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耳其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佩拉宫酒店，1994年7月10日

在经历了阿索斯山的忏悔与虔诚之后，来到这里就像踏入了德拉克洛瓦笔下一场富于感官刺激的东方主义幻梦，四处镶嵌着仿伊兹尼克瓷砖和仿奥斯曼大理石。这是一座乔装成土耳其浴室的酒店，你几乎要觉得接待处的台子后会出现几个丰满妖娆、宽衣解带的土耳其宫娥。

我在一间宽敞的维也纳舞厅里吃了早饭，舞厅里铺着弹性木地板，墙裙上刚刚涂过的鎏金还没有干透。电梯的样式是一个巨大的巴洛克式鸟笼，去乘电梯要穿过一片盆栽棕榈树扮成的热带雨林。附近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好的证书，刚掸过灰，颁发自1932年的理想家居博览会，上面有伊斯特汉姆区区长的签名。

去年土耳其政府买下了佩拉宫酒店，一开始人们大动干戈地尝试翻新这栋旧建筑，后来又突然烂尾了。餐厅里的鎏金相当晃眼，得戴上墨镜才能定睛细看，而楼上的地毯就和奥斯曼帝国宦官的脑袋一样光秃秃的。

这家酒店用下榻贵宾的名字来给房间命名，这无意之中反映了它在战后的急剧衰落：在战前，你可以选择阿塔图尔克、玛塔·哈丽或阿尔巴尼亚国王佐格，但战后除了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1]就没有什么大人物了。

黎明时分的马尔马拉海宛如一层薄薄的银，停泊的船只就像焊在海面上一般。此刻它则隐没在暗夜之中，只有往来船只的灯光和远方于斯屈达尔与卡迪科伊，也就是拜占庭时的卡尔西顿的灯光，照耀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从古老的拜占庭卫城到金角湾，散发出黄色光芒的硫黄街灯，同宣礼塔、波纹状圆顶和穹顶一道勾勒出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奥斯曼帝国宏伟的清真寺和宫殿在水上映出的绝美倒影，不时会被往来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小艇和木船打碎。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城市有如此超群绝伦的地理位置。它依山傍水，横跨连接欧亚、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陆海航线，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锚地之一。对于一座伟大的皇城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所在了。

一千多年以来，君士坦丁堡始终是基督教世界的重镇、欧洲最富有的大都市、伟大的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站——长安以西人口最多的城市。对野蛮的拜占庭西部来说，君士坦丁堡几乎是一座神话般的高等文明的灯塔，保存着所有从古典文明中抢救出来的珍宝。维京人在他们的传说中直接称君士坦丁堡为“米凯尔加斯”（Micklegarth），意为“大城市”。这座城市世无匹敌。

从大皇宫到马尔马拉海岸，查士丁尼——也许是拜占庭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统领的是怎样一个帝国？从热那亚的城墙开始，顺时针绕地中海，直至休达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坐拥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中东和北非的沿海地区。军队从君士坦丁堡被派往底格里斯河畔建造边境堡垒，到罗马修筑城墙，从旺达尔人手中收复北非。建筑师奉命在拉文纳的沼泽、锡安山和西奈的沙漠中立起一幢幢大教堂。皇帝下诏让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Anthemius of Tralles）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Miletus）营造一座世界上最宏伟的教堂，将其敬献给圣索菲亚^[2]，基督的神圣智慧，所用石料是专门从遥远的利比亚、黎巴嫩、法兰西的大西洋沿岸、埃及南部茫茫大漠中的斑岩采石场和希腊斯巴达的绿色大理石采石场运来的。

半个世纪后，当约翰·莫斯克斯抵达君士坦丁堡时，这座城市大约有七十五万人口，据说走在大街上可以听到七十二种不同的语言。科普特修士、犹太玻璃吹制工、波斯丝绸商人和刚从多瑙河冰面上走进城里的格皮德雇佣兵摩肩接踵。在这座城市的大商场和集市上，操亚拉姆语的叙利亚人同讲拉丁语的北非人、亚美尼亚建筑师和勉强会一点古德语方言的赫鲁利奴隶贩子讨价还价。金匠、银匠、珠宝商、象牙雕刻师、镶嵌和瓷釉工、织锦工、雕刻家和镶嵌画工都各得其所。到五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这座城市坐拥五处皇家宫殿、九座亲王府、八处公共浴场和一百五十三处私人浴场。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城中有三百多座修道院。

在这座最国际化、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里长大的人，没有几个能忍受长期在外的苦楚。“啊，拜占庭的土地，啊，极乐之城，宇宙之眼，世界的点缀，远方灿烂的明星，凡间的灯塔，”十二世纪的一位拜占庭作家有一次被迫出使，他如是写道，“但愿我此刻仍在你的怀中尽享欢乐！不要让我与你那母亲般的怀抱分离。”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后，其地位反而更稳固了。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间，奥斯曼帝国是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君士坦丁堡再次成为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十六世纪，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索库鲁帕夏同时规划了沟通顿河与伏尔加河、红海与地中海的运河。他可能今天向苏门答腊派遣武装以挫败葡萄牙人，明天扶植一个新的波兰国王来威胁俄国人。他从威尼斯订购绘画和钟表，用一座有史以来最为壮丽的清真寺来为他的首都增光添彩，他还下令建造一座横跨德里纳河的十一孔拱桥，这座桥最近才毁于克罗地亚的炸弹。

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统治早期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宗教和种族宽容的基础上。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从基督教或犹太教改宗的人。当时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都在烧死异端，根据十七世纪一位流亡的胡格诺教徒德·拉·莫特拉耶（de la Motraye）的说法：“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奥斯曼帝国更自由，更免于宗教纷争的困扰。”而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宽容的传统逐渐被侵蚀，这最终使奥斯曼帝国走向覆灭。

这种一刀切态度的最终结果是，伊斯坦布尔曾经生机勃勃，是不同民族的共同家园，如今却成了一个文化贫瘠、经济窘困的单一民族聚居区，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是土耳其人。犹太人去了以色列，希腊人去了雅典，亚美尼亚人去了亚美尼亚和美国。欧洲的富商巨贾纷纷回国，各国大使馆和政坛要人也搬去了安卡拉。坐拥如此多辉煌的名胜古迹的伊斯坦布尔，两千年来第一次让人感到几乎有小地方习气。

距我上次来伊斯坦布尔已有十年了。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带有错综复杂的格子阳台的老木房子全给拆了，取而代之的是灰色的公寓楼。一辆崭新的有轨电车轰隆隆地驶过苏丹艾哈迈德区，经过一群蹲在人行道上的俄罗斯人，他们正试图出售成堆的苏联时期的破烂玩意儿：松松垮垮的牛仔裤、丑陋的衬衫和不合出厂标准的皮夹克。破旧的报摊上到处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土耳其色情书刊（甚至还有一本名为《后宫》的书。在圣山禁欲一周以后，人会变得对这种东西很敏感）。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伊斯兰右翼力量的兴起，那些现象促成了这一变化。每面墙上都贴着强硬派政党福利党（Refah，也作繁荣党）的竞选海报，该党最近赢下了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市政选举。现在有严肃的言论称，他们将在下次大选中席卷全国。与此同时，许多男青年开始留伊斯兰式的大胡子，他们的女眷则逐渐戴上了面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土耳其在许多方面的发展历程似乎都与印度完全相反。在印度，甘地试图用裹裙、非暴力不合作和手纺车拯救整个国家，其结果是极端的物质主义，几乎每天都会有新娘在“厨房事故”中被烧死，因为她没给夫家带来新彩电或摩托车作为嫁妆。在土耳其，阿塔图尔克则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取缔了菲斯帽，禁绝阿拉伯文字，并试图把那些挣扎喊叫的土耳其人拽进欧洲。其结果是一场复兴的伊斯兰运动，每当毛拉们在清真寺里宣扬地平说时，底下的听众拍手称好；伊斯坦布尔那些受过教育的职业妇女互相竞争，看谁的面纱或中世纪似的长袍裹得更严实。

伊斯坦布尔，7月17日

这天下午，我沿着金角湾走向法纳尔，它是这座城市中现存最古老的机构，法纳尔之于希腊东正教，差不多就像梵蒂冈之于天主教一样。在伊斯坦布尔的窄街僻巷里，在被一道朴素的围墙包围的低调建筑群中，住着金口约翰的继任者，全球千千万万东正教徒的大牧首。

克里斯托弗洛斯神父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出示给牧首的秘书，但此刻他不在。于是我在附近一间又小又暗的茶室里一边喝茶一边等他回来。茶室的地板上有锯末，廉价的土耳其香烟的酸气刺得鼻孔疼，胡子拉碴的无业人士一场接一场地打扑克，木牌桌被他们沉重的手打得直响。外面的鹅卵石路上，一个身穿背心、戴着平顶帽、系着脏围裙的男人推着一车水果经过，这一幕宛如一张比尔·勃兰特拍摄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伦敦东区的照片。

一个小时后我步行回到法纳尔。牧首的秘书还没回来。但这次我设法和他的一个职员搭上了话。迪米特里奥斯神父起初疑心颇重，含糊其词，但看了克里斯托弗洛斯神父的介绍信后，他把我带到他那间俯瞰牧首教堂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谈论着从这座城市里日渐消失的、作为少数民族的希腊人，留在这座拜占庭故都的帝国末代后裔。

据迪米特里奥斯神父的说法，直至十九世纪末，伊斯坦布尔仍有近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是基督教徒。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的诸多大动荡——奥斯曼帝国灭亡，土耳其在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中获胜，安纳托利亚驱逐所有希腊人以交换被驱逐出希腊北部的土耳其人——并没有改变这一比例。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伊斯坦布尔及其郊区的四十万希腊人被明确允许继续居留于此，他们的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受影响。

1955年，伊斯坦布尔发生了自水晶之夜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种族骚乱，此后一切都改变了。数千名暴徒在一夜之间袭击了该市的希腊人聚居区。城里几乎每一家希腊商店都有窗户被砸烂，墓地遭到亵渎，牧首们的陵墓被捣毁，七十三座东正教教堂惨遭洗劫。

“我那时还是个婴儿，”迪米特里奥斯神父说，“暴徒闯进了我们家，但我妈用土耳其国旗把我裹起来，这样暴徒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他们只是砸烂了窗户和家具，然后走了。后来政府说那只是一些无知的人，这是假话：暴徒是有严密组织的，遍布伊斯坦布尔。”

“我搞不懂土耳其人组织这样的宗教迫害是为了什么。”我说。

“希腊人仍然控制着伊斯坦布尔的商业，”迪米特里奥斯回答，“他们想把我们都轰走，好抢我们的生意。他们得手了。1965年我十岁，当时希腊人口已经降到大约七万五千人。今天只剩——多少？——五千。我小时候所有的朋友，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人，全搬走了。”

迪米特里奥斯耸了耸肩。

“当然，我爱这座城市，它是我的家。但说老实话，如果你不是土耳其人，就没法在这儿过日子。男孩子们在服兵役时受到虐待，他们总是被送到库尔德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等他们回来以后，在政府里也谋不到一官半职。你要是想在这里生活，就得一辈子假装土耳其人。留下来的希腊人已经开始改用土耳其名字了：如果你叫迪米特里奥斯，那就得改叫德米尔；如果你叫费东，那就要让别人喊你费里顿。”

迪米特里奥斯说，发生在波斯尼亚的战争——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徒与穆斯林群体的对抗——以及最近宗教激进主义在土耳其的死灰复燃，使情况雪上加霜。法纳尔的窗户几乎每天都会被扔石头，而它周边的墙上则经常被喷涂恐吓话语，例如“牧首必死！”。此外，在耶尼科伊的一座废弃的希腊公墓里，又发生了一次亵渎坟墓的事件；浸过汽油的燃烧的破布被扔到法纳尔的墙上，引起了一场小型火灾；一个月前，三枚小型燃烧弹在邻近的两所希腊女校和帕纳伊亚^[3]教堂被引爆。

迪米特里奥斯指出，最严峻的问题在于法纳尔的通道。1821年，时任普世牧首的格里高利五世被苏丹吊死在门梁上，随后希腊人封住了法纳尔的大门。土耳其人一直将此举视作一种侮慢，最近福利党人又旧事重提，威胁要用武力打开法纳尔。上个月，就在拜占庭亡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纪念日前夕，人们在主庭院的大门旁发现了一枚巨大的炸弹。它被及时拆除了。要是这颗炸弹成功爆炸，不光是大门，整个法纳尔都要被炸成一个大坑。

“他们在炸弹旁边留了一张条子，”迪米特里奥斯说，“我弄到了译文。”

他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通，抽出一个文件夹，从里面拿出一张大号书写纸。“你读一读这个。”他说。

来自光明战士总指挥部

我们的部门已经将目标对准了东正教会及其头目，他藏在自认为不可逾越的高墙后面，以东部穆斯林人民的汩汩鲜血为乐事，为达此目的，他正在策划可疑和邪恶的阴谋。我们将战斗直至首恶及所有鸠占鹊巢者被清除；直至这个多年来处心积虑迫害东部穆斯林人民的地方被彻底消灭。鸠占鹊巢者都要消失！这里的土地此刻且永远属于我们。我们再次向你们发出警告：鸠占鹊巢者没有生存的权利。

我们将战斗直到希腊东正教会及其恶魔，那个身披牧首长袍的荒唐的巴托罗缪，从他策划邪恶阴谋的高墙后消失为止。牧首必死！

我们的伊斯兰斗争万岁！我们的伊斯兰解放战争万岁！

光明中央指挥部

“这件事之后，”迪米特里奥斯说，“我们的年轻人最终明白，他们在这里没有未来。”

“我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现在这里只有老人了。我们的神父已经办够葬礼了，厌倦了。一次洗礼——或者更罕见的，一次婚礼——都是这一年的大事。”

我问法纳尔还有没有足够的年轻神父把这个地方维持下去。

“土耳其人在1971年把我们唯一的神学院关了，”迪米特里奥斯回答，“这把我们生存的血脉切断了。再过十年，等年纪大的主教都过世了，这里也就没有神职人员了。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普世牧首要离开君士坦丁堡了。”迪米特里奥斯叹了口气。“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的中心。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希腊人了。星期天要是碰上好时候，牧首在这个教堂里应该还能见着一百个人。要是情况差，前两排的位置都坐不满。下去看看晚祷的光景怎么样吧。”

“会有谁在那呢？”

“恐怕只有你、我，还有天使。”

迪米特里奥斯神父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仪式已经开始了。一位垂垂老矣的主教站在诵经台上，为这一天所纪念的圣徒唱赞美诗。另一位司仪是个驼背的八旬老者，他在圣幛^[4]后面摇晃着香炉。这里一个信众也没有，这东方基督教的首席教堂，东正教的圣彼得大教堂，一排排长椅上空无一人。几分钟后，主教宣布仪式结束，两位老人快步离开了教堂。

“看看你的表，”迪米特里奥斯神父说，“刚好四点十五分。教堂要是没有信众来，那一分钟都不会拖。我们的神父没干劲。其实——他们几乎觉得很尴尬。”

从法纳尔出来，我穿过古城，来到库姆卡皮的亚美尼亚牧首区，从这里可以俯瞰马尔马拉海。在伦敦时，有亚美尼亚友人和我说过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六万亚美尼亚人的可怖命运：福利党活动分子在亚美尼亚教堂的礼拜仪式上泼洒人尿，还经常打砸墓地和教堂。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教区委员会选择息事宁人，因为他们担心会被谴责是“制造反土耳其的宣传”。但我希望牧首区的职员至少能证实或否认我听到的这些传闻。

亚美尼亚牧首区是一座可爱的奥斯曼式木制建筑，有三角楣饰和条形百叶窗。稍等片刻后，我被引见给一位胖乎乎的亚美尼亚神父，他请我喝茶，兴致勃勃地聊起他二十年前的英格兰之旅。但当我将话题转向政治时，他举起手来，耸耸肩膀，明确表示——沉默地表示——他对此发表评论是不符合外交惯例的。

我准备告辞时，向他提起我刚刚去了法纳尔。“那你可小心点，”他低声说，“法纳尔到处都是探子。你的电话会被窃听，他们可能已经跟踪你到这里了。不要把你的笔记本，或任何能让人抓住把柄的东西落在你的旅馆房间里。”

古老的中东妄想症是奥斯曼帝国最强大的遗产之一，它的阴霾从多瑙河一直笼罩到尼罗河。我付之一笑，但是——在这样郑重的警告后不免会有如此举动——我确实发觉自己在回去的路上回了头，去看有没有人跟踪。

当然，我身后空无一人。

伊斯坦布尔，7月20日

约翰·莫斯克斯不喜欢君士坦丁堡，他在《精神草地》里明确表达了这种不喜之情。他记录的一个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故事讲的是芝诺皇帝惊人的色欲；另一个故事讲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神父“沉迷于谋杀和巫术”；第三个故事是一声反犹的呐喊，批判了一个犹太玻璃吹制工，他试图烧死他的大儿子，因为后者宣布要改宗基督教。还有其他几个类似的故事，都旨在展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这座邪恶统治者们居住的城市”的阴暗面。

在某些方面，莫斯克斯的反应有点出人意料。毕竟修士们更欣赏拜占庭的另外两个大都市——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是因为这两座城市的学术气息，其实帝国首都在这方面同样出众。当然，君士坦丁堡的大学不能和亚历山大港的相比，但自从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此设医药、文法、雄辩、法律和哲学等教席以来，它的规模和声誉蒸蒸日上，它附近宏伟的市公共图书馆也为其增光添彩。

在约翰·莫斯克斯抵达君士坦丁堡前不久，他的友人和导师、智者斯蒂芬慕名从亚历山大港学院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之前在亚历山大港讲授了多年的医药学、哲学、天文学、占星术和教会历法计算。斯蒂芬应该可以把莫斯克斯介绍给君士坦丁堡的知名学者，比如伟大的历史学家狄奥菲拉克特·西摩加塔（Theophylact Simocatta）。可在莫斯克斯笔下，并无任何迹象表明他在君士坦丁堡期间遇到了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大人物。

君士坦丁堡还有另一个好处值得莫斯克斯注意：城中琳琅满目的圣遗物。莫斯克斯几乎点评了他笔下所有地方的圣物，唯独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藏品未曾被他提及，尽管首都的珍藏是整个基督教世界里最精美的。仅在君士坦丁广场的君士坦丁纪念柱脚下的一处圣殿里，就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诺亚建造方舟时用的斧头，十二只收集了剩下的鱼和饼（那喂饱五千个人的鱼和饼）的篮子——这是海伦娜皇太后在加利利海附近奇迹般地发现的。在这座城市里，还可以看到耶稣的荆棘冠，施洗约翰的头颅（有人说它“上面长满了头发和胡须”），被希律王杀害的绝大多数无辜者的遗体，以及真十字架的残片。

尽管这些东西的真假在我们看来非常可疑，但它们是拜占庭圣遗物中的无价珍宝。看到或摸到它们，就等于是直接触碰到一个平时几乎不可想象的、遥远而不可接近的神。圣遗物是人神之间的障壁上的孔。通过凝视和触碰它们，拜占庭人感到他们正在穿越那分割有形与无形、凡俗世界与超验世界的无垠屏障。从莫斯克斯往前一百年，尼萨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描绘了普通的拜占庭人在触摸一件圣遗物时产生的情感：“那些见到圣遗物的人把它抱在怀中，仿佛是拥抱着（圣徒本人）活生生的躯体。他们把全身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流下激动的泪水，向殉道者祈求代祷，仿佛他尚在人间，仿佛他近在眼前。”

莫斯克斯讨厌这么一座遍地奇珍和圣物的城市，背后肯定有充分的理由，其实只要稍微浏览一下相关资料，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不喜欢君士坦丁堡。因为即便按照拜占庭大都市的标准，君士坦丁堡也是个堕落至极的地方。查士丁尼曾出台法律规范帝国的卖淫业，这部法律的序言充分展示了首都的道德状况。从这篇序言看，老鸨游走于各个行省，用漂亮的衣服和鞋子诱惑年轻姑娘（有些连十岁都不到）跟她们走，一到首都，姑娘们就被要求签卖身契。否则，这些不幸的少女就会被关在妓院里，用镣铐锁在床上。

君士坦丁堡的贵族精英也素无婚姻忠诚之名。阿玛西亚的阿斯特里乌斯（Asterius of Amasia）怒斥他的信众：“你们换老婆跟换衣服一样快，盖婚房比在集市上摆摊还随意。”金口约翰则谴责这座城市中以淫荡闻名的戏院：“当你坐在戏院里，沉溺于女人裸露的肢体时，你能得到一时之快，但事后你会陷入怎样剧烈的昏热！一旦你的头脑被这种景象和靡靡之音占据，你就会成天想着这些，梦里也不例外。你们不会选择在闹市上看一个裸体女人，但总想着去戏院。如果脱衣舞演员就是个淫妇，这两种行为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就算用泥巴糊自己的脸，也比看这些表演强。”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t John Damascene）在听闻这个“充满不虔诚行为的城市”的劣迹时更是震惊。他颇为责难地写道，君士坦丁堡是舞会和逗乐的场所，也是酒馆、澡堂子和妓院的安乐窝。不戴头巾的妇人们招摇过市，搔首弄姿。男青年也变得柔弱娇气，还留着长头发。这位修士抱怨说，有些人竟然还装饰他们脚上的靴子。在这种氛围下，甚至连主教们也变得浮夸起来。索克拉蒂斯（Socrates）在《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写到了主教辛辛尼欧斯（Sisinnios），他“习惯沉迷于穿华丽的新衣服，每天要在公共浴场洗两次澡。有人问他，作为一位主教，为什么要一天洗两次澡时，他回答说：‘因为你不给我时间洗第三次啊。’”

不过，控方的头号证人必须得是查士丁尼的御用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普罗科匹厄斯在成年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忠心耿耿地书写着一卷卷油腔滑调的奉承话，赞颂查士丁尼指挥战争的艺术、堪比建筑家的品位与身为人君的智慧。但在临终之际，他好像是终于忍不了了，突然破口大骂，结果就是《秘史》（The Secret History）这本小书，书中纯然是辛辣的讽刺。这位老历史学家试图用该书纠正他三十年来写过的甜言蜜语。他说查士丁尼的统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许多领域都是败局，但最关键的是造成了空前的道德败坏。他知道这笔账该算到谁头上：查士丁尼的妻子，心机深沉、出身于马戏团家庭的狄奥多拉皇后：

她一到年纪，就加入了舞台上那些女人的行列，很快成为一个交际花。因为她既不是吹笛子的，也不是弹竖琴的，甚至连去跳舞也不够格。她只是把自己的美色出卖给每一个靠过来的男人，任由他们摆布她的肉体……

这个小荡妇身上没有一星半点端庄自持的美德：她毫不犹豫地应承那些最下流的要求。宽衣解带，把身体的各个部位，前面和后面，那些公序良俗要求遮起来、不能让男人的眼睛瞧见的地方裸露给人看……在戏院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仆人们被迫往她的私处上撒麦粒，受过特殊训练的鹅会把这些麦粒一颗颗地啄起来吞下去。

她惯于欲擒故纵，故意让她的情人们等着，或不断玩弄各种奇技淫巧来勾引他们，她总能引来那些好色之徒拜倒在她脚下，她绝不坐着等人引诱，而是来者不拒，讲色情笑话并挑逗性地扭动臀部来引诱他们，尤其是那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哪个人像她一样彻底地沉湎于自我放纵之中。她常常参与那些有十个男青年（或者更多）列席的宴饮聚会，那些男人年轻力壮，以通奸为人生头等大事，她能和所有同席的男人轮流睡上一整夜，等把他们都榨干以后，她就去找他们的仆人，有时能有三十人之多，她一个也不放过，但即便如此，她的淫欲也无法得到满足。

