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1927年，米斯巴赫·穆海耶斯掌管了佩拉宫的大权，与新来的移民相比，他更了解远走的犹太人。战争年代的紧张局势和财产税让他少了很多生意。1941年的爆炸事件发生后，酒店几乎一整年都没有什么客人光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盟国的特工和救援犹太人的工作者纷纷结账走了，佩拉宫的声誉只能长久驻留在泛黄的登记名册上。在新近的记忆里，最著名的客人约瑟夫·戈培尔连酒店的宣传页都没拿，就悄悄离开了。

战争落幕，穆海耶斯已年近六旬。他的成年时光伴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伊斯坦布尔穆斯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凯末尔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影响。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穆海耶斯都非常富有，从贝鲁特到伊斯坦布尔，他投资经营的生意都有很好的回报，完全可以抵销佩拉宫逐年的债务。他没有孩子，可是每年都会带着侄子和侄女去耶尼亚的雅郦避暑。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穆海耶斯仍会定期视察佩拉宫，监督酒店的运营。然而，生活不再围绕着狂欢打转，如今世故大胆的土耳其人更加喜欢造型简洁的现代家具，不再迷恋丝绒窗帘和过度的奢华。佩拉宫周围现在都是些简陋破落的经济公寓，酒店前门正对的街道狭窄阴暗，但是背面仍是城内欣赏夕阳美景的最佳地点。这片街区居住着许多来自黑海海岸和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耳其移民，他们公寓的窗外常常挂着晾洗的衣服，整个街区的生活气息非常浓厚，佩拉宫耸立其间，显得十分突兀。

1954年10月的某一天，六十八岁的穆海耶斯在酒店二楼开了个房间，还点了一瓶威士忌。次日清晨^[1]，夜班门卫听见他的房间里传出一声巨响，打开门，发现老板倒在浴室的地板上，血流不止。人们对这起致命事故推测了很多种可能，有人说穆海耶斯或许喝醉了，在湿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摔了一跤，也有人说没准是谋杀。但是据报道，最终的解释来自他几天前跟朋友说过的话。“现在，我的猫死了，”^[2]他说，“我也活不下去了。”他的遗嘱随后被启封，没人预料到他把这家酒店赠予^[3]三家面向儿童、老人和肺结核病人的慈善机构。

佩拉宫仍在营业，因为慈善基金会明智地把酒店出租给一家私营公司管理。可是土耳其飞速变化，伊斯坦布尔人与旅行者的品位与期望也随之不断改变。1950年，也就是穆海耶斯去世前的几年，土耳其公民第一次以自由的直接选举方式选出了议会。他们投票决定，撤除了阿塔图尔克创立的政党。街头巷尾，锣鼓喧天，这是1908年革命以后，土耳其人民面对变革再次展现出巨大的热情。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引退，他辞去了国家元首的职位，选择领导新的在野党，而民主党成员则趁机上位，填补了政府高层的空缺。

传统的共和人民党自称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他们坚持认为，阿塔图尔克用尽全力让土耳其人从帝国的昏睡中清醒过来，下定决心带领他们走进现代化，即便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在人世，他一手创立的政党仍是实现凯末尔主义理想的最佳选择。与之相比，新的民主党领导人则强调政党受命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国家的命运。民主党因此在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这些双重的权威主张变成了土耳其政治的支柱，一边以奋力推进现代化为己任，另一边则承诺为沉默的民众发声。

尽管民主党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采纳凯末尔主义基本原则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但他还是废除了陈旧的一党制政治体制。共和人民党所属的财产均被没收，入缴国库；政党领袖在阿塔图尔克执政时期获得的土地^[4]全部收归国有。私有化催生了由土地所有者和实业家组成的新阶级。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抛弃了阿塔图尔克和伊诺努时代的平衡之道。土耳其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决定帮助它得到了这个位置——1952年，曼德列斯政府又带领土耳其加入了北约（NATO），使其成为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一员。土耳其部队的运输船抵达韩国，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土耳其军士第一次和西方士兵比肩而立。民主党的政策在土耳其两年后的换届选举中获得了回报，他们得到了大国民议会的更多席位。

民主党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但是国家经济萧条紧随而至。债务增长，通胀飙升。共和人民党瞅准机会开始敲打曼德列斯，他们第一次向议会制度真正发起挑战。反对意见更像是忘恩负义的诽谤，而不是建设性的帮助。曼德列斯既疑心重重又愤怒不已，但他相信不管安卡拉牢骚满腹的政客发表什么意见，人民都会站在他这一边。外交政策危机四伏——与希腊新一轮的争议，这一次是有关塞浦路斯的棘手问题——他直接向全国发出了呼吁。他打算号召民众齐心支持政府，结果却演变成一次对少数民族的新迫害。

