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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2 世界统一
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交通和通信速度，它带来了地球的一体化。人类的共同历史开始了。人类在总体上陷入同样的命运。来自世界各处的人都能相互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容易支配，甚至比从前中央帝国支配东亚、罗马支配地中海世界还要容易。因此，地球的政治统一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路径看起来始于民族国家，经过大陆区域管理，通向世界帝国或是世界秩序。这条路将首先由权力和统治意志强制向前推进。我们在一切历史的类比中都能看到这种意志的存在，它始终以建立尽可能大的世界帝国为目标，并且对于这个目标，它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然后，这条路会在和平意志的驱使下，在一种世界秩序中寻求没有恐惧的生活。
事实上，各种地方历史在今天已经形成了大陆历史。各普遍趋势首先趋于建构起巨大的大陆生活区域，且各大陆生活区域间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美洲大陆范围、东亚范围、俄罗斯帝国范围。欧洲—西亚—非洲各地区不可能彼此毫无关联、漠不关心地并存。它们不仅相互看到彼此的此在，并且处于实际的物质和精神交流之中，或是处于加剧张力的自我封闭之中。
导论 与轴心时代末期的历史类比
人类的自我意识形成于轴心时代。在向非神话时代或至少是不再幼稚的神话时代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令人信服的想象和思想。在权力政治上，世界处于分裂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自由的精神斗争中发展出无限的可能性。每种力量都唤醒并刺激了其他力量。
然而，通过这一最高的飞跃，人类第一次体验到了他的全部困境，洞察了他的不圆满和圆满的不可能性。那时的目标是获得救赎。
合乎理性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讨论随之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在讨论中相互启发，经过一代代的继承发展，意识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和深化。对于任何一种立场来说，都有与其对立的立场。在整体上，一切都是开放的。人们意识到了变化无常。前所未有的不安侵袭着人们。对于人的意识而言，世界似乎越来越使他迷惘。
最终，轴心时代崩溃了。自公元前200年左右，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大潮以及教条主义形式开始起到主导作用。轴心时代以大国形成而告终，这些大国以暴力实现了统一（秦始皇的统一的中央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罗马帝国）。从多国并立到大一统帝国——世界性帝国的巨大变革同时发生在这三个地区。这里之所以称其为世界性帝国，是因为它们各自包罗了这三个当时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区域中已知的全部世界进程。这一剧变在所有区域里都很不寻常：思想家之间的自由斗争似乎停滞了。其后果是意识的丧失。只有少数适宜的思想可能性及精神人物得以从过去的轴心时代中攫取出来，用来给新的国家权威提供精神上的一致性、荣光和社会规范。帝国思想以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形式得到实现。伴随着精神均质化导致的群众文化，伴随着保守的贵族统治高尚但不自由的精神本性，精神上稳固的、长时间延续的大帝国时代兴起了。伴随着庞大系统死气沉沉的绝对权威，世界仿佛陷入了长达数世纪的昏睡。
大一统帝国是在地理上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对其辖下绝大多数民族来说是外来统治，这与希腊城邦和范围有限的、自治的部落及民族共同体是不同的。城邦、部落及民族共同体的自治基础是在贵族政治的民主形式中，建立在对政治思考和活动的积极参与上的，这种形式曾经在雅典和罗马以不同的形态存在。而随着这种形式向大帝国消除差异的民主假象过渡，它逐渐地消失了（随着伯里克利的死，这种形式在雅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而随着向恺撒主义的过渡，这种形式在罗马完全消失了）。哪里为了有利于纯粹的顺从和臣服，而使个体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消失，哪里的个体意识便会将一切统治本身当作外来统治，这至少适用于帝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
因此，当人所处的形势转变为大帝国的同时，在人身上也发生了一种深刻的转变。政治上的软弱无力改变了人的意识和生活。与大帝国似乎密不可分的专制暴力让个体完全依靠其自身，它使个体孤立，并使所有个体均质化。哪里的人们不能为整体承担任何真正的共同责任，不能自由地为整体付出，哪里的人便都是奴隶。从自由的过去中攫取过来的套话以及徒有其表的活动将这种奴役遮掩起来。就在人们几乎从未如此频繁地谈起希腊自由的时候，就在胜利者几乎从未如此不厌其烦地宣称将保证自由的时候，为了有利于帝国政体，自由最终遭到摧毁。在希腊城邦中，为了从既有的实际秩序中创造出更好的秩序，人们不断于内外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联合起来共同保卫他们的此在。在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此时已经丧失了。这之后形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联合，无力的人们在上帝的国度中，在对复活和救赎的信仰中团结起来（基督徒）。另一方面，在统治者中间（罗马人），一种在人类普遍利益范围内负责任地领导国家的全面意识和一种高度的管理艺术得到了非凡的发展，并逐渐建立起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权威。
