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保罗·爱德华（Paul Eduard）在《致马克·夏加尔》一诗中描绘的夏加尔式梦幻世界：

驴或母牛 马或公鸡

和那小提琴的躯体

唱歌的人 独自的鸟

轻巧地跳着 和他的妻

成群结队地浸入春景里（节选）

关于梦境中体现的另一种真实，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早期代表作《悲剧的诞生》（1872）一书中也作了相关探讨。他把美学从艺术层面提升到人之生存甚至是形而上学的高度：“只有作为美学现象，世界才能永久的合理化。”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组成，“日神精神让人沉湎于外观的幻觉”，“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在生活现象中，尼采认为日神冲动可以在梦这种心理现象中被实现，而酒神冲动则在醉中被体会。（见周国平《悲剧的诞生》译序）在梦境中，我们能够摆脱日常世界中的藩篱，达到一个超凡美丽的境界；同时，梦境也预示了完美的未来，这里的世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事物更完整的体现。所以尼采认为，借助梦境和幻觉，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完美的世界。

在早期画作《我与村庄》中，夏加尔展现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在经历了二战后，他更是从19世纪50年代起热衷于马戏团题材，并将马戏团的梦幻氛围在画作中重复阐释，这和尼采对艺术形而上学的理论不谋而合。借助个体的心理体验，夏加尔创造了一个梦幻的自由世界，在其画中，时空的界限不再重要，人、动物、花、树能平等自由地交流，回忆与当下也已交汇。似乎人类的一切愿望和欲求都可以在梦里实现。

二、夏加尔中后期作品中的“荒谬”

面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个体精神困境，特别是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夏加尔在他中后期的作品中，除了展现梦幻般的场景，更多出现了宗教元素，并偏向和荒谬魔幻的画风。1923年至1939年间，夏加尔一家居住在法国，随后受到战争和欧洲排犹主义的影响他们流亡美国，又于1948年回到法国南部定居直至去世。1931年，夏加尔就拜访巴勒斯坦寻求犹太精神之根，而在二战中见证了犹太同胞的悲惨经历后，夏加尔有意转向宗教救赎。宗教元素自此更频繁地出现于其画作中。如他所言，“《圣经》是我的第二自然”。他的画中充斥着对自然和宗教精神热情洋溢地歌颂：“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不去教堂或者是犹太寺院，我的工作（绘画）就是我的祈祷。”在人生后期，除了绘画，夏加尔还为一系列的歌舞剧设计布景和服装，为教堂设计彩色玻璃窗。

值得一提的是夏加尔对马戏团题材的喜爱：“于我，马戏团演出是一场神奇的舞台剧，一来一去自成一个世界。”幼年时，夏加尔就热衷观看街头卖艺者的杂耍表演，并迷恋源自10世纪拜占庭的传统杂技表演，他最初与马戏团题材相关的创作可追溯至其1926年创作的《三个杂技演员》（图2），夏加尔惊异于马戏团营造的非真实氛围，及其中展现的舞蹈、戏剧、音乐和语言间的精妙共鸣：在半封闭的场地中，观众们坐在隔间里，这提供了一个与真实世界相互隔离的空间。梦幻的灯光包围着所有观众，飞在半空中的人、动物头人身的表演者、眼神忧郁的动物，滑稽诙谐的音乐和语言，充斥在马戏团表演中，似乎现实世界的一切真实法则均可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