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企业家精神和英国工业革命 ^[1]

乔尔·莫克

“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很少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解释重大的经济发展事件。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关于现代英国经济史的计量历史学研究以来，训练有素的经济史学家已驳斥了“导致创业失败的社会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19世纪晚期英国衰落”的观点。 ^[2] 本章将透析更早时期，即工业革命时代的企业家精神问题。该主题的争议程度不亚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衰落”。工业革命仍是重点研究领域，尽管一些荒谬做法试图忽视这点。 ^[3] 现在，有些怀疑论者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衰落根本不存在，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关于英国失败的理论。

解释工业革命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所面临的基本知识困境很好理解。它本质上是一个识别问题（indentification problem）。创业行为能否导致经济进步和技术变迁，抑或潜在企业家是否会很自然地对产生于新技术、新兴市场或价格波动的机会做出回应？若答案肯定，那么这样的机会是否确实存在？这些争论不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就能解决的，两个问题都需深入研究才有望得出满意答案。即使不能产生确凿证据，我们也能从相互讨论中获得有用信息。

过去10年来，经济学界对制度和文化因素的整体观念已经改变。曾被视为“软的”和“不能测量的”制度，在最近已被作为解释经济成就差异的重要因素。 ^[4] 在对中世纪商业革命的突破性研究中，格雷夫已说明了“文化信念”的重要性（Greif，1994，2005）。经济学家在测量文化因素上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性，且成功地将它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特别参见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Tabellini，2008）。经济史学家开始回过头来反思文化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的意义，并对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文化研究提出了批评（Jones，2006）。

对经济变迁中的文化和制度重新燃起的兴趣无疑影响了我们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考。 ^[5] 若经济学想把文化重新带回到有关经济增长源泉的争论中，它也必须回到企业家精神上。安德鲁·戈德利（Andrew Godley，2001，第13页）已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化在解释企业家精神供给的差异上似乎尤为重要。”有些人认为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像文化禀赋一样是外生的；另一些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对激励和机遇的回应，因而内生于其他因素，新制度分析得出的诸多新洞见，可以推动和深化这两者之间的讨论。制度为潜在企业家创造了激励和相对报酬。这些激励是关于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现代解释的要点之一。对经济史上制度的研究曾一度主要关注产权保护及“法律与秩序”问题。现在人们已意识到制度的作用要大得多：它们引导和带领绝大多数最有创造力且聪明机智的人，把努力用在任何能使自己获得最高报酬的地方（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91；Baumol，2002）。有利于增长的制度促使人们以最有利可图和最具社会生产力的方式发挥聪明才智。换言之，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努力将导致财富的“创造”抑或只是财富的“再分配”。相较于更加自由的市场社会，寻租社会的“创业型企业家精神”并不必然更少。但寻租社会的企业家会投身于通过再分配来创造收入，如获得例外条款和特权、有利诉讼和税收减免，以及操控能达成这些目的的政治机器（Baumol，1993，2002）。除了掠夺性剥削和其他暴力犯罪外，这类活动最具破坏性的形式是现行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创新，他们试图用守旧来“保卫”受到创新威胁的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价值。 ^[6] 如果成功，这种抵制势必会使企业家远离创新活动，因为它降低了已经是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

下文将提出的观点是，在18世纪的英国（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明显），制度正变得更越来越有利于支持“技术上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以往，这些制度变迁总是和法律规则、知识产权及对工业家有利的政府立法等正式制度相联系（North，1990）。但学者们日益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往往表现为公认的行为准则、信念模式、信任关系和类似的社会模式。第三方实施似乎并非工业革命时期经济进步所依赖的主要制度（Mokyr，2008）。18世纪英国的正式法律实施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若大量经济主体决定采取毁约或公然的机会主义行为，相关法院和执法机关能否阻止它们很值得怀疑。这些代表正式制度的执法机构也并不一定会这么做。

将创造力导向生产性活动的制度是创业成功的主要根源。但该观点似乎只会使我们回到以前的问题，即为何一些国家相较其他国家具有更适合创造性企业家精神的制度？本章无意给出一个完整的制度理论，但以下四点似乎同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首先，制度在历史上表现出较大的惯性。当社会建立某套制度结构后，多数情况下它们会发生变化，但像文化一样变化得非常缓慢。尽管迥异于历史命定论，现代制度分析仍强调制度遵循一个演化过程，“现在”要受“历史传承”的制约，因此短期内制度至多只能发生局部改变。在长期内，这会导致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其次，如前所述，非正式规范和行为准则同正式的法律规则一样重要。在交换博弈或生产博弈中，参与者某种程度上出于道德和声誉考虑而采取合作行为。再者，若存在某种元制度（meta-institution，通常认为，元制度改变可以合法地改变其他制度且受损方必须接受依据这一制度做出的决定），则制度变迁会更容易，成本也会更低。1650年后，英国在欧洲国家中独一无二地发展出了元制度。事实上，到1714年，英国议会已经获得了（至少现在看来）合法地位和大量权力，且实力越来越稳固。此外，制度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社会所建立的制度是利益和信念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制度归因于纯粹物质因素或信念的简单理论均不能解释1688—1850年间英国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制度除必须反映服务于人们利益的事物外，还必须反映人们认为“合理”和“正当”的事物。在这里，我们必须考察启蒙运动理念的影响及其最终的胜利（参见Mokyr，2006a，2006b）。随着英国决策者逐渐接受“排他性安排、垄断、限制、特权、关税、出口奖励和对自由市场的控制危害无穷”的理念，这一制度都得到了改革且最终被废除。尽管这个过程到19世纪中叶才完成，但它是在现存政治框架下以非暴力形式发生的。

因此，18世纪英国的制度发展整体上比其他国家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这并不是说英国的制度按某种标准衡量是最优的或极好的。但是，从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无疑处于优势地位。相较于其他国家，英国为成功的企业家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追求经济和社会成功，且能从国外吸纳大量极富创造性的成功企业家以增加补充创业才能的供给。 ^[7] 优越的制度环境使英国成了其他欧洲国家技术进步的引领者，后者的制度变迁要缓慢和艰难得多。

从工业革命“开启”前的100多年里，英国制造业和服务部门的进入壁垒和排他性安排便已被打破，或因不遵守这些规则的行为而受到削弱。1776年，亚当·斯密或许仍会抱怨《殖民法案》（Laws of Settlement）或行会所导致的经济损害，但事实上，在18世纪的英国，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壁垒已大为减少，年轻的小伙子们可以自主跨入那些他们认为能比200年前的人们获得更大成就的行业。 ^[8] 确实，《学徒法案》（Statute of Apprentices）在形式上虽仍禁止学徒期未满的人独立从事各类业务，但远在1809年被废止前，它的执行效力已大打折扣。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都充满竞争。商业准入壁垒或遭忽视，或执行起来障碍重重。只有军队、文职机关和政治领域仍大体上由信奉英国国教的地主特权阶级所掌控。除了某些特例外，这种分工能较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英国的另一项制度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可靠信息和可置信承诺能使互不熟悉且利益不一致的人们彼此间进行交换的社会。我将说明，工业革命时期的成功企业家并不一定非得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多面手，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1955，第175页）也持这样的观点。查尔斯·威尔逊描述成功企业家有着某方面的商业天赋（如技术或管理），有能力识别需求或机会，并和其他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人合作以充分利用他们来获利。合作通常采取合伙企业或距离型市场交易的形式，尽管有时也需顾及人格化因素。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雇用一名值得信任的专家、经理或监督工程师。波拉德（Sidney Pollard，1968）指出，寻找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技能，且往往是成功的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检验。有时，这些雇员自己也会慢慢变成成功的企业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博尔顿和瓦特的得力工程师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h），他们仍然在雇主手下打工。创业成功以成功的交易为基础，而不一定要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型人物。即使在公司层面，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的经典原理也适用。成功的制度须能降低企业家的交易成本。

一、企业家精神与制度

工业革命通常被视为欧洲现代经济增长的开端。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工业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局部现象，只限于英国少数地区数量极为有限的成功行业。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行业在成功实现机械化后并未出现增长中断，尽管第一波技术机会已耗尽，但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运动并未失去动力，相反随时间的推移而获得越来越大的推力。相较于其他国家，英国的技术创新绝大多数仅限于私人部门，尽管国家有时会进行干预，但其范围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有限。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群体便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起源及其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已得到广泛研究，但促使企业家采取相应举措的激励和动机却较少受到关注。 ^[9]

