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希腊

希腊阿索斯山，伊维龙修道院，1994年6月29日。

圣彼得与圣保罗节

我的房间空荡而简朴。白色的墙，石砖地。仅有的两件家具打破了屋子因空荡而生的肃穆：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张橄榄木写字台，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铁架床。床上铺着一条简单的白色床单，上过浆，硬得像修女的头巾。

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我看见许多黑色的修士服：修士们在菜园里耕作，一伙人锄着卷心菜地，直到太阳落山，夜祷的木磬^[1]声将他们召回。菜园的另一头是一片葡萄园，映衬着圣山苍凉萧瑟的黑色金字塔般的轮廓。

除了远方码头上的海浪声与微茫的回响、修道院厨房里金属盘子的哗啦声外，一切都静悄悄的。这里的岑寂与肃穆并不是专门来让人集中精力的，但实在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整理思绪了。修道院的岑寂让一切干扰都清晰得刺耳。

现在是晚上九点。终于到了集中思绪的时刻了：我得尽量简洁地写下，是什么驱使我来到这里，我见到了什么，接下来几个月里我又希望收获什么。

我的参考书在地上排成一列，记着图书索引的便签本打开着。装满影印资料的文件夹堆在窗户下面，一支支削尖的铅笔倒插在一樽玻璃杯里。石蜡风灯旁搁着一个火柴盒：修道院夜祷后就断电了，如果我今晚要动笔，就得借助这盏风灯的黄色光焰。

桌上摊着我的《约翰·莫斯克斯的精神草地》（The Spiritual Meadow of John Moschos，后简称《精神草地》）译本，是本平装书。我为了这册奇妙的小书第一次踏足这座修道院，不到一小时前我才第一次看到它的原始手稿。如蒙上帝允许，约翰·莫斯克斯将引领我继续前行，向东到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随后向南去尼罗河，要是可能的话，再从那里到哈里杰大绿洲，它曾是拜占庭帝国的最南端。

离开苏格兰六月沉闷的潮气已经六天，今天早晨，我乘船从“天堂之门”乌拉诺波利斯（Ouranoupolis）出发，沿半岛而下，抵达圣山。

我们经过一艘被海鸥包围的修道院渔船。在我对面，三名身着法衣、身材高大的修士在一幅圣母像下啜饮着卡布奇诺，灰色的髭须上沾了一层薄薄的奶泡。在他们身后，透过舷窗，能够看见阿索斯山的头一座大修道院从海湾的沙滩上徐徐升起，为高山脚下绵延起伏的丘陵加冕。那是一片恢宏的建筑群，灰白色的堡垒个个有意大利小山城般的体量，圆形穹顶下悬着带木栏杆的阳台，还有庞大而笨重的中世纪扶壁。

九世纪时，萨洛尼卡的圣尤锡米乌斯建立了阿索斯的第一个修道院据点。他在十八岁时宣布自己从此与世界隔绝，开始以草为食并用四肢爬行，后来他成为一名高柱修士^[2]，在一根柱子顶上对他的教友进行批判。大约两百年以后——这时圣尤锡米乌斯的声名已经引来许多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驻扎在此——有些修士惯于引诱上山来卖牛奶与羊毛的牧羊人女儿的消息，传到了拜占庭皇帝的耳朵里。从那以后，一条法令规定任何雌性——女人、母牛、母马乃至母狗都不得踏足此地。

如今，这条禁令只对母猫网开一面，传说中世纪时甚至有两位拜占庭皇后被显灵的圣母赶下圣山。不过在约一百四十年前，也就是1857年，圣母非常灵活变通地允许我的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祖姑弗吉尼亚·索莫斯，与她的丈夫，还有声名狼藉的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科茨·林赛一道，在阿索斯山上的一顶帐篷里住了两个月。弗吉尼亚那时写的一封信至今犹存，信中描述了修士们怎么带她参观修道院的花园，还坚持从他们经过的每一棵树上摘果子送给她。她说她品尝了石榴、香橼和桃子。这是阿索斯上千年的历史里，唯一有记录的女性被允许登上圣山的例子，当然也是阿索斯唯一有记录的最不神圣的三人行（ménage-à-trois）。

这仅有的一次失误抛开不算，圣山至今仍是一个自治的“修道院共和国”，专注于祈祷、守贞与纯净无瑕的东正教。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阿索斯的修士们拒绝以与天主教合流为代价换取西方的军事力量来帮助抗击土耳其人入侵，结果君士坦丁堡不到二十年便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但东正教的教义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对东正教强烈的自豪感，再加上对其他一切信仰的深深怀疑，至今仍是阿索斯的权威意识形态。

我在达夫尼上了岸，搭上前往圣山首府卡里埃（Karyes）的老旧巴士，然后慢慢地沿着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发亮的鹅卵石路，穿过齐膝高的鼠尾草和成群的黄蝴蝶，来到伊维龙的拉伏拉^[3]。

