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老成都的“红灯区”与妓女改造

明末是中国士林社会生活相对开放的时期，那时妓院十分流行，而且逛妓院并不是一个有严重道德问题的行为，很多儒生甚至把光顾高级妓女当作一种时尚。孔尚任的《桃花扇》便对此有十分生动具体的描述。这种现象不仅在江南地区，而且在成都这样闭塞的内地也很盛行。15世纪的文人写道：

锦官城东多水楼，

蜀姬酒楼消客愁。

醉来忘却家山道，

劝君莫作锦城游。

另有词曰：

江上小楼开户多，

蜀侬解唱巴渝歌。

清江中夜月如昼，

楼头贾客奈乐何。

除了文人和商人，下层劳动者也常去这样的地方，正如竹枝词所描述的：

杨柳昽昽天雨明，

锦江夜雨江水生。

盐船无数恶年少，

闲上江楼看晓晴。

清朝时期的资料更多地描述了类似的活动：

子弟寻花新巷子，

御河沿畔亦消魂。

几回不遂狭邪兴，

川主庙前半掩门。

通常，妓女在公共场所中极为引人注目：

镶鞋净袜一双双，

游遍罗城又粉江。

蜀妓如花浑见惯，

逢场端不看高腔。

在晚清成都，由女人提供的性服务仍然十分流行，于是该领域成为社会改革的目标。当地人管妓女叫“婊子”或“烂娼”。妓女的艺名总“让人联想到情欲的快乐，但与文雅结合在一起”，成都的所有妓女都有艺名，诸如“金蝴蝶”、“杨荷花”、“水红桃”等。

晚清成都改良者傅崇矩指责有些妓女引诱年轻人、拐骗良家妇女，他在其编写的《成都通览》里公布了她们的名字，以警告人们远离这些女人。他甚至建议制定规章禁止妓女穿可能同学生制服混淆的服饰。

但同已经被彻底禁止的赌博相比，妓女的命运要好得多。行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逐渐受到限制。1906年，警察将成都所有325家妓院定为“监视户”，并将写有“监视户”三字的木板挂在妓院门上，以与普通家庭相区别。

1909年《通俗画报》上的关于“新化街”红灯区的漫画。图中那些妓女的艺名，如夏老三、张老么、麻足瘟小妹等都是当时成都真正有名的妓女。

社会改良者常常用实例警告人们逛妓院的痛苦结果，一篇文章在讲述了一个妓女拒绝再见其破了产的老相好的故事后，总结道：“妓女之无情，亦至于此，好色者可以鉴矣！”他们特别强调应禁止守孝的人去妓院，因为这样的行为与传统道德大相抵触。

为了“拯救妇女于孽海”，地方当局开办了“济良所”，以收容妓女，教她们“自尊”、识字、计算，希望把她们转变成“正经娴媛”，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参加这一计划的妇女要求做工，例如织袜，以补充“济良所”的收入。到1909年，60多个妓女进入了济良所接受“从良”教育。

为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她们中30人选择了结婚。据报道，那些妓女“均颇知悔悟”，逐渐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方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社会歧视妓女，但是仍有很多男人有兴趣与她们结婚。据称，“择配从良”的前妓女都“多得善处”，有些人甚至返回“济良所”讲述她们的成功故事。

妓女一般聚集在柿子园，那里被改良者看成“污秽”的和“下流”的红灯区。随着城市改良的进行，它被更名为“新化街”。对于穷人家的女子而言，即使在改良时代，也面临着被诱拐或强迫在那里卖身的危险，当地报纸里不断报道此类事件。职业皮条客被禁止，一经发现将被捕拿并送去做苦工，但是拐骗妇女的事件仍层出不穷。

很多精英不满当局有关妓女的政策，一位地方文人在一首竹枝词中便讽刺了所谓的妓女改造：

兴化名街妓改良，

锦衾角枕口脂香。

公家保护因抽税，

龟鸨居然作店商。

他们显然不认同当局允许妓院存在的政策，批评官方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虽然允许妓院经营，但当局对顾客加以限制，明确规定学生“应守礼法”，士兵“应守营规”，年轻子弟“应爱身体”，以上三种人不允许进入妓院。违规接待这些人的妓女将受到处罚，将不再被准许继续在新化街谋生。

但是，真正想要从良、做“正当”职业的妓女，依然面临着许多障碍。那些离开妓院已经结婚的人仍然保留着“前妓女”的名声。例如，一个妓女从良后在永兴巷的拐角处开了一家铺子，生意很好。但一次他人在店里“与人因争风，大起冲突”，导致某人受伤。事件发生后，邻里们“公同议定”，迫使她迁店。

在另一故事里，一个做小生意的店主爱上了一个妓女，租了一间房子准备成家。他们去警察局领结婚证，警察拒绝颁发，还要强行将女子送济良所，声称她决定结婚违反了规定。这个决定造成了可悲的结果，男子在得知他不能与深爱的人结婚后，心碎得发了疯。

因此，很多停止卖淫的妇女发现过正常的生活并非易事。有些在从良后仍面临生存危机的妇女，最后不得不重操旧业。但是，也有一些妓女力图嫁给高官或士绅做妾，以此作为获得安全和保护的一种策略。

不少妓女试图迁出“红灯区”，与其他居民混杂居住，秘密提供服务。居民请求警察清除邻近地区的妓女，但他们被告知这很难解决，因为新化街和济良所已经人满为患。但是，警察认识到，妓女与一般居民杂居并不恰当，所以许诺尽快让她们离开。

