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庆寿寺双塔下的过客高僧

庆寿寺双塔下的过路僧人

让我们从西长安街上一座消逝的寺庙说起吧。今天的长安街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两侧高楼林立，商业繁华，双向十车道的现代化交通设施，气派、恢宏！而金、元至明至清至民国，这条大道（东单到西单）并未有很大变迁，其旁侧一间八百年的寺院及两尊八角密檐砖塔，秀丽挺拔，卓尔不群，始终如一。这两座塔分别建于大蒙古国宪宗蒙哥汗七年（1257）和宪宗蒙哥汗八年，是庆寿寺两位高僧——海云大师及其弟子可庵禅师的灵塔，而庆寿寺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八百年景物未变，众生误以为时间也凝固不动。换种说法，寺与塔巍峨八百年，宇宙星辰转换，朝代更迭，阅尽人世间的悲悲喜喜，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是否也已厌倦之至？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寺院与灵塔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为了修建西单电报大楼及拓宽西长安街，主管北京市市政建设的某副市长下令拆掉它们，因为在建设规划上，寺与塔成了钉子户。这时梁思成出来说话了，他提及“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的弥足珍贵之处，情感与文学色彩俱佳。所谓“长安分塔”，即清晨时刻浪漫的光影投射，在太阳欲出时分，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长安大戏院门外往东观瞧，就会看到庆寿寺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走到近前再看，两座塔却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面，挨得挺近，师徒俩的灵塔，仿佛长幼相携。这光与影的错觉便是老城的神秘与浪漫。

梁思成建议至少保留双塔，即使它们在路中央，可以以环岛的方式辅以绿化，让双塔继续矗立人间至千年。但1955年已是梁思成陷入人生委顿的开始，4月1日，林徽因去世。她以独有的倔强在指着鼻子指责前面那位副市长对文物的摧毁之后，以很合宜的尊严离开一场毁灭古城之战。而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梁思成则陷入那场批判资产资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他开始写检讨书。

梁思成的言论只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被人们津津乐道，他对庆寿寺的关怀只是美谈而已，他还保住了北海团城，但那种文人的无力感在当年不会引起更为重要的讨论。庆寿寺及双塔在1955年前后全部被拆除，西长安街扩建，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为一个新时代敲响。如果这个声音可以倒流往昔，它可否又惊着了另一位在庆寿寺圆寂的高僧的灵魂？那高僧便是姚广孝，住持庆寿寺二十余年，只是庆寿寺过路僧而已，寺与他无关，塔更与他无关，他只是与大明朝奠定的厚重的开国基石相关。

世上总有必然的相遇，注定的因缘无法错过

世上或许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应该相遇，为了历史的大事件而相遇，为了成就伟大的事业而相遇，相遇的焦灼感只在于：人生之短，相遇的因缘是否可以具足到来。

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朱元璋的正宫皇后——马皇后过世，朝廷召集分散于各地的有些声望的僧人前往应天府（南京）皇宫为其超度法事诵经荐福。正是此次机缘，四十七岁的僧人姚广孝（时名“道衍”）初遇从北平奔丧过来的四皇子——燕王朱棣。两人一见如故，相谈投契。

九月，在奉天门，高祖朱元璋亲自为即将返回藩地的各位皇子挑选德行高尚的僧人，以陪伴他们回到自己的藩地，协助治理一方，固守边防，即所谓“阴翊王度”。这个决策与朱元璋早期出家的经历有关，他希望治理领地也可以得到佛教智慧的裨益。他见到僧人道衍时，内心有惊异的触动，他恩准了四皇子朱棣将道衍带走的请求，并任命道衍住持北平庆寿寺。

朱棣与道衍注定不会辜负此生相逢，结下了“注定之缘”。彼时僧人道衍已四十七岁，在前一年已经接受了弟子供养的一根紫竹手杖，意味着进入长者行列。而二十二岁的朱棣如朝阳，即将喷薄而出，他容颜俊朗，身形伟岸，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已显示出一代大帝所应具备的坚强意志与自信。早在两年前他已经就藩燕地，多次受命参与北方边境抵御清剿蒙古人势力的军事活动，曾两次率师北征，招降元太尉乃儿不花，其军事才能在各大藩王中都算顶尖。