这一类比或许为我们的未来投下了一束光亮，尽管我们的未来看起来将会完全不同。而对于所有想要自由的人来说，这一类比同时也是一个警示。
统一将会是怎样的？当前的发展也许有一个并不遥远的初步结局，假如这一结局将会是一个世界性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要么是通过征服建立的、服从统一统治的帝国（其形式或许是承认许多国家的伪主权，而实际上进行中央统治），要么是通过协调一致以及条约产生的、各个国家联合而成的世界政府，在其中，每个国家都放弃了自己的主权，以利于人类的主权，人类会在享有统治地位的法制秩序中寻找自己的道路。
推动世界统一进程的动机首先是权力意志，它永不知休止，直到一切都屈服于它，权力意志在任何时代中都发挥着作用，当今也是如此；然后是强国林立的局面下巨大的全球性困境，由于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一个强国都不敢冒险以暴力做出决定，因此，困境将会迫使它们相互协商达成一致以及在这二者之上的人类团结一致的理念。
当前的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在竭力拉开建立全球秩序的最终斗争的序幕。当前的世界政治在寻找最终冲突的理由，这一冲突或是战争的，或是和平的。直到那时为止，所有状况和力量对比都是暂时的。因此，我们的现在似乎是走向最终秩序的过渡时期，尽管会暂时出现一些完全相反的情况：如地球上大多数人之间的交流因极权主义政权而彻底中断。现在我们来具体看看，哪些趋势将从这个过渡时期通向未来。
2.2.1 世界帝国和世界秩序
问题是，人将沿着哪一条道路走向统一的世界秩序。人有可能沿着绝望的暴力之路实现它，如俾斯麦 [59] 所说，只有“以血与铁”才能赢得德国统一；或者，人也有可能在不断成熟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产生的秩序来实现它，如18世纪北美诸邦结成联邦，它们为了整体主权而各自放弃了其单独主权的核心部分。
在第一种情况下，秩序的形态是专制主义下的和平安定；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由所有人组成的和平共同体，它在持续的、民主的不安定和自我修正中不断发生变化。如果将这两种可能性简化，并用一个反题来表示，那么即是世界帝国之路与世界秩序之路。
世界帝国 ，是通过唯一的暴力实现的世界和平，这一暴力从地球上的某一处开始征服所有人。世界帝国以暴力维持自身。暴力通过全面计划和政治恐怖打造出均质化的群众。世界帝国将统一的世界观的简要特点通过宣传强加给所有人。它对精神活动加以审查和操控，迫使其服从随时都有可能调整的计划。
世界秩序 ，是非暴力形成的统一。在协商中通过共同决议而产生的强制力，是实现这一统一形式的唯一强制力。决议通过的秩序只能以法律确定的途径，经过新的决议通过才能进行修改。人们共同服从这种程序以及多数票通过的决议，并保障所有人共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同时保护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少数派，并且在运动和自我修正中始终是唯一的人类秩序。
与某一强权奴役全体相对立的是全体的秩序，这是在每个国家都放弃自己绝对主权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要经过强国的自我放弃，这是实现全体自由的条件。
哪里存在一种不属于整体人类秩序的主权（Souveränität） [60] ，哪里就保留着不自由的源头——因为这样的主权必须通过以暴制暴来维护自己。然而，组织暴力、征服以及通过征服建立帝国，都将导致独裁，即便其出发点是自由的民主。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罗马，发生在它由共和国向恺撒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因为这样，法国大革命转向了拿破仑 [61] 的独裁。征服他人的民主等同于是在放弃民主。与他人协调一致的民主，则会为所有人奠定权利平等的团结基础。对完全至高权力的要求是在缺乏外部交流、固执己见的劲头中逐渐形成的。在专制主义时代，当主权的概念确定后，这种要求已经以言语、以行动毫不留情地使人意识到它的后果。
如果大国之间在做出共同决议时仍保留否决权（Veto），那么对绝对主权的要求也会随之保留下来。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想要拥有和平，如果人们为了和平而聚集在一起，那么他们之间就会达成协定，共同服从多数票通过的决议。改变这些决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人们能够通过说服他人，在新决议中废除旧决议等工作实现这种可能性。但不能使用否决权或暴力。
放弃否决权和绝对主权的动机源于期盼和平的人性；源于清醒地看到，不与其他所有国家联合起来，自己的权力也会落空；源于预先看到，即使是战争中胜利的一方也会蒙受惨重的损失，因而战争带来的灾祸超过其他一切不幸；源于在精神斗争和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与他人协调一致的乐趣；源于与彼此平等的人们共同生活的乐趣，以及对施加于失败者和奴隶的统治的反感。
世界秩序意味着为了有利于人类而废除绝对主权，并随之废除过去的国家概念。其结果不是世界性国家（这会是世界帝国），而是一种在磋商和表决中不断建立起来的各国之间的秩序，这些国家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进行自我管理。这是一种广泛的联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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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会是内部政治自由的延伸和一般化。而两者都只有通过将政治秩序局限在此在问题之上，才有实现的可能。此在层面上的关键不在于发展、塑造和实现整体上的人性，而在于那些所有人天然共有的或是可能共有的东西，它们超越一切人类差异、超越信仰和世界观分歧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般的人类特性。
