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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德罗莫斯·布多萨克斯-阿萨纳斯达蒂斯（Prodromos Bodosakis-Athanasiades）——通常称呼他布多萨克斯——身材苗条、穿着考究，蓄着小胡子、头顶渐秃，是一位温文尔雅、充满自信的希腊人。1919年，在局势尚未明朗，甚至奥斯曼财产档案还未厘清的情况下，他接管了原本属于欧洲卧车公司（Wagons-Lits company）的佩拉宫[1]。事实证明他这个时机把握得很好，英国军官、愤懑的奥斯曼士兵，以及法国和德国商贾，布多萨克斯迎来送往接待着八方来客。据传记作家齐亚·贝[2]回忆，佩拉宫迅速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寡廉鲜耻的黎凡特投机商在此设宴款待外国军官和商界人士，他们搂着堕落的俄国公主或者希腊、亚美尼亚小姐一起喝酒跳舞，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姑娘的德行比她们的衣衫还要单薄”。
布多萨克斯出生于希腊东正教社区的小康之家，勉强读完了小学。他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浪迹在地中海沿岸的两个区域商业中心，是阿达纳和梅尔辛一个小小的交易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他来到伊斯坦布尔，投身鱼龙混杂的航运与工业领域，成为战争年代创造重要纪录的企业家。布多萨克斯是奥斯曼国籍，在帝国境内活动相对自由，而且身为希腊人，他很快就融入了城里商界与金融精英的圈子。另外，布多萨克斯还有可用的家庭关系，他的岳父是一名奥地利工程师，与德国驻土耳其的军事特派团团长奥托·冯·桑德斯是亲戚。冯·桑德斯曾经协助指挥奥斯曼军队抗战，布多萨克斯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他作为部队军需官的供应商时的积累。即便是德国和土耳其战败后，尤其在这座满是外国士兵和移民的城市，认识重要人物仍是事业飞黄腾达的第一步。
布多萨克斯涉足多个不同的经济圈与政治圈。他八面玲珑，四处交涉磋商，生意因此一直繁荣兴旺。但是对许多当地的希腊人来说，协约国占领给伊斯坦布尔提出的未来问题远比答案更多。牧首虽然是希腊东正教教徒的精神领袖，但仍有源自雅典的政治权力——希腊本土政府和希腊王国——与之角逐，声明雅典的影响直达爱琴海东部。协约国之中，希腊的力量相对较小[3]：整支舰队几十艘军舰，只有四艘是希腊战船，巡逻队也仅有几名希腊步兵，还有一支科里特岛人的小分队负责保卫法纳尔的希腊牧首散区。然而希腊军队的存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它有关未来伊斯坦布尔古老的希腊社会与相对年轻的希腊国家之间的关系。
几十年前，希腊领土曾是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19世纪20年代，希腊本土人民起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操控，创建了独立的国家。虽然希腊革命与那个时代其他反帝运动——一群自由派政治家、夸张的浪漫主义者和期盼着脱离远地君主统治的投机家——没什么差别，但是欧洲支持者却认为他们是活生生的雅典昔日辉煌的继承人：整个西方文明高尚的、热爱自由的源泉。1832年，亲希腊精神——支持源自雅典的古希腊文化和政治事业——渗透欧洲各地，最终帮助希腊的革命分子实现了国家独立。后来这个新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不仅囊括了附近的希腊语区，还划入了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土耳其穆斯林居住的周边区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心如明镜，他知道英国和法国拉拢希腊加入协约国，是因为希腊在地中海的战略位置对协约国赢得巴尔干和近东战场的胜利至关重要。但他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的妹夫[4]，只能选择让希腊保持中立。随着战争创面持续扩大，德国的胜算越来越小，1917年，希腊议会的亲协约国派开始叫嚣，康斯坦丁一世被迫让位，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登基。康斯坦丁一世流亡海外，希腊最终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这场战争似乎为泛希腊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们实现弥足珍贵的“伟大理想”（Megali Idea）：在希腊国王的统领下，重夺伊斯坦布尔，重建拜占庭帝国的梦。
亚历山大国王背后的实权派是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为了让希腊参战，他曾经一手策划了王权更迭。韦尼泽洛斯既有远见，又很务实；他审时度势，确信协约国的胜利符合希腊的长远利益。希腊政府为了敦促奥斯曼帝国尽快割让领土，将占领区沿爱琴海海岸进一步延伸。1919年5月15日，韦尼泽洛斯指挥部队进军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港城士麦那（今伊兹密尔）。英国人与法国人心照不宣地默默提供支持，主要是因为另一个协约国意大利也在谋算奥斯曼的领土，他们不想让这个城市落入意大利的口袋。但与协约国军队抵达伊斯坦布尔不同，希腊入侵士麦那是一场灾难。当地的穆斯林奋起抗击占领者，整座城市完全失控。店铺被洗劫一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等宗教群体暴力冲突不断，希腊士兵不得不实施强制戒严。