后人一直好奇这两位年龄相差二十五岁的君臣是如何一见如故，彼此吸引的。从此后他们几近四十年的君臣之谊可知，伴君如伴虎的臣子少有姚广孝这样始终与君王保持着平稳、平和且始终受到信赖的关系。他们一定是在初次结缘时彼此看到了对方身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而这正是他们内心中最为欣赏却不会轻易示人的。再者，虎眼僧人道衍空有大志，到了人生的第四十七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们一去北平便是二十年，等到朱棣以血腥屠杀的方式入主应天府的时候，已经是1402年。这二十年中的十七年他们在大明的北方边境，恪勤职守，保卫国土。后三年便是掀起了强藩与中央王室的对抗，即朱棣为争夺皇权发动的“靖难之役”。

一生笃持佛教的道衍和尚始终以高僧身份出入俗尘，以最深入、最直接的方式卷入这样一场残酷的屠戮杀生之役，长久以来为后世诟病，甚至将其列入宗教参政的典型，说其直接损害到佛教的声誉。

“道衍”是法名，其幼时名天僖，字斯道，又字独闇，号独庵老人、逃虚子，苏州府长洲人，医家出身，十四岁出家至苏州妙智庵。至今没有他俗家姓氏的记载，“姚广孝”是后期朱棣赐姓赐名。虽为佛弟子，但他交游广泛，好学不倦，精通儒释道、兵法医学甚至星象卜测。相士袁珙见过他后称其面相异于常人，三角眼犹如病虎，有嗜杀貌，类似元初佛家出身的名臣刘秉忠一般的人物。（“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这次相面不知是否对道衍产生了强烈的暗示作用，但他喜欢这样的称呼。

他唯一存世的画像收藏在故宫南熏阁里，名《姚广孝像轴》，确证了前述说法：虽说是他老年画像，但三角眼炯炯有神，目光澈亮，英武之气洋溢。他在赠袁珙的诗里这样写道：

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忧？

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

此诗证实了袁珙相面之说。虎头燕颔专指王侯的贵相或武将威武之相。此诗表面自谦，说那些供奉于名臣大夫的“凌烟阁”里的，未必都是虎头燕颔之像，但实则颇为自赏。

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的彻底翻脸是历史的必然，其祸根埋于明高祖朱元璋之作为。按理说，原来的嫡长子朱标立为太子继承王位没有任何问题，朱标本人品性温厚忠良，对兄弟关爱有加，包括朱棣在内没有不信服尊重这位兄长的，朱元璋也是将其作为储君来精心培养的。但想不到的是天不假年，朱标竟于洪武二十五年过世，给朱元璋沉重打击，这之后的几年基本上是他悲伤恍惚、情绪混乱、不思理朝的垂暮之期。他对朱标的钟爱使其没有理性思考这个王朝平稳发展的问题，而是对孝顺善良的朱标之子、皇孙朱允炆爱屋及乌，将其立为皇太孙，直接继承帝位大统。他忘了在天寒地冻的遥远北方为其忠守江山的其他儿子，此时他们都是拥有领地的藩王。按照朱元璋立下的祖训，藩王们不得任意返回帝京应天府。但祖训中开了一条例外，那就是一旦朝中出现奸臣，藩王们应该责无旁贷立马扬鞭疾驰而来杀灭乱臣，曰：“清君侧”。

一生只为这件事：君王大统与天下苍生的艰难共存之道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朱元璋七十岁薨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他年仅二十一岁，文雅温和，熟读儒家经典，是儒家推崇的仁心之帝。他有三位学习治国之道的老师，分别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可悲的是，斯文的君王与只懂空谈而不切实务的儒生并不是最佳的搭配，这些儒生饱读经卷，将治国理政过于理想化，甚至梦幻得不切实际。他们指导年轻的皇帝奉儒家“修齐治平”说为经典，试图纠正朱元璋遗产中的种种弊端，希冀行改良之举以达成有效的治国方略，他们以《周礼》为蓝本，为其描述未来国家的仁政理想景象，幻想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以在当时的社会实现。这些大儒都是满腹经纶的书生，用后来乾隆帝的话说：“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辅助少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他们轻视了朱允炆那些羽翼丰满的藩地皇叔。皇叔们这时候刚刚步入中年，十几年的历练摔打让他们文韬武略兼备，有理论有实践，对于统治之术已不再陌生，尤其是他的四叔朱棣。

