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现代科学的产生

新科学为何会产生？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解释，但不会产生最终的答案。它就像所有在精神上具有创造力的事物一样，是历史的秘密。

将新科学的产生归因于北方民族的天赋，这样的答案毫无意义。恰恰只有在这个答案带给人的印象中，这种天赋才是可以辨认的，此外它没有显露出其他迹象，这是一种套套逻辑（Tautologie）。

近几个世纪中，各种条件罕见地交织在一起，在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科学成为可能。

人们可以指出下列社会学 条件：国家和城市的自由；贵族和市民的闲暇；虽然贫穷，但却因赞助者支持而获得机遇的人们；大量欧洲国家四分五裂，迁徙自由和流亡他国的可能性，政权和政权、人和人之间的竞争；自十字军东征起，欧洲与异文化大规模的接触；国家和教会之间的精神斗争，所有政权在信仰和法律问题上为自己辩护的需求，尤其是在精神斗争中论证政治要求和利益合理性的需求；各个作坊中的技术任务；印刷术带来的传播可能性以及随之得以强化的交流和讨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仿佛一切都必定会相互促进，给彼此提供机会——人们出于工程目的掘开地表，偶然掌握了考古，得到了史前发掘物。贪婪和冒险欲使人们发现了地球上的所有区域，直到晚些时候人们才着手进行纯粹的考察旅行。教会的传教任务使西方人发现了异邦民族的灵魂和文化，传教士埋头钻研他们的精神，以致有些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反而变成了在欧洲传播中国或印度精神的传教士。技术进步使一些发明无意中成为科学的辅助工具，服务于与初衷完全不同的目的，从印刷术开始，再到无数的仪器，在几乎所有的科学中，它们使观察变得精确，事实得到确定，遗失之物得以重建。个人的业余爱好，甚至是如怪癖一般的个人嗜好对认识起到了帮助作用，尤其是专门的收集（比如地衣等等），特殊的技巧，体育竞赛一般的竞争。或有意或无意地，许多人在各行各业的活动以及现存的一切，似乎都在共同为一个认识的目标发挥作用，而这个目标在根本上是未知的。令人惊讶的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研究者涌现在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他们从遥远的角落走来，出于自身的权利和意志接过任务、开辟道路，为新的精神可能性奠定基础，问题是：为什么欧洲不断出现这样的个人，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但相互投合？为什么先是在西班牙，之后在意大利，并很长一段时间在德国看不到他们？

社会学研究将能阐明一些内在联系。我们继续来探询现代科学产生的动机 。

常有人说，现代科学源于权力意志。支配自然，获得能力、收益，“知识就是力量”自培根 ^[8] 起就已有之。培根和笛卡尔设想了一个技术的未来。帮助人对抗自然的，并不是野蛮的力量，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臣服自然，而征服自然（Natura parendo vincitur）。真正的认识是可以产生对象的认识，人们可以这样来考验认识：“我只认识那些我能造出来的。”人意识到能力的创造性，这为这种认识插上了双翼。

在这种对现代知识的解释中，需要区分以下两点。一，在技术意志和对物的征服中表现出来的权力意识，其追求的目标是一种能力。二，想要洞察自然过程的认识意志。研究者就是聆讯证人的人（康德）。不带有技术目的的纯粹的认识意志也是存在的。

人们认为，以上两者都具有侵略性。因为这类认识还未顾及技术力量，它不是在真正的、充满爱的认识下进行观察、献身和适应，而已经是对存在者（Seiende）进行的斗争和征服，支配随之而来。

但是，仅仅观察伟大研究者的内心态度，我们就必须完全否定这种侵略性：伟大研究者具有对必然性的感知力。适应自然曾经正是自然研究者所遵循的伦理。但他想要知道，自然在做什么，自然当中又发生了什么。这种追求知识的意志、求知者的自由与侵略性，和权力意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求知者并不盲目，而是清醒地承受痛苦，清醒地忍耐坚持，清醒地生活。这种意志所追求的力量不是统治的力量，而是获得内心独立的力量。求知者的意识自由恰恰能够将事实性（Tatsächlichkeit）完全理解为存在的真正暗码。与似是而非、不准确、飘忽不定、随意的认识不同，在确凿的、普遍适用的知识伦理中存在的不是侵略性，而是追求清晰性和可靠性的意志。

通过实验进行的研究尤其被认为是带有侵略性的。与单纯的直观不同，在理论构想和实验证实的交替中，一种洞见实现了，它不仅可靠，而且不断深入到无意识进程的规律性中。其动机不是侵略，而是对自然的疑问。

但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成果可以被误解和滥用。因此，那些本身非历史的权力意志和破坏意志始终在伺机强占科学，并在言谈、行为和应用中使其服务于侵略性，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会遗失科学。

最骇人听闻的是在人身上做实验。没有当事人的知情和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在其身上进行实验，因此危险的实验应当只在研究者自己身上施行。诚然，这并非是遵从科学的意义，而是出于人道和人权的原则。

两千年前，一位印度王公曾在罪犯身上做了如下实验：“你们要把这个男人活着放进一个桶里，然后用盖子将桶封好，包裹上湿润的皮革，涂抹上一层厚厚的黏土，再将桶放入火炉里，生起火。——当时就是这样。当我们知道这个男人已死了的时候，我们把桶取了出来，破开了封土，移开了盖子，小心地朝里面望了过去，想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发现逸出的生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生魂逸出。”这与纳粹进行的人体实验是类似的。这类实验与现代科学本身毫无关系，而纯属滥用。所有人类创造出的东西都可能沦为滥用的对象，科学也不例外。

