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书面记录
20世纪20年代，米斯巴赫·穆海耶斯收购佩拉宫是桩划算的生意，但是1941年爆炸发生后，他估计很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不只维修费用高昂，而且这样惊天动地的爆炸是酒店老板最不想看见的负面新闻。穆海耶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弥补他的损失。他打电报给温斯顿·丘吉尔[1]要求赔偿。他起诉大使乔治·伦道尔疏忽大意，把装着炸弹的行李带进了酒店。他最终名义上获得了[2]数十万土耳其里拉的赔偿，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法院对境外国家没有司法权，所以整个判决结果基本没什么意义。
爆炸事件之前，佩拉宫的财富就一直在缩减。犹太人对老对手托卡良的联合抵制尽管短暂提振了佩拉宫的生意，却仍然无法弥补天鹅绒褪去的色彩，无法擦除大理石的斑斑污渍，这家酒店就像是东方酒吧中一些絮叨的老主顾，整日沉湎在往日的功绩和出彩的故事里。佩拉宫如果登上报纸头条，大多是不堪入目的丑闻。1935年，著名的土耳其外交官阿齐兹·贝（Aziz Bey）[3]把人支出房间，在桌子上放了些用来处理他后事的钱，然后就用剃须刀片划破了自己的喉咙；1939年，一个也门人[4]带着三个墨西哥女伴一同登记入住，他自称是富有的印度王子，要求记账后付，三个月过后，酒店管理层才明白他其实身无分文。
佩拉区的社交生活逐渐北移，超出了佩拉宫的范围。在街区南端，佩拉大街拐入了文具店、唱片店和玻璃经销铺面遍布的窄巷和阶道。在塔克西姆的北端，1928年建成的共和国纪念碑和20世纪30年代末亨利·普斯特活力四射的再造工程交相辉映，广场成为这座现代城市的焦点。无论是四面八方前来缅怀阿塔图尔克的学生，还是踢着正步走去佩拉大街的本地法西斯分子，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经过塔克西姆广场，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作别伊斯兰帝国，向共和国靠拢。
公园酒店抓住了这次北移的机遇。这家酒店的基址原本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大维齐尔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Ahmed Tevfik Pasha）家宅。与塔克西姆广场相隔不远[5]，恰巧位于通往海岸公路的大街。德国领事馆就在隔壁，随着工作人员日益增多，酒店餐厅几乎变成了领事馆的第二个食堂，佩拉宫也曾为周围的大使馆提供类似的服务：比邻的奥斯曼帝国大厦里的美国领事馆，以及鱼市附近、宪法大街北边的英国领事馆。佩拉大街两头喝酒的土耳其官员数量一度成为土耳其摇摆的外交政策的判断标准之一，是佩拉宫，还是公园酒店。不过后来发生了爆炸事件，佩拉宫不得不停业维修，重新补合地板，悬挂电梯，所以公园酒店似乎占了上风。
在公园酒店狭小的大堂里，英美商人与日本、保加利亚和德国的官员擦肩而过。外交官携家带口前来，孩子们在火车或轮船上憋了太多天，往往把门厅当成了他们追逐嬉戏的游乐场。餐厅里，日本人[6]早在德国人投降前夜就开始讨论，餐后会谈一直持续到午夜。谣传所有的房间都装了窃听器，每个人都认为服务员为客人点餐或揭开主菜盘盖后在旁侧停留得太久。他们偷听的所有消息都会送达某个领事馆。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建立了某种权力的平衡，在这家酒店的餐厅，谈话轻松，政治言行却很谨慎。意识到敌人的存在也代表着某种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似乎对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总经理很有吸引力。1944年2月的某一天，伊斯坦布尔狂风大作，伊拉·希尔施曼（Ira Hirschmann）来到公园酒店，他黑发圆脸，领结总是整洁时髦，装饰方巾却显得有点蓬乱。他初来乍到，对周遭的一切还不熟悉，如果情况有异，他的时间还可以用来商谈面向纽约时装区的纺织品出口协议，也可以尽量收购工艺复杂的奥斯曼镶嵌品。此外，他还热爱音乐制作。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喜欢利用闲暇时间同本地的明星小提琴家或钢琴大师组织即兴音乐会，偶尔在饭店大堂听见管弦乐队的演奏，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纠正他们的节奏或曲调。他是天生的组织者和大思想家，他对自己推动事情发展的能力极度自信。
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希尔施曼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名推销员：他租下锈迹斑斑的货船，重新装配成客船，并且向边境官员、本地警察、港务主管求情，商讨有关航运章程和货单的细节。退休前，他总去公园酒店吃晚餐[7]，他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烧掉当天的工作底稿。其他客人很少知道希尔施曼正站在另一波流亡的风口浪尖，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把犹太人赶出被占领的欧洲的活动。佩拉宫爆炸后的几个月，他拐弯抹角地试探伊斯坦布尔，却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悲剧。
1941年12月15日，“斯特鲁玛”号（Struma）顺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洋流南下[8]，悄悄地在伊斯坦布尔下了锚。这段自罗马尼亚港口出发、近二百海里的航程惊心动魄。“斯特鲁玛”号是一艘改装过的帆船，原本最常用来运送牲畜，它的引擎是拆卸并翻新一艘沉没拖船的废置品，老旧的木质船体只镀了薄薄一层金属，在冬季风暴搅弄的黑海上航行简直不堪一击。
船上的乘客满满当当，这是唯一能够阻止他们像洋娃娃一样被海浪抛得到处都是的方法，抱着皮箱和毛边大衣的男男女女，以及搂着心爱的玩具和故事书的孩子塞满了甲板和通道。甲板下就挤了将近八百人。
他们通过了雷区，避开了水面舰艇和深水巡逻的潜水艇。其中大多数人被纳粹的结盟政府剥夺了公民身份。德国禁止犹太人离开德国控制的地区，并且向其轴心国伙伴罗马尼亚施压，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斯特鲁玛”号停泊在萨拉基里奥角，他们终于进入了中立国，希望经由此地前往巴勒斯坦。博斯普鲁斯不再只是欧洲东部边缘的海峡，而且还是“斯特鲁玛”号上所有犹太家庭的逃生通道。
一周又一周，这艘船一直在伊斯坦布尔等候，与二十年前弗兰格尔的俄国难民船队停泊的地方距离不远。大雪漫天，灰白的海冰包围了金角湾。港务局用小船给“斯特鲁玛”号上的难民运送食物和水，土耳其政府拒绝让他们登岸，不仅害怕他们扰乱自己在战争中勉力维系的平衡，还担心由此开了先例，招致更多贫困的难民涌入伊斯坦布尔。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政府对犹太移民设定了严格的限制，驳回了这些难民进入巴勒斯坦海法（Haifa）港口的通关申请。因此，这些乘客既没了国籍，也没有获得目的地官方的入境许可，他们无处来无处去，不属于任何地方。