朱棣在北平藩地已镇守十八年，1398年时他已四十不惑，他信赖的高僧道衍也已跟随他十六年有余，道衍住持庆寿寺，上朝朝服加身，下朝必换回僧袍。朱棣经常来寺中探访，两人密谈，避开外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直到今天，后人仍找不到朱棣谋反在先的证据，他们密谈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儒师怂恿朱允炆“削藩”，他们从相对弱势的藩王动手，譬如削掉周、齐、湘、代、岷几位藩王，直接把他们圈禁在帝京。不过，建文帝这一行人的书生气还表现在“削藩”都要搜罗“名正言顺”的理由。燕王朱棣长年戍边有功，找不出甚大过错，他们为寻找处置朱棣的方法浪费了时间，又派出密探张昺任北平布政使，派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去监视朱棣，随后还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这等于公开地不再信任朱棣。他们扣留着朱棣全部三个儿子在皇宫作为人质，朱棣当然不敢动手。想着三个沦为人质的儿子，朱棣装病装怂甚至装疯，乞求侄子放回他的三个儿子，而昏聩的黄子澄竟然以不要打草惊蛇为由，让朱允炆放虎子归山。这下好了，朱棣脸色大变，决意起兵，先下手为强。不过，他内心纠结自己挑战中央朝廷还是有“忤逆”之嫌，敢想并未敢干，怕触犯天伦。他问和尚：“民心向彼，奈何？”毕竟朱允炆是朱元璋名正言顺的接班人，然而这时候，同样深谙儒学之道的道衍和尚给了他振聋发聩的灌顶之言：“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他让朱棣抛开伦常之道而顺天意，不用管民心，不用管老皇帝的属意，即使天下人都不支持你，你也要顺天意（趋势）而行。貌似强藩之王的朱棣也迫切需要和尚给予高屋建瓴的精神指导，才有行动的信心。道衍和尚打开了他“叛臣逆子”的心结，指出大明朝不能由所谓文弱仁君统治，不应由一些夸夸其谈而不懂实务的儒生制定法度规则，因为如此下去分裂之虞随时可能发生，各种不服气的地方势力以及休养生息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会虎视眈眈如此坐而论道、执行力弱化的书生朝廷。

在道衍和尚那里，什么是天道？在1382年随朱棣乘船北上的那个秋天的夜晚，他已胸有成就大业之想，做好艰难准备，决心帮助朱棣建立一个强悍的绝对权力中心。此说有诗为证：“历尽风波艰苦际，无愁应只为宾王。”（《十月一日金陵发船之北平》）

作为今人的我们，在世界范围经过几百年的民主专制论战较量以及建立和实践着的各种政体、国体形式之后，可以回过头对道衍和尚当时的政治理想提出各种批判。最主要一点是他追求的强君强权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是自秦始皇以来中国不可能突破的政治理想——大一统与强权中央，反之，则是各种地方政权的割据与地方势力制造的各种阻碍，这于经济民生，于抵御北方强敌，都是一个更差的选择。大一统君临天下自始至终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地理地貌要求的不二之选，而道衍选择强势之君，为那个早晚必将实现的强权稳定社会找一条快速解决之道，长痛不如短痛，即使会有大规模的杀戮发生。

如果说靖难之役不是道衍极力挑唆的，至少也是他和朱棣无数个“屏人密会”而最终达成的决定。建文元年（1399）七月，正值燕藩发难挑战前夕，某夜狂风大作，吹落了藩邸的房屋瓦片，那是一些蓝色的泛着冷艳之光的瓦片，有着强悍大心脏的朱棣竟也踟蹰并心生畏惧起来。他问道衍，这是不是上天对忤逆之心的惩罚。当然，“忤逆”这个词他不会说，但内心多少还是有些踟蹰。虎头三角眼法师只是冷冷地拨弄了一下这些碎瓦，说：这是吉祥的征兆，自古飞龙在天，必有风雨相从，坠瓦（低等级的蓝瓦），是说您的殿宇应该换上黄瓦（按照规制，黄瓦属于皇宫）。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朱棣于1399年夏末起兵，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他是孤独的，除了燕地的臣僚部属，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他以《皇明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为由，直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蛊惑皇帝扰乱朝纲，必须诛讨，并称自己是正义之举，名为“靖难”，即平定祸难之意。但当时朝内从上到下，从文人到百姓，无不视其为逆臣造反，即使那些同情他的藩王兄弟也一半以上被削藩、圈禁，或者已经死掉，无法做他的同盟，只有忠诚的和尚幕僚道衍极力为其打气加油，不惜以天象卜测，搞神秘主义，忽悠他具备所谓符合“天道”的“正义”。

当然，道衍和尚希望的天下强势大一统的过程并不可能是一次速决的短痛。自建文元年七月初四起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南军守军金川门投降为止，双方在广阔的中国北方领土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残酷战争。在今天的河北、山东，甚至辽东，最后决战于安徽灵璧，直至瓜州渡江直抵应天府，在这么大范围的土地上惨烈厮杀，彼此军队损失惨重，而被战争践踏的土地及人民更是生灵涂炭，所谓“淮河以北鞠为茂草”。后来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大迁徙，正是为了填充赤地千里的荒凉，与三年战争造成的华北平原、中原及山东地区的人口凋零、土地荒芜有最直接的关系。