对当地的希腊人以及希腊国人民而言，占领士麦那都是一场胜利，是迈向“伟大理想”的第一步。（事实上，当时士麦那的希腊人口比雅典的还要多。）士麦那被占领的消息[5]刚传到伊斯坦布尔，佩拉区的大街上就挂起了蓝白相间的希腊王国国旗，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还揭开了一幅韦尼泽洛斯的巨幅画像。然而这在土耳其穆斯林的眼里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悲剧。现在不仅帝国首都由协约国管制，希腊还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占领了奥斯曼最重要的爱琴海港口。与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米恩部队不同，希腊人似乎不只想担当管理者而是抱定决心要吞掉战利品。
当布多萨克斯正在尾随希腊的脚步，权衡自己可能的未来之时，奥斯曼战地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也启程前往安纳托利亚。他赶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1918年11月13日，协约国舰队抵港的那一刻——到达伊斯坦布尔；次年5月16日，也就是希腊军占领士麦那的第二天，他又动身去了萨姆松。在这两件大事的刺激下，他在东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穆斯塔法·凯末尔放弃了军队巡回检查的借口，他开始号召对现状不满的军官和战地部队一致对抗伊斯坦布尔政府的不作为。到达萨姆松的短短几个月，凯末尔就让奥斯曼军官阶层的同僚们活跃了起来。他还在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协办了两次大规模的代表大会，军队代表以及其他反对占领的支持者济济一堂。代表大会谴责希腊入侵，宣告成立民族军抵抗协约国占领。1919年底，凯末尔在安卡拉建立了指挥部。这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小镇距离协约国军队驻地足够远，适宜防守，而且有火车站，也方便联系停战后正在重新集结的奥斯曼军队残余力量。除了复杂的战略与政治环境，穆斯塔法·凯末尔日益壮大的军队更是协约国始料未及的新挑战。
安卡拉现在成了伊斯坦布尔对阵的敌手，协约国观察员用“凯末尔主义”或者土耳其民族主义来形容这些日渐壮大的抵抗运动。20世纪初，统一进步党就曾经提出一个理念，指出土耳其人代表的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而不只是多民族帝国统治精英的一分子。后来穆斯塔法·凯末尔掌权，抵制占领、鞭策软弱的苏丹等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纲领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凯末尔主义者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东部，他们向该地区战时被统一进步党驱逐后又折返的亚美尼亚人和其他武装组织发动攻击。接下来的一年半，暴力逐渐向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西部扩散。希腊军队撤出了士麦那周围的飞地，扩大了爱琴海沿岸的控制区域。苏丹政府无能为力，只能旁观着事态发展。虽然穆罕默德六世仍是伊斯坦布尔和整个帝国的合法君王，但他也只能默默看着他的官兵在没有王室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自发组织保卫祖国。穆斯林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很快从四面八方涌向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军火库失窃以及凯末尔主义者偷运枪支的事件与日俱增。
1920年春，软弱的奥斯曼帝国议会还在勉力维持，但立场却始终摇摆不定，一边暗中支持凯末尔主义者，一边似乎又默许协约国的权力，而协约国当局也投桃报李，承认苏丹和帝国议会仍是帝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然而，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偏向性十分明显。1920年2月[6]，约十五万人在苏丹艾哈迈德行政区举行集会，要求土耳其腹地在保证控制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国家统一。当月，帝国议会前所未有地大胆行动，通过了史称《国民公约》（National Pact）的宣言。这份宣言陈述了奥斯曼帝国针对协约国提出的核心要求，从主张苏丹国家的自由独立，到坚持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未来地位问题必须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最关键的是，这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签发的第一份文件[7]，使用土耳其（Türkiye）这个词来称呼曾经闻名于世的奥斯曼帝国。
