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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4 未来的信仰
当前的状况与永恒信仰的范畴看上去具有彻底的差异性，乃至相互排斥。这样的差异性使未来的问题更加尖锐：人的信仰将以何种形态显现出来？
我们首先听到彻底的悲观主义观点：一切都将消失在巨大的困境中，信仰也将随文化一同消失；余下的只有无思考无意识、灵魂与精神的瘫痪；因为这种困境就是在肉体毁灭之路上灭亡。这些句子包含着一个残酷的真理。因为在最大的困境中，揭示灵魂深处的时刻看上去在世界上也不产生什么影响，它们不带来交流，或是消失在最亲近的人之间最亲密的交流世界中。伴随着压倒性的困境，几乎没有必要提出未来的信仰问题。在毁灭的上方只余有沉默，可怕的沉默。从这种沉默之中好像有一种假象在向我们逼近，但不再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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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未来，信仰将依然存在、传播，把人们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些凭借信仰实现的东西，是绝对无法计划的。我们只能做好准备去接受它，并在生活中不断完善这种准备。我们不能把自身的转变作为我们意志的目标，相反，转变必须是被赠予我们的。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体验这种赠予。因此，适当的做法似乎是在未来信仰的问题上保持沉默。
然而，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即信仰任何时候都在场，那么即便一类公众相信“上帝已死”是真理，并且受到其影响，他们也不能完全磨灭永远存在的东西。随后，信仰的残留，或是它的萌芽便会寻找它的语言。哲学可以设想出这种语言可能存在的空间。这种语言源于两种动机：
（1）如果一个人有信仰，那么无论他在何处遇到有信仰者，都会待之以爱。就如自由力求使所有围绕着它的人们都变得自由，信仰也力求使所有人获得他们的历史信仰。在此过程中，有意义的不是逼迫，也非强加，而是通过一种语言引起人的注意，不论以何种方式，这一语言寻求召唤超越。
虽然，在信仰中我们不能为彼此提供决定性帮助，而只能彼此相遇——即便超越能够帮助人们，它也只能通过个人的自我存在来帮助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在对话中鼓励彼此，并依靠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获得发展。
（2）即便有计划的劳动永远无法产生一种信仰，但它却能从信仰出发，为信仰设想出甚或创造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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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而言，这将是不可避免的：精神进程和人类命运会涉及所有人 。那些不为所有人所接受的东西，便没有什么机会存留下来。如同任何时候一样，精深的发展和创造性事物将是高贵少有的。但是，它们的基础和一切精神产物都涉及的简单性，则必须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得到实现，或是必须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读写的人们——在此之前仍是沉睡且不起作用的群众——现在实际在阅读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许多个世纪里，《圣经》曾是每一个阅读者自孩提直到老迈始终细细体悟的书。而今天，这种传承和教育的方式似乎会在大范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人不同的阅读选择。报纸对每一个当代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它们中的一些由时代最聪明的人撰写，具有很高的精神水平。然而，如果报纸成为报刊读者的唯一读物，并且这类读报者很快就将报纸的内容抛诸脑后，那么报纸就会变成一种危险。未来，在人的教育上，什么将会成为影响人一生的读物，这是无法预见的。
由于这将取决于所有人，因此，在决定未来的问题上，诉诸全体民众的努力会具有优势地位，前提是这些努力确实成功地渗入人的内心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带来了矫揉造作的产物。由于矫揉造作的产物无法在人的内心扎下根基，因此，它们会在现实的灾难中立刻支离破碎，就如同法西斯主义那些徒有其表的产物一样，即便它们曾经得到过热烈的赞同，也曾有人为之辩护，也曾鲜活地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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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能知道，教会 的革新可能会带来什么。人们看到源自教会信仰的力量，这些力量以个人形态出现，具有强烈的无条件性。但人们今天在整体上无法看到巨大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令人信服的显象。
教会的信仰在观念、思想和教义中得到表达，成为信仰告白。教会信仰可能会失去其起源，而等同于这些特殊的内容和客观化，到那时，它必会衰弱。但是，它需要这些外壳来保存传统。
