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荒谬

——马克·夏加尔作品中对现代人困境的反思

◇ 魏静颖

诗人？画家？幻想家？流亡者？马克·夏加尔似乎难以被定义。成名于波澜壮阔的20世纪前半叶，夏加尔历经了战争与流亡，感受了大都市的繁荣也体验了机械化社会中被异化个体的精神荒芜。作为大都市中的边缘人、巴黎艺术家中的另类、犹太人中抛弃传统的革新者，夏加尔像游荡于不同世界间的漫游者，借助绘画创作阐释并反思20世纪初个体遭遇的困境。他画中那些超现实的、异域的、梦幻的、荒谬的意象，体现出深切的思乡之情和宗教性，这似乎成为他在精神困境中不断寻求出路的独特方式。

一战前的欧洲，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都市化进程迅猛推进，现代大都市初现雏形。然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在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都市人的精神危机。“工具理性”渗透社会的各个领域，对效率最大化的追求、极细的劳动分工使人禁锢于机械化工作中，丢失了对世界的整体性感知。如韦伯所说，日常生活变成窒息生命自由的“铁笼”，带来了人的异化。随后，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殖民扩张、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更打破了资本主义创造的“黄金时代”，使一代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

社会形势的突变带来了文化艺术思潮的风起云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打破了人们对空间时间的认知；尼采哲学中对旧精神信仰的摧毁及对非理性的肯定，打开了艺术发展的新大门；伯格森直觉论、精神分析法的相继出现，则拓宽了人类认知的视界。被贴上了各种主义标签的艺术流派，也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回应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现象。1905年在巴黎展开对野兽派画展丑闻的讨论，促进了绘画艺术挣脱旧有学术框架的束缚，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文学领域也出现了意识流、蒙太奇等新表现手法。音乐领域中，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春之祭》的首演，拉开了现代音乐的序幕，随后勋伯格十二音体系出现，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调性音乐。现代艺术在各个领域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在一众现代画家中，夏加尔仿佛自成一派。从白俄罗斯传统的犹太乡村来到梦幻之都巴黎，夏加尔受到众多艺术潮流的影响，一直试图以绘画创作来反思现代人精神的困境。他的梦幻般画风、在绘画中结合音乐性元素的尝试及其本人的诗意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使其作品如同含混的复调音乐，万花筒般地展现出20世纪前半叶的艺术文化宗教的图景。早期创作中，他似乎用回忆编织出一张梦幻般的大网，在对家乡熟悉的场景的展示中透露出独特的神秘气息。而他中后期的作品似乎抛开了固定形式与色彩的束缚，在其中充斥着回忆片段、宗教象征和超自然的元素，营造出超越性的荒谬体验。哈罗德·塞曼（Harald Szeemann）称其后期这种独特的风格为“个体性的神话”（Individuelle Mythologie）。这似乎也是夏加尔对现代人困境的独特回应方式。

在《马克·夏加尔—生命纹路》一书中，奥塔德·维斯艾德（Ortrud Westheider）认为，夏加尔的个人经历对理解其作品的风格变化至关重要。在夏加尔自传《我的一生》（1923）一书中，画家自述，虽然受到法国先锋画派的影响，他本人更青睐采用儿时和青年时代在维切布斯克的经历作为绘画素材。关于小村庄的独特回忆在夏加尔的画中流淌，结合了巴黎的现代绘画技巧，如梦如幻，塑造出他独树一帜的风格：“我从俄罗斯带来创作主题，而巴黎则赋予它们以光。”随后画家经历流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见证了犹太同胞的悲惨遭遇及流离失所，因此他中后期的创作中更多涉及了圣经里的宗教救赎、希腊神话题材，并亦真亦幻地展现日常生活题材。不同于早期作品中对犹太村庄和俄罗斯原始异域风情的梦幻展示，在其后期作品中，例如反复出现的马戏团主题，体现出介乎真实和幻境之间的荒谬与诙谐。

一、早期作品中的“梦幻”