人们很容易认为创业努力和独创性的报酬在18世纪得到了提高。但正如墨菲等人（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93；Baumol，2002）所强调的，这些努力和创造力可以用于向政府游说以获得排他性特权或补贴，或转到从军、私掠和其他徒劳无功的事情上。获取财富的其他途径对经济结果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因为通过政治游说的再分配是一种“双漏桶式”（leaky bucket）的转移。政治游说本身会浪费大量资源。在大陆国家，如法国和普鲁士，市场对才能和天赋的吸引力远不及法院、政府部门特别是军队的诱惑。如果说这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如此，在1789年以后更不需多言。英国的制度代表了某种悖论。虽然英国是欧洲税赋最重的国家之一（远重于法国和普鲁士），但民众越来越感受不到严苛的政府管制和普遍干预。18世纪英国的文职机关微不足道，司法职务多由义务兼职者或志愿者担当，警察和其他公共服务基本不存在。许多同公路、学校和公共安全等公共品有关的机构都由私人部门负责运营。英国同纯粹放任自由的经济仍相距较远，但正变得越来越接近。政府的唯一大笔支出是国防，即花在战争、作战的海陆军部队及以往战争债务的利息支出上（特别是参见O'Brien，1994，2002，2006）。 ^[10] 这些措施包括对不列颠内部一些较难驾驭地区，如爱尔兰的管辖和控制。但总的来说，一名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若在英国，将会比在欧洲其他地区更愿意通过商业、工业或金融业来创造自己的财富。

其首要结果是促进了推动工业革命的少数重要经济精英的成长。精英由许多更小的子群体构成，他们并非都可以被描述成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和硬件设施是互补性的投入要素，一个擅长培育硬件设施（及其使用者）的国家将为那些能充分利用它们的人提供极难得的机会。博尔顿发现了瓦特，克莱格发现了默多克，马歇尔发现了穆雷，库克发现了惠斯通。拥有专门技术和具备商业头脑的人们一经结合便能将英国人力资本和有利制度相互补充的这个巨大优势个人化。除了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商业作家不吝赞颂且高中课本里永不缺少的“发明英雄”外，工业革命依赖的是一支更庞大的默默无闻的高技能匠人和仪器制造者队伍，他们能把最初的构想转变成一件件具体实物，实际制造了由他们那些聪明的同事所设计的机器，他们并非偶尔为之，而是不断地这样做。这些大多数不为人知的匠人和技工堪称工业革命的无名英雄。他们既心灵手巧又不乏经验，且具备学校里学不到的技术才干，创意和产品之间的差异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精湛技艺。在英国，处处可获得高质量的技艺以实现各种精彩的创意（不管源自本国还是外国），这无疑有助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11]

互补性是对称的：那些掌握着专门技术的人，不管是创造性的还是辅助性的，都需要那些能经营企业、熟悉市场、知道如何招募并管理员工和领班、能获得信贷和其他技术咨询以及最重要的乐于接受创新不确定性的人。经济学家知道这样的人每个社会都有，但他们的才能用在哪里却取决于由社会的制度框架所设定的激励机制。事业有成者，如皇家乐队指挥官和宗教组织领袖，所需的天赋非常相似。

二、规范、绅士和企业家

如前所述，这些企业家的供给部分由竞争性活动的报酬决定。就这一点而言，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几十年里，一套超越正式“法律规则”、对机会主义行为施以明确惩罚，且使创业活动在英国更有吸引力的社会规范逐渐形成，这一点颇为重要。工业革命归根到底受到了技术进步的推动，但要产生蔚为大观的传播者（企业家、工程师、商人、金融家和技术顾问），则契约、信贷和可置信承诺必不可少。由于第三方（国家）契约实施机制至多只是一个基本条件，那么什么才是让英国社会经济保持凝聚力的黏合剂呢？答案在于除了往往作为最终救济手段的国家的正式机制外，还存在一套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支持创业活动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可称作“绅士—企业家”（gentleman-entrepreneur）文化。

“绅士”这个概念的文化重要性已是许多研究的主题，但它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和支撑市场良好运行的经济意义，只得到了凯恩和霍普金斯（Cain和Hopkins，1993，第22—42页；也可参见Daunton，1989；Casson和Godley，本书第八章）等少数见识敏锐的学者的重视。其困难在于，“绅士”这个词有两种很不一致的含义。一种是指地主绅士，即有闲暇承担公民义务，没有私心利益、无固定职业因而高贵和值得信赖的人。根据该定义，一个“经商的绅士是荒谬可笑的”（参见McCloskey，2006，第471页）。人们曾认为，“绅士心态”是反创业型的，绅士以轻蔑和消极的态度看待经济活动，在真正的贵族看来，暴发户不过是一个笑柄。 ^[12] 尽管有这样的观念，但这并没有使上流阶层对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不仅因为贵族生活方式需要靠金钱维持，更可能因为贵族文化有比势利和闲逸嗜好更多的内涵。绅士文化理念的起源可追溯至封建时代和中世纪地主贵族阶级。

另一种含义乍一看恰好相反。到1700年，上流阶层的概念和财富的关联性大为减小，通过工商业活动获得财富已同依靠土地所有权获得财富大抵相当。笛福（Defoe）写道：“财富，不管如何获得，在英国使技工取代了地主，使平民取代了绅士；不论辈分和出身；厚颜无耻和金钱就像一对伙伴。”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怀着同样的观点论及：“一名英国商人是新的绅士类型”，只要他能获得足够的成功。 ^[13] 一些酿酒商、造纸商、陶艺家和铁器制造商成为贵族、爵士、国会议员和城堡主人。 ^[14] 更多人希望跻身于他们当中。但这种关联性只具有历史意义。在这里重要的是，只要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象成潜在的贵族，他们便有义务遵循一套具有绅士风度的行为准则。如梅森（Mason，1982）所指出的，“绅士”这个词有两重含义：其一，指一个同下层社会毫无交集且表现出某种差异性特征的人；其二，“总是暗示着某些行为规范”。至于是哪些行为规范，梅森解释说，尽管作为行为规范的基督教教义过于苛刻，但一些标准仍不可或缺，如“像绅士那样为人处世”。绅士必须言行一致、廉洁公正，最重要的，“必须充分履行他应当履行的义务”（Mason，1982，第16—17页）。

在18世纪的英国，商人最重要的资产可能是他作为一名绅士的声望，尽管他还不是一名绅士。如挥舞着刀剑的中世纪暴徒不被视为具有“侠义精神”一样，土地寄生阶层更不等同于“绅士风度”。理想与现实越来越相背离。绅士必须有可为和不可为之事；由于这些规范显然不可能比正式法律得到更好的遵守，打破具有绅士风度的行为规则代价不菲。 ^[15] 18世纪中叶，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绅士概念意味着某人所体现出的特定行为准则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不会给人一种贪得无厌的印象。 ^[16]

过去10年来，通过构建一些同“社会资本”相关的概念，“绅士—企业家”文化的经济意义已被阐述得相当清楚。波斯纳（Posner，2000）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总结，他指出，两个相互信任的行为人之间的合作不仅能产生私人产品，而且能为所有人创造一种外部性或网络效应。加入一个由值得信赖的人组成的团体，关键是要发送一个成本高昂的信号，以使该信号可置信。对英国绅士而言，这些信号包括着装规范、餐桌礼仪、谈吐风格和个人举止，还包括某个组织的会员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有助于传递和遴选同个人信用有关的信号（Sunderland，2007）。

形成这样的社会网络并不难。一种思路（如Spagnolo，1999）是使两类不同博弈，即持续至一段很长时间的社会博弈和一次性的经济博弈相互关联。若两名参与人在两个博弈中互相对立，则其中一个博弈的惩罚可能被用来促成另一个博弈产生合作结果。这类合作并非总是福利改进型的，因为信任和合作也能用在对社会有害的组织和网络上。但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随着诚实和正直越来越受到重视，使商业和信贷交易不必过度担心机会主义行为即可完成的合作均衡得以实现。绅士（或渴望成为绅士的人）在相似的圈子里行动，在各种相互关联的情形下相互交往。这些模式表明，信任可以从一种社会关系转移到一种经济关系，进而维持合作结果，在这个结果中交易能够继续，而即使缺少由强大公正的法院和仲裁体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合同，争端也能得到解决。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有限博弈的标准行为表明背叛和欺诈行为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但自愿合作依然有可能实现。