似乎多数人的信仰依然束缚在一种明确的现实方式上。人渴望可感知的实在以及明确的宗教教义，除此之外其他一切似乎都无法在群众中扎下根基，因而那些想要拥有对各民族的控制力，并且同时想要帮助所有人的制度始终机智地借助于人们的这种渴望。
与此相反的是一种远离教会的信仰方式的转变。一个意识到自身自由，不把自身信仰固定在可以表达的一般内容中的人，他在其历史性中，在对个人生活的决断上，都是坚定明确的。这样的人检验自身，使自身保持开放，并将全部历史传统的权威作为自身的基础。时代首次使所有人学习读写，并带来了一种或许可以越来越好的思维教育。而问题是，时代能否仅仅通过这样，而为一种自由的、不固定在可表达性中的信仰提供新的可能性，并同时不减损信仰的严肃和无条件性。这样的信仰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在多数人中取得共鸣。
那些秉持建立在信条、教条和制度基础上的信仰方式的职权人员，因其归属于强大、具有世界影响力，并在较广范围内有时无所不能的组织而产生的权力感，便轻蔑地看待这一种信仰方式，认为它是私人的、无力的。但由于群众最终由大量喧闹的个体组成，因此，私人的东西会普遍地发挥作用。对于事物的进程而言，这会具有决定性：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帮助——即便其以迷信的形式出现——其内部是否蕴含着一些东西，而我们可以从精深的精神发展中重新辨认出它们；从人作为个体所包含的起源中，即从他与上帝直接关联的生活中重新辨认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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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们因为对当今教会及其变革能力抱有怀疑而不愿对其做出任何积极的预测——这也许是非常错误的——但人们绝不需要对圣经宗教抱持这种怀疑。未来的信仰仍然极有可能在轴心时代的基本立场和范畴中变动，而圣经宗教也源于其中：因为对一种历史的总体直观而言，那些起源的世纪占有极大的精神优势；因为科学、技术连同它们所产生的精神内涵，都无法与崇高的信仰内涵和那一起源中的人性相匹敌；因为现代思维的瓦解使其已无法从自身起源中提供任何精神内涵丰富的东西来战胜那一起源；因为深奥事物所具有的简单特性并未以新的形态存在，并且即使它的新形态会出现，在不保存其旧形态的情况下，这种新形态也几乎不可能维持自身。
因此，今天看来，在圣经宗教的重建当中仍然很有可能发生变革。
与分隔化、封闭化和团体内部狂热化（与全面计划意向所产生的封闭范围相一致）的时代趋势相反的是，联合起来走向伟大而简单的真理的各种趋势。
但又有谁能够在个别情况下揭示，什么事物如今已在根本上枯萎，什么事物意味着徒劳地依附于已失去的东西，以及什么事物具有起源性，并将承载生活！
然而，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对于我们西方的人性未来的决定，最终存在于我们的信仰与圣经宗教的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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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即圣经宗教的转变已不会再成功，相反，它会在僵化的信条中枯萎（而不是在具有保护性的外壳内世世代代鲜活地延续下去），并因此有可能在即将来临的政治灾难中遭到彻底扼杀——如果真是这样，由于人无法停止为人，因此必定会出现一些在起源上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新事物或许会使圣经宗教消失，变成单纯的回忆，就像我们看待希腊神话那样，甚至或许连这样的回忆都会失去。圣经宗教在很长时期内产生过影响，就像今天处于相同形势，面临同样问题的儒教一样长，但还及不上古老的埃及宗教。
与世界帝国的暴力性相关的动因无法促使这种新事物诞生，这样的动因只在表面上看似有些机会。如果这种新事物要确实地打动人们，那么一个类似新轴心时代的事物就必须发展起来。那时，人类的活泼生动会展示出——什么将会在精神交锋形成的交流中，在伦理的无条件性构成的张力中，在极大的幸福中不断发展，并承载起新的认识神性的揭示进程。
人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或许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看到轴心时代的起源，并以此为支撑宣告真理，这些真理充满着我们时代的知识和体验，将会得到真正的信仰和践行。人类或将重新以全部的严肃性体验到，上帝意味着什么，并重新认识到驱策生命的普纽玛（Pneuma） [65] 。
然而，期待这一切以一种新的上帝启示的形态出现，似乎是不妥的。启示的概念只属于圣经宗教。启示已经发生，并且已经完成。启示思想将始终与圣经宗教不可分解地结合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明明白白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一种自称是新的上帝启示的预言，那么它或许看上去总会像是疯话或是伪预言，像是迷信，而这种迷信会在数千年前发生的唯一伟大而真实的预言面前消亡。不过，谁知道呢？
无论如何，这样的新启示会在一种仅仅是篡夺来的、仅仅依靠暴力维系的绝对唯一性之中变得虚假。因为信仰的真理在于其历史显象的多样性，在于多样性通过不断深化的交流而彼此相遇，这是我们在近几世纪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它们不容倒退。这种经验从其起源上看不可能是错误的。