修士们刚做完晚祷。这是一个可爱而温煦的黄昏，许多人都围在院子里，在教堂旁柏树的浓荫下乘凉。负责接待访客的雅科夫神父坐在奥斯曼式拱形喷泉的台阶上，听着水从喷泉口洒落到碗里。他一看见我走进院子，就站起身来。

“欢迎，”他说，“我们都等着你来了。”

雅科夫是个身材矮小结实、话很多的修士，蓄着土匪似的胡子，脑袋上歪戴着一顶黑色的针织帽，显得很神气。他拎着我的行李把我带到客房，然后给我倒了一杯茴香酒，还端来满满一碗玫瑰花味的土耳其软糖。其间他快活地和我聊起他在商船队时的生活。他说1959年冬天，他曾乘坐一艘塞浦路斯的船到过阿伯丁，那里的浓雾和刺骨的酷寒让他至今难忘。我问他，图书馆管理员克里斯托弗洛斯神父在什么地方。正是克里斯托弗洛斯神父的信使我萌生了对阿索斯的渴望——那封信上盖着伟大帝国的纹章，是拜占庭的双头鹰。他在信里告诉我，我要找的手稿在伊维龙修道院的图书馆里。是的，它尚存于世，他会尽量向修道院院长争取，让我参观它。

“克里斯托弗洛斯这时候应该在储藏室，”雅科夫神父看了看怀表，“在喂他的猫。”

我在码头上找到了这位拎着满满一桶鱼尾巴的老者。他的鼻梁上摇摇欲坠地架着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有一群猫围着他打转。

“过来，查士丁尼，”克里斯托弗洛斯神父招呼着，“赶紧过来，克里索斯托^[4]，过来，我的宝贝儿们，过来……”

我走上前做了自我介绍。

“我们以为你上周来呢。”这位修士略显粗暴地回答。

“对不起，”我说，“我在塞萨洛尼基申请许可时出了点岔子。”

那群猫还围在克里斯托弗洛斯的脚边打情骂俏，冲着彼此嘶叫，争抢散落的鱼鳍。

“您跟院长提过我来参观手稿的事吗？”

“对不起，”克里斯托弗洛斯说，“院长人在君士坦丁堡。他是普世牧首的顾问。不过在他回来之前您尽可以待在这儿，我们欢迎。”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是主显圣容节。”

“但那是——什么？——要两个星期以后了啊。”

“耐心是修士了不起的美德。”克里斯托弗洛斯说，同时达观地向那只名叫卡利斯图斯的老猫点了点头，它骨瘦如柴，四肢弯曲如弓，连一条鱼尾巴都没抢到。

“我的许可证后天就到期了，”我说，“他们只给我批了三天时间。我到时候就得搭早班的船走。”我望着这位年老的修士道：“求求您——我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看这本书的。”

“我担心院长要拿我是问……”

“难道您真的无能为力吗？”

老人迟疑不决地捋着胡子。“我不应该这么做，”他说，“而且还有啊，图书馆的灯现在不能用。”

“客房里有几盏灯。”我说。

他犹豫了片刻，最后让步了。“快去，”他说，“去问雅科夫神父，看他同不同意把灯借给你。”

我谢过了克里斯托弗洛斯，然后快步往修道院走去，生怕他改变主意。

“还有，别让雅科夫开腔讲他的人生经历，”他在我身后喊道，“否则你就永远看不到这份手稿了！”

晚上八点，我和克里斯托弗洛斯神父在教堂外碰头。此刻正是日暮时分，太阳已从圣山上沉落。我手中提着从我房间里拿来的风灯。我们穿过庭院，来到修道院的图书馆，克里斯托弗洛斯神父从衣服里掏出一串钥匙，和中世纪狱卒的钥匙串一般大。他抽出最大的那一把，转进四把锁中最上面的那把。

“我们必须把所有东西都锁好，”克里斯托弗洛斯解释道，“三年前的隆冬时节，一伙盗匪开着摩托艇来到大拉伏拉^[5]。他们有斯登冲锋枪，还带着一个之前被院长赶走的见习修士做帮手。他们进了图书馆，偷走了好多最古老的手抄本，还有一些锁在圣所里的黄金圣体匣。”

“他们被抓了吗？”

“修士们报了警，第二天清早他们在试图穿越保加利亚边境时被捕。但那时东西已经被他们破坏得很严重了：圣体匣给切割成了小块，手抄本上最漂亮的装饰被剪了下来。有些手稿已经没办法修复了。”

三把锁都已经顺利地打开了，最终，随着一声响亮的嘎吱声，第四把锁也开了。老图书馆的门应声而启，我们举着灯走了进去。

图书馆里漆黑一片，弥漫着一股陈年麻布和腐烂的羊皮纸的浓烈气息。手抄本摊放在低矮的橱柜里，在风灯的光焰中，装饰字母上的金叶子和泥金的圣徒光环熠熠生辉。远处晦暗的墙壁上，我勉强能看见一张装裱起来的奥斯曼帝国诏书，龙飞凤舞的文字上方，泥金的苏丹花押交织盘曲，光彩夺目。旁边挂着一袭丝绸外袍，两边的翻领上绣着龙凤图，华美灿烂却发皱得厉害，仿佛一件被丢弃的西装外套。