协约国眼见骚乱日盛——而且担心苏丹政府、凯末尔主义者和伊斯坦布尔人最终会齐心协力反抗占领——于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920年3月16日，米恩上将下令伊斯坦布尔全城实行军事管制，这是自1918年以来协约国部队针对自身地位的一次技术变革。此举并未经过《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的认可，新的部署要求所有的民用机构和军事机构都必须接受协约国的监督。佩拉大街巡逻的英国士兵可以佩戴并随时拔出刺刀。尽管他们随时准备[8]应对抵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协约国的警卫队也只是在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门外站岗。当地的警察和军队[9]被解除了武装。边远村落藏匿的武器被搜缴。几批不配合的奥斯曼官老爷被送去了受英国控制的马耳他。
占领仿佛天经地义，佩拉宫的酒吧流言四起[10]，法国人把这些计划秘密报给了奥斯曼的上层官员，让他们尽早离开伊斯坦布尔，不要等着英国人的逮捕或驱逐。但这其实是个草率又鲁莽的决定。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的同伴现在终于可以证明，他们是国家政府真正的唯一的代表，因为苏丹对协约国联军正式占领首都的行为无动于衷。次月，民族主义者在安卡拉成立大国民议会，其中还有一些代表来自伊斯坦布尔解散的奥斯曼帝国议会。穆斯塔法·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议长，真正成为这个尚未被承认的国家的政府首脑。大国民议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声称原本无意废黜苏丹，但是1908年，统一进步党企图从政治体系内部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失败后，既有政权与所谓的拯救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所以安卡拉大会决议指示[11]，所有质疑大国民议会合法性的人都必须处决。不久，苏丹也宣告对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他最亲密的支持者执行同样的惩罚。
由于土耳其穆斯林统一战线造成的威胁，协约国接管了伊斯坦布尔。但是不到一个月，多方僵持的多民族内战似乎就已迫在眉睫。奥斯曼帝国的保皇派指责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土耳其士兵攻击宗教少数派，认为所有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是协约国占领的潜在支持者；希腊军队与持械的土耳其人发生冲突；土匪和地方军阀则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
千里之外，外交官们正在巴黎市郊的色佛尔举行会谈，他们打算把千疮百孔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转变为一纸永久和约。1920年5月，协约国的谈判代表向奥斯曼官员提出了和平条约的最终草案，所列的条款触目惊心。这份和约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为法国人和英国人统治这些区域的托管制度铺平了道路。东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被一分为二，成为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和后来的库尔德斯坦。埃及和塞浦路斯也摆脱了奥斯曼的统治。士麦那附近的部分爱琴海海岸线被割让给希腊。伊斯坦布尔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则交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希腊、美国等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
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官员力劝谈判代表不要一一详述这些安排。美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高级专员马克·布里斯托尔上将为此还发出了大量电报与备忘录，他认为瓜分该国会激化当地人民对占领的抵触情绪，为民族主义者统战联盟提供另一个具体的理由，这样做还隐晦地表达了英国才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甚至没有顾及其他协约国的感受以及对土耳其人造成的伤害。“美国加入这场战争后，牺牲了多少生命，投入了多少资金，才战胜了德国帝国主义，”[12]布里斯托尔在佩拉宫隔壁的办公室里给华盛顿写信，“我现在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英国这种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然而，协约国的谈判代表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和谈就是一盘争上游的游戏。考虑到安纳托利亚快速变化的军事形势，他们起草的和约条款实际毫无意义。昔日的奥斯曼帝国现在正在任由希腊宰割，扭转这一局势似乎希望渺茫。谈判代表推断，最好的结果就是和约至少能让奥斯曼帝国有序解体，让分割的各个部分接受某种国际祝福。