一直以来，自然法 力求突出这些将人普遍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自然法奠定了人权，并或许会在世界秩序中建立一种制度，这一制度通过有效的法律程序保护个人不受来自国家的暴力行为侵害，而这些法律程序在人类主权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
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原则是有可能形成的（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原则）。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平等原则（Gleichberechtigung）、国家主权这些概念将会保留其相对意义，失去其绝对意义。极权国家和全面战争是与自然法相悖的：因为它们将人性的手段和前提变作最终目标；或是通过将手段绝对化，而摧毁了整体的意义和人的权利。
自然法只限于此在秩序。它的最终目的永远是相对的，并且同时是此在秩序的目的。但这一目的的动机源自世界上真正的、完全的人性的绝对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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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对世界统一的时代抱有多么浓烈的兴趣，我们都始终无法预先对它进行描绘。但我们或许可以探讨将会出现的可能性和界限。
（1）一切进程都将是“内部”的 。在过去，即便是对大一统帝国来说，也始终存在“外部”，而此时则再不会有任何外来力量、野蛮民族从外部侵入。既不会存在罗马界墙，也不会存在中国长城（除非是在过渡时期，当大片区域暂时地相互隔绝时）。世界统一将是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封闭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加限制地拿它与过去的帝国做比较。
如果再无来自外部的威胁，那么也就不会有对外政策，再不需要因为防范外来攻击的必要性而对秩序进行调整。对外政策优先于对内政策的定律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如这一定律的有效性在一些历史情况下也曾不断减弱，如当外部威胁微不足道的时候（如在英国）；以及在大帝国时期，至少是在其中一段较短的时间内（如在罗马、中国）。
此时，全部生产可以服务于此在，而不是战争的破坏性。
军事的组织（针对外部威胁或是为了征服的目的）、全面计划、暴力和不自由之间的必然关联被打破了。但在世界帝国这种建立在政治恐怖基础上的国家中，这种关联仍有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此时的人类生活普遍崩溃，或是出现隐蔽的无政府状态（Anarchie），那么整体不会再因外部威胁而被迫重新振作，如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2）一种将要来临的世界秩序 并不能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建立起来，而是会在自由的多个阶段中逐渐建立。这一秩序会一步步地实现。那些将所有人团结到一起，作为保障和平延续的共同职责的事物，它们可能只限于几个因素，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必须消除所有单独的主权，以利于唯一的广泛主权。这一主权可以局限在那些基本的权力因素上——军队、警察、法律创制，并且全人类都可以通过选举和协作参与到这一主权当中。
然而，人类的生活秩序比包罗万象的人类法制还要丰富得多。在普遍的和平状态内部，人类的生活秩序将会是什么样子？——它必定脱胎于许多历史形成的秩序，在经历了技术生活条件的重塑后，以多样的形态出现。
在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上，有限的秩序将会是在习俗（Sitte）基础上形成人类公共精神的起点。
只有不实行全面计划；只有仅计划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和协定；只有在自由的、在基本领域里仍然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只有在自由竞争、精神竞争、自由交往，尤其是自由的精神交往中，这一切才能发生。
（3）有别于世界秩序，人的心灵与精神将在世界帝国 中发生怎样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根据罗马帝国和中央帝国中发生的类似情况进行推测：有很大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性均质化、一种忙碌空洞的蚁式生活、精神的僵化和干瘪、因权威在精神上不断僵化而导致权力等级固化。但是，在人类中，这些危险不会是绝对的。在帝国式的世界统一中，将会有新的运动方式，有再度分化和革命的可能性，整体可能重新分裂成新的、相互斗争的部分。
（4）人类是否有可能通过一种政治形式，以及将人们联系到一起的伦理来实现一种法定的世界秩序？只有实现了世界秩序，并在其中享受了一段时间和平以及创造力的时代，才能在未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提前预知这一答案意味着从思想中创造它。这是不可能的。人们期待古老的真理将会在新世界秩序的现实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这种期待并不说明这一新事物的任何内容。因为那些在未来作为共同伦理而在公众中承载人性的东西，并不会通过重建已经消失的现实而产生，相反，它们会通过重新点燃这些旧现实的内涵，以不可预知的形态产生。
对于以下问题：一种世界秩序是否有可能作为自由的条件和结果，在对话和表决的基础上实现？其回答只能是：它还从未存在过。但这并不是在驳斥它实现的可能性。它类似于资产阶级自由在民主秩序中的发展；类似于用公理与法律克制暴力，虽然这种对暴力的克制是少见的，并且始终是不完善的，但它确实在事实上于一些特殊情况中取得了成功。那些出现在少数国家中的事物，那些曾经基本实现了的事物，它们在原则上并非不可能在整体人类中实现。但是，这种思想虽然很容易把握，它实现起来却是极为困难的，困难到总有许多人倾向于将它看作不可能实现的事物。
无论如何，这条路都要历史地经过事实上的政治强国。
2.2.2 政治强国
