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相遇：日本风与印象派

◇ 葛华灵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印象派绘画收藏

2018年10月22日，“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共精选了60幅来自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的西方艺术经典藏品，涵盖了文艺复兴到西方现当代的重要艺术流派，其中法国印象派藏品尤为出彩。相信除了美术史家和少数博物馆爱好者，鲜有人知道，有许多印象派杰作收藏在东方。

富士美术馆的印象派绘画收藏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像富士美术馆一样，日本大多数博物馆的西方绘画收藏是在二战后建立的。随着战后7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大量日本企业开始购买印象派画作并成立美术馆，今天日本大部分的印象派收藏都源自于此。在二战之前，日本的西方绘画收藏主要是私人收藏。那时，除了1930年建立的大原博物馆，人们几乎没有其他途径接触西方现代艺术。在日本的西方绘画收藏中，印象派的收藏不仅数量多且质量高。日本是如何获得这些印象派收藏的？日本人又为何喜爱收藏印象派？这要追溯到明治时代（1868—1912）和大正时代（1912—1926）。

185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从此结束了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对世界开放。由此，日本展开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并逐渐增加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1867年，在驻日法国公使的游说下，日本参加了巴黎世博会。展览会上，包括版画、漆器、和服、瓷器在内的日本艺术品很快销售一空。这次博览会成为日本版画席卷欧洲的开端。此后，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和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上都有日本绘画的展出，为日本艺术品在欧洲打开了广阔的市场。日本版画奇特而有力的构图和明亮鲜艳的色彩让印象派画家大开眼界，并从这些作品中发现了对他们极为有用的东西。

1894年，印象派画家同时也是印象派的重要赞助者古斯塔夫·卡耶波特去世，当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印象派收藏捐给法国政府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20世纪之前，印象派还没有被广泛接受。法国学院派画家让·莱昂·热罗姆（Jean-Leon Gerome）甚至说：“如果政府接受了这样的糟粕，这将是一场巨大的道德沦丧。”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只有一半的作品被接受。然而100多年过去了，这些被热罗姆称为道德沦丧的画作成为全世界最受喜爱的艺术，装饰着各色华丽的殿堂。

在卡耶波特的捐献被政府拒绝的同时，法国的一些私人藏家开始收藏印象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画商保罗·杜兰—鲁埃（Paul Durand-Ruel），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印象派画作，也因此开辟了新的艺术市场。此时，其他国家的金融家和实业家也对印象派感兴趣。较早接受印象派的是德国。在柏林，俄罗斯裔的律师卡尔·伯恩斯坦和画家马克思·利伯曼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收藏印象派。在俄罗斯，纺织品贸易商谢尔盖·史楚金（Sergei Shchukin）拥有268件西方现代绘画作品，包括莫奈、塞尚、高更、马蒂斯和毕加索，是将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引入俄国的重要推手。伊凡·莫洛佐夫（Ivan Morozov）通过经营一家丝绸厂获得财富，他在瑞士接受教育，拥有包括雷诺阿、塞尚、高更、博纳尔和德尼在内的177件印象派、后印象派作品。谢尔盖·史楚金和伊凡·莫洛佐夫都向保罗·杜兰—鲁埃购买过不少印象派名作。在美国，经营糖厂的实业家亨利·奥斯本·哈弗迈耶（Henry Osborne Havemeyer）夫妇较早开始收藏印象派。由于与杜兰—鲁埃关系很好，亨利能够抢在很多竞争者前面，获得高品质的作品。1929年，夫妇二人立下遗嘱，将毕生收藏的2000件作品捐献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中就有库尔贝、马奈、德加等人的名作。

事实上，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的印象派热才传到日本。在这之前，也就是19世纪末，一些日本私人收藏家开始收藏印象派作品。当时不仅仅是在日本，即使在全球这也是非常先锋的行为。他们为何热衷收藏印象派绘画？这也许要追溯到第一代日本收藏家与印象派画家的交往。日本最早收藏印象派的是林忠正、松方幸次郎和大原孙三郎。

