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业余化打破职业类别界限

    在今天来看,誊写者这一职业似乎古怪至极,不过将职业类别与各种机械过程相联系的习惯还完好地保存着。新闻记者听上去是坚实稳定的职业,细究之下,其职业定义仍与特定的生产形式有关。

    2006年,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还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她因拒绝向一件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案透露她的信息来源,被判以85天的监禁,一时间,这成为有关美国记者的轰动案例。在相关消息来源解除了对她的保密要求后,她屈服了,然后得到释放。但到这个时候,她所遭受的监禁已经造成对于新闻记者特权命运的深切不安。

    新闻记者的特权,即为了说服潜在的消息来源与之合作,新闻记者有权许诺为其保守秘密。尽管50个州里有49个州都规定了新闻记者的某种拒绝证言权(shield law),联邦法里却没有类似条款。多位国会议员看到缺乏此种保护会造成联邦监禁的风险,因而提出议案力图通过联邦的拒绝证言权法。然而奇怪的是,它看上去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仅仅是在联邦级别通过绝大多数州已经存在的法律,但事实却证明不仅性质复杂而且有可能行不通。一个简单的问题造成了种种困难:究竟谁应该享受新闻记者的特权?

    当然,新闻记者理应享受这种特权。但新闻记者又是谁呢?按《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定义,“新闻记者”就是“为报纸或杂志写稿,或者准备新闻给广播电台或电视播出的人”。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定义,因为它几乎没描述新闻工作的内容而只强调了雇佣关系。按照这种定义,不为出版商工作的不算新闻记者,而没有生产能力的也不算是出版商。这个定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是有效的,因为新闻记者、出版商和生产能力之间的联结非常紧密。只要出版成本昂贵,出版商数量就会少。只要出版商数量少,为之登记并确定其雇用的新闻记者也较容易。虽然模糊,这个定义让人们希望新闻记者能拥有一定特权在法律上平衡:有这么一个讲真话的职业阶层,他们拥有一定不与法律合作的自由。规定这些特权时,我们不必担心它们会用得太普遍,因为在过去,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商。

    然而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大体上,发达世界里任何人在任意时间可以发布任何事情,并且自从发布的那一瞬,它就可以被检索并能从全球访问到了。如果任何人都能成为出版商,那么任何人都能成为新闻记者。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新闻记者,则新闻记者的特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法律漏洞,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承担。为了保持法律揭露和起诉罪行的能力,并同时为调查性报道设置安全阀门,新闻记者的特权只能适用于一小群人。假如这个世界保护所有的博客作者,如果法律要让某人对其朋友的可疑公司作证,那么他可以说:“噢,我不能为他作证。我一直在博客上写那件事,所以他对我说过的东西是保密的。”

    而有时候,许多被广泛阅读的博客作者就是新闻记者,比如战地记者凯文·赛茨(Kevin Sites),他因为写博客被CNN解雇,之后干脆开起自己的博客来;又如先前为CNN工作的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她后来和别人共同创办了“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致力于在全球推广博客写作;或者是为《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工作的记者丹·吉尔摩(Dan Gillmor),在其任职期间及其后一直在写博客等等。由于他们过去是记者,人们倾向于追溯这个事实而认为这些博客作者仍然属于新闻记者。可是,如果只有某些历史较悠久的媒体形式才能认定一名记者,则网络博客作为一种媒体形式实质上被忽略了。这种观念沿袭了过去对于新闻记者的错误定义,即记者的定义系于对传播工具的所有权,而缺乏内在的连贯性。这样一个定义当然会排除与丽贝卡·麦金农共同创始“全球之声”的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然而任何对新闻记者的定义如果包含麦金农而排除朱克曼,都不能算是合情合理。可是,如果按某个定义,朱克曼也可算作新闻记者,那么这扇门也必须对数千万博客作者打开,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势必是不可接受的。

    按现有对新闻记者的定义,赞尼·贾尔丁(Xeni Jardin)也被排除在外,她是有着众多访问量的网络博客Boing Boing的撰稿者之一。由于博客写作,她后来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一个工作。那么她是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钦点后才成为新闻记者的吗?此后她继续为Boing Boing写的博客文章也可算作新闻作品了?那她之前发表的内容呢,是否也可以追认为新闻记者的作品?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简而言之,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先前出版资源的稀缺。从前容易确定出版商是谁的时候,也容易确定谁是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做一个职业(因而小众的)类别。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视频博客(video blogging)、播客(podcasting)等。但是后面这些项目却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性。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作为社会自我询问了:“我们想要这样吗?这股生产、访问和传播信息的洪流,我们真的想要它们即将带来的变化吗?”它们已经发生了。从许多意义上讲,支持群体形成的网络的兴起不应被视为一个发明,而是某种结果,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不可能再取消的事件。好比印刷机的例子,失去职业控制对于社会的许多核心机构是一件坏事,但它还是在发生。印刷机不是也曾暗示我们将进入一个光明崭新的未来吗?但是在采用印刷机后的100年里,它所摧毁的比它补救的东西更多——整个欧洲因之陷入智力与政治的混乱,这一时期直到17世纪才告结束。

