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奏响爵士乐

佩拉宫最上等的房间靠近建筑的西南角。打开房间的窗户向外看，金角湾和展现奥斯曼帝国昔日盛景的细窄社区尽收眼底。远处，一片深色开阔的草坪从前是奥斯曼帝国的高官家庭最喜爱的野餐地。当年，头戴面纱的夫人们就端坐在草地上，看着顽皮的孩子在金合欢树之间嬉闹，在两条最终汇入金角湾的溪流中戏水。

帝国时代结束了，但渡轮仍吱吱嘎嘎地载着周末的游客逆流而上。一些人要去艾郁普的村庄，一些人前往虔诚的穆斯林必去朝拜的圣堂（türbe），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阿布·艾尤卜·穆哈吉尔（Abu Ayyub al-Ansari）的陵墓。还有一些人想去逛逛能为热恋情侣提供隐蔽野餐地的卡希塞恩（Kagɪthane）森林。经过岁月的洗礼，这座城市慢慢变为稀疏的林地。夕阳西斜，佩拉宫把这些新区衬托得愈发绚丽，红瓦灰墙反射着橙粉色的余晖，就像傍晚宣礼结束时点亮的灯火烛光。

佩拉宫西南侧最令人满意的并不仅仅是风景，还因为这些房间距离墓园大街的酒吧和俱乐部最远，是酒店唯一一处客人容易安眠的角落。协约国占领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担心，一旦穆斯林推开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接管这个城市，那么伊斯坦布尔的夜生活将何去何从。传闻遵从伊斯兰教习俗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取缔了纸牌游戏，推翻了双陆棋桌。海明威预言：“就算凯末尔进城，这个男人渴求苏伊士以东的热火也绝不会在君士坦丁堡熄灭。”^[1]

事实上，这个城市似乎每周都会出现新的酒吧、饭店，还有各种剧院和咖啡馆（cafés chantants）。“美丽智慧、欢歌笑语是高尚的，是尊贵的，是对神的崇拜。”^[2]一位美国游客回忆道。再小的场地都会有营业的小啤酒馆^[3]。甚至一个仅能容纳几张桌子的空间都会有特色鲜明的小乐团。当地企业家瞅准了这些机会，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变化完全可以通过新出现的酒馆来判断，因为这些酒馆服务的正是新移民中的特定群体。汤姆的兰开夏郡酒吧（Tom’s Lancashire Bar）^[4]由一位来自萨洛尼卡的移民经营，主要招徕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普通顾客，而圣詹姆斯啤酒屋（St. James’s Brasserie）则更想吸引精致文雅的英国绅士。1922年，君主制废除后，连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动用大量资金暗自修造的耶尔德兹宫都被重新利用起来。其中一处木石复合结构的农舍隐匿于种植着松柏、木兰、椴木的小树林之中，就被意大利承包人马里奥·塞拉（Mario Serra）改造成了赌场，可以同时接待^[5]三百名客人，还配备了功能齐全的餐厅、茶室、马术竞技场、网球场和射击场。

佩拉宫每天供应晚餐的时段^[6]都有音乐伴奏，周五和周日的下午五点还会举办音乐会（thé concert）。不过酒店北面正对着博蒂尚公园的一角，那里有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夜总会——花园酒吧。这间酒吧的老板^[7]是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犹太移民，许多在附近冬季花园剧院（Winter Garden Theater）表演的艺术家都喜欢来这里喝一杯。与城内许多建筑一样，花园酒吧也几经更迭，曾被大火夷平，后来又被新主人重建，到20世纪20年代初，它已拥有了众多穆斯林和外国主顾，还有大批从隔壁的佩拉宫前来光顾的客人。酒吧每天下午五点至八点是日场音乐演出^[8]，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还有各种铺张华丽的娱乐表演。维也纳、巴黎等欧洲各地的音乐巡演剧团都在这里演过歌舞剧。高空走钢丝或荡秋千的演员甚至可能突然从头顶俯冲下来，让席间观众倒吸一口冷气。拳击赛的擂台上^[9]既有本地选手，也有国际运动员，而变装皇后偶尔也会用歌舞表演来娱乐人群。