（1）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必会经过主权国家 。这些国家已经组织好力量，并准备好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将力量投入军事行动。它们将如何通过谈判或是战争来消弭它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并达成共识，这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各国实际情况的图景展示出世界政治形势图景。位于阶梯顶端的是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其后是结成同盟的欧洲国家，然后是中立国，最后是战败国。底部国家的完全软弱无力与只有顶端国家才拥有的完全主权是相对应的。处于这两阶之间的是独立的国家，但它们在做出决断时往往要或多或少地看超级大国的眼色。
从整体上看，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今天的世界性强国囊括许多民族。要成为这样的世界性力量，欧洲自然民族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是不够的。
因此，当今的关键在于各民族如何凝聚在一起，以构成世界性力量：它们是为某一民族所征服；还是在一个国家共同体中彼此平等地联合起来，并为之牺牲各自单独的主权。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原则出发，若干自然民族联合而成的这一国家共同体又可在政治意义上称为民族。民族意识的意义从自然民族层面转向政治层面，从天然形成转变为一种精神原则。然而，由于往日幽灵仍旧存在，今天依然有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甚至还要更多，但它已不再是政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今天，除了通过工业发展而获得强大影响力的大国以外，还有未来的强国，其中首先是中国，通过原料、大量的人口、才能、传统和世界形势，它或许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就已经能够成为世界政治进程的一个关键。此外还有印度，它就像一块属于自己的大陆，这块大陆建立在印度各民族传承下来的独特精神传统的土壤上，显示出力量增长的潜力，然而，尽管印度出现了种种解放运动，它的这种潜力事实上还在沉睡之中。
从世界历史的整体上看，当今两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与俄罗斯，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年轻的产物。虽然它们已经占有了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成果，但相对来说，这一文化发展只是嫁接到了它们的身上。基督教传入俄罗斯；欧洲的精神存在于美国。假如以古老的创造世界的几大文化来衡量，无论美国还是俄罗斯，它们都有缺乏根基的特点，但同时也因此具有不受束缚的特性。观察它们对我们来说具有很大的指导和解放意义，但也会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的传统遗产只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宝贵之物，就如中国和印度的传统遗产也只对他们来说具有独特价值一样。不论在何种形势下，传统都给予所有传承它的人们一种对源头的情感、安全感以及对自身的要求。与此相对，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如何不时地默默受到一种自卑感压迫，并且以一种特有的稚气和各种充满愤怒的要求来遮掩这种感觉。
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如何博弈，伴随着各国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机会中采取的策略，这种博弈如何发生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之下，某些主要基本特征是如何保持下来的——将这些问题看清楚或许是最为有益的。因为精神上的政治秩序思想只有通过在这一博弈中赢得的权力才能付诸实现。
在日常生活的表面，许多事情看起来就像是偶然发生的。所有抗拒融入更大的关系网的事物，都会酿成灾祸，比如绝对化的民族要求，比如所有地区或小团体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而使用的诡计，比如在大国之间挑拨离间，以期坐收渔利的一切尝试。
（2）如今在地球上生活着的超过二十亿的人口，都已卷入了这场大国博弈之中。但领导和决定这场博弈的民族，相对来说在总人口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大多数人是被动的。
自历史之初，世界上就存在着人类的原始分布 。自16世纪起，这种原始分布发生了唯一一次最大规模的变化，这种变化涉及那些广大的、人烟相对稀少的地区，或是无力反抗的原始民族定居的地区。白种人强占了美洲、澳大利亚和直抵太平洋的北亚地区。这奠定了地球上新的人类分布的基础。
如果我们能避免走上通向暴力的世界帝国之路，那么，这种新的人类分布，作为一种现实，就必定是即将来临的世界联邦的起点。在暴力之路上，民族的灭绝、驱逐、整个种族的毁灭以及随之产生的对人性的否定，似乎都有可能发生。
欧洲人不可能长期统治中国和印度顽强不屈的庞大人口以及近东的各民族，即便只是控制他们也不可能。而巨大的困难在于，所有这些民族都必须首先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将使他们能够从暴力状态进入相互协调的状态，并将政治自由的本质作为生活形式去把握。
这些虽然强大但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被动的国家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意识到自由的各民族至多只有区区数亿人口，他们能否在精神上说服超过二十亿的人，并与他们一起进入一个自由法治的世界共同体？