但是，鉴于可能出现极权主义的世界帝国以及与之相应的极权主义强制下的信仰真理，留给个体的希望，留给那些自轴心时代起直至今日，从中国直至西方不尽其数的个体的希望，只有保存哲思之川，无论它变得多么狭窄。与超越相关联的人的最深刻的内在既独立于国家，也独立于教会，这种独立性与灵魂的自由都会在与伟大传统的交谈中获得勇气。这种交谈仍会是人类最后的庇护所，数千年来它已在恶劣的过渡时期中数度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如果人们认为，在缺乏信仰统一的情况下，世界统一将不大可能形成，那么我要冒险作出相反的断言：只有当多样的信仰内涵在其历史交流中保持自由，而不被一种客观的、普遍适用的信仰内容统一时，世界秩序中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普遍因素（有别于世界帝国）才恰恰有可能实现。与世界秩序相关的所有信仰的共性，只能在于每种信仰都希望在一个世界共同体中形成作为此在基础的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下，信仰拥有精神的和平手段来发展自身的空间。
因此，我们所期待的并非一种宣告其绝对唯一性，并对全人类都适用的新的上帝启示。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东西。我们或许能期待某样东西，它就像一种揭示，而这种揭示通过今天看来可以相信的预言（在使用这个词时，我们所谈的不是某个未来事物，我们是在一种过去的范畴中进行探讨）实现，并以多样的形态出现；或者，它通过智者和立法者（再次在轴心时代的范畴中探讨）而使人性有可能上升到意气焕发、无私、通透而纯粹的高度。在我们身上有种不足，它就像是等待或是准备。哲学并不圆满，并且如果哲学不想变得错谬，就必须始终意识到它的不圆满。在抵御真理的敌人的同时，我们正漫步走向昏暗不明的未来之中，我们不能放弃自身思考的无知，而去顺从地接受某种强加于我们的知识——但我们首先要做好准备，当充实的象征和深刻的思想再次照亮生活之路时，我们要去倾听，去注视。
与此同时，哲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完成本质的任务。它回报我们的，是在思考中抵抗荒谬、伪误、颠倒、历史的真理对绝对唯一性的要求以及盲目的偏狭。沿着这条道路，它将使爱在现实交流中赢得深刻性。然后，在这种通过成功交流而实现的爱中，即便是那些就其历史起源的多样性而言，相距最遥远的人们，也会看到将我们彼此相连的真理。
今天，个人的存在是可以明确感受到的。谁想要生活在由真正的人所结成的开放，未经组织，也无法被组织的共同体中——从前，我们将其称作看不见的教会——那么今天，他实际上就作为个人，与散布在地球上的其他个人共同生活在一种能够经受住任何灾难的团结之中，这样的团结是一种可靠性，它不是在任何协定或是明确要求中确定下来的。
他生活在完全的不足之中，但这是一种共同的不足，他与其他人一同在这个世界之中，而非在这个世界之外执着寻找正确的道路。这些个体彼此相遇，唤醒彼此，并激励彼此。他们拒绝以现代的方式将古怪的信仰内容和虚无主义下的现实主义实践相结合。他们知道，人被赋予的任务是在这个世界中实现人可能实现的东西，而这样的可能性绝不唯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白自身立场，明白自己想要为了什么而奋斗。这就好像是神性将任务托付给每一个人，为了无限的开放性，为了真正的理性，为了真理、爱与信任去奋斗，去生活，而不诉诸于暴力。暴力是国家和教会所固有的，我们必须在国家与教会中生活，但我们希望去反抗它们的不足。
注解：
[1] 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译注
[2]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译注
[3] 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医生、解剖学家，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译注
[4] 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荷兰显微镜学家、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译注
[5]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商人、业余考古学者，发掘了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译注
[6] 欧几里得（Euklid von Alexandria，公元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译注
[7] 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译注
[8]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著有《新工具》《学术的伟大复兴》等。——译注
[9]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译注
[10] 德谟克利特（Demokrit，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哲学家，率先提出万物由原子构成。——译注
[11]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译注
[12] 参见我的：《笛卡尔与哲学》（Descartes und die Philosophie ），柏林，1937年；法语译本（Descartes et la Philosophie ），巴黎，1938年版。——原注