类似的内容写了一百九十四页（企鹅出版社的版本）。看来普罗科匹厄斯大概是跟皇后有什么个人恩怨，她可能妨碍了他高升，或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损害。但即便如此，这本书也是一份颇值得关注的证言。在该书的结尾处，普罗科匹厄斯讲述了狄奥多拉晚年试图管制卖淫的事。她对自己从前的罪孽感到愧疚，于是查封了妓院，给所有妓女赎身，把她们安置在一座昔日的皇宫里，皇宫已被她改造成一座用于忏悔的修道院。

但是，普罗科匹厄斯写道，这是狄奥多拉最不受欢迎的举措之一。据他所言，女孩子们觉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乏味透顶，大多数人没有浪女回头去当修女，而是“半夜从栏杆上跳了下去”。

这是一个凉爽的傍晚，我朝大竞技场走去。当年拜占庭马戏团的暴力帮派曾在这里划分势力范围，现在戴着头巾的土耳其淑女们文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闲谈，她们的丈夫蹲在附近的栗子树下敲着开心果，偶尔会有商贩推着带轮子的玻璃货柜经过，叫卖用纸筒装起来的鹰嘴豆。海鸥在空中无声地盘旋。人们很难想象大竞技场曾经能容纳十二万人——这是如今温布利球场接待能力的两倍。

老赛马场的正中央仍然矗立着狄奥多西皇帝的方尖碑，它从建于五世纪三十年代的基座上升起。基座一侧的雕刻描绘的是把它立起来的滑轮和绳索。另一侧雕刻的是皇帝坐在御用华盖下俯瞰着比赛，赛车是刻在基座上的一系列小型浮雕，看起来像一群马拉着浴缸。

在皇帝和御车手之间站着皇帝的保镖团：一群娇滴滴的纨绔子弟，留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种长刘海，身段摇曳多姿如垂柳。当人听完大马士革的圣约翰那血与火的布道之后，是很乐意看到他们的。这些温文尔雅的公子哥儿不仅看起来非常不具威胁性，而且比起保卫皇帝的安全，他们似乎对比赛更感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拜占庭历史上有那么多次成功的刺杀。

在竞技场的尽头，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宏伟的穹顶千年如故地浮现，它是拜占庭建筑的巅峰之作。在许多人眼里，它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过的最为壮丽的教堂。没有其他任何一座基督教建筑，能够如此成功地将人引领到彼界的入口，或如此夺人目精地宣示超验世界的迫近。在它内部氤氲的金色雾霭中，在它那非凡的光线与空间、宝石与镶嵌画材料的游戏里，在那辉煌灿烂宛若天穹的拱顶下，坚固的墙壁看起来也仿佛不再是障碍，而是通往一个更高的现实的通道。当它在六世纪三十年代初建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最精妙的一篇文章里，描绘了那令来访者倾倒的力量：“教堂内部的光线如此明亮，让人感到这光好像不是太阳赋予的，而是它自己射出的。”他在《建筑》（The Buildings）中写道，“上面是一个巨大的球形拱顶，它似乎不是在坚固的砖石上筑起，而是被一根金链从天国垂下。当你走进教堂祈祷的那一刻，就能了然这项工程实乃天命，而非人力。于是，来访者的心灵就飘飘欲举，升至上帝身旁，并认为他不会远离这个由他亲自选定的地方。”

一千四百年来，多次地震和重建，大片大片的镶嵌画受损，祭坛被拆毁，甚至有一场城市大火将拱顶上的金属熔化，滚烫的金属洪流从拱顶上奔涌入排水沟，这一切都未能磨灭这座建筑摄人心魂的力量。你在大殿里可以看到，即便是喧闹不休的旅行团，在步入拱顶大厅时也寂然不语。即便有人讲话，也尽量压低声音。神圣将世俗世界打破了一个口，人们马上能悟到一位拜占庭修士在触碰一件圣遗物，或凝视一幅圣像时的所思所感：在那一瞬，感知之门被打开了，凡人得以向神灵投去匆匆一瞥。在此地，人们回到了约翰·莫斯克斯的拜占庭精神世界。

但是，这一座建筑——被拜占庭人认作他们最完美的杰作——奇迹般的幸存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他地方的损失。抛开地理因素不谈，如果约翰·莫斯克斯现在复活，他应该对这座城市相当陌生了。当年有五百座教堂和修道院装点着从金角湾升起的土地，现在只剩下不到三十座，大多都经历过重建，并被改建为清真寺。

这天早上，我去参观了圣波利欧克图斯（St Polyeuctes）教堂的遗址，它曾是整个基督教帝国最大的教堂。据说查士丁尼下令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为了与它相配。这是约翰·莫斯克斯熟悉的建筑。他在这座城市落脚以完成《精神草地》时，所栖身的修道院可能就附属于一座这样的大教堂。

这座教堂年久失修，在土耳其人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它就彻底倒塌，被人遗忘了。1960年，它意外地被重新发现，很快又远近闻名。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家兴高采烈地宣布，许多被认为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创新，都被圣波利欧克图斯教堂的作品抢在了前头。

三十年之后，形形色色的考古报告都积了灰，圣波利欧克图斯似乎又将归于尘土。废墟成了一个露天公厕，恶臭难当，根本无法进行考察。只有那些最落魄的土耳其流浪汉还在它的门户前徘徊。与此同时，那些闻名遐迩的柱头——据说是第一批典型的拜占庭笼雕式柱头，这种风格在拉文纳被发扬光大——散落在附近的一个运动场上，为谈恋爱的土耳其人提供了座位。这意味着，任何想要研究拜占庭早期雕刻艺术的这一关键阶段的人，都得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像个变态一样往那些纠缠在一起的情侣的腿底下看。

拜占庭世俗建筑的情况还要差。伟大的狄奥多西城墙，那个时代最复杂精妙的军事防御建筑如今仍在。此外，建于四世纪的宏伟的瓦伦斯水道桥，与两座可追溯到查士丁尼时代的绝妙的拱廊蓄水池也还完好。然而，拜占庭时代的房屋楼阁没有一座留存到今天。即便是最大的两处皇宫建筑群——大皇宫（Great Palace）和布雷契耐宫（Palace of Blachernae）——也从地面上消失了，只余下数座拱门、一排窗户、一些埋藏在地下的地基和几块漂亮的镶嵌画地砖。

我把下午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镶嵌画博物馆里，欣赏那些幸存于世的宝物。所有的作品都出自六世纪晚期，也就是查士丁尼的统治结束后不久的大皇宫，现在蓝色清真寺后的斜坡一度就是当年大皇宫的所在地。这些镶嵌画地砖，想必就是希拉克略皇帝在得知波斯人攻克耶路撒冷，或亚历山大港陷落时走过的。

这些镶嵌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们对希腊文明的承续，这颇出人意料。绝大部分镶嵌画走的是乡村田园风，它们流露的温暖的自然主义，乍一看与拜占庭晚期圣像画上僵硬的人物，还有许多中世纪拜占庭教堂穹顶上遍布的、不苟言笑的基督普世君王像^[5]相去甚远，反倒更接近庞贝古城的精致壁画。你只有在这座博物馆待了一段时间，稍微仔细观察过那些田园牧歌后，才会开始忧虑这些镶嵌画工匠的精神状态，或是他们的甲方的精神状态。

头一眼看过去，马似乎是在给狮子喂奶，这是和平的绝佳象征，就像《圣经》里狼和羊羔躺在一起一样。但只要你细看，就会发现实际上画的是狮子把马开膛破肚，还咬掉了马的睾丸。另一头狮子奋起袭击大象，但判断失误，被大象的长牙刺穿。一匹狼在撕咬鹿的脖子。两个穿皮制甲胄和灯笼裤的角斗士正等着对付一头粉红色的老虎（老虎的颈部已经受了重伤，鲜血从它的嘴里汩汩流出）。还有一只长翅膀的狮身鹰首兽俯冲下来，撕咬一头羚羊的背，另一只则在吞食一条蜥蜴。

我们只能推测究竟是什么让镶嵌画工匠制作出如此狂乱而暴力的作品：毕竟暗杀和宫廷政变相当频繁，对皇帝来说，每天从这些描绘血腥暴力的地砖上走过也是一种鞭策。另一方面，它们无疑是一剂良药，可以驱散绝大多数拜占庭文学中死气沉沉的虔诚：没完没了的圣徒传记，描述他们怎么用英雄般的苦行僧生活来抵御魔女们淫邪的诱惑。事实上，皇帝在忍受了两个钟头关于贞洁的布道后，回到这些充满了屠杀和混乱的生动场景中时，没准真的松了一口气。

回来的路上，我穿过环绕托普卡帕宫的古勒汉花园（Gulhane Gardens），途中惊讶地发现圣伊琳娜教堂（Haghia Eirene）^[6]似乎是开着的。这挺令人意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土耳其当局的原因，这座宏伟的建筑作为伊斯坦布尔现存最大的拜占庭教堂之一，通常都被锁得严严实实。然而这一次门是开着的，两个衣着考究的土耳其女人正坐在门廊里聊天。

我想趁这个机会参观一下教堂，但当我经过那两个女人时，其中一个冲我喊道：“不好意思，你不可以进去。教堂没开门。”

“我看这是开的啊。”

“您恐怕需要持特殊通行证才能进去。这是出于安保考虑。”

“什么意思？”

“里面有重要人物。”

“官员？”

“不是。是模特。”

“模特？”

“今天这里有一个选美比赛。”

“在教堂里选美？”

“有什么问题吗？土耳其最顶级的模特都在这里了。她们现在正在换比基尼呢，里法特·沃兹贝克（Rifat Ozbek）设计的。”

圣伊琳娜教堂是最不适合搞选美比赛的地方：这里昏暗阴沉，光线很差。但希腊人心心念念要夺回这座教堂，土耳其人则百般挑衅他们的世仇，不论手段多荒谬。不过毫无疑问，希腊人也在萨洛尼卡废弃的清真寺里搞差不多的把戏。如果雅典的清真寺没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场令人痛心的恶性民族主义运动中被夷为平地，他们大概也会对雅典的清真寺做同样的事情。

伊斯坦布尔，7月28日

我乘渡轮前往被土耳其人称为“比于克阿达”（Buyuk Ada）、被希腊人呼作“普林奇波”（Prinkipo）的岛屿。烟水茫茫，热得让人喘不上气。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有男孩子在洗澡。海盐、烧热的木头和腐烂的鱼的气味混在一起。我们驶离金角湾，绕过托普卡帕宫所在的树木繁茂的山脊，穿过分隔欧亚的狭长水域。

船上还有其他乘客。我旁边是一个目光忧郁的新兵，十八岁上下，穿着不合身的作训服。他留着小胡子，头发剪得很短，茫然地望着大海。也许他正在去库尔德前线服兵役的路上。

我对面是一个戴淡紫色头巾、身着伊斯兰长雨衣的年轻姑娘。她正专心致志地读着一本英文版的药理学教科书：“第二章·药物渗透”。

后面的凳子上，坐着一个留牙刷胡的没牙老工人，敞着怀，嘴角叼着根香烟。

一个穿着紧身T恤、形迹可疑的人。下巴上胡子拉碴。一串念珠被他从手掌到手背把玩得噼里啪啦响，他还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这人是逃票的？

一个光头水手，身上穿着战争片里那种水手服。身材矮壮，皮肤黝黑，膝上放着一顶帽子。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感到索然无味，然后把它扔到了海里。

一个盲人小提琴手被他敲小木手鼓的儿子领着，穿过一条条长椅间的过道。两人都戴着平顶帽。

还有形形色色的小商小贩兜售可乐、圆珠笔、土豆削皮器、劳力士手表（假的）、鳄鱼牌袜子（假的）、雷朋墨镜（也是假的）和比克牌打火机（看上去是真货，但是质量最差的那种）。我买了一瓶可乐，结果发现也是假的：喝起来像热的除臭剂。

半路上，一个长得令人生畏、穿戴着雨衣和头巾的女人出现在楼梯井的顶上，开始对我们大呼小叫。我猜她是在叫我们给福利党投票，或者在骂那寥寥几个没戴面纱的中年妇女。但我搞错了。她女儿住院了，需要钱付医药费。乘客们纷纷慷慨解囊，尤其是那个敞着怀的老工人，他把烟掐灭，拼命地掏口袋。

拜占庭人把普林奇波用作监狱，一连串佞臣和谋逆的皇子都被流放到此地的修道院。奥斯曼人则把它改造成一处避暑胜地，一直到今天：细细长长的一排可爱的木板房屋，栏杆和格子栅栏都是雕花的，漆成了悦目的奶油色和淡蓝色。这里有一座老修道院的遗址，至今还常有人往来，我这次就是为了它来的。迪米特里奥斯神父向我谈起过它。他说，圣乔治的圣祠是一处容纳两种信仰的圣地，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此并肩祈祷。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家常便饭，而现在实属屈指可数。

该地的法律禁止汽车上岛，于是我在码头上招呼了一辆旧马车。我们沿着鹅卵石路驱车上山，路两边是花园和果园。树上满是苹果和杏子，果园的围墙上盛开着九重葛和茉莉花。

一个世纪以前，普林奇波完全是属于希腊的，如今这里仍有一两个年老的希腊人守着他们的宅子：有着三角楣饰和立柱的木质建筑，宽敞而华丽。当我们经过修剪整齐的草坪时，偶尔能看到希腊老太太坐在木兰树的浓荫里，树叶绿得发亮，奶油色的繁花开得正好。有些人在做针线活儿，还有些啜饮着冰镇果汁。

车出了城镇，往山上驶去。松树林取代了果园，密密的松针在车辙沟里腐烂。除了马蹄声、其他载着回城的农民与信众的马车的嘎嘎声外，周遭一片寂静。

二十分钟后，在一条通往圣祠的尘土飞扬的小路尽头，出现了一处墓地，车夫就在这儿把我放了下来。在步行上山前，我进去看了看。这是土耳其最后一处仍在使用的希腊墓地。我漫步在凌乱的墓碑间，这里杂草丛生，许久不曾有人清扫，地上覆着一层厚厚的松针，就和外面的路一样。许多墓碑上镶着逝者的照片。矛盾的是，一处荒芜的墓园里的遗照，让被1955年暴乱终结的希腊化伊斯坦布尔重新鲜活了起来。

在迪米特里奥斯神父的叙述中，那些离去的希腊人——在十九世纪的伊斯坦布尔颇有影响力的少数团体——见多识广、富有艺术修养、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些照片并未经过怀旧的记忆美化，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店掌柜和老姑娘组成的繁荣的小布尔乔亚社会：胡子和双下巴，马甲和怀表兜，头上的斑秃和夹鼻眼镜，一排排发福的、疑心重的男人在自家的甜食店里过早地衰老，对晚期的奥斯曼帝国吹胡子瞪眼；一对对裹着黑色丧服的老妇人，平凡而哀苦，一眼望去尽是寡妇的丧服和虔诚的愁容。

我跟着如潮水般波动起伏的信众爬上山去，一开始我望见山顶附近的灌木丛中开着繁茂的白色木槿花，为之惊叹不已。但到了山顶，我才看清那实际上是什么：信众在每一根灌木枝上都系上了白色布条，这是原始的生育符咒。有些系得相当精细：小小的布兜，里面盛着石头、小鹅卵石或松针。还有些则是缠在灌木丛上的一团乱麻，像要打包邮寄似的。

圣祠里面也别有一番奇景。这里之前被一场大火烧毁了一半，焦黑的椽子和窗棂暴露在日光之下。尽管还没修复，有一半屋子是露天的，但来祈福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两个民族的人民并肩祷告，念的却不是同一种经。希腊人站在圣像前，双手合十，土耳其人把祈祷用的毯子铺在地上，朝麦加的方向俯下身去。一位戴着面纱的穆斯林女士，用长指甲抠着墙上一幅十九世纪的圣徒肖像，接着舔了舔指尖上的壁画碎片。

“穆斯林也信圣乔治，”半个钟头以后，我在码头上等船，遇见一个年轻的希腊学生，她向我解释道，“他们听说圣乔治很灵，所以就来找他求子。估计他们不知道圣乔治是希腊人。”

“他们可能以为他是土耳其人。”她的朋友说。

“可能吧。他们觉得什么都是土耳其的。我之前听几个男孩子说，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大竞技场是塞尔柱突厥人建的。”

“他们不懂历史，”第二个女孩赞同说，“有一回，一个男孩子问我姐姐，你们希腊人为什么要来，你们只会惹麻烦。我姐姐回答：来的不是我们，是你们。”

“他们甚至还觉得荷马也是土耳其人，”那头一个女孩叹道，“他们说，荷马的本名其实叫欧麦尔。”

伊斯坦布尔，8月1日

晚上十一点。我刚吃完晚饭回来，是和《独立报》驻土耳其记者休·波普一起吃的。我们约在一家专门卖鱼的餐厅，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游五英里处的贝希克塔什区，在这里可以眺望亚洲。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向正在东南部肆虐的库尔德战争。

“每天至少会死五十人，”他说，“除非死两百人以上，否则我都懒得给外交部打电话。”

休·波普告诉我，去年十二月，《独立报》把他外派到迪亚巴克尔时，他设法联系了东南部现存最大的叙利亚正教修道院——圣加百列修道院（Mar Gabriel）。在他抵达的前一天，一辆卡车在离修道院正门两百米远的地方碰上了一枚反坦克地雷。等他开车路过这里的时候，司机烧焦的尸骸仍然坐在烧光了的卡车骨架里，双手握在方向盘上。这个地雷显然是库尔德工人党（PKK）埋的，针对的是乡村警卫队，他们借这条道去邻近的贡高伦（Güngören）——在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眼中，这些人和土耳其政府乃一丘之貉。尽管地雷的目标不是修道院，但它无疑使修士们意识到，在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的交火中，他们有多么不堪一击。

据休·波普所言，库尔德游击队和当地政府一样，对苏里亚尼人^[7]全无好感，指控他们向当地政府暗中告密，就像当局谴责他们同情库尔德工人党一样。除此之外，库尔德人把苏里亚尼人赶走大有好处：他们可以占领他们的土地，自己耕种。

然而，基督徒和库尔德人面临的难题有着相似的根源。奥斯曼帝国当初实行的是一种包容多元的制度，它的发展兴盛也正是因为多元。每个村社和宗教团体都实行内部自治，有自己的法律和法院。阿塔图尔克的新土耳其则走向了相反方向：统一就是一切。绝大多数希腊人被驱逐出境，留下的希腊人必须成为土耳其人，至少名字得改成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也是如此。这个族群在土耳其官方眼中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语言和歌谣最近刚被禁绝。在官方文件和新闻播报中，他们仍被称作“山地土耳其人”。

正是这种荒诞的、极度高压的幻想导致了当前的游击战争。正因为如此，库尔德工人党目前正陷入一场无望的搏斗，他们试图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争得自治权，而这是土耳其政府永不可能给予的。在过去的五年内，土耳其东南部已经有超过一万人死于非命，为了坚壁清野，断绝游击队的补给，大片土地与近八百个村庄遭到废弃。土耳其军队中至少十五万人被牵制在东南部山区，与约一万名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员作战。当下政府军似乎占了上风，据说现在一支游击队平均撑不过六个月。休·波普告诉我，虽然目前打打停停，但预计未来几周内要大打一阵：夏天是战斗的季节。

我计划下周动身去土耳其东南部。安条克——现在叫安塔基亚——正处在动荡的边缘地带。一旦到了那里，应该会更容易判断局势到底有多糟糕：从这里出发去叙利亚正教修道院的难度几乎不可预估，而且情况每天都在变化。如蒙上帝保佑，应该可以不冒任何不合理的风险顺利通过。休·波普给了我一个在迪亚巴克尔的司机的名字，此人去年把他送到了战区，当然得多掏钱。

他还提出了我是否该弄一张记者证的问题。据他所言，一方面，东南部的政府讨厌一切记者：去年他的妻子在努赛宾（Nusaybin）被警察殴打，当时她出示了她的记者证。另一方面，他又说，如果我说自己是来旅游的，根本不可能有人信我——土耳其东南部附近已经三四年没人来旅游了——而且如果我没有土耳其的身份证件，那我很可能会以间谍罪被逮捕。

吃过晚饭回来，我向酒店接待处的服务员梅廷征求建议，他家就在东南部。他似乎觉得我的计划过于滑稽了。“别担心，只要别跑到库尔德工人党的路障里去，就不会吃枪子儿，只要开车别轧到地雷，那就不会被炸。除此之外东南部挺安全的。绝对安全，真的，我强烈推荐。”

梅廷接下来的话是严肃的。他说就算警察不抓我，车也没有轧到地雷，还是有可能被库尔德工人党绑票。去年三个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英国人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倒没遭什么罪，但因为游击队不能生火——以防行迹被政府军发现——人质被迫生吃了三个月的蛇和刺猬。

“那几个旅游的应该感到庆幸，”梅廷说，“如果落到库尔德工人党手里的是土耳其政府军士兵，那他们的生殖器就会被割下来。然后再被杀掉。架在火上或别的什么东西上慢慢烤。用炭烤。”

“这种事情现在还有？”

“这些人现在就在搞大屠杀。”梅廷回答。

“但他们只针对土耳其政府军吧？”

“你在东部怎么小心都不为过，”梅廷捻着他的小胡子，“就像他们在安卡拉说的：库尔德就像一根黄瓜，今天在你的手里，明天可能会捅进你的屁眼。”

伊斯坦布尔，8月3日

这是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天。今晚就得坐火车走。

这天早晨我去了法纳尔，向迪米特里奥斯神父道别，还拿了他帮我写的介绍信，是给圣地和西奈的希腊修道院院长的。

我出了迪米特里奥斯神父的办公室，跑下楼梯，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来访的希腊修士，他正蹲在通往院子的门廊里喂麻雀。我向他道歉，然后我们开始闲聊。他说他去过英格兰，但不太喜欢。“太伤心了，我去了伊普斯维奇（Ipswich），所有的教堂都关着门。没有一座是开的，一座都没有！”他阴郁地补充道，“我读到的一本杂志上说，撒旦教的头子就住在英格兰。”

他不喜欢伦敦，对白金汉宫也没什么感觉。事实上只有两处地方真正吸引他。一个是邱园^[8]：“你们的邱园！超级漂亮！超级可爱！我会带坚果去喂那里的松鼠。”另一个地方是兰贝斯（Lambeth）一家卖宗教小饰品的商店。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张小小的塑料全息基督像。“它很漂亮吧？这是一个瑞士艺术家根据一幅可靠的基督肖像制作的。有些修士认为这个不好看，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觉得。把它变换一下位置：你看！我们的主现在在微笑！现在他在展现他节制的美德！现在他殉难了。现在他复活了！哈利路亚！很漂亮吧？我一直把它随身带着。”

一艘晚间渡轮穿过漆黑一片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海达尔帕夏（Haydarpasha）火车站，它是柏林—巴格达铁路在安纳托利亚的站点，阿拉伯的劳伦斯当年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炸毁这条铁路。我明天得去安卡拉取我的记者证。

售票员说这趟火车没有我的订票记录，但他询问了我的国籍，我回答他时，看到他脸上闪过一丝害怕的神情，然后我马上被升到了头等舱。等我后来在车站餐厅吃晚饭时，才发现这非比寻常的变通的背后原因：那天晚上有一场欧冠比赛，曼联对阵加拉塔萨雷，电视上一直在播报英国球迷的传统赛前活动，比如在餐馆里搞破坏、打架、殴打无辜的土耳其人，等等。我头一次对英国足球流氓在国际上的名声心存感激：我来自曼彻斯特的同胞貌似无意中让我获得了夜车头等舱卧铺。

安卡拉到安条克的夜车巴士，8月6日至7日

凌晨四点十五分：这种旅行方式实在太可怕了。天快亮了，第一缕晨曦照亮了广阔的平原，其上笼罩着一层缥缈轻薄的云雾。坑坑洼洼的道路、缺少保养的悬挂系统发出的轰鸣、鼾声如雷的安纳托利亚农民，都还是事先能考虑到、能够忍受的。真正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这个司机和他的跟班——一个留着小胡子、极其野蛮粗鲁的售票员——故意剥夺所有乘客的睡眠。