“那是什么？”我轻声问。

“约翰·齐米斯基斯的外袍。”

“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吗？可他是十世纪的人啊。”

克里斯托弗洛斯耸了耸肩。

“你们不能把这种东西就这么挂在那儿。”

“行吧，”克里斯托弗洛斯烦躁地说，“那你想把它放哪？”

我们在昏暗中摸过一排又一排摆满皮革装订的拜占庭手抄本的书架，然后在房间深处的一座橱柜前停了下来。克里斯托弗洛斯用钥匙打开玻璃门，归类为G.9的手抄本就躺在底层的架子上，被裹在一个白色的帆布书套里。

这本书很大，有一箱葡萄酒那么重，我抱着它颤巍巍地走到一张书桌前，克里斯托弗洛斯提着灯跟在后面。

“不好意思，”当我把书轻轻放到桌上时，他开了口，“敢问你是东正教徒还是异教徒？”

我犹豫了片刻。一位几年前来过阿索斯的天主教友人事先警告过我，无论如何不要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他当时就踩了这个雷。他说承认自己有麻风病或三期梅毒应该都不会那样被排斥。他告诉我，避免引起修士们的怀疑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重点盯防那些要参观手抄本的来访者。阿索斯同这类人结怨已久，当初教皇授意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修士们连这桩八百年前的旧案都未曾予以宽恕，当然就更不会忘记十九世纪的藏书家们搞垮阿索斯图书馆才过去一百来年。

时至今日，英格兰旅行家罗伯特·寇松（Robert Curzon）仍被视作滔天罪犯之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将阿索斯各个修道院的图书馆游历一遍后（我羞于提及和他同行的还有我曾祖父的兄弟），寇松满载着泥金手抄本和拜占庭帝国谕旨离开了圣山。在游记《黎凡特修道院之行》（Visits to Monasteries in the Levant）中，寇松讲述了他是怎么从修道院院长处论斤购买那些价值连城的手抄本的，仿佛是在奥斯曼集市上买无花果和石榴。德国藏书家康斯坦丁·冯·蒂申多夫（Constantine von Tischendorff）^[6]也不遑多让。在寇松离开阿索斯二十多年后，蒂申多夫从西奈的圣凯瑟琳东正教修道院扬长而去，把《西奈抄本》卷在行李袋中顺走了——《西奈抄本》至今仍是存世最早的《新约》抄本。蒂申多夫后来声称，他在柴火篮子里发现了这份手抄本的散页，冬天修士们本来要把它烧了取暖，是他将其从他们手中抢救出来的。然而，修士们至今认为是蒂申多夫把图书馆管理员灌醉了，用一瓶上好的德国杜松子酒换走了那无价的手抄本——就像寇松搜刮来的战利品一样，它被及时收入了大英图书馆。

克里斯托弗洛斯注意到了我的沉默，又问了一遍：“你是东正教徒还是异教徒？”

“我是天主教徒。”我回答。

“上帝呀，”他担忧地摇了摇头，“对不起，跟你说实话吧，院长绝不允许非东正教徒翻阅我们的圣书。尤其是天主教徒。他认为现任教皇是敌基督，教皇他妈就是巴比伦大淫妇。他说这些人正把圣约翰在《启示录》里说的末日带到人间。”

“我请求你，”克里斯托弗洛斯轻声祈祷着，“不要告诉修道院的任何人你是异教徒。要是院长发现了这事，我可就得下拜一千次。”

“我一定守口如瓶。”

克里斯托弗洛斯稍稍松了口气，摘下眼镜，用衣服的前襟擦了擦。“你知道吗，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修道院还真有一个天主教徒。”

“是什么人？”我问。

“巴伐利亚来的一个唱诗班指挥，”克里斯托弗洛斯说，“他的声音很美。”

我小心翼翼地把书安放在一个阅读架上，动手解帆布书套的扣子。

“他说我们教堂的音响效果美妙绝伦，”克里斯托弗洛斯继续说着，把灯放到桌子上，“所以他去问雅科夫神父，能不能允许他在教堂的穹顶下唱一曲《荣耀颂》。”

“雅科夫神父怎么说？”

“他说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允许一个异教徒在教堂里祈祷。但就这一次，他说同意他在门廊上唱一小段《哈利路亚》。”

