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圣西门信徒及其对科技进步的信念

从国家层面上看，一个颇有影响的群体，即德·圣西门伯爵（de Saint-Simon，卒于1825年）的信徒，推动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圣西门对科学有着强烈的信念。他认为经济发展将消除贫困，未来的世界应该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统治。实现这点的最佳途径是让财富从非生产性的贵族阶级转向生产性的企业主阶级。他的这些理念在法国各工程学院和巴黎银行家中间非常流行。圣西门的信徒，如工程师波林·塔拉波特（Paulin Talabot）及商人埃米尔·佩雷尔和艾萨克·佩雷尔兄弟（brothers Emile and Isaac Pereire），不知疲倦地在杂志上撰文鼓吹这些理念。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强调保存手工艺制度以维持法国在奢侈品贸易上的竞争优势，但圣西门主义者却认为，法国的长期繁荣取决于其能否很好地效仿英国以建立机械化的工厂生产制度。

（四）1850年以后铁路、银行和贸易部门的大公司

1850—1875年间，法国受运输和银行部门双重革命的推动，不仅商人和金融资本主义走向完全成熟，而且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

铁路建设由私营公司负责，因为法国政府不会像担负起公路建设或运河开凿的责任那样，肩负起建造铁路的责任。阿尔萨斯的工业家尼古拉斯·凯什兰（Nicolas Koechlin），于1844年倾其所有积蓄，建造了一条自斯特拉斯堡通往瑞士巴塞尔的铁路线。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掌控的一家公司，在1846年建造了一条自巴黎通往里尔的铁路线。巴黎一些银行家（“高特银行家圈子”）和年轻的发起人一起合作创办其他铁路公司。19世纪40年代，只有12%拟发行的铁路股票最终被成功认购，因为政府拒绝保证它们的债券能获得最低收益。1848年1月，相比于英国总通行里程达5900公里的铁路线，法国只有区区1860公里。但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之后，政府修改了铁路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据。将土地授权期限延长至99年，使收回投资成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而且法国政府也开始给铁路债券的利息收益提供担保。不到20年的时间里，法国便建立了一个世界级的铁路网。拥有4亿法郎资产且运营着通行里程达4010公里铁路线的巴黎—里昂—马赛公司（Paris-Lyon-Marseille，简称PLM），在波林·塔拉波特的领导下，成了全法国最庞大的公司。

1850年后，信奉圣西门主义的一群银行家成立了一种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由此改变了法国的金融格局（Stoskopf，2002，第44—48页）。圣西门主义者断言，使资本流动最有效的途径是设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它们能通过发行面额足够低的股票和债券来吸收资产阶级的储蓄。根据1808年开始生效的《法国商法典》，这样一家公司需获得国家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的批准。但路易·拿破仑非常支持这类公司，所以在1867年它们的设立已完全不受限制。

在改造银行系统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是1852年动产信贷银行（也译动产信贷公司）的创建。该银行在埃米尔·佩雷尔和艾萨克·佩雷尔两兄弟（来自波尔多的犹太社区）的领导下，调动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本，以便在法国各地创设一系列分公司：包括铁路公司（如巴黎—里昂—马赛公司）、蒸汽船公司、保险公司、施工建筑公司和工业企业等。它还推动了一批全新股份制银行的创建。所有这些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加速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在1866—1867年间的金融低迷时期，佩雷尔兄弟损失惨重，不得不大幅缩减公司的业务范围。

但与此同时，其他股份制银行也已赢得了政府的支持：第一家是巴黎国民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于1848年创立时属半公有性质，在1854年转变成了一家专事海外贸易的传统股份制银行（Bonin，1991）。第二家是法国工商信贷银行（CIC），成立于1859年，旨在通过汇票和仓库货单贴现为商品货物的日常周转提供融资。该银行后来转向了为海外贸易，特别是为亚洲贸易提供资金，这使它在1875年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和印度支那银行（Banque d'Indochine）进行了合并重组（Meuleau，1990）。第三家，也是注定比其他银行更重要的是里昂信贷银行，这是唯一不在巴黎创立的重要银行，而是由里昂和日内瓦的丝绸商和当地银行家创立。该银行在巴黎的分支机构很快便使总行相形见绌，因此在1882年巴黎支行成了该银行的总部。第四家是成立于1864年的法国兴业银行。一经成立，该行便超出投行业务，涉足存款银行业务，建立了一个通过巴黎各支行进而覆盖整个法国的庞大分支网络。最后一家是于1872年由两家巴黎公司合并而成的巴黎—荷兰国家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该行并不针对更广大的公众，而是有选择性地投资银行家客户群，促使他们从家族资本主义时代步入公司时代。事实上，它是法国第一家投资银行。

1860年，法国政府听从阿尔萨斯工业家让·多富士的建议，感到法国极有必要和英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这是一次重大转变，意味着法国放弃了实行了几代人的高度保护主义政策。英法两国的贸易自由条约得到了许多彼此相邻的欧洲国家的效仿。法国成了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制成品出口国。在法国出口的商品中，绝大多数是丝绸和毛纺织品，以及诸如珠宝、香水、时装、家具和其他奢侈品等所谓的“巴黎货”。

二、第二波工业化中的企业主：1870—1940年

（一）经济减速：1870—1880年

法国工业在19世纪末的经济大萧条中饱受重创，大量使用传统技术的小公司纷纷倒闭。这些公司当时仍在使用可追溯至工业化雏形时期的生产方法。诺曼底和庇卡底见证了衰退的加速 ^[2] 。此外，直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都是通过贷款支付重大军费开支并弥补其预算赤字，这些贷款使法国居民的储蓄从商业领域转到了政府部门。巴黎的股份制银行越来越多地将业务转到国外（如东欧国家、地中海国家和南美洲国家等），似乎正在失去对本国企业的兴趣。但正如有学者（Maurice Lévy-Leboyer，1977a）指出的，投资国外的资源从长期来看低于它们所能获得的收益。该时期最重要的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储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农村劳动力约占4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约占13以上）。外国移民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法国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仍在持续。

（二）法国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1890年后，法国政府发行了较少的债券，这为商业投资留下了更广阔的空间。除了战争年代外，1890—1930年间是法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银行越来越多地为工业企业提供融资（Bussière，1995）。巴黎的股份制银行未能支持本国工业发展，但新一代投资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弥补了这个不足。 ^[3] 不过，工业增长遇到了新的障碍：越来越棘手、越来越有争议的劳工运动和知识界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