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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暗影战争
约瑟夫·戈培尔结账离开佩拉宫五个月以后，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土耳其很快表示保持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个国家早早参战，土耳其政客——更不用说共和国的避难百姓——对战争结果记忆犹新。种族灭绝、外国入侵、种族清洗、强迫迁移的影响几乎波及了所有家庭。葬礼上，你站哪儿都无所谓[1]，土耳其外交部长告诉英国大使，只要不是躺在棺材里就行。
袖手旁观是共和国古老的处世态度。穆斯塔法·凯末尔明确表述了“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总体构想，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既是理性的利己主义，也有部分唯心主义考虑。土耳其为了自身的巨大优势抛弃了旧帝国。共和国现在更小、更高效，几乎不存在曾经困扰帝国的领土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2]，如果被迫调动，我们的部队要部署在色雷斯，我们同时还要保卫也门？”总理苏克鲁·萨拉克格鲁（Sükrü Saracoglu）向一位同僚解释道。但是土耳其依旧身处乱局。
意大利野心勃勃的崛起变成地中海的主要威胁，尤其是1939年春，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以后，局势愈加剑拔弩张。黑海对面的苏联也是个棘手的麻烦，土耳其向苏联看齐的日子一去不返，一党专政、经济迅猛发展、国家飞速建设的苏联模式不再是他们学习的典范。安卡拉与莫斯科根据共和国早期的遗留问题，联合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可现在的问题是，斯大林想以战争为借口，霸占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或者实现俄罗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旧梦。而在南方，英法势力对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托管政府的影响仍挥之不去。尽管一些土耳其政治家认为往日的对手就是未来的盟友，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占领和《色佛尔条约》流产二十年后，另一些政治家仍需谨慎对待与伦敦和巴黎的关系。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与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签署条约，条约承诺倘若发生冲突，签约国必须保证边境稳定并且积极磋商，但是保加利亚拒绝加入，使得该地区区域关系依然紧张，土耳其仍旧无法保证边境安全。
更远一些，德国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铬等德国军工产业原材料的核心市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柏林结盟损失惨重，但是土耳其仍对希特勒自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导经济的新秩序深表赞同。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一些公众人物还分享了德意志帝国的建国思想，宣称土耳其人和雅利安人在未来的种族斗争之中是天然盟友。就在戈培尔访问伊斯坦布尔的当月[3]，柏林又加派了最老练的官员、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担任德国驻安卡拉的新大使。虽说冯·帕彭有时会批评希特勒，但他其实是纳粹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正是他协助希特勒升任德国总理，并且争取奥地利加入德国阵营。他的说服力现在似乎又在土耳其派上了用场。
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20世纪初的德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苏联，所有曾被土耳其人视为文明典范的国家都向着相互毁灭的方向疾驰而去。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因此只能小心平衡，他们的应对策略是建立一张由同盟、反同盟和互不侵犯协约织成的保护网，同时游说各个大国，土耳其保持中立符合每个国家的最佳利益。1936年，土耳其签署了有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航运治理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 Convention）。公约要求土耳其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保证海峡对民用交通开放，限制黑海周边国家之外的海军舰艇的部署；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土耳其有权自行限制交战国军用和民用航道。这些条款让土耳其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地置身事外：他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理由，可以公平对待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同盟国、轴心国或者中立国。但是随着欧洲走向战争的脚步不断加快，老条约和旧承诺都形同废纸。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不远的将来会如何演变，因为自共和国成立，这个国家本身就处于最深刻的政治不确定期。
1934年，土耳其的姓氏法通过，大国民议会投票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姓氏是阿塔图尔克，这个姓氏常常被翻译为“土耳其之父”。阿塔图尔克当时的意思是：国家的军事解放者、第一任总统、远见卓识的国家现代化推广者、共和国真正的奠基人和第一代模范公民。但是更好的翻译是“土耳其爸爸”。他不仅是国家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彻底变革的驱动力，还被认为是慈祥的亲人，他的每句话都会引来恭敬的——只要这些事情可以辨别——真正的崇拜。