[13]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著有《自然法权基础》《伦理学体系》等。——译注
[14]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著有《宗教与哲学》《先验唯心论体系》等。——译注
[15]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译注
[16]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著有《非此即彼》《恐惧与战栗》等。——译注
[17]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著有《权力意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译注
[18] 弗里德里希·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1881—1963），德国哲学家，著有《技术文化》《技术哲学》等。——译注
[19] 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1791—1872），美国画家、电报之父，1839年发布了摩尔斯电码。——译注
[2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等。——译注
[21] 该段引自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第248—250页。——译注
[22] 引文出自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I》（Jenenser Realphilosophie I ）。——译注
[23] 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圆锥曲线专论》《算数三角形》等。——译注
[24]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失乐园》《复乐园》等。——译注
[25] 引文出自弥尔顿《失乐园》（Paradise Lost ）。——译注
[26] 引文出自黑格尔《哲学历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译注
[27]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译注
[28] 即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欧洲文化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等。——译注
[29] 对这些趋势加以说明，就意味着指出可能性，而我们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实现这些可能性，这是不确定的。不同于此的是将整个技术世界看作一个已经看透的事物，无论是将其作为一种对人性新英雄形象的宣告，还是作为魔鬼的作品，然后，技术的魔力就会被实质化，成为某些真正具有魔力的东西。伴随着这种解释，劳动的意义或得到升华，或是被完全否定；技术的劳动世界或将受到赞扬，或将遭到拒斥。这两种可能性都产生于技术劳动内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将这些完全相反的可能性绝对化，那么它们就都会变成谬误。荣格尔兄弟在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著述中就是以这种方式将这些可能性呈现出来的。
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在他的《劳动者》［（Der Arbeiter ）第三版，汉堡，1932］一书中，描述了他幻想中的技术图景：劳动被想象成在装备战中达到顶点的总动员——劳动者的形象是古铜色的、坚硬的，思想是虚无的、无目的的、完全具有摧毁性的。荣格尔将这种“劳动者的形象”刻画成未来地球的主人。他超然于人道主义，也超然于野蛮；超然于个人，也超然于群众。劳动是他的生活形式，他知道他在整个劳动结构中是负有责任的。技术将一切具体化，使一切成为获取权力的手段。人通过技术成为自己和地球的主人。人作为这样的新人，作为劳动者的形象，赢得了一张刚毅的面容。他不再问为什么。他渴望，他相信，完全不考虑这些渴求和相信的内容是什么。
与此相对，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荣格尔（Friedrich Georg Jünger）给出了一幅毫无安慰、毫无出路的技术图景［《论技术的完美》（über die Perfektion der Technik ），法兰克福，1944］：自然力被技术压制，但又恰恰在技术中蔓延开来。理性思维本身是缺乏自然力量的，但它却在强制下，通过带有敌意的、暴力的手段在这里发动了巨大的自然力。“工业景象具有某种火山一样的特点”，一切火山喷发的景象都在其中得到再现：“岩浆、灰烬、气孔、烟气、瓦斯、火光照亮的夜云和不断蔓延的荒芜。”