花园酒吧的老板之所以选择艺术家，是因为失业的音乐家、表演家遍布这个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是1920年大批涌入的白俄。每天上演两场音乐会的鲍特尼科夫交响乐团（Boutnikoff’s Symphony Orchestra）^[10]由一位俄国移民组建，是最早把欧洲古典音乐引入伊斯坦布尔的乐团之一。歌手亚历山大·弗尔汀斯基（Alexander Vertinsky）等流行音乐明星连同后来的知名人士、年轻的爵士作曲家弗拉基米尔·杜克斯基（Vladimir Dukelsky），或者叫他弗农·杜克（Vernon Duke）都在城中各处场地表演过。俄国马戏团的艺术家还与弗兰格尔部队一起南下，所以如今伊斯坦布尔的杂耍和杂技依然欣欣向荣。就业机会稀缺，当地的红十字会办公室堆满了各种要钱的申请。八个俄国小矮人剧团请教说要创作新的滑稽剧。一个男人带着一群训练有素的鼠、狗、猪，请求协助把他的动物演出安排进合适的夜总会或表演大厅。“艺术家目前在俄国无法生活，”^[11]驯鼠师伤心地说，“那里的氛围不适合艺术。”

然而，对大多数在金角湾以北的投机者来说，艺术可能也没有触及他们的内心。传记作家齐亚·贝曾在花园酒吧报道^[12]：“在这个自持自重的人都不敢再来的地方，纵情享乐的男男女女现在却这样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俄国画家亚历克西斯·格雷琴科（Alexis Gritchenko）回忆说，整个街区就像那不勒斯的贫民窟^[13]。拼写错误的指示牌用多种语言引诱着客人穿过黑暗的门廊。酒窖和酒馆里飘散出一阵阵酸葡萄酒和腐烂瓜果的气味。合法妓院的窗玻璃上晕着金色的微光。欢呼笑闹整夜不休，间或能听见大酒桶滚过碎石路时的轰隆声响。

几个世纪以来，过度消遣与恣意放荡一直是这个城市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是现在这一切似乎随手可得，甚至在酒吧、公园和剧院里挤作一团的陌生人面前公开炫耀。直至1916年维也纳歌剧团首次在伊斯坦布尔演出，组织者还不得不筹办只面向女性的专场演出，从而避免帕夏家或贝家的妻女们与其他男子接触。王室的公主们^[14]在太监的包围下，咯咯地笑着涌进托卡良酒店，太监引导着她们穿过后门，走向另一边的博蒂尚剧院（Petits-Champs Theater）。事实上，这是她们第一次被容许进入酒店大堂。时针飞转，到20世纪20年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样天真纯洁的世界曾经存在过。“在博蒂尚，你可以观看哥萨克舞者的表演，你还可以看见干净的美国水手挤下卡车（arabas），成群结队地走进贩卖着香槟酒的妓院。”^[15]美国海军官员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回忆道。

夜总会的人气有涨就有落，变化的运气、演进的品位，或者单调乏味的表演，让顾客抽身离开了这些欢宴。这就是伊斯坦布尔早期轰动一时的俱乐部的宿命，这个花园酒吧往日的劲敌、名为“马克西姆”（Maxim）的大型热舞俱乐部最终落寞收场。

马克西姆的老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托马斯（Frederick Bruce Thomas）是一位不可思议的经理人。他是美国密西西比州奴隶的儿子，最早与南部无数黑人一起前往芝加哥与纽约寻找发财机会，他在那里当过侍应生，也做过贴身男仆。后来冒险精神作祟，以及渴望避开美国镀金时代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他还去过伦敦和巴黎。1899年，他到达非裔美国人极少向往的俄罗斯帝国。没过几年，他就娶了个俄国姑娘，获得了俄国国籍，而且凭借费奥多·费奥多罗维奇·托马斯（Fyodor Fyodorovich Tomas）的新身份当上了莫斯科的一级军士长。他工作过的亚尔餐厅享誉整个欧洲大陆，是城内最高雅的饭店。他的莫斯科夜店刚刚开张就好评如潮，客流量不断刷新纪录。

托马斯虽然跨越了种族的界限，如愿以偿地拥有了他在美国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社会地位，但他仍然难逃政治和革命的冲击。1917年秋，莫斯科人开始支持新的内战，托马斯逃去了南方仍受志愿军控制、相对安全的区域。同许多俄国国民一样，他也在敖德萨找了一个临时避难所，因为这个港口城市一直在交锋的两军之间摇摆不定。1919年，他再次迁居，与数千名躲避布尔什维克的前沙皇支持者一起继续南移。他最终到达了伊斯坦布尔，大概是除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军队的残部之外，唯一一个走到这里的白俄黑人。