（3）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是从少数几个历史起源 ，以及在数量上几可忽略不计的少数人类中延伸出来的。建立世界秩序的动机与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动机是相同的。由于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通过各自独特的历史进程赢得了资产阶级自由，于是这些地方就仿佛是政治自由的学校，世界必须在大范围内，实行那些地方在小范围里示范过的东西。
自700年余前起，典型的政治自由在英国发端了，它对所有人来说都至少具有导向性，对很多人来说具有示范性。在这一精神和政治基础上，美国成功地重新创造了自由。瑞士在最小的空间内，在其联邦制下实现了这种自由，这种联邦制看起来像是有可能实现的欧洲和世界统一模式。
今天，政治自由几乎已经在战败的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在这里，当维持恐怖秩序的制度宣称要保护政治自由的时候，它就已经被摧毁了。
通向世界秩序之路要求政治自由在尽可能多的国家中苏醒过来并得到接受。这种形势与轴心时代后向早期世界性帝国过渡的状态毫无类似之处。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理念和任务，在逐渐建立起统治的大国之下，不存在自由国家的现实。
如果世界秩序将会实现，那么今天它将从已经自由的国家的联邦制迈出第一步。只有当这种精神具有强大吸引力，使其他国家出于信服而追随，并且和平地加入，带来自由、财富、精神创造以及实现丰富、多样的人性可能性的法律秩序，世界秩序才能获得成功。
（4）如果交通会迫使地球统一，那么从交通的角度产生的地球感和权力感 将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数世纪以来，英国通过掌控海洋，立足大海，将世界看作是它的海岸线。这些海岸线仿佛将所有人都围拢在海上霸权掌管的隐蔽王国之中。
今天又增加了空中交通，虽然空运载货及载人的运力在数量上还不能与海运相当，但它是海运一种相当关键的延展，使地球在政治视野中从空中也连成一个整体。
对地球统一来说，制海权和制空权似乎要比制陆权更加关键，尽管在战争中，不论何处都必定由陆上力量完成最终的决定性行动。
受法律指挥的世界警察很可能将通过空中运输最为快速安全地到达任何地方，实现无处不在。
2.2.3 通往世界秩序之路上的危险
在一种可靠的世界秩序建立之前，我们必定先要经过一段危险的过渡时期。虽然，所有人类此在在任何时期都是过渡，但如今人性的根基正摇摇欲坠，我们必须为未来奠定根本基础。
我们希望能够描述我们所面临的过渡时期的特点。它是我们直面的未来，而伴随着世界秩序或世界帝国开始的一切，都将在这一时期之后发生。
世界秩序不可能直接实现。因此，认为群情汹涌、谩骂和构想能够直接带来秩序，就如同期待它们能够点石成金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相较于世界秩序本身，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通往世界秩序之路上的危险。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危险，就会发现其内部蕴含着克服它的契机，每一种危险都是如此。如果人类能够依照其本质获得自由，那么在人类事物中就并不存在绝对致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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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躁 。只有当这条路上的积极参与者拥有无限的耐心，这条路才能通往它的目的地。
想要立马贯彻那些认为是正确的事物，遭遇失败便不想继续参与，出于固执中断对话，诉诸暴力或准备诉诸暴力，这些都是毁灭性的。
炫耀自身优势，以暴力威逼胁迫——通过这样，或许能够得到一时的优势，但长此以往，这种优势必将显示出疲弱无力，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对造成这条道路延长或是失败负上责任。面对暴力时不懦弱，虽然不完全放弃暴力，但要把使用暴力推延至最后时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于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不存在任何为了威望而使用暴力的理由，任何进行预防性战争的理由，任何中止谈判的理由。在任何一种形势下，都始终存在对话的可能——直至能以暴力应对形势的某一方中止对话，而就其他各方一直以来所保持的克制而言，这一方现在就是犯罪者。
在这方面，我们无法预料未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促进或阻碍因素。形势不断在变化。即使面对心怀恶意和口蜜腹剑者，我们也不能放弃进行对话的尝试。我们必须耐心地引导偏狭走向宽容。要通过人类唯一的合法暴力，将其他所有暴力都当作犯罪行为并使之无害化，只有彻底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才算实现了目标。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小心、耐心地应对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假如其使用武力，那么其与犯罪者的区别仅在于其所运用的暴力远超一般犯罪者），这样或许能够与其建立友谊。如果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那么只有当其他各方保持冷静，不放弃任何一个哪怕是最渺茫的和解机会，它才能够实现。
渴望将正确的想法立刻变为现实，也可能成为一种错误，下面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对此加以说明：否决权本身是灾祸之源。但废除它的前提是，所有参与决议者都已做好准备，即便在危急时刻也服从多数决议；并且他们确确实实出于其伦理放弃了主权，如同公民在一国之内一样；此外，基本的人类共同体也是前提之一，它会在交往中在各方面得到实现。但在这些前提条件达成之前，废除否决权必会失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大国反对某项多数决议及其执行时，便会引发战争。
当人们看到，在参与政治谈判时——倘使它对公众公开——耐心如何创造交流的机会、寻找解决的途径，不断通过新的想法一再促成对话，人们会对此感到振奋。而当人们看到，至高的否决权如何违背一切理性，罔顾事实和理由，不断中断对话，击碎其他各方都希望建立起来的东西，人们会感到沮丧。