“斯特鲁玛”号的桅杆上张贴着黄色的检疫标志，土耳其警方严密监控着他们与地面的交流。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偶尔[9]会为乘客来回传递消息，但还是需要等到受贿的警官当值。当地的纺织巨头、犹太慈善家西蒙·布洛德（Simon Brod）为他们提供了毛毯等生活必需品。伊斯坦布尔的其他犹太人则想方设法代表他们向港务局求情。
1942年1月2日，“斯特鲁玛”号上的六个人[10]伊曼纽尔·卢多维奇（Emanuel Ludovic）、爱德华·卢多维奇（Edouard Ludovic）、伊斯雷尔·弗伦茨（Israel Frenc）、大卫·弗伦茨（David Frenc）、特奥多尔·布雷特施奈德（Teodor Brettschneider）和伊曼纽尔·盖夫纳（Emanuel Geffner）向港务局递了一封信，描述了他们的具体情况，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罗马尼亚护照以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入境和过境签证，但是他们拿到签证的时间与真正在罗马尼亚登船的时间实在间隔太长，所以手里的文件都过期了。他们请求港务局允许他们各自联系领事馆，为通行文件延期。
卢多维奇兄弟被认为没有适当的通行文件，只得留在船上，但是布雷特施奈德、盖夫纳和弗伦茨兄弟获准上了岸。他们进入城市，开始安排陆路前往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也就是巴勒斯坦积极组织“斯特鲁玛”号等运输工具的犹太团体利用土耳其政府允许乘客下船的这次机会，呼吁英国当局同意他们入境。他们请愿说，如果不能整艘船航往海法，英国托管政府至少可以为船上52名11岁至16岁的孩子签发巴勒斯坦的入境签证，他们的年龄可以独自旅行，又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土耳其和英国掌控着难民的命运，这一提议巧妙地在两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理性利益之间探出了一线生机。
经过一阵紧张忙乱的电报、电话沟通，犹太事务局的官员最终争取到了许可儿童通行的协议。英国驻安卡拉的大使馆向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发了一封信，确认了孩子们的入境签证。随后，土耳其政府把这项指令传达给了港务局，要求他们把孩子们的护照转寄给英国领事官员盖章。然而，港务局对待此类重大问题向来行事独立谨慎，他们一口咬定，这些安排必须经由他们安卡拉的上司直接下令才能确认。
就在他们等待指令时，传来了一项撤销命令。“斯特鲁玛号”被拖回[11]了汪洋大海，船长被要求重新启动引擎，驶往保加利亚的港口，或者返回罗马尼亚。让孩子们下船上岸，或者将船逐出伊斯坦布尔，在多项官僚指令的艰难抉择中，简单清晰的命令赢得了胜利。外交僵局持续了十周，土耳其政府最终决定用最直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把这艘船赶出土耳其海域。
2月23日，土耳其拖船绑缚了绳索，一前一后将船拖出了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船离开了岩石岬角，融入无边无际的大海，开始与北向的洋流激战。“斯特鲁玛”号就这样被悄悄拖离了海港，伊斯坦布尔人还可以看见船上的人们涂画并悬挂在栏杆上的床单：“救救我们！”[12]
刚一进黑海，拖船就割断了绳索，掉头返回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任凭“斯特鲁玛”号在那里随波逐流。虽然出港的时候已经失败了无数次，但船员仍在努力重新启动引擎。“斯特鲁玛”号在海面上安静地颠簸了几个小时，大约1942年2月24日黎明时分，一声巨响，大爆炸撕裂了整个船体。冰冷的海水横扫甲板，浸没船舱，没几分钟，“斯特鲁玛”号就断成两截。
第二天，犹太事务局的代表约瑟夫·戈尔丁（Joseph Goldin）打电报向耶路撒冷的上级通告了这条消息。“‘斯特鲁玛’号在黑海海域失事[13]，距博斯普鲁斯海峡四英里，”报务员轻敲着电文，“尚未获悉灾难和生还者详情。估计大多数人遇难。”
随后几个小时，戈尔丁竭力拟出了一份生还者名单。他先是列入了[14]卢多维奇兄弟，因为他们曾经设法与其他签证持有者一起上岸，后来又用铅笔在旁边打了个问号，最后还是划掉了他们的名字。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在乘客名单上几乎每隔一个就要划掉一个名字。签证过期的卢多维奇兄弟以及英国人批准通行的数十个孩子都丧生了。在拖船绑上绳索，把“斯特鲁玛”号拖进黑海之前，只有9名乘客[15]获准离开。虽然直至今天，仍然不能确定乘客的准确人数，但留在船上的大约785名犹太人和6名保加利亚船员之中，只有大卫·斯托利亚（David Stoliar）一人生还，土耳其救生艇发现了他，把他打捞上了岸。
过了一阵，爆炸的原因浮出水面。这艘船是被苏联潜艇击沉：作为阻止援助轴心国的一种手段，苏联潜艇奉命攻击所有在黑海海域出现的船只。然而，伊斯坦布尔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思考“斯特鲁玛”号，他们对这次残杀反应冷淡。难民来来往往这么多年，让本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更感兴趣的是另一则惊人的故事：“斯特鲁玛”号沉没后的第二天，安卡拉有人行刺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未遂。后来发现，这次行动策划[16]也出自里奥尼德·爱丁根之手，同一位特工十八个月前曾成功完成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任务。
几周后，总理雷菲克·赛达姆（Refik Saydam）在伊斯坦布尔的德语报纸《土耳其邮报》（Türkische Post）上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当局会竭尽所能，避免[17]“斯特鲁玛”号上的悲剧再次上演，他说道，但是归根结底，土耳其不能充当某些人的祖国替代品或“不必要的避难所”。继而赛达姆解雇了[18]土耳其国家通讯社的犹太职员，理由是他们报道了沉船事件，散布有关犹太人的谣言。
世界各地的报纸刊载了“斯特鲁玛”号的故事。这次事件不只是当时难民遭遇的最大灾难，也是他们自作自受的一场悲剧——犹太激进分子计划把犹太人带离欧洲、带入巴勒斯坦却发生了一连串的惨案，还有许多不切实际的远航和阿利雅非法移民（aliyah bet）错失的良机都源于他们自身愚不可及的盲目行为——过程中错失的良机的一部分。
十五个月前，“帕特里亚”号（Patria）停泊在海法港口，因为没有正规的入境文件，船上的犹太乘客被英国人归为非法移民，于是该船计划前往英国人预先安置难民的毛里求斯。起航前，犹太特工在船上安放了一枚炸弹，希望炸毁引擎，逼迫英国人出手相助，但是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爆炸规模过大，大约267人因此丧生。一个月后，另一艘难民船“萨尔瓦多”号（Salvador）由于风暴搁浅在伊斯坦布尔以南的马尔马拉海，造成200多人遇难。