托马斯很快就重整旗鼓，再战江湖。他偶然结识了兰开夏郡来的招待、偶尔也兼作老鸨的贝莎·普罗克特（Bertha Proctor），她的酒吧就在佩拉宫附近，当时已是城里最火爆的酒吧之一。他们俩在希什利区（Sisli）电车线路的终点站合伙开了一间新店。这间酒吧换过很多名字^[16]，如英美别墅花园、贝莎，最后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斯特拉。斯特拉酒吧是协约国军官最常出入的场所之一，几年来生意一直很好，托马斯对这一行也越来越熟悉。1921年秋，他在靠近佩拉区中心的瑟斯维勒大街（Sɪraselviler Avenue）为刚刚开业的跳舞和餐饮俱乐部剪彩，他给这间新店取名为马克西姆，这是他莫斯科老店的名字，与伊斯坦布尔旁边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也很押韵。

20世纪20年代中叶^[17]，马克西姆的大厅（grande salle）“不仅是伊斯坦布尔人最常光顾的场所，也是外国人频繁进出的地方”。曾在伊斯坦布尔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传记作家威利·斯佩尔科（Willy Sperco）说道。就连尖酸刻薄的齐亚·贝也光临过这家人气爆棚的夜总会，他与妻子，还有一位战争期间靠哄抬稀缺食品价格致富的希腊朋友卡拉雅尼（Carayanni）一起进店落座。他说：“佩拉和加拉塔从未像现在这般肮脏。”^[18]他发现马克西姆俱乐部里到处都是俄国的旧贵族和冒牌的波西米亚人，每个人都在抽烟喝酒，欣赏着舞台上黑人爵士乐队的表演。人们碰见女士会效仿法国人行吻手礼，除此之外，巴黎更文雅的生活习惯却很少在伊斯坦布尔落地生根。“这群国际人士从巴黎拉丁区学会的只有自由恋爱。”^[19]齐亚最后说道。

托马斯是一位才能出众的奋斗者，他可以随时代的需要变换不同的方式。他只用一顶帽子就可以把自己从西方的花花公子变为在土耳其坐拥三千佳丽的贵胄。如果有一群美国游客走进来，托马斯会立刻戴上费兹帽，还会命令他的歌舞团女演员穿上土耳其灯笼裤。游客就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奥斯曼帝国富丽堂皇的闺房，四周或坐或卧着懒洋洋的奴隶女孩，还有谄媚的服务生双手奉上滋味尚可的牛排和辣根酱。美妙的晚会结束时^[20]，托马斯这位外来的老板总是向客人深鞠一躬，投契地拍着他们的手背，引导他们走出大门，并且用温暖的声音向他们道别：“再见，先生。”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托马斯的生意急速扩张，但是俄国人纷纷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不仅客人少了，还带走了许多员工。再加上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对手总是争先恐后地效仿有创意的模式，提供喝酒、吃饭、跳舞一条龙服务，侍应生全部换成了年轻的姑娘。佩拉大街一带突然涌现了许多家俱乐部^[21]——黑玫瑰（Rose Noire）、绿松石（Turquoise）、卡皮希（Karpich’s）、大猫和小猫（Kit-Kat）等。新场地开业仅五年，托马斯就已经债台高筑。债主像压榨所有非穆斯林企业一样，逼迫他要么偿清欠款，要么宣布破产。1927年，俱乐部倒闭，次年夏天，他就与世长辞了。土耳其商人后来开了间同样叫“马克西姆”的新赌场，但是时光不会倒流，狂欢早已散场。“战后世界奏响爵士乐，”^[22]《纽约时报》刊登的托马斯讣告这样写道，“他深知世界主义的君士坦丁堡并不落后于时代。”报纸还封他为“爵士乐的苏丹”。几十位故交出席了他的葬礼，可大多数老主顾都转移到了更新鲜、更刺激的场所。威利·斯佩尔科回忆说，这是一个哀伤的故事^[23]，与从宿醉中清醒一样让人感到压抑。

伊斯坦布尔的本土历史学家认为，托马斯功不可没，从西方风格的舞蹈到大众夜生活的整体概念，他为伊斯坦布尔人引介了许多东西。他的马克西姆没准是城内第一家以黑人舞曲伴奏为特色的俱乐部，这支乐队是托马斯专门从法国和美国请来巡演的。当时的人记得有个名为“棕榈滩七人组”的神秘团体^[24]，曾是伊斯坦布尔历史上第一支会弱音吹奏和打边鼓的合奏乐团。马克西姆的舞蹈老师^[25]主要是年轻的俄国女子，在她们的培训下，整整一代的伊斯坦布尔人都学会了狐步舞、西迷舞等流行舞步。1926年，市政当局^[26]颁布了有关查尔斯顿舞的禁令，不是因为舞蹈本身冒犯了穆斯林的情感，而是因跳舞导致扭伤和擦伤而住院的人数破了记录。这项禁令自然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而且它受到了土耳其媒体无情的嘲笑，可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白俄人的涌入给城市带来的快速转变。“他们改变了社会生活形态。”^[27]土耳其传记作家米纳·乌甘（Mîna Urgan）以及一个年轻女孩简洁扼要地描述了他们对俄国人的印象。