每隔一小时，大巴就把我们载到一家脏乱差的烤肉店。灯被打开，我们被摇醒，扩音器声嘶力竭地放着土耳其女歌手的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下车。司机和他的小伙伴溜去餐馆老板那拿回扣，而款待我们的是一盘接一盘质量低劣的烤肉串，或者更糟糕，在半夜里吃甜腻不堪的土耳其软糖。

接下来还有更烦人的。回到座位上以后，那个售票员沿着过道走过来，欢快地在乘客伸出来的手上洒古龙水。如果现在是下午三点，天气炎热，他这么做还能让人神清气爽，但现在是凌晨三点，这在沉闷的寒冷中只让人感到闹心。车就这么往前开着，叮叮当当，颠簸摇晃，仿佛一个滚筒烘干机，车厢里闻起来就像妓女充满脂粉气的房间一般。每停一个站，人们的怒气就升高一分。

早晨六点：在安纳托利亚的灰色荒原上，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一家特别破旧的烤肉店，我们无可避免地被拉了过去。大家跌跌撞撞地下车，顺从地排队吃早饭，闻起来像某个特别壮观的须后水广告的临时演员。我实在太累，无力争吵，对一切都听之任之，于是也站进了吃饭的队伍，我往盘子里盛了点酱汁，它在变成酱之前应该是个茄子。

早晨八点：我们抵达伊苏斯（Issus），亚历山大大帝曾在此地大胜波斯。它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但现在看起来是个相当破败的地方：一个杂乱的村子，有一处加油泵，一座废弃的发电站，一家脏兮兮的餐馆，散发着一股可怕的油脂和动物尸体的气味。

我的邻座是个话很多的伊斯坦布尔交警，他在上一站吃了串烤肉，现在在大街上开始闹肚子。他引来了一小拨围观群众，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伊苏斯近几个月来发生的最有意思的事。尽管时辰还早，但天气已经闷热潮湿起来。我们正在穿过奇里乞亚门（Cilician Gates），进入平原地带。路的另一边站着一排排衣衫褴褛的农民，有些人锄着棉花和烟草田旁边的地，大部分人丢下农具，跑来围观我的旅伴在街边拉肚子。

这些男人相貌粗犷，愁眉苦脸，蓬头垢面，胡子拉碴。但是——环顾身边坐满了桌子的各色人等，瞥见镜子里我自己的样子——我们还能和谁说话呢？

上午九点：我们抵达安条克。肮脏的小巷子交错纵横，三面都是西尔皮乌斯山（Mount Silpius）的新月形峭壁。当我们终于走下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站在汽车站的强光下时，售票员给我们喷了最后一次古龙水。我摇头表示拒绝，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可怕的玩意儿洒到我身上。

安条克，比于克-安塔基亚酒店，8月11日

我洗了澡，发誓以后坚决不坐夜车巴士，坚决不再碰古龙水，然后爬上床，在约翰·莫斯克斯的几个比较催眠的传奇故事（诸如意志坚定的拜占庭隐士如何抵御了魔女的诱惑和美貌的“埃塞俄比亚男孩”）下睡到了中午。

安条克一度是拜占庭帝国的第三大都市，在叛教者尤里安统治时期还短暂地当过帝国首都，然而如今除了博物馆里的镶嵌画和一部分重建后的城墙残片外，这座城市似乎连一块昔日的石头也不曾留下。它的著名建筑——君士坦丁的黄金八角厅、利巴尼乌斯（Libanius）慷慨陈词的议会大厅、能容纳八万人的大竞技场——都消失了。拜占庭时代的安条克城，与它的老竞争对手亚历山大港一样，如今都只留存于记忆中，除了学者们的推演和猜测，谁也不会再想起它来。

这是有原因的。这座城市位于地震带的中心，历史上已经多次被夷为平地，大地震至少两百年就要来一次。如今它是一处沉寂而偏狭的地方，建筑乏善可陈，只有几座精美的奥斯曼晚期别墅，饰着雕花木栏杆，藤萝蔓叶从百叶窗上垂落。除了偶尔光顾的考古学家，真的没有人再来安条克了：土耳其政客、记者、旅人，甚至连库尔德工人党都不来了。

整个欧洲、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北非海岸，一度都由这个小镇子统治，这一事实想来令人惊异。而现在，即便以土耳其的标准来衡量，它也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地方。也许有朝一日，洛杉矶或旧金山也会变成这样吧。

当约翰·莫斯克斯于六世纪九十年代来到安条克时，这座城市的衰落已经无法掩盖了。曾经位居所有神学流派之冠的安条克学派辉煌不再。金口约翰与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往，尽管塔尔苏斯的狄奥多若（Theodore of Tarsus）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安条克，接受安条克传统的解经训练的，后来他被任命为第七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他接受的学术训练带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和皮耶里亚开始淤塞，地中海的大型贸易开始绕过这座城市。市场上在售的只有当地农产品，这里曾有如云的商队，买卖来自波斯、印度和东方的丝绸及香料，如今则搭起了难民的棚屋。

此外，堕落的风气也已开始蔓延，安条克的名声最为不稳。当皇帝构陷一个好惹麻烦的主教“与妓女有染”时，没人报以哪怕片刻的质疑。安条克剧院以其壮观的水上表演闻名，据一位相关人士所言，其特色是“大量来自底层社会的裸体少女”，而这座城市的十八个公共浴场，像帝国所有的公共浴场一样声名狼藉。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之鞭”的金口约翰，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就是安条克的风纪督察，他严厉批判了安条克修士与修女之间的“精神伙伴关系”，还指责上流社会的女子惯于在仆人面前着装暴露，“她们柔软娇嫩的躯体上，除了沉重的珠宝外一丝不挂”。

然而，巫术才是这座江河日下的城市的头等大罪。当时人们认为恶魔无处不在，堪比土耳其市场上成群的苍蝇（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常常建议人们在生菜上画十字，以防把叶子上的恶魔吞下肚），而在安条克，巫术活动甚至蔓延到神职人员中间——或至少传言如此。安条克的竞技场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巫术中心：那里不仅有各种对付御车手和马匹的巫术，长廊里还摆满了裸体的古典雕塑，据说这是那些司肉欲的恶魔出没的地方。还有一则传说，讲了一个犹太巫师在午夜时分将一位长老带到竞技场，这位长老刚被新上任的主教解除了司库的职务。巫师成功召唤出撒旦，撒旦向他承诺，如果他同意成为黑暗的仆人，并亲吻撒旦的脚趾以示服从的话，就帮他官复原职。这位长老照办，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这是拜占庭版的浮士德故事。

安条克人就被这类故事耳濡目染着，忧心忡忡的他们不去寻求神职人员、拜占庭的总督或军队统帅（magister militum）指点迷津。相反的，他们找的是高柱修士小圣西米恩（St Symeon Stylites the Younger），这位著名的隐士在城外数英里的地方立起了他的隐修柱，在上面向信徒们发表一系列可怕的威胁和警告，呼吁他们改过自新。

他的力量非比寻常。据一位为他作传的匿名作家说，他衣服上的尘土比烤鳄鱼、骆驼粪或掺了蜡的比提亚奶酪更有疗效，而后面那些都是拜占庭医生药箱里的常备药物。他衣服上的尘土能治疗便秘，让不信上帝的人得麻风病，使死去的驴子复活，还能把发酸的酒变甜。它还能护佑遇上暴风雨的船舶平安无事。有一个叫多罗修斯（Dorotheus）的人，在圣西米恩的修道院里担任神职人员，某年隆冬时节，他在禁航期出海，相信圣西米恩能保佑他。然而，船在离陆地很远的地方遭遇狂风暴雨，船被巨浪推上浪尖，船员们被甩到甲板上。船长陷入绝望，而多罗修斯拿出一抔蒙圣西米恩赐福的尘土，将其撒在船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蜜的芬芳，翻滚的海浪平息下来，一阵好风吹鼓了帆，将船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

西米恩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人。一个安条克制砖工人曾私下里表示，他认为西米恩展示的奇迹估计不是上帝的杰作，而是魔鬼的把戏。结果没多久这名工人的手就烂掉了，“直到他泪流满面表示忏悔，才得到宽恕，恢复了健康”。不光是手，西米恩对身体的其他部位有同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由莫斯克斯记录的故事讲述，某变节的修士脱下教袍，离开他在埃及的修道院到安条克定居。有一天，在从海边回城的路上，这位前修士决定去看看西米恩的柱子。他刚走进围墙，这位高柱修士就在一大群朝觐者中把他指了出来：“把剪刀拿来！”西米恩奇迹般地发觉这位来客做过修士，高声喊道：“给那个男的剃头！”

西米恩把他送回埃及的修道院，并向他保证神已经原谅了他的叛教行为。神的谅解如期而至：一个周日，当这位修士正在修道院的回廊里领圣餐时，“他的一只眼珠突然掉了出来”。诡异的是，这被看成一件喜事，至少在西米恩的狂热崇拜者眼中是如此。气都喘不上来了的莫斯克斯评论说：“弟兄们凭这件事，就明白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正如义人西米恩预言的那样。”

吃过午饭，恢复了精力，我出门去找一个愿意载我去奇山（Wonderful Mountain）的司机，奇山地处当代的安塔基亚城南几英里，高柱修士西米恩的隐修柱遗址就在那里。

在集市上——一条带拱顶的奥斯曼时期的大街，还是沿着拜占庭时期的老路修的——我寻到一个虔诚的、留着大胡子的司机，名叫伊斯麦尔。他有一辆道奇卡车，很旧，重新漆过多次，现在是柠檬黄色的。我们讨价还价了很长时间，两边都感觉对方在忽悠。等伊斯麦尔行完晌礼后，我们乘卡车离开安条克，向南驶去。

到处都栽着橄榄树：一排排树木整齐排列成棋盘状，映衬着小山丘灰色的土壤。如果没有偶尔在树林上闪现的宣礼塔尖，以及一群群穿大褂子、往手推车上装柴火的农民，这里可真像翁布里亚（Umbria）。在我们左手边的山谷里，牧羊人和他们汪汪叫的狗领着一群长耳山羊和绵羊，穿过芦荟地和桑树林，铃铛叮当有声。几分钟后，奇山完美的尖顶在未尽的晨雾中浮现。

卡车从大路颠到一条小道上，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干涸河谷往山上开。我们经过一对老夫妇，他们用鹤嘴锄锄着一块荒芜的梯田。这条陡峭的小路继续盘旋向上，眼前的风景渐渐开阔起来。遥远的前方，地中海的波光闪耀着金属的色泽；南面是卡西乌斯山（Mount Cassius）和叙利亚的橄榄树林；北面是奇里乞亚一望无际的炎热平原；而我们的脚下，透过蒸腾的雾气，能够看见缓缓流淌的奥朗提斯河（Orontes），还有河两岸深绿色的柏树。

约翰·莫斯克斯当年来到这里时，视野所及的每个山头上都满是高柱修士，他们之间的竞争还挺激烈：如果一个修士被雷劈了——这事发生的概率显然不小——他的竞争对手就会据此认为上帝对这人不满，劈死他可能意在指出这人是个深藏不露的异教徒。据莫斯克斯在《精神草地》中的记载，拜访这些柱子顶上的圣徒，是安条克郊区虔诚的夫人小姐们流行的午后活动。而他们中最时髦的无疑是西米恩，他的柱子距达芙妮瀑布（安东尼带克利奥帕特拉来度蜜月的地方）不远，坐轿子就能到。

如今，似乎没什么人再来拜谒西米恩的圣祠了。安条克的基督徒已为数不多，比起一个被遗忘的隐士的陈迹，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斑驳残破的柱子被教堂、修道院、朝觐者的旅店和小礼拜堂的断壁残垣包围着，一眼望去尽是倾圮的墙壁和拱顶。唯一还上这里来的是带着羊群躲避暴风雨的牧羊人。甚至连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也不通到西米恩的柱子。于是我让伊斯麦尔留在路口，他在他的祈祷毯上做礼拜，我则一个人向山顶爬去。

当我爬到陡峭的山脊顶上时，抬头望见蜂蜜色的砖石建筑的线条，那就是隐修柱群的围墙部分。但当我向那片遗址走去时，才逐渐感受到它有多么壮观，多么绚丽：呼啸的山风掠过空旷的山顶，其上屹立着一座宏伟的大教堂，石柱精工细刻，技艺精湛绝伦。这栋建筑的奢华与排场是经过细心考量的：笼雕式柱头由普罗科内森大理石构成，雕花繁复，凿刻遒劲有力；壁柱和额枋的雕饰之华贵堪比皇家。这很奇怪：一个衣衫褴褛、目不识丁的隐士，受到家境富裕、颇有文化修养的希腊化罗马贵族的追捧。而更诡异的地方在于，一个以苦行僧般的简朴著称的隐士，在如此穷奢极华的环境里惩罚自己。这仿佛是在丽兹酒店里搞绝食抗议。

我从一堆坍塌的柱子和翻倒的柱头上爬进教堂。与此同时，一条细细的黑蛇从一座大理石台上爬下来，穿过一片罂粟花丛，然后消失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地下蓄水池里。我坐在它刚刚爬过的地方，翻开《精神草地》，读起莫斯克斯笔下一度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他们来朝觐西米恩，来聆听他讲道，甚至可能是来找他治病。从海岸到安条克的道路上，曾经挤满了来自地中海世界的供奉者和朝圣者。而如今，这里只有一条蛇和一个我。

这片建筑群遵照的是头一位高柱修士圣西米恩（老圣西米恩）的先例。一个世纪以前，他在阿勒颇附近第一个竖起了隐修柱，目的是躲避蜂拥而来的朝圣者。他的柱子原本只是逃避见人的权宜之计，后来偶然成了一种苦修的方法和一个象征符号。老圣西米恩的隐修柱周围的建筑，是拜占庭皇帝在他去世后下令修建的，因此他的隐修柱成了一件圣遗物，包围这根柱子的教堂则是一个巨大的圣体匣。但在这里，在奇山，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这里的教堂是修给一个活着的圣徒的。这是基督徒的虔诚有史以来最不可能有的表现形式之一，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平信徒，甚至连神父都不是——成了一座教堂的尊奉对象。

隐修柱的残骸仍然立在一座八角厅中央的基座上，底座周围是一层层垒起的石凳。在一座寻常规格的拜占庭主教座堂里，这种被叫作synthronon的石凳是提供给高级神职人员的，它们设在半圆形的后殿里，可以望到祭坛。但在这座教堂里，传统的礼拜仪式被安排在侧边的小礼拜堂中，教堂的正殿并不朝向祭坛（即上帝），而是朝向圣徒本人。这位高柱修士已经成为基督教版的德尔斐神谕：在至高的山巅立起隐修柱，他高居其上，字面意义地接近天国，他所说的一切都被当成上帝的话语。异教徒的幽灵一直困扰着拜占庭人，但在安条克，似乎无人质疑过高柱修士或他们的追随者有什么越轨行为。甚至当埃及的修士试图将西米恩逐出教会时，拜占庭教会的其他人也猜测他们只是嫉妒罢了。这种猜测也许不无道理，毕竟高柱修士抢了沙漠教父们的风头。

太阳正朝地中海方向沉落而去。远处，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闪电。虽然天很快就要黑了，我还是流连在断壁残垣里，在暮光下的建筑群间穿行，对约翰·莫斯克斯身处的世界之怪异感到好奇。这座令人惊叹的古典教堂，在技艺上费尽了心思，思想上却又天真得很，笃信这些在柱子顶上大呼小叫的衣衫褴褛的陌生人，能够拨开沉重的肉体的帘幕，直视上帝的面容。他们站在柱子顶上，被人们视作超凡入圣、能够远远望见的光明灯塔。的确，在某些记载里，我们看到有信徒说圣人脸上的光华过于闪耀，能够和神自存的光明争辉。

拜占庭人把这些高柱修士当成中介，后者可以帮他们把灵魂最深处的恐惧与渴望传到遥远的天堂。这些出身寒微的普通人，凭借大无畏的苦行僧精神，得以接近基督的耳畔。正因如此，拜占庭的圣人和高柱修士成了半个基督教世界热望的焦点。他们被认为已经突破了现实的界限，直接接触到神。现代人很容易把拜占庭隐士的怪癖贬为荒诞的马戏团表演，但这样做忽略了一点，即人类最深切的希望和信念，往往很难用狭义的逻辑或理性解释。在一位高柱修士的隐修柱下，人们要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古人为之感动至深的东西，现在即使是信徒也只能投去匆匆一瞥了，而在西方理性那细致严苛的变形显微镜下，它们就相当荒谬和不可理喻了。

回到安条克，暴风雨还没来临，于是闷热的下午变成了透不过气、酷热难当的夜晚。在小巷子里，许多家庭都露天睡觉，把草垫和旧地毯铺到人行道上。老祖母们坐在后面的凳子上织衣服，戴头巾的妇女把热气腾腾的烤肉饭端给盘腿而坐的丈夫。富裕一些的家庭则把电视机搬到路边汽车的引擎盖上，在前面围坐成一个半圆。电视里的枪击声、土耳其肥皂剧的絮语声和蝉鸣交织混杂在一起。

我让伊斯麦尔放我下车，随后在黑夜中走过狭窄的街道，经过那些老房子的木制阳台，穿过集市上的藤纹屏风。沿着小巷走下去，穿过拱形的门洞，你能浮光掠影地瞧上一眼院子里不为外人所知的生活：驼背的老妇人从厨房走向后院，头戴平顶帽的老头儿拄着手杖，在棕榈树下扯些家长里短的闲话。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我找到了一家咖啡馆，里面有一座奥斯曼大理石喷泉，我在那里洗去下午所沾的灰尘，随后坐下来喝了一杯拉克酒。屋里飘着土耳其烟草的刺鼻气味，响着下双陆棋的噼里啪啦声。鹅卵石路上，留着伊斯兰大胡子、脸上沟壑纵横的老头儿们推着一车车无花果和石榴经过。漆黑的小巷子里，一群皮肤黝黑的少年在满地垃圾里踢球。小一点儿的孩子把旧木板条做的玩具车拖出来，轮子是从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或自行车上拆下来的。黑暗中，从城市另一头传来的阵阵鼓声告诉我，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割礼。

后来，我在回酒店的路上转错了弯，无意中被一座希腊东正教堂绊住了脚步。这是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意大利风格，正面平坦，庭院里有一座小小的钟楼。整片建筑被低调地隐藏在一个狭窄的拱门里，看门人是个土耳其老头，穿着宽松的沙尔瓦裤。

神父到伊斯坦布尔去了，但我从看门人那里得知，安条克现在只有两百个基督徒家庭。他告诉我说，在他生活的这几十年里，已经有一万五千名基督徒离开了安条克，前往叙利亚、巴西、德国和澳大利亚寻求新生活。和伊斯坦布尔一样，留下来的希腊人只有穷人和老人。他建议，如果我想了解更多情况，最好去找那位新近搬来这里的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他不清楚他的住址，只听说是在附近的犹太老区。

找到他并不难，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么个意大利人。他叫多米尼克神父，是一位来自摩德纳的传教士，瘦高个儿，满脸皱纹，一副苦行僧的面容，目光疏离冷淡，令人不安。他一个人住，我上门的时候他刚吃完晚饭。

他说他在土耳其待了二十五年，现在已经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尽管每年他还是要渡过地中海，去和年迈的父母一同住上两个星期。

就像那个东正教堂的看门人一样，多米尼克神父对基督教在安条克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安条克是早期基督教会的第一批中心之一，”他说，“圣彼得和圣保罗都曾在这里布道。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耶稣的使徒就是在安条克被首次称作‘基督徒’的。但现在这里只有两百个基督徒家庭了。”

“那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我问。

“他们比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过得好，”多米尼克神父说，“他们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威胁。土耳其人不会拿他们怎么样。但基督徒社区以后会消亡的。年轻人还是在往外移民，主要是去巴西。可能从使徒时代起这里就有基督徒了，但我怀疑二十年后还会不会有。”

我问安条克的伊玛目们对他在此地的活动有什么看法。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来拜访我，问我：‘你信仰什么？’我就把一些土耳其语的书拿给他们看。其中一本是赞美诗，上面写着‘神之子耶稣’。他们大惊失色，一半人走了，嘴里念叨着亵渎神明之类的话。但有两三个伊玛目留下来喝茶，我们一起探讨神学。他们指责我用了伪福音书，说只有《巴拿巴福音》（Gospel of Barnabas）才是真的。”

“《巴拿巴福音》？”

“一个改宗伊斯兰教的原基督教徒，在中世纪晚期写的伪福音书。穆斯林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说耶稣是个好人，是个先知，但不是神的儿子^[9]。我跟他们说，《巴拿巴福音》是在中世纪写的，这个作者显然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写耶稣乘船去耶路撒冷^[10]。我们吵了一天。从那以后我就没遇到过什么真正的麻烦了。”

我问他在土耳其的这些年，有没有使什么人皈依基督教。他摇摇头。“没有，”他笑了，“这里只有十个天主教徒家庭，都是十九世纪从黎巴嫩搬来的马龙派。但在山区，有许多亚美尼亚人，自1915年的大屠杀以来就一直假扮穆斯林。有时他们来找我行洗礼，虽然我是个天主教徒。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穆斯林，但他们自己知道——我也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我告辞的时候，问多米尼克神父，独自一人住在异国他乡，代表一种现已被视作外来物的信仰，是否感到孤独。他耸了耸肩膀：“孤独是什么？”

比于克-安塔基亚酒店充分展示了土耳其的那种小地方德行：花大把的钱建一座非常好的酒店，然后放任它在几个月里烂成一堆支离破碎的零件、漏水的热水器和磨损的电器。灯座里没有灯泡，马桶水箱里没有浮球阀，水龙头拧不出水，很多门上没有门把手。

从多米尼克神父家回来时，我发现有一列长长的红蚁爬往我的房间，一条小溪从溢满水的水箱里蜿蜒而出。红色的电话是个死塑料疙瘩，而淋浴间（坏了）里的蟑螂活蹦乱跳。最糟糕的是，空调吹出来的风闷热潮湿，还发出军乐队似的噪音。我回头去接待处找人来修，当我站在那儿等时，注意到我的信箱里有一封信。

信是酒店经理留的，告诉我两个坏消息。先是一张简短的便条，回答了我关于怎么去乌尔法（古代叫埃德萨，它是我去图尔阿卜丁的下一站）的问题：没有火车，只有一班巴士，晚上发车，凌晨抵达——又是一趟无法逃避的夜间巴士之旅。第二个消息更坏，是从《土耳其日报》英文版上剪下来的一篇报道，说库尔德工人党突袭了图尔阿卜丁的主要城镇米迪亚特（Midyat）附近的一个村子，双方展开交火，两名乡村警卫队员丧生，还有五名被库尔德工人党扣为人质，拐进了山里。

我拿出地图，找那个村子在什么地方。它离圣加百列修道院——我下周要待的地方——只有两英里。

乌尔法，图尔班旅馆，8月12日

凌晨三点，大巴在乌尔法市郊的一个环形交叉路口把我放了下来，然后驶入夜色之中。我睡得晕晕乎乎，几分钟后才意识到，我此刻独自一人站在黑暗里，离市中心还相当远。我一边咒骂行李里的书怎么这么重，一边在萧瑟而晦暗的街道上徘徊，寻找一家旅馆。

四十分钟后我到了图尔班旅馆门外，像疯子一样敲门。过了一会儿，穿着睡衣的旅馆老板来了。他看到我凌晨四点站在门口擂门，喊着说要进去，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小心翼翼地透过玻璃观察了几分钟，最后好奇心占了上风，放我进来了。我填了一大堆登记表，然后进了一间昏暗的屋子，仅有的照明工具是一个没有罩子的灯泡。屋里很脏，只有一把塑料椅子和一张金属架子床。但我早就不在乎了，立刻倒在床上睡了过去，衣服都没脱。