伊拉·希尔施曼在《纽约新闻报》（New York Press）上读到了有关这些事件的报道。他也看了许多其他船只的故事，它们不是被逐出欧洲港湾，就是漫无目的的长途航行，不时请求许可停靠在英国、美国、巴勒斯坦等地的码头。但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斯特鲁玛”号的灾难，不仅因为这场悲剧的规模过于离谱，而且他不能接受的事实是，繁文缛节的官僚文书阻滞了简单的解决方案，甚至连大一些的孩子都没能登岸。随后的几个月里，希尔施曼越发关注有关难民通过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逃跑的报道，这似乎是犹太人逃离纳粹占领区、避开轴心国政府围捕的最后几条逃生路线。“这些不幸的统计数据就像雪崩，令人窒息。”[19]他回忆道。
希尔施曼一生都在不断尝试新的领域。他父亲十几岁时从拉脱维亚移民到巴尔的摩，因制造男装、投身银行业而发了财。希尔施曼一家人都雄心壮志，具备中上阶层犹太家庭轻松和乐观的精神，他们修习钢琴和音乐，接受良好的教育，成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安排。但希尔施曼却总是坚持自己的选择，成为家里最没用的人。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短暂学习了一段时间，没等选择专业就辍学了。他加入了一家巴尔的摩的广告公司，却发现工作枯燥乏味。
他真正的才能在于处理人际关系如鱼得水。他突然离开了巴尔的摩，前往纽约寻找更多的刺激，他外向活泼，又是有些身份的年轻人，于是很快就融入了纽约和新泽西州犹太人的慈善和商业组织。其中，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或称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面向美籍犹太人的慈善协会。他在联合会主办的联谊会等社交活动上偶然遇见了纽瓦克市最成功的百货公司班伯格百货（Bamberger’s）的老板。希尔施曼充分利用这次接触机会争取到了一份工作，成为公司广告部的一名低级文案人员，他的事业自此扶摇直上。他成了零售界的新星[20]，先是跳槽到罗德泰勒百货（Lord and Taylor），接着又去了并购班伯格的梅西百货（Macy’s），最后进了布卢明代尔百货。
希尔施曼作为广告业的新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结识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富豪名流，掳获所有人的心。他寻求过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建议。他帮费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做过巡回宣传。他与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共进过午餐。然而，“斯特鲁玛”号事件让他开始关注国际事务。他后来写道，读完这些灾难报道[21]，他“压抑的情感爆发了”。
数百万人当时正在躲避迫害，逃离屠杀，发展军队。在波兰和乌克兰，战争和军事占领摧毁了整个犹太社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尚未大规模地驱逐犹太人，但是轴心国不断施压，这些国家迫不得已，只能同意《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ǒlution），放弃本国的犹太国民。
土耳其在地理上是犹太人逃跑的最佳路径。只要救援行动相对隐蔽，不给政府造成公共关系方面的困扰，那么中立的土耳其完全可以提供相对的自由。从罗马尼亚出发的航船一天两夜就能在伊斯坦布尔靠岸。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出的火车隔夜就能抵达。欧洲持续传出新的消息，有关设计建造新的屠戮中心、驱赶大批犹太人去劳改营，同盟国政府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1943年夏，拯救欧洲犹太人突发事件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to Save the Jewish People of Europe）在纽约成立，委员会不断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解决犹太难民问题。他们提议派人前往土耳其，调查经由伊斯坦布尔移民的可行性，希尔施曼主动请缨。
几周以后，希尔施曼和紧急委员会主席彼得·柏格森（Peter Bergson）会见了负责应对欧洲难民危机的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朗声称，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救济惨遭战争蹂躏的欧洲平民。柏格森提出，紧急委员会想派遣特使去欧洲，希尔施曼愿意担此重任。朗犹豫不决，致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劳伦斯·A.斯坦哈特（Laurence A. Steinhardt）寻求建议，问他是否愿意和希尔施曼共事。斯坦哈特回电表示同意。1944年1月，希尔施曼开始会晤华盛顿各机构的负责人，了解难民救济的相关工作。
希尔施曼四处奔忙准备，某天清晨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密友奥斯卡·S.考克斯（Oscar S. Cox），他说：“总统刚刚签发了命令。”[22]希尔施曼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考克斯近日刚给希尔施曼看过罗斯福命令的内容，要求国务卿、战争部长和财政部长组建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War Refugee Board）。这个委员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无论纳粹迫害的是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族裔，还是政治少数派，都要尽可能多地营救。这个最后出场的美国机构唯一的任务就是救助东躲西藏的灾黎难民，换言之，就是确保“斯特鲁玛”号的悲剧不再重演。考克斯继续说道，希尔施曼的官方身份是国务院遣往土耳其和中东的特派专员，职责是在当地开展工作，执行委员会的指令。
希尔施曼欢欣鼓舞。他现在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再只是普通公民肩负人道主义使命、帮助四处逃难的家庭。第二天，他就登上飞机去了迈阿密，他在迈阿密苦等了整整一周，才在飞往土耳其的美军运输机上找到了一个铺位。一月底，C-54载着一群前往印度的年轻军官和一位要求免费搭乘的中年平民起飞。希尔施曼结束了五天的长途飞行[23]，接着转机去了波多黎各、巴西、加纳和埃及；在耶路撒冷逗留几天后，乘火车穿越托罗斯山脉和半个安纳托利亚，经过二十八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在1944年情人节这一天抵达安卡拉。
