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通信
内战前,书信仍是商务沟通的普遍形式。1792年的《邮局法》(Post Office Act)规定了相对较高的收费率,试图实现邮政服务的自给。到1840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收费率得到降低,邮局数量大幅增加,从1790年的75所迅速增至1840年的13500所左右,同时,每所邮局的平均服务人口从43000多人降至1000人多一点。 [47] 而且,由于新的交通方式缩短了行程时间,投递时间也相应下降。此外,如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指出的,低收费率鼓励了报刊的增长。部分由于邮局分布的郊区化,报纸的发行数量从1790年的100份增加到1840年的1400多份。专业性的商业媒体开始出现,它提供了更及时的信息,促进了交易,进而推动了贸易增长。
通信时间最具实质意义的下降源于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发明的电报(参见Hindle,1981)。摩尔斯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一开始想走一条艺术道路,在遭到一连串的挫折后,转向了其他方面的追求。1834年,摩尔斯在后来成为纽约大学的一所学校担任无薪水的艺术学教授,同时他开始认真研究电报问题。他的第一份电报只能在几尺之遥发送信息,但到1837年,在化学教授伦纳德·盖尔(Leonard Gale)的帮助下,摩尔斯将发送距离延长到10英里。他认为这已颇具实践意义,因为以10英里为间隔,继电器开关能传递任何所需距离内长短不一的脉冲序列。1838年1月初,摩尔斯编写出了一个试验性的摩尔斯符号词汇表,1月下旬,摩尔斯符号已可转译成单个字母。1844年,摩尔斯又对字母序列作了修改,最终使之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摩尔斯电码(Morse code)。
1844年5月,一条“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What hath God wrought)的消息从华盛顿穿越40英里传到巴尔的摩,又从巴尔的摩传回华盛顿。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和埃兹拉·康乃尔(Ezra Cornell)等企业家帮助摩尔斯建立了一条连接纽约和华盛顿的电报线路,该线路的成功牢固地确立了电报的影响。摩尔斯退出了日常业务运营,只收取一定比例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到1860年,电报网络已延长到60000英里,并于下一年(即1861年)到达了美国西海岸。绝大多数电文都是商务消息。只要接线员拨动一下相关按钮,那些往往靠近铁路线架设的电报线路就会将利率变动、货物已发送等消息传送出去(Bodenhorn和Rockoff,1992)。
因此,到内战前夕,交通和通信设施的进步已创造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通抵各地市场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并将继续下降。以往曾服务于地方市场的企业家现在能服务于整个国家市场。
五、制成品:工业化的酝酿期
1790年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时,95%的人口同农业生产有关。农民占有土地,并将其投入生产。到1850年,农民人数仍接近劳动力的60%,并负责大量非农产品的生产。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估计,23—45的居民服饰是自制的。城镇里有大量以手工制造工具、鞋子、帽子和坛坛罐罐的匠人。梅里马克河等河流沿岸的伐木场就像一家家小工厂,恰如布兰迪万河附近的杜邦公司。
在内战前的岁月里,尽管土地充足,农民仍将科学原理用于农业生产,尤其是为了追求作物改进和牲畜改良。他们普遍采用轮作制度、改进施肥和技术以使水土流失最小化。农业协会通过定期集市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刊物传播关于这些变化的信息。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州已开设了农业学校和农学院。国会于1862年通过了《莫里尔法案》(即《赠地学院法案》或《赠地法案》),给那些仍属于联邦内部的各州提供赠地以用于创办农学院。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改进发生在农业机械和工具上。这些改进使北方家庭农场能不依赖于雇用劳动力的大量供给而实现繁荣。平均而言,每个农场预计有一半的男性雇用劳动力。南方种植农也很快发明并采用了能提高生产率的机械。到内战爆发前,工业化已扩展至那些生产这些机械需从某一独立机器工具行业购买投入要素的行业。
该时期的早些年,美国制造商发现很难同英国同行相竞争。尽管国内的大规模生产仅在1812年战争前就已开始,但绝大多数美国企业规模均相对较小(雇员少于10人,相对大点的企业也只有25—40名左右雇员),且使用传统生产工艺。纺织工业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一旦同英国的贸易被中断,这些企业很快就会被取而代之。许多这类企业可追溯至那些随时间推移在职能、产品和地理区域方面越来越专业化的商人。迟至1820年,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仍集中在东北部地区。利用现存的专利记录,肯尼思·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1984,第357页)发现,在“匠人”作坊扩张成一家雇用10—15名工人的工厂制出现之前的专业化生产车间的过程中,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以细致的劳动分工降低普通熟练工的比例,加大监督和看管力度以维护高强度的工作制度,关注产品的标准化,往往是这些企业的典型特征。”
索科洛夫认为,在内战前,制造业的技术变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占据了该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以从纺织业到其他行业的工厂扩张为特征;第二阶段大致始于1850年,以非机械动力源的引进和采用为特征。索科洛夫和卡恩(Sokoloff and Zorina Khan,1990)强调了投资在“发明引致型资本”(invention-generating capital)中不断增加的重要性。最初的市场扩张拓宽了参与这一进程的人数和人群种类,如那些获有专利的家庭主妇和牧师。但随着时间推移,像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发明也出现了专业化。发明活动的专业化趋势在其数量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明显的是,发明活动逐渐转向可获得更多资源的城市地区。
工业革命诞生在英国,美国则极大地获益于英国人的向外迁移。斯科菲尔德兄弟于18世纪90年代初从约克郡来到美国,他们发明了水力驱动的羊毛梳理机;保罗·摩迪(Paul Moody)是他们的美国学徒之一,后者即将在美国的纺织工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苏格兰工程师亨利·伯登(Henry Burden),积极响应使大量移民机械师迁往该地工作的政策号召,为“美国技术的发源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创新。威尔士移民戴维·托马斯(David Thormas),于1840年最早把无烟煤炼铁技术引进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业。
技术转移的主要载体是美国本土商人。他们从不会让金钱处于闲置状态,而是把利润投资于各种各样的活动领域。费城商人内森·特罗特(Nathan Trotter),是兰开斯特收费公路背后的推动者。史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运用得自于同中国和西印度的贸易收益创办了一家银行。许多美国人积极参与来自英国的工业品进口贸易,正是他们创造了美国的纺织工业。另一方面,大量改进农业机具的工作都在美国本土完成。下文将把重点投向活跃在内战前美国经济中的诸多企业家的少数代表性人物。
(一)农机具
为了满足农业耕作需要,农民和种植园主必须学会创办并经营锯木厂、制革厂、铁匠店、面粉厂及牛奶场。进一步分析以下三大至关重要的农机具有助于我们把握该时期的创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