六个小时之后，我被大开的窗户外的日光弄醒。还没到中午，但天气已经很热了。我能听到外面集市上的铜版画家在工作时发出的敲打声。我在楼梯顶上的一个脏脸盆里刮了胡子，然后走进了眩目的天光下。

乌尔法是一个地道的丝绸之路上的商镇，仿佛直接从《一千零一夜》里走出来似的：一个街巷纵横驳杂，回响着不同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库尔德语、图罗尤语、土耳其语）的巴别塔。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烧烤烟气和烤肉的味道。在透过天窗时隐时现的日光照耀下，来往着一大群看起来像从部落里出来的野人：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难民，身材瘦削，桀骜不驯，长着鹰一般的眼睛，身着宽松的长裤和腹带；来自伊斯法罕的波斯朝圣者，面黄肌瘦，身上的黑色长袍飘飘欲举；来自乌尔法山区的尤鲁克（Yürük）牧民，脸颊饱经风霜；身材矮胖的叙利亚阿拉伯人，穿戴着全套的杰拉巴^[11]和卡菲耶^[12]。成群的肥尾羊摇摇摆摆地从中世纪的拱廊里穿过。一家茶馆外聚集着一群牧女，穿着深浅不一的紫色印花棉布衣裳，她们围坐在一个大银托盘周围，托盘上摆满了白色小碟子，里面盛着油汪汪的可口蔬菜。她们头上包着做工精细的头巾，但脸露在外面，双颊上有十字和卐字的刺青。在她们身后，一大锅烤肉饭在火上冒着热气。

乌尔法一直是个边境城市，诸多民族混居在一起。在约翰·莫斯克斯的年代，它位于世界上最敏感的边境，将波斯与拜占庭这两个古代晚期最强大的国家分隔开来。作为由东到西仅有的两处合法过境点之一，埃德萨——尤其是城中的商人阶层——从这两个敌对的帝国间的贸易往来中获益，发展迅猛。波斯人从拜占庭购买黄金和小羊皮手抄本；拜占庭人从波斯购买印度香料和中国丝绸，以及最重要的，深色肌肤的亚洲女奴。帝国国库从12.5%的商品关税中获利颇丰。泰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是一位多神教的智者和行巫术者，他从印度和东方传教归来，帝国的海关官员问他有何物要申报，他回答：“节制、美德、正义、贞洁、坚忍和勤勉。”海关官员听完这一席话，问道：“那你把姑娘们藏哪儿去了？”

商人不是唯一超越分歧的人。埃德萨是拜占庭重要的大学城之一，波斯及其他地方的学者慕名而来，在埃德萨的演讲大厅里展开丰富的思想交流。波斯和印度的思想对埃德萨的神学理论影响显著，这里的神学流派以传授危险的异端思想而恶名远扬。在这个多元化的环境里，最声名狼藉的异教徒——埃德萨的巴尔代桑（Bardaisan of Edessa），能够准确地描述印度教神职人员与和尚的饮食制度，与此同时，印度的故事和传说出人意料地以基督教的外壳被记录下来：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可能就是通过埃德萨传入拜占庭（最终到达西方）的修道院图书馆的。

这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埃德萨有一所波斯人学校，据记载，六世纪至少有三位波斯聂斯托利派教会的牧首，在青年时代曾长期在埃德萨学习希腊医学和哲学。埃德萨建立在东西方哲学的断层上，成了一个大熔炉，种种古怪的异端邪说和奇特的诺斯替教义在里面沸腾轰响。有一个叫作埃尔沙西亚（Elchasiates）的教派，宣称它的创始人埃尔沙赛奥斯（Elchasaios）从两位身材高大的天使那里得知，基督在每一个世纪都曾转世，而且每次都是由处女所生。两位天使还教导埃尔沙赛奥斯，他的追随者应当尊水为生命之源。天使还传给他一个秘方，供该派信徒被疯狗或蛇咬伤时使用。为了进一步丰富这一大杂烩，埃尔沙西亚派的信徒还遵守古老的犹太摩西律法，给自己的儿子施割礼，严守安息日，以及坚决反对《新约》里的创新内容，比如圣保罗的书信。

更离经叛道的是马西昂派（Marcionites），它对犹太教抱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旧约》中严厉的耶和华与《新约》中真实而善良的造物主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从逻辑上讲，《旧约》中的英雄实际上都是恶棍：整个埃德萨的马西昂派信徒都在高声赞美该隐、索多玛人、尼布甲尼撒王，以及万恶之源——伊甸园里的蛇。

与此相反，马西昂派的死对头梅赛林派（Messalians）视十字架为他们憎恨的对象，拒绝奉玛利亚为上帝之母。他们坚信通过祈祷驱魔是可行的：只要你祈祷足够下功夫，恶魔就会像黏液或口水一样从鼻孔和嘴巴里流出来。一旦驱魔成功，信徒便与圣灵结为一体，从此他就能为所欲为：没有什么罪孽和放荡能够伤及他的灵魂，因为它已属于上帝的一部分。一个从马西昂派分离出来的组织，卡波克拉提亚派（Carpocratians）将这种观点推向了极致：他们坚信，如果想得到真正的自由，信徒必须审慎地选择忽略善恶之间的鸿沟。

那些刻板的神职人员来到埃德萨后惊恐万分地发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所理解的正统基督教，仅仅被埃德萨居民视作诸多备选项之一，供有兴趣的信徒挑选。他们对所有教派的教义都一视同仁。与公元一世纪早期的教会一样，教义仍处在变化之中，没有人对基督的启示做出解释，也没有任何一本福音书能凌驾于其他福音书之上。事实上，在六世纪的埃德萨，东正教徒仅仅被称作“帕鲁提亚派”（Palutians），这个名称来源于埃德萨一位饱受非议的前主教。来访者目瞪口呆：如果区区一城都能以如此多截然不同的方式解读基督教，那有朝一日这些异端倾向蔓延到整个帝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埃德萨的确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公元578年，也就是约翰·莫斯克斯踏上旅途的那一年，一群身居高位的埃德萨人（包括总督）在向宙斯献祭时被抓了现行。更糟糕的是，许多埃德萨居民公开宣称自己信奉摩尼教，这一教派相当古怪且富于创造力——甚至按埃德萨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以至于人们搞不清摩尼教到底是基督教异端，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异端，还是过去多神教的遗存，或干脆就是一种全新的宗教。

在埃德萨，任何一种信仰或多种信仰的混合貌似都是可能的——只要它具备创造性、非正统、非常怪异且极其复杂。但是，不同信仰的蓬勃发展所凸显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基督教及其大致面貌，是在一系列历史偶然（当然，如果你乐意，也可以说是圣灵所为）中被接受和确立为正统的，而摩尼教、马西昂派和诺斯替派的思想则成了异端。毕竟像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这样智慧的神学家，在皈依如今我们眼中的正统信仰之前，也做过几年摩尼教信徒。在基督教发展史早期那个不确定性很强的世界里，摩尼教或诺斯替派在宗教竞争中胜出也并非不可能，而如果真是那样，如今我们在星期日读的就是《腓力福音》（它特别强调耶稣对抹大拉的玛丽亚的炽热情欲），还要为伊甸园的蛇叫好。教堂将不再敬献给金口约翰这样的“异教徒”，而是敬献给摩尼教的神灵，比如大诺斯（Great Nous）和初人（Primal Man）。转世将被接受，不需要再三考虑。梅赛林派的驱魔仪式则将在每周日晚祷后举行。

在我出发前几个月，我的妻子因阑尾炎入院，做了一系列手术。我坐在她的病床边，一边等她康复，一边读着曾在埃德萨的集市上传播的种种异端学说。但只有在今天下午，我从集市上出来，意外进了老埃德萨博物馆，才能够真正勾勒出那让诸多奇怪的异端学说蓬勃发展的环境。博物馆的花园里陈列着精美的石雕，表现的是古代晚期的埃德萨人，他们可能皈依了某些于一世纪至七世纪在这座城市里广泛传播的异端教派。

当你走进雕塑陈列园时，可以看到左边有一座打扮得像罗马元老院元老的雕像，其他部位保存完好，只有脑袋不见了。这是一尊典型的罗马帝国时代雕塑，你在随便哪个考古博物馆（从纽卡斯尔到突尼斯，从帕加马到科隆）里都能看到差不多的。男人举止的每一处无不流露出古典时代的威仪：一条胳膊自然下垂，另一条将他的托加袍下摆拉到胸前，一条腿微微向前一步，肩膀略向后拉。长袍流畅地勾勒出一个清瘦但结实的体格。这尊雕塑的头部应该是遗失了，但躯体的姿态风度仍显示着一种浑然天成的帝国威仪，这种姿态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也常被用来表现大英帝国的股肱之臣（他们的雕像如今同样散落在印度各地的博物馆里，有的脑袋也没了）。这位身披托加袍的富绅何许人也？是从亚历山大港、安条克或拜占庭的家里被派往东方的总督，还是某些帝国官员雄心勃勃的外甥或前程远大的幼子，在高升之前被短暂地派往波斯边境锻炼？

这个罗马人雕像旁边的一尊男子雕像，离它仅三英尺远，却代表着千里之遥的东方，身上穿着帕提亚贵族的服饰：飘逸的长衫和宽松的长裤，裤子在脚踝处系紧，和现在巴基斯坦的沙尔瓦裤没有太大区别。而与那位罗马人不同，这位埃德萨贵族留着浓密的大胡子，头发高高地在头顶束成髻，腰间系着一把佩剑，脚上穿着中亚地区流行的踝靴。你能在印度北部、阿富汗和伊朗所藏的上百尊贵霜帝国雕塑上看到同样的形象。它如今立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但他的故乡也可以在奥克苏斯河畔，或向东更远的亚穆纳河畔。

在这位帕提亚武士附近立着第三尊人像，这尊人像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埃德萨人对前两者的融合。他身上也穿着帕提亚式的服装，但面容和发型都是罗马式的：短发，胡子修得薄而整齐，脚上也不是帕提亚的靴子，而是一双罗马式的凉鞋。他似乎正陷入沉思之中，手里拿的不是剑，而是一本书，看上去像是市民阶级的人，受过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可能还会讲好几种语言。在埃德萨，正是这样一类人能够欣然接纳埃德萨五花八门的异端教派，它们的骨架属于基督教，血肉的丰满却得益于印度人或波斯人的启发。

当你参观完这座雕塑陈列园，就能对这个“帝国的十字路口”的文化之多元有一个直观印象：一群帕尔米拉女士的半身像，她们可能是芝诺比娅（Zenobia）宫中的女官，脸庞被面纱遮去一半，颇为神秘，她们的身份湮灭在已经损毁的亚拉姆铭文之后；赫梯的石柱——长长的几排大胡子男人，戴着女巫似的尖顶帽；阿拉伯的墓碑；拜占庭的狩猎镶嵌画；罗马的丘比特；早期基督教的圣水盆，上面覆盖着交织缠绕的藤蔓状石刻。

不过最有趣的一点大概在于，这些作品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在此汇聚的伟大文明。有一尊黑色玄武岩雕塑，刻画的是一个女子，生着华美的双翼，身上的长袍像罗马的基督像一样飘舞飞旋，仿佛被某种神圣的气流裹挟着。透过轻薄的长袍，可以看见她的肚脐，一个乳房袒露在外，另一个被衣服遮掩着。她昂然前进的姿态令人生畏。然而她的头颅遗失了，现在没有人能确知她究竟是罗马的胜利女神，还是帕提亚的女神，还是摩尼教的黑暗使者，抑或诺斯替派的大天使。

我啪的一声把旅行日志合上。暮色已经降临。我还坐在博物馆附近的一家茶馆里，这里闷热潮湿，一群蚊子在街灯的硫黄色光芒下嗡嗡叫，混杂着蝉鸣声。我把本子夹在胳膊底下，准备回旅馆。

我半路上在乌鲁贾米（Ulu Jami）停了下来，在约翰·莫斯克斯的年代，乌鲁贾米是一座东正教的大教堂，后来才被改建成清真寺。从拜占庭时代遗留至今的只有一座拱门、东墙上的一些残片和八角宣礼塔的基座，它曾经是东正教堂的塔楼。

当我尝试辨认拜占庭的砖石止于何处，土耳其的砖石又始于何处时，一个年老目盲的宣礼员从祈祷大厅沿着一条小路啪嗒啪嗒地走过来。我挡了他的路，但他看不见，擦着我的身子走过，来到宣礼塔入口处，摸索着试图把钥匙插进锁眼。最后我听到咔嗒一声响，很快又听到他啪嗒啪嗒地上楼去了。

他上到塔顶，打开麦克风，准备召集信徒前来祈祷。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在乌尔法的大街小巷上方回荡。塔下的院子里，冷杉树下，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几个老头儿坐在翻倒过来的拜占庭柱头上，在去祈祷之前闲扯些八卦。

随后，宣礼开始了。一个深沉有力、带着鼻音的声音在夜色之中振荡开去：安拉——胡——阿克巴（意为“真主至大”）！他的语调越来越快，越来越沉，越来越响，越来越洪亮，乌尔法的居民逐渐从各个地方向清真寺涌来。宣礼持续了十分钟，直到祈祷大厅里人头攒动，院子里又空无一人。双目失明的宣礼员闭了口。随后是片刻的寂静，耳中只有蝉鸣。

然后，他发出了一声由衷的长叹。

回到旅馆后，我往圣加百列修道院打了个电话。我运气好，接电话的是阿夫雷姆·布达克（Afrem Budak）。阿夫雷姆是个在修道院住了很多年的平信徒，给修士们打打杂。我们有过书信往来，有共同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他英语讲得好。

我告诉他，我希望在三天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星期四晚上和他见面。他说现在路况畅通，但警告我要多加小心。显然，自从我在《土耳其日报》上读到库尔德工人党发动突袭开始，政府军就已经出动了。他说，只要我在下午四点钟以前抵达应该就没问题，这个点是佩什梅格（Peshmerga）游击队开始从山上下来过夜的时间。阿夫雷姆还建议我绕路，从米迪亚特走：从尼斯比斯走虽然路程短，但显然不安全，很容易遭到伏击。

这一切让我感到很紧张，我去旅馆旁边的地下室洗了个土耳其浴。在蒸汽中坐了四十分钟，身上被一个腰间裹了条毛巾的半裸土耳其按摩师捶得青一块紫一块。我的腿被交叉扭在一起，指关节被扭得咔咔作响，脖子被整得半脱臼。这非常难受，但我想它至少成功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不去费心思量第二天的旅程。

乌尔法汽车站，午餐时间，8月15日

这是一个完美至极的早晨。夜间的一场暴风雨把空气淋洗得干净，到了破晓时分，空气清新，冷冽，明朗：天色蔚蓝，微风吹面，整座城市看上去焕然一新，还有雨后隐约的一丝杏花香气。

在清晨的微寒中，我穿过这个逐渐从睡梦中醒来的城市。集市的尽头，浴场的半圆形穹顶上方，矗立着古代要塞城墙。在巍峨陡峭的城墙脚下，被茂密的柳树、桑树和柏树环绕着的是亚伯拉罕的鱼塘，它是乌尔法最非凡的古迹。

在古代晚期的埃德萨盛行的那些异端教派，很少有能挺过基督教时代的头几个世纪的。它们在六世纪晚期被极端拥护正教的拜占庭皇帝镇压，随后被外来的伊斯兰教扑灭，诺斯替派学说的最后一点火星在十一世纪越过地中海，传到法国南部海岸，鼓舞了那里的清洁派信徒（Cathars）——直到清洁派又在十字军东征中被西蒙·德·孟福尔（Simon de Montfort）所率的军队屠戮。

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某些人迹罕至的边陲地区，这些古怪的教派仍有遗踪可寻。据说在奥朗提斯河上游附近的山区，伊斯兰教的努赛里派（Nusairi）异端还在信奉源自古代晚期的新柏拉图教义。同样，在底格里斯河下游，巴格达附近，有一个名为曼达安（Mandeans）的秘密教派，自称是施洗约翰最后的追随者，其宗教生活隐约流露出早期诺斯替派的某些特征。现在的埃德萨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如今这里都是铁杆逊尼派穆斯林。可尽管如此，这些鱼塘还是代表了这座城市与过去种种异端教派的最后一丝联系。

主池塘是一个长长的、褐色的方形池子，里面的水来自它本身丰富的地下泉。男人带着他们的女眷在池塘边散步，她们在正午的酷暑下摇摇晃晃地跟在丈夫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池塘的一边是一座典雅的蜂蜜色奥斯曼清真寺，拱廊上有精致的拱门，另一边是个阴凉的茶园，周围栽种了一圈红荆，岩鸽的咕咕声与双陆棋子有节奏的碰撞声令人昏昏欲睡。我坐下来点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咖啡是用一个圆形的钢托盘端来的，上面还有一碟瓜子和一碟甜的绿葡萄。我嗑着瓜子，望着池塘那边的光景。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茶客朝一个坐在清真寺外的男孩走去，向他买一包草药，然后往池子里扔一粒。随即水面就掀起一阵原始的搅动——一阵由鱼鳍、鱼尾和充满饥渴的黄色鱼眼引起的骇人的震动——鲤鱼腾跃着抢食，嘴巴张得老大，尾巴四处乱甩。

这些鱼近看和小型鲨鱼差不多，长着光滑的金褐色鳞片、硕大的身体和洞穴般的嘴巴。它们贪婪地在水里游来游去，跳起来抢食时尾巴如砍刀般挥舞——这把那些体型较小的鱼吓得够呛，它们尽力往远处游，害怕自己会成为那些大块头亲戚的目标。有些游得慢的鱼被咬伤，伤口和里面感染的白色真菌在它们身上留下疤痕与斑点。自相残杀显然是这些鱼面临的唯一危险，因为人们把这些鱼视作圣物、亚伯拉罕祝福过的鱼的后代，据说吃了它们的人会马上双目失明。

一位清真寺的老伊玛目在我隔壁桌喝茶。他的一只眼睛得了沙眼，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大片牙龈。他请我坐到他那桌去，我向他请教关于这片池塘的起源的传说。

这位伊玛目告诉我，亚伯拉罕出生在城堡山上的一个洞穴里，他藏在那里，不让这里的城主猎户宁录（Nimrod the Hunter）知道。然而宁录还是找到了亚伯拉罕的摇篮，用卫城的两根多神教的立柱作为发射器，把婴孩投入了山丘下的熔炉中。幸运的是，万能的上帝意识到他对人类神圣的安排面临危险，立刻出手干预，把熔炉变成了一个满是鲤鱼的池塘。鲤鱼按神的旨意游到一起，组成了一只救生艇。它们接住婴儿，把他送到了岸边。出于感激，亚伯拉罕许诺任何吃鲤鱼的人都会双目失明。

这个故事我在乌尔法听了不少版本，大多数在细节上相互矛盾，但大致框架差不多，都以某种方式把亚伯拉罕、要塞、池塘和鲤鱼串联起来，再加上一个跑龙套的宁录。虽然《创世记》确实特别提过亚伯拉罕到过哈兰（此地离乌尔法只有二十英里），但宁录为什么会出现在乌尔法却是个谜。大洪水之后，他在《圣经》中只被提到过几次，但都与亚伯拉罕和乌尔法没有任何关联。可这位伊玛目坚定认为，宁录是乌尔法的奠基人，是他筑起了城墙和宫殿：这是《圣经》和《古兰经》传统中都没有的一个古怪说法。

但历史学家揭示的鱼塘的真实历史，与我在鱼塘边听到的版本一样古怪。这些池塘显然很可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甚至连吃鱼的禁忌都似乎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遗风。因此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些鱼塘的起源与伊斯兰教，甚至与早期基督教或犹太传说都无关。相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一种崇拜——叙利亚的生育女神阿塔加蒂斯（Attargatis）崇拜的遗迹。

古代关于崇拜该女神的唯一可靠资料，出自公元二世纪作家萨摩萨塔的吕西安（Lucian of Samosata）之手。在他的叙述中，阿塔加蒂斯崇拜以水崇拜为核心——作为沙漠里发展起来的生育崇拜，这是说得通的。在这位女神的庙宇里，美人鱼的雕像矗立在池塘边，那时池塘里的鱼就和现在一样肥硕了。据吕西安说，从来没有人吃这些鱼，它们非常温驯，一叫名字它们就会游过来。阿塔加蒂斯的祭坛位于湖中央，信徒们常常游到那里，以爱与生育女神之名举行颇具情色意味的仪式。

当基督教被埃德萨接纳时，它也染上了许多这里的异教色彩。阿塔加蒂斯的祭司们有自我阉割的风俗，因此直到公元五世纪，埃德萨的基督教主教还在竭力阻止他的神父对自己的生殖器动刀。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鱼塘似乎从一个异教生育崇拜的圣地，成功地转变为基督教的圣地。

公元384年，西班牙的修女院院长艾格丽亚（Egeria）去耶路撒冷朝圣，途中路过埃德萨，主教邀请她到池边野餐。如果她知道吕西安是怎么描写在鱼塘举行的生育仪式的，那她应该会怀疑主教此举的意图。显然，她对鱼塘的异教本源一无所知，她说这些池塘是上帝奇迹般地创造出来的，里面“全是我从未见过的鱼，它们的体型如此硕大，色泽如此耀目”。

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鱼塘继续受到人们的尊奉，只不过罩上了伊斯兰教的新外衣。这些鱼在第三种信仰中继续保持神圣。宗教的名称和神灵的性别随时代的更迭而改换，但鱼的神圣性始终如一。这种延续性颇不寻常：就像发现今天的埃及人仍在建造金字塔，或现代的某个希腊教派仍到宙斯神庙里顶礼膜拜一样引人注目。

我读过的文本里只有一处提及这些神圣的鱼被人吃过。此事出自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乔治·珀西·巴杰牧师（George Percy Badger）语气专横的信件，他于1824年经过埃德萨，试图说服当地基督徒放弃他们两千年以来的传统，皈依英国圣公会。他对埃德萨没什么好印象。这里的奥斯曼军队是“一群骑在马背上的胆小鬼”，这里的妇女“极其无知、邋遢，既不洗澡也不洗衣服”。和黎凡特的其他地区一样，这里“英国神职人员严重缺乏……我有充分的机会向他们解释我们教会的信条与戒律，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当我答应送给他们一批关于我们的宗教仪式的书籍时，他们看上去很高兴”。埃德萨的集市上甚至连大黄都没得卖。这是迪亚巴克尔吸引巴杰的地方所在，因为至少在迪亚巴克尔“巴杰太太无法抗拒她的家乡情结”，做了“上好的大黄布丁”。

在埃德萨时，巴杰参观了鱼塘。他对穆斯林的迷信不屑一顾。“基督徒们经常吃这些被禁止的美味。这些鱼很容易抓，守在从池塘流经花园的水边就行了。他们用葡萄酒酱汁给鱼调味，”巴杰用赞美的语气写道，“并称它们非常美味。”

我登上要塞，俯瞰乌尔法。四周的丘陵焦枯而呈褐色。此时已近中午，除了蒸腾的热浪和远处一圈盘旋的秃鹫外，一切都凝滞不动。但城镇本身却是一片绿色、红色和橙色交织的缤纷景象：树木和花园映衬着平顶的土耳其式房屋，一百多座林立的宣礼塔打破了整幅风景。有些宣礼塔是传统的土耳其铅笔形，其他的则更为特别：乌鲁贾米保留了它的拜占庭八角厅，鱼塘上方还矗立着一座方形钟楼，有四个带双拱的马蹄形开口，它可能曾是一座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堂的钟楼。

