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

这十几年来，西山大觉寺是越来越热闹了。尤其是北清路开通后，交通极便利，现在有私家车的人又多，出了北五环，过永丰，上北清路，过六环，很快就可以抵达这座阳台山麓的小小寺院。读季羡林先生的《大觉寺》一文可知，20世纪80年代这里交通不方便，七旬高龄还是跟着小辈一路骑车而至，途中已累到腿脚发麻，幸亏同伴扶掖一鼓作气骑到大觉寺。然后老人游历一番，感慨：“人间净土就在眼前，都会油然产生凌云的壮志。”于后，七旬老人又一口气骑回燕园。然而，时光荏苒三十余载，季老在文中大赞的“人间净土”“世外桃源”已是一个十分热闹的旅游场所了。当然，每逢初一、十五，也有佛教信众礼拜庙堂，或者游客游乐之余顺带拜拜。每当看到人头攒动的厅堂，你会慨叹两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可以游览参观的景点、可以宗教皈依的庙堂实在是太匮乏了。

说到西山大觉寺，无非是这样些说辞：千年古寺，皇家敕建，名人眷顾，古迹甚多。因其中有古玉兰树一株，大觉寺位列北京三大花寺［另两个为法源寺（丁香花）、崇效寺（牡丹花）］之中。这株玉兰树的名气之大缘于两点。其一，它是大觉寺首任住持迦陵性音和尚亲手栽种，据说，树苗来自四川，跨越半个中国，落户大觉寺四宜堂。其二，这株玉兰花开格外美丽芬芳，花大如拳，洁白如玉，香气浓馥。虽然今天再观这株玉兰，已是花中老者，有些虬枝老干的风采，树形已不甚美，还有几根铁棍支撑着有倾覆之相的树干，但它曾经的风采近三百年来吸引过众多名人雅士的目光并获得了他们的赞美。其中就有清朝文学家爱新觉罗·奕绘、顾太清夫妇，近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朱自清、冰心、俞平伯、张伯驹、季羡林等。早在民国初年，冰心夫妇就在这座寺院度过了他们新婚的最初岁月。又有说清朝初年天才诗人纳兰性德也曾目睹此树繁华，并附会了他有关玉兰的诗句。这其实是个谬传，纳兰性德离世于1685年，离迦陵和尚住持大觉寺的1720年有三十五年的差距，所以纳兰并未见过这株玉兰，但他游历过大觉寺倒是有诗为证：

浣溪沙·大觉寺

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蛱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此时相对一忘言”真是刻画了静寺的意境，但他只见空梁画壁，燕子蝴蝶，没有玉兰矣。

现在大觉寺的旅游解说词概括了八景：古寺兰香、千年银杏、老藤寄柏、鼠李寄柏、灵泉泉水、辽代古碑、松柏抱塔、碧韵清池。游客们必是循着这八个看点游历拍照一番，不消半个小时即可全部点到，加上参观一番大殿佛像及藏经楼的大觉寺历史展，也不过是个把小时可以完成的游览。从京城驱车几十公里只是在这个小寺转悠个把小时就没了新鲜，对游客而言肯定是无法感到满足的，于是有商人寻到民以食为天的定律，开了间茶肆酒楼——“明慧茶苑”。茶苑开在有着古玉兰的四宜堂院子里，仲春时节，古玉兰往往不顾高龄，花儿开得格外绚烂，加之玉兰特有的浓香，满庭院也恰似一片袖珍盆景般的香雪海。当然，玉兰开花的时间很难拿捏，花期又短，所以特意为此景此香而至的宾客定是那些比较讲究的精致小资。花影扶疏之时，品茗听琴，定是一番悠然滋味。

而明慧的酒楼就很独特了，它在茶苑的前套院，是一家开在寺院里的世俗酒楼。为什么世俗？因为它不是素斋，荤腥不忌，主营江南菜系。酒楼门口放置数口“女儿红”大酒缸，好肉定配好酒。于是，游完寥寥景色的游客们便欣欣然有了安抚肠胃的好去处。我的一位朋友总是问我：为什么在寺院里开一家荤菜馆子？然后她自问自答道：因为寺院里没有僧人，没人忌讳没人管。我倒是觉得，是因为不拜佛的游客占了绝大多数，让那些肚子不可缺油的人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小寺游览完再得不到口腹之欲的满足，让他们去吃素食斋饭，这个景点肯定是要衰落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说“大觉寺餐馆的菜好吃”，倒是起到了勾牵游客肠胃的作用。

