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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收割机
1833年，马里兰州的奥贝德·赫西（Obed Hussey）获得了一种收割机的发明专利并很快将它投入市场，尽管这种收割机并未得到改进，也从未如设想的那样良好运作。一年后，弗吉尼亚州的赛勒斯·麦考密克也获得了他的收割机发明专利，但在随后几年他没有采取任何大的动作。 [56] 直到1840年，麦考密克才认为他的收割机已完善得足以投入市场。赫西设计的收割机被证明更适合割草而非收割谷物，麦考密克的收割机却恰恰相反。
由于意识到西部地区对他的收割机的需求比弗吉尼亚地区大，麦考密克于1845年把生产设施从弗吉尼亚州迁到了辛辛那提。两年后，麦考密克对威廉·奥格登提供的奖励措施做出了回应，将其业务搬到了芝加哥。 [57] 这次搬迁不仅对芝加哥市有利，而且使麦考密克的企业和奥格登的铁路公司均受益匪浅。赫西则仍待在东部地区。
麦考密克的企业引进了大量商业惯例，这使它看上去比其他许多19世纪的企业更像一家现代公司。例如，企业和当地商人之间建立了代理关系，由后者负责推广收割机的使用。该企业成了最早提供产品质量担保的制造业企业之一，它还提供一段免费试用期，在试用期内不满意的客户可获得等于实际购买价格的退款。与买卖双方进行讨价还价的常规销售过程不同，麦考密克在农业期刊、新闻和其他印刷媒体上大量投放价格广告。一则典型的销售广告，往往带有“教育”的性质，它主要包括一张产品图像、合格证明书、销售方式（包括赊销）说明和订货单（参见Cronon，1991，第313—318页；Miller，1996，第103—106页）。显然，像迪尔的例子一样，正是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机器的能力，而非作为一个发明家的天赋，为麦考密克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
到1860年，可能已有100家销售收割机的公司，但麦考密克的企业仍是当时最大的一家。这种迅猛增长的解释似乎在于，机械化收割在地形平坦地区更有效率，而且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垦，收割机获得了大量使用（David，1975，第89页）。收割机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个重大瓶颈问题。受限于谷物的易腐性，一个家庭农场只能种植其收获能力范围内的谷物量。收割机使以往需一整个收割季节才能干完的农活有可能在几天内干完。
许多农机具，尤其是收割机，通常是共用的、租赁的或共有的，而非独自拥有，特别是随着农机具的现金支出不断增加以后，更是如此。农机具数量的迅速增加使农户能够种植更多的土地，从而扩大了农业产量。机器的采用节约了劳动力，大量土地投入的额外增加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农机具在北方地区的普及更广泛，对北方农民的意义类似于奴隶对南方农场主的意义。
（二）棉纺织
除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外，18世纪末创办纺织厂的一些尝试都遭遇了失败，绝大多数是由于缺乏有效率的机械。摩西·布朗（Moses Brown）和他的三个兄弟，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商人，打破了这一模式（Hedges，1952，1968；Perkins，1975；Ware，1931）。1789年，摩西·布朗给威廉·阿尔米（William Almy，他的女婿）和史密斯·布朗（他的侄子）提供了资助。阿尔米和布朗的公司购置了一台珍妮纺织机和一台梳理机，但英国的这类阿克赖特纺织机的复制品很快被证明无甚效果。英国人塞缪尔·斯莱特的加入使情况发生了改变，前者曾是阿克赖特某前合伙人的学徒。斯莱特相信他在美国拥有一家工厂的可能性会更高。因此，在熟记阿克赖特纺织机的制造技术后，他乘船来到纽约，并很快发现纽约市缺少纺织品生产的合适水源。后来，斯莱特意识到摩西·布朗正在寻找一名熟悉阿克赖特纺织机的机械师。1790年初，他成了阿尔米和布朗公司的一名合伙人。斯莱特利用偷偷获得的技术制造纺织机，阿尔米和布朗则负责提供资金和产品销售。直到1812年战争结束后，随着美国纺织工业出现过度扩张，该公司才开始盈利。 [58] 当阿尔米和布朗认为公司的财务稳健要求他们适当限制业务活动时，斯莱特便开始寻找更有前景的市场。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领导地位被马萨诸塞州所取代。终其一生的职业生涯，斯莱特虽同4个不同州8家合伙企业的17名合伙人有过合伙关系，但他一直保持着同阿尔米和布朗之间的合伙关系。他们的工厂只生产棉纱丝，织造工艺则仍旧留给家庭自理。
第一家综合型纺织公司的荣耀归属于波士顿制造公司（BMC），该公司由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商人弗朗西斯·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掌管。1810年，洛厄尔前往英国，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学习和考察曼彻斯特和其他地区的动力织布机。他认定新英格兰的发展需要其制造业贸易有相应增长。 [59] 洛厄尔于1812年回到美国，由于担心1812年战争给他的贸易业务造成不利影响，他说服包括其朋友内森·阿普尔顿和妹夫帕特里克·杰克逊在内的其他波士顿商人，共同投资了10万美元。1813年年末，洛厄尔和前面提及的保罗·摩迪一道，成功地对一台以他记忆中的英国纺织机和私下掌握的模型（偷学草图）为基础而制造的水力驱动织布机进行了测试。第二年秋，他们向其他投资者展示了该织布机，尽管尚未获得发明专利。不久后，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将原棉加工成成品棉布的企业。到1820年，公司股利分红总额已超过了初始实收资本，洛厄尔在获得国会的关税保护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参见Rosenbloom，2004）。
