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适合所有人的经典

自从我在明治六年（1873年）辞去官职，开始从事梦寐以求的实业以来，就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初成商人的我除了有欣喜之外，更多的就是迷惑与不安。因为商人素来都是以锱铢必较而闻名的，那我最终也会不会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呢？我如何才能在这浑水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展自己的远大抱负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庆幸自己之前就读过《论语》。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本能教导人修身养性的好书，而且能在它的教诲下更好地经商，大展宏图。

那时，有一位后来官至大审院院长的姓玉乃的人，他在书法和文章方面的造诣都很高，而且为人严谨认真。在所有官员里边，数我和他最投机也最亲近，大家都叫我们循吏（认真、守法、热心为百姓的好官）。我们两人几乎同时晋升到副部长一级，并且为了日后能成为国务大臣而一同努力着。

所以，对于我突然辞官而从商这一举动，他是最痛惜也是最不能接受的人，因而屡屡劝阻我。那时我正担任井上先生的次官，他因为在官制问题上和内阁意见不同，所以愤然退出了政界，而我也追随他离职了。我与井上先生的意见一致，可是，我离职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与内阁的意见不合，而是另有想法。

当时的日本，无论是政治，还是教育，都有要完善的地方。可我认为当务之急却是商业。日本的商业处于一个最低谷的时期，商业不振，就无法为国家创造财富。因此，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时，也必须要大力振兴商业。当时日本的固有观念就是“经商无需学问”，还流传着什么“有了学问，反而有害”、“富不过三代”和“第三代是危险的一代”等无稽之谈。我对此不屑一顾，下定决心一定要靠真正的知识来经商赚钱。

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也确实让我周围的朋友们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我前程一片光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官至次长，而后就是国务大臣。他们都认为我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放着好好的为民请命的事不做，转而投身一个满是铜臭味的大染缸中。对于他们的想法，我一方面报以理解，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反驳了他们的观点。我对玉乃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们说起了《论语》，说起了赵普对《论语》的看法，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助自己修身养性”和“金钱不是罪，没有金钱，国家怎么能富强？人民怎么能安居乐业？”和“人生在世，并不是只有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等等这样的有利证词，连玉乃最终都被我说服了。

从此，我更加努力地钻研起《论语》了，无论多忙，我都不会错过中村敬宇和信夫恕轩先生所讲关于《论语》的课。最近，我还常去请教大学里专为孩子们讲解《论语》的宇野老师，只要是他的课，我必到，并且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从中学到了很多。他的教学方法就是逐章讲解，让大家共同思考，等到大家都真正明白之后再往下讲。虽然进度很慢，可大家却真正学到了东西，所以他的课很受大家欢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听过五个人的《论语》讲解了。因为我不是专业研究《论语》的学者，所以在之前的研究过程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深刻以至于不能理解的地方。例如，《论语·泰伯》中有这样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由于这次是劲头十足地研究《论语》，所以我又从中领悟到了很多之前未曾领悟的道理。由此看来，《论语》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并不是只有学富五车的学者们才可以钻研和理解的一门学问。《论语》本来是很好懂的。只是，经过我们一些学者的一番故弄玄虚之后，它被复杂化了，使得农、工、商阶级的人不敢碰它了。其实，孔子他就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向他请教，而且他的言论都是很实用的，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