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争

社会上多数人都认为我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当然，我是不喜欢与人争，可也不是完全不争。如果想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与人相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生活中，如果绝对避免与人争，长此以往，善就要被恶战胜，正义也得不到伸张。我虽不肖，但是也不能做一个圆滑而没有原则的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而给恶让道。为人处世圆滑固然可以，但也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棱有角，就像古代诗歌中说的，太过圆滑，反而容易跌倒。

我不是社会中人们所说的那样圆滑，乍一看，像是个圆滑的人，其实不然。年轻时候是这样，即使到了今天年过古稀，仍然还是这样，一旦遇到有人想要动摇我的信念，我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和这些人斗争的，只要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就绝不会退缩。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圆滑。人不论老幼，都应该有这种不圆滑。否则，人的一生将毫无生气，索然无味。正所谓“物极必反”，人生在世，圆滑一点是好，可太过圆滑了也不好。就像孔子《论语·先进》中所说的“过犹不及”那样，这也不是为人的最好品质。

我绝对不是这样圆滑的人，有事实可以证明我是个有棱有角而不圆滑的人。用“证明”这个词似乎多少显得有些奇怪，不过对此我多少还是想和大家谈论一下。当然，相较于年轻时候的毫无打架经历而言，现在的我似乎多了一些好斗的特征。在外人眼里，稍有不顺，脸上不如意的神色就不自觉的会呈现出来，给人一种好斗的错觉。其实，我的斗争，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至于上升到打架斗殴这样的事情上，这是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明治四年（1871年），我33岁，在大藏省担任总务局长一职。当时大藏省出台了一项出纳改革法案，要求采用西方的簿记法，即一切金钱的进出都用传票来替代。但是当时的出纳局长（名字我们今天就不提了）却对此事极力反对。正巧在传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错误也是层出不穷，我一发现这些情况后，就立即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有一天，这位本来就反对新法案的局长竟然态度傲慢地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他面带怒气，就像是来兴师问罪的一样。对此我一言不发，只是静等看他会说些什么。这位局长，他对传票制度中所犯下的错误，不仅没说一句抱歉的话，反倒是不停地指责我颁布的这一新法案不合理。他有些愤愤不平地说：“你只知道醉心于美国梦，什么都效仿他们，就是因为你提出的这个什么新法案，才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误，要是真追究责任，你才是罪魁祸首……”他说了很多类似于这样毫无道理的话，就是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

我很惊讶他这种无理的态度，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愤怒。而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他在出纳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使用传票这种簿记法，才能使出纳正确。尽管我一再地向他说明，可这位出纳局局长却什么都听不进去，甚至激动得想挥拳打我。

和这位身材高大的局长相比，我明显个头要矮一些，可他一发怒就显得有些笨拙，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强大。而我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学过武术，臂力也还算强大。我想，如果真要动武，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在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气冲冲地向我逼近时，我很自然地离开椅子，敏捷地倒退三步，把椅子放在前面。并且在他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喝一声：“这可是官署，是有规矩的，容不得你在这撒野胡来！”经我这一喊，这位局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收起了拳头，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事后，很多人向我提出了这个局长的去留问题，认为他竟然在政府机关内对领导动武，是一件不能饶恕的事情。不过我的想法是，只要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可以保留他的职位的。不过这件事传到了太政官那里，认为这件事太不像话了，不严肃处理不足以警告其他人，最终还是免除了那位局长的职务。直到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感到有些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