从这些报告中可以推断，晚清成都的妓院相当繁荣，许多妇女以此为生。在晚清城市改良期间，妓女集中在新化街和武担山两个区域。

民国初年，卖淫行为更盛，妓女们也在寻求更多空间，即杂居到红灯区之外，此举还能逃避纳税。其实，由于新化街和武担山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妓女，地方政府也力图为她们寻找安置之所。1917年军阀在成都巷战期间，很多妓女四处逃生，有的开始与普通人家为邻。这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有些嫖客将“良家”误认为妓院，不宣而入。因此，警察最终还是将妓女赶回到他们安排的区域。他们重申妓女必须合法登记，非法者或“暗娼”一经抓获，即送警察局。

1941年《华西晚报》描绘的成都街边妓女

下层社会的妓女集中在新化街和武担山，而上等妓女则散布在整个城市里，在客栈、饭馆、酒店等地方从事色情交易。总的说来，市民支持把妓女与其他居民分离开，但是当警察计划移送妓女到砖栅牌坊和茝泉街时，却受到了这一地区居民的反对。他们声称，邻近地区有一千多家商店和几千位手艺人，他们白天工作夜里空闲。如果妓女迁移进来，那些工人有可能常去妓院。另外，居民们还担心妓院成为罪犯的藏身之处，危及社区安全。

虽然社会歧视是极大的压力，但也有妓女不理会社会的敌视态度，她们显然从未想要隐藏她们的活动，实际上她们是在公共场所向人们发起挑战。有些妓女会穿学生制服，以对抗精英们规范她们衣着的规定；即便吸引了大批好奇的旁观者，她们有的依然在街头旁若无人；有的不管警察罚款的威胁，仍然对禁止她们与顾客同坐轿子的规定置之不理；有的屡屡违反关于其不得进入公共场所的禁令，频繁涉足这些地方。

从地方报纸中不时看到这样的报道：妓女违犯了不得进入花会或庙会的规定，被赶了出来。尽管妓女被禁止进入戏园和茶馆，如果她们被警察抓住，将当众受辱和被捕，但是仍然有些妓女敢于忽视这些规定。

很多妓女并不感激地方精英和警察让她们“从良”的努力，仍旧继续从事她们旧的谋生方式。在改良者的眼中，她们“装束怪异，语言粗鄙，脂粉浓重，光怪陆离”，这在城市改良的过程中一直受到改良者的谴责。

不可否认，有些女人是自愿成为妓女，精英们由此得出的教训是，“主家政者慎勿令妇女自由行动”，否则就“后悔无及也”。杨老三是晚清一位名妓，她从良结婚后，她丈夫倾其所有也无法养活她，于是她重操旧业。她的丈夫对此非常恼火，甚至与她的客人发生了打斗。

这些妇女的行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同操“贱业”的人群中，她们（他们）的处境也各异，因此她们（他们）对改良的反应也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妓女是受男人迫害和蹂躏的弱者，但实际上她们成为妓女的原因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相差甚多，对待男人的方式和手段更是花样百出。

研究妓女的学者们其实也注意到，即使是妇女的身体被当作商品来出售，她们也不甘受男人奴役，她们会结成自己的小团体，也会集体自卫，也同老鸨和男人讨价还价，也能想方设法搜刮嫖客。像那些改良精英经常所举的，妓女如何无情抛弃破产的嫖客的例子，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妓女对男人的反抗和报复。

尽管一些妓女试图与普通人混居，以淡化她们的身份，也还有一些妓女极力在公开场合炫耀、卖弄自己。她们不断地通过衣着打扮和公共行为来挑战社会习俗，使精英们不得不呼吁“如此行为宜严加干涉”。

那么她们到底有何公众行为，她们公开露面的实质是什么？成都当地报纸是这样描述的：

近日，娼妓奇妆异服，沿街游荡。有两妓女共乘一舆，共坐一车者斜目四顾，调笑自若，故显体态轻盈，可作掌上歌舞。一妓前行，后必尾随二三青年子弟，衣裳楚楚，形极轻狂，不知其龟奴耶？昨记者过少城西马棚，见一娼妓头梳大毛辫，戴绿泥遮阳帽、金丝眼镜。穿披青缎中式时样皮袄、扎脚青裤，扎西式白色洋头绳。穿大披肩、电光褂、花绿色出风毛新式朝元鞋。全身妆饰，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两手叉腰，沿街笑骂。后随一衣服华丽少年，形极恭顺，意气扬扬，不知是该娼妓何许人也？

他们经过一个警察分局门口时被警察拦住，警察“痛加申斥”，强迫她脱下披肩和遮阳帽，取下眼镜，并雇轿强行把她送回。尽管那“少年状若死灰”，但该“娼妓形尚自若”。

这些描述的确给我们勾画了一个超级“现代”的女人，无所顾忌地行走在还很传统的成都街头的有趣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所谓“奇妆异服”、“沿街笑骂”，无视路人侧目，可以说是她们反抗鄙视她们的社会的一种方式。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妓女虽然是弱者，但有的并不甘当弱者。她们清楚地知道人们对其公开露面的看法，和什么样的行为会激起当地精英的怒火，但似乎她们就是要去挑动精英敏感的神经。作为经常受到规制的社会底层，妓女用她们有限的能量和资源作为工具，来宣称她们对公共空间的权利。

在成都，废除妓女是人们持续不断的话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其他大城市正在进行妓女改革时，成都的一些精英建议分两步走：首先不再允许任何妇女进入这个行当，这样可使其数量减少；然后，禁止全部现有的妓女从事卖淫活动。但是也有一些改良者认为，如果没有首先解决经济问题，禁止登记“公娼”则可能为“暗娼”的发展留下机会。

实际上，整个民国时期，妓女问题从未解决，反而进一步发展。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政治的不稳定、政策的多变性有关，但是下层妇女为生存而做的挣扎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