“旧世界似乎渐渐离我远去，”[24]他的日记写道，“我仿佛正在加速奔向新世界。”土耳其的首都是坚强的存在，但是把它当作真正的城市仍然需要强大的想象力。宽阔的街道和专门建造的政府大楼似乎没有灵魂，只是实用的物体。希尔施曼很高兴，他抵达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份社交邀请，请他出席在斯坦哈特大使官邸举办的外交午宴。客人们三五成群，在宽敞的房间内转来转去，他们每换个位置，希尔施曼都会跟在后面，寻找与斯坦哈特私下交谈的机会。
除了犹太血统，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斯坦哈特的事业或许是希尔施曼曾经的梦想：他从前远赴瑞典、秘鲁、苏联，如今又在土耳其，一直过着跌宕起伏的外交生活。大使找他谈话，希尔施曼受宠若惊。
斯坦哈特通知希尔施曼，他可以保持美国大使馆特派专员的身份，无限期地留在安卡拉。华盛顿的命令几乎赋予了他史无前例的权力。根据法律，其他外交官不能和敌国特工对话，但是为了达到鼓舞难民远离伤害的目的，华盛顿却期望希尔施曼与敌方势力建立融洽的关系。尽管使馆工作人员会提供支持[25]，可是希尔施曼的肩头仍负着重担，他必须负责“难民的运送、救援、救济和给养”。美国人是有良知的公民[26]，希尔施曼回想自己第一次接到命令的反应，但是现在他们的“政府有良知，也有政策方针”。
希尔施曼在安卡拉四处打听消息，渐渐发现官僚机构总是互相推诿，大使馆把责任推给土耳其政府，政府官员再借机推回去。他开始感觉[27]自己也成了难民，漂泊无依。英国当局允许一定配额的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可是入境的人数从未满额，原因很简单：合法进入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需要一系列文件，比如纳粹盟国的出境许可、中立国的过境签证，以及英国托管政府签发的移民证明。交通工具可以秘密安排，或者效仿“斯特鲁玛”号冒着极大的风险运送人员，但是这些文件除了政府无人能够提供。
二月中旬，安卡拉仍是寒冬，呼啸的北风吹醒了希尔施曼，他渐渐明白自己现在需要的关键人物根本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伊斯坦布尔一位嗜好收集名单的普通公民。这个人不像希尔施曼那么富有，他只付得起佩拉宫的房钱，佩拉宫的房间当时有固定的电报代码（相当于如今的电子邮箱），所以非常抢手。后来，整场战争都流传着他的代码：“巴拉斯，佩拉帕拉斯，贝伊奥卢。”（barlas perapalas beyoglu）
查姆·巴拉斯（Chaim Barlas）与初来乍到的希尔施曼相比，至少算是伊斯坦布尔的老鸟。他在人群中并不起眼：身量瘦小，却总裹着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眼睛耷拉着，一看就是重度失眠症患者。但是他认识这座城市的每个人，还了解整个国家大多数有身份地位的人。他的信函档案收录了许多平信和便笺，有的来自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大使，有的来自瑞典武官，还有的来自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阿富汗、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领事。他的文件夹塞满了各种备忘录、电报、合同，还有土耳其航运巨头、商界领袖和政治人物的报告。巴拉斯没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最佳联络人，他写信用词过分礼貌，对谈话内容非常留心，他醉心于收集每个人准确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巴拉斯天赋异秉，许多人的生命都取决于他如何应用这些信息。
巴拉斯的官方头衔是犹太事务局巴勒斯坦移民处（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的代表。但这一头衔和组织名称并不能暗示他本人和这个组织即将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据国际联盟的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分裂，原本属于帝国领土的巴勒斯坦作为殖民地委托英国行政当局管理。犹太事务局巴勒斯坦事务处受命成为当地伊休夫（yishuv）即犹太社区的官方发言人，负责与英国当局联络，沟通社区事务相关的大小问题。在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的带领下，事务处组建了自卫队哈加纳（Haganah），监督犹太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犹太人想要移居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也会请求事务处帮助办理入境许可证，时间长了，事务处慢慢变成促进移民的组织，最后还转变成独立的以色列政府。
犹太复国主义是移民的本质原因。犹太人口的内迁改变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大多数的人口现状，犹太人逐渐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创建了他们的家园。随着欧洲《最终解决方案》的出现，移民成了最佳的求生方式。1938年后，中欧反犹太律法竞相出台和袭击犹太人的热浪不断升温，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对犹太移民实施严格的配额。这些国家的政府担心，一旦逃离德国与纳粹占领的欧洲沦陷区，犹太移民将会寻找机会永久定居。这一忧虑激起了移民入境国广泛的反犹主义。故此，巴勒斯坦成了越来越多犹太人盼望抵达的安全目的地。
1940年8月，巴拉斯抵达伊斯坦布尔，住进了佩拉宫的房间。酒店的位置很理想，不仅美国人和英国人近在咫尺，还和轴心国官员喜欢落脚的公园酒店和托卡良酒店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自从佩拉宫有了电报站，巴拉斯几乎把大堂当成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即使后来，他在佩拉大街另找了一个更大的永久办公室，送信人仍然不时往返，前来酒店打电报。