阿塔图尔克是20世纪独裁者的楷模。他碾压一切政治反对派，坚信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未感觉有必要问问这个国家，它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然而，他不是墨索里尼[4]，也不是佛朗哥，他知道底线在哪里。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引发的个人崇拜经久不息，但花落花开只是时间问题。
阿塔图尔克似乎一直福星高照，他退出历史舞台时声望依然不减。1938年夏，他按照过去十年的老习惯去伊斯坦布尔避暑，畅游浮罗亚海滩，临时居住在多尔玛巴赫切宫，开着土耳其政府为他购买的游艇“萨瓦罗纳”号（Savarona）出海。然而，他的青春已然远去，精力不再充沛，体格也不再健壮结实，原本挺直的身板也佝偻了，他的皮肤日渐灰黄[5]。肝硬化耗尽了他的体力[6]，鼻出血、皮疹和肺炎使他不得不退出了日常政务。在五十七岁这个年纪，他体弱多病，虽然还是受人尊敬的国家元首，但不再是精力充沛的政府首脑。仅仅几年前，他还推行了姓氏法律、妇女选举权、世俗主义的宪法保障等最后一批重大改革，现在却仿佛一盏油将燃尽的枯灯。10月中旬，他陷入昏迷，恢复了短短几天，然后又不省人事。11月10日清晨，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与世长辞。这座皇家宫殿见证了伊斯坦布尔现代历史的多个关键时刻。从末代苏丹的流亡到协约国占领部队的撤军，这一天，总统卧房的时钟被永远设定在他离世的那一刻——9：05。
全国悲恸，伊斯坦布尔陷入了疯狂的哀伤。孩子纷纷在学校哭倒[7]，忧心的父母也以泪洗面。晌午出版的报纸都加上了黑色的边框。阿塔图尔克的临终遗言[8]是穆斯林式的问候——“求主赐你们平安”，但他的葬礼安排却明显很世俗。他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没有按照伊斯兰法律立即下葬，而是停放在宫殿里整整一周以供人凭吊。前来吊唁的群众浩浩荡荡，伤心欲绝，甚至有十二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9]被踩死。几天后，他的灵柩由隆重的送葬队伍抬上战舰。随着战舰驶离城市，无数人依依不舍地站在岸边的码头和防洪堤上，像海鸟一字排开。战舰穿越马尔马拉海，把灵柩送上开往安卡拉的火车，总统将埋葬在那里。他的遗骨后来又被迁去了更宏伟的陵寝，俯瞰整个首都。
阿塔图尔克送给国家最后的礼物是，他没有指定总统的首选继任人。这次沉默意味着新总统将按常规程序进行选拔。宪法规定，每个任期，像阿塔图尔克当年一样，国家元首应由议会选举产生。大国民议会很快推举独立战争的野战司令、曾经的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成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伊诺努是土耳其伟大的政治幸存者之一。尽管不总受凯末尔的青睐，但是他设法躲过了大多数阿塔图尔克早期盟友的悲惨命运，成了总统忠诚的副手。他登记的姓氏与1921年的往事有关，当时他还是伊斯麦特·帕夏（Ismet Pasha），领导国民军在伊诺努奋勇杀敌，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是民族主义者早期反击希腊军的里程碑。除总统职位，议会还授予他“国家领导人”的尊称，可这是个尴尬的身份。伊诺努身材瘦削，蓄着大胡子，他是管理者和战略家，却毫无阿塔图尔克的领袖气质和进取精神。即使去世后，阿塔图尔克的荣誉头衔仍是“永恒的领袖”。
然而，所有这些不足最终都变成了好事。伊诺努为了保证自己继任总统，在幕后耍了许多手腕，但是表面上的交接却风平浪静，超乎所有人的预期。按照英国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10]的说法，“唯一明显的变化是他将更安静、更正统的生活引入了政治圈”。伊诺努不排斥土耳其冷血肮脏的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也总是心存疑虑，但他的外交政策是促进土耳其与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政府达成一系列的条约和明确承诺。当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占领波兰时，伊诺努第一个转向西方，与英法两国签署了互助条约。一旦德国军队进军巴黎或德国飞机瞄准伦敦，这条生命线就会变成把土耳其拖下战争泥潭的铁锚。1941年6月，土耳其心思回转，又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当月，希特勒突然对苏联发动袭击，开辟了这场战争的一条新战线，似乎证实了安卡拉押在德国优势上的赌注。
作为中立国，地理位置又处于欧洲、苏联和中东交界，土耳其向来不缺战略追求者。这场战争伟大的室内游戏之一就是掌握土耳其的舆论动态，并且引导民意朝着对轴心国或同盟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无数自由间谍、领薪特工和专业情报机构持续的追求，所有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彼此暗中监视，希望土耳其加入他们的阵营。
“你每次从大酒店的窗口扔出一块石头，几乎都能打到一名特工。”[11]一位美国官员回忆战时的伊斯坦布尔说道，“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外国使馆在佩拉区留下了奥斯曼帝国特色的华美建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留下了夏宅，在安卡拉留下了更多实用的营房。但是伊斯坦布尔显然更易接近，而且依旧是共和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因此成了搜集土耳其人和敌人情报的重要竞技场。
大量的外国人是情报工作的助益，所以，整个20世纪30年代，城内的外国人口不断增长。在伊斯坦布尔几乎能听到所有的欧洲语言，在这些群体当中，不难找出某个人——商业领袖、银行家、教授、店铺小老板或酒吧服务员——对他的祖国心怀不满并且愿意向竞争势力提供信息。德国政治引发了一轮热心对抗纳粹统治的难民潮。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白俄逃离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中转站，现在又成了学者的生命线，尤其是被纳粹革职的犹太人的避难所。