我们该如何评估上流阶层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所产生的影响？一些企业家执迷于通过发财致富成为乡绅的理想。亚当·斯密在论述商人的抱负是成为乡绅时，仍在思考商人问题（1776，第432页）。对许多工业家而言同样如此。虽然不乏富有的棉花商，如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杰迪代亚·斯特拉特（Jedediah Strutt）、约翰·霍罗克斯（John Horrocks）和亚麻制造商约翰·马歇尔、工程师约翰·布雷思韦特（John Braithwaite）等著名例子及其他一些不太有名的例子，但工业革命时期只有相对少数的企业家实现了这一理想。然而，我们也不能确定当中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在起作用，因为英国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会对18世纪社会经济机遇的变化做出调整，为非地产财富营造越来越多的尊重，以使市场和新技术发挥尽可能大的功效（Jones，2006）。

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能通过成功和美德跻身于精英和绅士阶层是一件好事，这可以为商人和制造商追求成功创造激励，因为金钱不仅能买到有形商品，而且能“买到”社会进阶之梯（Perkin，1969）。 ^[17] 同时，到17世纪晚期，至少部分土地贵族日渐减少了他们对牟利活动的传统偏见，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理念，尽管主要通过房地产经纪人等中间商。“改进”可能意味着“增加租金”，大地主——除了少数例外——通常并未深入参与农业改进活动（Mingay，1963，第172页）。但租金运动（movement of rents）清晰地表明那些收租人很清楚市场的承受限度。土地贵族的优雅文化和商人的贪婪文化相互渗透，产生了后来被证明颇适合18世纪晚期英国经济现状的混合体。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将不列颠称之为“有教养的商业国度”。 ^[18] “有教养”被笼统地视同于守法行为，人们凭直觉就能意识到商业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养。

如凯恩和霍普金斯所指出的：“绅士理想……提供了一个共同准则，它以荣誉和义务为基础，充当着职业行为指南的角色，首要功能是管理人而不是机器”（1993，第26页）。但我想补充一点，即工业革命时期的典型企业家必须同时管理机器和人，还必须管理使用机器的人。这些共同准则通过家庭传承，是一个使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教育和其他机制问题，同着装、言谈及更一般的礼貌等具体礼仪形式密切相关。

对经济发展颇为重要的是，那些内心受绅士行为准则约束的人会文明行事，信守承诺且绝不食言。他们并非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如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1959，第411页）所言，绅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既接受进步的观念，又不至于对金钱过于崇拜。换言之，在囚徒困境状态下，他们也不一定会选择“背叛”，即使这样做能带来直接利益。也就是说，“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使人们对机会主义行为保持足够忌惮，从而只在少数情况下才有必要诉诸正式制度来惩罚背叛者。它创造了经济行为人预期对方会采取规范行为的文化信念。这些信念为企业家及其技术伙伴之间实现互补创造了条件。

塞缪尔·斯迈尔斯于1859年写道，真正的绅士面对面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交流以示尊重，从心底里信任对方（转引自Briggs，1959，第411页）。对斯迈尔斯及其同时代人而言，正直理念对手艺人、商人和制造商的意义相当于荣誉对军人的意义。这一标准由绅士理想设定：绅士的“正直标准很高……公正是他的律令……特别是他必须诚实”（Smiles，1863，第8章，第36页；第13章，第28—29页）。 ^[19] 褪去维多利亚时代假装虔诚的外衣，这些观念确实树立了一种规范，斯迈尔斯的精彩叙述也使他的著作激起了巨大反响。若足够多的人遵守这些行为准则，就有可能不汲汲于在短期利益的情况下达成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和距离型的非重复交易。凯恩和霍普金斯（1993，第6页）认为，绅士进取心（gentlemanly enterprise）是高度人格化的，它通过社会网络凝聚而成。简言之，绅士进取心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促进了英国市场的整合及不久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尽管这个市场可能并未直接催生工业革命，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补充。 ^[20]

为了帮助产生一套有望克服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准则，必须要有支撑这些规范的机制。人们所说的“社会资本”在启蒙时代获得了飞速增长。从科学研究院到饮酒俱乐部，英国见证了自愿性组织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这创造了支撑市场活动的网络。如我们看到的，这些组织为有助于促进合作行为的社会联系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市场要存在，契约要得到遵守，这类社会关系网络便至关重要。英国共济会的收容所和互助社团不仅提供了互助保险和孤寡养老金，还巩固了商业关系。许多集合了不同行业匠人的社会团体，都采用了每种职业只接受一名会员的规则，它们认为正式会员在任何商业交易中都将获得优先权，因此明确地把不同商业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Brewer，1982，第222页）。许多这样的俱乐部在选择会员时，不是依据宗教和政治背景，而是依据能强化合作结果的行为准则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社会规范在自私自利的经济行为人之间建立克服机会主义本能的社会联系，从而演变成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重要制度。在这个转型时期，社会网络是英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支撑，它们通过传播信息使声誉机制产生效力。要维持企业家经营所需的缔约环境，声誉机制至关重要。尽管许多这样的俱乐部纯粹是社会性的吃喝俱乐部，或致力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但它们显然也起到了信息交流中心的作用。 ^[21]

绅士准则如何起作用的一个重要例子是18世纪的信贷市场。一个交换经济体须依赖于交换手段。在英国，像其他地方一样，交易通过信贷和现金的某种组合结算。当时的人们就已充分认识到，信贷对经济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货币体系并不能完全胜任。当时，人们认为信贷为英国的绝大多数交易提供了资金，就该目的而言它比现金更为重要。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于1695年写道 ：“没有什么比信贷更有趣和精妙的了”，许多18世纪的作家甚至觉得它是“贸易之珠”（Jewel of Trade）。但信贷最终必须偿还，因此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念和信任。信贷市场很像观念市场，极其倚重于一套由绅士行为规范所构建的自我实施准则。即使欠债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17世纪的信贷市场交易仍主要通过声誉机制实施（Muldrew，1998，第148—172页）。 ^[22] 声誉机制的重要性在证券交易中尤为突出。1734年，《巴纳德法案》（Barnard's Act）宣布证券期货交易（即期权）不合法，由此证券市场不得不依靠一套内在实施的行为准则，因为它在形式上不受法律支配，不能依靠第三方实施，而只能依赖于声誉机制和对违规行为将被剥夺交易资格的恐惧（Michie，2001，第31页）。

如越来越被其他经济体所认可的，关系和社会网络对创业成功至关重要（Laird，2006）。一方面，它降低了风险。在注册公司尚不可行的时候，信任创业者使利用合伙人的资金或才能及向当地银行借钱成为可能。获得短期信贷不仅对营运资本至关重要，而且仍然是资本需求的最大来源。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各行业间的资本流动。在一篇重要论文中，皮尔森和理查森（Pearson和Richardson，2001）表明工业革命时期的典型企业家是高度多样化经营的。他们并未将企业家描述成是终其一生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所有人兼经理，而是展现了早期企业家涉足非核心业务的多样化程度。我们不难发现，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的棉花商和其他纺织品生产商，同时也是保险公司、运河和收费高速公路公司、油气公司、银行和其他行业公司的董事。 ^[23]

皮尔森和理查森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企业家网络化特征的论述，对当时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一个有趣解释。不同宗教背景和政治信仰的商人在董事会一起共事。他们完全能一起建设地方基础设施，为慈善事业、文化赞助和自愿捐款贡献力量（Pearson和Richardson，2001，第672页）。尽管局部来看，声誉即是一切，但超越于他们彼此间差异的共同规范有助于解决争端和使机会主义行为最小化。诚实、庄重和正直的声誉是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换言之，非正式制度能使社会比每个人完全按纳什策略行事（机会主义行为）时更有效地运行。很显然，国家不可能完全没有尤赖亚·希普（Uriah Heep，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著《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一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小人。——译者注）之徒，但只要机会主义行为仍是少数现象，会受到严厉惩罚，则绅士阶层的文化规范便会普遍盛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企业家远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私自利者，而更像是一套共同价值体系的一分子，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开始重视他们对支撑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的至关重要性（McCloskey，2006）。

因此绅士准则会带来信任，信任则是有效市场的基本构成和创造了英国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的关键要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况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信任对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重要。在一部极富原创性的著作中，史蒂文·沙平（Steven Shapin，1994）表明，在科学发展中（非常类似于在商业中），信任是不可或缺的，绅士的标志性品质在于他值得信赖，他敢于说出真相。当一名科学家向公众报告一组实验或观察结果时，其绅士地位便意味着他值得信任。当一套行为准则被尊奉为规范陌生人交往的标准时，它便使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可能。这种非正式准则在英国社会广泛存在，正是它们确立了如此有利于创业成功的收益结构。