总体评价靖难之役，虽然其间互有胜负，拉锯相持，但比起朝廷的南军，朱棣的燕军从数量到兵器装备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南军组织过号称百万大军讨伐（实际不过五六十万），而藩王的军事规模最初只被限定在三千名禁卫军，并无更多，所以朱棣更像是一次疯狂的以卵击石。朱棣早有预谋筹划，据说道衍和尚还出主意在藩邸内打造兵器，为了防止朝廷派来的耳目打探，便养了大量鸡鸭鹅等，它们发出各种叫声，以掩盖打造兵器的噪音。后来即使如通州主动归附，但燕藩还是要用武力收服那些并不认同“靖难”理念的地方势力及军队。首先，朱棣攻破蓟州、遵化、密云，令其归附；七月十一日，攻破居庸关；七月十六日，攻破怀来，擒杀宋忠等；七月十八日，永平府归附。在扫清北平周边之后，他才收编了数万军队，后来他软硬兼施，与其说是说服不如说是胁迫另一藩王——宁王朱权加入他的阵营，这才使其军事势力有了一定规模，但燕军兵力也只达南军的三分之一。

然而，朱元璋给自己孙子朱允炆埋下了更为致命的祸根：他几乎杀光了所有开国武将，基本上完成了“卸磨杀驴”之举。南军迎战朱棣时竟然找不出像样的武将，而是派个老迈武将耿炳文率十三万军队号称百万大军迎战，中秋之夜大败燕军于河北滹沱河北岸，史称“真定之战”。之后中央朝廷换将李景隆再次集结号称五十万大军于河间，准备直捣北平，此时朱棣已前往永平解那里的朝廷军队围困之急，北平城中兵力十分薄弱。而老和尚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走到前线，竭尽全力辅佐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

朱高炽继承了朱棣帝业，是明朝第四代皇帝，但那是后话。他是朱棣三子中最不尚武之人，不像他的弟弟朱高煦那般从小跟着父亲四处征战。他体胖身虚，很年轻时走路都要人搀扶，遑论武功几乎为零，但此人仁厚智慧，后来证明也是治理国家的明君。道衍和尚是世子的老师，同样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这场北平保卫战中，可以认定主要的指挥者就是和尚本人，他在北平城的城墙上巡视，下令死守，并得以击退南军的几次进攻。实际上，南军都督瞿能曾率千余精骑杀入彰义门（后来的广安门），但援军上不来，只得撤退，这是好大喜功的李景隆犯下的致命错误，他不支援瞿能一举攻占北平，而是要等更大规模部队的到来，来一场华而不实的攻城秀。

但是很快，北平城迎来了天气的帮助，那时候十月的北平比今天寒冷得多，交战期间迎来了一场朔风寒流，世子在足智多谋的和尚等幕僚的帮助下，让兵士泼水冰冻城墙，顿时天寒地冻，城墙似铁，这下李景隆的军队根本无法攀爬城墙，而朱棣也已解救永平之围杀回北平。此时他已挟持了宁王朱权带来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城内守军也出城迎战，里外夹攻，李景隆率领的南军大败。

北平保卫战是和尚亲自主导并参与的唯一一次战役，北平若是被攻陷，损失的不仅是世子、臣民与城池，朱棣老巢亦将被捣毁，他将彻底沦为流寇，前功尽弃。可以想象，已是六十五岁高龄的老僧瑟瑟伫立于北风呼啸的城墙之上，僧袍浮动，俯瞰苍生。在万千人看来，此刻，他的心已沦陷阿僧祇劫不能复还，而他的现世肉身还在血腥的战场上行走腾挪。作为佛弟子是触犯杀戒还是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众生行菩萨拯救之道呢？这一定是他个人的独特困扰。

1400～1401年的两年时间里，南军与燕军的数次交战集中在河北、山东等地。燕军虽屡战屡胜，但也曾被南军的优秀将领如盛庸击败于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市），朱棣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险些遇难。“东昌之战”是南军的一次大胜利。征战两年，南军始终占据数量优势，燕军并不能巩固攻城略地的成果，其真正控制的地盘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如果继续耗下去，燕军没有前途。在这期间，朱棣也感觉疲惫困扰，看不到他理想大业的前景，“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这时，道衍再次激励朱棣不能功亏一篑，而是要顶住最后的困难。后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一代强君永乐大帝朱棣这样的人，一个一生戎马厮杀在血色天空下的人，还要靠着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和尚鼓励打气，去坚持艰难的伟业征程。