F.G.荣格尔驳斥那种技术将减轻人的劳动、增加人的闲暇的观点。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今天绝不会有劳动量的减轻。但在整体上看，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他的论断，一切表面上的劳动减少，都是用其他地方增加的劳动换来的。当他驳斥劳动会增加财富的观点时，他只是通过跳到财富的另一个意义，来表达实际上相同的意思——他认为财富是存在，不是拥有。当荣格尔把困境（完全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中的合理化错误地归咎于合理化本身时，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对技术的指责。作为时代亲历者，他对这种困境中的组织形式的描述，倒是十分恰当：它不创造财富，而是一种在有短缺的地方分配剩余物资的方法。在一种被摧毁的经济里，这种分配的组织形式最终是最后一样完好的东西。贫困越加剧，它便越强大。只有当分无可分时，它才会自己崩溃。这些探讨显然与技术无关，而是一种经历了可怕战争后果的现象，这只是恰好发生在今天，但却被错误地理解成技术的必然后果。
根据他们对技术的评价，荣格尔两兄弟的刻画显示出截然相反的特点——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是相同的。这与神话思维相类似：不是认识，而是比喻；不是分析，而是描绘一种幻想——不过这是通过现代思维范畴的媒介完成的，于是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与理性的认识有关。
因此有片面的东西和狂热的东西。这些东西没有经过仔细权衡，也没有引征任何对立的论据，除非是那些经过小心挑选的反面论据，好来通过驳斥它们加高自己的演讲台。
这里没有任何冷静的认识，有的是一种强烈的情绪。无论是在精确措辞的清醒态度中，还是在下论断、作评价的专横论调里，这种情绪都没有得到克服。这首先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它源于对精神产品的兴趣。事实上，这种态度的确使恩斯特·荣格尔成了一流的作家。
严肃地看，这样的思维中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失去基础的现代层面上，在这个失去了反思，抛开了方法论认识，放弃了基本知识和对基本认识的终身追求的层面上，这样的思维是诱人的。因此，在具有权威性的坚决语调中，却缺乏读者能够感受到的真正的内在联系。改变内容，甚至是改变整个态度和论调，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思维方式没变，变的只是主题、看法和目标。——原注
[30] 关于群众，参见勒庞（Le Bon）的《群众心理》（Psychologie der Massen ）；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群众的反叛》（Der Aufstand der Massen ）。——原注
[32]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著有《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等。——译注
[33]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笔迹分析理论家。——译注
[34] 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荷兰汉学家、宗教史学家。著有《道同主义——中国的宗教和伦理、国务和各种科学之基础》等。——译注
[35] 指《道同主义——中国的宗教和伦理、国务和各种科学之基础》（Universismus，die Grundlage der Religion und Ethik，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en Chinas ），1918。——译注
[36] 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译注
[37]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奠基人，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译注
[38] 维尔纳·凯基（Werner Kaegi，1901—1979），瑞士历史学家，著有《雅各布·布克哈特传》。——译注
[39] 即布克哈特于1872年4月26日写给弗里德里希·冯·普林（Friedrich von Preen）的信。——译注
[40] 即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译注
[41] 如果没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洞见［《有组织的罪》（Organisierte Schuld ），载于《变化》（Die Wandlung ），第一辑，第650页，再版于汉娜·阿伦特的《随笔六篇》（Sechs Essays ），海德堡，1948年；以及《集中营》（Konzentrationsl äger ），载于《变化》（Die Wandlung ）第三辑，第309页］，我不会对文中所述观点有清晰的认识。——原注
[42] 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法国文学家、政治思想家，著有《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等。——译注
[4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译注
[44]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作家，著有《公众舆论》。——译注
[45] 古列尔莫·费列罗（Gulielmo Ferrero，1871—1942），意大利历史学家、作家，著有《罗马的伟大与衰落》。——译注
[46]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著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译注