我们能否确定英国商业和手工业阶层中更高的信任水平增加和改进了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呢？鉴于我们没办法测算以前的信任水平，这里的推断仍然是间接性的和猜测性的。来自旅行者的坊间数据和上述推断相一致。 ^[24] 基于直接询问受访者对信任的看法（他们是否信任他人，或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值得被他人信任）的现代数据，可被用来测算这方面的社会资本。研究结论颇为惊人，津加莱斯等人（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第34—36页）发现，除了信任水平和成为企业家（用某人是否属于个体经营者作为变量）的概率存在强相关外，他们对估计值的比较也显示，信任不仅通过他们所选择的信任代理变量（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而且通过其他尚未得到完全解释的途径影响人们成为企业家的倾向。换言之，现代经济研究已初步断定，“更好的文化价值观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第45页）。断然否定这些得自早期（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经验的结论难免过于草率，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在早期更加稳健（Sunderland，2007）。

更一般地，把“法律和秩序”相联系的做法忽视了以下事实，即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一种重要机制。缺少法律（即第三方实施机制），秩序仍可存在，恰如当今时代（Ellickson，1991）。相较于一整套由司法部等机构组成的司法体系，日常安全更依赖于社会习俗和各种自我实施的行为准则。商业争端往往通过仲裁解决，而很少诉诸法院。自愿服从及把所有权和等级视为社会规范来遵守，在铸就英国经济的伟大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不亚于正式的产权制度。查尔斯·戴夫南特（1699，第55页）较好地阐述了这点：“如今法律不像以前那样大行其道了，它们的执行效率已被大大削弱。”民事诉讼在18世纪普遍下降，特别仲裁法院则应运而生（Brooks，1989）。

尽管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经济活动，绅士理想却并未消失，事实上在维多利亚时代似乎获得了更蓬勃的发展。但随着个人流动性的不断上升，非正式的荣誉准则在大城市变得不如以往有效，从机会主义者和骗子中区分真正的绅士越来越难（Robb，1992）。随着19世纪的推进，正式的法律虽缓慢却不可阻挡地取代了声誉机制和绅士行为准则。这便是社会进步的代价。新兴工业家需要在市场环境中应对越来越庞杂的人群：供应商、债权人、分包商、雇员、客户和顾问等。获取有用知识和最佳实践型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合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事实上工业家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符合最初的“绅士”理念，他们的行为却仍停留在（很大程度上属虚构的）以往时代被人们奉为圭臬的体面和高贵的标准上。

在产生于这些标准的均衡中，我们发现，个人主动性、创新、迅速果断地把握机会以及所有我们将之和成功的企业家精神相联系的活动，都存在高额回报。但这些结果都是事前的预期。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在事后是否确实获得了相应回报，即我们设想中的创业活动收益是否变成了现实。下面我们分析这个问题。

三、运气、不确定性与工业革命

制度，通过设定激励来支撑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精神，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但行为人实际上有没有获得企业家精神的相应回报，却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若没有，也不一定意味着激励是无效的。当然，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同工程师、技能型工匠和发明家一道，创造了一个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部门，并最终实现了现代经济转型。一般观念认为，企业家较能容忍不确定性和奈特意义上的不可保风险，有较强能力应对不确定情况，且不会对既成事实耿耿于怀并担心自己的错误决策会损害他人。 ^[25] 当然，承担风险须消耗稀缺资源，但风险发生率可通过分散得到转移。精英群体密集的社会网络能产生皮尔森（Pearson,1991）所谓的“集体性的多样化经营”（collective diversification），使英国棉花商得以将投资分散到大量相关性较低的项目上，如保险、运河、铁路、公用事业和银行。这样一来，由英国中产阶级精英的社会资本所产生的信任，便能使他们经受住机械化棉纺织业前半个世纪面临的剧烈冲击。

此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都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者、技术行家和（通常是）商业能手，他们胆识过人且锲而不舍，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很少参与多数英国特权阶层乐此不疲的时尚休闲活动。但这是否说明他们定能获得回报？通常，企业家是否确能从他们承担的风险和投资业务上获得收益？显然，要使激励发挥作用，企业家的事前预期很重要，而非事后所得。但若事前预期和事后回报差距很大，这一体系便会失去平衡，经济理论表明，预期最终会发生变化，工业革命的整个势头亦会放缓。

创业活动的回报率问题不易通过经验分析来处理。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企业家充分发挥才能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会系统性地高估自己的能力。约翰·奈伊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极力鼓吹这一观点，他认为企业家“是一群有点过于乐观的人，他们系统性地高估了某项创新或研究项目的回报（或低估了其风险）”（John Nye，1991，第134页）。亚当·斯密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将这种过度乐观被视为人们的一个普遍特征，虽然他并未推断这种行为能解释创新和创业，但他注意到这样的偏颇使人们敢于从事没有胜算的冒险且不愿意购买保险。 ^[26] 恰如奈伊（1991）和卡明（Kamien，2005）都强调的，创业活动和买彩票有几分相似，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也可参见Baumol，2005）。均衡分析表明，若企业家身居高风险职业，他们的收益应该会“更高”，从而足以补偿高风险成本。不过，该结论假设所有人对风险的评估都一样，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对历史学家而言，经验问题显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截尾问题（truncation）。我们并未观察到那些昙花一现因而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潜在企业家的尾部分布。事实上，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只构成了潜在企业家分布的一个“尾部”。其实，根据某些定义可归为企业家的人中，很可能大多数因惨遭失败而未能留下任何历史痕迹。奈伊不乏质疑地表明，经这种截尾修正后，企业家精神的回报率很可能为负。他认为，从社会福利意义上说，企业家精神要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则必须要有显著的外部性，也即由企业家创造却未能据为己有的正面社会价值。对当代数据的研究表明，发明家所获得的报酬比例出奇之低，如诺德豪斯（2004）估计，在现代美国只有2.2%的发明剩余为发明家本人所获得。18世纪发明家的境况是否会更好呢？

工业革命时期商业失败的传闻证据似乎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发明的这种溢出效应事实上非常大。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来自工业革命时期的著名发明家，和詹姆斯·瓦特不同，这些发明家既在商业领域又在技术领域一试身手。因此，苏格兰化学家和发明家、福尔柯克附近的卡侬钢铁厂（Carron Ironworks）的创始人、以发明铅室法制造硫酸而闻名于世的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同工业革命的两大巨头塞缪尔·加贝特（Samuel Garbett）和詹姆斯·瓦特一起开始涉足商界，却未能获得成功。高压蒸汽机的发明者理查·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堪称19世纪早期最伟大的机械天才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也都是失败的企业家，两人去世时均身无分文。从发明家不能将发明成果据为己有但其他人可以据而有之的意义上说，这些发明家及其同行创造了巨大的外部性。有时，这些成就也会获得当局的奖励，默认了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之间的差距。 ^[27]

但奈伊略带悲观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需引起注意。首先，奈伊并未很好地定义“失败”的成本，由于创业失败的成本被低估，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历史记录中的幸存偏差（survival bias）的大小。必定存在许多企业家，他们大举投资于未获成功的创业活动，最终落入创业收益分布的截尾部分（即大致落在收益平面图的负象限上），而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创业活动的确切机会成本，也很难确定有多少这样的“失败者”确确实实耗费了整个生涯，将其资产投资于一家失败企业。照理说，许多破产商人可以做出次优选择，转而去做一名管理者或咨询顾问；即使先前的失败使他们倍感沮丧，但他们自己（且不论社会）也弄不清失败的净成本究竟有多大，更不要说社会净成本的大小。 ^[28] 一些更杰出的创业家虽屡遭失败却从未放弃，最后获得成功。 ^[29]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类情况是否普遍，但克鲁泽（Crouzet）的研究结论间接支持了以下观点：绝大多数工业家和成功的企业家都来自一个多少有些相关行业背景和基础的群体。约一半的“创始人”要么出身商人阶层，要么以管理者、手艺人或技能型工人等身份在制造业界谋生。这些人若不太走运，未能成为个体企业家，仍可重操旧业，过着虽不富裕但还算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 ^[30] 最后，可以断定的是，不管根据何种企业家定义，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所有企业家中只有极少数事实上处在技术变革的前沿。其他企业家，包括商人、承包商、制造商、金融家和传统货物交易商，无疑也在高风险的条件下创造出了大量的社会价值。但不能就此说他们是工业革命的领航者。因为后者中包括了少数技术先驱，这些先驱才是19世纪后半叶经济迅速增长的最大功臣，但他们可能是自我选择型的（self-selected），并非全体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此外，这些企业家不止受利益动机驱使。如熊彼特（1934，第93页）所言，他们还受创造的乐趣、完成工作的成就感和解决问题的胜利感所驱使。当然，对该时期的英国企业家群体而言，贪婪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但对于其他许多企业家，实现壮志宏图和满足出人头地的内在需要也同样重要。 ^[31] 在创业活动饱含逐利（套利）特征的商界和金融界，非金钱动机可能并不具有重大影响。但在工业革命时期，处在技术前沿领域的企业家是在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也不断意识到这一点。 ^[32] 许多最有天赋的机械人才和操作能手，开始以各种形式试手自己的创业能力，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其他地方。 ^[33] 鲍莫尔（Baumol，2005）把企业家长期接受低报酬的意愿归因于普遍的过度乐观和成为一名企业家的“心理收益”，尽管这些收益是否也适合明显属于金融失败者的企业家仍是一个问题。 ^[34] 况且，遵守绅士文化的理想和商业实践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尽管地主阶级出身的英国工业家并不多，但在前沿科技领域却逐渐不乏有许多绅士表现出对创新的浓厚兴趣。 ^[35]