1920年8月，苏丹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项交易。尽管协约国占领是帝国分裂的实际原因，但《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却是法理上的始作俑者。奥斯曼帝国和五百多年前的拜占庭帝国命数相似，现在基本被削弱为欧洲边缘一支微不足道的非军事力量。《色佛尔条约》的新闻印证了布里斯托尔等人的预言。一方面，奥斯曼官员交出了帝国版图的边远地区——比如，放弃了阿拉伯诸省——另一方面，他们还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同意割让安纳托利亚，撤除对伊斯坦布尔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地方控制。协约国从此不再是争取从休战状态向和平平缓过渡的临时占领者，他们变成了贪婪的胜利者，伴着苏丹的祷告一拥而上瓜分战利品。
外交官们在谈判桌前热烈讨论着领土划分、国际授权、有序的人口流动，并且重新起草了治理改革的方案，可是他们对奥斯曼国内的风云涌动却毫不知情。《色佛尔条约》签署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支持者更加大胆，更加确信他们事业目标的正义性。希腊军队持续为进，他们从士麦那出发，沿爱琴海海岸北上，经色雷斯直逼伊斯坦布尔。和约尚未全面履行，各方——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以及土耳其——互不相让，都在努力制造既成事实。然而，结局忽生大变，三百多英里开外，雅典周边的某个花园里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猴子咬人事件，这一事件让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变得悬而未决。
许多人认为在这个复杂的王权更替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事件是某种离奇的宇宙正义。1920年10月初，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这个曾经把自己的父亲赶下王位的君主，指引他的王国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现在还督促着希腊部队向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进军——正牵着他的德国牧羊犬在雅典郊外的皇家庄园散步，一路上他的牧羊犬总是追着宫廷园丁的一只无尾猕猴不放，结果另一只赶来帮忙的猕猴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并未在意，可是几天后，国王伤口感染，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
“毫不夸张地说，一百万人之中，有四分之一死于无尾猕猴的咬伤”[13]。温斯顿·丘吉尔随后评论道，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巨大，亚历山大大帝一死，1917年宫廷政变的失败者名正言顺地迎回了流亡中的康斯坦丁一世。政府换届选举，首相韦尼泽洛斯下台，缺席了接下来的政治谈判。这场雅典风暴波及了整个爱琴海，但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康斯坦丁一世意外回归，政局发生了山崩地裂的剧变，希腊军队顺势放缓了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前进的脚步；抢占爱琴海海岸和东色雷斯，迫使其他协约国把伊斯坦布尔交给希腊政府的宏伟计划甚至都搁置了。但是值此关键时刻，英国这个主要占领权国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英国人也有相当程度的伊斯兰恐惧症和亲希腊精神，他们广泛认同希腊的野心，暗示康斯坦丁一世应完成亚历山大一世和韦尼泽洛斯未竟的事业。现在，正式的和约——《色佛尔条约》——就位，伦敦立即派遣新的司令官查尔斯·哈林顿（Charles Harington）将军接替米恩将军，落实苏丹政府批准的条款。相比之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行事显得小心谨慎，面对亲德的康斯坦丁政权的回归，他们开始撤回对希腊的支持。协约国内部的这些分歧为复位的希腊君主壮了胆，他渴望通过打赢另一场战争来展现自己获取和平的能力。雅典的报纸[14]登载了几幅图片，图中康斯坦丁一世杀死了土耳其巨龙，大踏步进入了翻造后的君士坦丁堡，而这个城市名称恰好也和他的名字同源，都来自过世多年的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现在多了一项任务：防止希腊部队迫近安纳托利亚中部腹地，阻止他们向安卡拉进军，逐步把他们逼回爱琴海海岸。1921年1月，凯末尔军队在天才战术家伊斯麦特·贝的指挥下，与希腊军队在马尔马拉海以南的伊诺努（Inönü）交手，首战告捷。4月，土耳其在同一地点又赢得了另一场胜利。夏末，希腊军队主动在安卡拉附近的萨卡里亚河（Sakarya River）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是也被击退了。