巴拉斯和他的同事约瑟夫·戈尔丁是犹太事务局仅有的两名公开工作的代表，不过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犹太激进分子的支持，这些人以记者或商人的身份在伊斯坦布尔居住，同时秘密协助救援行动。土耳其政府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间谍游戏的参与者，所以他们也严密注意着巴拉斯组织的动向。持续的监视偶尔会发生离奇的趣事。巴拉斯的同事特迪·科勒克记得在街上曾被一个路人接近，这个路人是一位犹太干果进口商人，从事干果进口工作，来伊斯坦布尔安排一批运往巴勒斯坦的货物装船，他无意间听见科勒克在讲希伯来语。当时，商人的签证期满，他向土耳其警察申请延期，可是警察认为进口商只是他掩人耳目的假身份。他们再三追问他为哪家外国情报机构工作，他表示抗议，说自己不是情报人员，他的签证申请因此没有通过。科勒克想办法说服了一名英国情报处的线人出面，谎称这名心烦意乱的商人是他们的人。警察对这个答案很满意[28]，于是签发了干果商人的签证。
犹太事务局的代表在某些方面需要英国官员的帮助，同时，英国政府也为他们设置了最大的障碍。工作刚刚展开，巴拉斯和他的同事就发现他们的处境进退两难。首先，犹太事务局必须努力说服英国当局允许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尽管英国政府委托事务局对入境的犹太人进行审查，但是批准与否还是由英国领事馆最终决定。1939年以后，英国政府对入境的犹太人设定了严格的限额。20世纪30年代，伊休夫组织了移民运动，一大批犹太人迁居巴勒斯坦，引发了当地阿拉伯人的抵制。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发著名的白皮书，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这份政策文件承诺，英国支持巴勒斯坦转型，国家未来应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治理，但是从1940年到1944年的五年间，新迁入的犹太移民不能超过75000人，以维持人口平衡。
巴拉斯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争取土耳其政府的同意，允许犹太人乘车船经由伊斯坦布尔过境。希尔施曼曾经讽刺说，犹太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掉进了[29]白皮书和黑海之间的陷阱。自开战以来，土耳其人一直在玩一个微妙的平衡游戏，不仅要与拉拢他们参战的大国周旋，还要协调他们自己的过去。尽管土耳其官员常用移民法来解释他们对待犹太难民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土耳其移民法并未仔细考虑战争期间难民潮的预防方式，它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避免20世纪20、30年代逃离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回流。这些法规执行得非常严格[30]，甚至希腊裔的美国水兵有时都不准在伊斯坦布尔登岸，唯恐他们是秘密潜回的前伊斯坦布尔人，要求归还家族产业。
战时的恐惧和持久的执念巩固了往日的积习，他们总认为本地少数民族是为敌所用的潜在的第五纵队。日常生活中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司空见惯。反犹主义漫画成了土耳其媒体的主要内容，当地犹太人被描绘成寄生虫，渴望从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中渔利，犹太侨民则被描绘成寡廉鲜耻的财富贩子，为逃离欧洲而出卖土耳其。在法国等地，个别土耳其外交官试图阻止土耳其国籍的犹太人被遣送到纳粹集中营等死亡地点。但是这些例子[31]后来都被浓墨重彩地描画成了土耳其集体英雄主义的证据，仅有一个营救的实例似乎是可信的：土耳其驻罗得岛领事塞拉哈廷·尤库门（Selahattin Ülkümen）努力阻止纳粹将四十六名犹太人驱逐出境，其中大多数是土耳其公民。如果土耳其公民碰巧也困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沦陷区，土耳其政府会更加积极地介入调停，那么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被拯救。
土耳其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部分体现了其压榨少数民族、经济国有化以及鼓励非穆斯林离开的广泛方案。1942年11月，土耳其政府颁布法令[32]故意运用了模糊的措辞，解释了此次向“财富和超额利润”一次性征税的目的。这项新“财产税”一方面是为了筹集资金，以防土耳其被迫参战，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压奸商借由战时通货膨胀和商品稀缺而大发横财。大约114368个个人与企业[33]接受了特别委员会的特别评估，除了直接向议会提请复审，他们没有上诉的权利。虽然这项税赋的征收对象大部分都在伊斯坦布尔，但是包括佩拉宫在内的土耳其人名下的主流酒店似乎都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最大一部分的征税估值都分发给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这部法律也是一部革命的法律，”[34]总理萨拉克格鲁说道，“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淘汰控制我们市场的外国人，把土耳其市场还给土耳其人。”
少数民族的家庭和企业认为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根据战略情报局的秘密报告所述[35]，亚美尼亚财产所有人的征税估值相当于他们财产实际价值的232%，犹太人的这一比值是179%，希腊人的是156%。相比之下，穆斯林财产所有人的征税估值还不到他们财产实际价值的5%。包括曾为塞扬、乌迪·赫兰特等当代主流艺术家录制唱片的格萨伊恩兄弟留声机公司在内，城里许多成功的企业[36]都成了征税的目标。伊斯坦布尔负责管理税收的土耳其官员法伊克·欧克特（Faik Ökte）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揭露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并且谴责了想出这个烂主意的总理萨拉克格鲁。这完全是一段可耻的章节[37]，欧克特总结道：“是可鄙的德国种族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狂热盲信的产物。”
美国领事馆行政主管、战略情报局特工贝蒂·卡普记得这个法令对一些朋友和熟人的影响，他们原本就不富有，也没什么财产，这项税赋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卡普的一位希腊朋友伊里尼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到她家，运走了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只剩下了一张床和床垫、几件瓷器和餐具，并且还以她的衣服作为要挟，向她索贿。家里的男人[38]全被带走了，他们在肆虐的暴风雪中被赶上一辆敞篷垃圾车。最终，包括许多著名实业家和商业领袖在内的一千多名伊斯坦布尔人[39]聚集在锡凯尔吉火车站，他们被集体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送往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阿什卡莱特殊训练营，他们只能在那里通过强制劳动来清偿债务。他们的个人物品全部[40]被放在大巴扎公开拍卖。