大觉寺历史渊源千年，最初是辽寺，由民间人士发心而建，到金朝皇帝金章宗建成清水院，后改称灵泉寺。彼时，金章宗沿西山山麓建了八大寺院（也称八大水院），历经明清几度废建，但均为皇家敕建。自明朝宣德年间重建更名“大觉寺”后名称沿用至今。金朝皇帝非常有趣，他们绝大多数时间与大宋朝为敌，征战不断，但他们骨子里又对中原文化膜拜得五体投地，最终也是没落在追求艺术创造、追求宗教信仰的道路上，被没有这般复杂文化侵蚀的蒙古人灭掉。所谓“最堕落的”金帝金章宗在文化意义上完全被汉化，他写得一笔漂亮的“瘦金体”，骨子里膜拜宋徽宗，吟诗作画，兴建庙宇楼堂，一派繁华大金中都城，也注定了由盛转衰的命运。

但凡名寺，都会与某些高僧相关，因为毕竟不是荒野小庙，配得上在敕建寺院住持的僧人一定是当时修行深厚的大德高僧。大觉寺与两位高僧渊源深厚，一位是明朝大国师西天佛子智光，另一位是跨康熙、雍正两朝的大觉寺住持迦陵性音和尚。而迦陵和尚恰恰就是大觉寺里隐藏的一段帝僧交往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

大觉寺后山有一尊覆钵式塔，坊间通称迦陵舍利塔，游客们往往绕塔行拜，以为高僧舍利定是在此封存。而大觉寺管理者似乎比较严谨，只在标牌上写了两个字——“白塔”，因为这座大佛塔没有铭文，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它矗立在大悲堂北侧全寺的最高点，高12米，与北海永安寺白塔的形制相仿。迦陵舍利塔塔基是两层须弥座，下面的八角须弥座刻有仰莲和伏莲纹样，在八个面中心和四周都镶嵌有砖雕，转角处的角柱上有连珠、如意等纹样，其上的圆形须弥座上刻有仰莲和伏莲，束腰处有花草图案。须弥座之上是三层叠涩金刚圈，再上是塔肚，塔肚正面开有壶门，壶门下方有一个由连珠纹装饰的座，壶门周围装饰有火焰纹样，假门上还有石刻的窗棂。塔肚上则是十三层相轮，没有基座，相轮上是伞盖和宝珠组成的塔刹，伞盖上刻有流云纹和佛字，并挂有铜铎（俗称“风铃”）。刹顶的宝珠上有蕉叶纹装饰。一般认为，这座宏伟佛塔是乾隆年间建制的，依据来自乾隆年修葺再建的碑文记载，有“故命其徒建塔于此”之语，但此塔是否彼塔呢？

我认为这个记载并不翔实，因此查过不少资料，有金、明、清建造之说，各有说辞，莫衷一是。如果说是清朝所建，肯定不是雍正所建，雍正后期是全盘否定迦陵和尚的。虽然迦陵的灵骨移住大觉寺，但真正的掩埋地点是现已毁灭的大觉寺塔院，在寺庙南方1.5公里处，历代大觉寺住持都埋葬在那里，包括迦陵，所以其舍利塔应在大觉寺塔院。到了乾隆时期，重新修葺大觉寺并有加建，但“故命其徒建塔于此”，也有可能是指在塔院为其建立的舍利塔。而重修之时，寺院里这座塔也已存在，只是已有损坏，修葺时一并加固整理。后人便将此言当作乾隆修塔的附会。

我为什么对清朝建塔持否定态度？答案便是白塔所处一松一柏之环境。白塔左右两侧一松一柏，也是大觉寺美景之一——松柏抱塔。当然松树已死，现在坑里的是一棵补种的小松树。但那棵柏树是参天古树，雄风依旧，植物学家测定应有五百岁树龄，这才是昭示塔龄最直接的证据——此塔应为明朝塔。依树龄推测塔龄也算一家之言。但这座宏伟之塔，因没有塔铭，历史记载亦语焉不详，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雍正确是个翻来覆去随时变脸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难免以不同的面孔示人，在潜邸和朝廷完全是不同样貌。这就是那类你不可与他关系过于密切，不可知晓他过多隐私的人。你和他的亲密可能导致他对自我保护的过度反应，他可能认为你知晓的太多，对他的威胁也太大，难免心生厌恶。迦陵和尚与弘素和尚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两位高僧都是雍正当王爷时与之交往厚密的潜邸常客，王爷登基后他们遭遇一样的被放逐命运，当然他们并不是等待皇帝发什么贬斥而落亡，都是发觉新皇帝出世，旧风声已改，被迫放情云水，自行逃逸而已。

