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竞争的误解

我们都知道，竞争向来都是伴随着其他东西的。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赛马、划船。此外像早晨起来也有竞争，读书也有竞争，而且德高的人受到德低的人的尊重，这也是竞争。不过，在后面的那些竞争中成为了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激烈程度并不太受人重视，可是，像赛马、划船比赛，几乎是拼命也在所不惜，在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点上也是这样，一旦产生了激烈竞争的念头，就会要求自己比他人有更多的财产。其极端就是把道义观念忘得一干二净，成为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也就是说，贻误同事，毁坏他人，或者大大腐败了自己。古语所说的“为富不仁”，根本上也是针对此而发。据说亚里士多德讲过“所有的商业皆罪恶”，但由于当时是人文尚未开化的时代，所以即使是大哲学家讲的，也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也是相同意义的话。

我认为，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一般的习惯所造成的结果。元和元年（1615年），大阪的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康统一了天下，偃武息兵。从此以后，政治方针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在此之前。日本同中国或者西方国家虽有一定的接触，但日本人当时对耶稣会教徒似乎抱有一种怕他们加害自己的恐惧心理，可能是因为从荷兰方面有信来说，有人想利用宗教来征服日本国。所以，当时对外面的接触是完全断绝的，仅允许在长崎这一局部贸易地区来往。至于对内，则完全用武力以治，以武力治国者，他们所遵奉的就是孔教。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原则就成了幕府的方针。所以，当武士的必须修习所谓仁义之道。他们是以仁义道德治理人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也就是根据“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而使之见诸于实际。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不从事生产，而从事生产致富的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份相反。由此出发，一般认为，武士必须保持有不饮盗泉之水的高风，治人者被人所养。所以，食他人之食者为他人而死，乐他人之乐者也忧他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由于生产谋利被认为是与仁义道德无关系的人所承担的，所以，结果恰恰就成了与过去“所有的商业皆罪恶”那种相同的状态。这几乎成了300年间的风气。这在开始时用简单的方法，还可以扭转，但以后知识逐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最终武士的精神颓废了，商人卑屈，社会上虚伪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