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巴以地区

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圣萨巴修道院，1994年10月24日

我又一次住在了一间空荡荡的小屋子里，四周是白色的墙壁与蓝色的墙裙。我又一次透过窗户听到细微渺茫的声响，修士们轻声谈话，钟声不时敲响，修士服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在我隔壁的阳台上，一个蓄着短须和长发、戴高筒帽、穿黑袍的人——是修道院的厨师格里高利神父——正往他的罗勒花盆里浇水，照料他的橘子树。不远处有一只八哥在笼子里叽叽喳喳。这里可以是阿索斯山，事实上，一张圣山风景的石版画就被裱在外面走廊的墙上。但只要瞥一眼我房间对面的峭壁上裸露的岩壁，就会发现这座修道院确凿无疑地坐落在朱迪亚荒原中，离爱琴海寒凉的海水有千里之遥。

这是约翰·莫斯克斯当年遁入教门的荒漠，也是他度过大部分修士生涯的地方，《精神草地》里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关于住在这些荒山上的修士的。在读了这么多关于朱迪亚的沙漠教父的故事后，终于看到了孕育出这些传奇的严酷环境，这感觉有些奇异。更奇异的是，现在居住在这片圣地上的修士们，在谈话中仍然流露出当年沙漠教父们的迷信、偏见和恐惧，而他们所居的修道院是圣地的古代修道院中唯一一个时至今日还在运转的。当我在伦敦灰蒙蒙的天空下第一次读到有关魔鬼和恶魔、神示^[1]与奇迹的故事时，觉得它们荒唐可笑，但当我昨夜在星光下，望着悬崖峭壁上布满的古代隐修士和圣徒曾栖身的房屋时，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确实很可信。

“你看那边！”负责接待访客的狄奥芬内斯神父身材高大、面容憔悴，他的手挥向我们脚下黑暗的岩石峡谷，“那就是毁灭之谷。可怕的审判之谷。”

在我们下方，圣萨巴修道院的建筑逐渐隐没在由小礼拜堂、修士的居所和祈祷室形成的涟漪之中，每一层都像马蜂窝一样悬挂在岩壁表面的岩架上。对面，峭壁的顶端在最后一缕暮光中染上了一层几乎非自然的红色。岩壁上布满了洞穴，在拜占庭时代，那些洞穴都是修士们居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全部荒废了。

“很漂亮。”我说。

“漂亮？”狄奥芬内斯神父惊讶地问道，衣服因动作而沙沙作响，“漂亮？你看见峡谷底下了吗？那条河？现在它只是从耶路撒冷流过来的污水。但到了末日审判那天，它就是血之河将要奔流的地方。里面会漂满共济会员、妓女和异端：新教徒、分裂派、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你要再来一点茴香酒吗？”

“好的，谢谢。”

神父住了口，往一只小玻璃杯里倒了一点烈酒。当我把它干了之后，他又接着说他的启示录：“先下地狱的将是一支由全体罗马教皇组成的队列，然后是他们的爪牙，共济会的副主席们。”

“你的意思是，教皇是共济会员？”

“共济会员？他是共济会的主席。这事大家都知道。每天早晨他都要朝拜魔鬼，魔鬼化身成一个长着山羊头的裸女。”

“其实，我是天主教徒来着。”

“那么，”狄奥芬内斯说，“除非你皈依正教，否则你也要跟着你的教皇沿着山谷穿过烈火。到那时我们就会在这个阳台上看着你。但那时救你显然为时已晚了。”

我笑了，但狄奥芬内斯神父正说得上头，显然没有开玩笑的心情。“谁也不知道那天会是什么样子，”他严肃地摇摇头，“但我们的一些正教神父已经得到了神示。基督的宝座上将要降下火焰——永不熄灭的可怕的火焰，就像圣像上画的那样。圣徒们——那些将要被拯救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正教徒——将飞向空中与基督相会。但罪人和一切非正教徒会从选民的队列中被剔除出去。要下地狱的人会被恶魔推搡着穿过火焰，从约沙法谷（Valley of Josephat）下来，经过这里——就是如今那些徒步旅行的以色列人走的路线——下到地狱之门。”

“在附近吗？”

“对，”狄奥芬内斯捋着胡子说，“地狱之门将会在死海附近打开。”

“《圣经》里写的？”

“当然，”狄奥芬内斯说，“我和你讲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在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抵达圣萨巴的大拉伏拉。这里离贝鲁特不到三百英里，但这是在中东，我绕路从大马士革和安曼走，三天半马不停蹄地赶了六百英里的路才到达这里。昨天中午我才最终越过约旦进入巴勒斯坦地区。

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大捷后，从约旦人手中夺取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为了在犹太国和与其敌对的阿拉伯邻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东耶路撒冷被吞并，约旦河西岸则被以色列军事占领。此后，以色列不顾国际法，在这两个地区进行了殖民行动：他们在占领区建立了约一百五十个犹太人定居点，其中有约二十八万以色列定居者（包括生活在东耶路撒冷的十三万定居者）。军事当局还侵占了约旦河西岸80%的水资源，其中大部分现在通过管道向南输送到以色列。

