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的隐线

◇ 董丽慧

海德格尔说：现代社会里，世界成为图像，人取代神成为主体。人的看取代了神的看，上帝无所不在的视角成为人的特权，看的欲望前所未有的强烈。在博物馆昏暗而崇高的空间里，人们朝圣般为了视觉的求知而来，扫视、凝视、分辨、记忆，重要的是看见，看见光、看见美、看见艺术。可是，这些似乎是自发自愿的“看见”从来就不是天然存在，就像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的观念，从来就没有停止变化，这些变化又从来不曾离开伪装成自然的人造力一样。潜行在“看见”的、优雅的、崇高的、审美意义上的西方绘画500年身后，是更幽暗粗粝、更无所不在、复数的“看不见”，它们深埋地下，却根须繁茂，它们是“不在场的在场”（absent presence），是艺术史研究者惯常使用的“语境”（context），在这里，我称之为艺术史的隐线。

隐线一 时间和观念：500年全球化进程与现代文明的建构

这次展出的富士美术馆西方艺术藏品，始自1507年的威尼斯，至今是名副其实的500年。就在此前半个世纪，1453年初夏悲壮的最后一役，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君士坦丁堡陷落，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灭亡，随之沉入历史的，是曾稳居教权和皇权赞助顶端，金碧辉煌的拜占庭艺术。中世纪结束了，一个时代的千年至此落幕。到16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遍及西欧诸国，世界近代史从此开始，人类文明和艺术史的书写进入一个新的500年。

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这短短500年，飞速改写了人类文明和艺术样式缓慢演进的上千年，使欧洲绘画成为西方艺术正统，使西方艺术成为人类文明的代言，使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然而，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什么值得看见、什么不被看见，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时间观、空间观，这一切，并非天然天生，就像中国的艺术传统从不把眼睛视作艺术创作和感知力的中心，就像如今使我们自然而然感到舒适愉悦的全景观看和焦点透视的视觉方式，似乎跨越东西，横扫一切的被认为是人的视觉本能。而这在500年前，无论远东、近东、西欧、北欧、南欧还是非洲，以及在彼时还未被欧洲人发现的美洲文明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

500年，是逝去的时间，又不只是时间。比如，当我们在使用线性时间轴，将这500年放在过去和未来的发展轴线中，这种关于时间的思维方式，就已经打上了现代的烙印。500年前的时间观，既没有单向度的明确指向，也没有今天横扫全人类的空间有效性。曾经，人类的时间因空间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不同部族、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计时方式和对时间过程的不同体认。曾经，时间并不指向一个不断进步的、更加明朗的未来，时间不是逝去，还可以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也可以指向不断的衰变。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在说西方绘画500年的时候，当我们对500年前的文艺复兴作为一个艺术史的时间起点不假思索的时候，或许，值得花一点时间回到对这个时间节点及其之后人类文明走向的反观。

回到500年前的起点，就还是得回到550多年前那几场划时代的战争。划开人类时代的，总是战争。第一场战争，初夏，君士坦丁堡，一个曾以拜占庭命名的城市。胜利者是奥斯曼土耳其，传说中匈奴和突厥的后裔，传说被唐宗汉武向西驱赶，在数个世纪漫长的游牧迁移中，大部分人皈依了与西方基督教既有融合又时常对立的伊斯兰信仰。

占领君士坦丁堡后，新的伊斯兰强权在这苏丹的国度异军突起，不仅成功截断了亚欧大陆横跨东西几个世纪繁荣的陆上交通（包括贸易、外交和传教），也给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灭国灭教的恐慌。于是，欧洲天主教内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的同时，对外，也纷纷转向发展大航海事业，不只是为了贸易和生计，更是为了向更广阔的未知领地传播基督教文明，以对抗强大的伊斯兰敌对信仰。于是，一方面，对内的宗教改革促生了荷兰等一系列新教国家，新教自由平等的思想，改写了人类至今的历史轨迹和政治正确的导向，而另一方面，对外的探索和扩张，以军事、贸易、宗教和文化艺术的方式，又将欧洲内部的思想价值观推向全球。

回到550多年前，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同年秋的第二场战争，英国基本被法国彻底赶出欧陆，标志着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从此，英国只能谋求通过航海向海外的发展。于是，无论基于商业、政治、军事还是宗教目的，此后500年间，源自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之后的荷兰、英国、法国的商船舰队和传教士，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出发，以欧洲为中心，开启了辐射全球的时间重构和空间探索。人类的地理空间从此被重新书写，基督教纪年和现代时间观念也随着欧洲文明的传播而成为全球人类共享的时间观。1492年8月，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向往着《马可·波罗行纪》中遍布黄金之国的哥伦布，带着给中国和印度皇帝的国书，雄心勃勃地踏上了他的远东之行，却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后，登上了美洲新大陆。马克思认为，正是15世纪，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人类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历史上的首个“世界市场”也应运而生，500年以前，全球化时代到来了。

西班牙人支持的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迅速征服了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印加人，美洲被西班牙殖民，绵延千年的土著文明迅速瓦解、西化。此时，葡萄牙王室资助的达伽马也开辟了通往印度的航线，继而以澳门为跳板，叩响中国内陆的大门。在葡萄牙经营远东的同时，分到美洲大陆的西班牙人终于发现他们得到的地盘并非《马可·波罗行纪》中令人垂涎的远东，也远非西方人在《圣经》中遥望许久的东方伊甸园，这激励着他们急需开辟一条绕过美洲、直达亚洲大陆的航线，终于促成了西班牙王室支持的麦哲伦团队横跨太平洋的环球航行。菲律宾，这块以西班牙菲利普王子命名的属地，成为西班牙人进入中国的跳板。从此，“西班牙（马德里）—南美（墨西哥）—菲律宾（马尼拉）—中国”的国际航线贯通了，欧洲人用南美殖民地出产的白银，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500年前，西、葡王室开启全球扩张序幕。到16至17世纪，正值欧洲进入晚期文艺复兴（样式主义）和巴洛克艺术时期，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廷支持下的巴洛克艺术及其建筑样式，在西、葡王室分别的赞助下，迅速在全球范围传播，巴洛克艺术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真正遍布世界的艺术风格。比如，我国最早的教堂之一北京南堂，就是首建于17世纪初的一座巴洛克风格建筑。而在中西交流史和艺术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传教士美术、明末清初由利玛窦和金尼阁等人带来的西洋绘画、书籍和译成中文的西洋文明，早期都来自葡萄牙皇室的资助，是这个全球化进程的直接产物。

虽然是在天主教的支持下，西方文化艺术最早实现了全球化的传播，西、葡这两个教规等级森严的保守天主教国家很快没落了。经由新教伦理洗礼的荷兰和英国，继而依靠商船和海军走上了全球扩张的道路，政商合一，有着共同的扩张诉求。以后的全球历史，我们逐渐熟悉起来，通常被描述成民族国家走上独立道路和摆脱殖民、半殖民的历史。从此，全人类的历史，在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进程中休戚与共。甚至有学者认为，百年前打开中国大门的那场鸦片战争，是拉美独立战争导致全球白银波动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艺术，并非是其中可有可无“被决定”的副产品，它们见证并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同质性进程，或参与这一同质性话语的书写，或有意识的对抗，继而在接受和反抗中创造出文化艺术的新样式，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观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