最后，“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朱棣大悟：“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果然，1402年，朱棣绕过山东的纠缠，按照和尚的指示直抵兵力空虚的京师，他们在安徽灵璧与追随而至的南军打了最后一场大的战役——“灵璧之战”。起初，燕军大败，双方相持于淝水。但此时建文帝接受臣僚建议，把主力军队调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后南军粮运又为燕军所阻截，于是燕军抓住时机，大败南军于灵璧，俘获南军将领几百人。“灵璧之战”的转败为胜奠定了朱棣胜利的基础。自此，北南局势反转，南军益弱。燕军势如破竹突破淮河，攻下了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奠定大局。

和尚了解朱棣的心性，他知道燕军一举夺下京师意味着什么，那将是一次残酷无情的血腥屠杀，是燕王朱棣踏上帝王宝座之前对对手肉体的一次彻底消灭。北平出征之前，和尚只为一人跪求朱棣，请他务必放过此人，那就是方孝孺。和尚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会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点头应承。方孝孺在当时以博闻强识、满腹经纶名满天下，是建文帝身边的第一御用文人，建文帝批文常命他趋前斟酌，而朝廷讨伐燕军的檄文诏书等皆出自此人之笔。

但金川门打开，方孝孺绝不可能是跪在路旁等待朱棣饶命的降臣，朱棣甚至放下身段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建文帝朝廷的第一文人，请他起草朱棣新朝的即位诏书，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吧，诏书我绝不能起草。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腰斩于街市，不止于此，朱棣还创下灭人十族的虐行，不仅诛灭方孝孺家九族，连他的门生、朋友亦不放过，其凶狠暴虐胜过秦始皇的“坑儒”。方孝孺之死是天下文人心中最痛的恨，同时也将朱棣牢牢捆绑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人不能知晓道衍和尚得知方孝孺之死后的心情，也不知道这会不会勾连起他怀想洪武时期被朱元璋杀害的好朋友高启。高启是“吴中四杰”以及“北郭十友”之一，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只因不愿趋附朱元璋，其作《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被朱元璋判腰斩且亲自监刑。

生前繁华终虚幻，死后哀荣已是空

靖难之役的残酷及朱棣对建文帝朝廷旧臣的残暴屠戮，已远远脱离道衍和尚辅佐明君、为天下众生开创祥和太平景象的初心。天下的确已是强君的天下，但儒家期望的君王仁政仅方孝孺一案就彻底宣告破灭。朱棣开创永乐之年，道衍和尚已近七旬，古来稀有，身随心境，均已垂垂老矣。

永乐二年（1404），道衍和尚被朱棣亲赐姓名姚广孝，并评价其在靖难之役中居功至伟（“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拜僧录司左善世、资善大夫及至太子少师，这是正二品的官位，于一位僧人是破例。朱棣对姚广孝从不直呼其名，总是称“少师”，以示敬服。他命姚广孝蓄发还俗，不要僧俗两界来回忙活，要真正成为大明的权臣重器，还赐予姚广孝两名宫女侍候，并准备为其建一所漂亮的宅邸。但除了接受“姚广孝”这一名字，朱棣的其他要求一律被婉拒了，这种不识抬举拒绝君王，而且还是拒绝朱棣，甚为罕见。朱棣赏赐的金银财宝姚广孝全部散发给乡里，他“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后世称其为“缁衣宰相”。世人只是艳羡其身份显贵，并不在意他退朝后匆匆卸下朝服，换上僧衣，赶回他住持的庆寿寺，依然当个跏趺而坐的世外僧人。

姚广孝被后世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守住僧人本分，是“异僧”，既然出世，却不愿困囿于十方丛林，而如同儒士臣僚入世事功，一双虎眼总是关照人间事态，如何了然脱生死，获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之正等正觉？姚广孝亦是一位诗人，他留给后世九卷诗集，确有对世间大业的热情执迷，如洪武年间尚为青壮年的姚广孝途经丹徒北固山，曾写下这样仰慕古贤功业的诗句：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一旁的僧人宗泐听后，颇不以为然，说：对小南朝如此上心，这是释门弟子说的话吗？