（一）林忠正（Tadamasa Hayashi，1853—1906）

林忠正是日本收藏西方绘画的先驱，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语系。1876年，林忠正来到法国，给一位参加巴黎世博会的日本画商当翻译。他发现日本艺术，尤其是版画在西方很有市场。很快，他凭借自己对日本艺术和工艺品的喜爱和研究，开始在巴黎经营日本艺术品。1886年，林忠正在《巴黎画报》上发表了介绍日本的文章。《画报》封面（图1）上印的是日本浮世绘画家溪斋英泉的彩色版画《花魁》，正是这件作品启发了梵·高，他临摹了一幅《花魁》（图2）。1889年至1890年间，林忠正的画廊在巴黎的维克托瓦尔街65号开业，经营日本工艺品和浮世绘版画，并以销售浮世绘而闻名。由于画商的这一身份，他能够出入巴黎的许多艺术场所，和藏家以及艺术家交朋友。1900年，林忠正担任巴黎世博会的日方总代表，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伟大进步。他要统筹整个展览，不仅要展示浮世绘版画，而且要展示内容丰富的日本艺术，因此他得以参与法国许多有关日本书籍的编纂，同时他还接触到了法国大量亲日的画家、收藏家、作家、批评家和实业家。他的客户和朋友中就有印象派画家，莫奈、毕沙罗、莫里索和德加都曾用自己的作品与林忠正交换日本版画和工艺品。

图1 《巴黎画报》封面 1886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藏

图2 梵·高《花魁》1887年 布面油画 110.3cm×60cm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藏

林忠正的西方绘画收藏始于19世纪80年代，是最早收藏印象派的非法籍藏家。根据拍卖纪录，林忠正一生收藏了600件西方绘画。他的收藏包含科罗、巴比松画派和学院派画家热罗姆，但其收藏的核心仍为印象派，例如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西斯莱、雷诺阿、莫里索、吉约曼、马丽·卡萨特等。从19世纪90年代中叶起，林忠正的梦想是以自己的收藏为基础，在日本建一座专门收藏西方绘画的博物馆。但是在他回国一年后，也就是1906年，就得了重病。他去世后，部分收藏被卖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但是他的核心收藏—163件印象派和自然主义绘画于1913年在纽约被拍卖。

（二）松方幸次郎（Kojiro Matsukata，1865—1950）

松方幸次郎是明治时期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松方正义之子，1896年成为日本造船企业川崎重工的第一任社长。1884年至1890年间，松方先后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获得法学学位。在回国前，他游历了欧洲。1916年至1918年在伦敦期间，他认识了画家弗兰克·布朗温（Frank Brangwyn），并向布朗温咨询买画的建议。此次伦敦之行，他购买了100件作品，包括雕塑、家具和地毯。与林忠正一样，松方幸次郎希望建立日本的西方艺术博物馆。他在东京选好了地址并请布朗温设计博物馆的建筑。1921年，他来到巴黎，在黑木三次的陪同下去了莫奈的吉维尼庄园。

黑木三次是莫奈的好友，他在金融行业工作，1918年至1922年在法国期间，他购买了莫奈的作品。同时他也收藏毕沙罗、西斯莱、德尼、博纳尔、毕加索等人的作品。莫奈1895年的作品《雪中的房子和克拉萨斯山》（图3）就是他的收藏。黑木三次的夫人黑木竹子和莫奈也是好朋友。1919年，黑木三次在莫奈的吉维尼庄园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竹子穿着和服，和莫奈及其家人，以及《雪中的房子和克拉萨斯山》合影（图4）。松方幸次郎是黑木竹子的叔叔，1921年，正是在黑木三次的引介下，松方幸次郎拜访了莫奈，并购买了莫奈的18幅作品（图5）。

图3 莫奈《雪中的房子和克拉萨斯山》 1895年 布面油画 64.2cm×91.2cm日本上原美术馆藏

图4 黑木三次1919年拍摄于莫奈的吉维尼花园黑木竹子（左一），莫奈（左二），以及《雪中的房子和克拉萨斯山》

图5 莫奈（左）和松方幸次郎（右）在吉维尼花园摄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

据粗略估计，松方幸次郎至少有一万件藏品，其中两件件为西方艺术品。他收藏覆盖面很广，因此在精细程度上不如俄国史楚金或者美国巴恩斯的收藏。即使如此，在20世纪上半叶，松方幸次郎的收藏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法国现代艺术收藏之一。由于二战以及1927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松方未能将他收藏的作品全部运回国内。他将其中400件交由他的朋友，罗丹博物馆第一任馆长雷昂斯·本尼迪特（Léonce Bénédite）保管。1959年法国政府向日本归还370件松方藏品，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三）大原孙三郎（Magosaburo Ohara，1880—1943）