土耳其战士开始认为这次冲突是他们解放的战争——讽刺的是，他们追随的榜样，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等非土耳其人都获得了自由，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而萨卡里亚河战役是此轮斗争的重大契机，这场胜利还把穆斯塔法·凯末尔从原来土耳其军总司令的位置推上了无可匹敌的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的高位。凯末尔机谋巧断，智胜了战功彪炳的卡森·卡拉贝科（Kâzɪm Karabekir）将军和其他潜在竞争者，卡拉贝科将军资历过人，不仅是当时伊斯坦布尔知名的精英人士，也是经验丰富、功勋卓著的战地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升任元帅后，获尊称加齐（gazi），这个称谓从前只授予最杰出的伊斯兰圣斗士。1921年，一位土耳其观察家评述1683年侵略欧洲的奥斯曼帝国盛世时说，“这场始于维也纳的撤退238年后终于停止了”[15]。
英国外交官拼命想挽回《色佛尔条约》，但是面对这场演变的暴力冲突，大多数协约国都四下退散，成了作壁上观的看客。协约国维持占领的成本超出了它们能获取的战略利益。1921年夏，意大利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单独缔约，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了部队。10月，法国人也撤军了。次年夏末，土耳其民族军开始进攻剩余的希腊阵地，矛头直指希腊人三年前攻陷的士麦那的主要堡垒。两支军队的兵力大体相当[16]，大约22.5万名希腊士兵对战20.8万名土耳其军士，但是希腊军队此时孤立无援，炮台几乎散布在整个安纳托利亚的前线，背后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希腊军队的人马逃向了爱琴海海岸，他们屠戮村庄，烧毁农田，推倒宣礼塔。“自占领士麦那以来，希腊人犯下的滔天罪行[17]超越了迄今为止史册记载的所有类似的犯罪，”一份土耳其报告断言，“希腊国希腊人的野蛮行径以及一小撮本土希腊人助纣为虐的行为都是处心积虑的阴谋，是对各方面希腊军队指挥官命令的贯彻执行，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
只几天工夫，土耳其军就兵临士麦那。1922年9月9日，土耳其民族军昂首阔步地进了城，开始驱赶残余的外国军队。当地的希腊东正教教徒担心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穆斯林邻居报复，纷纷加入了撤退的希腊行伍。码头挤满了难民，暴徒控制了街道[18]。在土耳其指挥官的煽动下，城里的希腊大主教被一伙穆斯林以私刑处死。士麦那的亚美尼亚居民区突然起火[19]，并且迅速蔓延到其他街区，这场冲天大火熊熊燃烧，整片海都被映照成了铮亮的铜黄色，越来越多的人向海滨跑去。人们惊恐万状，场面一片混乱，数千人还没等到希腊等协约国运送幸存者返回希腊本土的船只抵达就已死去。以世代生活在士麦那的希腊东正教教徒和亚美尼亚家庭为主的大约213000人[20]永远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四分之三的城区变为废墟[21]。
士麦那灾难的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当地人和协约国无不担心同样的灾祸也会降临这座古老的都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发动一轮攻击，城里的少数族裔立马乱作一团，全部逃离，协约国也跟着飞奔而去。“一想起士麦那的遭遇……外国人就精神紧张”[22]，欧内斯特·海明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说：“都预订了近几周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列车。”土耳其穆斯林高喊着“打倒英国人”的口号沿街游行[23]，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肖像出现在城中所有穆斯林聚集的地区。希腊商店曾用来装饰铺面的希腊国旗以及蓝白相间的飘带全都消失了。“眼下，对未来的恐惧重重地压在这群可怜人的心头，”[24]一名英军中尉在家书中写道，“如果我们离开了，他们将会有怎样的遭遇？”
就在一年前，士麦那的希腊军还未失守，伊斯坦布尔的联军统帅曾经下达过一项指令，提醒土耳其士兵碰见协约国部队身穿制服的军官行礼致敬，联军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25]来研究协约国军官是否需要回礼的问题。而今，权力旁落，土耳其人控制了局面，英军司令哈林顿将军向伊斯坦布尔民众发表声明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但是收效甚微。人们私藏枪支、袭击协约国部队、破坏电话电报线路、收取联军失窃的物品，或者“其他任何有损协约国利益或危及协约国安全的行为和事件”一经定罪，均可判处死刑[26]。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判决会被执行。