为朱棣斩获帝业的功臣姚广孝，在燕王藩邸时期只是幕僚而已，即使过从密切，二十年的光阴基本消磨在庆寿寺的梵音香火之中，而朱棣大业已成之时他已是垂暮之年，功名的意义不知何在？他曾以少师身份回故土苏湖赈灾，为乡里族亲所厌弃。他拜见自己的亲姐姐以及少年时期的朋友王宾均被拒之门外。民间广泛传言他亲友的回绝之辞：“和尚误矣！和尚误矣！”这个故事有些许夸张，因为从王宾留世的文集里可以看出，他始终对姚广孝保有深厚情谊和敬重，但是，借王宾之名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姚广孝的品性是被民间人士质疑的。

读姚广孝年谱，会发现他在永乐时期主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负责撰修《永乐大典》，二是继续做皇室继承人的老师。曾经侍学的朱高炽已荣升皇太子，而姚广孝在1407年被指令继续教导皇长孙朱瞻基。这两位后来都位尊皇帝，也是对姚广孝始终心存感念的人。他们仁慈宽厚，施政贤明，开创了明朝最好的“仁宣之治”时代，与这位佛教徒老师不能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姚广孝作为佛弟子，晚年最重要的贡献还包括主持铸造永乐大钟。铸钟的缘起今天已无从考证，是朱棣深为杀业惶恐，还是姚广孝会意祈旨，都不得而知。或许是同样对佛教有深入研究的朱棣与姚广孝再次达成的默契。从朱棣的角度，当然是为彰显其丰功伟绩，以期皇天后土，基业永昌。此外，是不是靖难三年、南京屠臣，需要安抚那些四处游荡的冤魂野鬼，超度那些不安的亡灵呢？这也是充分的理由。

永乐大钟是中国现存的体量最大的青铜钟，外观恢宏、工艺精湛，是青铜铸钟的卓绝奇迹。大钟铸好后，先挂在宫中，明万历年间移置万寿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移置觉生寺（即今天的大钟寺）。此铜钟通高6.75米，钟壁厚度不等，最厚处185毫米，最薄处94毫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遍铸经文，共22.7万字，经文的书写者是被朱棣称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就经文部分，朱棣把他亲自撰写的《大明神咒回向》铸到诸经环绕的最醒目部分，更多是彰显其以儒入佛，期许以儒家精神披载佛教形式，教化臣民建立和巩固他理想的大明社会秩序，维护“大明一统”永驻世间的愿景。其主要十二大愿为：

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

虽说此大钟还是以保佑皇权永固为根本的政治大钟，但古往今来，勒刻约二十三万字的佛教经文于大钟并鸣响天地间，譬喻远播佛法，警示后人，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具象化的弘化佛法的壮举。同样，在此事上老和尚居功至伟。

在晚年，姚广孝已看到了世人对其质疑之心，但他并未因此而动摇在世间的行动力，他坚信自己践行的是“菩萨行”，虽然个中复杂故事远非他理解的佛教义理可以解释。他的积极心态始终如一。从年谱记载看，他坚持上朝几近坐化前夕。（“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

永乐十六年春天，姚广孝已临近人生的终点，重病中，朱棣多次到庆寿寺看望他，史书说是“谈甚欢”，还亲自赐金痰盂，这是他们相处三十六年以来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时光，朱棣对和尚的尊重与友善始终如一，这是朱棣冷酷多疑残暴的个性中罕见的。从史书记载看，三十六年里他们的关系没有出现过嫌隙，和尚也从未因什么过失而受到处罚，朱棣把自己的长子与长孙均交由和尚教育便是最大的信任。这时候，他问姚广孝还有什么要求，姚广孝提出请求赦免建文帝时的主录僧溥洽。朱棣一直疑心建文帝是假冒了僧人逃遁出南京城的，而其中僧官溥洽嫌疑最大，所以将溥洽关押了十多年。和尚说：“关太久了，放了他吧。”朱棣允诺，同意立即放人，和尚伏地叩谢。

没过多久，姚广孝在庆寿寺坐化圆寂，终于走完了以高僧面貌示现人间的艰难长途，世寿八十四年。朱棣悲痛，辍朝两日（也有载三日）。有传闻说，朱棣将姚广孝养子姚继叫来问话，问道：“你父临终时可有话说？”养子叩首不止，说：“我父亲说请皇上厚待我们家。”朱棣当即翻脸，说：“我和你父亲相处这么多年，他从来没为自己的利益提过丁点要求，明显你要欺君吗？”朱棣后来还是给这个养子一个尚宝司少卿（五品）的官做，但很快养子也死了。姚广孝作为僧人的一生没有后代，连养子也没有承袭多少荫庇。

