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美术馆收藏的哈尔斯于1633年所作的《男子肖像》（图2），描绘的是年逾七旬的传教士半身像：用色深沉，质朴无华的黑色袍子加上洁白的拉夫领，背景是哈尔斯常用的咖色色块背景，无任何环境细节，只是被色块填满。黑白咖三色的色块传递出一种静谧和谐的气氛。传教士的表情真挚自然，目光柔和，他的脸庞手背细节处尽是沧桑，恍如正在现实中与我们对谈。这是哈尔斯中期向晚期更加深沉朴实的创作风格迈进过程中的一幅作品。1649年长居荷兰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即将动身去瑞典，哈尔斯为他创作了那幅知名的笛卡尔肖像。笛卡尔被称作“现代个人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我思，故我在”：将“我”作为主体，“我思”作为主体进行思维活动，强调个人作为第一人称单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和当时已经散文化的市民社会现实不谋而合。哈尔斯为笛卡尔所作的这幅肖像画中，笛卡尔仍是黑衣白领，褐发褐须褐眸，摆出哈尔斯画中经常有的姿势，侧身倚坐，微微抿嘴，笑着凝视前方。这位被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哲学家，在离开给他哲思带来二十几年稳定和自由的荷兰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人世，哈尔斯的这幅肖像画也成为这位思想界巨人留给世人最具体的形象。

在以市民生活为主要描绘对象的荷兰画派艺术家中，伦勃朗显然是不同的一位。他是为数不多仍然选取宗教题材作为主题的画家。他的宗教画总是从平民视角切入，选取一种人性而非神性的角度。伦勃朗在人物内心表达上有很强的全景能力，他的画面语言是叙事型的，构图极其精妙又不留痕迹，这得益于意大利学院派成熟的技法训练。可以说，伦勃朗将古典风格带入了市民社会。和哈尔斯一样，伦勃朗善画肖像画，不同的是，他酷爱自画像，不仅是单人各种扮相、着装的自画像，甚至在许多群像作品中他本人也悄悄入镜。

图3 伦勃朗《军官弗朗斯·班宁的队伍》（又名《夜巡》）1642年 布面油画 363cm×437cm 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藏

1642年伦勃朗为国民自卫队绘制的群像《军官弗朗斯·班宁的队伍》（该作品一般被称为《夜巡》，但实际上并非描绘夜间景象）（图3），这一不朽的作品构图精妙，细致之处让观赏者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大面积的黑暗背景笼罩之下，自卫队员在队长带领下列队前行。从远处乍看，这幅画给人以意大利宗教画的感觉，构图、颜色和人物动作看起来有如讲述宗教故事。背景是大块黑色，人物的面孔却被极明朗的油彩点亮—这是伦勃朗最富特色的绘画手法，他也因此被称为“夜光虫”。伦勃朗极其擅长处理复杂的明暗关系，他作品中的光像是黑暗赋予的，明和暗相伴相依，给人一种戏剧舞台的感觉，加之画面是叙事性的，他的作品超出了一般绘画作品在时间性、动作连续性上的缺陷，像极了一出完整的戏剧演出。《夜巡》中，每一位出场的民兵都被标注了名字；许多细小处，诸如年轻女子腰带上的爪子图案、民兵服饰的纹案等，都暗示了这是一支属于阿姆斯特丹民兵团的队伍；画家本人也以半张脸的形式出现了……这些处在黑暗和光亮交织处的细节给画作增添了无限故事性。

伦勃朗的精致周到似乎和其他荷兰画匠的粗粝爽朗非常不同。丹纳认为，荷兰画家大多天真，只从大处着眼，不注重细节，画作因此也显得拙朴，但“这些画家中只有两个人越过民族的界限与时代的界限，表现出为一切日耳曼种族所共有，而且是引导到近代意识的本能”，其中之一，就是伦勃朗。丹纳给予伦勃朗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只看到人和人生的最高最挺拔的枝条，在阳光中开放的健全的花朵；伦勃朗看到底下的根株，一切在阴暗中蔓延与发霉的东西……在一般贵族阶级的画家旁边，他是一个平民，至少在所有画家中最慈悲；他的更广大的同情心把现实抓握得更彻底；他不回避丑恶，也不因为求快乐求高雅而掩饰可怕的真相。” [1] 丹纳眼中的伦勃朗是充满对平民的怜悯的，这种怜悯的根基其实与哈尔斯一样，都是源于画家自身也是市民阶级的一员，他们与平民站在一起，从创作对象中看到了自己。这也是伦勃朗成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原因之一。

除了肖像画、群像、平民生活故事之外，荷兰画还偏爱静物和室内场景。黄金时代的荷兰绘画大师层出不穷，威廉·赫达、扬·维米尔分别是静物画和室内画的杰出代表。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荷兰画派的很多画师们一生都在悉心钻研一个画种或是一种题材，却通常能在极小的篇幅和限制里将其推向极致。就像黑格尔所赞誉的，从荷兰画派开始，绘画真正从宗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迈进了“人”的阶段，荷兰绘画映照了这一异彩纷呈的人的历史阶段，通过研究荷兰绘画，我们可以“研究和认识到人和人的本质” [2] 。

[1]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55-256页。

[2]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