巴勒斯坦大起义使这一辽阔土地为人熟知，关于它的画面每晚都会在全世界的客厅里播出，成为无数巴以冲突事件的背景板。尽管有磕磕绊绊的和平进程，以及一些阿拉伯城镇被移交给了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当局，但这一地区就像波斯尼亚和卢旺达一样，似乎仍然与暴力、难民营和军队巡逻密不可分。

因此，当第一次离开杰里科的小绿洲，出租车爬过这一大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经过贝都因人的营地，经过他们的羊群和鸡群时，你就会发现约旦河西岸干枯的石质山丘的惊人之处。许多山谷刚开始看起来空空荡荡：干燥的山丘上，苍白的岩石如同菲塔奶酪一般散落在灌木丛中。但当你沿着山坡蜿蜒而下，种种事物便在冬季稀薄的日光下现出形来：被一小片柏树林掩盖的农场石屋顶，被废弃的商旅驿站的圆顶，已成遗迹的清真寺的宣礼塔，绵延起伏的山坡，上面是新近收割过的橄榄树林。这是一派熟悉的地中海风景，许多托斯卡纳风景画的背景里也有这样的橄榄树林，往前一千年，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里的镶嵌风景画上也有。

沿途古老的巴勒斯坦村庄是用蜂蜜色的石灰岩建成的，这种石灰岩的颜色会随着天光而改变。牧童领着羊群走进山谷，穿戴着全套的杰拉巴和卡菲耶的老人在藤蔓架的阴影里抽水烟。咖啡馆里飘着烤肉串的木炭味和土耳其咖啡温热甜蜜的气息。乍一看，当代约旦河西岸的景象更接近大卫·罗伯茨笔下十九世纪中期的巴勒斯坦，而不是电视上那些由难民和铁丝网构成的令人痛心的画面。

尽管风景宜人，但冲突的迹象仍然存在。有些谷底原本应当种着玉米，但现在是联合国的难民营，里面住着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被逐出故土的巴勒斯坦人：巨大、肮脏得令人震惊的棚户区，周围是军队的瞭望塔和泛光灯。难民营上面是新建的以色列人定居点，现代化的城郊住宅区由一排排粉刷过的独立平房组成，长长的太阳能板在屋顶上闪闪发光。不同的两群人，被层层的铁丝网和一个小小的法律地位问题分隔开来：以色列定居者有枪，在选举中拥有投票权，享受以色列的民事司法服务，可以参军，而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不得拥有任何种类的武器，不得在以色列选举中投票，必须服从军事法庭武断而轻蔑的裁决。

最大的以色列人定居点叫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由一圈混凝土碉堡、起重机和盖了一半的公寓楼组成，这个地方曾经矗立着拜占庭的圣马蒂乌斯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Martyrius）。目前这里居住着三万名以色列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的新移民——尽管有和平进程的目标，以色列人还是宣布要在未来十年内使该镇的人口翻一倍。定居点周围是一圈带电铁丝网。上面是几座相同的蛋盒式房屋：米尔顿凯恩斯^[2]被搬到了中世纪意大利湿壁画上的风景里。

道路在马阿勒阿杜明分成两条。主干线直通耶路撒冷。小路则坑坑洼洼，无人管理，一路蜿蜒向南。我们沿着这条小路颠簸了几英里后，到了一处可以俯瞰凯德罗山谷（Valley of Kedron）悬崖的岩架上。这是一条由风蚀白垩质岩石组成的峡谷，幽深而干旱。峡谷尽头矗立着一座带穹顶的希腊东正教堂，四周是高耸的围墙。我心下明白，在我于巴勒斯坦做任何事之前，在去圣萨巴修道院落脚之前，必须先来这里朝圣。

司机把车停在门楼前，我拉了拉铃绳。远处响起铃声，但无人出现。我又拉了一次，不一会儿，一个修女戴着头巾的脑袋探了出来，带着怀疑的神色从栏杆上往下窥视，她用希腊语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解释了我的来意。几分钟后，门闩嘎吱嘎吱地响起来，巨大的黑色大门打开了。

院子尽头是一座金光闪闪的新教堂，有一个八角形的穹顶、一座钟楼和红瓦屋顶，教堂脚下环绕着回廊。修女领我来到院子正中央的一座小圆顶建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打开了一扇门。随后她从一个壁龛里拿出一盏风灯，点亮它，带我走下一段年代久远的楼梯。下方的黑暗中渗出一股阴冷潮湿的霉味，裹挟着灯油燃烧的香气。