为什么说是“自行逃逸”？雍正登基后，迦陵和尚还活了四年，此间，雍正尚未修理他。但那期间定是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控制了这位禅僧，令其骇然。迦陵和尚逃南后几乎是过了四年居无定所的生活，所谓“飘然而南”，过起了“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的日子。实际上，他过的是一种胆战心惊的逃亡生活，唯恐雍正抓他，直到雍正四年（1726）秋，才回到江西庐山归宗寺，独居静室，闭门不问世事，并于当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小恙示寂。他这最后的四年应该是惶恐不安、缄口不言地熬过的。而同样也是死于雍正四年的弘素和尚则参悟未深，虽说也是逃亡，但还是与其门徒招摇地方，争言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两位僧人同样蹊跷死于同年，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疑案。

今人评价迦陵和尚，称其为清代早期一位著名的禅僧。其生年不详，俗姓李，法名性音，别号吹馀，迦陵是其字，平生以字行。他青年时便依止高阳寺毗庐真一禅师受具戒，后来南游，参禅临济宗尊宿杭州理安寺梦庵禅师，因悟性深彻而得授衣法印，成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一生行脚广泛，弘法参学遍及众多著名寺院。据说迦陵和尚不仅对佛理参悟独具心得，达到了圆通之境，而且能阐发微妙，有好口才。有记载说他“智逞无畏，说纵无碍，辩演无上菩提以祝无量”，使听者“每于捶拂之下，不独耸耳，且乃惊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冬，他在京师柏林寺讲法，“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等百余卷佛教内、外典籍传世。

雍正还是雍亲王的时候，爱好结交僧道，虽论佛道，但更重探寻谋政法术，采各种知识门道之精粹，迦陵和尚便是府内常客。故而自康熙五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九年，迦陵和尚与雍亲王胤禛的亲密关系大约持续了九年，迦陵和尚经常出入潜邸帷幄，讨论佛法，或者还有其他参谋，但不得而知。至康熙五十九年，他们二人的关系达到最热络的时期。那年大觉寺由皇家“特加修葺”后，雍亲王力荐迦陵性音任该寺主持。当年秋九月，雍正亲自撰文并书丹《送迦陵禅师安大觉寺方丈碑记》，在记文中盛赞迦陵“净持梵行，志续慧灯，闲时偶接机锋，不昧本来面目，是可主法席而能以宏阐宗风者也”，这可以说是雍正帝对迦陵和尚修行佛法境界的最高赞赏。该碑今天安放在大觉寺南碑亭，碑文书写是雍亲王的亲笔，遒劲洒脱，大气脱俗，历经三百年，感染力依旧。

后人一直探索这帝僧恩怨的缘由，现在看来更多的是祸起迦陵和尚的文字。迦陵和尚南下流亡尚在人世的最后四年，雍正并没什么表示。在得知迦陵圆寂之后他曾上谕：“且若以旧邸熟识僧人，仍令主席京师，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又说：“而性音亦力辞归隐，遂安禅于庐山隐居寺四年。于兹谨守寺规，谢绝尘境，即本省大吏尽不知不闻也。”由此可知，雍正忌惮天下人怀疑其谋位的合法性，极力撇清沙门参政之嫌，迦陵跑到庐山，当地官员都不知道，皇帝更是什么也不了解。是不是这么说反而是欲盖弥彰，而迦陵南遁是不是正应了现代人的那句话——“你知道的太多了”？雍正言道：“以朕嗣登宝位，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治道无涉。”这时候雍正对迦陵还是客气的，至迦陵圆寂，雍正更是封其为“大清国师”，赠谥“圆通妙智”，并令将其语录收入经藏。一时哀荣，也算不枉旧识。但几年后，风云突变，雍正称“朕从前失于检点，亦性音辜负朕恩处，著削去所赐‘国师’封号，其语录入藏者亦著撤出”。为什么？因为雍正这个人心思真是缜密如针，他发现了迦陵著述中有不少潜邸时期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记录，而且其门人也是多嘴多舌，在迦陵死后为其鸣不平。这些岂是雍正这般性格可以容忍的，所以迦陵死后几年被雍正彻底否定也是不足为奇之事。