我已经把帆布保护套拆了下来，做工精美的装订皮革在风灯的光下折射出金色的光辉。我翻开封面，内容是用紫色墨水写在最上乘的羊皮纸上的——这纸耐久度好，手感柔顺，质地光滑，只是非常轻薄，以至于几乎透明。字体是中世纪早期格鲁吉亚的一种优美清晰的草书体。根据图书馆的详细目录，这卷书收录了拜占庭早期的诸多祈祷文。我翻开的第一页显然是圣杰罗姆的一篇尖锐的布道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沐浴批作彻头彻尾的异教行径：“在基督那里沐浴过^[7]的人，”这位圣徒怒斥道，“没有必要再洗了。”

直到这本书的末尾，第287大页的左页，我才读到我为之远道而来的那篇文本的开头数行。作者是杰出的拜占庭旅行修士约翰·莫斯克斯，这本书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已然走到生命尽头、准备迎接死亡的莫斯克斯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座修道院中编纂的。

“在我眼中，春天的草地尤其令人愉悦，”他写道，“这里盛放着殷红的玫瑰花，那里则是一丛丛百合，还有如皇家紫袍般绚烂的紫罗兰。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手头的工作吧，索菲罗尼乌斯，我神圣而忠诚的孩子。我在未经修剪的草地上，从帝国的圣贤、修士和隐修士中，采来最美丽的花朵编成一顶冠冕，现在我将它交给你，我最忠诚的孩子，通过你，交给整个世界……”

我把灯调亮了些，翻开新的一页。

公元578年的春天，如果你坐在一处能够俯瞰伯利恒的悬崖峭壁上，也许就会看见两个拿着手杖的人，从圣狄奥多西大沙漠修道院的大门里走出来。这两个人——一个胡子花白的老修士，带着一个身材挺拔、面容稍显严峻、比他年轻得多的旅伴——朝西南而去，穿越朱迪亚荒原（Judaea Wastes），向富饶的港口都市亚历山大港进发。

这是一段非凡的旅程。约翰·莫斯克斯与他的学生，即智者索菲罗尼乌斯，将沿着一条弧线穿越整个拜占庭东部世界。他们的目标是采集沙漠教父、拜占庭东部的圣贤和神秘主义者的智慧，赶在这些人所处的摇摇欲坠、日薄西山的世界最终分崩离析之前。这次旅程的结果就是我面前的这卷书。如今它在西方也许已然无人问津，而一千年前，它是拜占庭文学殿堂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拜占庭的商旅驿站条件很差，希腊的地方贵族也并不好客。正如拜占庭作家塞考曼努斯（Cecaumenus）所言：“在家里摆宴席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来客只会对你的家务指指点点，还试图勾引你的妻子。”所以无论走到哪里，这两个旅人都住在当地的修道院、洞穴和偏僻的隐士居所，与修士和苦行僧们一道吃简单的饭食。莫斯克斯似乎在途经的每一个地方都记下了从当地长老那里听来的格言，还有其他奇闻逸事。

莫斯克斯把东正教游方僧的老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在西方，至少从圣本笃在六世纪初提出“恒常愿”开始，修士们就倾向于处静，把自己闭锁在小隔间里。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离开自己的居所的修士，就像一条离开水的鱼”。但对东方的教派来讲，如印度教和佛教，一直以来的传统是僧侣可以从一个古鲁^[8]游荡到另一个古鲁，从一位禅师门下转投到另一位禅师门下，从每个人那里汲取智慧和建议。印度的苦行僧现在仍然如此。即便是今天，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也不发恒常愿。如果他们在某座修道院待了一段时日后，想换个别的修道院的导师，而那座修道院可能完全在希腊境内的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远至西奈半岛和圣地），那他们也可以自便。

《精神草地》是莫斯克斯在旅途中搜集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格言、逸事和宗教故事的汇编，搜集沙漠教父们的言论本是一种悠久传统，然而与他的对手或同时代人相比，莫斯克斯更能唤起人们的回忆，更加生动幽默，并且在现存的同类作品中，几乎只有莫斯克斯的作品仍能给读者带来真正的愉悦。

这本书不仅承载了一种至今仍强有力的精神启示，在另一个层面上，今日的读者也可以只把它当作一本引人入胜的游记来读。莫斯克斯做了现代旅行作家仍然在做的事：周游世界，搜集逸事奇谈和道听途说。他的著作无疑是拜占庭旅行文学中的不朽杰作。而莫斯克斯不仅作为作家妙笔生花，他本人也拥有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

从约翰·莫斯克斯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和他的旅伴显然是在动荡中跋涉。查士丁尼试图复兴帝国的壮举灰飞烟灭后，拜占庭可谓腹背受敌：西边有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哥特人和伦巴第人；东边的沙漠游牧民族和波斯萨珊军团的侵扰与日俱增。地中海东部的大城市迅速衰落下去：在安条克，难民营就堂而皇之地建在罗马的大道上，而这里一度是工商业云集之所。地中海沿岸的大港口——提尔、西顿、贝鲁特、塞琉西亚——逐渐萧条没落了，许多地区退化得比渔村强不了多少。