通过瑞士人从中调停，德国和奥地利学者与土耳其教育部取得了联系，并且争取到讲师等伊斯坦布尔的职位。这些学者脱离德国大学，摆脱种族不纯和政治嫌疑的愿望，让土耳其直接受益。共和国第一所真正的西式高等院校伊斯坦布尔大学刚刚建立，讲德语的教授成了其中的教学骨干，他们在本地翻译的帮助下开讲座，并且沿用欧洲标准帮助构建新的教学体制。1933年11月，第一位德国教授[12]步入讲堂，尤努斯·纳迪第一时间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他声称，土耳其的高等教育终于加入了西方世界。
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突然可以走近欧洲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纽伦堡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也是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的父亲）亚历山大·罗斯托（Alexander Rustow）教他们哲学和地理学。科隆的比较语言学家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是外语专业的带头人。柏林最好的东方学者之一沃尔特·戈特沙尔克（Walter Gottschalk）组建了大学图书馆，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收藏在耶尔德兹宫的可观的学术典籍进行了分类编目。玛堡的文学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教语言学。他一边写他的代表作《模仿》（Mimesis），研究表现手法的易变与西方文学的现实，一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授课。如果不是收到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3]或许也会来到伊斯坦布尔，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
这些学者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失去了祖国。虽然许多人最终拿回了他们曾经被纳粹撤销的国籍，但在那段日子里，他们和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出现后的白俄一样，都被称为“无家可归者”（Heimatlose），同样是这个胜利者和受害人狭路相逢的城市收留了他们。除了避难的教授，土耳其还生活着差不多一千名德国公民，他们大多数也聚居在伊斯坦布尔。这些侨民组建了[14]纳粹党的区域性组织“兰德斯小组”（Landesgruppen）。这一组织的总部设在莫达，那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区上流人士云集的社区。每个周日，当地德国人[15]和效忠纳粹的支持者会聚集在纳粹旅行社“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接收他们下一周的工作指令。许多高官[16]在佩拉大街附近的德国学校（Deutsche Schule）都有宿舍，这所著名的德语高中与政党精英的主要聚会地苏格兰酒吧也相隔不远。
纳粹的种族法常常被移植到国外，德国公民被要求只能与通过德国领事馆审查、政治和种族都纯洁的公司开展业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与同情反纳粹人士的侨民做生意，也不能与支持同盟国的企业或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有商业来往。德国领事馆的核准名单上有奥地利人尼古劳斯·麦德维克（Nicolaus Medovic）经营的托卡良酒店[17]，还有埃里希·卡利斯（Erich Kalis）和安德烈斯·卡普斯（Andres Kapps）在佩拉大街的书店、约瑟夫·克劳斯（Josef Krauss）在大巴扎的地毯店以及汉斯·沃尔特·费斯特尔（Hans Walter Feustel）在加拉塔区开办的旅行社。不过，这些通过德国领事馆核准的商家也遭到了本地犹太人的联合抵制。1938年，麦德维克在酒店外悬挂纳粹旗帜——向德奥合并致意，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组织运动，说服市民同胞回避这家酒店和餐厅。托卡良曾是这座城市最好的酒店之一，从操办婚宴到举行尤努斯·纳迪的土耳其小姐大赛，是各种重要招待会的最佳场地。然而，由于联合抵制[18]，托卡良酒店客流骤减，给佩拉宫和其他酒店创造了机遇。
这样大张旗鼓地承认德国共同体的存在也使得伊斯坦布尔变成各方秘密收集情报的理想地点。这座城市本就是欧洲和中东之间天然的沟通渠道。德国与土耳其军队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这意味着许多受过教育的土耳其成功人士会同情德国。此外，当地白俄确实反苏[19]，亚美尼亚人也存在着反对土耳其的可能性（并且可能因此提供土耳其事务方面的信息），还有土耳其政治机构有长期秘密监视本国人口的经验，所以说，伊斯坦布尔可谓轴心国和同盟国间谍事业的沃土。
据统计，战争期间有十七家独立的外国情报机构[20]活跃在伊斯坦布尔。问题并非许多国家的特务都在土耳其境内开展行动。这是中立国可以预料的状况，而且伊斯坦布尔一直是情报搜集的主要战场，从前苏丹的特工在佩拉宫也常被服务生礼貌地请求让出桌子。只要外国的特务谨慎行事，不滋扰东道国，土耳其官员一般不会横加干涉这些偷偷摸摸的大胆行径。只是暗影战争偶尔也会见光，当真相暴露时，伊斯坦布尔人才会发现他们的城市有多么脆弱。
周日傍晚，伴随着巴尔干半岛始发的列车抵达，车站里乘客一拥而下，小贩四处招徕顾客，外交官争相翻找行李，拦截出租车。1941年3月11日，保加利亚将整个英国外交使团驱逐出境。与1914年一样，保加利亚现在是德国的盟友，不再欢迎德国轰炸机锁定的目标国的官员。六十名英国外交官被疏散到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区。上一次这么多英国官员抵达这座城市，还是乘着“苏佩尔布”号等舰船前来的占领者，现在他们却是土耳其政府的客人。
这不是他们预期的撤离方式。3月1日，德军的先头部队夺下索非亚。不久，英国大使乔治·伦道尔（George Rendel）面见了保加利亚总理波格丹·费洛夫（Bogdan Filov），措辞严厉地言明英国要与保加利亚断绝外交关系。伦道尔的女儿安妮[21]特意开车绕城一周，车尾的英国国旗迎风飘扬。
