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 杜鹏飞

2018年10月下旬，来自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的60件西方绘画珍品，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在短短两个月的展期、54个开放日中，观众数量超过12万5千人次，成为清华艺术博物馆开馆以来最受欢迎的展览，也是2018年国内博物馆、美术馆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展览之一。

展览受欢迎本在意料之中，展览如此受欢迎却仍超乎意料之外。

或许还是由于稀缺，记忆中大型的西方绘画展在中国每每引起轰动。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国乡村绘画大展”、90年代的“俄罗斯巡回画派展”“巴尔蒂斯画展”“罗马尼亚画家巴巴作品展”到2004年中国美术馆的“印象派大展”，都不同程度地创造了同期观展人数的记录，辐射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艺术界。

这些展览在艺术圈内部引发思考，为中国绘画注入新的能量，则是更加持久而深刻的影响。首先是作品本身，其次是作品在展览中的呈现方式，构建或者说重构了我们的认知。“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是上述重要西方绘画展览序列里最年轻者，呈现了自16世纪初至20世纪中后期近500年西方绘画的丰富样貌。展览中众星闪耀，除了一流大师经典之作，也将一些相对陌生但却精彩难掩的作品带到我们眼前，再一次地，让我们真实地触摸到西方绘画史。

这是一部浓缩的西方绘画史，然而全部作品却来自东方—我们邻国日本的民间收藏。也正因此，我们在欣赏研读西方绘画作品之余，还可以通过本次展览一窥日本对西方绘画的认知方式及深度。这不仅是出于对艺术的热诚，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对西方先进文化、制度和文明的积极姿态。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时期的思想家司马江汉（1738—1818）和亚欧堂田善（1747—1822）即已开启日本自己的铜版画和油画制作，成为日本第一代西洋画家，较全面地推广了从构图、透视到光暗体积的西洋画法，接续了西方绘画古典时代的艺术成就。明治维新之后，西方绘画更加强势进入日本，无论是外来者的传播，还是本土留学生的主动引入，比中国更早、更持久、更系统。

与之呼应，日本对西方绘画的收藏也更为系统，更令我们艳羡与汗颜。初期的收藏与学习同步，后来则伴随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在“买断世界”的舆论声中，变得日趋丰厚而成体系。除经典作品，例如20世纪80年代将梵·高的《向日葵》以天价购入，官方和民间同样重视美术史层面的编织与平衡。富士美术馆虽为后起之秀，但是在创办人池田大作先生和创价学会的感召和影响之下，短时间内即汇聚了一大批足以傲视亚洲的西洋绘画藏品，基本涵盖了西方美术史上各个时段和重要画家的作品，堪称西方美术史具体而微的一枚切片。

以上两种价值，都促使我们将本次展览的意义不断生发。展期之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开了讲座、沙龙、现场临摹教学、公众导览等一系列教育和传播活动，兼顾了专业性与普及性。这个展览也为我自己提供了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西方艺术史的特别机缘。展览过程中，我也有幸一边学习一边和朋友们分享心得，这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然而，展览毕竟是有期限的，繁华落尽，总希望还能够留下点儿什么。当然，那些亲临现场的观众，在享受一场关于西方艺术的“饕餮大餐”之余，一定会在记忆中和气质里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即便没能亲来现场的朋友，也可能通过当时铺天盖地的网络媒体感受到西方艺术大师的些许气息。但是，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我们希望藉此展览引发更多人去思考美的本质，激发更多人去探究东方与西方的艺术历程，这就是本书由来的初衷。

展览开幕时，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即提议策划一本书，以助中国观众欣赏和理解西方绘画。于是我们邀请国内外著名的画家与学者，包括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以本次展览的作品为出发点—但不限于本次展览的作品—分享他们对西方绘画、对日本收藏西方绘画的精彩见解。收入本书的文章，既可看作对本次展览的回应，更是由此及于西方绘画史乃至背后的文化史与社会史，并从近邻身上折射我们的目光。本书中有数位作者也是我们首届艺术沙龙的嘉宾，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者已在沙龙中与听众分享，或者就是在沙龙的交流碰撞中所诞生的火花。

关于西方绘画，我本没有丝毫发言权。然而，由于“西方绘画500年”这个展览发生在清华艺术博物馆，而这本书的动念恰又源自这个展览，于是仿佛我又责无旁贷地需要讲几句。作为后记，对观众和读者也算有所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