随着物质世界的衰朽，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像莫斯克斯与索菲罗尼乌斯一样，决意远遁荒漠，作为修士和隐修士生活。然而，大修道院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这两个旅人往往抵达一处准备在此过夜的修道院，却发现它已成为一片焦土，修士们不是被杀，就是被大篷车一路颠簸地拉到阿拉伯的奴隶市场上。这并不意味着全盘的毁灭：在帝国那些未遭波斯战火波及的偏远地区，修道院的缮写室和作坊正在辛勤劳作，生产出一批最为精美的拜占庭手抄本、象牙制品和圣像。但修道院的世外桃源属于个别现象。约翰·莫斯克斯的笔下清楚地揭露了他目睹的那些可怕的、几乎像是世界末日的劫难。

公元614年，这对旅人自己的家园——圣狄奥多西修道院被劫掠的波斯军队夷为平地，他们所有的弟兄，数百名手无寸铁的修士都死于非命。不久之后，耶路撒冷陷落，那些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包括耶路撒冷的牧首——都沦为奴隶，被运至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从那以后，既是旅人又是难民的约翰和索菲罗尼乌斯辗转流离。他们在亚历山大港落了脚，等波斯人兵临城下时，他们设法赶上了最后一班船，离开了这座已然四面楚歌的城市。

次年，这两位朝圣者终于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在它的城墙下寻得一隅安宁。在油尽灯枯之前，莫斯克斯完成了他的旅行回忆录。《精神草地》受到整个帝国的狂热追捧。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它被译成拉丁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和多种斯拉夫语，直到今天，这本书记载的许多逸闻趣事仍在东正教世界的修士和农民中广为流传。

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拜占庭文献都有一种奇异的晦涩难明之感：我们读到上百位发奋为雄的皇帝的浮光掠影，他们从宫廷政变中一朝崛起，又在刺客的匕首下骤然离去；还有那些圣洁得几乎超出人们认知范围的圣徒。尽管拜占庭艺术美得夺魂摄魄，但想要还原那个孕育了它们的世界的模样，现存的拜占庭艺术珍品并没有太大帮助。拉文纳有杰出的镶嵌画，上面是著名的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肖像，他们身边扈从如云，有宦官、海陆将帅、廷臣、主教和阿谀谄媚的人。但除了这两幅孤立的拉文纳镶嵌画，拜占庭艺术全然是非世俗的、超然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在上百座拜占庭教堂的断壁残垣里，在那些支离破碎的圆顶和正堂中，圣人与使徒们光滑、冰冷、新古典主义式的脸孔居高临下地凝望着，仿佛一列聋哑人。在这雷鸣般的沉默中，拜占庭诸省的日常生活至今模糊不清。拜占庭艺术神圣与贵族的本质，意味着我们对拜占庭早期农民和商贩的面貌知之甚少。我们对他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一无所知。

然而，《精神草地》比其他任何单一材料都更能使人接近一个寻常的拜占庭。尽管这本书读起来着实有些古怪——一本骇人听闻的奇闻逸事、虔信行为和玄妙圣迹的大杂烩——但作为一份历史文献，它对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拜占庭黎凡特地区的描绘最为丰富详尽。像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大都市，也没有一座建筑乃至一堵墙遗留到现在。而在《精神草地》的字里行间，那些被遗忘的修道院从沙海中拔地而起，面目如生，充盈着真实可亲的人物、恶棍和怪人。

在这些故事中，最吸引人的是那些讲述升斗小民的，这类人通常会从历史学家的网罗中滑落。有一个典型的故事，讲了一个从罗马来的骡夫，他的驴子在旅店里踩死了一个小孩。他乘船去了圣地，逃进沙漠之中，在那里他悔恨无比，并试图自杀。直到一头狮子拒绝扑上来撕咬他时，他才与自己和解，感到上帝宽恕了他。我们还读到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忏悔的盗墓贼，他说自己在偷一具尸体的裹尸布时，被尸体抓住不放（直到他保证金盆洗手，那具尸体才把他放开）；一个意志不坚定的见习修士，进了杰里科（Jericho）的一家妓院（然后很快得了麻风病）；一个来自阿斯卡隆的商人之妻，在丈夫的船遭了海难后被迫沦为公娼。

有些人物出奇地眼熟。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洛斯的拜占庭神父，供职于亚历山大港郊外的一座修道院。此人十分热爱小动物，不仅投喂修道院的狗，还撒面粉给蚂蚁吃，把受潮的饼干放在屋顶上喂鸟。有些人物比你今天能见到的一切都更奇异，比如塞萨洛尼基的修士阿道拉斯，他把自己“关在一棵空心的梧桐树里，在树皮上挖了一个小窗，通过这个窗口和来看他的人说话”。

