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轴心时代的特征

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其他数不清的哲学家。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 ^[10] ，生活着释迦牟尼 ^[11] ，就像在中国一样，哲学的所有可能性不断发展，形成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虚无主义。在伊朗，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 ^[12] 传播着一幅具有挑战性的世界图景，它描绘了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以利亚（Elias）、以赛亚（Jesaias）、耶利米（Jeremias）、第二以赛亚（Deutero-jesaias） ^[13] 等先知纷纷出现。在希腊，有荷马 ^[14] ，有哲学家巴门尼德 ^[15] 、赫拉克利特 ^[16] 、柏拉图 ^[17] ，许多悲剧作家以及修昔底德 ^[18] 、阿基米德 ^[19] 。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切，都在这短短几个世纪中几乎是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形成，且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上述三个地区中，全都出现了这个时代的新特点：人意识到存在整体、自身和自身的界限（Grenze）。他体会到世界的可怕和自身的无力。他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在深渊之前，他力求解脱和救赎。通过意识到自身的界限，他为自己树立了最崇高的目标。在自我存在（Selbstsein）的深处和超越（Transzendenz）的清晰性中，他体会到绝对性。

这些均发生在反思（Reflexion）之中。有觉性（Bewusstheit）使人再一次意识到意识的存在。思考开始以思考本身为对象。人们尝试用思想、理由和经验说服他人，思想上的斗争随之形成。人们尝试最为对立的可能性。论争、流派的形成、精神事物的分裂——它们在对立中互相关联，产生了濒临思想混乱边缘的不宁和运动。

在这个时代里，基本的范畴产生了——我们直至今天仍然在这些范畴中思考；各个世界宗教的开端产生了——人们的生活直至今天仍然依赖于它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以前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的观点、习俗和形势都受到检验，遭到质疑和瓦解。所有的一切都卷入了漩涡之中。而那些仍有生命力和现实性的传统实体，它们在其显象（Erscheinung） ^[20] 中得到了说明，并因此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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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时代 在它的安宁和理所当然中走到了尽头。希腊、印度及中国的哲学家们和释迦牟尼的洞见是非神话的，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也是非神话的。合理性（Rationalität）及合乎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发动了一场反对神话的斗争（逻格斯对神话）；此外，为了唯一上帝之超越而反对不存在的魔鬼的斗争开始了；同时还有反对不真实的诸神形象的斗争，这是由伦理上的不满引起的。通过宗教的伦理化，神性得以增强。而神话则成为一种语言的材料，这种语言用它表达着与其原义完全不同的意思，使它转变为寓言。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神话得到了改造，人们从新的深度上对它进行理解。在神话遭到整体摧毁时，这种转变过程又以新的方式创造了神话。旧神话世界慢慢沉没，但是它整体的背景却因广大民众实际相信而得以留存（并且之后可以在广大地区再次赢得胜利）。

我们可以将这一总体的人性变化称作精神化 （Vergeistigung）。对生命不容置疑的觉察（Innesein）产生了动摇，两极性（Polarität）之间的安宁转变为对立（Gegensatz）和二律背反（Antinomie）之间的不宁。人不再封闭于自身之中。他对自身是不确定的，于是对新的、无限的可能性保持开放。他可以听到和理解那些从未有人探问或是说明过的东西。前所未闻的事物显现出来。人开始凭借他的世界和自身感觉到存在，但这不是最终的：问题始终存在。

哲学家 第一次出现了。人们敢于作为个人依靠自身。中国的隐士和漫游的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他们同属一个行列，即便他们在信仰、思想内涵和内心状态上并不相同。人有能力在内心与整个世界相抗，他在自身之中发现了起源，从那里，他超越了自身和世界。

在思辨思想 （spekulative Gedanke）中，他将自身提高到存在本身，这种存在是在抛开二元性的同时，在主体和客体的消失中、在对立的崩塌中得到把握的。那些或是作为存在中的自我观照，或是作为神秘的结合（unio mystica），或是作为与神性的一致，或是作为上帝意志的工具，在最高的精神飞跃中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客观化的思辨思想中得到了模棱两可或是易被误解的表达。