    当视频博客作者乔希·沃尔夫(Josh Wolf)因拒绝交出他对2005年旧金山一场示威游行所摄的录像而被捕时,有关新闻记者的特权就不再限于学术范畴的讨论了。他被关押在监狱里226天才获得释放,这可比朱迪思·米勒的监禁时间长得多。在重获自由之初的一篇博客里他写到,“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乔希·沃尔夫算新闻记者吗’,而应是‘新闻记者在联邦法庭上是否理应享受各州法院已经规定给他们的保护?’”不过他说的并不对,因为简单地假定沃尔夫是一位新闻记者,就会破坏社会对于新闻媒体的最初期望。需要提的问题是,“既然对于谁能从事新闻报道已经没有了限制,我们应该怎样修正新闻记者的特权以适应新的现实?”承认沃尔夫属于新闻记者打破了旧有的职业类别,给“谁才是新闻记者”这个问题增加了新的复杂性。

    通过新闻记者的例子很容易看到新的模式,但它却不限于新闻记者。谁是职业摄影师?类似新闻记者,这个类别乍看上去似乎是有连贯性和内聚力的,但其实也与某种稀缺紧密相关。摄影师行当的业余化大约是从数码相机的推广开始的,但真正走向寻常百姓家是从有了在线照片存放网站以后。职业摄影师们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在于照片制作方面的变化,还在于有关照片分发的改变。相对于几年前的情形,拍摄和发布照片几乎不需要购置照相机(许多手机已自带品质惊人的数码相机),当然也不需要暗房或专门的图片社等。凭着数码相机和图片共享服务,人们现在能拍出照片让数千人看到,少数情况下几百万人会看到,而不涉及任何金钱交易。

    这增强了两种效果:一是出现更多好的业余摄影作品,二是对职业摄影市场造成威胁。即将出版的《众包》(Crowdsourcing)的作者杰夫·豪(Jeff Howe),描述了iStockPhoto.com的情形:这是一个网上照片交换所,摄影师们把他们的作品出售用做图片素材。在有iStockPhoto这样的服务之前,无论其质量如何,业余爱好者的摄影作品都没有销售出口,因而市场只能由职业摄影师独占。相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职业人士所提供的服务之一仅仅就是他们的照片可以被找到被使用,他们因此对每幅售出的照片收取溢价。想知道这种溢价有多么高吗?豪提告诉我们,当一位国家健康博物馆的项目主管想要找流感患者的照片时,一位职业摄影师的要价是每幅100美元以上(折后价),而iStockPhoto上的定价则是1美元,比职业摄影师要价的1%还要少。职业摄影师图片素材的价格之高,大部分源于寻找恰当照片的困难,而不在于职业摄影师与业余爱好者所摄照片在品质上的差异。iStockPhoto网站的成功表明,业余爱好和专业人士之间旧的界限不是一个裂缝,而只是坡度上的分别,并且是可以按照片逐张考量的。如果某业余爱好者毕生仅拍摄了一张好照片,而你发现了它,那么为什么不用它?iStockPhoto的例子表明,与新闻记者的职业类似,摄影师这个看似具有连贯性的职业也是由外在对这个职业的标准规定的。在今天,唯一真正能对摄影的专业性做出裁决的是税务人员:美国国家税务局将职业摄影师定义为一年内销售个人摄影作品收入高于5000美元的人。

    新的传播能力也同时在改变那些与职业不直接关联的社会定义。我们来看看破产的安然公司中一名会计谢罗恩·沃特金(Sherron Watkins)所经历的事情。

    2001年,沃特金给少数几位安然公司的高管和他们的会计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题为“你消灭不了的罪证”,其中详细列举了安然公司用以掩盖其收入与成本真相的危险行为。她富于先见的话“我感到非常紧张,公司可能在一系列会计丑闻中内爆”,不幸而言中第二年发生的事情。虽然沃特金的电子邮件只发给了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公司的少数人,她却被普遍描述为一名揭发者。

    不同于此前对揭发者的定义,沃特金仅仅是写了一篇极具毁灭性的公司间备忘录,而并没有向媒体透露任何消息。她被贴上揭发者的标签是一个信号,即在这个可以完美实现多人同时抄送的时代,写封电子邮件发出去也可以是一种出版。因为一旦邮件被发出去,就几乎不可能消灭所有复件,而任何人只要有一份在手,就可以凭自己意愿轻松地将内容告之全世界。现在,或者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仅向几个人制造和传递有关坏事的证据,即便这几个人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也应视其为公众行为,它公之于众只是早晚的事。