1955年初秋，谣言四散，说希腊激进分子烧毁了塞萨洛尼基的土耳其领事馆。领事馆的位置恰巧是阿塔图尔克童年时代的家乡，土耳其政府在土希两国睦邻友好时期购买了这片土地。这个谣言传遍了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巷尾。一大群穆斯林很快聚集在独立大街，也就是早前还没更名的佩拉大街。9月6日至7日两天，这群劫匪冲进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非穆斯林名下的商铺房屋，打着所谓亵渎凯末尔主义圣地的旗号烧砸抢掠。在这场暴乱中，至少11人^[5]死亡，5600多家商店、民宅、餐馆、教堂和学校被毁。独立大街和通向佩拉宫的小巷到处都是散落的杂物和翻倒的汽车。人们一边检查受损情况，一边嘎吱地踩过碎玻璃。

土耳其人把这次暴乱称为“九月事件”，对伊斯坦布尔的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每一年似乎都会出现一次倒退，冲击他们的心理防线，而这次事件成了放在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亚美尼亚教堂围起了封闭的金属栅门。希腊教会把钥匙交给了土耳其门卫，请他帮忙看守圣泉，定期支付电费，然后不知所踪。政府为了防止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突然闯入，在犹太会堂门外修建了警卫室，这些宗教场所门口的茶色玻璃使它们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外国大使馆，而不再是老邻居。曼德列斯——后来又把目光对准了伊斯坦布尔重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在1960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连同两位部长一起被绞死。紧接着1971年和1980年分别发生了军事政变，出于不同的原因，牵涉的人员也不一样。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政府再度面临倒台的危险。

20世纪50年代，社会动荡逐渐平息，易主的商铺重新开张，穆斯林移民纷纷从安纳托利亚迁居，接管了空置的公寓大楼，但是老街区似乎不再是城市的中心。市政府提出了城市改造的宏伟计划，后来却只实现了一部分。佩拉区建起了一座新建筑，虽说规模很大，但是仍然无法掩盖周围斑驳的灰泥墙和低垂的屋顶。游客喜欢苏丹艾哈迈德附近提供住宿和早餐的酒店，还有那里的地毯商店和拜占庭遗迹。1979年，加利福尼亚的灵媒塔玛拉·兰德（Tamara Rand）说她看见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佩拉宫的411号房间隐藏了一些无人知晓的秘密。一时之间，这个故事成了记者争相报道的新闻素材，并且大幅提高了酒店的客流量。人们都想揭开这个秘密，但结果发现这只是一个捏造的谎言。除了一把旧钥匙，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不过克里斯蒂入住期间创作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仍是酒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佩拉宫是伊斯坦布尔仅存的几家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店之一。它接待过许多著名人物，无论他们是否真的签了登记名册。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就是曾经光顾^[6]佩拉宫的名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他入住的时候，大多数商务人士和婚礼宴请都已转移到了希尔顿、瑞士等连锁酒店。根据布罗茨基的观察，佩拉宫附近的街道“歪七扭八，十分肮脏，鹅卵石乱铺一气，而且堆满了垃圾”。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梦里三只流浪猫在佩拉宫的大理石楼梯上撕碎了一只巨鼠。

酒店隔壁的美国领事馆隐蔽在粗糙不平的煤渣墙背后。街道另一端，用栅栏封闭的英国领事馆与周围高低不平的街道仿佛是两个世界。鲜有外地人会来佩拉区以及其周边地区——贝克巴斯的小高地、斯舍（Sishane）和塔拉巴斯（Tarlabasɪ）的陡坡，还有从佩拉大街通往加拉塔的黑暗峡谷。伊斯坦布尔的山脊地区可以饱览全城最佳的景致，尤其是在夜晚，而佩拉宫恰好就位于这段下坡路。

欧洲现代史存在民族体和挽歌体两种主导模式，但这都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杜撰的历史。民族历史要求我们汲取不计其数的人类经验，这些经验就像一副叠放的扑克牌，我们却只想抽出民族这张牌——人民升起国旗、共同思忆往事，这些都是罕见的历史时刻。挽歌体则要求我们每段故事的结尾都是一片黑暗，在旧世界失落的某一时点戛然而止，空留一串指向过去的省略号。