朱棣对姚广孝品性的尊敬不能允许哪怕是其养子的玷污。他亲自为姚广孝撰写碑铭，而其他臣僚无人获此殊荣。朱棣还命人建了姚广孝墓塔，位于今天的北京市房山区常乐寺村北，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3米。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基本完好保存至今。

姚广孝死后，他的英名延续至仁、宣二帝。仁宗朱高炽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加赠“少师散官勋爵，谥号悉如旧”，配享成祖庙庭，并亲自撰文歌颂和尚的功绩。他盖棺姚广孝的功绩为与其父皇“相与合德协谋，定大难，成大功”。不要说姚广孝的僧人身份，牌位能够供奉在成祖朱棣庙堂已是给予姚广孝最高的荣誉。明太祖、明太宗开国两朝配享太庙的十六位功臣中，自中山王徐达以下，全部是为朱家王朝出生入死的武臣。以文臣身份位列功臣配享荣誉的，仅姚广孝一人。朱高炽在祭文中提到的这一句非同一般：“生则同其富贵，殁则陪其祀享。”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朱棣与姚广孝一生相伴因缘的解读。

但是如此功臣，其辉煌荣誉至宣帝朱瞻基过世后就迅速陨落了。首先是因为和尚无后，没有沿袭的血脉族亲，以僧人身份浸染世俗在佛教界也不会得到很高评价。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晚年为佛教辩护而批驳以程朱为代表的“辟佛论”（指斥佛教，驳佛理），写下了洋洋万余字的《道余录》。该文于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整理完成，距他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可见老和尚为佛教而战只争朝夕的精神。纵观《道余录》，不能说这是一部以学理思辨胜出的学术著作，更像一篇批判稿。和尚列举二程（程颢、程颐）二十八条、一朱（朱熹）二十一条辟佛言论，重点针对的是“略识佛理”的朱熹，给予一对一的答辩批驳，而其激扬义理，非佛教徒的一般读者很难信服。而朱熹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自官方至民间影响甚大，可称为三朝的官方哲学，因此朱熹被视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儒学义理圣人。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姚广孝为佛教辩护不能得到当时乃至后续社会的接受。《道余录》问世后甚至被姚广孝的朋友厌弃，他的友人张洪“但见《道余录》，辄为毁弃”。官方民间一致认为其诋毁先儒，为君子所鄙视。如果不是作为姚广孝的崇拜者的李贽积极收集并校阅，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钱谦益出资出版，恐怕今人难得再见此文。

而综观《道余录》，集中于姚广孝对二程一朱在“佛经之辩”“本体论之辩”“修行之辩”上，其说服性的弱势在于佛教儒教根本属于不同体系不同认知的哲学思想范畴，程朱只为扬儒而抑佛，对不存在孰对孰错、比较基础的认知哲学牵强分别，姚广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直指朱熹是为强儒学而辟佛，这是一种私心私利，毫无公正可言。他还举出朱熹早年的一首诗证明其从佛法中获益良多，暗讽其“格物致知”恐怕也曾受益于佛家。换言之，他认为以如此功利思想而不能客观评价佛、道之说是有失公允的。

姚广孝的佛教徒本质始终没有变过，他发表《道余录》只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程朱思潮提出一点佛家的建议，那就是其前言所云“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并称这三位排斥佛、道“必当据理，至公无私，则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虽然姚广孝始终没有形成三教合一的哲学观点，也不愿意论及儒释道互为体用缠绕，但其一生践行了他对儒学道学一切利益世间学说的吸纳和运用，因为本质上说他认同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与佛教的“无”是相通的。

他意识到后世会对《道余录》产生误解，故而写道：“士君子，有过余览是录者，知我罪我，其在兹乎！”连天下杀名都可以承受的和尚，告诉后人你们对他的理解或者怪罪都在这里，显示其不以介怀。

老和尚留在世间的著作有《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类稿》五卷，《道余录》《净土简要录》《佛法不可灭论》《诸上善人咏》各一卷，均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集部第二十八册，对于研究他的佛学思想、政治理念、人生态度极其重要。他交游广泛，文人墨客、官僚公卿、佛道高人，各地古刹名寺、秀美山川亦都留下过足迹，他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一生。

老和尚功过是非任凭后人说

姚广孝有一幅画像留存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那就是南熏阁《姚广孝像轴》。当年乾隆检视所藏的历代帝王皇后及名臣的肖像，要求重新装裱收藏于南熏阁中，其中历代名臣肖像二十一幅中，便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姚广孝着紫色僧衣跏趺而坐之肖像，根据画像上的金字题识“敕封荣国恭靖公赠少师姚公广孝真容”，可知此像是朱高炽洪熙元年（1425）追赠少师之后所绘。