被捆绑和遮蔽在躯壳中的真正的人 ，他受到本能的束缚，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身，渴望着解脱与救赎，并且已经能够在世界上实现它们——不论是在向理念的飞跃中，还是在无纷扰（Ataraxie）的从容自若中；不论是在沉思的专注中，还是在作为真我（Atman）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中；不论是在涅槃的体验中，还是在与道的一致中，抑或是在对上帝意志的献身中。尽管这些方式或许在意向（Gesinnung）和信仰内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一些方面却是相同的：人通过在存在整体中意识到自身而超越自身，并且踏上了必须独自踏上的道路。他可以放弃世上所有的财富，深入荒漠，去往森林，走入深山，作为隐士发现孤独所具有的创造性力量，然后以知者、智者、先知的身份重入世间。在轴心时代，后来被称作理性（Vernunft）和人格（Persönlichkeit）的东西显现了出来。

这些个人达到的境界，显然不可能转移给所有人。当时，人类潜能的顶峰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是巨大的。但是，个人取得的成就间接地改变了所有人。人性在整体上实现了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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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新的精神世界一样，在上述三个区域中还展现出相类似的社会学状态 。那里有大量的小国家和城邦，有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这场斗争首先使惊人的繁荣成为可能，然后使力量和财富的增长成为可能。在中国，软弱无力的周朝统治外衣下，小国和城市获得了独立的主权；当时的政治发展进程是小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增强。在希腊以及近东，小国和城邦享有独立，甚至一部分被波斯征服的地区也是一样。印度同样有着很多国家和独立的城邦。

相互交往 分别在这三个地区内部将精神运动带上了轨道。在中国，孔子、孟子和其他哲学家为了去往有名望的、适宜精神生活的地方而周游列国（他们建立了各个学派，汉学家们将之称为学院），希腊的诡辩家和哲学家同样四处游历，而释迦牟尼则终身漫游。

在此之前，有一种相对长期延续的精神状态，它局限于有限的视野和平静的、非常缓慢的精神运动之中，这种运动是无意识的，因此人们也并不理解它。在这种状态下，纵然有灾难发生，一切还是会不断重复。而此时则不同，张力在不断增强，并且为激烈快速的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一运动获得了意识。人类的此在作为历史 成了思考的对象。在自身所处的当前，人们感知到，极不寻常的事情开始了。但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在这之前还有无限的过去。在真正的人类精神觉醒之初，人们就已经在记忆的支撑下，获得了对晚期以及衰落的意识。

人们看到灾难 近在眼前，想要通过洞见（Einsicht）、教育和改革来挽救 。人们想要有计划地掌控事件的进程，想要重新建立或是创立完善的局势。历史整体被设想成一个世界形态的序列，它要么是一个持续崩坏的过程，要么是一个循环的，要么是上升发展的。人们想象，以何种方式可以实现最好的共同生活和管理、统治。改革思想支配了行动。哲学家从这个国家走到那个国家，他们是顾问和老师，他们或遭蔑视，或被渴求，彼此相互辩论、竞争。孔子在卫国王宫和柏拉图在锡拉库萨 ^[21] 遭遇的失败、培养出后世政治家的儒家学派和柏拉图学院，这之间存在一种社会学上的类似性。

在这个时代里，这一切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但这个时代绝非一个简单的上升发展过程 。它是毁灭，同时也是新生。它绝没有达到圆满。那些在个别人身上实现了的思想及实践的最高可能性，并没有成为共同财富，因为大多数人不能跟上他们的脚步。起初是适宜运动的自由环境，最终却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当这个时代丧失了它的创造力时，在这三个文化区域便出现了学说固化和均质化。在渐渐变得不堪忍受的无秩序下，重建持久稳定的状态以寻求新关系的渴望产生了。

终结 首先是政治上的。通过暴力征服，巨大的、统治一切的帝国几乎同时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以及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建立起来。在旧秩序的崩溃过程中，三个区域都首先建立起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有计划的秩序。

但是，在这三个地方处处保留着与先前时代精神的联系 。先前的时代成了榜样和倾慕的对象，那时产生的作品和伟人鲜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了学派和教育的内容（汉朝确立了儒家学派，阿育王 ^[22] 确立了佛教，奥古斯都时代有意识地确立了希腊—罗马教育）。

轴心时代末期逐渐形成的大帝国认为自己将永远延续。然而，他们的稳定只是错觉。虽然与轴心时代的国家相比，这些帝国延续了很久，但它们还是全部陷入了衰败并最终瓦解。自此以后的上千年里，大帝国不断更迭。在这个角度上，大帝国的崩塌和重建成了轴心时代末期以来的历史，就如同古文明曾经贯穿了先前的数千年一样。但那时的历史具有不同的意义——还没有导致精神的张力。这种精神在轴心时代才逐渐形成，并自那时起一直发挥着作用，它向一切人类活动抛出新的问题，并赋予它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