波士顿联合公司（Boston Associates）很快主导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 [60] 1822年洛厄尔去世5年后，公司业务开始迁到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兴制造业中心小镇——洛厄尔。到1836年，波士顿联合公司已在洛厄尔设立了8家重点企业，雇用着6000多名工人。它们皆以一种后来广为人知的“沃尔瑟姆体制”（Waltham System）进行组织，其中所有生产阶段都集中在一个专门生产单一标准化产品的大型工厂里。这种大容量策略需要很高的资本化程度，但它能使波士顿联合公司实现生产和销售的规模经济。机械化生产意味着企业能充分利用非技能型劳动力，因此靠近工厂处建立了大量职工宿舍，年轻的新英格兰农家女孩得到了就业机会（Gibbs，1950；Zevin，1971，1975；Dublin，1979；Jeremy，1981；Dalzell，1987）。新英格兰各地的临河地区也很快建起了数百家纺织工业企业。1832年，财政部长对美国制造业进行了一次调查。 [61] 结果显示，在106家资产超过10万美元的公司中，有88家属纺织企业。克劳迪亚·格尔丁（Claudia Goldin）和肯尼斯·索科洛夫（1982）表明，在1850年，女工和童工至少构成了30%的劳动力。 [62]
（三）缝纫机
随着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和机械师培训的进步，企业家理所当然会想到寻找一种使缝纫工作机械化的方法。法国裁缝巴特勒米·蒂莫尼埃被看作是将机械化缝纫设备用于实践的先驱者。他发明的绣花机先后于1830年、1848年和1850年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获得专利。尽管缝纫机诞生于欧洲，关键创新却来自美国。通常认为，最重要的创新就是伊莱亚斯·豪（Elias Howe）于1846年获得的专利发明。
豪在替阿里·戴维斯（Ari Davis）从事机械师工作时对缝纫机产生了浓厚兴趣，后者的职业是给海员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制造及修理机械装置。一次戴维斯和某来访者谈话时提到谁要是能完善缝纫机，定会获得丰厚回报，豪恰好无意中听到这话，于是便萌生了完善缝纫机的念头。豪对之前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但他看过妻子做缝纫活儿，他认为这样的缝纫机必须能模仿人手。豪在尝试过许多模型后，于1844年制成了一台具备眼子针、两个螺纹和一把梭子的模型，该模型的运转效率足以使其在1846年获得专利授权。由于发现美国人对他的缝纫机兴趣不大，豪便去了英国。尽管在英国他的机器获得广泛采用，但利润却流向了一名叫威廉·托马斯的英国胸衣制造商手上，因为后者购买了豪发明的缝纫机的英国使用权。1849年4月，为了筹钱回国，豪抵押了他的第一台缝纫机和专利证书。回国之后，豪发现在他待在英国的两年内，美国人对他的缝纫机的兴趣已经增加，且市场上正出售各种各样的缝纫机，其中绝大多数利用了他拥有发明专利的设备。于是，豪一边制造和销售他自己的缝纫机，一边展开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
最重要的诉讼同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展开，后者在1850年9月制造了他的第一台缝纫机，且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发明专利。在众多仿造者中，辛格是一名演员，他积极推销自己的缝纫机，从而促进了该机器的普及（Jack，1956）。人们普遍承认，辛格的缝纫机修正了以往所有缝纫机，甚至包括豪的缝纫机的缺陷。鉴于豪的法律诉讼和辛格缝纫机的优越性，相对较少的公司进入该行业。1815年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的到来，给辛格应付当时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专利侵权诉讼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豪于1854年赢得了这场诉讼，辛格被迫单方面赔付15000美元的贵重机器特许权使用费，且一直到1867年豪的专利权到期前必须为每制造一台缝纫机支付25美元专利费。在格蕾丝·库珀（Grace Cooper，1968，第141页）看来，这场诉讼“抑制了缝纫机行业的发展”。克拉克提出的解决之道，本质上只是重要专利持有人的利益共享。 [63]
在早些年的时候，辛格的主要竞争来自于惠勒—威尔逊公司，该公司生产一种家用轻型缝纫机。19世纪70年代，辛格追赶上了该公司，并于1905年将其并入旗下。另一家值得引起注意的制造商是威尔科克斯—吉布斯公司（Willcox and Gibbs）。在试图根据插图制造一台豪式缝纫机的粗糙模型时，詹姆斯·吉布斯误打误撞地造出了第一台单线程缝纫机，因为他不知道豪式缝纫机事实上使用了双线程。最重要的是，威尔科克斯（作为公司投资方）和吉布斯将布朗—夏普公司（Brown & Sharpe）改造成了一家生产吉布斯单线程缝纫机的企业。吉布斯式缝纫机被证明如此成功，以至布朗—夏普公司引进了一种新的制造流程，通过可互换部件来批量化生产该缝纫机。如伍德伯里（Woodbury，1972）所指出的，在生产实践中，他们设计出了新式机床，这不仅对缝纫机生产而且对所有的机械工厂作业都至关重要。
（四）机械师
纺织工业和后来轻武器行业对机械学的重要意义，恰如上文所述伊利运河和其他运输创新对工程专业的重要意义。它们催生了一支本土出生的美国“机械师”队伍，他们带来了美国的技术领导优势。 [64]