当人们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研究英国人、美国人和瑞士人的历史时——看到，那时的人们如何怀抱耐心，如何克制自我，即便在仇恨中也从理性出发相互达成谅解；又是如何找到途径，在时机成熟时和平地实现革命目标，人们会为之赞叹。
耐心、坚持、不动摇——对于政治实干者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种耐心在于道德态度——它使人不会沉湎于个人屈辱，并始终看到事情的整体，它会做出评估，将本质事物与非本质事物区分开来。这种耐心在于专注——即便在等待和看似劳而无益的行动中它也始终不减分毫：就像猎人要在隐蔽之处守候数个小时，但在狐狸跃过林中小径的一瞬间，他必须在一秒之内举枪、瞄准、射击。不知疲倦地时刻戒备，保持专注不错过任何事物，但并不是为了一头野兽或是其他个别事物，而是专注于所有不可预见的良机——这对实干政治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人的行为而言，巨大的危险在于急躁、倦怠和认为自己劳而无功的情绪。
（2）独裁一旦建立起来 ，就无法再从内部废除它。 德国和意大利是从外部得到解放的。一切从内部发起的尝试都失败了。这可能是偶然。但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以全面计划和官僚制度为手段的恐怖统治方式，就会发现，这部机器几乎自动维持着自身，它在原则上是无法战胜的，一切从内部反抗它的事物都会遭到绞杀。如果实际统治者肆无忌惮地利用一切手段，那么现代技术手段就会给予他巨大的优势。推翻这样的统治就像囚犯推翻监狱管理部门一样困难。当恐怖笼罩所有人，使那些不想同流合污的人也被迫投身其中，为了不被残杀而去杀害他人，假如这部机器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它便达到了不可战胜的顶峰。
至今为止，这类独裁的恐怖统治都是局部的。如果不能从内部消灭它们，那还可以从外部实现这一目标。但假如各民族不能意识到这一威胁并对此保持警惕，假如他们全部不知不觉地陷入全世界范围的独裁之中，那便再不会有任何解放可言了。假如人们感觉自己相对于这种独裁统治是安全的，例如觉得只有奴性的德国人才会卷入其中，那么陷入这种统治的危险还会加剧。假如其他人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那便不再有什么外部了。整体会在全面计划中僵化，这种僵化将由恐怖统治巩固，它会摧毁自由，并且无论对谁而言，它都意味着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
（3）彻底毁灭的危险 。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或许会发生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能够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就毁灭人类，其程度之深，可以使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历史的延续。在那之后，仍然存活的零星人类会分散在地球上，就像几千年前那样，一切将从头开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会再次断裂，技术会终结，而生活依赖于原始的、当时当地的生存可能性，在极度的匮乏之中，即使凭借旺盛的生命力和年轻的活力竭尽全力也仅够维持生命。假如一场战争摧毁了技术结构；假如原料耗尽，且未找到替代品；假如战争不会终止，而是像被揉碎一样变成越发密集的局部军事行动，就像史前永不停息的战争一样，那么这一毁灭的结局就会出现。
随着历史演进，战争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曾有作为贵族的骑士比赛的战争，且战争依照这种比赛的规则进行；曾有为裁决某个问题而发动的战争，战争适时结束，且交战方并不投入全部可组织的力量；曾有过灭绝战争。
有过内战；有过欧洲民族间的内阁战争，由于同为欧洲民族，他们依然能在某些方面保持团结；也有过彼此陌生的文化和宗教之间更为残酷的战争。
今天，战争似乎因其手段之多，后果之大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它的意义已变得完全不同了。
（1）那些最极端的因素在过去的历史时代中就已经形成了，将其综合来看，似乎战争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缓和的趋势。在技术时代，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第一个从原则上走上了这条道路，于是其他国家不可避免地跟随其后。伴随着技术时代，在废除一切束缚的情况下，如今威胁着人们的战争在性质上事实上已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灭绝和驱逐——亚述人和蒙古人过去已在一定规模上实行过——远不足以完全描述这一灾祸的特征。
在毫无节制地利用手段的情况下，全面计划和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不受控制的全面战争。全面计划推动了战争，战争又要求全面计划。如果权力想要获得绝对优势，则必定会倾向全面计划。但由于全面计划会削减经济繁荣，军工业便会迎来绝佳发展条件，内部的发展迫使国家发动战争，因为这样的发展在持续和平的状态下会导致国力衰减。
长期看来，财富、进步和力量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取得的，然而全面计划和恐怖统治的暴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或是暂时性地带来绝对优势。它们可以为了一场毁灭性的赌博将全民的力量组织起来，而赌注是无限的。
世界的道路似乎通向灾难，其结果之混乱与悲惨无法描摹。只有世界的法律秩序可以挽救世界，它有保卫和平的权力，因为任何暴力行为在它的优势力量面前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发展机会，并且会被当作犯罪来对待处理。