伦道尔返回大使馆，命令焚毁所有文件。一大堆的行李箱、手提箱和包裹堆放在大使馆的客厅里。美国外交官因本国尚未参战还驻留在当地，他们到场接过了大楼的钥匙，并且回应了大使对他们帮忙照管财产的感激之情。行李整理完毕，长长的一队汽车和卡车载着外交官们前往市郊火车站。两名德国安全官[22]在现场看着他们出发。为了振奋撤离人员的精神，美国大使和几名亲英国的保加利亚人陪同这一群人登上火车，直到保加利亚的边境。香槟见底，别离在即[23]，火车穿过马里查河（Maritsa River）继续开往土耳其之前，陪同的乘客才下了车。
火车窗外，色雷斯的田野波浪起伏，伦道尔的内心却愁云惨淡。在索非亚，他见识过德国士兵严明的军纪、机械化的装甲车和干净挺括的制服。现在，他看着派往边境增援的土耳其士兵：一大群牛车和小矮马，男人们拿着古董似的滑膛枪。“那一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24]，如果德国人决定攻占土耳其，他们肯定可以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伦道尔回忆道。
英国外交官周日晚六点左右抵达伊斯坦布尔。锡凯尔吉火车站人潮汹涌，异常嘈杂，英国领事馆的朋友以及纳粹占领的波兰、比利时和荷兰流亡政府的代表都赶来迎接他们。他们沿路而下走向码头，拐过花岗岩砌成的建筑外墙，第一次瞥见佩拉区的高楼大厦和加拉塔石塔周围的万家灯火，以及金角湾随波摆动的渔船。
出租车离开火车站，穿过加拉塔大桥，走出市中心的尖塔森林，驶往贝克巴斯（Tepebasɪ），然后开向宪法大街，也就是从前的墓园大街。经过几个街区，汽车转过拐角在佩拉宫门前停了下来。搬运工卸下行李箱和手提箱，搬进了大理石门厅。接待员连忙过来记录护照的详细信息。手续刚刚办完，伦道尔就陪女儿进了房间开始整理行李。其他的使馆人员则穿过短短一段台阶，走进东方酒吧丝绒般柔软的黑暗里，喝几杯睡前小酒。
突然，强光一闪[25]，整个酒店都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开始摇晃。电梯电缆嘎吱作响，厢体骤然跌至井底。雨棚倒塌，碎玻璃像雨点般洒落到酒店大堂。镶饰橱柜和红木桌椅的残片在木地板上滑动。鲜血飞溅在大理石楼梯和灰泥墙上。木隔板还窜动着小火苗。
一阵可怕的寂静过后。粉尘和烟雾中传出了伤员的呻吟。一楼的地板裂开一道锯齿状的大缝，黑暗中，茫然的客人浑然不知地跌了下去。两名英国大使馆的员工痛苦地躺在地上，很快就因失血过多丧命。酒店的几名土耳其员工和旁观者也死了或垂死挣扎，另一些人不是断手断脚，就是忍受着烧伤的折磨。两名本地的犹太门卫、酒店的希腊总经理卡拉蒂诺斯先生、一名穆斯林司机、两名土耳其警察、一名希腊总管、一名穆斯林守夜人和其他一些员工、客人都受了伤。总共六名成人死亡，还有一名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胎死腹中。酒店外面，有的人不省人事地倒在路旁；有的人极度震惊地走来走出。临街的店铺和窗户都被震碎了，碎片散落在周围的街道上，楼上的客人冲出房间，言之凿凿地说是德国飞机发动了空袭。
一些幸存者随即明白，爆炸的原因并不是空袭。他们的思绪又飘回了索非亚人声鼎沸的火车站。火车尚未驶离保加利亚，他们发现多了两件无人认领的行李，但是因为着急离开，使馆人员决定暂且把这两个手提箱与其他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等到达伊斯坦布尔再寻找失主。佩拉宫爆炸刚过，一名外交官就反应了过来，他跑进了旁边的酒店，其他的使馆人员还在办理入住手续。他认出了第二个手提箱，拎起箱子就往外跑，使劲扔向了一片开阔的空地。这个手提箱没有爆炸，但是赶来的警察发现，箱子里有一根导火线[26]和足量的TNT炸药，随时都可能爆炸。
没过多久，一连串事件的真相就浮出了水面。保加利亚特工[27]勾结德国人，把装满炸药的手提箱偷偷放进了英国人的行李堆。这起耸人听闻的事件是个卑劣徒劳的阴谋，只是为了大规模地暗杀敌方的外交官。土耳其政府犹豫不决，担心这场显然不是针对土耳其的危机会不断升级。随后一个月，检察官发表了一份报告，非正式地表明了态度：“我们已得出结论，这一事件……是蓄意攻击英国公使馆全体员工，是德国、保加利亚或其附属组织在索非亚筹备的阴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次攻击是在土耳其境内预先安排或是有土耳其的个人或组织参与，所以我们检察院认定[28]，没有理由对任何人提起诉讼。”
这次爆炸事件就这样结束了，至少在外交上已成定论。佩拉宫不是投弹者故意锁定的目标。酒店的命运又与声誉息息相关。两个炸弹显然都没打算在行驶的列车上引爆：炸弹抵达酒店后才爆炸，因为这是英国公使馆选择的舒服住地。英国政府最后[29]向在佩拉宫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两名使馆人员——打字员格特鲁德·埃利斯（Gertrude Ellis）和特雷泽·阿姆斯特朗（Therese Armstrong）的家属以及其他几名受伤的英国人支付了补偿金，伦敦还因此次爆炸对伊斯坦布尔本地人造成的大批伤亡，赔偿了土耳其政府抚恤金和医疗费。
倒霉的老板米斯巴赫·穆海耶斯开始规划酒店重建，被炸毁的佩拉宫时刻提醒着人们战争到底有多近。德军已经进驻保加利亚，1941年4月到5月，德国国防军在巴尔干半岛发动攻击，迅速占领了南斯拉夫、希腊和克里特岛。伊斯坦布尔紧临前线[30]，尤努斯·纳迪在《共和报》上疾呼，土耳其必须随时准备支援边境。1940年11月后，伊斯坦布尔人已经进行了数次防空演习和电力管制。树干、人行道和电线杆[31]都被漆成了白色，这样人们借着月光更容易辨认。防空演习期间[32]，全城三百个警报一同拉响，消防员在佩拉大街上排起长队，他们头戴防毒面具，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为了节省燃料[33]，私家车严禁上街，近两千辆出租车有一半都闲置了。
对外国政府来说，战争扩大意味着伊斯坦布尔愈加重要，它既是收集情报的竞技场，也是组织多种地下活动的前站：可以转变土耳其的舆论风向，可以组织针对德国及其东南欧盟友的特务行动，并且为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崎岖不平的高地上坚守的抵抗战士输送资金和武器。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土耳其人几乎被各方积极的军事行动重重包围。对土耳其政府而言，保持中立不再只是拒绝参战，还意味着收买朋友和了解潜在的敌人——换句话说，就是与交战双方一起积极加入这场间谍游戏。
马哈茂德·阿尔德（Mahmut Ardɪç）和雷萨·穆特卢格（Resat Mutlugün）是佩拉宫爆炸的其中两个遇难者。从姓名判断，他们两人都是土耳其穆斯林，而且很可能是开始有可继承的家族姓氏的第一代土耳其人。尽管阿尔德和穆特卢格被多方认定为侦探或宪兵，但是大酒店本来就是便衣警察或私家侦探常来的地方，而且爆炸前，他们也没有任何重大的犯罪记录。这两个人更有可能是——他们的姓氏不可能是杜松子军官和欢乐日二人组——土耳其秘密警察埃米叶（Emniyet）的成员。他们的早逝只是运气不佳，手提箱爆炸时恰巧出现在佩拉宫，他们的意外死亡象征了这座战时城市外国情报、外交和商业错综复杂的关系。