姚广孝画像总共有四幅，三幅僧服像，一幅官服像，唯独存世的这幅画像是他身后之作。他生前对每一幅自己的画像都做了如“本色衲子言”般的题赞，其中供奉于崇国寺（即后来的护国寺）的画像上他自己如是题赞：

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露骨露风流。

有时摇动龟毛拂，真得虚空笑点头。

这幅画像非常有名，因为明清不少文人游览崇国寺时都观赏过此画，并留下观后感，但乾隆游历崇国寺时题写的游记诗已不见提及，《日下旧闻考》也称这幅画像无存，推测佚失于乾隆早年。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唯一一幅老和尚身后画像也有着一番不凡的因缘。画像上有另一位被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的题赞：

染衣而官，蝇点冰颜。以道反常，慈波奚宽。知公罪公，星有定盘。咦，接的无初传正脉，从来明暗不相参。

题赞署名：

万历壬辰冬十月望后四日题于潭柘山嘉福寺一音堂后学释真可

也就是说，1592年冬天，紫柏真可云游潭柘山某寺庙偶然见到了这幅画像。“接的无初传正脉”是说，原本寺院的住持僧无初和尚是姚广孝的法脉传承人，这位僧人来自日本，永乐年间经姚广孝举荐被朱棣钦命为潭柘寺住持，姚广孝晚年也常来此住住，至今寺院里还有“少师静室”，如此便不难理解这幅画像与潭柘寺结缘了。但最终它又是怎么回到故宫南熏阁的，个中曲折便无人得知了。

紫柏真可对姚广孝的评价比较中性，他的批评点非常明确，“染衣而官，蝇点冰颜”，对高僧出仕为官还是不能释怀。但“以道反常，慈波奚宽”似乎又是极大的赞赏，也就是说，虽然和尚的行为行事有违释家，但其行为本身是以反常规之道，以方便法门行菩萨大化人间的善行，故慈波奚宽，利益众生。“知公罪公，星有定盘”，从这句话可知，真可和尚是读过《道余录》的，即是与“知我罪我，其在兹乎！”对应。但“知公罪公，星有定盘”还是关心后世的人心尺度，后人的评说，追求“自有公道”，而并不是姚少师“知我罪我，其在兹乎！”的真实意思。求真大义者，只是告诉后人，理解我也好怪罪我也好，均由此出，他并不在乎人世间的功过评说。

李贽云：“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他认可在朱棣这般强势君王之侧，姚广孝是目光高远的大智慧者，而单论理学经论与教条治国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就。所以他总结道，永乐年至万历年两百多年的安稳和平都仰赖朱棣与姚广孝。

靖难三年，南京屠臣，的确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灾难，具体到那个时代反朱棣阵营里面，就是具体的个人与家族的灭顶灾难。在中国传统文化君权天授思想的主导下，朱棣的功过自在另一个评价体系之内。总体而言，成就伟业获得四海宁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稳固，国家的强盛，这些可以轻易淡化其实施过程中的残酷暴行。而姚广孝则完全不同，他毋庸置疑要背负天下杀名，而且是以一个始终如一的坚定佛教徒的身份背负这个杀名，这令佛教界倍感尴尬，无法为其入世参政做出更好的背书。

姚广孝晚年作诗《少师真容自跋》，也是为其某幅画像而题，其写道：

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

这段自跋概括了他自己的生平作为、心路历程，并最终回归于其佛弟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

“成佛在人间，人成佛成，是为真现实”，这是近代高僧太虚法师提出的“人间佛教”概念，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而早在明初的姚广孝用一生紧系世间，竭尽身心为朝廷行事。背负杀名而行大义者，不为取悦众生而行小善，或许更能概括少师的生平。其实，把姚广孝看作一位有佛教信仰的佛弟子入世为官也好，把他拔高为行菩萨道的度化人间者也好，这些都不是重点，他只是随着机缘，遇到了那个雄心勃勃的俗世帝王，不论出于怎样的发心，制造了一场保后世两百年太平岁月的大事件，赞誉与毁谤无非是人们的口头是非，无关紧要。我们也不应该抱着品评和尚一生功过的心去看那些消失的人和事，“随缘而住，任运而行”，诸法平等，万法为空，和尚就是和尚，衲子言，衲子心，一切空性了无踪迹。

2016年10月21日 初稿于万柳

2016年11月23日 修改于万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