尽管美国企业家引进了所有他们能借鉴的技术，但早期发明者和创新者仍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美国工业，其以劳动节约型资本和大量的原材料使用为特征。劳动力短缺和原材料丰富是美国经济的劣势和优势，因此企业家选择了扬长避短策略。如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1986，第146页）所评论的：“人们很难拒绝以下推断，即从一开始美国人发明的试验型机械的特点、他们对效率的追求和技能型劳动力的高昂成本一起，导致了美国批量化生产技术的创造和发明。”
批量化生产，如它在美国的演进所表明的，推动了两项重要创新：连续工艺（continuous processing）和可互换部件（通用部件）。前者和奥利弗·埃文斯最相关。1784—1785年间，埃文斯在费城近郊创办了一家由重力、摩擦力和水利共同驱动的面粉厂。谷物可通过面粉厂由水桶和皮带组成的不同梯度在装载器中来回传输，因此除了控制和调整外，不需任何人工干预。这是一条比亨利·福特早了一个多世纪的生产流水线。埃文斯申请了一份专利，但像其他许多专利权人那样，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保护自己的专利。 [65] 在内战爆发约10年前，辛辛那提的猪肉包装工也引进了连续工艺，即一条拆卸流水线。
（五）轻武器生产
可互换部件最早出现在轻武器生产部门，在该部门，技术取代了技能型工人和兵器制造者，他们在美国都不可得。1798年，伊莱·惠特尼接到了一份供应10000把滑膛枪的合约。很显然他不能及时供应这批军火，于是便提议用可互换部件来生产这些步枪。授予惠特尼该合约的财政部长奥利弗·沃尔科特（Oliver Wolcott）写道，“我应该把武器制造设备的切实改进看作是美国的一项巨大成就”（转引自Hughes，1986，第141页）。首要的任务是制造能生产滑膛枪零件的机器。此前，法国枪支制造商奥诺雷·布兰克（Honoré Blanc）已尝试使用可互换部件，但遭遇了失败。托马斯·杰弗逊（当时在法国）曾和他有过谈话，希望能说服他移居美国。 [66]
另一名康涅狄格州军火制造商西米恩·诺思（Simeon North）持有的理念比惠特尼更加彻底。事实上，1813年诺思同政府签署的合约中，就规定了可互换性要求。 [67] 此外，罗斯威尔·李（Roswell Lee）领导的一处联邦军火库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引进了一条流水线和计件工资制。他还在武器制造中引入了标准规格的使用和主要零部件的精确对照。豪恩谢尔（Hounshell，1984，第35页）指出，这使武器制造“从纯手工活转变为一项工艺流程”。1826年，约翰·霍尔在哈泊斯费里制造出了第一批被认为是完全可互换的武器。
19世纪40年代，联邦政府不再从惠特尼和诺思等合约制造商那里采购武器，转而向塞缪尔·柯尔特等持有专利的生产商采购，政府可以像其他消费者一样向那些生产商采购枪支。合约军火制造商和政府兵工厂自行研制的技术已经不需政府补助了。
塞缪尔·柯尔特对枪械的兴趣产生于他父亲商业失败和他母亲过早去世后不久。在尚无法制造枪支前，年轻的柯尔特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1835年，在柯尔特年仅21岁游历欧洲期间，他设计的枪支就获得了法国和英国授予的专利。一年后，他又获得了美国授予的专利。1841年，通过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总统的提议，美国陆军部向柯尔特询问购买其枪支的相关事宜。由于缺乏资金制造所需数量的枪支，柯尔特将部分订单分包给了小伊莱·惠特尼。柯尔特式左轮手枪在墨西哥战争中的卓越性能、西进运动以及对骑术的日益依赖，均有助于增加对柯式手枪的需求。
1848年，柯尔特在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首府）创办了一家工厂，聘任了机械专家利沙·鲁特（Elisha Root），让他担任厂长。鲁特此前已在其他地方推行过机械化生产，他为柯尔特设计了新的机器，其中有许多也被其他一些行业所采用。豪恩谢尔强调，柯尔特和鲁特根据“一致性是机械化的结果而非绝对目标”的主张开展实践工作。“追求精确度”从属于机械化、批量生产以及鲁特机器对技能型劳动力的替代。因此，豪恩谢尔（1984，第49页）认为，“柯尔特式左轮手枪并非用可互换部件制造”。真正意义上的可互换性可能需要另一步骤，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步，机械师和机床行业的演进最终使之成为可能。
（六）钟表
1816年，西米恩·诺思和政府签署合约3年后，伊莱·特里(Eli Terry)开始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普利茅斯的车间批量化生产一种廉价木制时钟。由于他的时钟需要重新设计钟摆摆动，需要做得更小，最重要的是，需要配置可更换件的器械，所以给生产工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特里是企业家对机会做出反应的一个特例。只要有可能，他就会用黄铜替换木料来做时钟，这种创新反过来促进了黄铜钟、手表和各类硬件行业包括机床的生产。他的车间培养出了许多未来的钟表行业领军者，如塞思·托马斯（Seth Thomas）、赛拉斯·霍德利（Silas Hoadley）和昌西·杰罗姆(Chuancey Jerome)，后者于1837年将特里的理念应用于批量化生产黄铜钟（Church，1975；Landes，1983；Hoke，1990）。
约在同一时期，人们开始试图把这些理念应用于制表业，但由于小部件的可容忍误差更严格，因此这项工作难度更大。亚伦·丹尼森（Aaron Dennison）最终成功地做到了这点。1850年，丹尼森和其他人一起创立了沃尔萨姆公司（Waltham Company），以批量化生产手表。 [68] 1853年，制造一只手表需花21个工日，兰德斯称之为该公司的“早期试验阶段”。在沃尔萨姆公司大幅改进丹尼森的最初设计后，到1859年制造一只手表所需的工日已降至4个。随着不久后内战的爆发，对手表的需求也显著增加。 [69]