莫斯克斯作为叙述者是难以捉摸的。他所捍卫的东正教，在当时受到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异教潮流的挑战，这些异教都是通过东方的商队传播的，莫斯克斯对基督一性论^[9]、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诺斯替派^[10]都不感兴趣，他对异教的宽容度和如今的阿索斯山修士一样有限。但在《精神草地》中，你还是能读到一种悠然的吉卜赛学者的情调，讨人喜欢的轻佻，有分寸的幽默感。我尤其喜爱的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来自上埃及安提诺的见习修士，此人“对自己的灵魂毫不在乎”。这个见习修士死去后，他的老师担忧自己的学生会因罪而堕入地狱，所以祈祷能让自己知道学生死后灵魂的情况。随后这位老师魂游天外，看到一条燃烧着烈火的大河，那个见习修士站在河里，火烧到他的脖子。老师被吓坏了，但他的学生转过头来对他说：“多谢上帝，哇，我的老师，我的脑袋总算没事儿。多亏您的祈祷，我现在站在一个主教的头上呢。”

当然，在现代人看来，《精神草地》所描绘的世界并不总是令人感到好奇的：它的信仰和价值观非常奇怪，有时简直不可理喻。在这个世界里，宦官领导帝国军队作战；在亚历山大港，异教的夫人小姐乘着轿子经过时髦商业区时，会被成群结队的修士用私刑谋害；衣不蔽体的高柱修士在柱子顶上胡言乱语；树上修士^[11]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基督的指示，模仿天上的飞鸟栖息在树上，在树枝上为自己搭建小小的巢穴。

但最令人吃惊的一点在于，莫斯克斯笔下的地中海东岸全然是一个基督教世界。在大众的想象中，黎凡特地区是从古典时代直接变成现在的伊斯兰社会的，中间没有其他状态。人们总是会忘记，从四世纪早期君士坦丁大帝的年月，到七世纪早期伊斯兰教兴起，中间这三百年，地中海东岸差不多完全是基督教的天下。当基督教刚在不列颠扎根之时，当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在泰晤士河畔向索尔和奥丁献祭之时，当不列颠西部最后一批基督徒还在背水一战（他们的首领也许是一个名叫亚瑟的人）之时，黎凡特地区是基督教的腹地、基督教文明的中心。拜占庭的修道院就是一座座堡垒，它们的图书馆与缮写室在游牧民族和侵略者的铁蹄下护卫着古典文化、哲学和医药学。除此之外，尽管黎凡特地区已经衰落，它仍然是地中海世界最为富有、人烟最为繁盛、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拜占庭国库四分之三的岁入来自东部诸省，主要的工业中心都位于此，他们的船只和商队与东方进行贸易，利润颇丰。即便是在六世纪晚期的动乱中，贸易来往也没有完全断绝。西方世界没有任何一处能与东方发达的拜占庭文明相比。在六世纪晚期，拜占庭仍然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

这种盛况不会持续太久了。约翰·莫斯克斯与穆罕默德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当莫斯克斯于公元619年逝世时，从威尼托到埃及南部还在帝国治下，尽管已经危机四伏。几年以后，莫斯克斯的年轻旅伴索菲罗尼乌斯目睹了拜占庭东部的统治土崩瓦解。索菲罗尼乌斯在晚年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牧首，当伊斯兰教的第一波大军从阿拉伯席卷而来并所向披靡时，保卫圣城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刚从沙漠里杀出来的阿拉伯人并不熟谙攻城术：先知的大军围攻大马士革时，被迫从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借来梯子翻过城墙。但帝国的军团在渡过雅穆克河时已经遭到伏击，耶路撒冷等不来援军了。在被围困十二个月之后，索菲罗尼乌斯准备投降，但有且仅有一个条件：他决不会将耶路撒冷交给哪个将军。圣城只臣服于哈里发本人。

公元638年2月的一天，哈里发欧麦尔骑着一头白骆驼进入耶路撒冷。哈里发身上的长袍覆满征尘，而牧首的皇家丝绸长袍华美耀目。索菲罗尼乌斯奉上耶路撒冷的城门钥匙，泪如雨下。有人听到他念叨着：“看啊，这就是先知但以理说的‘那使地荒凉的可憎之物’。”^[12]

几个月后，索菲罗尼乌斯心碎而死。他被葬在圣狄奥多西修道院的废墟中。旁边的壁龛里是他的友人、老师和旅伴约翰·莫斯克斯。索菲罗尼乌斯忠实地履行了他朋友的遗愿：把他那具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从君士坦丁堡运回自家的修道院安葬，就在圣地的沙漠之畔。

我对约翰·莫斯克斯的认知始于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三卷本大作《十字军东征史》。我对书中引用的《精神草地》的片段非常感兴趣，于是写信给他，很快便收到了一封用爱德华时代的铜版印刷体写成的回信。这位历史学家邀请我去他位于苏格兰边境的中世纪城堡做客。一个寒冷的四月天里，在灰色的云幕下，我驱车穿过安纳戴尔和艾斯克戴尔贫瘠的牧羊区去赴约。

