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集体行动催生变革

1992年，《波士顿环球报》爆出天主教牧师波特对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丑闻，最终主教劳把波特从一个教区调到另一个教区便草草收场。2002年，类似的丑闻再次由《波士顿环球报》引爆，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媒体，甚至是同一位主教，事件的结局却大不相同：罪犯盖根被绳之以法，试图包庇的主教迫于公众压力也引咎辞职。正是社会化工具消除了集体行动的障碍，实现了信息共享，方便了人们改变世界。

集体行动，即一群人的整体性行动，比协同生产更为复杂，而新的社会化工具也催生出众多新的活动形式。

分享重要信息是一种基本的冲动，而曾经实现它的方法却十分笨拙。这看似很小的困难累积起来，大大地限制了转发消息的频率。

技术的作用在于通过消除信息的地方局限和集体性反应所面临的壁垒这两大障碍，从而改变公众反应的范围、力度，尤其是持续的时间。

集体行动，即一群人的整体性行动，比协同生产更为复杂，而新的社会化工具也催生出众多新的活动形式。它侵蚀了机构对于大规模协调垄断性的地位，从而对现存机构提出了挑战。

2002年初，《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分两部分刊出系列文章，详述有关一位天主教牧师约翰·盖根神父（Father John Geoghan）的个人历史。自从20世纪60年代，盖根在波士顿大主教之管区的多个教区工作。在此期间，他猥亵或强奸了100多名男童。《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查阅了教会由于盖根的案件被迫提交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对该神父的指控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教会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将他从一个教区调到另一个教区，其间有时施以治疗性限制措施。即便这些治疗有过帮助，其效果也只是暂时的，该神父的侵害行为历时35年之久。红衣主教伯纳德·劳（Cardinal Bernard F.Law）时任波士顿大主教区大主教，早在1984年就已经了解有关盖根的问题，但他只是沿袭了将后者在教区间反复调动的做法。一直到1998年，盖根才被剥夺牧师身份。

《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惊呆了天主教的俗众信徒，一石激起了千层浪。文章发表几周以后，一位名叫詹姆斯·马勒（James Muller）的医生主持了一个集会，参加的都是决心将惊骇和愤怒转化成建设性改变的人们。

2002年1月里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在波士顿郊区卫斯利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里，这些人第一次会面，到场30个人。促使这些人集会的，原本是为了对于牧师的可怕侵害行为和教会在处理此事上的失败有所反应，然而经过那天晚上的交谈后，会集到一起的俗众教徒们决定推行更有组织的行动策略。一个叫“信仰者之声”（Voice of the Faithful，VOTF）的团体诞生了。

信仰者之声的建立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从来都有忧虑的公民们在教堂的地下室或公共图书馆举行小型集会。创始人马勒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协助创立国际医生阻止核战争协会，对于把人们组织起来也不陌生。新奇的是信仰者之声的发展过程。信仰者之声只成立两个月就已吸引大批的群众。在关于2002年3月份一次会议的记录里，马勒写道，“（会议地点的）四个街区以内我都没办法停车，因为500多人从我们那些小会议室满得溢出来。”到了2002年夏天，当信仰者之声召开它的第一次大会时，已经有25000名成员，其中4000人是从波士顿以外赶来参加会议的。

组织的发展也是国际性的：在它成立的第一年里，信仰者之声就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成员。这种发展速度相当迅猛且不易——从教堂地下室里的30个人发展到25000人，这几乎是1000倍的增长。半年之内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它的规模每两周就翻了一番。一个团体不会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增长得那么快，或者说，只有那些对其增长的阻碍被移除了，它才会增长得那么快。

信仰者之声的口号是“保持信仰，改变教会”，这表明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表达愤怒，而想促成结构性的改变。他们的大胆要求令教会不知所措。到4月份，当看到信仰者之声的成员仍在扩张，红衣主教劳请他的副手之一主教沃尔特·伊迪韦恩（Bishop Walter J.Edyvean）安排一个会议。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那次会议上，主教伊迪韦恩说他和红衣主教劳与信仰者之声之间有些“问题”，并在反复的追问下，承认他们一直试图阻止信仰者之声的集会在教会的房屋里举行。教会完全的敌对态度使信仰者之声的成员们十分惊愕，但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为表示礼仪和互相尊重，他们同意发布共同声明，宣称会议富于成效，成为两个组织间友好程度最高的一刻。

会议之后，教会发表了公开声明。伊迪韦恩宣布各教区禁止许可信仰者之声在教堂的房屋里集会，任何教会视为有效的俗众组织“仅可在其所组建的教区内”活动，并必须“由该教区牧师主持”。教会的立场就是连俗众都应被包含在教会的等级结构之中，不允许他们有任何跨越教区界限的交谈。

随着这一年时间过去，丑闻并未平息，人们呼吁红衣主教劳下台的声音日益广泛和强烈。劳既不打算与信仰者之声打交道也不打算从大主教区卸任，然而他在两方面的反抗都缺乏效果。在将近一年的负隅顽抗后，2002年11月26日，劳第一次与信仰者之声组织会面。会议气氛融洽却无决定性成果，双方再次表示希望对话能有建设性的成果。可能只有劳自己知道，这是他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与该组织会面。此后，他赴罗马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递上辞呈，教皇于12月13日接受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