埃米叶军官原本想到场监督大型外国使团的抵达，特别是这些乘坐专列从敌国撤离的外交官。留意外来人员的行踪是这个组织的职责，以及对政治异见人士、诗人、记者、宗教狂热分子、颠覆分子、恐怖分子、激进分子、革命分子、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埃米叶认为是国家现存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实施监视。
1926年以后，埃米叶基本上无事可做，但它仍是国家整个监督和镇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阿塔图尔克任期内与一党专政政府并肩成长的组织。它还仰仗着土耳其公共秩序的古老观念和无形势力的阴谋诡计。半个世纪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日日埋首案头，审阅这些间谍网络送达的书面报告，从外国移民的一举一动到街上偶然听见的反政府笑话，间谍们都会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苏丹说起外交官的小绯闻[34]尤其眉飞色舞，他随口的一句暗示就能让某位大使面红耳赤，他时常有意无意的提醒就是想让外交官们明白，即便他们寂寞难耐，去佩拉区妓院消遣，也逃不出他的视线。那段时间，穆斯林只要被发现[35]与欧洲人交谈，就可能面临流放，所以电车上的乘客往往都保持沉默，佩拉宫等公共场所的交谈也都是窃窃私语。
现在埃米叶成了中央机构，负责保卫凯末尔主义革命成果，揭发内部作乱的敌对阶级。埃米叶专门揭露阴谋，对纳齐姆·希克梅特这样的国家敌人或哈莉黛·埃迪这样难以控制的流亡者，它还开发了特别的副业，观察土耳其共和国的反对派系以及他们外围支持者之间假定的联系。然而，因为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所以解除一次切实的危险与制造一起可能冲销的危险，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情报工作是封闭的循环，有时，存在威胁的证据不过是安全特工决定上报的事实，还有许多真相未曾汇报。这种对安全、政治和外国间谍战的理解奠定了共和国及其警察体系的基本结构。
一个信息饥渴的城市自然会催生海量的信息供方，这大概正是阿尔德和穆特卢格这样的军官当天会出现在佩拉宫的原因。酒店是收集和分享信息这一复杂的经济体制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有许多人通过出售信息谋生。”[36]美国秘密情报文件指出。外国人越多，他们的工作就越多；工作越多，情报获利就越丰厚。埃米叶可以定期提供[37]书面报告、照片、入住和退房名单、酒店登记信息，甚至护照照片，如果他或她的模样恰好和外国情报机构想要追踪并且愿意付钱的某个人相似。每当新人到达酒店[38]并把护照递给礼宾员时，他的个人信息肯定很快就会传到土耳其人、苏联人、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的耳朵里，“而且他最喜欢的咖啡馆的服务员很可能也会知道”。
许多刺探消息或收买土耳其同行的工作早已不是暗中行事，反而成了公开的创造性行动。1943年2月[39]，德国送回了塔尔的尸骨，这位统一进步党的领袖、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策划者二十多年前在柏林被亚美尼亚刺客枪杀。这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希望已故的流亡者魂归故里。虽然阿塔图尔克在世时，这位争议人物的历史作用被一笔带过，但是现在，他又被非常正式地被挖出，被奉入土耳其民族主义英雄的万神殿。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总理苏克鲁·萨拉克格鲁，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还有许多土耳其和德国军官均身着礼服出席了安葬仪式，这位老帕夏的遗骨被重新下葬在伊斯坦布尔的小山顶，他终于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重聚在一起。到20世纪90年代，他的伙伴恩维尔的遗骸也从塔吉克斯坦带回了这里。当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其中的尴尬和讽刺，这个山顶碰巧可以远眺城市主要的亚美尼亚墓地。
同盟国也一门心思想要左右土耳其舆论，动摇共和国的中立立场。但他们的相对成功主要取决于战争进程，而不是情报机构的妙计。1941年夏，德国国防军大举东移，土耳其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这一步棋看似非常合理。然而，次年秋天，轴心国进军苏联，结果被困在了斯大林格勒，北非的德国军力也不断消耗，同盟国开始敦促土耳其加入盟军阵营。漫长的迂回躲闪、战术评估以及精心策划的虚伪掩饰都必将面对渐渐明朗的现实，希特勒很可能输掉这场战争。1943年7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垮台，轴心国一盘散沙，土耳其刻意保持的中立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
佩拉宫爆炸事件发生时，英国情报部门[40]著名的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或称SOE）正在城里行动。伊斯坦布尔是特别行动处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中心，英国军官不仅要获取信息，还要谋划具体的破坏行动，或者翼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国的地下斗争。随着战争创面不断扩大，特别行动处安排了一项应对紧急情况的协调抵抗行动，倘若德国入侵土耳其，他们培养的特工可以伪装成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进入敌后，充当德国机构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旦美国参战，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称OSS）最终也必须在伊斯坦布尔建立据点。1943年夏，芝加哥银行家兰宁·“帕基”·麦克法兰（Lanning “Packy” Macfarland）抵达，他在美国就被招募[41]进了情报部门。他最初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租住了距离佩拉宫不远的一间公寓。美国人打算利用这座城市大量的移民群体——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等来自纳粹占领区或者轴心国的人——当作信息来源，如同某个时期英国人的做法。
