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业化早期

拿破仑军队溃败后，普鲁士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并释放国家贸易和幼稚产业的生产潜力。为了促进工业发展，普鲁士在1821年制定了一项新制度，即贸易和手工业促进制度（PreuBische Gewerbefrderung）。这项制度主要针对进口机器，尤其是从英国进口的机床，它们中有许多通过秘密渠道进口，或采取走私和工业间谍的方式进口。颇有前途的技工能迅速掌握英国机器的使用方法，甚至能获得国家赞助的机床，以用来模仿和借鉴。这类投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年轻的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 Borsig），在他开始工作的近30年后，也即铁路建设出现大繁荣的15年后，已制造出了第500个火车头。普鲁士及（在国家支持早期无甚差别的）萨克森州的机器制造业肇始于为满足德国市场需求的仿制和改进。机床是这波英国技术转移中最关键的部分，因为不像任何其他的机器，机床是复制工艺的基础。归根到底，这就是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都禁止机床从英国出口的原因，这一点与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出口不同。像奥古斯特·博尔西希一样，当地技工（特别是制造重型塔钟的匠人）很擅长通过新的工业机械组合，将他们的专门技术用到金属铸造和金属切割工艺上（Paulinyi，1982）。改进设计带来的创新精神，为德国的渐进主义树立了榜样。到德国第一条重要的铁路线通行10年后的1850年，德国的机械工业已有能力为当时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制造各类轨道车辆。

如许多定量研究所推断的，在1840年后的几十年中，铁路和铁路建设是德国工业化的主导部门。铁路简直拉动了其他所有工业部门的发展。首先，它创造了一个能将短期存款转变成长期投资的金融部门。国家给铁路股票的最低利率担保对克服投资者犹豫不决的情绪而言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不久后铁路股票收益就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股票。国家投资本身微不足道。其次，铁路建设和运营创造了足够大的国内需求，使机器制造、煤矿开采、钢铁工业等业务量急剧扩张。再次，对于一个因地理原因而不能依靠水路运输的国家，铁路使运输成本出现了迅速而显著的下降。到1900年，铁路运输成本仅约为半个世纪前的14（Fremdling，1985；Aubin和Zorn，1976，第563页）。

银行已经把目光转向法国动产信贷公司（French Credit Mobilier）。如我们从普鲁士贸易和手工业促进制度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作为模范的机器制造商也已经把目光投向英国。煤矿开采的发展借用了绝大多数比利时公司的经营模式，后者已经深入德国西部开发那里的煤矿；而钢铁工业也同样借鉴了比利时和英格兰的同行。铁路业务中所有合伙人的创新精神，并未拘泥于创造一些完全新颖的商业模式，而是致力于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从事经营。由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没有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主要通过积极致力于走私和非法进口当时的高端技术，来竭尽全力地促进技术向其国内幼稚产业转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公司只能依赖于模仿。如在钢铁工业中，钢铁制造商必须创新方法以将德国煤炭转换成无烟煤，因为德国煤炭的化学元素构成不同于英国或比利时的煤炭，他们还必须探索如何充分利用通常具有不同伴生矿物的德国煤田等。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2.重工业：议价市场的创新

随着国内铁路建设于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钢铁工业必须为其产量寻找新的销路，当时钢铁工业因采用前文提到的两种不受保护的轧钢工艺已步入批量化生产阶段。当时，“生产过剩”是一种恐慌，导致了新的卡特尔复合体、关税保护和创新精神，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都是德国重工业的典型特征。生产过剩很大程度上源于迅速形成的批量化生产钢材的规模经济效应。国内卡特尔开始形成，且得到了债权银行的大力支持，以保护大部分公司免遭破产（Wengenroth，1994a，第124—126页）。但是这并未导致银行对钢铁工业的控制（Wellhhner，1989）。正是危机时期卡特尔和关税保护带来的共同利益，而非某一项政策推动了希法亭（Hilferding）所说的容克资本主义。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后来成了魏玛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原本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税，演变成了为国内和出口市场差异化定价提供保护的工具。出口倾销是换取国内和平的手段，但同时也为绝大多数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创造了机会。他们让自己的工厂开足马力，堪比美国的“硬传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有效降低成本。超出国内卡特尔份额的过剩商品以低于平均生产成本的极低价格倾销，迫使英国公司退出了市场（Wengenroth，1994a，第4章）。

这种情形下的创新精神几乎完全关注于降低成本。由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和产量是固定的，成本就变成了企业家创新设计的一个主要变量。缺乏价格竞争，公司不得不求助于成本竞争。通过以倾销价格（由于卡特尔条款，围绕该价格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作空间）把商品出口到国外，产量必须满足最有效的规模经济水平。降低成本的主要策略有两种：一种如上文所述，即开足产能；另一种是进入纵向一体化，以避开国内原材料尤其是煤炭的较高的卡特尔价格。最终，那些最成功的德国钢铁大亨，如克虏伯和蒂森，创建了完全一体化的工厂，从最底端的煤炭和矿石开采到最顶端的成品钢的所有生产线。这些钢铁大亨，特别是德意志帝国最有活力的钢铁制造商蒂森的工厂，成了能源效率和副产品回收的典范。从内部来看，它们是连续分权化的例子，许多“模块”（Fear，2005，第40页）之间彼此相当独立地自主运行。这些工厂不仅在能源上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向市场出售煤气和电力，而这两者都是高炉和焦炉炼钢作业的副产品。它们就像是一个规模庞大且由私人计划的工业经济体中的一座座岛屿。

通过尽可能实现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市场的边界被最小化，同时内部技术和组织复杂性日益增加。这些纵向一体化公司的热能和煤气交换系统覆盖了很多小“县”，在基本上不受干扰的环境下，实现了工程控制的梦想。这些公司在关税保护下经营得不错，关税保护虽然不是那么可靠的政策，但有利于较小的竞争者生存。不过，关税保护未能抵挡住随后发生的萧条风暴。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稳定马克币值和法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后，市场需求极度低迷，许多出口市场因此关闭，倾销机制受阻，大多数德国的大钢铁制造商（它们加在一起约占一半的产能）寄希望于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兼并，即成立联合钢铁公司（VSt-United Steelworks）。联合钢铁公司的首要策略是闲置尽可能多的产能，然后让其余产能以最优速度生产。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煤气和热能交换系统出了故障，导致成本上涨，这一方案很快受到了重重限制（Reckendrees，2000）。

当各方不能就产量达成一致时，“全盘一体化”的工程奇迹遭到了惨败。它失去了灵活性，不再能适应现实市场的瞬息万变。最后，德国政府草草收购了联合钢铁公司的绝大部分股票，事实上（而不是有意地）使该公司及绝大多数德国钢铁制造商实现了国有化。德国企业家从联合钢铁公司的灾难中吸取的教训，远非接受美国式的竞争和自由市场“再教育”所能比拟。早在“二战”结束的很久之前，他们就已开始为各个竞争性公司制定了计划。德国企业家们致力于通过创新来创造一个非市场化（market-avoidance）的技术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产生了将许多不同生产线在物理上连接起来的伟大技术和独特技能，但是创新只能在一个有着平稳适度增长的、稳定的经济环境中才能良好运行，恰如1914年“一战”之前的情形（Wengenroth，199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