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古文明之间的共性与不同

共同的基本特征——大规模的组织、文字、书写员阶层的领导意义——使一类人得以产生。他们虽已处于开化的文明之中，但仍然具有一些尚未觉醒的东西。与这种缺乏真正反思的未觉醒状态相符的，是一种独特的技术上的合理化。

在大集体中，一切都局限于存在的直观形象，被约束在不受质疑的秩序当中。人们所表达的、所追随的，是一种毫无疑问的如是存在（Sosein）。除了在少数动人的萌芽之中（这类觉醒的迹象停留在未发展的状态），人类的基本问题镶嵌在带有神秘特征的宗教知识里，而没有进入无休止的探求之中。在埃及，特别是在巴比伦，关于公正性的思考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萌芽。但是意义问题却没有得到明确提出。这就好像是答案已经先于问题出现了。

各古文明在状况和发展上的相似性使我们追寻一个共同的基础。在所有时期，工具和理念慢慢地传遍世界各地。我们寻找每一个新事物开始扩散的中心、传播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具有奠基性及普遍性意义，决定性的影响从这里一直扩散到埃及和中国。但这样的影响规模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人们还提出一种值得怀疑的假设，即文明的中心位于亚洲——差不多在西库尔德斯坦及里海岸边。人们假定在更湿润的地球周期，这里曾经建立起一个兴旺的文明帝国。在气候变得干燥时，这里的居民则从这个中心向四方迁移。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国到埃及，各种文明在亚欧大陆上陆续建立起来。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史前的深渊时，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有经验证明的坚实基础来支撑这一假设。

假使古文明之间的共性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么我们也只剩下这个完全不确定的、对史前的亚洲深处的想象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整个亚洲的共同史前，欧洲是其延伸出来的一个半岛。

但是，不同的古文明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著的。我们能感受到，每一个整体的精神都是完全独特的。中国只有一些神话的萌芽，这里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关于宇宙秩序的想象、生动的自然直观及自然的人道（Menschlichkeit）。在两河流域则有一种刚硬和力量，一些戏剧性的东西，早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就有一些悲剧性的感人之处。在埃及，在均质化的劳役生活的掩盖下，有一种内在的生活愉悦感，一种对庄严雄伟的风格的高度感受力。

语言上的差别可以一直追溯到精神的根基之中。中文与西方语言不仅在词根上，也在结构上具有根本差异性，人们很难想象中文与西方语言起源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假使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那么导致这种差异性的进程必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于是，一种位于史前边缘的中亚文明会是共同源头的可能性就变得微乎其微。

在与后继者的关系方面，这些古文明同样完全不同。在希腊人和犹太人看来，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是另外的文明，是他者的文明。他们认识它们，将它们保存在记忆中；他们观望着它们，起初带着羞怯与钦佩，之后带着轻蔑。后来的印度人对古文明一无所知，他们已经将它们全然忘记。而后来轴心时代的中国人则在古文明中看到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代代延续，没有中断，没有感到自己身处一个新的文明之中（除非是将新文明看作是过去的衰落）。他们在一种理想化了的、变得带有神话色彩的形态中观察古文明，在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古文明逐渐成为一种典范。

然而，古文明内部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历史运动。在开端时期的杰出创造之后，这数千年在精神上是一个相对不活跃的时期；但它同时是一个不断发生迁移的时期，人们从中亚向外迁移，也因征服和变革而迁移；它是一个民族消失和融合的时期，也是一个不断重建古老的、因灾难而中断的文明的时期。

因此，这数千年的历史叙述中虽然充满了各种事件，但是对人性来说，这些事件还完全不具有历史决定性。

第五章　轴心时代及其影响

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已经提前对轴心时代的特征做出了描述。因为对我们来说，理解轴心时代似乎对普遍历史的观念具有核心意义。

如果我们研究哲学史，那么最富成果、对自身思考最有益的研究领域在轴心时代。

人们可以将这一时代称作两个大帝国时代的中间阶段，一个为自由留出的停顿，一次进入最清醒的意识的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