然而，托马斯等新移民其实只是在陈旧的社会风俗中开了条狭窄的缝隙，而伊斯坦布尔人本身早已将这些吃喝狂欢的习俗发展成极其高雅的艺术。欧洲移民通常认为是他们开创了这个城市的公共娱乐活动，比如晚上，你可以去某家饭店，坐在铺着桌布的餐桌边，翻着品类有限但定期变化的菜单点餐，训练有素的服务生随后会为您端上精美的菜肴。伊斯坦布尔从前确实没有这样的地方，欧洲移民或许是贡献了饭店的理念，但即便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城市也不乏大众餐馆等消遣的场所。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伊斯坦布尔拥有数不清的小酒馆（meyhane），每家都有自酿的葡萄酒和茴香酒。根据17世纪的旅行家^[28]爱维亚·瑟勒比描述，这座城市自称有一千多家酒馆。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仍能说明想要在伊斯兰世界之都找到酒精有多么容易。事实上，酒吧和餐馆的数量失控在伊斯坦布尔的社会历史上是常有之事。任何“会用平底锅煎三条臭鱼^[29]的人都可以获准开餐馆”，20世纪30年代一家报纸抱怨道。伊斯坦布尔人总想向街坊四邻供应餐饮，每当城市管理者思考如何说服他们克制这种看似无限的渴望时，相同的情绪就会卷土重来。

从艾郁普一直到于斯屈达尔，酒馆遍布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而且每一家酒馆和周边的酒吧都有自己的老主顾。按照爱维亚·瑟勒比的说法，一小盘混合沙丁鱼、蚕豆、甜瓜、白奶酪等食材制成的梅泽（meze）开胃菜可以搭配旧时奴隶常喝的保加利亚葡萄酒和希腊葡萄酒。17世纪中叶，瑟勒比经常在酒馆遇见喝醉的人不停倾诉他们的苦闷。“我的脚只会走向酒馆，”^[30]他们朝着他大声叫嚷，“我的耳朵只能听见酒瓶咕咚咕咚的响声和醉汉的哭声！”瑟勒比很庆幸自己只喝了雅典蜂蜜调制的冰冻果子露，然而，他却能记起八个最受欢迎的酒馆的名字，这些名字他在著名的行记《假期》（Seyahatname）里都被一一列举了。

尽管理论上穆斯林不准饮酒，但奥斯曼帝国的酒业庞大，品类繁多，从茴香酒到葡萄酒、啤酒，几乎什么酒都生产，这个领域通常都是由非穆斯林经营。节制是在被发现犯戒时才应具备的美德，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土耳其共和国，佩拉宫都是对伊斯坦布尔有益的存在。从苏丹最古老的宫殿横跨过金角湾，整个佩拉区任何形式的花天酒地都会付出代价。这就好比拉斯维加斯永远只是一座遥不可及的桥。

吃饭喝酒一直没离开过公众视线。20世纪以前，自家开火做饭非常罕见，这种用餐方式几乎是富人的特权，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能够在别墅或公寓辟出一个永久的厨房，由仆人去市场采买，厨师料理食材。普通的伊斯坦布尔人则只能依靠群体获得食物：小摊贩、社区的面包师、清真寺的流动厨房、某些职业阶层（比如皇宫的士兵或服务人员）的餐厅，还有无处不在的埃斯纳夫（esnaf）食堂，以及服务特定社区的商人餐馆。人们习惯吃饭、工作、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同一类人，比如同一宗教的信徒或相同行业的人员，因为铜匠、玻璃吹制工、木工等专门的工房往往集中在城市的同一片区域。举例来说，19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在民宅居住，这部分人口以未婚男性为主，他们都被安置在清真寺建筑群、手工店铺等集体宿舍。城里约百分之八^[31]的人没有固定住所。

考虑到人们对食物的需求，集体饭菜^[32]既要容易准备又要方便服务，所以简单是关键。品质的提升并不在于推陈出新，而是把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众多有关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传记最让人留恋的原因，这些传记会引人回想起某位著名的糕饼师傅、某个酸奶特别好喝的供应商，或是某家位置极其隐蔽的茶馆。今天的旅行者早晨吃西米特（simit，一种口感类似脆饼干的、撒着芝麻的面包干），中午吃烤鱼或炖肉，下午喝沉渣咖啡，这些饮食习惯和热量摄入与过去伊斯坦布尔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经典的奥斯曼帝国名菜最终走进了城市的饭店，可稀奇古怪的菜名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十分陌生，比如，羊肉和茄子做成的菜叫“苏丹最爱”（hünkârbegendi），茄子、番茄和大蒜做成的菜叫“伊玛目昏厥”（imambayɪldɪ）。