这两种历史都没有充分思考故事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包括许多老旧的桥段，比如民族大义输给小情小爱，或者个体生命的低落和奋起。人们活在当下，就好比一场恢宏的即兴表演——总是误解自身的生存状态，理应哀伤的场合却要放声大笑，本该转身就走却又留在原地，最应足不出户的时候却在收拾行李。他们一直朝着目标奔跑，很少体验生活。他们常常就像一艘小船，颠簸着离开了码头，先是桥墩在视野中消失，然后是树木和建筑，最后连整个家乡都变成了海天之间一道暗淡的细线。

奥斯曼帝国的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了热心的共和党人。穆斯林村民改头换面，成了住进公寓的伊斯坦布尔人。白俄去了巴黎。希腊人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开始了新生活。年代久远的外交大街恐怕早已被人遗忘，他们的儿孙也不再耐烦听老人家讲起街上某家商铺的陈年旧事。许多亚美尼亚人去了美洲，还有几万人留在了家乡，成为土耳其公民，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有时还自称是土耳其民族。古老的犹太墓地草木丛生，仅存的小社区又修建了新坟，墓石上纪念逝者的铭文是用土耳其语镌刻的，不再是曾经熟悉的拉地诺语。

机会的结局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悲剧。公园酒店最终被拆除，从而给城市改造让路。托卡良酒店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壳子，注定很难再被开发。莫斯科总会、花园酒吧和绿松石酒吧都不见了。早期来自大都会萨洛尼卡的穆斯林移民——从纳齐姆·希克梅特到阿塔图尔克等现代土耳其的建设者——已被一波又一波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黑海海岸的满怀希望的新移民取代。当年哈莉黛·埃迪布和科瑞曼·哈里斯摘下头巾是现代性的示范，如今一些伊斯坦布尔女性再次戴上头巾也是穆斯林女性主义的宣言——是共和国早期的世俗改革者让她们拥有了选择的自由。林荫道上仍然能看见走来走去的俄罗斯人，不过他们更有可能是好奇的游客，而不是贫困的难民。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黎凡特人都减少了，因为当时佩拉大街上总是用一种语言提问，另一种语言回答。在古老的基督教社区，看门人仍会在上午八点和下午五点敲响教堂的钟，甚至不用旁人提醒。

第一道曙光拨开天际，古老宏伟的建筑依然在这个全球中心和国际大都会里矗立，让我们不禁开始追忆伊斯坦布尔的爵士乐和流亡时代。佩拉宫完成了彻底改造，炫目的白色舞厅被粉刷一新，铸铁电梯再度运行，人造大理石重新上漆，一切工作都交给迪拜的奢侈品公司管理。这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移民的原乡人，还是在此地安身立命的后来者——最终都只是托管人。

伊斯坦布尔总是散射着炫目刺眼的光芒，甚至在黄昏，夕阳的余晖映照在水面上，也会恼人地闪耀着粼粼波光。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民宅公寓透出万家灯火。大广场上，灯光广告牌不停闪现着产品信息。即便夜色深沉，中世纪塔楼在泛光灯的照射下也十分显眼，而且斋月期间，帝国清真寺的宣礼塔也会系上串串灯泡。我们很容易描画这个城市地平线以上的全部历史，从拜占庭教堂到奥斯曼帝国的王宫，再到土耳其巨商的摩天大厦。从古城脚下的艾米诺努到亚洲区的卡德柯伊，接着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塞拉宫和多尔玛巴赫切宫乳白色的大理石宫殿到如梅利堡垒（Rumelihisarɪ）锯齿形的城堡，然后伴随着频闪的红色刹车灯和让人灵魂出窍的交通堵塞穿过桥梁和高速公路，再到油轮右舷的绿灯泡在污水上倒映的光亮，伊斯坦布尔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光。

城市的冬天寂静灰暗，疲倦的乘客爬到渡轮顶部，坐在栏杆附近的露天座位上，盯着船体表面斑驳的光纹发呆，看着鸬鹚展翅飞跃，黑箭般的长喙掠过水面。天空湛蓝，天气依然冷得刺骨，成群的海鸥和鸽子沿着海岸边上下翻飞。白头翁和喜鹊故意在冬眠的夹竹桃下昂首阔步。白雪覆顶的犹大树与常绿松柏共同装点着滨海丘陵。每天清晨狂风大作，马尔马拉海就像一块无趣的蓝宝石，与岸边铅灰色的穹顶和镀金的尖塔一同开启静音模式。一旦晨雾消退，一切就会散发出蓝色的冷光。