英国人在日渐缩减的多国部队中仍是领导力量，面临着占领权国共同的困境。他们友好的本地伙伴——苏丹——不再受当地人民拥戴，而民心所向的队伍——凯末尔主义者——却计划着进军伊斯坦布尔，赶走占领者。穆罕默德六世和他身边的阁僚谋士都软弱无力，不得人心。他们忍气吞声地看着希腊占领士麦那，接受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他们一次次的屈膝低首削弱了奥斯曼帝国旧政权的威望，降低了这个权力集团作为未来伊斯坦布尔后占领时期政府的可信度。协约国已经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反攻士麦那之前[27]，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唯一一个奥斯曼政府地方军队在兵力上超过民族军的城市：1200个奥斯曼士兵比1000个凯末尔主义者的差距。然而，几个月后，支持凯末尔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22年9月下旬，刚刚结束士麦那战斗的土耳其民族军凯旋，进入了协约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划设的中立区。英军和土耳其民族军在各自盘踞的阵地上都摆开了战斗的架势，抨击对方的行为危及了停战协定，这样的对峙持续了近四年的时间。“我知道如果有人开始清洗步枪，就意味着另一场欧洲战争要开打了！！！”[28]威尔士卫队军官比利·福克斯-皮特（Billy Fox-Pitt）趴在战壕里写道。
英国政府打算和民族主义者决一高下，他们命令哈林顿将军立即备战，但是哈林顿虚与委蛇，假意忽略了他接到的这些直接的命令。他按原定计划前往马尔马拉海边的小镇穆达尼亚（Mudanya），会见土耳其的谈判代表。根据当前急剧变化的军事形势，起草了一份新的协议。“这份协议本着平等磋商的前提[29]，旨在解决协约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战与和的问题。”《每日邮报》负责报道此次会谈的记者G.沃德·普赖斯写道。英国代表团乘坐的旗舰“铁公爵”号靠岸，土耳其代表在伊诺努抗击希腊人的战斗英雄伊斯麦特的带领下也同期抵达，伊斯麦特现在成了凯末尔麾下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位列帕夏，授上将衔。1922年10月11日，穆达尼亚狂风乱作，大雨倾盆，哈林顿和伊斯麦特·帕夏草拟了一份协定，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保护了伊斯坦布尔免受破坏。
《穆达尼亚协定》要求希腊军队从东色雷斯撤离，交由大国民议会的兵士接管，这一文件实质上为土耳其军队包围伊斯坦布尔提供了一种和平有序方式。1922年的《穆达尼亚协定》在许多方面推翻了1918年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协约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无可维系，土耳其人目前占据了影响最终和约条款的有利位置。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很久未曾出现过真英雄的城市，哈林顿与伊斯麦特的明智之举避免了伊斯坦布尔重演士麦那的惨剧。《色佛尔条约》——签署但从未执行——现在没用了，伊斯坦布尔的哈林顿以及远方的协约国外交官开始盘算一系列新问题：过去三年，凯末尔主义者从安纳托利亚出发，一直稳步西进，协约国该以何种姿态结束占领，把城市的控制权移交给这些实际的统治者。哈林顿几乎刚一离开穆达尼亚、返回伊斯坦布尔，就要面对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直接冲突，这位他一度尽力支持的统治者现在四面楚歌。
查尔斯·哈林顿将军——或者用他家喻户晓的名字蒂姆——是一位头脑冷静的职业军人，与他的前辈米恩将军一样身经百战。但他们两个人的差别在于，米恩代表英国和协约国监管着奥斯曼帝国首都，而哈林顿的任务则是想出交还伊斯坦布尔的办法。
哈林顿出席正式场合总是腰系武装带，身着缎带装饰的束腰外衣，还有轻便的手杖和笔直的小胡须，这些都凸显了他有担当又果敢的军人形象。他受训于桑德赫斯特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Sandhurst），布尔战争（Boer War）时曾在国王乔治五世率领的军团里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温斯顿·丘吉尔亲自任命他为英国的陆军大臣，派驻伊斯坦布尔斡旋处理各方的微妙关系。哈林顿在城内外国人和非穆斯林之中的名声极好，据说他应对剧变和凶险总是泰然自若。
“生活还要愉快地继续，尤其是在夜晚。”[30]哈林顿在他的自传里回忆道。阅兵游行的重点是步兵分列式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舰船鸣放的礼炮。英国人在国王乔治五世的生日当天会为国王的健康举杯祝酒，每逢周末还会举办七人制的橄榄球比赛。“每个人都很了不起：狩猎、马球、射击、钓鱼、快艇、高尔夫、板球、曲棍球、网球、壁球，等等，享受一个好的俱乐部和好的咖啡馆。”[31]在欧洲郊外的马斯拉克猎犬撒欢儿奔跑[32]，与其他小动物追逐嬉戏。小熊[33]米苏（Mishu）被英国士兵从高加索山区救回来，它精彩的杂技表演常常逗得士兵们哈哈大笑。圣诞节的时候，士官们喂米苏喝下一杯波特酒，它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围栏没走几步就一头栽进了海里。后来，渔民们从激流中把它打捞起来，与这只奇怪的动物面面相觑。
但协约国占领者与苏丹一样，都时日无多。“协约国政府当务之急，”[34]G.沃德·普赖斯报道，“是尽量在不蒙羞的情况下从土耳其撤军。”有关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最终地位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外加苏丹政府在色佛尔被迫接受的毁灭性条款，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催生了安纳托利亚的骚乱。英国支持了康斯坦丁一世的妄为，封死了士麦那的后路。