1944年3月，财富税废止，被囚禁的人也可以返乡，但是他们却永远地失去了财产。事实上，这次超额征税参照了20世纪20年代的做法，想要发起伊斯坦布尔民族群体中另一次巨大的财富转移。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原本拥有[41]伊斯坦布尔近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在财产税执行期间这些财富几乎全部廉价出清，其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买家是穆斯林或土耳其政府。“根据可靠消息推断，”[42]一名外交官说，“这只是一场不流血的大屠杀的第一步。”
因此，犹太人在官僚政治上面临的障碍是土耳其政府对少数民族及其流动的深层忧虑。查姆·巴拉斯在一系列外交难题之间不断周旋。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就会关闭。土耳其政府同意提供帮助，通过红十字会向犹太社区分发葡萄干、坚果、无花果和人造黄油的食品包，这是犹太人在等待移民许可期间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由于定量配给[43]，土耳其当局强制规定，食品包内的肉类只能是猪肉，因为猪肉在穆斯林当中需求很低，可问题是严格遵守教规的犹太人也禁食猪肉。类似的问题同样影响着交通运输。1943年2月，土耳其放宽了对难民群体过境的限制，但是两个月以后，保加利亚却关闭了边界，禁止大批人通过，这有效阻止了难民穿越两国重要陆路口岸的实质性流动。巴拉斯再次去安卡拉的外交部交涉，请求土耳其改变政策，允许难民个人过境，而不用非得预先组成群体。
这是一个大胆的请求，也正是土耳其政府担心的问题：一旦犹太家庭大量涌入，政府很难监督，也无法控制。这些难民取道土耳其，万一找各种理由停留下来，政府也无从知道他们是否会真的离开，继续前往巴勒斯坦。土耳其政府同意了巴拉斯的请求[44]，但是针对人口迁移设定了几乎无法实现的限额：每周只允许九个犹太家庭中转过境。此外，土耳其政府还要求[45]，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个前提，只有一个配额离开，另一个配额才准许入境。伊拉·希尔施曼初步估算[46]了一下，如果遵照这些条件——全部难民经由这条狭窄的通道，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疏散完毕需要200年。
这项计划9月生效[47]，随后的两个月，只有215人到达伊斯坦布尔，其中一些人来自罗马尼亚，另一些人是曾经逃往匈牙利的波兰人。1943年12月，巴拉斯的名单[48]已经编排了一千多个名字。还有一小部分难民从希腊抵达[49]土耳其海岸，正在准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文件。
12月，巴拉斯给斯坦哈特大使写信说道[50]，只有1126人途经土耳其逃离了纳粹控制的欧洲沦陷区。事实上，前往巴勒斯坦的土耳其犹太人[51]——2138人——是从纳粹魔掌下逃脱的犹太人人数的近两倍。如果这一比例继续维持，那么犹太事务局救助困于欧洲轴心国的犹太人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伊斯坦布尔犹太人离开的速度。
1944年2月，希尔施曼抵达伊斯坦布尔，救援工作由此增添了新动力。希尔施曼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将许多原本存在意见分歧的组织团结了起来。他除了握有美国政府的充分授权以及罗斯福总统和内阁政要的个人背书，还带来了大把的美元。
希尔施曼在纽约和新泽西的那些年就与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长期打交道。他在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任职时，常常帮助疏通各种关系，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因此变成了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资金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一直很活跃，不断将美国犹太群体捐助的救济物资运送给国外贫困的犹太人，它不仅是土耳其救济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世界各地许多项目最大的金融保障。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劝说[52]美国财政部取消对敌国贸易往来的限制，允许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在轴心国控制地区从事金融交易：兑换货币，分配资源，必要时为个别犹太家庭买票并安排行程。除了通过匈牙利等国中转运输并经由土耳其配给食物方面花费的数十万美元之外，其他资金[53]——近70万美元——都通过土耳其的财务运作，间接运往巴勒斯坦。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资助的项目[54]还包括向集中营的拘禁者和隐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犹太难民运送食物，向罗马尼亚贫民区的犹太人发放粗麻布包装的食品（因为粗麻布还可以用来做衣服和毯子），向巴尔干半岛难民中心派遣医生和公共卫生工作者，以及直接为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土耳其城市的犹太学校、医院等社区组织正在开展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希尔施曼、巴拉斯、斯坦哈特等主要参与者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拉入了美国政府、犹太事务局和私人慈善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力图让尽可能多的犹太人从土耳其过境。希尔施曼会定期联络[55]兰宁·麦克法兰和战略情报局的伊斯坦布尔站，一方面是要利用美国情报部门获取的资料信息，另一方面是要把自己搜集的有关欧洲轴心国局势的消息传递出去。
巴拉斯告诉希尔施曼，他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想投身于援救行动。如今，他终于[56]“有了信心，相信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扰乱我们的合作，这次合作只有一个既定目标：组织营救，把我们的弟兄带到安全的地方”。然而1944年，伊斯坦布尔寒冬渐远，万物开始复苏时，奇异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纳粹继续大肆杀戮，甚至是以多疑的同盟国观察员都无法否认的规模接连屠杀犹太人，那么唯一的救援方法也只能是大批营救。