不过，埃德萨已经没有正常运转的基督教堂了。尽管在传说中埃德萨是巴勒斯坦境外第一个接纳基督教的城市——据尤西比乌斯说，国王阿布加尔（Abgar）从埃德萨的犹太人那里听说了耶稣其人，并与他通信，在耶稣受难的前一年接纳了新宗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里的基督教社区荡然无存。因为在1915年，省长开始“驱逐”亚美尼亚人：用奥斯曼非正规军的“警卫队”把他们分批赶出城，然后颇有心计地在空旷无人的沙漠中将他们杀害。由于担心祸及自身，城中余下的两千户基督徒家庭开始建造街垒进行自卫，成功抵抗了几个星期。但最终奥斯曼军队还是攻破了他们的临时防御工事。有些基督徒逃了出去，一部分人幸免于难，但更多的人死于屠杀。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经过一座老旧的亚美尼亚教堂。从1915年开始到1993年，它被用作消防站。而现在，正如我所发现的，它正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祭坛已被拆除，后殿里空空荡荡。南墙上已经开了一个米哈拉布^[13]。地上铺着一条新地毯，外面是一堆当年基督教会的木器，应该要拿来当柴火了。两名穿着阔腿裤的工人在外墙上施工，往大门上的装饰石刻上抹灰泥，在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努力保持平衡。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了解这栋建筑的历史，于是问他们这是不是一座老清真寺。

“不是，”一个工人冲我喊道，“这是个基督教堂。”

“希腊的？”

“不是，”他说，“亚美尼亚的。”

“乌尔法还有亚美尼亚人吗？”

“没了。”他说，笑容十分灿烂。他的同伴用抹泥刀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他们都走了。”那头一个工人笑道。

“上哪儿了？”

他们对视了一眼。“以色列。”头一个工人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的嘴笑得快咧到耳根子上了。

“去以色列的不是犹太人吗？”我说。

他耸了耸肩膀，答道：“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不都是一回事么。”

两个人又欢声笑语地继续施工了。

迪亚巴克尔，卡拉万萨雷酒店，8月16日

这是一段荒凉萧瑟的旅程：一路都是刺眼的白光和干旱荒芜的草原，草被无尽的日光晒得干枯而失去了色泽。偶尔会有一个小村子出现在小山包的顶上，否则这片平原真的就完全属于无人区了。

迪亚巴克尔坐落于底格里斯河畔，曾是丝绸之路上一座名噪一时的城市，这里最富有异域风情的莫过于一圈冒烟的烟囱。这座古城地处底格里斯河畔一座陡峭小山的一侧。它周围的防御工事仍是拜占庭时代的产物，由叛教者尤里安下令用当地朴素的黑色玄武岩建成，这阴沉的、不自然的黑暗赋予此处的防御工事一种近乎魔鬼般的严酷气息。

拜占庭人称迪亚巴克尔为“暗黑之城”，它拥有与其阴森的防御工事相称的历史。从四世纪到七世纪，这座城市在拜占庭、波斯和阿拉伯军队之间多次易手。每一次被攻占，城中居民都会遭到屠杀或驱逐。公元502年，琐罗亚斯德教军队发现城墙上的哨所里是一群酩酊大醉的修士，于是它落入波斯人手中，在接下来的大屠杀后，从各个城门抬出去的尸体至少有八千具。

时至今日，这座城市仍以其血腥声名远播。土耳其政府现在企图采取雷霆手段镇压库尔德人叛乱（包括任何为库尔德人的权利辩护的人，无论其措辞多么温和），迪亚巴克尔是这一行动的中心。在伊斯坦布尔时曾有记者告诉我，迪亚巴克尔到处是土耳其秘密警察。显然易见的是，在过去四年内，该市发生了五百多起未被查明的谋杀案和“失踪案”。一名记者说，他上次去迪亚巴克尔时采访了当地一家报社的编辑，后者比较直言不讳。在他走后不久，那位编辑便遭了“意外”，从报社顶楼坠亡。自此事件之后，政治气氛变得极为紧张，以至于当地的报纸只能上警察局去买。那位记者说，从此没有人敢接受他的采访，只有一个店老板悄声念叨了一句土耳其古谚：“祝不咬我的蛇长命百岁。”

在出租车上，我想知道司机是否同样三缄其口。于是我问他局势是否还像之前那么恶劣。“没有任何问题，”他机械地答道，“土耳其一派祥和。”

车开过漆黑的城墙时，我注意到防撞护栏的一侧聚集了一大群人。身着防弹衣、戴着墨镜、全副武装的警察正从吉普车和巡逻车里跳出来，向人群奔去。我问司机出了什么事。他把车开到路边，向一个过路人打听，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库尔德人，身穿一件落满灰尘的细条纹夹克。两人用库尔德语焦急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就回来继续开车了。

“那人说了什么？”

“别担心，”司机说，“没什么。”

“肯定有什么。”

车在一辆绿色的大型装甲车前停下了，这辆装甲车就停在我住的酒店门口。它光滑的金属外壳上伸出一挺重型机关枪的枪口。

“没什么，”司机重复道，“警察刚刚开枪打了人。大家都很冷静。没有任何问题。”

那天傍晚，我穿过街巷，寻到了迪亚巴克尔仅存的一座亚美尼亚教堂。

在十九世纪中期，迪亚巴克尔一度是安纳托利亚最大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之一。和东欧的犹太人一样，亚美尼亚人做生意、为商店供货、给人提供贷款。他们的显赫地位招致怨恨，最终带来了可怕的反噬。

在1895年的第一轮大屠杀中，两千五百名亚美尼亚人死于乱棍之下，被封锁在他们的聚居区里，就像被封在洞里的兔子一样。英国牧师W.A.维格拉姆于1913年造访此地，报告说他见到“被暴徒袭击过的房子的大门仍然支离破碎，钉着补丁……城中心那块光秃秃的可怕地方，从前就是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区，已被夷为平地，至今没有得到重建”。他警告说，进一步的大屠杀不得不防，仅仅两年之后，事实就证明这预言准确得吓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都爆发了排基督徒（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正教）的运动，而迪亚巴克尔省省长、残忍成性的医生雷希德贝伊（Dr Reşid Bey）应对其中一些最血腥的暴行负责：男人的双脚被钉上马蹄铁，女人则遭到轮奸。据一位阿拉伯消息人士（他同参与了1915年迪亚巴克尔省大屠杀的人关系密切）估计，该省死于非命的基督徒人数约为五十七万：这个数字估得很高，但并非完全不可信。

据说，尽管出了这些事，但还是有很小一部分亚美尼亚人留在这里，我在1987年写的建筑地名索引里提到，有一座亚美尼亚教堂仍在运作。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它，对它的规模和宏伟壮丽感到惊异：教堂外壁镶嵌着雕工精美的护壁板，看上去足以容纳一千人。只有当我透过窗栅望进去时，才意识到它现在已成废墟。墙上仍然装饰着圣像，鎏金的圣幛仍然把中殿和圣所分开，一个摊书架仍然放在高高的祭坛上。一切如常，但屋顶没了。

我看到一户库尔德难民家庭挤在西廊的背风处，在明火上煮着一锅汤。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摇摇头，说他们只在这里待了几天。他们把我带到后面一栋房子的门前。

屋里住的是一对库尔德兄弟，分别叫费西和雷赫曼，旁边一栋小小的附属建筑里，有一个垂垂老矣的亚美尼亚女子，名叫露辛娜。两兄弟里的一个去倒茶，我试着询问老太太这座教堂出了什么事。她没有回答我。我又问了一遍。费西答了话。

“是去年冬天倒的，”他说，“没有人留下来维护它。一场大雪把屋顶压塌了。”

“她是不愿意谈这事吗？”我问。

“她说不了话，”费西说，“自从她丈夫被杀以后，她已经好些年没有开口讲话了。”

露辛娜心不在焉地笑了笑，手指在脖子上画了个十字。她重新整理了一下头巾，然后走了出去。

“她精神失常了。”费西说。

“现在是我们照顾她，”他哥哥端着三杯茶回来了，对我说，“我们给她弄吃的，以及她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

“那她家人上哪了？”

“都死了。”

“其他亚美尼亚人呢？’

“没了，”费西回答，“从前有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我小时候还有很多。我记得每个星期天都有神父带着他们从这里出去。但现在没有了。她是最后一个。”

我们聊了二十分钟，但我茶还没喝完，费西就催我走。

“你现在必须得走了，”他坚决地说，“天黑以后还在迪亚巴克尔的大街上是不妥当的。现在天快黑了。你得赶快了。快走吧。”

看到埃德萨和迪亚巴克尔的亚美尼亚教堂在过去几个月遭遇的事情——一座正被改建为清真寺，另一座倾圮成没有屋顶的废墟——我想起我第一次意识到土耳其的亚美尼亚遗产在日益衰亡的时候。

1987年夏季，也就是我沿着马可·波罗当年的道路，从耶路撒冷一路旅行到元上都的一年后，我回到土耳其东部，为撰写关于这次旅行的书补充笔记。前一年，我在锡瓦斯（Sivas）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参观了那里的老塞尔柱学院，并注意到在什法耶伊斯兰学院（Shifaye Medresse）前面有一片非同寻常的墓地，里面的墓碑有刻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有刻亚美尼亚语的，有刻希腊语的，都并排挤在一起。

经过反复思索，我认为它肯定不是墓地，而是个展览奇石的地方，或雕塑陈列园，因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从来没有埋在同一个地方过。但不管它究竟是什么，等我第二年回来的时候，亚美尼亚人的碑全不见了。把将近十五块又厚又沉的石板和纪念碑拆掉是个大工程，而且显然是最近才拆的，因为那里的草长势还不好，颜色也很淡。但当我问管理员它们上哪去了时，他一口否认这里曾经有我说的这种石头。如果一年前我没有在笔记本上对它们做详细描述，我可能会说服自己是我弄错了，这些石头是我自己凭空臆造出来的。然而，这一切真的很奇怪。

一周后，我离开锡瓦斯，去看望一位在埃尔泽鲁姆（Erzerum）做农业工程师的表亲，他试图将蚕丝制造业重新引进该地。有一天吃晚饭时，我随口提到了我当时的所见所闻，于是他告诉我，他上个月也有类似经历：过去四年间，他每年都要趁假期到托尔图姆（Tortum）北部山区的梅丹拉尔村（Maydanlar）钓鱼。从前他赏玩过大量中世纪早期亚美尼亚人的十字形石碑［被称为哈契卡（khatchkars）］，这些石碑都堆在村子的水井边。但今年这些石头都无影无踪了。当他问村民是怎么回事时，他们的神色明显紧张起来，不肯告诉他。后来他私下从一个老头口中得知了原委（他相信此人的说辞）：一个月前，埃尔泽鲁姆的政府官员经过该村，向村民打听当地的亚美尼亚古物都在什么地方，然后就去把这些石头都砸了，再细致地把碎石清理干净。

我还听说过其他类似的亚美尼亚遗迹神秘消失的故事，次年，作为《独立报》的一名记者，我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详细的调查了。我的调查之路从巴黎的亚美尼亚社区开始，穿过安纳托利亚，通向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社区的图书馆。最终我搜集到了大量的证据，证实安纳托利亚那些美丽而古老的、在建筑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地面上消失。

1914年，即那场种族大屠杀爆发之前，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正教会编纂了一份并不完整的亚美尼亚教堂清单，上面记录了210座亚美尼亚修道院、700座修道院教堂和1639座教区教堂，共计2549座基督教会建筑。然而1974年对913座位置仍可确认的建筑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其中464座已经完全消失，252座沦为废墟，只有197座尚属完好。自那时以来新发现过一些建筑，但其他大多数建筑的情况持续恶化。许多1974年还屹立着的建筑已经开始损毁，同时一些美轮美奂的精品已然倒塌并完全消失。

这些建筑的惨状并非出于什么特别十恶不赦、人神共愤的原因。有些是被地震震坏的，有些是出于土耳其人口的高速增长所引起的对建筑材料的需求，而教堂可以随时去扒。另一些则是遭了来淘“亚美尼亚黄金”的土耳其农民的辣手，传说这些“亚美尼亚黄金”是亚美尼亚人在1915年被“驱逐”前埋下的。

尽管如此，土耳其的文物管理部门显然也没有主动出手保护亚美尼亚文物古迹免于倾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塞尔柱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清真寺与商队驿站得到了修复和加固，但这待遇并未惠及任何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凡湖（Lake Van）阿格塔玛尔岛（Aghtamar）上的亚美尼亚修道院，堪称安纳托利亚东部最著名的古迹，好不容易得到一位姗姗来迟的管理员，他却并未挽救它衰朽的命运：自管理员被任命以来，五座主要雕塑，包括亚当和夏娃的著名画像，都被毁坏了，且建筑本身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加固。我采访过的一位英国建筑历史学家坚称，土耳其在修复或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偏见”。

此外，研究亚美尼亚古迹或撰写亚美尼亚历史——无论是土耳其学者来干还是外国学者来干——都会遭到打压。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和我就此问题采访过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他要求匿名）告诉我：“做亚美尼亚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官方眼中他们从来没存在过。你要是去申请挖掘亚美尼亚遗址的许可，根本申请不到，如果你不经许可直接开挖，则会被起诉。”这番话有事实佐证：1975年，著名的法国艺术史学家J.M.梯叶里（Thierry）在凡城附近测量一座亚美尼亚教堂时被捕。他被带到警察总局严审三天三夜。后来他获得保释并设法逃出了这个国家，但仍被缺席判处了三个月的苦役。

对这类事情的恐惧严重限制了对亚美尼亚古迹的调查，同时导致那些因职业所迫留在土耳其工作的学者选择性失明。1965年，土耳其政府宣布要在东南部的埃拉泽（Elazig）附近的凯班大坝上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这个人工湖威胁到了一批重要的古建筑，一支由国际学者组成的队伍参与了抢救行动。

有五座建筑尤为重要：两座精美的奥斯曼清真寺、一座小型叙利亚正教堂和两座亚美尼亚教堂（其中一座拥有十世纪的壁画杰作）。《中东技术大学（安卡拉）凯班项目议事录》记述了此次抢救行动。报告显示了两座清真寺是如何被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移到新地点的。对叙利亚正教堂也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然而，那两座亚美尼亚教堂则被完全无视。报告里甚至都没有提到它们，尽管它们是受威胁的古建筑中年代最久远的，也许也是最引人入胜的。如今它们已永沉于湖水之中。

那些藐视亚美尼亚历史研究的潜规则的人，仍然面临着近乎荒唐的严刑峻法。1986年12月初，希尔达·胡尔娅·波托格卢（Hilda Hulya Potuoglu）被土耳其安全警察逮捕，罪名是“从事破坏或削弱民族感情的宣传活动”。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局的检察官认为她的罪行应当受到严厉惩处，并要求判处七年半以上十五年以下的监禁。她的罪行是编辑土耳其语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其中包括这样一条脚注：“十字军东征期间，奇里乞亚的山陵地带处在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霸权之下。”你找遍世上任何地方，都寻不出一位会对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提出异议的权威学者。但检察官认为，波托格卢在这么一个政治敏感问题上歪曲事实，罪行确凿：《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很快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国家地理世界地图集》等其他在政治上可疑的出版物一道，被列入了禁书名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由于亚美尼亚秘密解放军（ASALA）的崛起，针对涉及亚美尼亚的出版物的审查显然大大加强。这支军队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以一系列主要针对土耳其外交官的袭击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并由此成功地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问题重新提上了政治议程。1987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土耳其拒绝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是该国加入欧共体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土耳其政府辩称，尽管有些亚美尼亚人可能在一战期间的骚乱或驱逐中丧生，但同样有很多土耳其人遭难。此外土耳其人坚持认为，安纳托利亚本来就没有多少亚美尼亚人，死于屠杀的人数——约一百五十万——其实已经超过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总人口数。1989年，关于这一时期的一批奥斯曼未解密档案对一组经过遴选的土耳其学者开放，他们将梳理材料以证明土耳其的论点。土耳其外长称，当解密工作完成时，“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指控将不过是政治霸凌”。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为保存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古迹（散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数百座亚美尼亚教堂和墓碑）创造什么特别有利的环境。正是在这一时期，有关土耳其政府蓄意破坏亚美尼亚古迹的报道开始成倍增长，这也许不是巧合。这些故事一直很难得到证实，因为这些偏远地区的目击者往往是大字不识的土耳其农民，而且当一栋建筑物被毁后，很难判断它究竟是毁于炸药还是地震。

然而，也有少数颇有意思的事情是很难搪塞过去的。例如，奥斯万克村（Osk Vank）的村长曾告诉J.M.梯叶里，有一位埃尔泽鲁姆的政府官员于1985年来到这个村子。他请求村民帮忙把这座教堂推倒，但这位村长拒绝了，说这座教堂非常实用：他的人把这里当作车库、粮仓、马厩和足球场。

另一个例子涉及曾辉煌一时的教堂群，这一教堂群位于卡尔斯（Kars）东南部的希茨孔克（Khitzkonk）附近的一个深谷中。在二十世纪初拍摄的照片里，人们能看到五座宏伟的教堂。大屠杀之后这一地区谢绝游客进入，直到六十年代才重新开放。等学者们回到这里时，此地只余下一座教堂，即十一世纪的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圆形大厅仍屹立不倒，另外四座教堂余下的高度不超过一两层，其中两座已经完全夷为平地，石头也移走了。农民说边防军曾带着烈性炸药来到这里。而关于此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可靠的证据在幸存的那座建筑里：它的穹顶安然无恙，但有四个地方的侧壁外翻了，那里似乎放了一些小型炸药。

亚美尼亚学者极有把握地确信，正在进行的这场运动是有预谋的，目的是消灭亚美尼亚人曾长期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全部证据。正如我的友人、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博物馆馆长乔治·欣特里安（George Hintlian）所言：“你可以把教堂的消失归咎于地震、劫匪、库尔德人、宗教激进主义者、外星人，或任何你认为该骂的人。反正结果都是一样。每年都有一座亚美尼亚教堂消失，对此土耳其当局只会拍手称快。他们已经把安纳托利亚东部所有亚美尼亚村庄的名字都改掉了，余下的只有教堂了。很快就不会再有证据表明土耳其曾存在过亚美尼亚人了。我们将成为一个历史神话。”

图尔阿卜丁，圣加百列修道院，8月18日

早晨七点，别人推荐给我的司机马苏德（Mas’ud）出现在酒店门口。

我们从马尔丁门（Mardin Gate）离开迪亚巴克尔，汽车驶入河谷的一片明亮闪烁的翠绿之中。底格里斯河在仲夏水位最浅的时候，不比伯立克的特韦德河^[14]宽多少。河岸的沼泽地上长满了芦苇，两旁是白杨和雪松，远处的田野里是大片成熟了的玉米。一艘平坦的小船上，一个渔夫正在叉鱼，这一幕酷似开罗博物馆里图坦卡蒙的黄金人像。附近还有孩子在浅滩里蹚水。

下游不远处，一座几百码长的黑色玄武岩桥横跨在河上。中心的墩柱（用巨大的岩石建成，每块岩石都和棺材一般大小）是早期拜占庭式的，外侧的墩柱更为精致，出自征服迪亚巴克尔的阿拉伯人之手。上方装点的精美库法体（Kufic）铭文正是他们为纪念自己的作品而镌刻的。我拿出相机拍下这座桥，后面是迪亚巴克尔阴森的黑色堡垒，像是给背景里的小山加冕，而这时马苏德冲我嘘了一声，示意我别拍：“那辆白色汽车上的人是便衣安全警察。”

我望向他示意我看的地方。在我们身后不远处，一辆土耳其产的白色菲亚特正停在渔船对面。车门开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土耳其人站在那儿看着我们。“他们是从酒店一路跟过来的。如果你给这座桥拍照片，他们可能会逮捕你。”

我不确定马苏德是不是想太多了，但还是把相机收了起来，坐回车里。我们的车继续往前开，那辆白色的车停在原地不动。

这条路沿着底格里斯河缓慢蜿蜒的河岸向前延伸。很快，迪亚巴克尔的城墙从河的一个弯道后面滑出了视线。我们经过一处浅滩，有一个牧羊人牵着一群毛很长的安哥拉山羊走在湍急的水中，附近一队农民正在给一个满是新葡萄藤的葡萄园施肥。两岸的土地十分肥沃，天空湛蓝，微风吹拂，给本已酷热的日头降温。很难想象这座和平而富饶的村落里会藏着什么危险的人和事。

拐过一个弯，我们看到前面有一处路障把路挡住了。一群穿着破烂的卡其布制服的男子站在一排汽油罐后面，有些人头上还包着格子花纹的卡菲耶。一些人拿着手枪，一些人拿着机枪，还有些拿着突击步枪。

“是警察吗？”我问。

“希望是乡村警卫队，”马苏德说，车速慢了下来，“千万别是库尔德工人党。这段距离还看不清楚。不管是谁，你先把笔记本藏起来。”

我们放慢车速。那些人持枪向我们走来。是乡村警卫队。领头的和马苏德交谈了几句，然后挥手示意我们通过，没有检查我们携带的文件。但几英里后遇到了第二个检查站，这次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守在路障处的突击队员示意我们靠边停车。我们照办，把车停在一栋单层的大房子旁边。

这栋房子以前是警察局，但现在已经被军队接管。穿着全套伪装服的军人四处走动。一边是一辆六轮俄罗斯装甲运兵车，停在一个加固过的沙袋炮台前；另一边是两辆轻型坦克和四五辆卸下帆布后盖、在车舱上方安装了重型机枪的路虎。

一名突击队员拿走了我们的证件——马苏德的身份证件和我的护照——让我们在走廊里等，说他必须得到上级的许可才能放我们走。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过了片刻，一群约二十人的士兵跳上路虎车，疾驰而去。我们继续站在走廊里。

最后我们被带到一个房间，一名军官坐在桌子后面。他会讲一点英语，叫我们坐下，给我们倒茶。然后他问我是干什么的，要上哪里去。我把我的目的地告诉了他，但我遵从了伊斯坦布尔那些记者的建议，没有出示记者证，我把它揣在口袋里。军官草草记录下一些细节，再三建议我们最迟下午四点要离开公路，随后把证件还给了我们。

“小心点。”他说。

车开出几英里后，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路边停着一辆烧得焦黑的汽车残骸。马苏德说这是一周前在库尔德工人党的夜间路障边被烧毁的。

我们经过汽车残骸后不久，公路就和底格里斯河分开了，景观开始变得干枯。葡萄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日葵田，山谷底长满了一片片低矮的树林。后来这些景物也消失了，我们开进了一片岩石丛生的贫瘠灌木丛。一支由六辆装甲运兵车组成的车队从对面朝我们开来。我们的车往前驶去，经过一连串的路障和更多的武装护卫队。

快到午饭时间时，我们的车开过马尔丁，然后从大路拐到一条小路上。翻过一座小山，藏红花修道院（Deir el-Zaferan）^[15]瓜棱形圆顶的鲜明轮廓从银灰色斜坡上的橄榄树丛中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藏红花修道院一直是叙利亚正教，即古代安条克教会的大本营。公元451年，叙利亚正教会和拜占庭主支分道扬镳，因为前者拒绝接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发布的神学决议。然而，两边的教会其实是沿着既已形成的语言断层分裂的，它把西安纳托利亚讲希腊语的拜占庭人和东部操“基督的语言”——亚拉姆语的人分开。叙利亚正教会持一性论观点，拜占庭皇帝将其视作异端并加以残酷迫害，这使得叙利亚正教会退至图尔阿卜丁的荒山深处。在那里，三百所叙利亚正教修道院远离权力中心，成功地保存了用原始的亚拉姆语进行的古代安条克礼拜仪式。但是，偏远也导致了边缘化，教会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不断被削弱。到十九世纪末时，中东地区只剩下二十万苏里亚尼人，其中大部分都生活在藏红花修道院周边。

二十世纪对苏里亚尼人来说是一场浩劫，就像对亚美尼亚人一样。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垂死挣扎，同饥荒、驱逐和屠杀一道，使本已日渐稀少的苏里亚尼人遭受灭顶之灾。接下来，1924年，阿塔图尔克驱逐了叙利亚正教会牧首，“斩首”了这一社群的残余势力。牧首带走了藏红花修道院的古老藏书，并最终定居于大马士革。最后，1978年，土耳其当局雷厉风行地查封了修道院的亚拉姆语学校，为苏里亚尼人的命运烙上了封印。