迦陵圆寂，雍正薨逝，这一段帝僧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乾隆没有放下，他对这位高僧是有好感的，说不定也是钦敬的，更可能认为不应该与一介僧侣如此过不去。他给不少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罪人平了反，何况这一介禅僧。一方面，平反体现其情怀宽厚，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当朝臣子看，昭显皇恩浩荡。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迦陵和尚与乾隆皇帝有过交集。传说当年乾隆皇帝曾到大觉寺修行，一次坐禅时打盹入梦，竟笑出了声音，当时负责寺内烧火的小和尚迦陵，操起戒尺便打了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仙阙少缘分，凡尘属寡人”，尔后悄悄溜回宫去。寺内的僧人都为迦陵捏了把汗，但是乾隆皇帝非但没有惩罚他，还特派贴身太监来拜见他。这个传说是不是为大觉寺做旅游景点而编排的故事不得而知，因为在迦陵与雍亲王的“蜜月期”，迦陵和尚是被亲王府从柏林禅寺请去的，柏林禅寺与亲王府距离比较近，迦陵出入王府如履平地，好学少年弘历与其相识或者听父王与和尚论道也是常理之事。但康熙五十九年寺院修葺完毕，迦陵真正入住大觉寺做住持时已是贵为住持的老和尚，不可能是什么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了，而乾隆当时还只是个叫弘历的少年，才九岁，不可能有这段参禅修行的故事。

迦陵和尚的衣钵弟子、大觉寺第二任住持实安法师曾为一幅迦陵和尚画像题诗一首，今天诗画均收藏在大觉寺，是当年供奉于寺内“祖堂”之物。这幅画像的上端有“大觉堂上第二代继席法徒实安”题写的《老和尚像赞》一则，倒是反映了徒弟对自己的师父结交皇权导致不良后果的不满。像赞曰：

欲要赞，只恐污涂这老汉。欲要毁，又怕虚空笑破嘴。既难赞，又难毁，父子冤仇凭谁委？不是儿孙解奉重，大清国内谁睬你！咄，这样无智阿师，怎受人天敬礼。

后人解读这首诗，认为是揭示迦陵与雍正帝关系本质的概括，似乎还欲言又止地泄露了那么点“天机”。这则像赞中，使用的是禅宗“棒喝”方式，表达了弟子对老和尚过于牵绊天下君王而走偏了出家人的路线的不满，明明是被赠谥“圆通妙智”，但后来又因“有失检点”被削去“国师”称号，到底“有智”还是“无智”，一团糊涂，“怎受人天敬礼”？而且，不是我们这些徒子徒孙敬奉你的话，大清国内无人理睬，这就是你结交大人物的好下场！而“父子冤仇凭谁委”一句，令人好生讶异也好生联想，这是不是暗指民间盛传的雍正帝通过激烈的内部斗争取得皇权大统之事？这种胡言乱语式的禅语透露出他弟子的慨叹，慨叹老和尚过多地参与雍正帷幄，以至于耽误了修成正果还伤了自身。

牵绊到俗世中的和尚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佛法的修行是超越凡尘的精神苦旅，如果标榜了“出世”的法则，又为“入世”找各种堂皇的借口，最终是伤了法体，而难免流陷于世俗的喜怒哀乐之中，不能获得真正的高僧大德美名。

机缘巧合，今天的大觉寺也如同它的清朝住持般，以另一种方式浸润在滚滚红尘的喧嚣之中，有美馔佳肴风花雪月，还有各种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品茶、古筝，充溢着世俗的欢愉，但不能免俗于商业利益的围绕，因为它早已不再是宗教场所，只是文物景区。一个变身文物场所的佛教寺院迎合并没有佛教信仰的游客们吃喝玩乐之余，接受一点儿他们自求其利的许愿和布施，这难免令我联想到迦陵和尚涉于俗世的忧思，那一定是他“飘然而南”的四年里一直反思的问题。

2015年8月15日 于万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