从理论上讲，只要有必要的通行文件，普通公民进入土耳其等中立国家不成问题。但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往往有很大差距。1938年夏[57]，土耳其政府正式关闭国门，禁止来自反犹国家的犹太人入境。安卡拉相信，这些犹太人纵使穷困潦倒，也更愿意留在土耳其。如果德国人开始向波兰的屠杀场地大批运送犹太人，那么最可行的救援路线就是准备专门的轮船或火车，把犹太难民集体送去土耳其。但最棘手的是[58]官僚政治的细节问题。
这一系列官僚式的流程始于巴拉斯。他是犹太事务局的代表，拥有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当局授予的权力，可以以己方特工的情报来源为基础，或者根据犹太人家属直接提供的轴心国控制地区受困人口的资料，草拟外来移民的候选名单。名单所需的信息非常详实，而且战争也增加了信息搜集的难度。一份完整的名单可能需要两到三周才能集齐，其中包括所有受救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当前住址等，并且这群人还必须足够多，可以填满整艘船或整列火车。
只要名单所需的信息收集完毕，巴拉斯就会将其寄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当局会按照巴拉斯拟订的名单逐个核对，认可或否决某个人的资格。确定的名单会再寄去伦敦批准。整个审批流程又需要两到三周。此后，伊斯坦布尔的英国护照控制官会奉命自行起草优先名单，这也得耗费两到三周的时间。护照控制官还会与安卡拉的英国大使馆直接沟通，详细说明哪些家庭获准移民。
名单接着会从英国大使馆发往土耳其外交部，经过三四天，再送达土耳其领事事务部。随后，领事事务部会把批准的候选名单依次发送给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非亚等城市的土耳其领事馆，由当地官员核发过境签证。这样算下来，假如一切进展顺利，一个犹太家庭至少要等待两个半月才有望获得土耳其过境和巴勒斯坦入境的许可文件，而且实际的等待时间往往更长。再往后，希尔施曼的工作还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安排车船，把持有通行文书的人送往安全地带。
对申请人来说，整个过程极其痛苦。你发出一封信或者填完一份表格，然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没准到头来还要重新申请。1930年，亚伯拉罕·斯罗维斯（Abraham Slowes）从波兰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作为一名发电站工程师，在海法的事业发展顺遂。他的父母摩西和马勒卡仍在家乡维尔纳生活，是当地受人尊敬的牙科医生。这座后来更名为维尔纽斯的城市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斯罗维斯家族刚搬去的时候，这座城市还属于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了波兰的一部分；1939年9月，它又被苏联红军占领，并入了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随着希特勒和斯大林携手共同穿越东欧，维尔纽斯成了签证中心。1941年3月初，亚伯拉罕收到一份简短的电报，“把证书寄来”[59]。他的父亲写道，摩西·斯罗维斯要求儿子为他和妻子以及菲斯克斯曼斯一家取得通行文件。
亚伯拉罕很快回信说，他正在尽一切努力为他们争取经由土耳其移民巴勒斯坦的许可证件。事实上，他已经代表父母提交了申请，但是1940年2月，申请被驳回。随后的几个月里，维尔纳的局势越来越糟。摩西给亚伯拉罕发第一份电报时，德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三个半月后，两个国家交恶，德国入侵苏联，直接导致维尔纳成了新战争的前线。亚伯拉罕更加努力，不断给他认为可能帮上忙的所有人写信或发电报。终于在1942年3月，距亚伯拉罕第一次提交申请后两年多，耶路撒冷移民局一篇感天动地的新闻报道发挥了作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护照控制官接到指示，可以向摩西和马勒卡发放移民证书，只需要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亲自申请。
亚伯拉罕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其次是如何让父母到达伊斯坦布尔。1941年夏，德国国防军入侵维尔纽斯，没几天就攻占了城市，城里的犹太人遭到了围捕，并且被圈禁在贫民区。亚伯拉罕肯定知道当时的维尔纽斯是何等绝境，可他又无法越过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官僚制流程带来的新障碍。亚伯拉罕写信请求红十字会根据他父母最后登记的地址协助联系，接收信件的官员却回信吩咐他填写所需的表格。亚伯拉罕很快返回了表格，列明了他曾经住在占领区的八名家庭成员，并且附带了一张用于支付寄送费的邮票。他甚至还给耶路撒冷和梵蒂冈的瑞典领事写信：“我冒昧打扰[60]，请求不要拒绝对老年人的救助，他们当了一辈子医生，即使在这艰辛的岁月里，仍旧不忘帮助病人。”他将父母的具体情况告知了瑞典官员，并且随信附了照片当作身份证明。耶路撒冷的领事写信回复，让他向海法的瑞典领事提交申请，其他回函的驻外官员也是类似的答复。他们全部表示说，很遗憾，他们与德国占领区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亚伯拉罕想尽了办法，最后他觉得越接近源头，结果或许会越好，于是1944年8月初，他给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写信，请求他们把有关移民证书的消息转寄给他的父母。几周以前，红军刚刚收复了维尔纽斯，亚伯拉罕满心期待通信线路重新开放。11月，大使馆的专员第一次明确给出了答复，“关于8月8日来函询问[61]您父亲的下落，”回信写道，“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按照您提供的地址，我们转寄的信件已被退回，退信标明的理由是‘收件人亡故’。”
次年春天大使馆发来的后续记录包含了进一步的信息[62]：四年前，德国占领一开始，斯罗维斯一家人显然就已经被杀害了。他们的文件档案刚盖上第一枚印章的时候，还没等到巴勒斯坦当局签署移民证书，伊斯坦布尔的护照控制官准备校验，以及土耳其官员签发过境签证等一系列流程结束，他们就已经死了。参与营救工作的人只会忙着整理等待救援的长名单，而对个体小家庭以及巴拉斯和希尔施曼来说，填满一份乘客名单有时就像是在组建一艘幽灵船。
[1] Muhayyes to Churchill，n.d.，NAUK，FO 371/29751，f.18.
[2] “Bombed British Officials Must Pay，Turks Decide，” New York Times，Apr.24，1947.
[3] “Col.Aziz Bey a Suicide，” NewYork Times，Oct.1，1935.