（七）美国体制
19世纪30年代，即将以“美国体制”（可互换性、标准化及在冗长的生产流程中实行劳动分工）闻名于世的一系列要素已开始渗入工业界。这种进展的共同表现是专用机器的使用。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1972a）认为，其结果导致柯尔特和鲁特等人的努力转变成一个包括布朗—夏普等公司在内的独立行业。机床行业同时带来了“对推动经济中所有使用机器部门的技术变迁至关重要的技能和技术知识”（1972a，第257页）。机床行业主要解决许多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和工艺流程，因此成了传播新技术信息的重要载体。罗森伯格（1969）将19世纪初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发明的“美国体制”，19世纪中叶机床行业的发展，以及19世纪末自行车、飞机制造业和汽车工业的出现直接联系在一起。美国企业家一直在有效地推动美国的经济发展。
（九）美国南方
同美国北方发生的情形相反，内战前南方工业可用“悲惨的萧条”来描述（Bateman和Weiss，1981）。1860年，尽管南方人口数量占全国的13，但其工业制成品产出只占全国工业制成品产出的110多一点。南方并不缺乏企业家才能，但那里的激励结构受制于种植园和家庭生产，更有利于农业，而不利于发展工业。正常的制造业生产所需的技能型劳动力（如铁匠和铜匠）大多是为了抵债的劳动力。即使那些工厂已成为生产中心的地区也是如此。1860年，美国第四大炼铁厂弗吉尼亚特雷德加炼铁厂（Tredegar Iron Work），在需要技能型劳动力的岗位上使用了奴隶劳动力。家庭生产传统在南方和西部地区继续盛行，尽管在北方已逐渐消失。同北方一样，1812年战争给南方商业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事实上，少数罗得岛的纺织品制造商在战争结束后便移居南方，但他们只是特例。人口普查记录显示，纺织品生产同整个工业一样贫乏，尽管有来自政客、民权支持者和新闻界的广泛支持。传统观点认为，南方企业家将他们的资本投向了收益率最高的领域，但贝特曼和韦斯（Bateman和Weiss，1981，第16页、第18页）的计算却表明，南方的工业投资收益率高于棉花种植。这一计算支持了他们的结论：“南方工业的落后可能不完全是理性调整的结果”。考虑到南方的资源，其工业部门的规模必定小于东北部地区，但很可能已大于以往的情形。南方未能对这些可能的利润激励做出有效回应的原因，通常被归结为在面对工业化可能带来的危险时持极端风险厌恶的态度。如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1965，第221页）所解释的，种植园主很担心邻居们的反应，并且害怕产生“一个城市工厂奴隶阶级或白人无产者阶级”。若情况属实，则“悲惨的萧条”确实是一种创业失败。
六、企业家精神的有效性
这里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鸟瞰不可避免地只强调成功案例。前面讨论的创新为内战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并非所有企业家精神都是鲍莫尔（1990）所定义的“生产性的”，即使成功的企业家有时也会通过其他途径谋求财富。
“非生产性”企业家也包括那些侵犯专利权的企业家。我们不妨再次考虑犁具的发展历程。纽伯德犁具和迪尔犁具的发明之间相隔了40年。历史上充满了许多做出过至关重要改进（这些改进被证明可授予专利权）的人们，但其中少数人的尝试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可通过核查法院记录发现，在这些判决中，专利持有人试图从侵犯其专利权的人那里获得赔偿。我们知道，一些犁具生产商（及许多其他商品的生产者）会通过扩张重要的资源来保护自己的专利。没有简单方法可推算出失败企业家的人数或其活动所消耗的资源情况。但总的来说，发明收益必定超过了发明损失，因为从19世纪初的伊莱·惠特尼到19世纪末的伊莱亚斯·豪等企业家，都深受非法使用其专利之害，他们把发起专利侵权诉讼当成维护权利的重要举措。
第二类非生产性企业家是私掠者。尽管海盗和走私者的“黄金时代”是在一个世纪以前，但让·拉菲特（Jean Lafitte）是内战前时期的一个显著例外。让·拉菲特出生于法国，1809年他和兄长皮埃尔在新奥尔良开设了一家铁匠店，除了正常业务外，该店还买卖走私货和奴隶。一年后，拉菲特意识到掠取走私货比出售它们更有利可图，于是他成了巴拉塔里亚海盗团伙实际上的头目，该海盗团伙因盘踞在路易斯安那州巴拉塔里亚湾而得名。1814年9月，当英国人似乎要袭击新奥尔良港时，拉菲特帮助美国人获得了新奥尔良战役的胜利。战争结束后，拉菲特在今天的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地区重操海盗旧业。当美国人在船上对他的袭击进行报复时，拉菲特向南撤到了西属美洲大陆（Spanish Main）。一些人把拉菲特看作一名成功的商人，但他的创业方式显然应归为非生产性的。约30年后，华尔街的“强盗大亨”（下一章讨论）开始了他们同样不乏道德争议却颇为成功的金融事业。
尽管不确定有多少人热衷于追逐创业成功，但很明显的一点是，甚至成功的企业家偶尔也会通过第三种非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寻租——来谋求财富。伊莱·惠特尼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讨论起点。虽然惠特尼对可互换性的贡献不如其他人大，但成功的自我推销——对许多企业家十分有用的才能——使他同可互换性的理念息息相关。1797年，在轧棉机业务上面临经济困境时，惠特尼写信给联邦政府，表示希望能为政府生产15000把滑膛枪。如前所述，他于1798年获得了一份订单量为10000把滑膛枪的合约，这可是比以往任何制造商都丰厚得多的“肥约”。惠特尼从头起步，最终在几年后兑现了该合约。