朗西曼向来是个全无学究气的学者：他当年被军阀围困在天津，但成功脱身，还和皇帝一起弹钢琴二重奏；^[13]他在阿塔图尔克面前发表关于拜占庭的演讲，被授予君士坦丁堡教会大演说家称号；他与旋转托钵舞僧^[14]一起抽水烟，通过解读他们的塔罗牌，准确预测了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和埃及国王富阿德之死。

朗西曼此时已年过九旬，瘦高个儿，尽管身体不太好，但仍气定神闲，思维敏捷。他眼睑沉重，声音缓慢而低沉，拖着长腔，颇有剑桥遗风。午餐时，朗西曼谈起他青年时代所见的黎凡特：他谈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末代苏丹一个月前刚被赶出托普卡帕宫，大街上有成群的骆驼，安纳托利亚还居住着成千上万的希腊人，土耳其人还戴着红色的塔布什帽；他谈到黎巴嫩，“我就在这一个地方见到过人皮书”；他谈到巴勒斯坦的修道院，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驱逐了一半的巴勒斯坦人，把整个国家变成了“美国的郊区”；他谈到埃及，那时亚历山大港还是米兰以东最国际化的城市。

稍后喝咖啡时，我聊起约翰·莫斯克斯和他的旅行。我最开始被《精神草地》吸引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莫斯克斯与索菲罗尼乌斯见证的是一场悲剧的第一幕，而结局现在才开始上演。这场悲剧以两位修士所目睹的基督教在东方遭到的第一次剧烈打击为始，以基督教在它诞生的土地上衰败为终。如今，中东最后一批基督徒正加速流失，这意味着《精神草地》与其说是一堆故纸，不如说是一部正在上演的悲剧的序幕，而终章仍在创作之中。

伊斯兰教传统上对宗教少数派持宽容态度：要认识到这一点，只须将穆斯林统治下基督徒的相对优越待遇，与欧洲的犹太人（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里无疑是少数派）的悲惨命运对比一下即可。可尽管如此，伊斯兰教的宽容传统如今在某些派别之中也已明显趋于淡薄。中东的最后一批基督徒在与穆斯林邻居和平相处了许多个世纪后，发现形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是经济压力，但更多是歧视，还有些则是彻头彻尾的迫害——基督徒正在从黎凡特的各个地区出走。现在他们是少数群体，人口只有1400万，在1.8亿非基督徒中挣扎求存。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至少有200万基督徒离开中东，前往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始新的人生。

在伊斯坦布尔，拜占庭的末代后裔正在离开这座曾经的基督教首都。在土耳其东部，叙利亚正教会^[15]基本绝迹，古老的修道院要么已经人去楼空，要么正在人去楼空。逃到西方世界的人抱怨那里的敲诈勒索、征地和层出不穷的谋杀案。在黎巴嫩，马龙派^[16]实际上已经在长期的内战中落败，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强力把控最终土崩瓦解。如今绝大部分马龙派分子流亡国外。巴勒斯坦偏南部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以色列建国近半个世纪后，巴勒斯坦境外的巴勒斯坦裔基督徒比境内的多。据我在伦敦采访过的一位巴勒斯坦裔基督徒作家所言，情况已经糟到，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徒能用九架大型喷气式客机一次运走。据说，悉尼的耶路撒冷籍基督徒比耶路撒冷本地的还多。在埃及，科普特人也忧心忡忡：他们在现政权下已经承受了一定程度的歧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旦穆巴拉克总统倒台，宗教激进主义者通过伊斯兰革命执掌权柄，局势就很可能变得更坏。

一言以蔽之，约翰·莫斯克斯在各地拜访过的那些基督教商人、修士和主教，他们今日的后继者正生活在重压之下。可当我开始探索莫斯克斯的旅行轨迹时，发现在他和索菲罗尼乌斯踏足过的那些修道院里，有相当一部分从基督教的大衰落中幸存了下来。

阿索斯山与埃及科普特人的修道院情况显然相对良好。在其他地方，土耳其东南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那些永远活在拜占庭时代的群岛，被人数日渐稀少的老修士占据，他们在钟声中列队行进，身披黑袍，手持明烛，那留着浓髯的面庞与修道院壁画上的圣徒互为镜像。修士们的法衣仍是拜占庭时代的样式，一如往昔的圣像仍是按照中世纪圣像画的技法绘制的。甚至连迷信也原封不动地沿袭了下来：真十字架^[17]的残片与圣母之泪（Virgin’s Tears）仍然受人崇奉；每座修道院外都埋伏着恶魔和魔鬼的传说仍在流传。五世纪初的兰普萨库斯主教帕提尼乌斯（Bishop Parthenius of Lampsacus）报告说，他曾被一条撒旦化身的黑狗袭击，而我上一次去圣墓教堂的时候，一位希腊老修士给我讲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两年前，在开罗的科普特人聚居区，有人亲眼看见圣母在圣达米亚纳教堂的塔尖上显灵，人们激动万分。