[4] “50 Kurusla Perapalas’ta Üç Ay Yasayan Adam！” Cumhuriyet，Oct.13，1939.
[5] Mansel，Constantinople，419.
[6]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36.
[7]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36.
[8] 讲述“斯特鲁玛”号事件最深入的故事是弗朗茨（Frantz）和柯林斯（Collins）的Death on the Black Sea，我复述的某些细节正是基于这本书。这本书包括塞缪尔·阿伦伊（Samuel Aroni）一篇很好的文章，这篇文章试图重现当时船上的旅客名单，这似乎是异常艰巨的任务。
[9] Goldin to Jewish Agency，Feb.26，1942，JAP-IDI，Reel 72.
[10] Ludovic，et al.，to Director of the Port Police，Istanbul，Jan.2，1942，JAP-IDI，Reel 72.
[11] Goldin to Jewish Agency，Feb.26，1942.关于“斯特鲁玛”号当时是否有引擎存在一些争论，因为发动机早前被拆除维修，在被执行拖曳命令前，可能还没送回船上。
[12]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5.
[13] Goldin to Jewish Agency，Feb.25，1942，JAP-IDI，Reel 72.
[14] “Survivors，” Mar.8，1942，JAP-IDI，Reel 72.
[15] Frantz and Collins，Death on the Black Sea，335.
[16] Sudoplatov，Special Tasks，35；Rubin，Istanbul Intrigues，13-14.
[17] “Die Juden der ‘Struma，’die England nicht nach Palästina liess，” Türkische Post，Apr.21，1942.
[18]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117.事实上，土耳其国家通讯社报道的并不是沉船事件，而是在巴勒斯坦为“斯特鲁玛”号遇难者举办的哀悼日。我要感谢科里·古特斯塔特指出了这二者的差别。
[19]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7.
[20] 见Hirschmann，Caution to the Winds.
[21] Hirschmann，Caution to the Winds，127.
[22] 引自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9.
[23] Hirschmann，Life Line toa Promised Land，22.
[24] Hirschmann diary entry，n.d.［Feb.1944］，p.2，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Portions of Ira Hirschmann’s Diary，Feb.-Oct.1944，” Part 1.
[25]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23-24.
[26]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26.
[27]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33.
[28] Kollek，For Jerusalem，43-44.
[29] Hirschmann，“Palestine as a Refuge from Fascism，” Survey Graphic（May 1945）：195.
[30] Memorandum from G.V.Allen，Division of Near Eastern Affairs，US Department of State，Dec.1，1941，Shaw Collection，USHMM，File 2，pp.1-3.因为我的研究有USHMM这个新检索工具指引，所以重新编排了肖（Shaw）收集的文件。
[31]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296-98.
[32] Translation of “Law Concerning the Tax on Wealth，” p.1，Nov.11，1942，RG59，M1242，Reel 31.
[33] “The Capital Levy：A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Trends in Turkey，” p.6，May 3，1944，NARA，RG59，M1242，Reel 31.
[34] 引自Bali，“Varlɪk Vergisi” Affair，55.
[35] “The Capital Levy，” p.3.穆斯林认为犹太血统——所谓的dönme，一支犹太宗派的后裔，他们的成员于17世纪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没有被过高评估。
[36] Akçura，Gramofon Çagɪ，30.
[37] Ökte，Tragedy of the Turkish Capital Tax，14.
[38] Murray to Welles，Mar.13，1943，pp.1-2，NARA，RG59，M1224，Reel 31.
[39] Ökte，Tragedy of the Turkish Capital Tax，73-74.
[40]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72-81.
[41] Ayhan Aktar，“‘Tax Meto the End of My Life！’：Anatomy of an Anti-Minority Tax Legislation（1942-3），” in Fortna et al.，eds.，State-Nationalisms in the Ottoman Empire，Germany，and Turkey，211-12.
[42] Istanbul to State，Dec.8，1942，p.1，NARA，RG59，M1224，Reel 31.
[43] Goldin to Jewish Agency，Nov.17，1943，JAPIDI，Reel 48.
[44] See Chaim Barlas，“Report onImmigration，” Dec.15，1943，JAP-IDI，Reel 1.
[45] “History of the War Refugee Board，” Vol.1，p.14，WRB，Folder 17.
[46]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32.
[47]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1.
[48]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1.
[49]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1.
[50]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2.
[51]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2.参见Resnik to Hirschmann，July 3，1944，JOINT，Reel 108。
[52] “History of the War Refugee Board，” Vol.1，p.15.
[53] “History of the War Refugee Board，” Vol.1，p.15.
[54] Resnik to Hirschmann，July 7，1944，JOINT，Reel 108；以及 “Report on Activities from February1944 to March 21，1944，” JOINT，Reel 111.
[55] Macfarland to Donovan，Aug.11，1944，p.3，NARA，RG226，Entry 210，Box 194，File 9.
[56] Barlas to Hirschmann，Mar.23，1944，JAP-IDI，Reel 1.
[57]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132-33.
[58]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40-45.
[59] Moshe Slowes to Abraham Slowes，Mar.12，1941，Slowes Collection，USHMM.
[60] Abraham Slowes to Swedish Consul，Jerusalem，Aug.18，1943，Slowes Collection，USHMM.
[61] British Embassy，Moscow，to Abraham Slowes，Nov.10，1944，Slowes Collection，USHMM.
[62] T.C.Sharman to Abraham Slowes，Apr.5，1945，Slowes Collection，USHMM.斯罗维斯的母亲和其他六名家人被确认于1941年末或1942年在波纳利遇害，波纳利位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郊外，是恶名昭彰的大规模屠杀的执行地。他的父亲可能死于爱沙尼亚的纳粹集中营。唯一一名幸存的直系亲属是他的哥哥所罗门，1939年，他极其幸运地成了苏联的俘虏，因此逃脱了1941年德国入侵后几乎必死的绝境。所罗门随后加入了波兰志愿军，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北非和意大利与同盟国部队并肩作战，战后定居在特拉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