（2）如果战争必然存在，那么世界历史的兴趣则在于，什么样的人能够获得胜利？是纯粹使用暴力的人，还是依靠精神和自由原则生活的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技术。而这里存在一个危险的事实：技术具有普遍可利用性。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技术，但一旦获得了，那么即便是原始民族也能很快学会利用它来操纵机器、驾驶飞机和坦克。因此，对于精神上具有创造性的民族来说，那些不发明技术的民族所掌握的技术会变成巨大的危险。如果发生战争，那么唯一的机会就是有发明能力的民族通过新发明赢得战争中的优势地位。
仅仅通过精神斗争虽然无法使人们决定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方式。但如果在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上，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精神在最后关头将技术带上一个新高度，且这种技术使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技术的胜利也可以拥有精神价值。在相互角力的大国中，促使其产生建立自由秩序意志的东西，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些大国变成解放世界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多逐渐觉醒的人们在胜利者本身的促进下理解了自由的意义的话。
（3）作为毁灭手段，技术以原子弹的形态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前景。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在考虑原子弹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它的存在不容许再有战争。由于核战争会给所有人造成无法量度的危险，因此，原子弹成为一个保卫和平的动机，虽然这一动机至今还很微弱。
事实上，技术还不能带来可以预见的毁灭。如果人们指责技术释放了自然力，并使其产生毁灭性效果，那么早在人类学会如何取火时，这就已经是它的本质了。今天，普罗米修斯思想在原则上没有给技术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但却使危险在数量上上升到不可估量的程度，即达到了思考地球在宇宙中炸成粉末的可能性的程度——也因此，普罗米修斯思想现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原子弹的产生，太阳物质来到了地球上。直至其产生之前都只在太阳上发生的事情，现在出现在了地球的表面上。
迄今为止，核裂变自动扩散的原则在应用上只局限于从铀矿中极为艰难地得到的物质。至于担心这种裂变可能扩散到其他元素、其他物质上，就如同火会蔓延到所有可燃物一样——物理学家已断言，这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一条永远适用的明确界限并不存在。人们可以轻易地凭其幻想力作如下想象：
人们无法确定，超出什么样的界限爆炸就会像火灾一般席卷其他所有元素和地球上的全部物质。整个地球可能都会爆炸，无论人们是否有意为之。然后，宇宙中可能会出现一颗新星（Nova），短暂地照亮我们的太阳系。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奇特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只延续了大约6000年，而宇宙和地球已经走过了难以估量的漫长时期，那么为何恰恰在今天产生了历史？——难道宇宙中的其他地方不存在人或者其他理性生物吗？难道探索宇宙不是精神发展的自然趋势？为何我们从来都没有通过射线收到宇宙传来的消息？没有收到在技术上无限领先于我们的理性生物传来的信息？或许，这难道不是因为至今为止，所有技术高度发展的生物都会走到通过原子弹毁灭自己星球的地步？对拥有技术的理性生物来说，新星是否就是他们的最终结局？
认清这一危险的严重性，真正严肃地对待它，并引导人类的自我教育——完成这一巨大任务是否能在始终存在的危险下规避这样的结局？要克服危险，唯有有意识地看到它，有意识地防止其威胁，并使其不可能实现。而只有当人的伦理足够做到这些时，这一切才能发生。伦理本身无法通过技术实现，人自己必须可信可靠地保护他所创立的制度，并使其发挥效力。
或者，我们是否正面临一种必然性，在它面前我们只能选择投降——面对它，各种热切的梦想以及非现实的要求对人来说都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它们消除了人的真实性？不，就算这种危险已经在世上发生了千次——当然这只是纯粹的幻想，但每一次它出现时都会重新提出阻止灾难的任务，即采取一切只要有可能的直接措施来阻止灾难。但由于这些措施本身是不可靠的，为此它们需要在所有人的伦理和宗教信仰中奠定自己的基础。只有这样，这些措施才能赢得对原子弹的无条件拒绝，因为只有对所有人都生效时，这些措施才能发挥其作用。
如果有谁认为地球的灾难始终是逃不掉的，那么他必须在这一背景下看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必定会走到这样的结局？
诚然，以上全部都是思想的游戏，它的唯一意义就是使人意识到实际存在的危险，并使人看到法制的世界秩序决定一切、唤起人全部严肃性的重要性。
2.2.4 反对世界秩序之可能性的思想
世界秩序这一欧洲理念，是有争议的。一些人认为它是一个乌托邦。
有观点认为，人们没有能力建立起共同秩序。世界秩序只可能由一个发号施令的独裁者通过其手中的权力树立起来。纳粹的计划——征服欧洲，然后举全欧洲之力征服世界，从而使世界欧洲化——作为一种思想是好的，是恰当的，只不过这一思想的载体是不好的。
并非如此。那些蔑视人类的基本思想，那种最终越发恐怖的暴力，与那类人恰恰是一体的。
但是，这一观点进一步认为——从空间、人和原材料的数量优势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世界统治，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而言，其暴力性与独裁究其根本殊无二致。在看似和平的道路上，一些人通过经济扩张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所有人。
如果人们将这种情况与战争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相比，无疑是夸大了它的弊端。如果人们忘了经济权力导致的不公正存在原则上的、和平的可修正性，那便会出错。事实上，这是真正的世界秩序能否成功的问题。如果世界秩序的理念会实现，那么即便是经济权力也必须在法律规定下进行自我限制，并且服从于各项条件；即便是经济权力也必将服务于世界秩序的理念。
