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宗教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到18世纪末时，诺曼底的许多企业家经历了天主教信仰的弱化。这种变化通常伴随着人们从如今被视为多余约束的行为准则中解放出来。只有110的诺曼底企业家参与宗教活动（Barjot，1991，第234页）。比较而言，法国北部仍处在严格的天主教教义的影响下（Barbier，1989，第6页；Darnton，1983，第195页），东部地区则普遍宗奉新教或犹太教。

在政治上，北部商人属于保守派，甚至可算作改革的反对派，他们很少涉足科学研究，这正好体现了他们深受反对启蒙运动的天主教教义的影响。重要人物乐意出面为天主教慈善机构提供资金，有些还把自己的部分孩子送去担当神职人员。银行家奥古斯特·斯卡尔贝（Auguste Scalbert）的例子颇为典型，他的两个孩子成了神职人员，另外三个则步入银行业（Barbier，1989，第30页；Hirsch，1991）。此外，北部地区的天主教教义和法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有着很大差异。小镇鲁贝和图尔宽深受18世纪詹森主义（Jansenism）的影响，詹森主义强调个人伦理和行为甚于践行圣典（Delsalle，1987，第149—156页）。里昂信奉天主教的丝绸商家族也是如此，贝路家族（family Berlit）归属于“小教堂”（Petite Eglise），不承认1801年教皇和拿破仑一世签订的宗教协定（Angleraud和Pellissier，2003，第161页）。这些企业主的优点在于他们的工作伦理和节俭美德。

在阿尔萨斯和弗朗什-孔泰，最庞大且持续时间最久的家族企业王朝是新教徒（如斯伦贝谢、凯什兰、多富士、标致等家族）或犹太教徒［如德雷福斯、布洛赫、布林（Blin）等家族］。这些为数不多的企业家在棉纺织或毛纺织工业创建了欣欣向荣的企业，并且精通各类纺织品的印花技术。他们还催生了一门建筑机械工业。在阿尔萨斯，新教教义和犹太教教义同理性主义思潮都没有任何冲突。由于宗教改革给传统权威造成极大冲击，它鼓励了更有利于科学进步的观念，进而促进了米卢斯资产阶级的科学兴趣。凯什兰家族和多富士家族都是著名数学家约翰·伯努利（Johann Bernouilli）的后代，他们的科学家族可通过与居里家族和弗里德尔家族（the Friedels）等学术家族之间的联姻得到维系。一些这样的企业家也被视作一流的科学家，如丹尼尔·多富士－奥斯特（Daniel Dollfus-Ausset）和他的表兄弟丹尼尔·凯什兰（Daniel koechlin）（Mieg，1948，第32页；Hau，1987，第476—480页；Hau和Stoskopf，2005，第479—492）页。米卢斯的制造商于1826年成立了米卢斯工业协会，通过召开会议和发行出版物等途径促进阿尔萨斯地区的技术进步。科学也受益于一些新教徒冶金家的实践活动。如菲利普－弗雷德里克·德地氏在19世纪末曾以在矿物学和冶金术上的研究和贡献闻名于世。

对犹太籍企业家而言，同样如此。犹太教义一向要求其信众履行研习宗教经典和宗教律法的义务，这意味着一种阅读和识记的义务，也使信众群体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和尊重。犹太教和新教之间这种教义上的类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两种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尤其是在米卢斯地区。

如人们所预料的，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观，即勤劳和节俭，也深受法国东部企业主的尊重（Weber，1905）。在阿尔萨斯的企业家看来，勤劳是一种绝对的美德，财富并不能免除人们须勤劳工作的义务。许多阿尔萨斯的企业家直到去世前都在任劳任怨地领导着自家企业，或者即使退休也没闲着，全力为公司出谋划策。在俭朴的生活方式上也是如此。因此，诺曼底受巴黎价值观的腐蚀远甚于阿尔萨斯地区（Chaline，1988，第200页）。米卢斯人一直对并入法国之前支配该城市的各种节约法令记忆犹新。节俭反过来也促进了巨额金融资源的积聚（Hau，1987，第348—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