在拜别朗西曼后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然于心：用六个月的时间，大致沿着约翰·莫斯克斯的足迹周游黎凡特地区。从阿索斯开始，直到上埃及科普特人的修道院，我想做一件后无来者的事：尽可能去看看莫斯克斯和索菲罗尼乌斯当年看到的东西，在同一座修道院里过夜，在同一幅壁画和镶嵌画下祈祷，去寻访过去的片光零羽，去见证拜占庭末世的余晖。

教堂里的木磬敲了第一声。十分钟后就要诵晨经了。

天色即将破晓，第一缕曙光开始照出圣山的轮廓。灯里的石蜡已经耗尽，我也非常疲累了。后天我就要离开阿索斯，然后是四五天的旅程，取道色雷斯抵达君士坦丁堡——伟大的拜占庭首都，约翰·莫斯克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精神草地》。

木磬再次响起。我得把这本书合上，到教堂去和修士们一同祈祷。

[1] 磬（Simandron）：东方基督教修道院中的一种木制打击乐器，用来召唤信徒前来祈祷。在伊斯兰教兴起后被引入基督教，当时基督教禁止鸣钟。

[2] 高柱修士（stylite）：拜占庭的一类修士或隐修士，他们以高柱修士老圣西米恩为榜样，住在柱子顶上。老圣西米恩最初是为了逃避试图从他的斗篷或身上拔毛的狂热追随者，选择住到柱子顶上。但后来的高柱修士们把此举作为一种严格的苦修形式，象征他们竭尽全力接近上帝。高柱苦修派向北传播到格鲁吉亚，向西远至特里尔，但此风最盛的地方是在安条克附近，五世纪至六世纪时，这里绝大部分山顶上都有隐修柱。

[3] 拉伏拉（lavra，有时也拼作laura）：如今“拉伏拉”一词可以用来称呼所有的大型东正教修道院，但最初它特指那些将独居的修士组织起来的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聚集在修道院教堂周围，但又彼此独立，修士们通常一周只会面一次，共同庆祝周日的礼拜仪式，其余时间他们过着半独立的隐修生活。

[4] 即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第三十九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因其博学多才、娴于辞令，担任神父时讲道博得诸多赞赏，得名“克里索斯托”，意为“金口的”。此处为猫的名字。——译者注

[5] 大拉伏拉（Great Lavra），阿索斯山上最大的修道院。——译者注

[6] 此处原文误作赫尔曼·蒂申多夫（Herman Tischendorff）。——译者注

[7] 指受洗。——译者注

[8] 古鲁（guru），梵文原意为“可敬的”，是印度教对师父、导师或精神领袖的称呼，他们扮演引领信徒走向解脱的角色，为得救道路上的象征。基督教以耶稣为原始的古鲁。——译者注

[9] 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e）：东正教认为基督兼具人神二性，而基督一性论者与之相反，认为身为人子的基督只有神性。基督一性论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被宣布为异端。自此之后，科普特、叙利亚和亚美尼亚教会宣布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余教会分道扬镳。如今这三个教会都将该词视作贬义，称其是对他们的神学理论的一种误解。

[10] 诺斯替派（Gnostics）：古代晚期异端，宣称知晓隐藏的精神奥秘。基督教诺斯替主义发源于多神教领域中已有的神秘思潮。诺斯替主义有许多派别，但最流行的是那些遵循瓦伦提乌斯、巴尔代桑和马西昂的学说的。

[11] 树上修士（dendrite），即住在树上的修士，拜占庭早期基督教的一种苦修途径。下文“基督的指示”见《新约·路加福音》13：18-19：“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译者注

[12] 见《旧约·但以理书》9：27：“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译者注

[13] 此处所指为第三次直奉战争，“军阀”指张作霖，“皇帝”指北京政变后居住在天津的溥仪。——译者注

[14] 旋转托钵舞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一项宗教仪式，舞者戴褐色高帽，着白裙和黑色腰带。苏菲派认为通过旋转这种舞蹈形式能够和真主进行沟通。——译者注

[15] 叙利亚正教会（Syrian Orthodox）：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安条克教会因坚持基督一性论而遭到谴责，宣布脱离东正教主流，自立门户。它先后遭到拜占庭皇帝和穆斯林统治者的迫害，现在该教会的残存力量尚存于土耳其东部、叙利亚和印度南部的某些地区。它也被称作雅各派，它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信徒被称作苏里亚尼人（Suriani）。

[16] 马龙派（Maronite）：东方基督教会的一支，源于叙利亚，但长期在黎巴嫩地区活跃。马龙派教徒将一位生平不详的四世纪叙利亚隐修士圣马龙（St Maron）奉为教派创始人。尽管马龙派曾认可属于异端学说的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e，关于基督一志论的解释，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译者注），但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它就已经与罗马教廷合流，今日的马龙派牧首位居红衣主教级别，但仍遵行古老的安条克教仪。

[17] 真十字架（True Cross），基督教圣物之一，据说是处死耶稣时所用的十字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