除了各种在公共场所可以购买的食品饮料之外，西方游客还特别迷恋伊斯坦布尔的恶习。“印度大麻和鸦片等麻醉剂和兴奋剂^[33]仍然可以获得”，畅销的《迈耶斯指南》（Meyers Guide）在1914年还这样告诉德国旅行者：

吸食和注射大麻能让人持续工作、缓解疼痛、治疗各种疾病，并且产生快感，激发想象力，增加食欲和性欲……吸鸦片的人（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常常秘密地聚集在叶蒂库勒（Yedikule，金角湾南部）几个隐蔽的咖啡馆里，沉浸于毒品带来的幻觉之中。欧洲人想要加入他们困难重重，因为近年来，政府大力打击吸食鸦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违禁毒品仍是伊斯坦布尔娱乐消遣的组成部分，而且样式和味道更加符合欧洲人的喜好。土耳其没有签署麻醉药品运输公约^[34]，所以生产者和毒贩都蜂拥而至，把伊斯坦布尔当作跨地中海的毒品贸易中心。报纸杂志责骂可卡因是新进口的瘟疫。因为不需要像吸食大麻或鸦片使用复杂的工具，所以可卡因在伊斯坦布尔的俱乐部和酒吧迅速蔓延。新供应商甚至把可卡因带入了高级酒店的大堂。伊斯坦布尔的某家杂志报道说，这种白色粉末^[35]很容易隐藏，盛装的小瓶完全可以藏进女人的高跟鞋。这意味着不少衣着考究、跳着查尔斯顿舞或西迷舞的女子可能就是地下毒品贩运人。

过去，人们对伊斯坦布尔丑恶面的兴趣往往集中在一个他们知之甚少的地方：闺房。在苏丹的宫廷里，闺房组成的后宫是君王妻妾的起居地，是隐秘且受高度管制的世界。太监负责看守后宫，只有极少的男子可以出入，通常也就是苏丹和他未成年的儿子。外国人想象的穆斯林世界充满了懒散的侍婢、鸦片烟管、精致的礼服。但事实上，帝国的后宫和所有欧洲君主的王室并无二致，都是复杂的政治舞台，个人阴谋、家族纠纷、代际权力斗争和肆意的勾引都是习以为常的桥段。“闺房”这个词源于阿拉伯语的“禁地”，最初并不是说性别上的隔离，而是指建筑方面的规划，指的是为穆斯林家庭保留家用的私密空间——闺房（haremlik），要与会谈或待客的区域——前庭（selâmlɪk）完全分开。简单地用家室（household）这个词替换或许会让人们少一些淫荡的遐想，更准确地去想象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穆斯林达官显贵成群的妻妾，想象性、权力和私生活如何交织在一起。“永远不要曲解‘闺房’这个词^[36]……你们对这个词的误解让我们的生活沾染了肮脏下流的气息，必须消除这种不当的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著名女权主义者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这样申辩。

1922年，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登上英国军舰离开伊斯坦布尔，随行带走了一小队扈从，但是帝国后宫的大多数黑太监（kara agalar）仍然被留了下来。如同意大利歌剧《阉伶歌手》（castrati）中的人物，这些人通常是埃塞俄比亚人或苏丹人，他们放弃自己的性器官来换得一份有优待、有一定权力的职业，或者更加可能的是，他们在童年时代被迫接受了这样的交易。他们被中间商从遥远的地方带进了苏丹领土的奴隶制度，最终发现自己居然站在了帝国体制的中心。不过随着观念改变和政治革命的推进，他们失业了，许多人渐渐陷入贫困的泥潭。他们有时沿街乞讨，细长的四肢可见青春期前被阉割的迹象。“我认识的太监^[37]都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好看，他们快乐又善良，总是与汽车一同出现，很能撑起场面。同等地位的太监一些看守宫门，一些在客厅奉茶。”某位观察者写道，“他们的时代结束了。”

20世纪20年代末，五十名太监^[38]为脱离困境，组建了互助社。他们在于斯屈达尔设立总部，彼此交换新的就业信息。他们的旧技能派上了新用场。毕竟在后宫长年的教习和熏陶下，他们都成了礼节礼仪方面的专家，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太监当上了博物馆警卫、前台接待、引座员以及伊斯坦布尔各大饭店的领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御用太监纳迪尔·阿迦（Nadir Aga）^[39]后来在佩拉区的勒邦咖啡馆成天招待退休的帝国官员，他能讲一口十分优雅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全是婉转动听的客套和没完没了的玩笑。据说就连穆斯塔法·凯末尔^[40]都在他安卡拉的家里雇用了一名从前的太监。