[47] 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1899—1966），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奠基者之一，著有《当代社会危机》《自由社会的经济学》等。——译注
[48] 引文出自托克维尔的《权威与自由》（Autorit ät und Freiheit ）， 阿尔伯特·萨洛蒙德译本。——译注
[49] 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和《编年史》等。——译注
[50] 盖乌斯·卡西乌斯·郎其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执政官。塔西陀曾记录他在一次辩论上的讲话。——译注
[51] 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即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多·阿尔伯特·冯·霍亨索伦（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 von Hohenzollern），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和普鲁士王国末代国王（1888—1918）。——译注
[52] 刻奇（Kitsch），指不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通常包括对现有艺术作品的大量重制（如蒙娜丽莎的复制品等）、将现有艺术作品及其元素转换到其他形式中（如将已有油画作品改作为版画等），以及对已有艺术风格欠缺品位的模仿等。——译注
[53] 关于全面计划，参见：沃尔特·李普曼《良好的社会》（The good Society ），1938年；德译本，伯尔尼，1945年。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德译本（Der Weg zur Knechtschaft ），苏黎世。威廉·洛卜克《当代社会危机》（Die Gesellschaftskrise der Gegenwart ），苏黎世，1942年第四版。——原注
[54] 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又译弗里德里希二世，后世尊称其为腓特烈大王，是普鲁士王国国王、军事家、政治家、作家。——译注
[55] 引文出自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 ）。——译注
[56] 沃尔特·李普曼和F.A.哈耶克从根本上说明了全面计划的问题。根据李普曼的观点，全面计划的后果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
随着计划规模增大，灵活性和适应性会降低。
通过全面计划来控制物资匮乏和无序事实上会使这两种情况更加恶化。想要通过强制来克服混乱，会越发引起混乱。
劳动组织的强制性会不断增强，直至成为恐怖。因为强制性会促生不满，而只有不断增强强制性才能阻止这种不满爆发。
全面计划挂连着军备和战争，它是中断自由交往的冷战。
全面计划被移植到最小的团体中。这样的趋势会逐渐增强：树立壁垒，借助政治力量的帮助毫无顾忌地发展一切形式的小团体。
即使人们并没想要积极参与计划经济，这些计划经济的趋势依然会出现，依然会不断增强，这是事物的自然。此外，计划经济中还存在改变整个人类此在的趋势，包括精神状况；存在理想主义的计划先锋们看不到的趋势。哈耶克令人信服地概述了这些趋势的特征：
1.计划经济破坏民主。如果民主是政府和通过议会、讨论及多数派表决实现的政府监督之综合，那么它只可能存在于把国家任务限制在特定领域的地方。对于这些领域来说，可以通过多数派的自由讨论制定出决策。但议会绝不可能控制一个全面计划。相反，议会会通过所谓的授权法走向终结。
2.计划经济破坏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依靠法律维系，即使多数派的专制也不能随随便便废除法律，而是必须要经过一套法律程序，这套程序需要时间，并且允许其他多数派来控制这个多数派。但是，全面计划需要通过支配、命令、全面授权实现统治。这些做法具有一种所谓的合法性，但却以官僚和被授予权力的人不受控制的独裁为基础，它们可以被随意更改。
法治国家保护人免受多数派的独裁统治，而这种多数派的绝对有效性仅源于他们是民主选举程序的产物。但是，这样的多数派可以和个别人一样独裁和专制。防止政权走向专制的，不是它的源头，而是对它施加的限制。这种限制遵循固定的准则。这些准则对于法治国家的国家权力同样有效。但是，全面计划导致了诉诸群众的呼吁，而群众在投票表决时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决定什么。
3.计划经济要求绝对的整体性。这是一种幻想：人们可以把极权引导局限在经济问题上。纯粹经济的目标是不存在的。全面计划的尽头是废除货币，废除这个自由的工具。“如果一切劳动报酬，都不以货币，而是以公开表彰、特权、高于他人的优势地位、更好的居住条件、更好的饮食条件、旅游或受教育机会的形式发放，那么这就意味着，报酬的接收者不再拥有选择的权利，而规定报酬的人不仅决定着报酬的高低，还决定着它们的具体形式。”问题在于，“决定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较为重要，什么不那么重要的，应该是我们自己，还是计划经济当局”。
4.全面计划带来由领导者进行的选择，并使那些低级的特征在选择中占据上风。极权主义的纪律要求一致性。这种纪律在较低级的精神和道德层面上最容易实现。最小公分母中包含着最大的人数。顺从的人、轻易就相信的人被优先挑选出来。他们不清晰的观念很容易被引导，他们的激情很容易被鼓动。在仇恨和妒忌中，人们最容易达成一致。