总的来说，在该时期的英国，成为这样一名企业家和买彩票颇有共通之处：根据斯密的解释，即使中奖概率微乎其微，人们仍愿意买彩票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或运气做出了错误判断。此外，参与的刺激和中奖的美梦必定也起了作用。但奈伊正确地指出了企业家精神不完全等同于玩彩票，因为创业成功的概率并非事先注定，而是取决于创业者的所作所为。就此而言，把企业家比作彩票玩家颇有误导性。

1760年后，许多新技术不断涌现，而人们对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销售尚毫无经验，这无疑大大加剧了不确定性。不仅棉纺织品和铁路部门迅速引进了各类新技术，煤气灯、机械工具和仪器、食品保存、造纸、漂白及玻璃和陶瓷制造、印刷和其他工业同样如此。当经验只能为某个新创意是否可行提供有限信息时，潜在创新者的前景更加不明确，因此只能形成关于收益分布的模糊概念。如前所述，这可能是一个优势，因为它产生了一种夸大的乐观主义情绪，但就事后的沮丧和浪费的努力而言，它无疑也是代价不菲的。 ^[36] 同时，企业家也不是傻瓜，许多更成功的企业家会在不同领域进行多样化经营，以此降低失败概率。

四、工业革命时期的创业失败和创业成功

奈伊假说（Nye hypothesis）认为，在经济学家看来，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平均创业回报率很可能为负（即创业收益低于企业家从事其他可能职业的所得）。这一假说不能得到直接验证，因为历史资料只提到了较惨烈的或在其他情形也广为人知的失败例子。毫无疑问，许多结论取决于我们对企业家群体的确切定义。若我们像巴顿·汉密尔顿（2000）或吉尔德布洛姆（参见本书第六章）一样，把企业家定义为其收入主要来自市场活动的个体经营者，那么相比于把企业家定义为领导者、创新者及其经济活动给许多人带来影响的群体，我们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毕竟，根据前一个更宽泛的定义，许多属于“考夫体系”（Kaufsystem）——即出售自己的货物，而非为代理商人制造商工作——一分子的国内工业家将被归入企业家，而对于这些人，工业革命显然是一个灾难性的时代。

若转向更传统的定义，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极其成功或失败惨重的企业家的例子，但如何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它们整合起来仍颇棘手。同理，通过更细心地分析和当事人有关的历史资料，我们能得出一些有用信息，但在下推断时须牢记历史记录中的幸存偏差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例如，这种情况下,我们须确定谁才是真正的失败者。在6个月的创业努力后选择放弃并重操旧业的人，能否算作失败的企业家？曾铸就辉煌后来又因破产而倾家荡产的人，能否算作失败的企业家？严格地说，我们应通过比较创业活动的终身净财富及其机会成本来计算企业家精神的报酬，但实际上不可能准确地测算两者之比。

许多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精神有关的经济学研究，都处理了企业家的起源（出身）问题。他们是异教徒还是英国国教徒？少数群体有何优势？他们是否出身于中产阶级，且与商人之间有着良好关系？ ^[37] 但这些问题的答案终究很难解释居于首位的激励问题，以及对社会有利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是否也提供了相当大的私人收益。衡量成功与否的一个不完美指标是去世时留下的财富。这方面的资料在《英国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比比皆是，目前可从网上获取。理论上说，应将去世时留下的财富和出生时的财富进行比较，后者有时大致可根据父母的职位和社会经济地位推断。通过这种方式，至少可获得部分有用结论。利兹市的亚麻纺织商约翰·马歇尔，在1845年去世时留下了高达200万英镑的财产，而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仅为9000英镑。众所周知的遗产多于约翰·马歇尔的唯一制造商是钢铁大亨威廉·克劳夏伊（William Crawshay），但他的出身无疑也显赫得多。在棉纺织业，除教科书中经常提到的阿克赖特外，我们对大获成功的杰迪代亚·斯特拉特也耳熟能详，作为阿克赖特的昔日伙伴及“小农场主和麦芽制造商”之子，斯特拉特在1797年去世时留下了16万英镑的家产。约翰·霍罗克斯（John Horrocks,其父是一名“小采石商”，参见Crouzet，1985，第131页）留下15万英镑，许多不为人知的纺织商也都留下了价值4万英镑或更多的家产。

如我在前文所述，即使去世时资不抵债者，也不一定能简单地被归为失败者。当然，在棉纺织业，确能找到一些明显的失败者的例子。例如，德比郡的“棉纺织机械改进者”威廉·拉德克利夫（William Radcliffe），他在塞缪尔·奥德诺（Samuel Oldknow）破产后收购了后者的纺织厂，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后在一贫如洗中死去。另一个例子是塞缪尔·霍尔（Samuel Hall），一名死于“生活质量比原来大幅下降的”棉纺织商和工程师。棉花商托马斯·沃克（Thomas Walker）不得不靠一笔遗产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失败企业家最突出的例子可能是古怪透顶的敦唐纳德（Dundonald）伯爵阿奇博尔德·科克伦（Archibald Cochrane），他把家族财产耗费在一家倒霉透顶的化工企业上。特别是，科克伦确实太不幸了。 ^[38] 同科克伦略有可比性的是亨利·佛德利奈（Henry Fourdrinier），一名家境殷实的伦敦文具商，几乎把全部家当押在当时造纸术的重大创新上。他投资了6万英镑，却在1810年遭遇彻底失败。科克伦和佛德利奈都是企业家精神导致显著的负私人收益的极好案例，两人在穷困潦倒中了此一生的悲惨境遇使他们的创业生涯坏名远扬。但他们是否具有典型性？

使“失败者”的定义模糊不清的是，许多可归为工业革命时期创业失败的例子都来自工程师、商人和制造商，这些人从社会底层开始，一步步向上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并借此得以跻身《英国传记词典》或被记载于克鲁泽所援引的其他历史文档中，但最终在勉强糊口或穷困潦倒的境况中死去。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可归于这类失败者的最著名人物包括：发明家理查德·罗伯茨、理查·特里维西克和亨利·科特（Henry Cort），以及毛纺织品制造商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和钢铁生产商戴维·坦纳（David Tanner）。如前所述，很难确切衡量这些失败者的社会成本：他们有的似乎不太在意如何使自己更富裕；有的太专注于他们的技术工作，以致忽略了财务问题；也有的只是不够幸运或太过幼稚。不能笼统地说这些人是否应算作创业“失败者”。若他们一生都没经历过大起大落、平平淡淡地过去，是否一定会更好呢？答案几乎是否定的，恰如我们敢断定缺了他们英国经济必然会更糟一样。

为了更完整地描绘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精神的收益情况，我制作了一个当时活跃于英国的1249名可被视为企业家或创新者（包括建筑师、工程师、发明家、仪器制造商和类似的专业人士）的数据库。我不关注这些人的出身问题，而只是考察他们即将去世时的境况。除了《英国传记词典》外，我收集了克鲁泽（1985）和霍尼曼（Honeyman，1983）的研究及其参考文献中的相关人物和信息。入选者涵盖交易商、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以及发明家、建筑师、工程师、出版商和机械师。他们还须有一些经济或商业活动，所以纯粹的学院科学家不在此列。由于一些活动可被看成具有创业性质，少数在其他某些活动中颇孚名望的人也被纳入其中。 ^[39]