到1920年，这个社群的规模从上世纪的二十万降到了七万左右。到1990年，整个地区仅剩四千名苏里亚尼人。现在只有大约九百名，再加上一些分布在现存的五座修道院中的修士和修女。一个坐拥十七座教堂（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了）的村庄，现在只剩下一个居民，那就是年事已高的神父。在藏红花修道院，两名修士在这些六世纪的建筑中穿行，他们更像是一处宗教遗址的看管者，而非一个仍在运转的修道团体中的成员。

在十九世纪造访藏红花修道院的旅人，常常觉得它在外观上比起修道院来更像一座堡垒。这想法不无道理。在巍峨的赭石城垛下，马苏德在锁车，我则敲打着那扇用重钢加固过的厚重的铁门。过了几分钟，一个满脸胡须的年轻修士从箭形的狭窄缝隙里狐疑地打量着我们。不一会儿，门闩和铁链哗啦啦地响起来，大门打开了。西米恩阿布纳^[16]向我们投来惊讶的目光。

“你们一路还平安吧？”他用英语问道。

我描述了一下我们的旅途。

“现在情况很糟，”他说，“我们这里好几个月没有访客了。没人会来。这山里安全没保障。”

西米恩阿布纳领我们走上一条昏暗的走廊，它通向一个阴凉而宽阔的回廊。在明亮的中庭里，一个戴着平顶帽（但没穿鞋子）的园丁正给种满了天竺葵和银莲花的花盆浇水。他身边是一道令人惊叹的带拱柱廊，由两根深切壁柱支撑，顶上是一对精致的科林斯式柱头。这是罗马帝国晚期的建筑，但令人惊讶的是，它的用途至今仍未改变，而且里面居住的人是当年建造者的直系精神后代。圣所的古典爵床叶饰带，品相堪比伊斯坦布尔现存最好的拜占庭雕塑，圣所里的礼拜仪式仍然用亚拉姆语吟唱，从它建造之日起就没有改变。这些当下被军队和游击队占领的荒山僻野，居民全是贫穷且目不识丁的农民，然而这里曾是无上智慧的所在。这想来多令人惊异啊。

“它很美，”西米恩走到我的身后，说，“但会长久吗？也许你下次来的时候，羊就在这里吃草了。”

“有这可能吗？”

“所有人都在离开。我们的修道院和基督教村落一个接一个地人去楼空了。在过去五年里——什么？——这附近有二十个村子被遗弃。剩下的也许还有九个，或者十个。每个村子里的房屋不超过二十栋。如果大门敞开——也就是说，如果余下的这些人都能拿到去西方世界的签证的话——那他们明天就会走得一个不剩。没有人愿意在这种环境下生儿育女。他们想去荷兰、瑞典、比利时和法国。我们在这里的日子不多了。”

我们穿过回廊。尽头坐着另一位修士，年纪比西米恩要大得多，头戴叙利亚正教特有的黑兜帽，上面绣着十三个白色十字架，代表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伏在一张书桌上，近视眼盯着面前的书页，手里拿着一支笔。当我们走近时，我看见他正用一支尖头粗钢笔写字，写的是亚拉姆语。我正要自我介绍，他已经抬起头来。

“你是威廉先生吗？”

“是的……”

“那这位是马苏德先生了？”

“是。怎么了……？”

“警察五分钟前从马尔丁打来电话，问你是不是已经到了。他们说你一到这里，我们就得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从第一个检查站，老远的马尔丁开始就在跟踪我们了，”马苏德说，“另一辆白色的汽车。”

“我们又被跟踪了？你怎么没告诉我？”

马苏德耸耸肩膀道：“这是家常便饭。”

我们正说着话，电话又响了。西米恩去接电话。马苏德和我面面相觑。

“还是警察，”西米恩挂了电话后说，“让我们通知他们你上了哪儿，什么时候走。”

“你只能参观一下修道院，然后马上走，”那个年长的修士说，“我们不希望警察过来。”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要在天黑前赶到圣加百列，那时间不多了，”西米恩说，“抓紧时间，这也是为了你自己。”

我们把那位老修士留在他的写字桌前，西米恩带我们下了几段楼梯，来到一个漆黑的拱形地宫，它四角砌着砖，上面是一个石头屋顶，墙上没有抹灰泥。里面闷热潮湿。我们静静地站着，等眼睛适应这半黑的环境。

“这是在约公元前十世纪建造的，”西米恩说，“在修道院出现之前，这里是一座异教徒盖的太阳神庙。后来当基督教……”他忽然不说了。“听，”他说，“有砰砰的声音，你听见了没有？”

在地下室的黑暗中，我们听到远处传来金属的碰撞敲击声。

“又有人敲大门了，”西米恩说，“但这次是谁呢？”

我们上了楼，西米恩让园丁去看看是谁来了。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巨大的罗马门廊旁边，门廊上方雕刻着一个拜占庭等臂十字架，十字架上戴着一个古典的月桂花环，而花环又落在一双面对面的海豚身上。

“这是什么？”我问。

“这里在六世纪时是医学院。它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也是很出名的。后来变成停放遗体的地方了。我们管它叫诸圣堂。”

他带我们走了进去。在房间的中间，一个肋形拱顶从一个长方形的对角斜拱上升起。每面墙上都列着一排盲拱，每个壁龛形成一个单独的墓穴。

“所有的牧首和我们的神父都葬在这里。”西米恩说，“据说这所修道院里有一万七千名圣徒的遗骨。”

他带着我们穿过一个长方形的罗马式门廊，进入一个小小的、方形的修道院教堂。这里的每一个建筑元素都装饰着近乎巴洛克风格般华丽的古代晚期雕饰：在圣所的Ω形拱门上方，雕刻着动物的饰带在田园风格的藤蔓和棕榈涡纹中翻卷；爵床叶羽状涡纹从柱头一直蔓延到拱门的拱石上，然后再沿着雕饰繁茂富丽的壁柱向下。这座教堂建于六世纪，但它赖以发展的建筑传统却要古老得多：从它往前追溯两百年，巴尔贝克（Ba’albek）和大莱波蒂斯（Leptis Magna）的古罗马建筑上也能看到相同的装饰。这些雕刻在创作之时不仅必须要富丽，还必须要刻意显得保守，甚至是怀旧。这是在腐化和衰落的时期试图唤回宏伟的旧帝国传统。

这时，那个光着脚的园丁又出现了，带着新来的访客。三个男人，都是土耳其人，穿着假日的休闲服：T恤、休闲裤和运动鞋。他们不搭理我们，开始在回廊里东张西望，装腔作势地检查盆栽和建筑。当这三人的后袋里藏着的步话机同时发出静电的噼啪声时，我才发现对马苏德和西米恩来说已经很明显的事情：这些人是便衣安全警察。

几分钟后，我还在欣赏教堂里非凡的雕刻艺术，那个老修士亚伯拉罕已出现在门口。他貌似很焦虑，开始紧张地把灯关上，同时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对我下逐客令。然而，西米恩决心不被这群不速之客吓倒，他叫我上楼去看看老牧首们的屋子。我跟着他走上台阶，来到屋顶的露台上。

“你看！”西米恩说，“在山脊的顶部。看到那还有五座修道院的废墟了吗？”

我抬头望向他指的地方。在藏红花修道院上方的峭壁边缘，耸立着几列废墟参差不齐的轮廓。

“看到左边那个山洞了没有？那是瀑布圣玛丽修道院。那些废墟是什么呢？是圣雅各修道院。旁边的是圣阿佐佐耶尔修道院。然后是那些小房子：那是圣约瑟夫修道院，最后一个是另一座圣雅各修道院。”

“这么多修道院……”

“两百年前这座山上有七百名修士。这个团体存在了很长时间——经历过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奥斯曼人。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你觉得你会是最后一个吗？”

“这只有上帝才晓得，”西米恩说着，领我走到露台的另一边，“但我当然希望我能比亚伯拉罕神父活得长。”

我们从城垛向南边眺望，目光越过被橄榄树林覆盖的山坡，越过修道院的葡萄园，一直向下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们一言不发地站着。

“多美啊，不是吗？”西米恩说，“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一想到家乡，脑海里就想起这些风景：葡萄园一直绵延到远方。”

“修道院自己酿酒吗？”

“那些激进主义者不喜欢我们这么搞。在离这儿十英里的德里茨村，他们枪毙了一名基督徒酿酒师。从那以后，村里大多数酿酒的都不干这活儿了。但这不是我们停工的原因。负责管理葡萄园的老修士六年前去世了。现在葡萄太小了，又太苦，不能拿来酿酒。葡萄园里的事情很多，而且村子里没有那么多基督徒来帮我们收割和种葡萄。甚至现在管葡萄园的人下个月也要去德国了。他的亲戚们都已经过去了，他的签证终于批了下来。”

“逃亡的速度在加快吗？”我问。

“当然，”他说，“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即便是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在瑞典和德国能得到多少工资和社会福利，现在已经传开了。但是我们的人也面临政治问题。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态有现在这么糟糕。我们的人被夹在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的交火之中。现在又来了真主党的成员。”

“这里也有？我以为真主党只在黎巴嫩。”

“他们刚来不久。当局似乎对他们比较容忍，因为他们对库尔德工人党有制衡作用。他们在很多方面对政府有帮助，不过他们当然讨厌基督徒。三四个月前，他们在伊迪尔区绑架了一个修士。那个修士当时在去主持婚礼的路上，两名持枪者拦住了他坐的面包车，命令他下车。他们用土把他一直埋到脖子，后来又用铁链把他倒挂起来。他们把他扣了两个星期，直到拿到赎金。

“有时这些人会从偏远的农场和村子里绑架基督徒姑娘，强迫她们和穆斯林结婚。他们说这是在拯救她们的灵魂。去年有四个姑娘遭遇了这样的事。另一支真主党小部队已经占领了附近一个叫马尔波波的基督徒村子：现在有十到十五名武装分子住在那里。他们把教堂的屋顶作为据点，而且他们还要基督徒妇女戴面纱。他们说，我们应该回基督教的发源地——欧洲，说得好像我们是法国人或德国人似的，好像第一批穆斯林来这里定居前的几个世纪，我们的祖宗没住在这里似的。现在我们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什么事都有可能碰上。”

“不能报警吗？”

“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他们全家都会被杀的……等等，你看！”

西米恩指着从马尔丁过来的路上升起的烟尘。

“更多的人过来了。”

“是军队，”西米恩说，“两辆路虎。”

在我们下方，马苏德也发现了他们，他正朝他的车冲过去。

“他在干什么？”我问。

“我想他是去关录音机了，录音机在放库尔德民族主义歌曲。如果被士兵们听到了，他们可能会逮捕他。”

那两辆路虎在修道院的围墙前停了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从里面鱼贯而出，有些人还带着重机枪。

“上帝呀，”西米恩说，“这是要打仗了吗？”

但士兵们并没有进修道院。相反，他们分散进橄榄树林，跳过围栏。一名士兵在路过一扇大门时把门踹开了。又有人拿石头打一棵石榴树，要把那熟透的果实弄下来。西米恩朝下面的人群喊道：“从大门进去！别弄坏围栏。”

他转头对我说：“看看他们！为了摘到果子把树枝弄断。砸我们的围栏。这太过分了。”

“这都是因为我来了吗？”

“恐怕如此。”西米恩说。

“对不起，”我说，“我得走了。”

“你无论如何得走了。太阳开始下山了。除非你现在动身，否则你到不了圣加百列的。”

我们穿过回廊，向汽车走去。

“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我说。

“一定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西米恩说，“现在走吧，快一点儿。愿上帝与你同在。”

马苏德发动了汽车。我回头望去，看见西米恩那身着黑色长袍的矮小身影正在和一个军官打手势，士兵们把他团团围住了。

日影渐渐拉长，变成一条深蓝色的线，轻柔地散布在伊兹洛山脉（Izlo Mountains）的山脊和沟壑上。狭窄的河谷里，牧羊人领着羊群穿过茂密的无花果、胡桃和开心果林，妇女们从路边的水泵中取水，驴子背上驮着沉甸甸的货物，在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在这样的风景里，人们很容易把麻烦忘到脑后：只有接二连三的检查站，与路边偶尔出现的被焚毁的汽车，提醒着人们将近的黄昏会带来的危险。

我们的时间卡得很准。当时刚过四点半，我们已经快到离圣加百列最近的城镇米迪亚特了。举目远望，左边能够看到城中基督徒社区的教堂塔楼，右边则是新穆斯林社区的宣礼塔。在米迪亚特的边界线上有一座巨大的检查站，一长串锋利的铁钉横放在路上，就像漫画里苦行僧的床。铁钉后面是一堆汽油罐。一排百无聊赖的士兵坐在阴凉的地方，看着汽车七拐八弯地开过障碍物。我们走到四分之三的时候，其中一个人——一个看起来很爱管闲事、剃了光头的新兵——决定把我们搞进检查站。

那人索要了我们的证件。他翻看了我的护照，犹疑地停在一页印度签证上，好像是抓住了我同情库尔德人的确凿证据。他仔细检查了马苏德的身份证件，一边翻看，一边露出越来越明显的讥笑。然后他问马苏德要那辆汽车的相关文件。马苏德在汽车杂物箱里摸索着翻找起来。一目了然，我们摊上事儿了。

这名新兵对马苏德驾照上的某些内容提出异议，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都是他在盘问马苏德。我开始不安地凝视着下沉的太阳和手表上的分针。最后，马苏德把一张大额钞票夹在身份证件里递给他。那人足足看了有五秒钟的工夫，我以为他要揭发马苏德企图对他行贿。但他偷偷把钱塞进了兜里，没有让其他士兵看到，在抱怨完马苏德的车胎状况后，他放我们走了。马苏德发动了汽车，嘴里低声用库尔德语嘟囔着骂人话。

现在已过五点半了。当我们驶入米迪亚特远郊荒凉的乡村时，太阳正在丘陵后下沉。这条路不比一条小径宽多少，路上没有任何别的交通工具，周围也没有人居住的迹象。既无喧嚣也无鸟鸣，完全没有一点儿声音。令人如此不安。

当我开始仔细观察我们经过的那座阴暗的村落时，我才意识到是什么让我如此忐忑。它不是单纯的荒芜：它是被故意废弃的。山坡上的橄榄树林扭曲得并不那么自然：是有人把它烧了，那光秃秃的枝干在天际线上映出参差不齐的焦黑轮廓，仿佛保罗·纳什（Paul Nash）于1916年绘制的一张阿拉斯（Arras）或伊普斯（Ypres）的风景画。我们正在穿过一片焦土。

“是士兵们干的。”马苏德说。

“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军队认为库尔德工人党会利用此地的树木或建筑物作掩护，他们就会将其焚烧。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游击队，另一方面是为了惩罚当地居民，因为他们容许库尔德工人党使用他们的土地。再往东，在哈卡里（Hakkari）周围，整个地区都被抛荒了。许多村子被毁掉。”

最后，我们爬上了一座低矮的山丘。光线足以让我们分辨出前方圣加百列修道院锯齿状的形影。楼与楼之间挤得很紧，一片建筑群独自矗立在一处光秃秃的石头山坡上，四周环绕着高墙。等我们开到近前，浮起的月轮映出教堂的圆顶和尖顶的轮廓，照亮了旁边的一座高塔。

幽暗中升起一道被月光照亮的大门，远处传来修士的吟诵声，细微而令人宽慰。一个门房打开了狭窄的小门，当我们从车上卸行李时，修士和修女结束了晚祷，正向外走出。领头的是大主教，他身后不远处有个穿夹克的人，是个平信徒。他走了过来，做自我介绍。他是阿夫雷姆·布达克，我之前和他通过电话。他向我表示欢迎，但显然也有些怒气。

“你至少一个小时前就该来了，”他摇摇头，平静地说，一边接过我的背包，“承担风险是你自己的事。但如果你出了什么岔子，会给我们惹麻烦。”

圣加百列修道院，8月23日

我坐在我房间外的葡萄藤架下。这是我第一次住宿在约翰·莫斯克斯有可能住过的修道院里，在和往日一样的镶嵌画下，聆听着和往日一样的五世纪圣歌。我面前的南墙所属的教堂，也许是安纳托利亚地区年代最久远，而且现在仍在使用的教堂。它由阿纳斯塔修斯皇帝（Emperor Anastasius）于公元512年下令建造——早于圣索菲亚大教堂，早于拉文纳，早于西奈山。当圣奥古斯丁^[17]从萨尼特登陆，将基督教传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时，它已经屹立了八十年之久。然而，这座修道院的某些部分还能再往前追溯，直至公元397年这里初次有修士群体聚居。

如此古老且完整的教堂世所罕见。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包括帖木儿部落）的来来去去，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希腊人被尽数赶出小亚细亚之后，它仍然保存了下来，完好无损，而且至今还在使用——这简直是个奇迹。

一位名叫雅库布（Yacoub）的修士来到我跟前，给了我一串刚从葡萄架上摘下来的葡萄。此刻他正站在我身后看我写东西。这些年来，我在安纳托利亚目睹了许多已成废墟的教堂，现在却发现这座年岁久远的建筑里仍有修士居住，他们身上的长袍与约翰·莫斯克斯本人所穿的几乎一模一样，这种感觉十分奇异，仿佛误打误撞遇见了一个失落已久的古罗马军团，而他们还在坚守着哈德良长城上某个偏远的瞭望塔。

在抵达的当晚，我第一次得以见到圣加百列教堂和其他建筑物的内部，这一见令人终生难忘。等行李搬进来后，修道院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落下了锁。我和其他修士一道，在他们古老的食堂里吃了晚饭，然后在大主教房间附近的一个屋顶露台上喝土耳其咖啡。晚上九点，修士们开始陆续回房，和我年纪相仿、性情温和的见习修士雅库布，在我回去睡觉之前，主动提出带我四处转转。

雅库布在前面引路，手提一盏风灯，宛如拉斐尔前派画家笔下的人物。他向我解释说，电力供应前段时间出现了故障，这是常有的事，有时是因为电力公司轮流停电，有时是因为恼人的库尔德工人党炸毁了该地区的发电站。我跟着雅库布走下一道宽阔的楼梯，穿过一条拱形走廊，来到一个漆黑如墨的地宫。在摇曳的灯光下，影子沿着拱廊翩然起舞。

“这是埋葬殉道者的地方，”雅库布说，“海湾战争期间也被我们用作防空洞。看到那边那块盖顶石了吗？圣加百列的手臂就埋在那里。”

“那遗骸的其他部分呢？”我问。

“这我不是很清楚，”雅库布说，“从五世纪到六世纪，我们修道院曾和本地村民为圣洁的神父们的遗骸战斗过多次。有时修士会为了保护我们的遗物而献出生命。”

“你觉得村民可能弄到了圣加百列遗骸的其余部分？”

“也许吧。也可能是某个修士把遗骸的其余部分藏到了某个地方，然后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

“村民们还对你们的圣遗物感兴趣吗？”我问。

“当然，”雅库布说，“不光是基督徒、穆斯林，甚至还有雅兹迪人（‘拜魔鬼的人’）都来这里向我们的圣徒祈祷。这里的许多穆斯林都是几百年前皈依伊斯兰教的叙利亚基督徒的后裔。他们去清真寺，聆听伊玛目的教导——但如果他们真的遇上了什么麻烦，还是会到这里来。”

雅库布提着灯弯下腰去，指着盖顶石下方的一个小孔：“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村民们来取圣徒的尘土的地方。”

“他们要这做什么？”

“有很多用途啊，”雅库布说，“比如供在家里驱魔，把它喂给他们的动物和孩子，让他们健健康康，不得传染病……”

“是真的把那尘土吃下去吗？”

“当然。它是洁净的，充满了圣徒的祝福。”

“什么样的祝福？”

“打个比方，如果人们挖了一口新井，就会撒一些圣徒的尘土在井里，这样井水就会永远保持洁净。”

我对雅库布说，我在伊斯坦布尔时曾见到一些不孕的妇女去圣乔治的圣祠求子，这里有同样的事吗？

“圣加百列只管疾病和恶魔，”雅库布答道，“如果想要孩子，得到楼上去。”

“楼上？”

“阿拉伯的圣约翰的圣祠。来，我带你去看。”

雅库布带我走出地宫，来到楼梯顶上，一座黑色玄武岩拱门里有一个壁龛，里面立着一根小柱基，同楼下的那个差不多。

“这是他的坟墓，”雅库布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躯干的坟墓。”

“村民们又来过了？”

“不是，这次是修女。”

“修女？”

“对，”雅库布说，“她们负责管理这座墓，圣约翰的头骨在她们那里。”

“她们要它干什么？”

“本地的妇女们来的时候，修女会在墓上放一满碗水，放一个小时。然后她们手持圣约翰的头骨，念一些相应的祈祷词，接着把碗里的水倒进头骨里，再把水浇到妇女的头上。这样这位女士就能怀上孩子。”

“她们就信这个？”

“为什么不信？”雅库布说，“修女们认为这方法百试百灵。”

雅库布带我走出圣祠，外面星辉灿烂。“现在因为局势紧张，来的人不多了，”他说，“但在和平年代，每周日这里都会排起老长的队：最远有从迪亚巴克尔来的，尤其是那些结了婚的人。现在过来当然很危险了。真主党的人还告诉穆斯林说，他们不可以到基督教的圣祠里来。”

我们朝主教堂走去，雅库布打开大门。拱顶上的砖石砌成人字形，那些闪闪发亮的镶嵌画在风灯的光芒中折射出近乎魔法的华彩。当我们走近时，十字架、藤蔓涡纹和双耳瓶的轮廓在舞动的火焰中熠熠生辉。雅库布高举着灯，我们穿过圣所，进入一间小小的侧礼拜堂。在后墙上有两个洞，一个接近天花板，另一个到胫部那么高。

“圣加百列晚年就把自己关在那堵墙后面，”雅库布说，“食物是从底下那个洞传进去的。如果他要领圣餐，就把手从上面那个洞伸出来。”雅库布指着上面的洞说：“圣加百列是个了不起的苦行僧，他在那堵墙后为了灵魂的解放而惩罚自己的肉体。请跟我过来看。”

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就把灯从下面的小洞里推了过去，然后扭动身子往里爬。我在一片漆黑中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我仰面躺在地上，吸着肚子，发现自己刚好能从这个洞里钻过去。雅库布伸出一只手把我拉起来。

“你看这儿，”他指着墙上的一条狭窄裂缝说，“有时候，我们的圣加百列会觉得他对自己要求还不够严格，沉溺于享乐之中。于是他就挤进这条缝里，站上一个月。”

“为什么？”

“他常说，主人在场时，奴仆不应当坐下，也不可躺着。他既时刻与他的主同在，那他就应该一直站着。为了提醒自己身为凡人终有一死，他有时会把自己埋在角落里的那个洞里。”

“这有点极端了吧？”

雅库布已经卧到了地上，准备钻回教堂里去。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他在没入黑暗前对我说，“圣加百列是个很伟大的圣徒。我们都应该努力追随他的榜样。”

圣加百列修道院的一天从清晨五点十五分开始，修道院的钟声响起，宣布诵晨经。四天来修士们都盛情款待我，而我却每天睡懒觉，我想最好还是露个脸。因此，当今早的钟声响起时，我没有用离我最近的枕头蒙住脑袋，而是从床上麻溜地爬起来，就着风灯的光穿好衣服，随后穿过空荡荡的院子，向修道院圣歌的回声走去。

天还是黑的，地平线上只有一丝微茫的曙光。教堂里的灯都点上了，在唱诗席的拜占庭早期镶嵌画上投下幽微闪烁的光辉。我在门口脱了鞋，站在教堂后面。在我右边，四个穿黑裙和紧身褡的修女正匍匐在一块芦苇垫上。我前面，一队小男孩站成一排，听一位老修士吟唱。他留着牧首式的长胡子，站在圣所北面的一个石质讲台上，面前摊着一册巨大的手抄经文。他唱每个乐句时都先提高音调，然后逐渐低沉下去，最后几乎渺不可闻。

