念。
然而，利用技术本身并不足以将技术引上造福人类的道路，甚至必定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说到底，以恶除恶是行不通的。
从整体上重建人类此在是无法计划和安排的。首先，人必须不间断地生存。人一刻也不能中断他的生存以使整体从头开始。人必须始终将每时每刻的既定现状作为他的出发点。其次，人们无法通过技术来实现对技术的控制，也无法通过技术统治来克服技术弊端。相反，技术统治也许恰恰意味着最终的均质化、瘫痪和奴役。
在技术界限之外的自由正是人本身——是不让自己陷入纯技术的强制性，而从更深层的起源中获取力量的人。一切计划以及行动的界限，都在于人必须自由才能把握机会之处。在这里，人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可能性，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预测的，但假如人将这种可能性作为目的去追求，便恰恰会阻碍或是毁掉它。这种可能性从未来迎向我们，它是出人意料的、简单的、具有压倒性的，它超然于一切技术之上，并将技术本身包含于其中。如果人面对的是这样的开放性，如果他的生活出于这种开放性，又趋于这种开放性，那么他就会从世界观的技术化中解脱出来，摆脱当今如同理所当然般发挥作用的存在意识的技术主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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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谓的全面知识中的全面计划源头 ：作为世俗的全面知识，历史哲学源于基督教历史思考的世俗化——由创世、原罪、圣子降临、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构成的唯一的人类历史。奥古斯丁的全面历史观源于宗教天命思想，它逐渐转变成概念的必然性思想。这种思想在黑格尔那里辩证地支配了历史；而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必然性中，这种全面历史观作为辩证思想，与因果思想不明确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因为相信历史进程中存在可以认识的必然性，科学的因果思想在历史学者庸俗的理解中被推广到历史进程的整体之上。
从这样的精神世界里产生了一种在今天几乎是十分自然的错觉——人们能够理解历史的全部。在这种错觉下，人们怀有不确实、不明确的观念：事物的总体进程是必然的，是从根本上已经规定好的；假如人们进行充分的研究，便能在这种必然性中认识事物的总体进程；过去的事物会以无可抗拒的必然性决定未来；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可以推导出未来的进程；错误预测的根源不在于原则上错误的前提，而在于不够充分的认识，这种认识必须在原则上加以改进，以达到充分的程度。
个别的准确预测似乎证实了这种基本观点，如伯克惊人准确地预测了法国大革命的进一步进程，以及布克哈特对未来状况的描绘和尼采对虚无主义的预言。然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洞察，对现已存在的事物做出的预测。
历史的世界在细节上充满了人们能够研究明白的因果关系、动机关系、形势关系、背景关系，但历史的世界在整体上是无法预知的。所有我们能够通过直观而清楚认识的关系，都是部分上的关系。对它们的认识永远不会变成有根据的整体认识。
对历史的全面理解的错误表现在：通过将某一种可以明确认识的因果因素绝对化（例如历史中的经济因素），或是通过将所谓从本体上得到把握的单一进程全面化（例如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辩证法），在单一因果关系的思维中把所有事物归结到一个原理之上。
我们的任务是：在历史可能性的空间中生活，看到开放的世界——人处于这个世界之中，而非超然其上。我们可以通过构想，通过描绘连贯的发展图景，通过尝试从当前和过去的实在中牵出种种线索并将其延伸向未来，而使这个空间变得明亮起来。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图景、思想和构想来驾驭我们。它们是一些方向，并且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将它们当作对现实的认识，那么对真理和行动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只有保持整体开放的可能性，我们才能保持自己在部分中的行动意义。
当然，说明意义和通过因果关系认识历史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指明那些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地方发生的、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事物，同时将它们与对我们而言历史最为重要的东西联系起来：成为人意味着获得自由；成为真正的人，这就是历史的意义。欧洲的希望在于——会有一些东西出现，它们迎合我们的这一意义，并帮助我们去实现它，然而，只有当我们积极地去把握这些东西，它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功绩和过错，一切如自然般发生，那么历史中就不会有任何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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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全面计划都是在处理人的问题，这就好像人熟知人类，才在这一基础上有所期待。对此，有两种相反的立场。
人是始终如故的。把握人一时的样子，便可以建立起社会的结构，以便为所有人——人的本质是不变的——谋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自由。
或者，人并非永远如故，而是会随着他所处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并因此走上不可洞察的变化之路，代代不同——因而，人应该建立起社会的结构，以使人朝着真正的人性的方向变化。人性的理想成为计划追求的目标。伴随着人的改变，一些新的社会状况会有实现的可能；而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状况，新的人才有可能产生。这就好似制订计划的人能够清楚地通观人类，并想要创造人类，如同一名艺术家从已有的材料中创造出他的艺术品一样。这是一种自大——人将自己摆在了超越人类的位置上（如在青年马克思的理念和尼采的超人理念中）。