数据库中的数据在某些方面很不完整。事实上我们只能从部分样本的法定遗嘱文献中获悉当事人去世时的财富情况。但即使这些遗嘱文献也存在模棱两可，因为《英国传记词典》极为依赖的法定遗嘱只列出“个人财产”，而排除了不动产资产（Rubinstein，1981，第35页、第59页）。家族成员的大财产分割很可能超过了总资产，如格拉斯哥烟草商和棉纺织商约翰·格拉斯福德（John Glassford）。但格拉斯福德留下了4万英镑未限定继承的资产，因此尽管他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他显然并非一贫如洗。而其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确切的临终财产的数据，但一些传记文献或多或少表明了他们的状况。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名铁路开发商和地产商，在1837年去世时已倾家荡产，导致“其家属失去了生活来源”。巴特利的钢铁生产商本杰明·欧特朗（Benjamin Outram）在1805年撒手人寰时，留下的经营事务更是混乱不堪。“在欧特朗死后不久，由他生前的鲁莽举措导致的严重后果日益显现，他的妻儿老小……很快就陷入了贫困边缘。”职业归类的模棱两可加剧了数据来源问题，706人中声称有两种（或以上）职业的不少于75人，因此对他们进行归类也是一个难题。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之间的关联并非一成不变，如前所述，许多人从事的商业活动多种多样。这种模糊性导致了表7-1中A类和B类的差异。

为给这些传记人物理出头绪，我们把《英国传记词典》和其他资料来源中所有出生于1700—1799年间的入选潜在企业家分成三类。首先，对于那些临终前以货币价值指明法定遗产的，若遗产少于1000英镑，则归为不成功者（W=1），若遗产在1000—10000英镑内，则归为成功者（W=2），若遗产超过10000英镑，则归为非常成功者（W=3）。其次，对于临终前未以货币价值指明法定遗产但能从传记中推定他们经济状况的，我们遵循更主观的划分规则。总的来说，这样做是可行的。许多在传记中被描述为“赤贫者”或“生活状况大幅下降者”的企业家，我们给他们赋值W=1。那些根据传记描述不能确定其财富但在临终前留下一份非常赚钱的家业的，我们赋值W=2。如圣海伦斯市的化工制造商约西亚·盖贝尔（Josias Gamble），他把公司留给儿子戴维；又如康沃尔郡的商人和工业企业家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Were Fox），他于1810年前就使公司在康沃尔郡储藏丰富的格文奈普（Gwennap）铜矿有了一席之地；再如西布罗姆维奇的五金制造商阿奇博尔德·肯利克（Archibald Kenrick），他在去世前给子辈们留下了一家雇员多达200—300人的企业。最后，诸如酿酒商威廉·沃辛顿（William Worthington，去世前“给妻儿在伯顿留下巨额财产，在哈茨霍恩和格雷斯利留有大量农场，还有一大笔其他财富”）这类企业家，则被赋值W=3。这种分类显然具有主观性，一些模棱两可的例子可能会被错误归类。此外，这还是初次尝试系统性地分析那些跻身《英国传记词典》的群体临终遗产。除了706人可根据临终遗产进行分类外，样本还包括543名难以做出明确判断的人物。

尽管这类分析本身带有截尾偏差（由残值省略所致），但成功企业家在临终前留下的可观财富仍相当惊人。总体而言，所有样本的W均值约为2.4，尽管标准差较高（约0.7）。同时，工业革命时期关键人物（工业家和建筑师工程师）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商人和金融家更糟糕。

表7-1、表7-2和表7-3总结了18世纪英国企业家精神的数据。除整个样本较高的W取值外，奈伊假说的较弱版本得到了以下事实的验证，即从整段考察期（表7-1A）来看，工业家的遗产显著（t=1.79）低于商人，且在表7-1B中呈中等显著性（t=1.62）。工程师和银行家金融家之间的差异在表7-1A和表7-1B中都较大且显著（分别为t=3.82和t=3.24）。因此，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职业似乎只获得较低的平均回报率，并且从标准差来看，其风险更高。这貌似和下述直观上颇有吸引力的假说相吻合，即现代部门的企业家面临更高的失败概率，但是一旦他们把企业发展壮大，便可实现规模收益。这也符合鲁宾斯坦的观点，他认为：“英国富人在商业和金融……而非制造业和工业领域取得了极高的财富”（Rubinstein，1981，第61页）。但须注意到这种差异随时间推移而缩小，到1850年后已变得非常小。同样很明显的是，表7-2或表7-3中的临终财富随时间推移的增加并不大，但那些1850年以后去世的例子除外。这又一次和鲁宾斯坦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尽管他所使用的方法截然不同（1981，第35—37页）。这必然部分反映了以下事实：工业革命时期创业活动的经济收益绝大多数留存给了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人们，尽管这也部分反映了一些当事人活到很高年龄才去世的事实。

表7-1 临终遗产（按职业分类）

*由于某些当事人被计入多种职业，故这里的总体大于实际样本总数706。

表7-2 临终遗产（按分段时期和职业分类）

注：单元格里的值分别为均值、标准差和样本数。

*各栏对应值总和要大于本栏数值，这是因为某些类别的职业计算了多次。

表7-3 以货币价值指明遗产的均值情况（按分段时期和职业分类，单位：英镑）

注：标准差和单元尺寸（cell sizes）由括号内数值给定。

五、结论

本文可得出三点重要结论。其一，对企业家精神相关问题的研究须作为经济增长现象的现代分析的一部分，并须着眼于使更复杂的经济形态成为可能的文化和制度因素。这种方法可能更有助于阐释“为何英国成了工业革命的领先者”而非“为何有人会说工业革命事实上从未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使英国企业家精神如此有效的社会环境包括能产生适当激励的制度，以及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一套更有效的政策所带来的互补效应（Mokyr，2008）。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企业家的角色，则恢复他们同发明家、科学家和开明政治家一起作为经济进步主要推动者的应有地位正当其时。

其二，我已表明，和人们有时候所持有的观点相反，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总体上似乎并非“幸运的傻瓜”，而是面临同等成功概率（甚至在运气不好时）的须履行义务的个体。在竞争环境下，这一点似乎很自然。但在当时，更多人享有同代人的尊重和某种程度的经济保障，且满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换言之，英国企业家有理由期待自己的贡献能带来相应回报，即使这种回报不一定和他们创造的社会剩余成正比。事实证明，企业家的贡献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传统品质，还取决于他们同其他人合作以及建立不依赖于第三方实施机制的信任关系的能力。

其三，英国的制度环境是工业革命早期英国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Mokyr，2008）。在18世纪，寻租和其他“双漏桶”政策逐渐被人们抛弃，这部分是因为新兴工业阶级强烈抵制纯粹的私人动机。因此，反对限制新技术使用的斗争显然有利于企业家和创新者。但寻租行为日渐失势部分也是因为土地精英和商业精英接受了一种新的启蒙思想。这种思想使他们确信，经济活动并非零和博弈，营造一个由自由准入、竞争和不受约束的创新构成的自由市场环境是利国利民之事。事实证明，这的确是颇有利可图之举。

参考文献

[1] 作者感谢Marianne Hinds尽心尽责和优异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Michael Silver编辑本章手稿。William Baumol、Louis Cain、Andrew Godley和Deirdre McCloskey的评论和建议对改进本章初稿帮助颇大，在此一并致谢。初稿提交给2006年10月20日至21日在纽约召开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研讨会。

[2] “经典论述”（opus classicus）仍在McCloskey（1971）的研究中。最近的研究如Dormois和Dintenfass（1999）谨慎处理了所谓英国经济衰落时期的创业因素问题。Wiener（1981）的杰出著作已重拾文化因素导致创业失败的主题，但它连计量历史学家都未能说服。更深入的分析可参见McCloskey（1998，2006），他认为“解释市场如何存续及技术和偏好如何产生……需要求助于文化”（McCloskey，1998，第300页）。

[3] 关于工业革命经济解释的分类，参见Mokyr（1998，2002），也可参见Floud和Johnson（2004，第1章和第5章）最近的研究。

[4] 特别是参见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Rodrik、Subramanian和Trebbi（2004），Dam（2005）；相关批评参见Glaeser等（2004）。将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史的标准研究参见North（1990，2005）和Greif（2005）。

[5] 这里我遵循诺思对制度的定义，即制度包括经济活动得以开展且外生于各参与主体的由社会决定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文化只是通过“非遗传”（即柔性关联）机制代代相传的共同信念、态度和偏好的集合。