土耳其民族政府目前的站位极为有利，不论是领土控制，还是已展示的军事实力均表明了自身优势。土耳其士兵在伊斯坦布尔的东西两侧安营扎寨，协约国的制海权现在是他们武力夺城的唯一障碍。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也愈发自信，即使尚未得到任何大国的承认，但已经表现得像是一个真正治理国家的、自信的议会了。大国民议会补发了声明，宣布从协约国取得控制权的那一刻起，伊斯坦布尔已经不再是国家的首都。1922年11月4日[35]，大国民议会的代表勒费·帕夏（Refet Pasha）抵达伊斯坦布尔，向协约国转达了议会命他接管宪兵和警察、海关大楼、公共卫生等市政事务的消息。协约国官员虽然对自身权力的迅速销蚀表示失望，但也无力阻止，因为城市周围驻扎着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军队，而且他们的存在受到《穆达尼亚协定》的保护。“民族主义者目前采取的措施仅仅在于逐步抽空我们的控制，让我们的占领沦为一场闹剧。”[36]一位英国官员在发往伦敦的电报说道。
勒费·帕夏想要做的正是遵照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意思行事，“我们突然醒悟，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这真是吓了一跳。”[37]哈林顿说道。没过几天安卡拉政府开始对国家进行彻底整顿。苏丹曾经默许占领，签署条约，把国家领土拱手让与希腊和协约国，后来又毫无助益地看着民族将士冲锋陷阵，击退希腊入侵者。现在，君主制被正式废除，新兴的土耳其是一个共和国。
穆罕默德六世躲在耶尔德兹宫里闭门不出，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特殊问题。1922年11月16日，从协约国部队最初上岸的那一天算起，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四年，哈林顿将军接待了苏丹王室乐队首席指挥的到访。他知道这位指挥大师不仅是宫廷音乐家，实际上还是苏丹推心置腹的亲信，他的拜访一定会带来爆炸性的新闻。苏丹听说大国民议会刚刚宣布结束君主制，深信自己有生命危险，认为对方计划在下次聚礼时谋害他。凯末尔主义者已经裭夺了他苏丹的王位，现在他很担心他们会进一步除掉他。
哈林顿意识到，这个消息如果属实，必将是占领期的紧要关头，也会是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他坚持要看到苏丹的书面请求。于是几天后，乐队指挥又送来了一张字条。“考虑到我在君士坦丁堡的境况危如累卵，”[38]穆罕默德写道，“特向英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请求尽快将我从君士坦丁堡转移至他地。”哈林顿和他的高级幕僚决定临危受命，抓住这次外国势力未来五个世纪都不敢奢望的机会：他们打算绑架——根据君王本人的请求——这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哈林顿与一小群指挥官秘密筹划了一个把穆罕默德诱拐出城的大胆计划。
11月17日，周五清晨，哈林顿将军四点起床，几口就吞下了早餐的熏肉和鸡蛋。伊斯坦布尔此时正值深秋，天空还飘洒着小雨，掷弹卫队的官兵牢骚满腹，因为他们接到哈林顿的通知，命令他们黎明时分在靠近耶尔德兹宫的兵营小院进行一次演习。六点钟左右，苏丹和他的儿子带着一小群仆役来花园散步，当他们走到花园和兵营小院毗邻的地方，仆役突然打开了后门，训练的卫兵一眼就能看清花园的情况。
一队选定的英国士兵早已收到任务简报，他们很快就把苏丹及其随从五花大绑，塞进了两辆等待的救护车，迅速离开了练兵场，还有一组机枪手殿后掩护车队离开，而其余的掷弹兵只能目瞪口呆地立在原地。救护车全速冲下山坡，停在了多尔玛巴赫切宫门前的码头。据说一支英国海军小分队晨练时分就已在岸边静候。
苏丹被安全送上了船，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下游较远的一家造船厂，哈林顿正站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穆罕默德六世在英军司令的陪伴下最后一次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他独自启程，搭乘英国战舰“马来亚”号（Malaya）开始了漫长的自愿流亡之旅。哈林顿原本以为苏丹会赠送一个小礼物来纪念这一重大事件——或许是鼻烟壶——但是没想到穆罕默德六世却委托他照顾留在王宫的五位妻子。从那以后，哈林顿就成了苏丹与其家人之间的信使，他们一家最终团聚[39]在倒台君主和昔日贵族的避风港——意属里维埃拉（Riviera）的圣雷莫（San Remo）。
周五当天，数千人如往常一般赶来参加聚礼。耐心等候着苏丹礼队的出现，可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人群渐渐散去，他们不明白统治者为何缺席周五这样重大的仪式。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苏丹弃伊斯坦布尔于不顾，离开了奥斯曼帝国。几天后，大国民议会推选穆罕默德六世的表弟、王储迈吉德二世（Abdülmecid）为哈里发，但是没有给他加冕苏丹的头衔。全球伊斯兰教的领袖和帝国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了分离。奥斯曼王室治理帝国600多年，统治伊斯坦布尔469年，现在退出了历史舞台，末代苏丹也沦为难民。
[1] Çelik，Tepebasɪ，174.
[2]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2.
[3] Mango，Atatürk，198.
[4] Finefrock，“Ataturk，Lloyd George and the Megali Idea，” D1049.