这场无声战争的详尽史料[42]都是最无聊、最无心的信息来源：情报人员联系秘密线人后填写的报销表。特工每月可预付的费用是50～500土耳其里拉，土耳其警方每月提供酒店入住和退房名单的酬金高达400里拉。情报工作者的报销表需附一份“贿赂”物品清单，从买通电话接线员不要向上汇报长途通话，到通过土耳其人和其他渠道的五花八门的“战略信息采购”，战略情报局员工的一切费用都能报销。情报人员报销的项目还包括购买乐器、网球拍和男士西装等消费支出。拥挤的街巷是传递流言蜚语的最佳场所，是地下经济繁荣发达的地方，世界大战两方的情报人员奔忙时常常偶遇。这简直是怪诞的秘密生意。举个例子，假如一名特工需要一条疝气带[43]，提供者很可能是一名美国情报人员。
管理伊斯坦布尔的特工就像是蹲在鳟鱼池塘边钓鱼，随时都会有鱼咬钩，但真正的问题是确保这条是你想要的鱼。“针对土耳其之外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44]被认为是某种赚钱游戏，任何人都可以玩，而且相对不会受到什么惩罚。”一份战略情报局的报告指出。在这座盛产特工的城市，最重要的工作是审查这些特工的可靠度。美国特工把这个领域称为X-2，或称反间谍活动或策反活动。1943年7月，一位名叫约瑟夫·寇蒂斯（Joseph Curtiss）的美国特工怀揣25000美金抵达伊斯坦布尔，据称这笔私人捐款是用来为东海岸的三所大学图书馆购买古籍。随后的几个月，他频繁光顾大巴扎，咨询书稿经销商，散布他正在寻找特殊学术文集的消息，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网络。他带来的钱[45]都付给了特工，并没有购买什么珍本书籍。到10月——长期的铺垫，足够发展他表面的身份——他已经可以安全地直接联络战略情报局局长麦克法兰，以便制订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得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的一间办公室[46]，负责在次年1月前建立站点，等待另一名X-2特工，也就是后来的分部主管约翰·马克森（John Maxson）的到来。
寇蒂斯和马克森的行动资金很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手边一个尚未有人充分利用的信息网络：城里人数可观的美国人群体。一些商界领袖是战略情报局最早的招募对象。在麦克法兰上任前，美孚-真空石油公司（Socony-Vacuum Oil Company）的董事阿奇博尔德·沃克（Archibald Walker）就管理着城市的间谍活动。但X-2不久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接触美国人，其中许多人供职于罗伯特学院，这所学院是美国女子大学（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和新教教会学校的兄弟院校，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教育中心之一。教授、接待生和教务员[47]后来都签约成了信息提供者。美国领事馆稳重的长官贝蒂·卡普（Betty Carp）也是他们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和审查人，尽管她名字听起来像美国人，但实际上是拥有奥匈帝国血统、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她不动声色的谍报技术和异常敏锐的判断力非常出名，她早前曾被部署支援华盛顿。她经常邀请[48]苏联大使的妻子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一同看电影，然后将她们的谈话内容报回战略情报局。她精通德语、土耳其语等多国语言，而且可以低调地讨好伊斯坦布尔的任何人，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能力让她的行动几乎无往不利。没几个德国人知道，这个小个子的中年女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苏格兰酒吧门外，实际上是在仔细观察和默记南来北往的客人。
令人敬畏的托马斯·惠特莫尔是为数不多的没有特工身份的美国人之一。他能够用想象编织现实，这种能力在为圣索菲亚大教堂筹款时非常宝贵，但在间谍圈却极其不利。“托马斯·惠特莫尔先生[49]是非常著名的拜占庭学者……（而且）他消息灵通，能接触到各个方面的内阁部长。”贝蒂·卡普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注释道，“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屈尊为地位低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人提供信息。”
在信息溢价出售的城市，同一条信息吸引着多个买家，出价最高者得，所有特工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换言之，每名特工都可能是双重间谍。“伊斯坦布尔到处是这样的人。”[50]伊斯坦布尔分部给华盛顿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狂野比尔”·多诺万（William “Wild Bill” Donovan）将军的报告说道。情报工作包括监视“敌国公民”在伊斯坦布尔的活动，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很大。战略情报局X-2分部建立后短短几个月[51]，就收集了差不多三千张便笺，每一张都记录着一个监视对象的个人背景和情报信息。问题是德国的情报人员非常厉害，他们拉拢的线人至少都能说出一些真正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阿勃维尔（Abwehr）[52]能力非凡，他们招募的某类特工似乎总是能通过同盟国人事部门的审查，这个群体在美国X-2的秘密报告中被称为“酒吧女郎、艺人，等等”。德国情报人员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用于收买特工，支付特工出入酒店、餐馆和夜总会的账单。美国人似乎特别愿意相信[53]“迷人的女孩都是真心反纳粹的，她们常常梨花带雨地哭诉自己有多恨德国人”。据报道，美国情报部门的员工常常出入“大型聚会，并且总是喝得酩酊大醉”，而现场的许多女人都是德国间谍。酒精能麻痹舌头[54]，让人放松警惕，这是伊斯坦布尔这群特殊间谍惯用的伎俩。