教堂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很快，男童组成的队列散开，一直排到中殿那头。另一个修士基里亚科斯阿布纳（Abouna Kyriacos）现身了，向圣所走去。他站上另一个讲台，开始吟唱。这个讲台与前面那一个平行，但略靠南，他的吟唱与那位老修士交相呼应：头一个修士唱一句，然后轮到基里亚科斯，他重复一遍，再传回来。两人的吟唱在两个讲台之间互相传递，圣歌在快节奏的亚拉姆语音节中逐渐成了模糊的连诵。

随后，一些年纪稍长的男孩也开始走上讲台，站在修士们身后，加入他们的行列。圣歌继续唱着，如格里高利圣咏一般深沉洪亮，但更具东方韵味，奇异而难以捉摸的单音音乐在起伏的拜占庭拱顶下回荡。

接着，圣所里一只看不见的手拉开帷幔，一个男孩提着一樽烟气氤氲的香炉，挂链琳琅有声。全体信众开始了一系列的跪拜仪式：原地跪下，将头颅俯到地上，这样从教堂后面看见的就是一排撅起来的屁股。这种礼拜仪式区别于伊斯兰教的地方仅仅在于，信众在跪拜的时候会不断画十字。这是早期基督徒的祈祷方式，也是莫斯克斯在《精神草地》里描述的礼拜仪式。在六世纪，穆斯林的礼拜仪式似乎已经从当时的基督教实践中汲取了经验。伊斯兰教和东方的基督徒保留了最初的基督教传统，而打破这神圣传统的是西方基督徒。

黎明时分的白光透过南墙上那扇洞开的拜占庭时代的窗户照进来。教堂里吟唱的节奏逐渐减弱。帷幔拉上了，一切归于沉寂。信众最后跪拜一次。大主教出现了，男童们排队等着亲吻他的十字架。

教堂慢慢地人去屋空了，静得可以听到鸟儿在外面的葡萄架上扑腾翅膀。

东方的苦修主义有时看起来确实非常陌生和古怪，但它对中世纪的西方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修士其实只是东方沙漠教父的模仿者，模仿得还很小家子气。修道院的理想来自埃及，高柱修士的则源于叙利亚。这两种形式都传播到了西方，令人吃惊的是，高柱苦修派最远传到了特里尔，后来因为北方的气候才遭到摒弃，雄心勃勃的德意志高柱修士最终屈服于主教的压力，于被冻僵在柱子上之前回到了地面上。这条由东向西的单行线一目了然而不可阻挡，就像如今快餐和卫星电视的文化入侵由西向东一般。

简朴苦修的沙漠教父是怎样作为榜样和英雄，引领凯尔特修士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行的？这个问题十分吸引在苏格兰长大的我。和他们的拜占庭榜样一样，凯尔特的库迪派^[18]也刻意寻求最荒凉的地方——与世隔绝的沼泽和森林、大西洋沿岸寸草不生的峭壁和岛屿。他们能够在那里寻到孤独，他们心目中能将他们引向上帝的孤独。

此外，尽管旅行在当时不是件易事，但黎凡特修道院的天地，与在欧洲北部仿效它发展起来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仍出人意料地密切。七世纪的罗马有四个东方修士的聚居区，许多东方教会的神父们“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来到了帝国的最西边。第七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狄奥多若是来自塔尔苏斯的拜占庭人，曾在安条克学习，还去过埃德萨。他现存的《圣经》评注是在英格兰写成的。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把他在安条克学院接受的教育，以及对叙利亚文学的认识带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在的遥远的肯特海岸。

还有许多不知姓名的人似乎也追随了他的脚步。《爱尔兰诸圣祷文》（Irish Litany of Saints）的手抄本中骄傲地记载了爱尔兰西部“七名（住在）乌尔莱格沙漠（Disert Uilaig）^[19]的埃及修士”，还有其他无名的“罗马人”（即拜占庭人）和“来自亚美尼亚的瑟鲁伊”（Cerrui from Armenia）。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找到了通往凯尔特最偏远地方的道路，在接下来的许多个世纪里，他们在这里被人尊奉：这些拜占庭旅人的声名如此神圣，以至于根据《爱尔兰诸圣祷文》的说法，人们相信对一个病人念他们的名字，就可以防治“疖子、黄疸、鼠疫以及其他传染病”。

如果有生命的修士能够断断续续地西游，那么无生命的书籍的流动就更广泛了。截至八世纪，亚历山大港的阿塔纳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所著的《埃及的圣安东尼传》（The Life of St Antony of Egypt）大概是欧洲继《圣经》后读者最多、效仿者最众的书，一般手抄本的情况如此，手抄本里的插图则尤甚：早期爱尔兰和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n）的福音书以拜占庭治下的东地中海为主要范本，这一点现在已经毋庸置疑了。

我在剑桥上学时，花了最后一年的时间专门研究爱尔兰-撒克逊（Hiberno-Saxon）艺术，而促使我去了解图尔阿卜丁的最大动力在于，我想知道中世纪早期的不列颠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那里的修道院缮写室艺术家们。有学者认为，不列颠第一批基督教具象艺术的灵感，很可能就来源于图尔阿卜丁的作品，尽管这些修道院现在坐落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地处偏远，几近荒废，被人遗忘。

当我躺在修道院的硬板床上辗转难眠的时候，想起了我曾细致研究的一段艺术史公案。它围绕着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展开。

十六世纪中期，亚美尼亚的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20]斯蒂芬诺斯（Stephanos）准备踏上旅程，他希望借这次出行改写东地中海的历史。他看到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21]的左边是复兴的波斯帝国，右边是新的奥斯曼王朝，而他的人民面临着与一个世纪前的拜占庭人相同的命运：被人征服，随后痛苦地在覆满灰尘的伊斯兰凉鞋下俯首称臣。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一样，这位牧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能挽救他的人民：到欧洲去，设法与西方结盟，从而以基督徒的力量钳制奥斯曼土耳其大军。

曼努埃尔的西方之旅徒劳无功：虽然他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默许了天主教开出的许多教义上的条件，甚至还在1400年圣诞节出席了在埃尔特姆（Eltham）举行的盛大宴会，并受到了英王亨利四世的热情款待，但他还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西方骑士来保卫基督教世界的东方边境。五十年后，1453年，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拜占庭的城墙上战死，土耳其人终于冲进了基督教世界的故都。

斯蒂芬诺斯则认为他能做得更好；他把希望寄托在教皇保罗三世的支持上。斯蒂芬诺斯派出的情报员告诉他，教皇把解放受压迫的东方教会作为他任期内的特别目标。他们还告诉他，教皇对研究《圣经》经文有特殊兴趣，他已经召集一个由学者们组成的委员会来一劳永逸地确定《圣经》的真实文本。斯蒂芬诺斯明白，如果他要达到目的，就必须与教皇建立私人联系，为此他四处搜寻合适的礼物送给教皇。最后，他的顾问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在埃奇米阿津有人听说，图尔阿卜丁的修道院图书馆里有一批极好的早期基督教福音书手抄本，其中一本是《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的抄本。这是一本年代非常早、非常不寻常的福音合编：它将四大福音书的内容合编成了一本基督生平传记，最初由神父塔提安（Tatian）在公元二世纪早期写成。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福音合参》一直被安条克教会作为《新约》标准文本使用，但随着原始福音书的抄本越传越广，《四福音合参》不再常用了，最终被打为异端文本。塔提安作品的抄本似乎在某个时期被下令销毁，《四福音合参》的抄本只能到一些偏僻的修道院图书馆的犄角旮旯里去找。

斯蒂芬诺斯派遣了一名特使，从高加索向南跋涉数百英里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寻找硕果仅存的《四福音合参》手抄本。最终找到了一份。大家一致同意由一个当地的抄写员——一位叙利亚正教会神父来抄写。正是这份抄本被斯蒂芬诺斯带到了罗马。根据手抄本的末页判定，抄写员是底格里斯河畔的城镇哈桑凯夫（Hasankeif）的居民，而哈桑凯夫位于迪亚巴克尔以南数英里的藏红花修道院附近。因此，教皇抄本的原稿最有可能的出处是藏红花修道院的图书馆。

结果斯蒂芬诺斯的使团惨败而归。斯蒂芬诺斯根本没见着教皇的面。他的人民在一个世纪内被征服了，就像之前的拜占庭人一样。他们的土地被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瓜分。塔提安的《四福音合参》抄本从来没有被呈到教皇面前，只到了他的秘书办公室。后来它从梵蒂冈到了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Bibliotheca Medicea Laurentiana）。

又过了四百年，1967年冬天，瑞典^[22]艺术史学家卡尔·诺登法尔克（Carl Nordenfalk）在洛伦佐图书馆工作时，偶然发现了这个手抄本，于是开始浏览它。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组插图上，久久无法移开。诺登法尔克是凯尔特手抄本领域的专家，他第一时间发现《四福音合参》上的这些插图，在所画形象上与凯尔特福音书《杜罗书》（Book of Durrow）中的插图完全相同，而《杜罗书》是凯尔特那些杰出的手绘福音书中年代最早的。同时，《四福音合参》中的图片也与年代稍晚的凯尔特手抄本《圣威利布罗德福音书》（Gospels of St Willibrord）有着密切联系。

在《杜罗书》中，每篇福音的前面都有一整页插图，画的是这篇福音的作者的圣符（在这个早期案例中，一个男人代表圣马太，一只鹰代表圣马可，一头公牛代表圣路加，一头狮子代表圣约翰^[23]）。大多数学者认同《杜罗书》中的这些画可能是在六世纪末完成的，是不列颠艺术史上最早的具象画。

尽管《四福音合参》与这两本凯尔特福音书在风格上大相径庭——毕竟它们相隔八百年——但这些圣符的姿势、它们被画的角度以及它们表现出的姿态是一致的，且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基督教图像。此外，《四福音合参》和那两本凯尔特手抄本的开篇都是一整页插图，画面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一个嵌在错综复杂的编织图案中的双臂十字架^[24]。同样的画面也出现在一块皮克特十字架石刻罗斯马克石（Rosemarkie Stone）上，它如今仍然位于因弗内斯东北数英里的比尤利湾（Beauly Firth）。

经过数月紧锣密鼓的研究，诺登法尔克才终于确信，自己搞清楚了一本土耳其东部手抄本在十六世纪的复制品，是如何与八百年前，在遥远的苏格兰西海岸的爱奥那岛上完成的两本凯尔特福音书产生如此密切的关系的。

诺登法尔克的论点是，《杜罗书》中的插图是根据中世纪早期从黎凡特地区传到爱奥那的《四福音合参》的早期抄本绘制的，至于是怎么传过来的不得而知。他针对这点提出了一个猜想。

毕德尊者（the Venerable Bede）在他所著的《历史》（History）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七世纪末的一个冬夜，一艘从圣地返回的法兰克帆船在爱奥那海岸遭难，被吹到了苏格兰北部海岸，就像命运安排好的似的，船停在了岛上的修道院下方的海岸边。据毕德所言，船上有一位名叫阿尔库尔夫（Arculph）的高卢贵族，他向爱奥那的修道院院长亚当南（Adamnan）描述了黎凡特的圣地。阿尔库尔夫的描述被记录了下来，题为《圣地指南》（De Locis Sanctis）。它的一份抄本后来传到了毕德自己在贾罗（Jarrow）的缮写室，未来许多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地中海东岸，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历山大港的看法——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想象——都来源于这本书。诺登法尔克写道：“阿尔库尔夫随身携带的书籍里有一册《四福音合参》（的抄本），这一猜想令人难以抗拒。”

这样一册东方手抄本中的写实风格肖像画，对凯尔特修士们应当是一种启发，他们原先只熟悉凯尔特异教艺术中的几何轮盘和螺旋喇叭。诺登法尔克不无道理地指出，在七世纪至八世纪，《四福音合参》的到来宛如一点火花，引燃了凯尔特手抄本装饰艺术那不可思议的火焰，这一过程最终结成了《林迪斯芳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和《凯尔斯书》（Book of Kells）等杰作。

在兴奋中，诺登法尔克又围绕佛罗伦萨的《四福音合参》提出了几个更为大胆的主张，后来遭到了竞争对手的质疑。但他的理论的核心部分至今经住了考验。毫无疑问，佛罗伦萨《四福音合参》的微型画与交织图案，一册在图尔阿卜丁的某个修道院缮写室里绘制而成的手抄本，与《杜罗书》和《圣威利布罗德福音书》来自同一个手抄本家族。

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在一位遭了海难的法兰克贵族的行囊里，一组可能是在土耳其东部某座修道院里画出来的图，变成了一粒种子，从中诞生了不列颠艺术史上最早的基督教具象画。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文化债，一笔鲜为人知的债，当然至今并未偿还。

这天傍晚，在晚祷前一小时，修士、见习修士和学童出了修道院，开始到圣加百列的开心果树上收果子。

果园位于从修道院前门向下倾斜的狭窄梯田上。在较矮的梯田上，发黑的葡萄散发着甜蜜的气息，扁桃仁的外壳快要裂开了。开心果已经成熟，如果不在这一周采摘，肯定会烂在地里。于是男孩们成群结队地围着开心果树，试图不踩梯子直接爬到树上，拉住树枝，荡到枝头。那里挂着一簇簇绿色的花蕾，里面包裹着光滑细腻的白色果实。坐在树上的男孩们把花蕾摘下来，扔给站在下面、手提锡桶的见习修士。

他们一边到处摸索，一边用图罗尤语说着话。图罗尤语是亚拉姆语的一种现代方言，叙利亚正教徒仍将其用作第一语言。它的发音与土耳其语、库尔德语，或者我听过的其他任何安纳托利亚语言都完全不同，而是更接近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的喉音省略。耶稣小时候在家里的木匠铺子说亚拉姆语，或在加利利海边和朋友们聊天时，声音听起来一定和这很像。

摘了半个小时花蕾后，我稍事休息，从露台边往下看。阿夫雷姆过来和我一起。他指着我们前方的伊兹洛山脉，山坡上的焦土在最后一缕阳光的照耀下异常夺目。“你看到那边了吗？”他说，“那些以前全是橄榄树林。现在都被烧毁了。如果要在上面种别的树，要等很多年才能收获。”

“你觉得会有重新到那上面种树的机会吗？”

“我们必须心怀希望，”他说，“没有希望，我们便无法生存。”

雅库布走到我们身边。放下一桶开心果花蕾，然后坐下来，两腿悬在露台边上。

“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他说，“他们在这里只烧了树。再往东，朝哈卡里方向，所有的村庄都在被他们清洗。光今年就清洗了七八个。自库尔德工人党十年前开始闹事以来，他们已经清洗了许多穆斯林村庄，还有将近二十五个基督教村庄。”

阿夫雷姆说，有位托马斯·贝克塔神父（Fr.Tomas Bektaᶊ）是从一个被毁的基督教村庄逃出来的难民，他在找到住处以前就一直住在修道院里。他说我应该和他聊聊，并答应饭后把他介绍给我。

阿夫雷姆没有食言。我们在修道院食堂吃过饭（丰盛的叙利亚正教徒正餐，一份煮羊腿，佐以咸粥和糯米饭，然后是一种叫作“佩克梅兹”的浓葡萄汁，这被认为是叙利亚正教徒的社会里绝顶的美味）以后，修士们像往常一样在屋顶露台上喝咖啡。托马斯神父坐在旁边。他的相貌并不起眼，留着一抹牙刷胡，神经抽搐使他每隔几秒钟就眨一下右眼。阿夫雷姆曾警告我，托马斯神父的村子被清洗，导致他出现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可能不想谈论那里发生了什么。阿夫雷姆说：“他又会做噩梦的。”

结果，托马斯神父毫不犹豫地把心里话全说了出来。我坐回凳子上，神父开始了他的叙述。他说：“那时正值隆冬。有一天，一个陆军军官开着路虎从深雪堆里过来。我们给他倒了茶，然后他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我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准备走人。起初我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说，我们一直在和库尔德工人党暗中勾结，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枪支。这当然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和库尔德人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我去找西洛皮省的副省长，请求他保全哈桑纳村，但他不接待我。他的助手说：‘他不想说话。’所以我不得不回到我的村子，告诉我的人民，我们必须离开，没有别的选择。

“最后一天，我们都离开了，一共两百人：三十二个家庭。我家走在最后。我是神父，必须确保他们都安全离开。

“傍晚的时候他们来了：五辆载满士兵的路虎车。他们没有向我们道歉，也没有给予赔偿：他们所做的就是把空空如也的房屋都烧了，把花园毁掉了。土耳其没有比这更好的花园了。我们有喷泉、水、沃土、鲜花和蔬菜。花园是这个村庄的生计。现在它们一片荒凉。

“之后，一些穆斯林村庄的卫兵拘留了七个叙利亚正教牧羊人。他们指控这些牧羊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亚美尼亚同情者，还拷打他们，用熔化的塑料在他们脸上画十字。我很震惊，病得很重，为我的村子悲悼。我的家人把我送到伊斯坦布尔的医院，我在那里待了四个月。我在那个村子里当了三十年的神父。怎么才能重新开始？和别的地方的新信众？我做不到。我忘不了哈桑纳村。

“即使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难受。我的村庄被烧毁，所有的房子都没了，我的人民流落四方。一些人在这里避难，还有四户人家在圣阿纳尼亚修道院，其他人去了伊斯坦布尔。现在所有人都想移民。他们认为这里没有容身之地了。他们现在就是在等签证。自埃因瓦尔多（Ein Wardo）以来，我们这里的情况还从来没有这么危急过。”

托马斯神父说话时，我一直低头做着笔记。等我抬起头来，才看到他的肩膀微微地起伏着，脸上涕泪横流。我轻轻地把手放到他的肩上。

老神父号啕大哭，像个被抛弃的孩子。

事后我问阿夫雷姆，托马斯神父提到的埃因瓦尔多是什么意思。

据阿夫雷姆说，一战伊始时，叙利亚正教徒看到亚美尼亚人被奥斯曼帝国的部队带走，并在流言中得知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担心接下来就要轮到自己，于是着手准备。他们购买了枪支，储存了小麦，选择了他们的山村中最偏远难行的埃因瓦尔多作为据点，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他们加固了教堂的墙壁，还秘密设置街垒来填补房屋之间的空隙。

当奥斯曼人在库尔德非正规军的支持下开始袭击叙利亚正教徒的村落时，当时的牧首命令所有村民带着粮食和武器撤退到埃因瓦尔多。他们在那里抵抗了三年。留在街垒外的人无一幸存。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几乎每一个活着的叙利亚正教徒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曾在那里避难，也正因此才有如今的他们。

阿夫雷姆告诉我，这个村子现在还在，当年的一名战士还活着：是一位九十四岁高龄的神父，在围城期间还是个小孩。他目前和儿子住在米迪亚特附近。我希望明天能和他聊聊。

圣加百列修道院，8月24日

今早开了个糟糕的头。

前两天，马苏德住在米迪亚特附近的一个村子，与他的几个堂兄弟一起。这天，他直到下午才露面，脸色苍白，浑身战栗。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清晨时他在穿过米迪亚特的路上被安全警察拦下，接着被审讯了很长时间，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警察问我：‘你把那个英国人带到哪去了？他都跟什么人说过话？’他们说，他们一路跟着你从安卡拉到安塔基亚，然后从乌尔法到迪亚巴克尔，他们现在还在监视你。你的路线是这样的吗？你是从安卡拉到安塔基亚再到乌尔法的吗？你没和我说呀。我说你只是一个来参观古建筑的游客，但他们说，他们知道我在撒谎，他们知道你是个记者。”

“不要紧的，”我说，试图让他宽心，“我有记者证。外交部肯定和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把我的行程告诉他们了。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有一个问题。”马苏德说。

“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他勉强压住自己的怒火，说道，“去年春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没说他是谁，只是警告我不要带记者到处转悠。不久之后，我把车借给了另外一个司机，他要载一个外国记者去哈卡里。他把记者送到了那儿。在回来的路上，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还偷走了我的车。”“是安全警察？”

马苏德耸耸肩膀，两手一摊。

“对不起。”我语无伦次地说，既感到内疚，又觉得力不从心。“我应该告诉你我有记者证。我不知道你是那种情况。”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记者。”马苏德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没有意识到你的情况。我很抱歉。”

“不要说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但是你要明白，你在玩一个很危险的游戏，”他说，“你不了解这里的警察。你以为他们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英国警察那样，戴蓝帽子的胖子，手里拿着根小棍，骑着一辆老自行车。他们不是那样的，根本不是那样。如果你听了我的劝告，你就会马上走人。今天去叙利亚已经太晚了，但明天你必须走。然后我就可以回迪亚巴克尔的家了。”

在离开图尔阿卜丁之前，我还是想试着采访一下那个来自埃因瓦尔多的老神父。一个小时后，马苏德恢复了镇定，我们和雅库布一起驱车去了米迪亚特，雅库布答应过来做翻译。

我们默默地开车穿过一片焦土，我在圣加百列修道院的高墙内体会到的安全感，现在已经完全被马苏德的话打灭了。

“大主教过去每天都要走这条路，”雅库布说，“他的办公室在米迪亚特的主教官邸。但自从出了事，他就搬到了圣加百列修道院。现在走这条路的只有小孩子。根据土耳其法律，到了学龄期的小孩必须进公立学校念书。你当然知道那辆去贡高伦的卡车遭遇了什么，是地雷吧？”

我们接近了城镇的郊区地带，缓慢地通过检查站，然后经过在市中心十字路口执勤的一批便衣警察。他们都戴着一样的墨镜，肩上挎着M-16卡宾枪。根据雅库布的指示，我们驶入米迪亚特的闹市区，最后在一家破旧的珠宝店门口停了下来。

“这是那个老神父家的产业，”雅库布解释道，“他们能告诉我们是否可以找他谈谈。”

雅库布和我走进商店。马苏德选择留在外面守他的车。店主请我们坐下，又把他的两个孙子喊来，让其中一个去找那位老神父，另一个去买几瓶百事可乐。然后他又回去接待他的顾客，两位年事已高的夫人大热天还穿着天鹅绒的衣服，头上戴着厚厚的白围巾。

“你能凭外表分辨出穆斯林和基督徒吗？”我问雅库布。

“只能看出那些年纪大的，”他回答，“年老的女基督徒戴的头巾小一点，系结的方式比较特别。而且他们从不穿绿色衣服，因为绿色是穆斯林的颜色。”

那个男孩带着饮料回来了。雅库布喝了一大口，接着说道：“前些年，人们说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穿着来判断这个人信什么教：基督徒总穿新衣服，而库尔德人的衣服则很破旧。”

“这是为什么？”

“基督徒拥有村子里最好的土地。现在呢，库尔德的‘阿加’（agahs）——就是部落首领的意思——来了，从基督徒手中把土地夺走，分发给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从苏里亚尼人的鼻子底下偷他们的庄稼。我们毫无办法。政府在剿灭库尔德工人党方面需要阿加们的支持，所以他们从不干涉。”

雅库布喝完了百事可乐，把罐子还给那个男孩，然后继续说：“基督徒以前拥有城里所有的珠宝店，他们是裁缝、鞋匠、皮革工人。以前没有哪个基督徒手艺人会雇穆斯林。但在八十年代，大多数年轻的基督徒已经移民国外了，所以店主们被迫接收穆斯林学徒。现在这些学徒已经开了自己的店。十五年前，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大约80%的商店是属于叙利亚正教徒的。现在这个比例不到20%。我们虽然还在主导珠宝贸易，但肯定不再比库尔德人有钱了。一切都没有变，除了两边的地位掉了个个儿。”

没过多久，商店的门开了，另一个男孩领着一位穿着阔腿裤的老头走了进来。雅库布向他问了好，又用图罗尤语问了他几个问题。

“这是那个老神父吗？”我问。

“不是，”雅库布答道，“这是他的儿子贝德罗斯。”

“那神父本人年纪肯定相当大了。”

“是。贝德罗斯说他父亲又聋又瞎，但我们还是可以试着和他谈谈。”