[5]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59.
[6] Mango，Atatürk，266；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9.
[7] Mango，Atatürk，269.
[8] Letter of Mar.24，1920，Wethered Papers，IWM.参见Garner Papers，IWM.
[9] Edmonds，Occupation of Constantinople，12.
[10] Dunn，World Alive，285-86.
[11] Mango，Atatürk，279.
[12]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May 7，1920，pp.1-2，NARA，RG59，M353，Reel 21.
[13] Winston S.Churchill，The Aftermath，引自Fromkin，A Peace to End All Peace，432.
[14] Finefrock，“Ataturk，Lloyd George and the Megali Idea，” D1049，D1053.希腊的民族分子曾经力劝康斯坦丁一世加冕为君士坦丁十二世，从而表明他的王朝与拜占庭帝国的某种联系，事实上这两个家族完全扯不上关系。
[15] 引自Hasan Kayalɪ，“The Struggle forIndependence，” in Kasaba，ed.，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138.
[16] Mango，Atatürk，338.
[17] Second Section of the General Staff，Greek Atrocities in Asia Minor，First Part，1.
[18] Mango，Atatürk，345.
[19]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128.
[20] Mango，Atatürk，346.
[21] Mango，Atatürk，345.
[22] Hemingway，“British Can Save Constantinople，” Toronto Daily Star，Sept.30，1922，reproduced in Hemingway，Dateline：Toronto，211.
[23] Fox-Pitt to mother，Oct.7，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24] Carus Wilson to father，Oct.17，1922，Carus Wilson Papers，IWM.
[25] 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76.
[26] “To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f Constantinople，” Greco-Turkish War Intelligence Reports，1922-1923，IWM.
[27] “Comparative Table of Dispositions of Ottoman Forces During the Main Phases of theNationalist Movement，” Greco-Turkish War Intelligence Reports，1922-1923，IWM.
[28] Fox-Pitt to mother，Oct.7，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29]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132-33.
[30]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6.
[31]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6.
[32]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74.
[33]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74.
[34]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136.
[35] Memofrom British Delegation，Istanbul，Nov.22，1922，NAUK，FO 839/2.
[36] Henderson to Foreign Office，Nov.24，1922，p.1，NAUK，FO 839/2.
[37] Haringt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Oct.1923，p.4，NAUK，CAB 44/38.
[38] 引自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25，129.我描写的苏丹离开王宫的故事是基于哈林顿的记述，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30-31；以及Fox-Pitt to mother，Nov.10，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39]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