塞缪尔·摩尔斯是寻租者的另一个例子。艺术生涯中遇到的一系列挫折激起了他发奋研究电报的志趣。特别是，他试图描摹美国国会大厦建筑天花板上的一些著名人物画像，结果却遭到了挫败。1840年，在获得一项电报专利后，摩尔斯请求政府给他的发明提供帮助。三年后，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项3万美元的经费。1844年，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的电文发送成功后，摩尔斯提出以10万美元把他的发明转售给政府；然而，政府却为另一年的试验给他提供了这笔巨款。因此，摩尔斯颇满足于靠转让其发明的特许权使用费为生。
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对潜在的生产性企业家来说，万无一失地获得成功并不是激励他们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的唯一因素。不那么成功的企业家也能获得一定利润，相反，成功的企业家也可能一无所获。不妨以奥贝德·赫西和赛勒斯·麦考密克之间的相互竞争为例，这场竞争被称作“收割机大战”。两人都在相互（以及对许多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了收割机。麦考密克的名字之所以同收割机密切相关，部分是因为他的收割机在收割谷物中效率更高，他迁居到了谷物已成为美国大草原主要农作物的西部地区。赫西的收割机更适合用来割草，因此他留在了东部地区。这场“大战”涉及对一些问题的大量争斗。赫西试图证明他的收割机获得专利要早于麦考密克的收割机。赫西在1847年申请专利更新，但为时已晚，于是他被迫向国会请愿，麦考密克则积极游说国会拒绝赫西的请愿。次年，麦考密克又提出专利更新申请，赫西同样游说国会反对麦考密克。奇怪的是，这场“大战”竟持续到两人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1897年，美国铸币局提议在拟新发行的面值为10美元的银圆券上印刻伊莱·惠特尼和赛勒斯·麦考密克头像，来纪念“轧棉机的发明者”和“收割机的发明者”。但赫西的朋友竭力反对这么做，因此该法案未获通过。 [70]
不管麦考密克获得了多大的成功，赫西创新的激励依然强大如故，因为直到1860年逝世前他还在研究一种蒸汽犁。赫西的资源足以让他在此后14世纪里在收割机行业保持竞争力，并为其他新发明提供开发成本，但他并未积累起能和麦考密克相匹敌的财富。吉斯（Gies，1990，第27页）表明，当1858年赫西出售他的收割机业务时，他在给某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收割机的专利期限内并未赚到多少钱”，而他雇用的公司领班却赚了一大笔钱。但和其他许多在某领域竞争中屈居“亚军”者不同，赫西的名字没有被人们遗忘。我们或许永远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对有效的创业做出过贡献的“无名英雄”，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有他们参与其中的竞争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菲。
七、结论
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成熟期”始于1851年著名的伦敦世博会。内战前的美国充满了创新型企业家。当英国邀请世界各国将其制成品拿到著名的伦敦水晶宫世博会参展时，美国发明者和创新者表现得近乎完美无缺。如罗森伯格（Rosenberg,1972b）所指出的，美国产品虽非以精致的外观取胜，却被视作既不乏实用性，又物美价廉。共有5名美国人荣获该届世博会的最高奖章——理事会奖章（Council Medals）。 [71] 他们分别是发明了天文领域广泛使用的电流测量工具和测量仪的威廉·邦德（William Granch Bond），发明了肉饼干的盖尔·波登（Gail Borden），发明了滚动新闻的戴维·迪克（David Dick），发明了橡胶纤维的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以及发明了收割机的麦考密克。 [72] 几乎所有参展的美国人都在确保其产品能获得有效使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美国体制”已完全风靡于轻工业产品领域。不久后，它便开始大举“入侵”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且一直持续将近整个19世纪。
这5名企业家和上文论及的一样，出身于不同的背景。在内战前的美国，成功的企业家能跻身于社会最高阶层，不成功的非生产性企业家则会沦为社会贱民。他们既可能是成功商人的子嗣，也可能是农民的后代。他们既可以是最好大学的毕业生，也可以是小学辍学者。即使在受过更好教育和更富有家庭出身的人群中，企业家精神也涉及边干边学（或聘用其他具备互补性技能的人）。美国的早期工程师一般未受过西点军校（West Point）的教育，大多是运输行业的“产儿”；早期的机械师大多（但并非唯一地）来自纺织行业和轻武器行业。一套运行高效的学徒制使这些关键技艺能代代相传。
许多企业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他的企业家则将他们的收益投资于新企业，或不得不用于保护与现存企业相关的权利。他们的创新理念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如此简单，以致专利体系为专利所有人提供保护的能力面临巨大挑战。大量潜在利润被消耗在保护专利权上。但是，仿制惠特尼轧棉机的故事与斯莱特和洛厄尔等人从英国偷学纺织技术的例子略有不同。尽管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但1825年惠特尼去世时仅留下一笔约合今天不足300万美元的资产。晚于惠特尼40年去世的艾萨克·辛格，留下的遗产相当于前者的100倍。据说，内战前最富有的人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阿斯特生于德国，在《美英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结束北美独立战争后不久来到美国。他涉足毛皮贸易行业，且从一开始就将利润投资于纽约房地产业。到18世纪90年代初，阿斯特已成为蒙特利尔和伦敦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皮货商，随着时间推移，他还帮助开辟了五大湖区市场、西北太平洋沿岸市场，以及同中国之间的贸易。1848年去世前，阿斯特的资产价值约合今天的2.5亿多美元。