[6] 对抵制技术进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参见Mokyr（2002）。

[7] 最著名的例子有Swiss Aimé Argand，他发明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照明灯，但未能获得巴黎人的青睐。他于18世纪80年代到了英国，那里的商业成功（commercial success）使他的发明成就黯然失色。更成功的例子是瓦隆（Walloon）发明家John-Joseph Merlin，他的众多专利包括溜冰鞋、乐器、烤肉架（rotisserie）和轮椅，他是继James Cox之后纯粹的技术天才，而James Cox于1772年（在）伦敦查林十字街附近的Spring Gardens街道开设了旨在展示各种各样新奇发明的“机械博物馆”（Mechanical museum）。成功的德国人包括Friedrich Koenig，这个印刷商在1806年抱怨道：“大陆国家没有任何鼓励新发明推广的措施……我在德国和俄国花了两年时间申请专利，但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求助于英国”（转引自Smiles，1884，第6章）。他发明的蒸汽印刷机第一次引进了圆压轴和油墨印刷，1814年底一期《时代》杂志即用蒸汽印刷机印刷。Frederic Winsor（né Winzer）在煤气照明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中起了重要作用。出生于阿尔萨斯的John Jacob Holtzapffel在1787年定居伦敦，创建了非常成功的车床制造和销售企业。伟大的瑞典工程师和发明家John Ericsson在1826年来到伦敦，直到1839年才从伦敦前往美国。布鲁奈尔斯家族（the Brunels）无疑是最重要的法国“进口品”，（作为）父亲（的）Marc Isambard在1793年的大革命中逃离法国（他是保王党的同情者，有一个英国妻子），并于1799年定居伦敦。尽管他发现伦敦有从事各类创新活动的自由和机会，且声名鹊起，但他并未致富，而是先后依靠妻子和儿子Isambaard（在当时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土木工程师）的收入为生。

[8] Josiah Mason（1795—1881）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地毯织造工的儿子，他在成为伯明翰一家五金制品厂的经理之前，曾从事过制鞋工、木匠、铁匠和粉刷工等职业。1829年，Josiah Mason涉足使他大获成功的钢笔业务，后来他还进入了电镀工业。

[9] 从许多方面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企业家所做的最系统研究，参见Crouzet（1985），稍逊色一点的可参见Honeyman（1982）。

[10] 特别是参见O'Brien（1994，2002，2006）。

[11] 举例来说，英国（尤其是苏格兰）技工是极有经验的，比如工程师John Fairbairn，他本人便是一名技工，他注意到18世纪英国的技工“有很高的造诣和学识”，一名典型的技工也是“一位优秀的算术家，熟悉几何、水准测量和测定法等知识，并且掌握足以胜任的实用性机械知识”（转引自Musson和Robinson，1969，第73页）。如将滑动舱口盖引入水车并建造了伦敦好几座大型桥梁的John Rennie（1761—1821）便是以技工为职业生涯开端的，他的徒弟Peter Ewart（1767—1842）同样如此，后者曾相继为博尔顿和瓦特及棉纺织商Samuel Oldkown工作，最终以皇家造船厂（His Majesty's dockyards）的首席经理人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由此，英国得以具备了一个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技术人才群体。差别不仅在于机械技术的先进程度或风靡程度，还在于这些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上。他们当中包括高度精致复杂的器械的制造者：如眼镜商John Dollond（1707—1761），起初他是一名丝织工和业余眼镜商，因在消色差透镜上的贡献而赢得了科普利奖章（1761年）；又如杰出的仪器制造商Jesse Ramsden，他设计出了精确度和使用便利性均史无前例的测算和计量工具；再如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精确的叫作哈德雷四分仪（或哈德雷八分仪）的数学家John Hadley（1682—1744），以及继Jesse Ramsden之后伦敦城最优秀的仪器制造者Edward Troughton（1753—1835）。此外，还有机械师Joseph Bramah和他极具天赋的学徒Henry Maudslay，后者是英国机床制造工业之父之一。以改进了机械化造纸的基础机器而著称的Bryan Donkin，同时也是转速表、钢质削尖笔和食品金属罐头的发明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John Kay（此处并非指发明飞梭的John Kay）等钟表匠，John Kay是Richard Arkwright和John Whitehurst的得力助手，后者是英国月协会（Lunar Society）的会员，后来伦敦城邮票和计重器的保管者。

[12] 如Daunton（1989，第125页）在总结传统论点时所言：“某种职业或收入来源越能满足同地主阶级相类似的生活方式，它所带来的声望越高、权力越大。绅士资本家并未对市场经济抱鄙夷态度，但他们确实不太关注生产，且往往回避全职工作。”

[13] Defoe（1703，第19页）；Poter（1990，第50页）所引Johnson的论述。如Malthus（1820，第470页）所指出的，商人“不断挤入社会上层，他们同地主阶级一样，满足于休闲娱乐和奢侈享受”。

[14] 局部研究证实了财富作为社会地位决定因素的重要性。Urdank（1990，第52页）在对格洛斯特郡的一项研究中发现，“1780—1850年间，财富比以往更加堂而皇之地充当起划分社会地位的标准这一角色，以至从事最卑贱职业的人都会自诩为‘绅士’，只要其个人财产似乎已能确保这一头衔”。

[15] MaCloskey（2006，第294—296页）将“荣誉”这一词的变形从其贵族意义（“声望”）追溯至资本主义味道更浓的“诚实、正直”（可靠、坦诚），这些词汇的概念在18世纪显得越来越重要。

[16] 什罗浦郡的Freemason Wellins Calcott于18世纪50年代给出了他对“值得尊敬的人”的解释：他们不仅“以正义和尊严履行生活中的相对义务”，而且通过“源自一种优良风气的奖励、雅量和慈悲”实现这一点。Sallust（1795，第155页、第159页）认为：“值得尊敬的人”是“一群忠诚之徒……如仁慈的地主、富于同情心的工场主、慷慨的赞助人、穷人孜孜不倦的救济者……一句话，是品德高尚的‘绅士精英’”。

[17] Perkin敏锐地指出，内战之后的英国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这里的社会地位不仅指政治影响力和对他人生计的间接操控，而且指某人受邀出席的场合，有资格司掌某人子辈婚姻的合伙人，能从军入伍的社会阶层，他们出身行伍，从而也就决定了其后代能接受较好的教育。在Perkin看来，生活质量不只取决于经济学家通常所定义的“消费”，还取决于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相对地位。

[18] “人们常常恼怒于我们的法律不够简单：它们混淆不清，矛盾重重。他们援引专制政府的例子，如丹麦、沙俄和普鲁士；引用野蛮和未开化国家的例子，如非洲和美洲的野蛮国家；以及狭隘的公民共和政体的例子，如古希腊和现代瑞士，进而不合理地要求同样少的法律、同样的实践意识、自由人国度、商业良民以及人口稠密的领土”（Blackstone，1765—1769，卷3，第22章）。

[19] 外国旅行者，即使是最久经世故的，也注意到了同一现象。伟大的历史学家Hippolyte Taine曾于19世纪50年代造访英国，他在《英国琐记》（Note sur l'Angleterre）一书中论述道：“‘绅士’一词包揽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所有差异化特征……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配得上领导角色，足以被誉为一个正直无私者”（1958，第145页）。

[20] Langford（1989，第71页）指出了“礼貌”这一词语的含糊性，它既可指物质财产，又可指智识和审美上的偏好，最重要的是，它指一种“难以描述的区别，这种区别存在于天生的绅士对文明举止的理解同其他人在后天习得的绅士规范之间”。

[21] 这些俱乐部的流行程度可通过1735年成立的高级牛排俱乐部（Sublime Club of Beefsteaks）略窥一斑。据估计，1800年英国互助会的会员总人数高达60万（Porter，1990，第156—157页）。特别参见Clark（2000）。

[22] Daniel Defoe像以往一样敏锐地注意到:“信贷是结果而非原因……其产生和迅速发展于公平和正直的交易及守时守信……是普遍廉正的产物”（1710，第9页）。在其他地方，他还注意到了贸易信贷对商人的至关重要性：“贸易信贷是商人最便利的交易媒介……相当于商人现金库里的流通货币；它适用于商人的所有账单，相当于商人贸易的生命和灵魂。”这里，声誉等于一切，“商人的信用和少女的德行一样，相对谗言和诽谤而言是极其稀缺的”（1738，卷1：第195—214页）。