伊斯坦布尔人的性生活最贴近西方幻想的地方和西方国家的性幻想最常被实现的地方都是妓院。1884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倡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41]，引入整套妓院监管体系，取代了早期非正式的妓院和自谋生路的男女娼妓。以往，卖淫主要被视为道德问题，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穆斯林法官（kadɪs）判定惩罚或由个别社区组织搜捕、流放。现在，卖淫成了国家写入法律的社会问题，从此以后，妓院只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许可证才能开门迎客，警察和卫生管理人员还会定期检查，而且这些妓院只能集中开在专门划定的性交易区域。

妓院监管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瓦解了。逃难、外国占领和绝望的时代等结合在一起，把女人，甚至还有孩子，推进了卖淫的大军。一些人被妓院老鸨招揽，另一些人只能站在街上拉客，超大手袋和缎面阳伞被公认是流莺的标志。有个故事——似乎真实发生过^[42]——讲述了一名年轻的俄国难民在佩拉区的某条后街召妓，结果发现那个妓女是从前的男爵夫人，也就是他的母亲。

1918年后，协约国特派使团着手恢复了正式的妓院许可与检查制度，基本上再造了随奥斯曼帝国一同腐朽的法律框架。法国人被委派的任务是监管合法的妓院，这个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法国人为军官和普通士兵划定了预留区，统一了所有妓院的价格，并且每周安排法国医生进行医学检查。英国人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43]，圣公会牧师每周都会组织周日下午茶来分散士兵的心思，而英语社区的女性也会受邀前来一起谈天说地，聆听音乐。（据猜想，法国的体系运转得会更好。）

尽管做出了这么多努力，但只要说到性组织，协约国的指挥官们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官兵规律的性接触被认为不仅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解闷和维持士气的有用工具。特别是驻守军队的士兵既远离家乡又身处紧张微妙的政治局势，为他们提供消遣的性服务与确保食品和装备的充足稳定供给一样，都是指挥官的工作。但不管怎样，首要问题是要保证伊斯坦布尔完善的性产业不会传播性病，从而削弱军队战斗力。

性病“猖獗”^[44]，哈林顿将军在占领期间报告说，据他估计，伊斯坦布尔大约有四万名娼妓。当代的一份调查透露^[45]，全城共有175家营业的妓院，大部分集中在佩拉区和临近的街区，从业的妓女多达4500人。这个数字比哈林顿的估算小了近一个数量级，但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尽管“道德状况因种种原因发生了改变，妓女据说有数千人”，但另一项调查显示，警方登记在册^[46]的娼妓有2125人，另有979人未登记。大多数的老鸨和娼妓^[47]都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而且据估计，俄国妓女也占了四分之一。不只是占领者，许多穆斯林男人也会使用女性的性服务，不过占领者仍是主要的嫖客和性病载体。1919年，医院两个星期的记录^[48]显示，奥斯曼帝国士兵主要患伤寒或天花，而英国和法国部队的病例中，除两例伤寒、一例肺炎、六例流感之外，八十四例都是淋病和梅毒。

幸运的是，伊斯坦布尔有太多医生^[49]可以治疗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地方媒体上登载的广告完美地反映了伊斯坦布尔这一由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士构成的文化万花筒。艾萨克·萨曼恩（Isaac Samanon）医生承诺，他卡德柯伊（Kadɪköy）的诊所“治疗所有内科疾病和性病均运用最新的科学发现”。莫金（Mokin）和马克斯奥德（Maxoud）位于杜乃尔通道（Tünel Passage）的诊所，专门治疗性病和皮肤病。阿里·丽扎（Ali Riza）医生毕业于巴黎最好的教学医院，他收治病人的诊所距离佩拉大街不远。来自彼得格勒的A.施瓦兹（A. Schwartzer）医生“按照最新的方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耶范特·塔赫吉安（Yervant Tachdjian）医生可以在卡拉柯伊（Karaköy）会诊梅毒、淋病等泌尿生殖系统传染病。许多协约国军官总是就近去佩拉诊所寻求迪贾拉勒·朱凯里（Djelal Chukri）医生的帮助，他的诊所就在佩拉宫的对面，他号称能治疗性病和女性失调症。贝莎·普罗克特夫人的酒吧^[50]位于墓园大街的南端，距离诊所不远，这间酒吧雇用的女人登记的名字千奇百怪，有平底锅、方屁股、母亲的堕落，还有私通的范妮和瘦莉兹等，这间酒吧开张后，男男女女患病治病就都在同一条街上了。