在内战前时期，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他们帮助建立了诸多使经济得以实现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它同普通法之间的联系，以及健全有效的金融体系的确立，均有助于创新者实现货物的市场化销售。在整个内战前时期，运输和通信的不断改善拓宽了市场规模。美国制造业拥有提供源源不断的“异想天开者”的优势，他们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大量创业机会和合适的基础设施有效结合，使作为一个农业国的美国在内战前已步入工业化的边缘。
参考文献
[1] 本章绝大部分内容完稿于作者在芝加哥大学人口经济学中心（CPE）做访问学者时。作者感谢Robert Fogel，感谢考夫曼基金会的资助，并感谢Marianne Hinds Wanamaker的优秀研究助理。同时，作者感谢William Baumol、Alyse Freilich、Meg Graham、Naomi Lamoreaux和Joel Mokyr的有益评论。
[2] Baumol（1990，2002）强调了规则的重要性。Murphy、Schleifer和Vishny（1991）同样突出了规则问题，他们研究了颇有天赋的个人如何在企业家精神和寻租之间权衡取舍。
[3] Dam（2006，第86—87页）认为，能适当控制官僚机构的独立司法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事实证明，更好地执法的法院可以催生更发达的信贷市场。更强有力的司法制度同经济中大企业和小企业更迅速的增长息息相关”（第93页）。
[4] 1793年后，由于递交了一份附有费用的申请，一项专利获得了通过。Khan和Sokoloff（2006）披露，根据1790年的专利法，专利申请费等于3.7美元加上制作专利副本的成本。该成本在1793年和1861年分别上升到30美元和35美元。Kenneth Sokoloff（1988）认为，在实行35美元专利申请费期间，该笔费用从未低于人均收入的30%。
[5] Kahn（1995），也可参见Horwitz（1977）。Machlup和Penrose（1950）讨论了19世纪中叶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关支持专利和反对专利的争论。Michele Boldrin和David K. Levine的论文《版权：反知识垄断》（Copy Rights：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参见http://www.micheleboldrin.com/research/aim/anew.all.pdf）提供了反对专利的一个当代观点。
[6] 其他组织结构（如有限合伙制）也能实现同样的目标，但在19世纪早期，公司最为人熟知。
[7] Charles River Bridge v. Warren Bridge，36 U.S.（11 pet.）420，546（1837）。
[8] Lamoreaux（2004，第34页）讨论了一般公司的复杂结果。她认为，为确保诸如有限责任等优点，“商人不得不越来越接受特定的组织规则集”。Wallis（2005）指出，这一时期美国11个州推行了一套新宪法，不仅涉及一般公司的规定，还涉及发行国债应遵循的程序。
[9] 公司的法人地位意味着其董事或经理能代表企业行使合法权利。有限责任制的盛行，实际上使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的绝大多数索取权（claims）。这导致所有权开始从控制权中逐渐分离，比Berle和Means（1932）使之引起国人注意前早了近一个世纪。参见Lamoreaux（2004）。
[10] 汉密尔顿是私生子，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11岁时成了一名孤儿，他做过许多国际商人的学徒。汉密尔顿曾就读于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了乔治·华盛顿的副官，后来被选为大陆会议的纽约州代表。当时，汉密尔顿同罗伯特·莫里斯及其他人一起，试图为全国性政府寻找一条有保障的收入来源，但遭到失败。
[11] Rolnick、Smith和Weber（1993）认为，各州之所以放弃货币发行权，是因为它们在经历汇率波动后开始更偏爱货币联盟。
[12] 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属于“金融推动型的”，关于这点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政策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可参见Rousseau和Sylla（2005）及Wright（2003）。
[13] 只有前面5个因素得到考虑，第6个因素既可能是稳定的金融体系的结果，也可能是其组成部分，必须注意到18世纪90年代各州颁发的公司注册特许状数量比18世纪80年代的10倍还多（Rousseau和Sylla，2005，第12页）。
[14] 汉密尔顿1791年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也包括了后来获得采纳的增加政府收入的提案（Irwin，2004）。