[23] 根据棉花商Benjamin Braidley在其日记中的估算，他每周要花36个小时以上在“和我的业务不相关的事情上”（转引自Pearson，1991，第388页）。

[24] 法国旅行家Pierre Jean Grosley注意到，普通民众和店主“或多或少”表现出“礼貌、教养和好管闲事”（1772，卷1：第89页、第92页）。18世纪意大利作家和哲学家Alessandro Verri认为，伦敦商人远比巴黎商人更值得信赖（转引自Langford，2000，第124页）。19世纪早期去过伦敦的一名法国旅行者，也对英国店主的廉正和诚信印象深刻，因为连小孩都能像经验丰富的市场买家一样放心地购买商品。他认为这些习惯是英国商人阶级从贵格会信徒那里学来的（Nougaret，1816，第12页）。在把英国的经济成功归功于英国国民的“智慧、节俭以及最重要的正直”上，Charles Dupin（1825，第xi—xii页）走得更远。声誉至关重要。1857年，Prosper Mérimée在论及大英博物馆的开放准入政策时，观察到“英国人习惯于在各自所具有的性格上表现出最大的自信，即不管是谁……只要被尊崇为绅士，他都会对自己的这种身份倍加珍视，因为一旦失去便很难重新获得”（1930，第153—154页）。

[25] 在F.Scott Fitzgerald看来，优秀企业家的鲜明特征是，其脑海里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却能很好地将任何一者付诸践行的能力（转引自Kamien，2005，第2页）。

[26] 以下是一句著名引述，“他们对美好前程的荒谬假设……仍（比人们对自身能力的高估）更为普遍……获利概率或多或少源于人们（对商品价值）的高估，损失概率则源于人们的低估”（Smith，1996，第120页）。更现代的观点，参见Brunnermeier和Parker（2005）。

[27] 走锭纺纱机的发明者Samuel Crompton和动力织布机的发明者Edmund Cartwright都获得了英国议会的大量奖励，尽管他们只获取了各自发明所带来的一小部分社会剩余。虽然申请Henry Cort的遗产遭到了议会的拒绝，但其他钢铁商出于Cort遗孀的利益而利用Cort手稿的事实表明时人认识到了其中显著的溢出效应。造纸机的先驱Henry和Sealy Fourdrinier也获得了议会委员会2万英镑的奖励（在许多制造商证实了该连续型造纸机能给他们的工序带来极大的便利后），但迟至1840年才落实，且被削减到了7000英镑。经议会投票表决，Edward Jenner于1815年也获得了3万英镑的奖励。19世纪30年代电力技术的先驱者之一、科学家William Sturgeon，在晚年生活颇为窘迫，因此John Russell（任届内的英国）政府给他提供200英镑的一次性补助和一小笔年金。在上述及其他许多例子中，社会明确认可了这些人对增加现实福利的贡献。换言之，他们产生了正外部性。

[28] 如我们所看到的，John Roebuck在1773年的一次传统后向一体化并购中遭遇了失败，他试图用煤炭给位于卡侬（Carron）的钢铁厂提供动力，因此便购买了一座煤矿，结果表明这超出了他的技术能力，最终他不得不宣告破产。但他仍是其所创立的工厂的经理，并且某种程度上仍过着苏格兰绅士般的生活，而他去世后，其遗孀确已一贫如洗。19世纪早期煤气照明技术的先驱者之一Samuel Clegg，不太走运地加入了一家倒霉透顶的利物浦工程企业，并“丧失了他曾拥有的一切”，但他仍有一份体面的顾问工程师的工作，且在后来出任了葡萄牙政府的顾问，成为该国议会核实新煤气账单申请的调查组成员。众所周知，平纹细布织造商Samuel Oldknow，在1792年其商业帝国崩溃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死时还欠Richard Arkwright 20多万英镑。但这是否意味着他是一位“失败的企业家”呢？在1792年破产后，他成了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德比郡一名成功的农场主，并成了该郡的高级郡长和英国农业学会会长。

[29] 苏格兰化学家和工业家James Keir在45岁时曾试图向博尔顿和瓦特推销一种新型化合物，并把他自己获有专利的合金（所谓的“凯依尔合金”，即一种不含铁的金属合金）推向市场，但遭遇失败。然而James Keir坚持了下来，被他用来试验自己的实用性化学知识的位于伯明翰运河附近的制碱厂最终大获成功，这使他在去世时留下25万英镑的财产。

[30]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伯明翰的钢铁商Samuel Garbett，此人于1782年宣告破产，随后作为他本人和陶艺家Josiah Wedgwood创立的制造商总商会（General Chamber of Manufactures）的负责人，他变成了英国制造商在议会里的主要游说者。Garbett去世时留下1.2万英镑财产，因此很显然他并非穷困潦倒，以往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使他的商人职业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参见Norris（1958）。

[31]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的著名论述在这里值得再次品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这些……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对他们的情况感到嫌恶呢？……是他们（富人）认为自己的胃更高级些，还是认为在一所华丽的大厦里比在一座茅舍里能睡得更安稳些呢？情况恰恰相反……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不过，虚荣总是立基于我们相信自己是被关心和赞赏的对象。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人们都倾向于赞赏他……他的举动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连一句话、一个手势人们也不会全然忽视。在盛大集会上，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正是这一点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获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1795，第50—51页）（此处对应译文参见《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胡企林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注）

[32] 一名典型的开明企业家Josiah Wedgwood，在1767年给他的朋友（一名商人，后来成了他的合伙人）写信说：“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并敦促后者“把握其中的机遇，做革命的促进者”（1973，1：第164—165页）。Robert Owen（1927，第120页、第121页）补充道：“整整一个世纪内，制成品的普及，使生活在该世纪的人们养成了一种新的品格……这种改变主要归因于催生英国棉纺织贸易的各种机械发明……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直接导致了大英帝国国民财富、工业产值、人口规模和政治影响力的迅猛增长”。这是令人向往的时代，成为她的宠儿无疑是种莫大的恩典。

[33] 如伦敦的Francis Hauksbee，作为一名光学仪器、天平秤和水泵制造商，他不仅热衷于科学宣传家的角色，而且涉足许多商业冒险活动，其中一些（如推销一种治疗性病的新药物）同他的机械技能毫无关联。

[34] 有趣的是，对当代数据的研究（Hamilton，2000）同样表明，相较于具备同等技能和经验的工人，企业家的中位收入大约要低1/3，Hamilton将其解释成作为一名企业家的非经济收益补偿。Hamilton对“企业家”的定义和这里有较大出入，他认为企业家主要由个体经营者组成。这种定义显然不符合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现实。注意到以下这点颇为有趣，即尽管Hamilton对数据的分析非常谨慎，但他并未对“企业家”事前可能系统性地高估自身实力这种解释进行验证。然而，Hamilton的结论却隐含地证实了这点，这是因为少数“大赢家”的存在会使个体经营者的“平均”收入变得非常之高。

[35] 人们会想起表演者Coke对年度剪羊毛庆典和Kame勋爵对农业技术的描述，而对公认的举止古怪的Dundonald伯爵或Henry Cavendish只字不提。

[36] Payne（1973，第191页）认为历史学家们夸大了新技术的技术风险，由于技术前沿是有限度的，因此所能取得的改进程度非常明显。他没有意识到以新设备和原材料为载体的新技术会加大这种风险，若新技术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则修正和调整本身将成为一种代价不菲的试错过程。能用新载体掌握和操作不熟练的新设备或新作业的互补性人力资本投入非常稀缺，任何因故障而导致的停工期无疑都是一种相当大的成本。此外，新技术要求有与之相配套的新的、不常见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所谓的“工厂制生产”。就其本质而言，新技术不仅会给需求方带来不确定，而且会给管理和设备领域造成不确定，甚至微观发明也会给生产稳定带来严重的扰乱和冲击风险。

[37] Crouzet（1985）推断，多数企业家来自于小商人和小手工艺者的底层中产阶级群体。尽管很难确定1829年以前公共部门的异教徒究竟有多大的宗教影响力，但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宗教信仰在提供与其信众人数不成比例之高的工业领军者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8] 他的煤焦油原本打算用来作为一种船体底部的密封剂，海军部门却对此视而不见。但总的来说，像Dundonald所预见的那样，煤焦油最终被证明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原料。

[39] 因此，我加入了物理学家George Green（1793—1841）的例子，因为他同时也是一名工场主；我还加入了雕刻师John Oldham（1779—1840）的例子，因为他还发明了能单独给纸币编号以防出现假钞的机器，及依靠蒸汽驱动船桨来推进船只的航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