然而，两种立场都是不合事实的。它们都没有指明正确的道路。更确切地说，我们只能把这样的决心作为我们生活的出发点：为自由而发挥作用，并且在克制自己不去探究这一决心能够带来什么结果的前提下，使这种决心本身成为一个因素。这是现代的问题如此迫在眉睫的原因：计划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有可能的？我们制订计划以及采取行动的界限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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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然在不了解整体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因此也不了解我行动的所有后果——同时，这种行动会成为整体的一个因素，在整体中，我想要通过行动来获得真相和最佳效果。
如果不论是对我的认识而言，还是作为未来可能实现的事实而言，都不存在一种组织世界的正确方法，那么我就必须放弃将组织世界的正确方法、圆满和已理解的整体作为自己不自觉的知性标准。相反，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位于世界整体中的位置上进行思考、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在整体的环绕中计划和打算，在此同时，整体并非作为可知物，而是作为理念存在于我们的当下。
因此，对未来保持开放是自由的条件，而见解的广度则是人们在当下做出明确决断的条件。人们寻求通过衡量可能性与机会做出正确的决断。推测未来不是洞察某种明确的必然性，而是洞察一个开放的可能性和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空间。
2.1.7 社会主义和全面计划
作为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确信必将拯救人类，在拯救人类的满腔热情中，它以暴力通过全面计划塑造未来；而奉行在自由民主的共同作用中逐步实现自身理念的社会主义，与前者是不相通的。前者用以科学面貌出现的信仰消耗献身于它的人们，将不信仰它的人们当作可以用暴力支配的材料。后者并不使人陶醉，它立足当下，需要清醒的理性和不间断交流的人性。
当社会主义在实现进程中碰到界限时，只有镇定的理性才能有所帮助。比如会有这样的问题：有计划的劳动组织必须达到什么程度，能够到达什么程度？在它超出这种界限时，是如何毁掉自由的？另一个问题是，公正性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平等，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职能的不同，取决于不同职能决定的不同生活方式？仅仅依靠数量和计算无法赢得公正性。在质量的千差万别中，公正性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任务。
有别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将起初真实的趋势绝对化。这些趋势由于绝对性而变得偏激，为了实现均等而无法在实践中进一步塑造历史。试举几例。
第一 ，社会主义置身于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它以集体反对分化，反对固执己见、利己主义和个人的独断专行。
而将这种立场明确地绝对化，则意味着完全否定个人权利。社会主义的本意是给予所有人实现个性的机会，然而通过将不同个体均质化，它就会成为个性的破坏者。
第二 ，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它要求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
当这种趋势绝对化之后，它质疑的就不再是机器技术和大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要求废除一般私有财产。财产是使环境成为供个体支配的消费品、居住空间和精神作品的一种方式，它为个体及家庭创造了此在基础，个体与家庭赋予这一基础以灵魂，并且其本质在这一基础上得到反映。财产遭到废除，即是说，人被剥夺了他的个人世界及其在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存在的生活条件。
第三 ，社会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它要求计划人类事务，反对保持各种力量在竞争和自由市场中的相互作用，反对面对危机漠不关心——这种危机形成于各种力量绝对自由的相互作用之中。
将其绝对化之后，则意味着：这种趋势想要制订的计划，不再服务于明确的特定目的，相反，它想要制订整体计划。本来是合理地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现在却变成了反对自由。而我们只有在对无法预估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前提下，通过在交往中尝试运用主动权，才能实现自由。
如果人们比较这些例子，那么人们在每种情况下都会首先对社会主义表示赞同。然而，每当列举的路线变成一种排斥选择的绝对化立场时，便会产生不具体的因素。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陷入绝对化——
对个体的领导、命令和服从必须达到何种程度？公有制必须达到何种程度？私有制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有意义的、必要的计划必须达到何种程度？对于通过人的自由主动性进行的、无法洞察的事物进程，我们的信任必须达到何种程度？
只要社会主义的要求是经过具体设想和深思熟虑的，那么它们就始终处于界限之内。只有当具体的情况从人们眼中消失，想象的人类幸福世界被假定可能实现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要求才会变得抽象和绝对。社会主义由一种理念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正确组织世界的方法是不存在的。公正是一项无穷尽的任务。如果将人制订的计划当作所谓的正确组织世界的方法而用暴力确定下来，则必定会失去公正性。因为假如没有自由，公正也不可能实现。