[15] 和其他人不同，托马斯·杰弗逊极其怀疑各州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支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战争支出（Hofstadter，1958，第3部分，文件3，第155页）。
[16] 财务总长罗伯特·莫里斯起草的1782年《货币制度报告》获得了国会的采纳。莫里斯提议建立一套基于西班牙银圆的十进位制，但杰弗逊反对这种繁杂的基本货币单位（Ford，1894，第446—447页）。
[17] 格雷欣法则表明，只有一种金属持续用于流通。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白银都是人们的首选；内战前不久，黄金变成首选（Studenbski和Krooss，1952，第62—63页；Martin，1977）。
[18] 各州利用银行特许状以绕开自主发行票据的禁令这一观点已获得相关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各州不仅对银行的资本征税，有时还直接投资于银行业务。研究者估计，在内战前时期，各州从银行特许状经营中筹集的资金可能构成了20%的财政来源（Sylla、Legeler和Wallis，1987）。
[19] Wright（2001）提供了一个扩充版本；Bodenhorn（2000，第2—3章）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20] Knodell（2003）认为，通过提供区际和国际汇兑服务，银行实现了私人业务和公共业务之间的“正协同效应”。
[21] 根据Martin（1974），杰克逊的追随者错误地认为美国第二银行并未使国家废弃小面额纸币。
[22] 参见Clay（1997）对早期加利福尼亚商人活动的研究。
[23] 早期的研究，参见Callender（1902）。Hurst（1970）认为，首创之举是政府主导型的，通过纳入运输公司，政治领袖能授予特权及土地所有权、合约贷款收益权和征收通行费权来支持运输企业的发展。
[24] 考虑到《宪法》禁止征收受益税（benefit taxation），Wallis和Weingast（2005）认为，国会不能推行全国性税收，以便为只能使少数地区受益的项目融资。
[25] 绝大多数收费公路公司规模较小，且只建设非常短的通行道路；一条长途公路可能由几家公司共同承建，各公司按照自己的路段索取通行费。投资于收费公路的资金绝大多数都是私人的，即使州政府对收费公路的直接投资最大的宾夕法尼亚州也不例外（Fishlow，1972，第472—475页）。
[26] Fishlow（1972，第472页）估计利润率只有3%—4%。
[27] 以往最成功的尝试是约翰·菲奇的试验，该试验于1790年在费城特拉华河展开。富尔顿的第一艘工作艇以低于3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穿过了塞纳河。
[28] “北河蒸汽船”是一种船体非常狭小的船舶，长约146英尺，宽约12英尺，配有一个侧水轮。这种船经过改造后船体被加宽，且于次年开始在纽约和奥尔巴尼两市之间每周定期通航。
[29] Hunter（1949，第7—11页）认为，富尔顿在哈得孙河初次试航时就认识到了西部河流的经济潜力。合伙方在整个西部地区申请垄断授权，但只有“奥尔良地区”的立法机关准许授予垄断权。
[30] Mak和Walton（1972，第625页）。由于设计的改进、发动机的完善和对接设备的更新，每艘船的生产率提高通常快于装载吨位的增加（Hughes和Reiter，1958）。从1815年到1860年，单位生产率提高了将近9倍（Mak和Walton，1972，第637页；也可参见Hunter，1949）。
[31] 1815—1844年间的运河投资为3100万美元，其中73%来自政府。1844—1860年间，运河投资增加了6600万美元，其中约66%为政府资金（Goodrich等，1961，第215页）。
[32] 到1829年，外国人已购买了该运河一半的债券（Goodrich，1960，第53—56页；Rubin，1961）。
[33] 出于该目的，他组建了波托马克公司（Patowmack Company），使波托马克河像一条运河那样适当延伸，以深入到山脉地区（Bernstein，2005，第22—23页）。
[34] 除了赖特和格迪斯外，还有较不为人熟知的Charles Broadhead（Whitford，1906）。William Weston的第一选择是拒绝离开英国（Bernstein，2005，第58—59页；也可参见Stuart，1871，第48—52页）。美国人表现得“非常棒，以至欧洲的专家们赞不绝口”（Taylor，1951，第34页）。
[35] 参见Goodrich等（1961，第30—32页）。这里的讨论包括了“伊利线”和“安大略线”之间的异同，其中安大略湖构成了通往纽约的线路的一部分。
[36] 参见Bernstein（2005，第215—216页）。运河专员承诺给怀特一定补偿，因为不仅他的专利获得采用，且英国之行代价不菲；但州立法机关拒绝履行该协议。
[37] 19世纪前几十年，小伙子们通过学徒制计划来掌握各行各业的技能。到内战时，接受学徒制培训的小伙子们已大幅下降。这通常被归咎于正式的行会制度或类似制度的缺乏。
[38] 次年，Peter Cooper引进了“大拇指汤姆”（Tom Thumb），即运行于美国一条普通铁路线——巴尔的摩至俄亥俄铁路线——上的第一辆蒸汽动力火车。
[39] 一条西部线路，即匹兹堡收费公路，于1817年建成通车。尽管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投入了税收基金（到1825年达到了180万美元），但伊利线仍给联邦政府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
[40] 总的来说，干线运河仅实现了相当于其初始投资3%的收益，且在1857年以750万美元的价格被转售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Rubin，1961）。关于同国内基础设施改进相伴而来的经济和政治难题的深入概述，参见Wallis（2003）。