1944年，美国情报安全方面漏洞百出，已经达到了荒谬的程度，情报人员甚至谱写了自己的主题歌。这首歌由一名美国政府职员创作，并且在当地舞场举行了激动人心的首演。歌词被油印出来，分发给了现场的观众，它一炮而红，成了唱遍全城的流行曲目[55]，无论何时只要一群美国人进门，乐队就开始演奏。这首歌的歌名和副歌——“嘘，嘘，宝贝，我是间谍”——讲述了一名卧底特务走进酒吧间最不愿发生的事情。
我卷入一场危险的游戏[56]，
每一天，我都要改变自己的姓名，
我的脸变了，但身体依旧，
嘘，嘘，宝贝，我是间谍。
你肯定听说过玛塔·哈里，
我们只是现钱交易，
但是爹爹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我们必须结婚，
嘘，嘘，宝贝，我是间谍。
我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坏小子，
我其实真是个好情人，
但是听着，宝贝，我们还是要谨慎，
要秘密行事……
政府职员以卡巴莱音乐的形式公开散布他是间谍的消息，这至少是非常差劲的情报技术，美国官员认为歌词是安全威胁，于是报告给了华盛顿。但是这首歌实乃虚张声势。“我很骄傲，我昂首阔步，”副歌唱道，“我十分之一是披风，十分之九是匕首。”事实上，美国间谍很少有内幕消息。
他们的消息主要来自城内居留的广大东欧移民，这群人被称为“山茱萸”组织，曾是捷克工程师阿尔弗雷德·施瓦茨（Alfred Schwarz）与战略情报局联络的主要代号。麦克法兰招募了施瓦茨，他在欧洲占领区建立了最大的信息网络，四方汇集部队动向、机场、武器弹药倾销、燃料终端等方面的信息，发回战略情报局伊斯坦布尔站。问题是这个情报网的下级特工中有许多是德国情报部门的双重间谍，因此山茱萸被认为不可靠，于是1944年夏，麦克法兰下令关闭了这个情报网。
山茱萸的大多数报告[57]都乏善可陈，充其量只能算一般信息。这是伊斯坦布尔常有的事，或许是因为太多金钱追逐着太多心甘情愿的间谍。很少有间谍活动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即使有，也只可能发生在安卡拉。1944年初，阿勃维尔伊斯坦布尔站站长的秘书埃里希·沃梅伦（Erich Vermehren）变节，投靠了英国人。英国情报部门的这次成功策反沉重打击了德国在土耳其的士气，但事实上阿勃维尔的情报工作更胜一筹。
英国大使许阁森是一位无可指摘的外交官。维多利亚时代，他在肯特郡乡村长大，培养了清廉正直的品德，他从伊顿公学一路读到牛津大学，走的都是学术路线。许阁森是典型的英国外交官形象，身穿三件套西装，小胡子修得齐齐整整。这位大使在外交圈里德高望重，甚至他的主要对手冯·帕彭也非常尊敬他。土耳其人对他唯一的抱怨[58]似乎只有他难以正确发音的姓名。显赫的地位让他志得意满，放松了警惕。1943年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一次知情人行动中，德国人招募的代号为“西塞罗”（Cicero）的线人，就是许阁森的管家。
西塞罗主动投入了德国人的怀抱。他说着蹩脚的法语，化名“皮埃尔”向德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自荐，说自己手上有一系列绝无仅有的秘密文件，他很乐意把这些文件卖给柏林。“你知道，我讨厌英国人。”[59]他简单做了解释。他还威胁说，如果德国人不接受他的开价，他可以卖给苏联人。德国外交官原本将信将疑，但这名管家很快就履行了诺言。他可以打开许阁森办公室的保险箱，拍摄大使与伦敦的往来密件，包括战时会议的细节、霸王行动的线索、同盟国诺曼底联合登陆的计划等。虽然其中一些文件呈报给了希特勒，但是阿勃维尔并未充分挖掘西塞罗这条线的真正价值，主要原因是他们固执地认为他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国家遍地都是双重间谍，德国情报人员屡屡生疑，担心西塞罗也是其中之一。但实际上，西塞罗是真正可靠的信息提供人，德国假如听信了他的情报，就可以改变这次战争的进程。反倒真正的欺骗总是出其不意。西塞罗向阿尔巴尼亚人阿利萨·白瑞纳（Elyesa Bazna）出售情报并获得了一大笔钱财[60]，结果发现这几十万英镑居然是伪币。
佩拉宫爆炸事件是一次罕见的例外，打破了在中立国开展间谍活动的基本原则：不要打扰东道国。伊斯坦布尔的谍报战争一般都在私人寓所和密会地点执行，无论何时，情报人员和特工都要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碰面。即便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日庆典这一天[61]，各国外交官受邀参加外交部在安卡拉举办的盛大招待会，土耳其官员也会准备两个独立的空间，以免敌对势力分享同一份餐点和同一瓶香槟。可是外国人的圈子太小了，偶然撞见敌方特务的情况相当普遍。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公民，他时常回忆起纳粹特工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卜杜拉·阿凡提饭店与他搭讪的情形。这家餐厅很受欢迎，有许多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官员在这里用餐，科勒克的德语很流利，于是这名特工开始与他热切地交谈，后来特工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谈话硬生生地停了下来。科勒克事实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工作者，与英美的情报机构是同一阵线。
谍报工作只是科勒克传奇生涯的开端。他战后还担任过耶路撒冷的市长。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段时间参与了一次非常失败的特务行动。1944年，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圆满完成了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任务，正当他们开始清算账目，思考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时候，新的情报行动异常活跃起来。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明白，他们的意图不是怀柔，而是要不断滋扰土耳其政府，此类卧底工作严重触碰了土耳其共和国最神圣的准则：要求种族纯化、慢慢点燃针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战争，公平对待同盟国和轴心国两方。无论如何，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是搜集信息，而是孤注一掷地想要聚集流亡群体。
[1] Deringil，Turkish Foreign Policy，184.