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企业的活力和创意阶级的雄心抱负，伊斯坦布尔都再度跻身于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成为世界的首都，但是至少今天——与佩拉宫衰败的年代不同——你可以看见，某些人是多么怀念曾经那个站在世界之巅的伊斯坦布尔。光明的未来充满了各种超级市场和认真的企业家，在这场勇往直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城市最早的现代化革新实验——当时，随着这个城市的新移民慢慢找到了永久的家园或临时的避难所，帝国古老的世界主义也渐行渐远。现代伊斯坦布尔所隐藏的起源就是这块土地之上的佩拉宫大酒店：穆斯林基金会是它最早的所有者，亚美尼亚人为它规划了之后的发展，比利时的跨国公司让它名扬四方，希腊商人收购了它又失去了它，还有阿拉伯出生的土耳其穆斯林引领着它狼狈地走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不难想象^[7]伊斯坦布尔的普通生活里曾经存在这样一些人，比如在1941年春的某个星期二，新来的客人正在办理入住手续，就在此刻，一道闪光透过木框门和镀金窗户。人们循着巨响走向佩拉大街，佩拉宫的玻璃天蓬坍塌，碎片如雨点般落下；地板开裂，六人当即死亡；冲击波摧毁了周边的房屋，火势一直蔓延到前面的墓园大街。我们从佩拉宫爆炸事件相关的信函和伤亡名单上可以知道他们的名字。

其中有酒店的两个犹太门卫缪兹（Muiz）和艾弗拉姆（Avram），他们的位置距离两名都叫康斯坦丁（Constantine）的希腊司机不远。三位英国女士站在前台，分别是刚从巴尔干半岛乘火车过来的埃利斯（Ellis）小姐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小姐，以及明显怀有身孕的麦克德莫特（McDermott）夫人，她的宝宝没能熬过那一晚。两名埃米叶的警官马哈茂德（Mahmut）和雷萨（Resat）在行李堆旁边，穆斯林司机苏库（Sükrü）正在整理后备厢的行李物品。酒店的总经理卡拉蒂诺斯（Karantinos）先生正注视着希腊来的总管科斯塔斯（Costas），而科斯塔斯正在指导土耳其护照官穆罕默德（Mehmet）快速记下每个人的详细信息。穆斯林守夜人苏莱曼（Süleyman）也在拼命干活。

山下，泰格（Téhige）夫人要给英国领事写信，她的兄弟曾经是俄国圣议会（Holy Synod of Russia）的检察长，如今却在服“苦役”，她担心女房东不久后就会“把我赶到大街上”。一文不名的穆斯林村民塔尔（Talât）仍是单身，那一天，他刚刚从黑海边的家乡吉雷松（Giresun）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从码头区过来，或许正在找工作。附近的公寓里，巴尔干移民的后代，一位穆斯林的音乐家正在练习低音提琴。在小藤蔓清真寺街的街角，莫迪凯（Mordecai）的儿子，邻居都叫他沙洛姆（Shalom），已经出门散步。

[1] “Perapalas Otelinin Sahibi Odasɪnda Ölü Bulundu，” Milliyet，Oct.13，1954.

[2] 引自 “Millionaire，Broken Over Dead Cat，Dies，” Baltimore Sun，Oct.14，1954.

[3] “Misbah Muhayyesin MirasɪTesbit Ediliyor，” Milliyet，Oct.15，1954；“Misbah Muhayyesin Vârisleri Çogalɪyor，” Milliyet，Oct.19，1954.

[4] Zü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233.

[5] Güven，6-7 Eylül Olaylarɪ，40，181.这个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的程度仍存有争议。更多的数字，见Vryonis，Mechanism of Catastrophe，549.

[6] “Flight from Byzantium，” in Brodsky，Less an One，396-97.

[7] 我对爆炸发生前最后时刻的重现依托于 “Pera Palace Claimants，” NAUK，FO950/10；De Téhige to Ambassador，Apr.21，1941，NAUK，FO 198/106；“Pera Palas Bomb Outrage，” Apr.2，1941，NAUK，FO 198/106；Vardarsu to British Embassy，Apr.20，1941，NAUK，FO 198/106；and a list of victims and compensation from the Turk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Nov.13，1941，in NAUK，FO 19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