夏加尔于1887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维切布斯克的一个子女众多的贫穷犹太家庭。他的童年是在一个保守而宗教气氛浓厚的犹太人聚居村中度过的。1907年起，他在圣彼得堡学习绘画，并受到兹万采娃艺术学校校长巴克斯特的指导，在这里夏加尔首次感受到了“欧洲的气息”，并在校长的鼓励下于1910年8月离开俄国前往巴黎。早期创作中，夏加尔尝试以寓言式风格展现自己年幼时乡村生活的远景、农村的动物和人。他用平面的画风、田园式的人物形象、简单的肢体语言，塑造出一种独特简朴的俄国异域风格。

在巴黎这座繁华的梦幻之都，夏加尔的艺术风格逐渐成熟。他加入了诗人阿波利奈尔和立体主义画家的圈子，并对梵·高、野兽派和立体主义艺术进行研究：梵·高、高更和马蒂斯使他的画面色彩从早期幽暗的色调变得明亮艳丽。而立体主义否定固定视点、以动点透视描绘物体，并把对象进行分解，变形的手法更使他痴迷，他尝试将自然变形，于是在创作中出现了各种拟人化的动物、夸张的树和房子。这些超自然的形象构筑了夏加尔奇异的绘画世界。1914年，夏加尔返回俄国，并于1915年和贝拉结婚，他盛情称赞妻子为“我的缪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夏加尔1918年被任命为美术委员，在故乡维切布斯克组建美术学校和博物馆。但革命的热情只在夏加尔身上持续了很短的时间，1922年，夏加尔一家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并于1923年返回巴黎。

在同一时期，犹太神秘主义—哈西德教派也对夏加尔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他的一生。童年时期，夏加尔便受到犹太民间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影响。王端廷在《现代艺术鉴赏辞典》一书中指出，哈西德主义教旨对夏加尔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这种于18世纪产生于波兰犹太社会的泛神论教义传播于整个东欧的犹太人世界，它宣扬神的普遍存在和人神合一。在这种宇宙观里，人与动植物，甚至无生命的东西都能交融。“夏加尔绘画中那些飞翔的人和动物，以及对房屋、日常用具等的拟人化处理，便是受这种宇宙观的影响。”面对纷繁的20世纪，夏加尔也曾说：“社会秩序的改变以及艺术流派的发展如果能发自灵魂及精神，也许会更可信。人们如果能注意（宗教）先知的话，也许能找到解开生存困境的钥匙。”他尝试在画作中以梦幻的手法，展现真实和宗教之间模棱两可的联系。

夏加尔绘画中的梦幻抒情似乎能将人带入童话般奇妙的世界。在早期代表画作《我与村庄》（1911）（图1）中，他把自己关于村庄生活的梦幻回忆与立体主义的创作技巧相结合。受德劳内的影响，画中出现了从中间向外延伸的极端构图。在被几何分割的四个区域内，交替出现夏加尔式的动物和人：眼神忧郁的白色母牛，在空中悬浮的女孩和其左侧扛着长柄镰刀的男性农民，充满东方异域气息的小村庄和教堂，眼神空洞的、戴着帽子和十字架的男人。人和动物打破了和谐，诡异地对视。红绿色的鲜明对比充斥着整个画面。自然被展现为带有宗教色彩的知识树、拟人化的动物；人类文明则以异域村庄、村民和被异化的人的形象铺陈在画面上。在被几何分割的空间内，立体主义所提倡的各种题材的共时性得到了体现。出现在画面中心偏左的巨大白色母牛引人注目，牛头上方的白色小房子、俄罗斯村民的尺寸却被有意缩小。

德劳内等画家惊异于夏加尔的精妙构图，布列东更是评价这幅画为“全部抒情性的总迸发”。与法国当时的流行风潮不同，夏加尔的早期作品浸润着超自然的梦境般色彩。他曾说：“我本人并不相信，科学化的努力对于艺术是有益的，印象主义或者立体主义我都不熟。艺术于我主要是一种心灵状态。”在吸收了巴黎立体主义绘画的新颖构图，把它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相结合后，画家将超自然的非理性元素以及现代人的心理危机也全盘呈现在画面上。在作品中，夏加尔将真实事物有意识地梦幻化并置交叠，使画面基于真实却又偏离真实。画家的回忆带着梦境般的色彩，却似乎又借助梦展现了另一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