与科学息息相关的，是历史决定的动机，而不是非历史的权力意志。如果没有历史上根植于圣经宗教的精神状态和推动力，现代科学的产生或许是不可想象的。三个将研究推向极限的动机，似乎源于《圣经》的宗教。

（1）圣经宗教的伦理不计任何代价要求真实性 。通过《圣经》的宗教，真实性被推向顶峰，并同时被推入围绕它的一系列问题之中。真实是上帝的要求，这使认识没有被当成游戏或闲暇时的高雅活动，而是成为一种庄严的使命，这种使命关涉一切。

（2）世界是上帝的造物 。希腊人认为宇宙是圆满而有序的、理性而合乎规律的，是永恒存在的。其他东西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是材料，是不可知的，是不值得认识的。然而，当世界是上帝的造物时，存在的一切作为上帝的造物都是值得认识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须被领会、不须被了解的。认识如同是在思考上帝的思想。用路德 ^[9] 的话来说，作为造物主，即使在一只虱子的肠子里，上帝也是在场的。希腊人困于封闭的世界观中，沉浸在他们设想的宇宙之美中，陷在构想出的整体的逻辑透彻性中。他们或是让一切在各种等级和类别的模式中得到分类；或是通过三段论（Syllogismus）使所思（Gedachte）封闭在内在关联中；或是把握永远规律的进程。不仅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 ^[10] ，托马斯 ^[11] 和笛卡尔 ^[12] 同样服从于这种朝向封闭形态的、使科学陷入瘫痪的希腊式动力。

新的推动力与此完全不同，它愿意向所有造物无限地保持开放。在这种推动力的作用下，认识恰恰渴求那些与直到当下所发现的秩序和规律不相符的现实事物。这种渴求形成于逻各斯（Logos）本身之中，它不断将自己带向失败，但这不是为了放弃自身，而是为了在新的、更广阔和更充实的形态中重新赢得自身，并且在无法圆满的无限性中不断推进这个进程。这样的科学源于逻各斯，逻各斯并不封闭自身，而是对无逻各斯（Alogon）开放，并通过服从无逻各斯而进入其中。逻各斯和无逻各斯之间的火花点燃了这一普遍的进程，而关于理论体系的构想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之间持续的、永不终止的相互作用，就是其简单而伟大的例子和象征。

对于新的认识渴求而言，世界不再是绝对美的。这种认识既面对美，也面对丑；既面对好，也面对坏。最终，一切存在都是好的（Omne ens est bonum）——作为上帝的造物。但是，这种“好”不再是希腊人看得见的、自我满足的美，而是只存在于对所有此在者——作为上帝的造物——的爱中，因此也存在于对研究意义的信任中；世间一切都是上帝所造——在无限质疑、并因之而不断推进的研究所带来的不安中，这一认识为身临现实之渊的人带来了安宁。

但是，作为被造物，已认识的和可认识的世界存在（Weltsein）就是第二等的存在。因此，世界本身是无底的，因为它的基础位于他处，位于造物主那里，世界本身不是封闭的，因此认识也不能将它封闭。世间存在不能理解为最终的、绝对的现实，它始终指向别的东西。

这种创造思想使被造物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东西而值得钟爱，并因此使一种此前未曾有过的、与现实的接近成为可能。但是，这种思想同时产生了同存在之间最远的距离，因它认为存在只是被创造的存在，不是存在本身，不是上帝。

（3）对人来说，世界的现实充满了令他恐惧和惊慌的事物。人的真理意志必须确定，“它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如果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那么他似乎就要为他的造物负责。在《约伯记》中，为上帝辩护的问题成了一场在对世界现实的认识中竭力追求神性的角力。这是为了上帝而对抗上帝的角力。上帝的此在是不容置疑的。而恰恰是他的不容置疑加剧了这场角力。或许只有信仰消失，它才会停止。这样的上帝连同他对真理的绝对要求，并不要求人通过幻想去领会。他摈斥那些以思想诡辩宽慰和告诫约伯的神学家。上帝要求知识，而知识的内容却似乎不断地向他本身提出控诉。因此，一方面是勇于认识、对无条件认识的要求，同时另一方面则是对此的畏惧。这是一种两极性，仿佛同时听到两种声音：上帝的意志是不受限制的研究——研究就是礼拜上帝；研究是触犯上帝——并非一切皆应揭露。

这种角力与研究者和自身、最爱及最憧憬的事物、理想及原则所做的角力合为一体：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得到检验、重新证明或是改造。正如假若上帝不忍耐这些从现实的事实情况中形成的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的信仰一样；正如拒绝幻想会使寻求上帝变得艰难一样，真正的研究意志就是与自身的愿景和期待相角力。

这种角力的最终考验是研究者与自身论点的角力。一个人在研究中寻找自己的反对者，尤其是那些通过具体的、明确的思想对一切提出质疑的人——这成为科学的人的决定性标志。一些看似自我毁灭的东西在这里带来了丰富的成果。而当讨论遭到回避甚至是抵制时，当人们将思考限制在具有同样意向的圈子里，并且以不明确的一般性将具有破坏性的侵略性转向外部时，这是科学丧失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