尤其有用的是那些勤劳、遵守纪律、精力充沛和没有同情心的人，他们有秩序意识，工作时有责任心，时刻准备着牺牲奉献，有不计后果的勇气，永远绝对服从当权者。另一方面，不能用的是那些宽容、尊重他人和他人的意见、在精神上独立、不屈服的人，他们即使面对上级也坚守自己的信念，拥有表达自己信念的勇气，乐于照顾体弱病残者，不接受并且蔑视纯粹的权力，因为他们秉持个人自由的古老传统。
5.全面计划需要宣传，它使真理在公众中消失。充当工具的人必须要相信一个目标。因此有导向性的宣传就是极权者的必要条件。新闻和意见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对真理的尊重，甚至是对真理的意识都必须摧毁。有引导性的学说不断为其自身辩护，将其他学说排除在视听之外，这必将导致精神生活瘫痪。为了控制一切，全面计划的思考始于理性，但它却终将毁灭理性。因为理性的发展依赖于具有不同认识和不同看法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样的进程是全面计划的思考所不能掌握的。
6.全面计划破坏自由：“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唯一通过分散化而使人对人的权力降到最低程度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会导致一种始终受到限制的权力，转变为一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摆脱的权力。”为了在它招致毁灭的道路上维持自身，全面计划必须摧毁一切威胁到它的事物：真理，即自由的科学和作家的自由言论；公正的裁决，即独立的司法制度；公开讨论，即媒体自由。
李普曼和哈耶克似乎阐明了全面计划的趋势，人们很难有力地驳斥其必然性。我们的时代经验和理想型构想（idealtypische Konstruktion）在这幅图景中相结合。今天，每一个行为者至少都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性看在眼里。——原注
[57] 试图通过暴力直接实现公正性，会带来就连最基本的公正性都无法实现的状况。托洛茨基（转引自哈耶克）指出，从公正性方面看，俄国的贫富差距情况一点也不好于美国：在俄国，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之间的比例为1：50，这个数字与美国一样。在俄国，占总人口11％—12％的高收入人群得到了国民总收入的50％；在美国，10％的高收入人口占有大约35％的国民总收入。——原注
[58] 戈尔贡（Gorgon）三姐妹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三姐妹，任何看到她们的人都会立即变成石头。戈尔贡三姐妹的名字依次为丝西娜（Stheno）、尤瑞艾莉（Euryale）、美杜莎（Medusa）。——译注
[59]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1871—1890）。——译注
[60] 现代主权（Souveränität）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政治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提出。在他的《国家六书》（1576）中，博丹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一种超越法律和臣民意志的最高决策权，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无法分割和割让的、只属于君主的权力，但只能应用在公共领域而非私人领域。因此，君主拥有对国家暴力的最高支配权。其后，主权概念经过了长期发展，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今天有国家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主权（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个人主权（个人自主自决权），等等。——译注
[61]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即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译注
[62]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βe，公元前356—前323），即亚历山大三世，马其顿王国国王，世界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译注
[63]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美学原理》等。——译注
[64] 关于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种族理论，参见我的《时代的精神状况》（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柏林，1931年；《格申丛书》（Sammlung Gschen ）第1000卷，第六版，柏林，1948年，第135—137页。
我把早前这本书看作是对此书的补充。早前那本是在非历史学框架中写就的，而现在这本书则是在历史学框架中进行思考。两本书都与当前有关。——原注
[65] 源于古希腊语，最初意为“气”“气息”，后多指精神、灵魂。——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