20世纪20年代初，城内性交易还相对较少，区域也很集中，服务对象大部分是协约国的士兵和水手。但不管怎样，伊斯坦布尔的肮脏形象已深入人心，在欧洲人眼中，这座城市就是犯罪活动和贪赃枉法的避风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其他记者都写过有关佩拉区低级下流的报道，说街头的妓女低泣着招引外国水手走进她们的房间。齐亚·贝虽说在新奥尔良、旧金山等臭名昭著的港城见过一些世面，但仍然忍不住对伊斯坦布尔现在的模样心生反感。“醉醺醺的水手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小巷的尽头，”^[51]他回忆道，“风琴声远远传来，混合着鼻音哼唱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古老歌谣，有时甚至还隐约夹杂几句美国流行歌曲。刺耳的女声变换不同国家的方言，招呼着在巷道里游弋的嫖客。”

观察家认为，性交易虽然可耻，却也抵不过伊斯坦布尔持续不断的“白奴”贸易。在美国奴隶制废除前，大巴扎旁边最后一个公开买卖的奴隶市场已被关闭，但是奥斯曼帝国强制奴役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局外人用国际法的新语言继续谴责“拐卖”妇女，这是20世纪初发明的新名词。1927年，国际联盟在一系列报告中指出，伊斯坦布尔仍是贩运妇女离开欧洲、进入近东的主要城市。国际联盟认为，妓院老板、托运人和政府官员串通一气扣押女性，组成了性产业的广泛网络。

土耳其政府一再抗议这些指控，声称近期增加的性交易应归咎于拮据的俄罗斯流动人口。土耳其政府针对国际联盟的调查结果辩称，所有贩卖女性的贸易似乎都在法国、埃及等国开始和结束，伊斯坦布尔只是不幸充当了其间的运输通道。即使在奥斯曼帝国，“白奴贩子”^[52]也常常被驱逐出城，警方记录显示这些人大多数栖居在音乐制作、酒吧看守、咖啡馆和妓院经营等流动性较大的职业领域。官员还列出了一张“钢琴家/皮条客”等被驱逐者的职位头衔。但是，与日俱增的国际关注最终促使共和国官员采取了更加果断的行动。1930年，政府严令禁止新开妓院，并且把已获得许可的妓院都交由警察管理。一轮针对妓院的搜捕和查封紧随而至。作家菲克莱特·阿迪勒（Fikret Adil）推断^[53]，共和国新法令颁布后，随着自由的性交易被叫停，伊斯坦布尔的爵士乐时代即将落幕，如果不站在道德立场，仅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他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三年后，土耳其政府撤回了全面禁令，发布了一项新指令。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官僚机构，负责审批、检查和监管城内的妓院。“我国大多数人民在文化方面仍然非常原始，”^[54]穆斯塔法·凯末尔总统公开发表声明，“妓院应当按照法律获得许可并且开在必要的地方，如此一来，妓女的管理也很有必要。”那些通过审查的新地点大部分都是协约国占领期间开办的妓院，这一事实加深了金角湾南部老城与佩拉区以北地区之间的分歧。爱维亚·瑟勒比等早期的旅行家理所当然地认为金角湾南部是彰显伊斯兰教美德与礼节的区域，而佩拉区以北则是试验和遗弃的范围。新共和国推动社会生活和性生活的现代化实际上加深了分隔两岸的鸿沟，而不是将从前帝国的首都紧密联结在一起。佩拉区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王土，是包罗万象的都城的一部分，现在又身处现代化新共和国的怀抱。作为这个城市指定的红灯区和流行文化的先锋，佩拉区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至两战间期若干年，甚至更久。伊斯坦布尔与其他大城市没什么不同，夜生活与性交易彼此寄生，相互影响。在这个穆斯林宗教和文化导向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所有人都要以某种方式持守伊斯兰教的礼节，对他们来说，土耳其流行文化中对伊斯坦布尔的变装皇后、当红夫人和专业演艺人员的持续追捧是一种冲击。即便在今天，家庭餐馆仍与异装癖娼妓同在一条小巷，她们常常坐在二楼的窗边与路人随意地调笑。