    这里显现的模式很简单:像“新闻记者”这样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职业类别,与之紧密联系的却是因印刷装备费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时这种稀缺的历史达几十年之久(如摄影师),甚至几个世纪之久(如新闻记者),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而当某种稀缺逐渐消除,看上去稳定的职业类别则失去了依据。这不是说职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不存在了——没有人会把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4]或安妮·利博维茨(Annie Liebowitz)[5]当成业余的。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已经消失了。曾经的断层现在只表现为一个缓坡。

    过去的出版需要有使用印刷机的条件,结果出版行为只局限于人群中很小的一部分。要达到地理限制区域之外的人群,则受到的限制更多。而现在,只要连上互联网,每个用户都有机会使用一个免费和全球性的平台。这些传播工具不仅价格更便宜,而且更好用。它们比从前那些工具灵活得多,因而尤其适用于创新性用途。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传统电话都靠少数商业化公司运营,后者以昂贵的硬件与便宜的消费者终端设备相连,而这些设备并没有太多功能。新的模式则假定终端设备都是智能型,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创建和探索新的传播与协调模式而无须事先获得任何人的许可(这是让许多传统媒体最感到恐怖的一点)。如国际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前任理事斯科特·布拉德纳(Scott Bradner)所说的,“互联网意味着你在尝试任何事前都无须说服其他人认同。”

    如今,一个人拥有一台照相机或电脑键盘就成了个人非营利机构,自助出版也变得稀松平常。令这股潮流更不同寻常的是,这场技术变迁不同于汽车的历史,汽车的成本从高变低,所以就从奢侈品变成普通代步工具。眼前的这场技术发展有些类似读写能力的普及,它从一群职业人士深入到整个社会各部,并使大多数公民都有条件获得这个能力。

    在过去的500年里,复制、发行和分类都很困难,在那时候,我们需要职业人士来从事各种工作,并且因他们提供的服务而对他们表示尊崇。可是现在那些工作变得简单了,多数情况下早先一些职能变得可有可无,有时甚至会阻碍社会资源的直接利用,因而围绕这些历时长久的服务,其提供者与其先前的客户之间常常会发生争执。

    在2005年有一个好笑的例子:一个名为史渥歇旅游运输公司(Transports Schiocchet Excursions,TSE)的法国巴士公司起诉了几位法国女清洁工,因为清洁工过去一直坐它们的车到卢森堡上班。这些女人犯的什么罪?拼车。TSE公司要求法院对这些女工处以罚款,并没收她们的汽车,理由是这些女人所需要的交通服务理应只由TSE公司这样的商业公司提供。

    尽管上述事件看上去像一个不正常的商业判断失误,TSE因从前的顾客们自我组织起来而起诉他们,这种手段却正是音乐和电影行业现在正在做的。这些行业为发行音乐和动态影像提供了服务,但现在普通人也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了,而且比起现有商业公司所掌握和拥有的方式,如在店里卖CD和DVD,他们有一万种更便宜和灵活的方法实现它。面对这些全新高效的手段,唱片和电影公司努力要使传播电影和音乐更困难些,目的是保持其行业地位,这正是TSE巴士公司(和修本海姆修道院院长)所力争的结果。

    当出版变得毫不费力,决定出版点什么并不是个重大的事情。活字印刷摧毁了誊写的传统,也同时提高了读写能力的价值。类似地,自由的全球出版也使得公众言论和行为更有价值,虽然它绝对的丰富充裕令职业出版不断失去特别意义。因为资源稀缺,出版曾经是严肃的职业,而对于没有感受这类稀缺而成长的一代,写出来的字自身并无特别意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虽然水比起钻石对于人的生命要远为重要,但由于钻石稀少,所以钻石却远比水更为昂贵。当誊写者借以赢取社会尊敬的基础不断消亡时,不是人们停止了读和写,而是读与写变得无处不在。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那么无论它多么重要,都不能让人为它掏钱。因为它已经不够稀罕。

    活字印刷发明后,读写能力的普及确保的不是誊写职业的成功而是终结。它没有造成大规模专业化,而是一个大规模业余化的过程。誊写者这个称谓没有延伸到每个能读会写的人身上。相反,它简单地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能指代一个职业阶层。书法转变为纯粹的装饰艺术,使书法家这一职业幸存至今。我们将一般书写能力和以书法形式写字的专业技能相区别,如同我们对一般驾驶能力和驾驶赛车的专业能力做出区分一样。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不仅仅发生在报纸或媒体业,而是发生在整个全球社会。


    [1] Reference group,也叫标准群体。若个体把某一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则该群体的活动目标、标准和规范就会对其行动产生约束作用。——编者注

    [2] 一个多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共产主义者。——作者注

    [3] 此处指《九十五条论纲》(The 95 Theses),1517年马丁·路德将其张贴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门上,后引发新教改革运动。——译者注

    [4] 《华盛顿邮报》记者,以揭发水门事件而造成尼克松总统辞职而闻名。——译者注

    [5] 美国摄影师,为英国皇室、好莱坞明星等名流所摄的人像作品尤为著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