[41] 参见Fishlow（1965）。关于铁路建设决定商业周期波动的争议性观点的简要评述，参见Fogel（1964，第1—10页）。
[42] Fogel（1964）发现，在1890年时，只有4%的农业用地在无铁路系统的地方耕种。
[43] Von Gerstner（1997）提供了一本以区域为基础的关于1842—1843年间运河和铁路情况的德语著作。
[44] 这比运河投资总额的5倍还要多（Fishlow，1972，第496页）。
[45] Gates（1934）整理了同混合型企业有关的所有问题。
[46] 奥格登一家居住在纽约，费城的上游，主营纽约木材供应生意。许多年后，Ogden的兴趣扩展到了威斯康星州的佩什蒂戈木材镇，该镇也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中化为灰烬。
[47] 参见John（1995，第25页及以后各页），第51页的相关统计。
[48] Lakwete（2003）解释了轧棉机的漫长历史。惠特尼轧棉机大幅提高了轧棉速度，却牺牲了纯棉的品质。
[49] 1812年，国会拒绝更新惠特尼的专利权，但它确实表达了一个懂得感恩的国家对发明家的尊重（Lakwete，2003，第133—134页）。
[50] Primack（1962，第492页）估计，19世纪50年代，16的中西部劳动力一直从事土地开垦作业。
[51] 该数据来自“先驱者的伟大创造力”（Inventive Were the Pioneers），一个由纽伯德出生地新泽西州伯林顿郡维护的网页：http://www.burlo.lib.ny.us/county/history/inventive.html。
[52] 皮科克的犁具导致纽伯德发起了一场成功的专利侵权诉讼（Hurt，1994，第101页）。
[53] 不难预料，其他人也会侵犯伍德的专利，据称伍德花了很大一部分利润来保护他的专利权。
[54] 参见Hurt（1994，第134页）。由于铸铁的表面会留下小小的凹痕，且未经过高度抛光，故犁板很容易粘满草原土壤，从而降低犁耕作业的效率。
[55] 关于迪尔和他的公司的最详尽的历史记述，参见Broehl（1984）。其他的还有Arnold（1995）、Clark（1937）和Dahlstrom（2005）。
[56] Cgras的父亲此前曾尝试制造一台收割机。Cgras将注意力转向制造收割机，以此偿还1836年他和父亲收购一家铸铁厂（“科托帕希”）时所欠下的债务（Hower，1936，第70—71页）。
[57] 如前所述，奥格登为这次搬迁提供了资助。1848年，麦考密克和奥格登成了合伙人，共同划分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收割机制造和销售业务市场。
[58] 在寻找劳动力的过程中，斯莱特一般被看作家庭劳动制度（其中孩童替他们的父亲照看机器）的始作俑者。
[59] David Jeremy（1981，第95页）认为，洛厄尔是技术转移的最佳例子之一。
[60] Krooss和Gilbert（1972，第76页）认为，“到1850年，他们控制了20%的全棉纺锤锭、30%的马萨诸塞州铁路、40%的马萨诸塞州保险业务和40%的波士顿银行业务”。
[61] 《麦克连报告》（McLane Report）有许多缺陷，但如Rosenberg（1973）所指出的，这是1830年前后唯一的“制造商普查”史料。
[62] 尽管众所周知的是，很难计算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但据估计，1800年前后妇女和儿童约构成了10%的劳动力，到1830年前后则大致上升为40%。随后该比例出现了下降，但直到1850年仍高于30%。
[63] 辛格不能给克拉克支付现金报酬，因此他把自己专利收益的13分给后者。Davies（1976）讨论了克拉克在辛格那里的长期职业生涯。
[64] Wallace（1980，第212页）指出，“机械师”这一术语当时被用来指那些设计和制造生产机器的技术工人，他们同时也是机床的发明者和操作者。随着专业化的深入，这种职业“不知不觉地被并入了铁匠、铸铁大师、机器制造专家、工程师、绘图员、艺术家、发明家和自然科学家”。
[65] 1800年后，埃文斯专注于研究高压蒸汽机，后来它被应用于磨铣作业和蒸汽船。参见Pursell（1969）和Ferguson（1980）。
[66] Hounshell（1984，第25—26页）把法国将军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视作向杰弗逊总统介绍该理念的人。
[67] “手枪的不同组成部件之间必须能完美接合，以至一把手枪的任何组件或部件都能适用于其他任何一把手枪”（Hounshell，1984，第28页）。
[68] 参见Carosso（1949）。1844年，丹尼森成立了后来的丹尼森制造公司（Dennison Manufacturing Company），但他把纸盒制作业务转售给了自己的兄弟，自己则涉足手表制造业务。
[69] Landes（1983，第317页）指出，第14000块手表于1858年制成，第118000块手表于1865年制成。Church（1975，第621页）披露，军方需求使生产率提高了25%。
[70] 参见Greeno（2006）。摩尔斯和富尔顿一同被印在了1896年发行的面值两美元的银圆券上（Friedberg，1981）。
[71] 所有13937名参与者中只有1%被授予该奖章［皇家委员会，1851，也可参见Ffrench（1950）和Moser（2006）］。
[72] 迪克的印刷机在他的一则广告中被描述为，“一台机械动力装置，通过它任何给定的功力都能被转换成其他任何需要的功力……因此在转换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物理损失……此时单杠杆将变得多此一举”（Reynolds，1938；也可参见Feantz，1951；Stephen，1989；Korman，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