[2] 引自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138.
[3] von Papen，Memoirs，446.
[4]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135.
[5] Runciman，A Traveller’s Alphabet，57.
[6] Mango，Atatürk，518-19.
[7] Sperco，Istanbul indiscret，69.
[8] Mango，Atatürk，525.
[9] Mango，Atatürk，525.
[10]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144.
[11] Transcript of Ira Hirschmannspeech，Oct.22，1944，p.2，Hirschmann Papers，FDR，Box 3，File “‘Saving Refugees Through Turkey，’ Address by Ira Hirschmann Over CBS，10/22/44.”
[12] “Bir Ecnebi Profesör Ilk Defa Türkçe Ders Verdi，” Cumhuriyet，Nov.23，1933.
[13] Shaw，Turkey and the Holocaust，5-8.有关德国学者和难民的详尽研究，见Reisman，Turkey’s Modernization.
[14] “The German N.S.D.A.P.Organization in Turkey，” Feb.5，1943，p.1，NARA，RG226，Entry 106，Box 36.
[15] Memorandum from Betty Carp，Mar.3，1942，p.1，NARA，RG226，Entry 106，Box 35.
[16] “The German N.S.D.A.P.Organization in Turkey，” Feb.5，1943，pp.1-3.
[17] “List of German and Pro-German Firmsin Istanbul，Turkey，” Feb.15，1943，p.1，NARA，RG226，Entry 106，Box 36.
[18] Bali，Bir Türklestirme Serüveni，316-20.
[19]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from Its Inception to 31 August 1944，” p.1，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5.
[20] Rubin，Istanbul Intrigues，5.
[21]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181.
[22]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186.
[23]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187.
[24]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188.
[25] 我对佩拉宫爆炸事件的描述是基于备忘录、照片、目击者报告和信件，自NAUK，FO198/106，198/107，371/29748，371/29749，371/29751，371/37529，371/48154，781/57，950/10，960/139，950/631；以及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chapter 16。
[26] Knatchbull-Hugessen to London，Mar.12，1941，NAUK，FO 371/29748，ff.143-44.
[27]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Pera Palace’ Explosion of March 11，1941，and Claims Arising Therefrom，” n.d.，NAUK，FO 950/631.
[28] Istanbul Assistant Public Prosecutor，“Copy of Decision，” Apr.10，1941，p.4，NAUK，FO 371/37529.
[29] “Pera Palace Claimants，” n.d.，NAUK，FO 950/10；and Knatchbul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Mar.13，1941，NAUK，FO 371/29749，f.17.
[30] “Tehlike Kapɪmɪzɪ Çalarsa，” Cumhuriyet，Mar.31，1941.
[31] “Seyrüsefer Tedbirleri，” Cumhuriyet，Nov.28，1940.
[32] “Bugün Dikkatli Olunuz！” Cumhuriyet，Jan.20，1941.
[33] “Balkan Intelligence Center Report，” Nov.1940，NAUK，WO 208/72B.
[34] Woods，Spunyarn，2：111.
[35] Herbert，Ben Kendim，37.
[36] Boyd to Donovan，Sept.25，1944，p.3，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4.
[37]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10，and Lt.Col.John H.Maxson，“Report o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X-2，Turkey，1944，” p.16，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5.
[38] Kollek，For Jerusalem，42-43.
[39] 围绕这次返还尸骨的详细信息，见Olson，“Remains of Talat.”
[40] 见 “Istanbul Office—History，” Mar.15，1945，NAUK，HS 7/86.
[41] Boyd to Donovan，Sept.15，1944，p.2，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4.
[42] 见expense vouchers in NARA，RG226，Entry 199，File 1193.
[43] Receipt from UcuzÇanta Pazarɪ，Dec.31，1943，NARA，RG226，Entry 109，Box 187，File 1208.
[44]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2.
[45] Maxson，“Report o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X-2，” p.4.
[46]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3.
[47]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3.
[48] Carp to Dulles，Mar.13，1942，NARA，RG226，Entry 106，Location 190/6/4/03.卡普和艾伦·杜勒斯彼此认识，因为协约国占领时期，杜勒斯曾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大使馆短暂停留过一阵子。他一直是她战争期间在战略情报局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并且最终成了战略情报局的第一位平民接班人。
[49] Carp to Gurfe in，Jan.12，1943，NARA，RG226，Entry 106，Location 190/6/4/03.
[50] Wickham to Donovan，Aug.11，1944，p.11，NARA，RG226，Entry 210，Box 194，File 9.
[51] “A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3.
[52] “A History of X-2 inTurkey，” p.11.
[53]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11.
[54] Maxson，“Report o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X-2，” p.22.
[55] “Addenda，History—Security Branch—OSS Istanbul，” May 1943-Sept.1，1944，p.1，NARA，RG226，Entry210，Box 185，File 9；以及 “History—Security Branch—OSS Istanbul，” May 1943-Sept.1，1944，p.3，NARA，RG226，Entry 210，Box185，File 12.
[56] “History—Security Branch—OSS Istanbul，” May 1943-Sept.1，1944，Appendix C，p.2，NARA，RG226，Entry 210，Box 185，File 12.
[57] Wickham to Donovan，Aug.11，1944，p.4.
[58] Massigli，La Turquiedevant la guerre，133.
[59] 引自Moysich，Operation Cicero，31.
[60] Rubin，Istanbul Intrigues，247.
[61] Rubin，Istanbul Intrigues，4. Teddy Kollek，an Austrian citizen by birth：Kollek，For Jerusalem，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