大原孙三郎是松方幸次郎同时代的收藏家。他出身于仓敷世代经营纺织业的富商家庭，继承产业以后，受基督教精神影响，热心于社会贡献。

大原孙三郎的朋友中，有一位西洋画家儿岛虎次郎。在大原孙三郎的资助下，儿岛虎次郎于1908年至1912年间在法国和比利时学习绘画。他在根特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绘画，并且发展出自己的绘画风格。在欧洲期间，儿岛虎次郎感到西方绘画原作对日本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重要性，不断热心劝说大原孙三郎购买西方艺术品。出于公众效应和慈善方面的考虑，大原孙三郎赞成并让儿岛虎次郎负责这桩生意。儿岛虎次郎开始多方购画，其中一幅莫奈《睡莲》，是1920年儿岛虎次郎几次登门拜访莫奈，终于使莫奈把自己系列作品中的一幅卖给了自己。同时在朋友法国画家阿曼—吉恩（EdmondFrancois Aman-Jean）的建议和帮助下，大原购买了一批法国现代绘画，因此拥有了一批高质量的西方现代绘画收藏。

图6 博纳尔《栏杆上的猫》1909年 布面油画 115.5cm×94.5cm日本冈山县仓敷市大原美术馆藏

图7 保罗·塞吕锡耶《两个布列塔尼人和蓝色小鸟》1919年 布面油画 64.7×80cm日本冈山县仓敷市大原美术馆藏

大原的藏品中有印象派、后印象派（虽然没有塞尚和梵·高）、纳比派、野兽派等具有开拓性的作品，如莫奈1906年创作的《睡莲》，高更1982年创作的《乐园》（Te Nave Nave Fenua ）和马蒂斯1918年创作的《马蒂斯小姐肖像》。和松方一样，大原也购买了大量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品，尤其是法国国家美术沙龙的官方画家的作品。博纳尔的《栏杆上的猫》（图6）和保罗·塞吕锡耶的《两个布列塔尼人和蓝色小鸟》（图7）两幅杰作使得大原的收藏尤为特别。除了法国艺术家，大原的收藏中还有比利时艺术家利昂·弗雷德里克、埃米尔·克劳斯，瑞士艺术家乔凡尼·塞冈蒂尼和费迪南德·霍德勒等。

大原的收藏反映了那一时期欧洲绘画艺术潮流的多元化，杰作中除了埃尔·格列柯的《受胎告知》，主要集中在巴黎。基于大原的收藏，1921年至1922年日本举办了西方绘画的展览，展览非常成功，这也加快了大原进一步收藏及建立博物馆的计划。最终，大原博物馆在1930年对外开放，只比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晚了一年。大原美术馆建馆之后继续收藏莫奈、毕沙罗和塞尚等人作品。同时还收藏当代艺术，如毕加索、福特里耶和波洛克，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因为如此，大原的收藏是少数在二战之前建立并延续至今的收藏。

除了松方和大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一些日本收藏家收藏法国现代艺术。例如钢铁商岸本吉左卫门主要收藏印象派艺术，艺术评论家福岛繁太郎购买了150件马蒂斯、德安、毕加索以及巴黎画派的作品等。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印象派藏家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除了他们本人对艺术和收藏的热情之外，他们的收藏行为还受到明确的社会共识—文化教育和启迪公众的驱动，正是他们的收藏建立了日本博物馆和画廊收藏的基础。

二、印象派画家的日本风绘画

（一）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

日本对于印象派的喜爱很可能与日本人的审美理想及法国流行的日本风有关。“日本风”（Japonism）是一个法语词汇，指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兴起的日本热潮，特别是对日本艺术的审美崇拜。尤其是日本版画，深受印象派艺术家喜爱，并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艺术。在这样的语境中，不得不提的是莫奈，他的大量作品成为日本人的收藏。莫奈是印象派的核心人物，是真正大力实践外光写生的画家，也是早期热心寻求和收藏日本浮世绘的西方画家。他从青年时代起酷爱日本版画，从友人、收藏家卡耶波特那里购买了不少日本版画。在印象派画家作品的主要搜藏地—巴黎马莫坦博物馆里，有几本19世纪中期出版的葛饰北斋版画集，原先是莫奈的藏品。莫奈不仅收藏浮世绘，也画具有“日本风”的油画。