我们扶着老人上了马苏德的车，穿过米迪亚特迷宫般的集市小巷。车一开到郊外的石子路上，贝德罗斯就指着天际线上一座修道院的轮廓给我们看，修道院坐落在一座小山丘的顶上，从那里可以俯瞰米迪亚特。

“他说他住在那里，”雅库布翻译道，“它以前是圣奥比勒和圣阿布罗霍姆修道院（Monastery of Mar Obil and Mar Abrohom），但现在已经没有修士在里面住了，他的家人负责照管这些建筑，防止它们倒塌。”

我们驶进老修道院的回廊。鸡鸭在院子里啄食，在通往其中一座教堂（一共有两座）的雕花门廊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稻草堆。中殿的墙根处有一座已经废弃的喷泉，一群安哥拉长毛山羊从那里面饮水。修道院变成了农场大院。

贝德罗斯把我们引进一间屋子，它所在的地方曾是修道院的厨房。客厅的后墙上贴着一张《最后的晚餐》的招贴画，颜色花里胡哨的，画下面睡着一个极老的人，身着黑色的法衣。他瘫坐在一把木椅上，头向前倾，一顶宽边洪堡帽低垂在脸上。我们走进来时，老人动了一下，先睁开一只眼睛，然后又睁开另一只。这只眼睛是蓝色的。

贝德罗斯走到老神父跟前，两手拢在嘴边，冲着他父亲的耳朵大吼。老人吼了回去。

“他在说什么？”我问雅库布。

雅库布笑道：“沙波阿布纳说，‘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我就不跟他们讲话’。”

贝德罗斯让他放心，并解释了我们此行所为何事。接下来是一场声嘶力竭的图罗尤语谈话。参与者除了父与子，还有贝德罗斯的妻子，她从厨房里出来，加入了这场大喊大叫比赛。老人举起他的鞋子，指着鞋底上的一个洞给我看，显然是想表达儿媳妇对他照顾得不甚周全。但最终他开始谈论当年的围城战，他一边说，雅库布一边翻译。

“是圣哈德巴沙博（Mar Hadbashabo）救了我们！”老神父喊道，“这位圣徒身着白衣，身先士卒，奋勇作战，把穆斯林从埃因瓦尔多的路障前杀退。傍晚时分，他在教堂的塔上现身了。我们全都亲眼看见过他，甚至包括穆斯林，那些未婚母亲的儿子^[25]！他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神父，想冲他开枪，但子弹径直穿过了他的身体。然后他们认为他是个精灵^[26]。直到三年后，围城快结束时，他们才意识到他是一位圣徒。”

“我们从头说起吧，”我说，“战前和穆斯林的关系怎么样？”

“关系不好，”老人说，“但打仗之前没出过人命。那时库尔德人住在山区，基督徒住在城镇附近。我们分开住。但我们总担心会发生什么，所以随着战争的临近，我们开始把牲畜牵去卖，然后购买枪支。我们有三千多条枪。它们都是老式的火绳枪，得用火绳点燃，但它们确实起了作用。为了制作炮弹，我们把所有的铜壶都熔了，修士把他们的盘子熔了。我们还囤积了大量的小麦。战争一爆发，土耳其人让库尔德人去把基督徒全都杀掉，那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到了晚上，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村民都到了埃因瓦尔多。他们来自米迪亚特、科菲尔萨拉、阿尔纳斯、博特、科菲尔泽、扎米兹扎和巴萨布林。村里当时有大约一百六十栋房子。等大家集结完毕的时候，每栋房子里至少有二十户人家。”

老人打住话头，转向他的儿子，又开始训斥他。

“他现在在说什么？”我问。

“他在喊‘葡萄，葡萄’，”雅库布笑道，“他要儿子去给他拿点水果来。”

贝德罗斯的妻子皱着眉头被打发到厨房去了。她拿了一大串熟透的葡萄回来。老人把它放进掉光了牙的嘴里，咬下了底下的三四个。他大声咀嚼着，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等他吃完，我又问起围城的事。

他接着说下去：

“我们在屋与屋之间筑起了墙，这样村子看起来就像一座堡垒。然后我们又挖了地道，这样家家户户可以互通有无，又吃不着穆斯林的枪子儿。教堂是我们的据点，屋顶上有一门大炮，是我们从米迪亚特的土耳其人那里缴获的。

“两个星期之后，他们来了：奥斯曼军队大约有一万两千人，可能还有一万三千名库尔德人——他们都是非正规军，只是想来抢东西罢了。所有不在埃因瓦尔多的基督徒都被杀了。许多人走得太慢了，没能赶来。在阿尔纳斯，库尔德人俘虏了三十五个漂亮姑娘。他们把姑娘们锁在教堂里，想把她们挨个儿拉出来强奸。但院子里有一口深井。为了不被穆斯林夺去贞操，所有的姑娘都投井自杀了。”

“你们的补给足够撑过整个围城战吗？”

“第一个夏天没人挨饿。但到隆冬时节，情况变得棘手了。我们的盐吃完了，人们因为缺盐而生病。有大约一百人的分队试图在晚上溜出去，从米迪亚特和恩希尔弄一些盐来。他们遭到了伏击。大多数人回来了，但有十五个人，包括我的一个兄弟，再也没有回来。那年冬天我还失去了我的姐姐。她走出街垒去取木柴。穆斯林埋伏在石头后面。他们逮住了她，割断了她的喉咙。那天晚上我找到她时，她已身首异处。当时我十二岁。”

老人垂下了头，我想，他就像前一天晚上的托马斯神父一样，快要放声大哭了。但沉默了一分钟后，他恢复了镇静，我问他自己是否为保卫埃因瓦尔多而战斗过。

“他们说我年纪还太小，拿不了枪，但他们让我收集石头，从山坡上扔下去。有很多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尽到了我的职责。第一年战况很激烈。我记得有一回打得非常狠，人们都从城墙上逃走，开始往教堂里撤退，教堂有四座非常坚固的塔楼，如果其他地方都倒塌了，它们还可以支撑住。但是修士们，我们的领袖，威胁说逃跑的人一律就地射杀，最后防线守住了。

“那个冬天难熬极了。每家每日只能领到一条面包，这意味着每人只能分一片。许多人都负了伤，可是只有一位医生。他已经尽力了，但绝大多数伤员还是不得不依靠那些略通草药知识的老人。可我们从未放弃。我们听说英国人已经在伊拉克登陆了，大家都相信他们会来救我们的。当然，他们没来，但心怀将获救的希望使我们免于绝望。”

“西方的基督徒从没为我们做过任何事，”贝德罗斯说，右手卷着一根香烟，把多余的烟丝响亮地吐到角落里去，“如果有穆斯林在阿塞拜疆或波斯尼亚遇到麻烦，土耳其人会出手相助，但欧洲的基督徒从没对图尔阿卜丁的教友们表露出任何感情。”

“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在第二年，”老神父不顾儿子插话，继续说道，“在围城期间，没有人能种庄稼，所以粮食几乎耗尽了。我记得第二年冬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很饿，什么都吃：蜥蜴、甲虫，甚至是土里的蠕虫。

“但穆斯林也没饭吃，1917年，大疫——我想是霍乱——袭击了他们的大营。上帝不想让埃因瓦尔多的我们染上疾病吧，反正我们幸免于难。敌人的来犯越来越少，渐渐地，我们变得勇敢起来。夜晚我们开始突围，主动攻击他们的营地。有一回我们袭击了米迪亚特的奥斯曼兵营。”

“你现在还可以看见那些弹孔。”雅库布说。

沙波阿布纳一边挥手驱赶想要落在他脸上的绿头苍蝇，一边说道：“三年之后，他们感到征服我们无望，说我们受到了我们的圣徒加百列、阿拉伯的圣约翰，尤其是圣哈德巴沙博的荫蔽。到最后，一位著名的伊玛目，埃因卡夫（Ein Kaf）的法图拉（Fatullah）教长来到穆斯林军中，说他将努力促成双方的和平。穆斯林要求教长让我们缴枪，但这位教长是个正直的人，建议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武器都交出去。

“最后我们交了三百条枪。教长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交给我们做人质，并说如果穆斯林撕毁协议，我们就把他杀掉。然后他骑着他的驴子去了迪亚巴克尔，从指挥官帕夏那里得到了一份书面命令，下令让士兵和库尔德人撤走。我永远不会忘记奥斯曼军队拆掉军帐，沿着山谷向米迪亚特进发的那一幕。

“我们把教长的儿子还给了他，说就算奥斯曼人真的食言，我们也不忍杀掉这样一位好人的儿子。在围城战之前，有三户库尔德人家住在埃因瓦尔多。战争开始时，我们把他们送走了，但后来我们又欢迎他们回来。从那以后，我们和平共处，再也没有来自穆斯林的麻烦了。”

“你什么意思，再也没有麻烦了？”贝德罗斯说，“现在我们每天都有麻烦。现在村里有多少库尔德人？如今他们的人数几乎超过了埃因瓦尔多的基督徒。”

“战后，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沙波阿布纳说，“我们是朋友。但那时我们是多数派，所以他们没法儿给我们找麻烦。现在穆斯林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情况就不同了。我儿子是对的。”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贝德罗斯说，“在过去三年里，有十名基督徒在埃因瓦尔多附近的村子里被杀。这样可没法儿做朋友。”

“我们能去埃因瓦尔多看看吗？”我问。

“今天太晚了，”贝德罗斯回答，“不值得跑一趟。库尔德的乡村警卫队会给你找事。现在已经三点半了。回去吧。躲到修道院的围墙里去。”

“现在感觉就像1914年之前一样，”老神父说着，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佝偻着背穿过房间，“感觉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滚滚乌云，而且第一滴雨已经落下来了。”

“你认为还会发生大屠杀吗？”我问。

“还有多少人可杀？”沙波阿布纳说。

“不会发生大屠杀的，”贝德罗斯说，“每年只发生几起谋杀案。神父们被绑架。其他人则要被赶出他们的家园。”

“一切都是徒劳，”沙波阿布纳说着，从门口出去了，“英国军队不会来的！”

“即使他们真的来了，”贝德罗斯领着我们出去时说，“现在也太晚了。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我们还有多少年可活？三年？五年？十年？”

“只有上帝知道，”老神父说，“只有上帝知道。”

车开过米迪亚特，穿过被烧得只剩树干和枝条的橄榄树林，雅库布看到有一棵树上挂着什么东西。

“你们看到了吗？”他突然说，“树枝上。”

“什么？”

“在那边的树林里。我只看到了一眼。看上去像是一具尸体。”

“我们是不是该倒回去看看？”

“不行，”马苏德坚决地说，“这很危险。我们必须一直往前开。”

“为什么？”

“如果那是尸体，库尔德工人党的人可能就还在附近。他们把乡村警卫队员挂在路边，作为给其他通敌者的警告。我们不能回去。”

马苏德一脚踩上油门，汽车猛地向前冲去。

“我以前听说，”雅库布说，“库尔德工人党会用钞票把通敌者的嘴塞住。这是为了表明乡村警卫队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拿了土耳其人的钱。”

回到修道院，阿夫雷姆正在等我们。我们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他也认为我们一直往前开是对的，并表示他明天早上会派出一支搜索队。然后，他把我拉到一边。

“听着，威廉，”他说，“我有坏消息告诉你。士兵们整天都守在这里，想找你说话。我告诉他们你已经走了，但他们不信，等了五个小时。他们四十分钟前才走，明天还会来。我认为你还是尽早离开的好。”

“别担心，”我微笑着说，“我明天就走。”

“这是最好的。”阿夫雷姆温和地说。

克里夫酒店，叙利亚哈塞克，8月26日

我今早起床的时候，修道院派出的搜索队已经回来了。他们说，无论雅库布前一天晚上看到的是什么，现在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尸体。树枝上空空荡荡。雅库布还是笃信他看到了一具尸体，他说军队可以在黎明时分把尸体运走。

前一天晚上我想尽快离开图尔阿卜丁。但现在，树上并没有什么尸体在晃荡，明亮的晨光让人安心，我觉得自己可能想得太多，于是我决定在前往叙利亚边境之前先去埃因瓦尔多看看。但雅库布拒绝和我同去，他说通往埃因瓦尔多的路上经常有地雷。至于我愿不愿意冒这个险，那是我自己的事，他选择待在修道院里。尽管如此，马苏德还是同意载我去，只要我们马上就走。我们道了别，刚过八点就出发了。

在米迪亚特，马苏德在集市上停下来向人打听。他很担心地雷，但得知前天有两辆拖拉机走过通往埃因瓦尔多的路，他觉得可以冒险一试。我们路过在1917年被埃因瓦尔多保卫者袭击过的、还布满弹孔的奥斯曼兵营，然后沿着小路前进。

我们沿着路往上开，狭窄的绿色山谷变得丘陵起伏、干旱炎热。在谷底，一些狭长的地带仍被用作耕地，但坡地已经被改成牧区。我们经过一个牧羊人的羊圈，一条巨大的安纳托利亚牧羊犬追了我们十分钟，它的项圈上钉着钉子，像一件中世纪的刑具。在摆脱那条狗几分钟后，我们拐过一个弯道，埃因瓦尔多就高高地盘踞在我们的头顶上方。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苏里亚尼人把它选作最后一道防线。这个村庄坐落在山谷尽头近乎垂直于地表的冰碛之上。它的斜坡如此陡峭，坡度如此规则，简直像一座人造悬崖。在斜坡的顶部，一圈石屋围成一道十字军城堡一样令人放心的铁幕。这是一个绝佳的防守位置。

教堂坐落在斜坡的一端，俯视着村庄。起初，从远处看，你只能看到方形的尖塔，塔顶上有一个装饰性的圆顶。但当你沿着通往村庄的蜿蜒小路往上爬时，眼前出现了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教堂的四个角上是四座庞大的塔楼，墙壁很厚，每座塔楼都通往一个露台。每座塔上都有三道狭窄的枪眼和箭形缝隙。在一战之前，苏里亚尼人所能建造的唯一一种不会引起奥斯曼帝国怀疑的防御工事，大约就是一座固若金汤的教堂。它所缺的只是塔顶的尖顶或城垛。

马苏德和他的车留在村口，我穿过一片废墟爬上山坡，许多房屋上仍有弹孔或飞溅的炮弹碎片留下的洞。与村里许多破败的地方相比，这座教堂仍然保存得非常好。一系列的外围建筑（那位老神父的故居可能就在其中）已经倒塌，现在连屋顶也没有，但主要的防御工事仍完好无损。

我信步走了进去，穿过一系列的门楼，每个门楼的设计都是为了让任何来犯的人暴露在上方的孔洞和通道的火力范围之内。作为秘密建造的伪装成教堂的应急措施，它确实是一座极为合格的军用建筑。

里面的教堂至今还在使用。圣坛的拱门上装饰着灯和彩色小灯泡，墙上杂乱无章地悬挂着各种圣人画像：东方武士圣徒的画像；多愁善感的十九世纪圣家族石版画；色彩鲜艳的织品，织的是圣心^[27]或哭泣的圣母。

当我坐在后排时，一个驼背老太太蹒跚着走了进来，发狂似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她走向祭坛，亲吻了一幅圣像，然后触摸了漆在后殿墙上的十字架。她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于是径直走了过来，兴奋地说着图罗尤语。从她模仿马克沁机枪的动作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她是在讲当年的围城战，但现在没有雅库布在旁翻译，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然而，她貌似并不在乎我听不懂，拉着我的袖子，带我爬上其中一座塔楼的螺旋楼梯，一边爬一边滔滔不绝地和我说话。从塔顶的露台上，能够看到周围绵延数英里的小丘和谷地，塔楼脚下的斜坡很陡。

我沉醉于美景之中，以至于一开始并未注意到，一袋袋灰浆和一把把抹泥刀被小心翼翼地藏在塔顶露台的一个角落里。我此刻才意识到我在下面漏看了什么，在圣加百列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些。所有塔楼的墙壁最近都得到了加固。墙壁上抹了新的灰浆，漏洞也被修补了。我确信这不仅仅是一次翻新。这座堡垒是苏里亚尼人最后的避难所，正在悄悄地进行整修，现在几乎已经可以应对紧急情况了。

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1914年的前车之鉴并没有被遗忘。

我和马苏德兴高采烈地开车回米迪亚特。我们逃过一劫：没有轧到地雷，没有被库尔德工人党绑票，没有遭到库尔德乡村警卫队的威胁，也没有被抓进土耳其人的监狱。现在我们大功告成。我想看的都看了。我可以离开战区去叙利亚，马苏德则可以回家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带来的压迫感。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就像把头伸出水面换气。

当我们开过牧羊人的羊圈时，那条巨大的狗又来追我们。我们欢呼起来，一脚油门冲上那条坑坑洼洼、颠簸起伏的小路，留下身后尘土滚滚飞扬，那条流着口水的狗消失其中。当我们穿过山脊，看见米迪亚特就在下方时，便兴奋地谈论起晚上要干什么，马苏德说等他回了家，他的妻子会为他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他正详细描述着吃完这顿饭后要吃什么库尔德糖果时，一辆路虎军车突然从一堆废弃的修路材料后面蹿出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马苏德一个急刹车，险些和那辆路虎相撞，三名士兵出现在石子路上，用卡宾枪瞄准我们。

我们举着双手下了车。那个军官要我们把证件交上来，他接过我们的证件，对着他的步话机把上面的信息念了一遍。步话机那头的指示混杂着静电的噼里啪啦声。他把我们的证件塞进衣服最上方的口袋里，然后叫我们回自己车上跟着他走。路虎掉了个头，士兵们跳上车，把枪口对准我们。

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那个军官与戴着墨镜的便衣安全警察探讨了几句。其中两个便衣上了一辆等候在旁的白色菲亚特，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就像三明治夹心一样被一路押送出城，来到离米迪亚特一英里左右的一个被倒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马苏德面带责难地望着我，但我们谁也没说话。我把笔记本藏在座位下面。那个军官跳下车，示意我们跟他走。听苏里亚尼人讲了一个星期的土耳其恐怖故事后，我多少想象着屋里的土耳其人正在准备拶子和拷问架。令我惊恐和厌恶的是，我看到自己的手抖了起来。

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土耳其军队对我们相当客气，接待来访的安卡拉政界要人想来也不过如此。在走廊里等了片刻后，我们被护送到一位陆军上尉的办公室。此人非常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正百无聊赖，看到我们时似乎很惊讶，也很高兴。他用一口流利的法语请我们坐下，与此同时，那辆路虎车上的军官交代了逮捕我们的情况，然后呈上我们的证件。他敬完礼后便走了出去。上尉拿出一包香烟递给我们，同时叫人上茶。他问我是哪里人。苏格兰？车上有尊尼获加吗？他说自己来自伊斯坦布尔，正期待着回家休假。他受够了这个村子的这种野蛮的生活方式。他问我有没有去过伊斯坦布尔，我十分紧张，语无伦次地谈论着他老家的美景。他简洁地问我在这些地方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写关于拜占庭建筑的东西。拉了二十多分钟的家常后，他拨了一个号码，和电话那头的人简单交谈了几句，然后为给我们添了麻烦而道歉，说我们可以走了。

回到车里，马苏德倒在车座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令人难以置信。”他说。

“如果警察一直在跟踪我们，”我说，“他们肯定还没有通知军队。”

“这人也太好了吧。”

“我们走吧，”我说，“免得他们又变卦。”

马苏德扭动点火开关的钥匙，把车掉了个头，往前开去。他刚要开出大门，我们身后的大楼里就传来一连串的叫喊。从后视镜里，我们看到两个全副武装的新兵向我们疯跑过来，大喊着让我们停车。我感到一个大秤砣掉进我的胃里。士兵们招手叫我们回去，马苏德缓慢地把车倒向指挥所。我们坐着不动，没有下车，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定是秘密警察打过电话了：我都和什么人谈过话？他们说了些什么？我的笔记本在什么地方？

几秒钟后，那个军官走下台阶，朝我们的汽车走来。

“先生们，”他快活地说，“你们真傻。”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你们把这个落下了。”他说。

他手里拿的是我的护照和马苏德的身份证件。

“祝你们好运！”他露出灿烂的微笑，向我们挥手作别，“再会！祝你们旅途愉快！”

[1] 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Julio lglesias），西班牙歌唱家。——译者注

[2] 圣索菲亚（Hagia Sophia）意为“神圣的智慧”，在《旧约》中指上帝之光、创造的计划、上主的恩赐、宇宙圆满的生命，在《新约》中指耶稣基督。——译者注

[3] 帕纳伊亚（Panaghia，在希腊语中意为“众圣”）：东正教对圣母玛利亚的一种尊称。

[4] 圣幛（iconostasis）：拜占庭教堂中将圣坛与主要区域分隔开来的屏风，相当于英语中的“圣坛屏风”（rood-screen），只是拜占庭的圣幛上基本都装饰有圣像。

[5] 基督普世君王像（Pantocrator，在希腊语中意为“全能的”）：指耶稣作为基督国王统治的形象或圣像，通常位于东正教堂的后殿或穹顶上。

[6] 也译为神圣和平教堂。——译者注

[7] 苏里亚尼人（Suriani）：指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叙利亚正教徒社群。

[8] 邱园（Kew），位于伦敦西南郊，英国王家植物园和英国最小的王室宫殿邱宫都位于此。1818年7月，维多利亚女王的父母，肯特公爵爱德华与萨克森-科堡公主维多利亚在此地结婚。——译者注

[9]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同出犹太教，都奉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神派来人间传教的先知，都崇拜唯一的神（犹太教称雅威，基督教称耶和华，伊斯兰教称安拉）。伊斯兰教也认可耶稣（伊斯兰教称尔萨）为神派往人间的先知，将其名列十八位“大圣”之一，但否认他是神之子。——译者注

[10] 据《马太福音》，耶稣是骑驴去的耶路撒冷。见《新约·马太福音》21：5：“要对锡安的女子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译者注

[11] 杰拉巴（jellaba）：阿拉伯长袍。

[12] 卡菲耶（keffiyeh）：彩色格子的阿拉伯头巾。

[13] 米哈拉布（mihrab）：即清真寺中的祈祷壁龛，朝向麦加的方向。

[14] 英格兰北部河流。伯立克是英格兰最北的城市，距英苏边界仅四千米。——译者注

[15] 这座修道院本名圣阿纳尼亚修道院，“藏红花修道院”是它的俗名，得名于修道院砖石的颜色。——译者注

[16] 阿布纳（abouna，更常见的拼法是abuna）源于阿拉伯语，意为“我们的父亲”，是叙利亚教会、科普特教会和马龙派对神父的一种尊称。——译者注

[17] 指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Canterbury，？—604），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注

[18] 库迪派（Culdees）：中世纪不列颠群岛的基督教隐修士团体，最早出现于八世纪的爱尔兰，后来传到苏格兰、威尔士与英格兰。这个团体的成员并不正式出家为修士，但过着基督教隐修士的生活。——译者注

[19] 由于受到埃及科普特教会的影响，用“沙漠”（desert，disert，dysert）一词为修道院所在地命名是凯尔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时尚。关于科普特埃及与凯尔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联系，详见本书第六章第六节。——译者注

[20] 卡托利科斯是部分东方基督教会使用的一个头衔，在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语境中指教会首领。——译者注

[21]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堂所在地，位于亚美尼亚西部的瓦加尔沙帕特。——译者注

[22] 此处原文误作“丹麦”。——译者注

[23] 更常见的情况是鹰代表圣约翰，狮子代表圣马可。——译者注

[24] 双臂十字架（double-armed cross）指有两横的十字架，两横可能等长，如《杜罗书》中的双臂十字架，也可能不等长，如著名的“洛林十字”。——译者注

[25] 这是一句骂人话。——译者注

[26] 精灵（djinn）：在伊斯兰教的传统里，“精灵”是一种由火焰化成的无形幽灵，通常（也有例外）很狡猾。

[27] 圣心（Sacred Heart）：指作为崇拜对象的耶稣肉身的心脏。其形象多为带伤痕的心脏，周围装饰有荆棘冠冕和光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