这一观点继续提出，世界秩序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向往的目标。一旦它固定下来，那么很可能会将认识和评价强加给所有人；会带来一种满足感和人性的终结；使精神在越来越缺少理解的记忆所带来的安宁中重新陷入沉睡；所有人想要的东西都已实现，并且变得普遍，但与此同时，人的意识会退化，他们会经历一种变形，变成一种很难再称之为人的生物。
然而，以上一切或许对生活在世界帝国里的人们而言是确实的，只要这种状况可以成百上千年地延续下去。然而对于世界秩序来说，却恰恰并非如此。在世界秩序中，始终存在不安定的因素。因为它永不圆满，永在变化。它始终需要新的决议和行动。于是，已经实现的事物又会产生出何种需要掌控的新形势，这是人无法预料的。不自满和不自足将会不断促使人寻求新突破和新飞跃。
这一观点最终谈到，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既因为人的本性，也因为就某些形势下的事物性质而言，协定是绝无可能达成的，通过战争来裁决——“诉诸天意”——是避不开的。人是不足以实现这个秩序的。在占有；在对他人的漠不关心中；在从秩序逃向困惑，然后逃向缺乏思考的暴力斗争时；在因中断交流而自作主张，提出“不容商讨”的要求时；在毁灭意愿的冲动中，人是有过的。
2.2.5 世界秩序的理念
一些人否定公正、法制的世界和平秩序有建立的可能性，而与所有此类否定相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它从对历史的观察以及我们自身的意志中不断地牢不可破地形成：难道不可能在某一天产生一种新的局面，所有人都聚集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中吗？当人们建立国家形式的共同体，在自己中间形成一种秩序时，通向这一国度的道路就已经展开了。问题只是，这样的和平共同体曾达到了多大的规模？在这种共同体内，以暴力解决争端是犯罪行为，并会受到严厉对待。即便只是在有限的时期内，即便伴随着始终存在的威胁，但可靠性和承载法律秩序的意向在这样的大共同体中已经存在了。对于拓展这一共同体来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界限，人们能够努力将其拓展为全人类的共同体。
因此，在历史中，与暴力冲动同样永恒的，是放弃和妥协的决心；为彼此牺牲的决心；权力自我限制的决心。这并不仅仅出于利益的考量，也出于对权力的认可。这样的态度或许最有可能出现在高贵的、有节制的、有精神教养的人身上（如梭伦）；较少出现在这样的普通人身上——他们总是倾向认为唯有自己是正确的，他人观点全都是错误的；完全不会出现在热衷暴力的人身上——他们彼此间根本不会协调一致，而只想拳脚相向。
鉴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异性，这一怀疑是合理的：在世界统一中——无论是世界秩序还是世界帝国——将不会有长期延续的安宁，它就像在至今为止的国家形式中一样少有。为赢得永久和平而欢呼喝彩，这是虚假的、具有迷惑性的。变革的力量将有新的形式。
人是有限的，在人有限性中，基本本能和各种阻力始终伴随着人类。它们使人不大可能去期待世界中出现这样一种状态：所有人的自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自由会成为一种绝对权力，它将最终抑制一切威胁自由的东西，如有限的权力争夺、有限的利益以及个人意志。相反，人们必须考虑到，野蛮的激情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然而，个体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过自身完成的转变，与政治秩序的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所能够实现的转变，这二者之间首先是有本质差别的。个体能够成为生存，这种生存能够在时间的显象中找到其永恒的意义；但人类群体以及人类只能成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经过许多代人形成的共同历史作品，它为所有个体的可能性和限制创造空间。但秩序只能通过精神存在，个体以精神赋予秩序灵魂，精神给一代代新生的个体打上烙印。一切制度都依赖于人类，而人类是由个体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具有决定性——只要有许多，或多数，或绝大多数个体支撑秩序——然而作为个体，他同时也是无力的。
一切秩序都是极其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再加上承载秩序的精神足以使我们毫无把握地望向未来。虽然幻想和乌托邦是强有力的历史因素，但它们却并非那些为自由和人道创立秩序的因素。相反，对自由本身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是，在设想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或是不可能性时，我们不能将任何对未来的想象、任何虚构的现实定为目标，认为历史必然驶向这一目标，并将这一目标纳入我们自身的基本意志之中，认为达成这一目标便会使历史圆满。除了在一切作为在场性本身的当前之中，我们永远无法找到历史的实现。
历史可能性的界限在人性之中有深刻的基础。在人类世界中，圆满的最终状态永不会实现，因为人是不断寻求超越自身的生物，他不仅是不圆满的，而且是不可能圆满的。如果人类只想要做自己本身，那么他就会在自我局限中失去人性。
如果我们想要从自己在共同体内的生活中找到意义，那我们就能够在历史中把握理念并且也必须这么做。对永久和平的构想或是对永久和平前提的构想仍是真实的，即便理念无法作为具体的理想实现，或更确切地说，即便它始终是超越一切现实形态的无限任务。我们既不能在一种理念和预想中有可能发生的现实图景之间画等号，也不能在其与现实本身之间画等号，即便它就是计划的意义所在。
然而，理念的基础是无法论证的信任，即因信仰而确信，确信并非一切都是无用无价值的，不会仅仅是一种无意义的混乱，不会仅仅是从虚无走向虚无。理念就在这样的信任中显现出来，并且在我们古往今来的进程中不断引导着我们。对于这种信任而言，真理就在以赛亚的愿景中。在那，理念成为象征性的图景，成为所有人和睦一致的愿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