然而另一方面，在始终保持开放的历史道路上，如果彻底放任所有人或是个别人专断妄为，这一任务同样会失败。因为这样会导致不公正，而没有公正，自由也不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从其起源起便保有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理念。它防止自己绝对化。每个人都能通过洞见而接受它。它能将所有人联合起来。然而，如果它变成狂热的信仰，变得暴力，并且由于绝对化而变得教条时，这一切就不再可能了。
今天，社会主义看到通过把人组织起来以实现所有人共同解放的伟大任务，在这种组织下，人们服从必要的安排，但会因此而变得更加自由。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下，人似乎有可能在历史关系中奠定此前从未有过的新起源的基础。此在的秩序是时代悬而未决的巨大任务。社会主义是所有趋向这一秩序的趋势的代言人。如果采取这样的方式，社会主义便会接近它的目标：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取得全体一致，逐步地、历史地前进，并且不因想要直接、全面地实现自身的意志而坠入深渊。在这个深渊中，假如人没能克服一切困难从其本质的深处重新找到出路，那么历史就会在这里终结。 [56]
我们不知道，政治自由是否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在世界上得到增强，又是否会随之消失。舍弃了全面知识的自大念头的人，都只知道：自由既不会自己到来，也不会自发地停留。它遭受着如此巨大的危险，因此，只有当所有想要获得自由的人，都在言语和行动中时时刻刻全心全意地为自由而努力，它才能够不断发展。对自由漠不关心，认为拥有它理所当然，这就是失去自由的开始。
自由的理念属于人性的真理。但是，我们也看到人类中其他因素的力量和自信，看到不自由的此在的权力。我们的知性可能会感到惊慌，在黑暗的时刻低估自由的机会。但如果我们回忆起我们的人性，那么信仰就会重新充满生机。我们更加信任能够清醒地——自由的人必是如此——看到危险的人，而不是那些认为人性注定无力、身处自身蒙昧和教条的野蛮重压之下而不自知的人。
2.1.8 全面计划的动机与克服全面计划
不清晰的认识会在困境中导致人们相信能够通过全面计划获得拯救。这就好像一种伟大的知识能够把善带到任何地方，就好像这种知识已经存在一样（对科学迷信来说是这样的）。这种能够救助人们的知识以领袖或超人的形态出现，他们许诺完成一切，而人们只可以服从他们。对这种知识的渴望使放弃启蒙和自主思考的人自发地产生幻想。人们期待从不可能的源头中获得一切拯救。
很多人将全面计划看作是使人脱离困境的唯一方法。对一些人来说，不加疑问地将全面计划当作最佳方案已经如同意向一般。带有强制性的安排组织将会战胜困境和无序，将会带来幸福。 [57]
于是，人似乎要通过全面的乌托邦蒙蔽自己，使自己看不到在整体上真正发生的事情，以便在更加狭窄的空间中把握他能够把握的目的，完成权力责成他完成的任务。但他必定会在某一时刻看清他对自己行为所抱有的幻想。因为在服务隐藏的权力时，他仅仅是在自掘坟墓。那些披着成功的假象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只是他毁灭之路上的一串串脚印。他不想直视戈耳贡 [58] 之颜，却反而更加彻底地沉溺其中。
全面计划常常由明显的唯心主义支撑，如果人们看到它是如何以其迷惑性一步步引导人通过自己的行动更深地陷入那些恰恰是他想要战胜的东西之中，陷入困境、不自由和法律真空之中，人们不禁会感到害怕。然而，只有当人们逾越界限，当有意义的计划变成破坏性的计划，当部分的、总体范围明确的计划变成全面的、总体范围不明确的计划之后，这一切才会发生。
当人意欲通观整体，而不是追寻世界上可以具体把握的目标时，他便仿佛使自己成了上帝，于是，他失去了与超越的联系，给自己戴上了驴碍眼，而如此一来，他就看不到起源的经验和事物的根本。这便有利于这些假象：世界中的单纯运动；实现永恒正确的组织世界的方法；他失去了飞跃的可能性，因为他沦为恐怖及专制的工具；他将可以说是有关人类目标的最高理想主义颠倒成挥霍人类生命的暴行，颠倒成前所未有的对所有人的奴役；他消灭推动人类向前的力量；当他在失败中感到绝望时，就会渴求愈发低劣的暴力行径。
没有任何一个全面计划能给人提供足够的帮助。我们必须寻求另一个起源，它源于人类本身。这取决于一种形而上地建立起来、在伦理中显现出来的基本态度，它引导了组织上的计划。一种无法完全客观化的、广泛的良心的监督，必须防止为解放人类建立新基础的意志逐渐导致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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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整体的不可知性后，可能会产生以下问题：难道无为（Nichthandeln）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通俗地回答：为了生活，我必须行动，无为是一种幻想。行动本身是进程的一个因素。
此外，我们还听到一种值得怀疑的二项选择：要么选择全面计划，要么生活在充斥着偶然因素的狭小空间中；要么成为创造自己幸福的人中的一员，拥有高深的认识和尊严，要么就是被动的、无关紧要的怪人！
实际上，全面认识（Totalerkenntnis）和以其为基础的全面计划会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人们不再懂得，也不再需要去钻研、去思考。
人在困境中欺骗自己，要么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些虚假的把握——他相信自己在必然会到来的事物中是安全的；要么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绝望的理由——以放弃努力、放弃在可能性的空间中无止境地保持耐心。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处在通向错误的失败之路上。
另一方面，处在偶然因素构成的狭窄空间中的生活，会轻易失去参与到历史之中的意义，历史开放地穿过时间的长河——无人知道它将去往何方。
我们可以通过知止（Bescheidung）来跳出这种二项选择。我们意愿的真实性和纯正性取决于我们对知识及能力界限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