早在19世纪70年代，莫奈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日本风的影响。1875年，即第一届印象派展览的一年之后，莫奈创作了《穿和服的卡米尔·莫奈》（图8）。画面中，艺术家的妻子穿着印有武士图案的和服，手里拿着折扇，作为背景的墙上挂着许多不同样式的日本团扇。

图8 莫奈《穿和服的卡米尔·莫奈》1876年 布面油画 231.8×142.3cm

19世纪80年代，莫奈定居法国乡村吉维尼。他在吉维尼村设计了一座花园，花园里挖了一个池塘，池塘中布满各式各样的睡莲，边上种植垂柳并放置日式的紫藤架，上面还建造了一座日式小桥。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的样式是根据他在1860年购买的一幅日本版画里见到的桥的样子设计的，可见他的日本趣味。他藏有200多件日本版画，家里的墙上挂着浮世绘，其中就有喜多川歌麿、葛饰北斋和歌川广重的作品。莫奈绘画中的“日本风”不仅仅指画面中的主题和形象与日本事物有关，更重要的是指他吸收日本版画的表现方式。这一点可以从他画面的色彩和构图中看出来。他学习浮世绘风景的多元化表达方式、纯粹的色彩和构图，尤其是歌川广重那些有着特别视角的绘画。19世纪80年代，他在诺曼底、布列塔尼和法国南部海岸画的作品里有海浪、树、岩山和其他来自于自然的主题，构图和取景的灵感就来自于浮世绘。例如1880年，他在蔚蓝海岸创作了《在安提比斯海角》（图9），画面前景斜对角线的构图受到歌川广重《木曾海道六十九次》（图10）版画的影响。

1887年的作品《小舟》（图11）开启了莫奈绘画人生和创作的第二阶段。画面表现了他的家人在艾普特河上，艾普特河是流入吉维尼附近的塞纳河的。粉色、蓝色和绿色的笔触显示出新鲜的夏天的气氛，唤起人们对夏天的记忆。画面的高视点和截取的小船被认为是莫奈成熟的日本风体现。晚期的睡莲组画中，日本风影响着莫奈对自然的表现，他敢于在整个画面布满颜料和笔触。

我们再回到《雪中的房子和克拉萨斯山》（图3），雪山的主题不仅常常出现在莫奈的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在他收藏的日本版画中。这幅作品是莫奈在挪威创作的13幅克拉萨斯山中的一件。根据莫奈本人的叙述，他意识到他发现了挪威人的富士山—他很可能指的是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中的富士山。画面前景的房屋被缩短了，这可以追溯到他受了浮世绘影响，在浮世绘中，这种碎片化的图案经常出现。

（二）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和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r，1834—1917）

1868年，当马奈展出他的作品肖像画《左拉》（图12）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画面中，左拉的肖像表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整个画面看起来紧贴画板。左拉的手稿叠放在书本前面，露出了他对马奈作品的评论。画面左侧是一扇日本屏风，白色花朵的图案被不断用在椅子金色的家具装饰上，这反映了19世纪绘画受到日本风的影响。马奈采取了画中画的方式：左拉背后的墙面上，一幅马奈的《奥林匹亚》复制品叠挂在委拉斯贵兹《酒神》的蚀刻版画和日本版画“角斗士”之上。墙上的每一幅画对画家来说都具有典型意义。《奥林匹亚》被叠放在前辈作品的复制品之上，显示了马奈是一位“现代”画家。我们知道，正是左拉为这幅作品辩护，在批评者面前捍卫了新绘画的原则。而日本版画被小范围覆盖，则暗示了日本风在当时画家心目中的地位。

图9 莫奈《在安提比斯海角》 1888年 布面油画 65cm×92cm 日本上原美术馆藏

图10 歌川广重《木曾海道六十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