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印欧语系民族的重要性

从人类无法忆及的时期起，一些民族就开始从亚洲涌向南方。苏美尔人就是从北方迁徙来的。自公元前两千纪起，说印欧语言的民族迁往印度和伊朗，之后又迁往希腊和意大利。自公元前一千纪中期起，其中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再次使南方的文化世界感到不安，并在一段时间内被罗马帝国击退，就像游牧的蒙古人曾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击退一样。之后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接着是突厥各民族，然后是蒙古人。直到数世纪前，不断迁移的各民族针对文化区域的不间断活动才停止。为其画上最终句点的是游牧生活方式的终结。自18世纪一直到今天，中国农民不断以和平的途径从南方迁居蒙古。而最后的游牧民族则在苏联的强制下自北而南定居。

数千年间，这些不断迁移的民族对各种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在他们当中，我们习惯给予印欧语系民族一种历史上的优先权，这么做是公道，但却是有限的公道。

在古文明中间，没有一个民族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赫梯人的语言类型具有明显的印欧语系特点，但这种语言类型并未伴随着可以把握的精神特性。

在古文明时期，印欧人虽然没有展示出一个可以与这些文明相媲美的、拥有文字、国家和传承的、有组织的世界，但是，印欧人的世界必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上的共同体。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深刻的精神内涵，比如上帝——父亲的思想和那种特有的天然性（Naturnähe）。

一种周期性贯穿了历史，衰退、遗忘和没落的时期与再次认识、重新回忆、重建和重复的时期交替出现。自此，复兴（Renaissance）成为贯穿历史的普遍事件（奥古斯都时期、加洛林文艺复兴、奥托复兴、狭义上的文艺复兴、公元1770—1830年间的德国人道主义运动、12世纪的梵语复兴、汉代的儒学、宋代的新儒学）。

印欧语系民族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化对轴心时代以及之后数千年的西方具有突出意义。这些印欧语系民族——印度人、希腊人、日耳曼人，也包括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以及后期的波斯人——具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创作英雄传说和史诗，发现、塑造、设想出悲剧元素。在其他民族那里，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是：巴比伦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埃及人关于卡迭石战役 ^[57] 的记载，中国人的《三国志》，然而它们之中却蕴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印欧语系民族参与决定了轴心时代在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发生方式。但是，像犹太人和中国人这样对轴心时代来说至关重要的民族却完全不属于印欧语系。而且印欧语系民族所建立的一切，都是在之前的古文明基础上、在与旧有居民的混合中，通过吸收外来文化传承而逐渐形成的。

在欧洲，自公元后一千纪，北方民族接触轴心时代之后，一个直到此时都没有反思（unreflektiert）的本体觉醒了。这一本体与轴心时代显现出来的部分力量是同源的（这类想法尚不能肯定）。直到有了这一姗姗来迟的接触，北方民族中的一些东西才得到了升华，然而在此之前，它们或许就已经存在于那些连自身都无法理解的冲动之中了。一些东西在新的精神创造中逐渐发展起来，它们或是从桀骜不驯的叛逆逐渐发展成精神的抗争运动，然后成为探询和探索的运动；或是从不可动摇的自我（Ich）逐渐发展成以自我存在的生存（selbstseiende Existenz）为基础的自由人格。所有的张力都被决绝地推到极限，而就在这种张力之中，北方民族才真正体验到，人、世界中的此在和存在本身意味着什么，才确信超越。

4.西方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