相比之下，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认为，伊斯坦布尔人现在行为散漫，奉行实用主义的道德标准，追根寻源都是因为外国人。最先是占领的协约国联军，接着是俄国难民，然后是本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尽管他们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给了穆斯林，但他们仍在金角湾北部卖杜松子酒，表演卡巴莱歌舞。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常常分享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伊斯坦布尔是“拜占庭妓女”，把自己奉献给占领者，同时爱国者则迫不及待地想要拯救这个国家其余的地区，让它们脱离希腊人的魔掌。“拜占庭妓女”后来几乎成了这个城市的普通标签。

但是转变也正在悄悄地发生。文化的开放性、宗教信仰和道德自由兼容并蓄、容忍反差的现代性信仰，这些许多伊斯坦布尔人秉承的价值观随后被写进了土耳其共和国非正式的公共行为准则。毕竟今时不同往日，过去公众娱乐的生意一直由欧洲的表演家或穷困潦倒的俄国人控制，而现在新一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歌曲记录这个城市的黑暗面。

[1] Hemingway，“Hamid Bey，” Toronto Daily Star，Oct.9，1922，in Hemingway，Dateline：Toronto，220.

[2]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32.

[3] Carus Wilsonto father，July 19，1922，Carus Wilson Papers，IWM.

[4] 见the advertisements in Orient News，July 12，1919.

[5] Greer，Glories of Greece，319-20.

[6] 见the advertisement in Le Courier de Turquie，Apr.1，1919。

[7] Adil，Gardenbar Geceleri，7-8.

[8] 见advertisement in Le Courierde Turquie，Apr.1，1919.

[9] Adil，Garden-barGeceleri，25-27.

[10]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41.

[11] 引自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43.

[12]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2.

[13] Gritchenko，Deux ans à Constantinople，278-79.

[14] Musbah Haidar，Arabesque，98-100.

[15] Dunn，World Alive，287.

[16] 见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3；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9；Orient News，July 13，July 18，及July 29，1919。关于托马斯的传记The Black Russian细节，我要感谢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夫的潜心研究。

[17] Sperco，Turcs d’hieret d’aujourd’hui，143.

[18]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4.

[19]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4.

[20] Farson，Way of a Transgressor，470.

[21]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0.

[22] W.G.Tinckom-Fernandez，“Life is Less Hectic in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Times，July 8.1928.

[23]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4.

[24] Adil，Gardenbar Geceleri，20-23.

[25]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3-44.

[26]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Nov.7-20，1926，p.9，NARA，RG59，M353，Reel 75.Woodall，“Sensing the City，” chapter 4.

[27] Urgan，Bir Dinozorun Anɪlarɪ，155.

[28] DBIA，5：434.

[29] “Meyhaneler Çogalɪyor，” Cumhuriyet，Jan.12，1939.

[30] Evliya Çelebi，An Ottoman Traveller，20-21.

[31] Shaw，“Population of Istanbul，” 269.

[32] 回忆录里有两个讨论当地饮食的例子，这个例子提到的是贝希克塔什社区和巴拉特社区，见Mintzuri，Istanbul Anɪlarɪ，及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

[33] Balkanstaaten und Konstantinopel，222.

[34] Russell，Egyptian Service，239-40.

[35] Woodall，“Sensing the City，” 67-79.

[36] Ellison，An English woman in a Turkish Harem，17.

[37] Goodrich-Freer，Things Seen in Constantinople，19.

[38]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June28-July 11，1928，p.17，NARA，RG59，M353，Reel 76.

[39]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22.

[40] Mango，Atatürk，441.

[41] 见Wyers，“Wicked” Istanbul.我要感谢怀尔斯帮我理解了伊斯坦布尔从奥斯曼帝国直到共和国早期性交易的变迁。

[42] Duke，Passport to Paris，71.

[43] Commanding Officer to Senior US Naval Officer，Turkey，Feb.9，1919，Bristol Papers，LC，Box 1，File “February1919.”

[44] “British Forces in Turkey，Commander-in-Chief’s Despatch，Period 1920-1923，” p.8，NAUK，CAB 44/38；以及Harington to High Commissariatfor Refugees，League of Nations，July 14，1923，p.2，NAUK，FO286/800.

[45] Johnson，ed.，Constantinople To-Day，356-57.

[46] 引自Bali，Jews and Prostitution，27.

[47] Johnson，ed.，Constantinople To-Day，356-57.

[48] Medical Officer to Senior US Naval Officer Present inTurkey，Feb.25，1919，Bristol Papers，LC，Box 1，File “February 1919.”

[49] 见advertisements in Le Journal d’Orient，May 24，May 25，June 1，June 7，1919。

[50] Dunn，World Alive，288，420.

[51]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1-52.

[52] Bali，Jews and Prostitution，58-62.

[53] Adil，Gardenbar Geceleri，31-32.

[54] 引自Wyers，“Wicked” Istanbul，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