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法国的企业家精神

米歇尔·豪

近几十年来，关于19世纪、20世纪法国商业发展，有两种不同思潮，即悲观派论调和乐观派论调。悲观派强调英国19世纪的GNP增速快于法国，且在20世纪初超出了法国50%。乐观派主要关注法国第二产业的小规模产出，认为尽管法国的经济现代性之路同英国大相径庭，但它并非效率低下。这两种观点可能都没错，因为法国国家层面的数据掩盖了大量的地区差异。部分地区的工业革命进展较快，由充满活力的雇主领导，其他地区则进展缓慢且不够充分。地方雇主的行为独立于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的可得性，这构成了法国某些地区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国家层面上，从路易十四时代和时任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开始，政府便努力刺激工业化发展。但自由企业传统也存在于法国的各个时期，并且一直蓬勃发展到现在的国际化竞争时期。

一、法国工业的起步：1815—1870年

法国工业革命开始得要比英国晚，它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社会动乱给推迟了。但革命废除了所有的行会限制，且拿破仑于1807年颁布的《法国商法典》（Code of Commerce）为企业家精神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机构，如工程学院、科学院和全国工艺美术学院，促进了技术创新的扩散。1815年，随着法国重新恢复和平，工业化进程得以加快，到1860年《英法自由贸易条约》（Anglo-French free trade treaty）终止时，法国的工业产量已经达到英国的40%。1865年，发动机制造商尤金·施耐德（Eugene Schneider）很自豪地向法国议会宣布，他已经成功地向英国出售了15台火车头，并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事”。与此同时，到19世纪60年代末，法国工业产量虽被德国和美国超过，但直到1930年前后仍居世界第四位。

（一）大公司的缺乏

法国工业革命发生在煤炭成本高昂且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中央高原和北部小盆地外，法国的煤炭非常稀缺。1816年通过的一部法案，通过实施禁令或非常高的关税为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提供保护。路易十四对新教徒的迫害（Lüthy，1955—1961）及随后大革命的混乱局势（Perrot，1982；Bonin，1985；Crouzet，1989；Aerts和Crouzet，1990）在许多方面或多或少持续削弱了法国的企业家精神。

木炭炼铁、手工编织、水力磨坊等旧技术对能源和资本投入要求相对较低，直到1860年前后，还和最现代的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大工厂，如玻璃生产商圣戈班（Saint-Gobain），非常罕见。只有采矿、航道、大型钢铁企业和铁路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融资，1867年以前，成立这类公司还须获得授权。工业企业的资本一般由其创始人家族提供，后来主要通过自筹资金实现（Lévy-Leboyer，1974，1985；Marseille，2000）。从耗能较低和基于手工技术的小作坊转向使用蒸汽机和最新技术的大公司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在不同地区的进展速度也千差万别。法国生产商靠产品的审美质量弥补他们在机械化上的劣势。他们擅长印花布、丝织品和奢侈手工艺品的生产。艺术绘画成了工程学院的一项重要授课内容。

法国充满活力的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颇具启发意义。19世纪，法国西南部的工业发展很不活跃，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上（Armengaud，1960；Crouzet，1959；Poussou，2000）。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南特港和波尔多港，深受英国海上封锁之累。即使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这些地区限制工业化的倾向也并未停止（Poussou，1989；Butel，1991；Armengaud，1960）。工业雇主倾向于持有现金或将其投资于利润低却较有保障的不动产。相反，在巴黎、里昂及19世纪后的法国北部和东部外围地区，工业发展却相当活跃。机械化棉纺工业在北部（里尔、鲁贝和图尔宽）和阿尔萨斯地区发展迅猛 ^[1]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尼古拉斯·凯什兰（Nicolas Koechlin）和丹尼尔·多富士-米琪（Daniel Dollfus-Mieg）两人创办的工厂雇用了几千名工人，从米卢斯向世界各地出口印花布。1817年，尼古拉斯·斯伦贝谢（Nicholas Schlumberger）将英国的五纱织造和混合织布机制造技术引进到法国盖布维莱尔。1826年，马克·塞甘（Marc Seguin）领导修建了从里昂到圣艾蒂安的铁路线，三年后，他又在里昂率先研制成功了一种携带水管式锅炉的新型火车头。

（二）19世纪初法国企业家精神扩散的障碍

19世纪初，一些因素给企业家精神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包括地主的政治势力、绅士地位或高级官职对精英的吸引力、天主教会和大革命之间的冲突，以及来自知识界和艺术界精英日益激进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