当我们走到更深的地下时，砖石结构让位给了岩壁，我们进入了一个宽阔的、带回音的地下洞穴。洞穴尽头有一对壁龛，被几盏朦胧闪烁的灯照亮，灯后是两幅泥金圣像，每一幅上面都画着一位胡须浓密的拜占庭圣徒。楼梯底部还有另一组灯，上面是一幅东方三博士的古老圣像。旁边是高高的一大堆头骨。

“这就是东方三博士躲避希律王的洞穴，”修女轻声说道，手中高举着风灯，“圣狄奥多西在一次神示中看到了这个洞穴，然后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修道院来纪念东方三博士。”

“那些头骨是谁的？”

“是波斯人焚烧这所修道院时屠杀的修士。”

“这是哪个年代的事情？”

“不是很久，”她说，“大概是公元614年。”

修女把风灯举到头骨堆上面，这样灯光就可以照出最顶上那些头骨上的刀痕。

“你要看的东西在那边。”她指着洞穴尽头被灯照亮的那对壁龛。

我朝那几盏灯走去。当我走近时，看到它们安放在一对拜占庭时期的墓石上，十九世纪时，这两块墓石曾由一对新古典主义的小立柱支撑起来。两块墓石上都有错综复杂的拜占庭等臂十字架浅浮雕，有的嵌有钻石，有的则是圆形。十字架之间刻着清晰可辨的拜占庭希腊语铭文。左边写的是“索菲罗尼乌斯”，右边写的是约翰·莫斯克斯的名字。

“圣约翰·莫斯克斯是在君士坦丁堡去世的，”修女说，“但他临终时的愿望是归葬圣狄奥多西的拉伏拉。他把这里视作自己的家：这是他遁入教门的地方，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也在这里度过。但圣地一直被波斯人占领，直到很久之后，圣索菲罗尼乌斯方得履行诺言，把约翰·莫斯克斯的遗体带回来，重建这所修道院。”

“修士们呢？”

“在波斯人屠杀前，这里有七百位长老。它是圣地最著名的修道院，院内有一所麻风病医院和一处提供给朝圣者的招待所，还有一座内部修道院，供那些因禁欲苦修而精神失常的人居住，以及四座独立的教堂。修士们从遥远的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来到这里……但在波斯人之后，修道院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修士再也不如以往那样多了。”

“那现在呢？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什么意思？现在只有我啊。我是最后一个。神父每周从耶路撒冷来一次，主持礼拜仪式，但他年纪大了，有时会忘记过来。”

修女弯下腰去，吻了吻莫斯克斯的圣像。“我先走了，”她说，“你千里迢迢过来拜谒圣约翰·莫斯克斯的坟墓，应该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吧。记得走的时候把风灯拿上。”

我举着灯环顾这座地宫，在那堆可怕的头骨前停驻了片刻。我在《精神草地》的字里行间读过太多关于圣狄奥多西修道院的修士的内容，现在这些命丧波斯人之手的无名头骨森森然堆在我面前，我觉得其中一些人我肯定认识。这个也许是卡帕多西亚的乔治（George the Cappadocian），“他在法萨埃利斯（Phasaelis）牧猪时，有两头狮子追赶着一头猪到他面前”。他没有逃跑，而是“抓起一根棍子，把它们追到了神圣的约旦河”。还有莫斯克斯的朋友帕特里克，“亚美尼亚塞巴斯塔（Sebastea）人，年纪很老，自称有一百一十三岁”。他曾是一位修道院院长，但“秉性非常谦卑，沉默寡言”，主动辞去了院长一职，并“甘愿身居低位，说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牧养灵性的羊”。我想知道莫斯克斯的另一个朋友，罗马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the Roman）的命运如何。他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在通往地宫的每一个台阶上下拜一百次，直到晨祷的钟声响起才停下来。我能够确切无疑地肯定阿拉伯的朱利安（Julian the Arab）的遭遇，他曾经到小圣西米恩位于安条克郊外的奇山的隐修柱去朝圣，离这里有几个星期的路程。他双目完全失明，因此在所有的修士中，最不可能幸免于难的就是他。

事实上，在莫斯克斯提到的圣狄奥多西修道院的修士中，只有两个人逃过了波斯人的刀剑。“这两个（修道院的）修士曾发誓不论生死永不分离。后来其中一人因为贪慕女色而受到批判。他忍受不了这种欲念，就对另一人说：‘离开我吧，兄长，我受欲望驱使，想回到尘世中去。’但另一位不想背弃誓言，所以和他一起去了城里。前一个修士进了妓院，另一个站在外面，从地上掬一把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那个进了妓院的修士出来，外面的这个修士对他说：‘我的兄弟，你因这罪得了什么呢？我们回修道院去吧。’但第一个修士回答说：‘我不能再回去了。你走吧。我要留在这尘世上。’”

但那位修士不能答应他，于是就和他待在一起，两人在耶路撒冷郊区的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那里正在盖一座新的修道院。“去妓院的那个会把两人的工钱都拿走，每个周末都去城里，把他们的收入挥霍在放荡的生活上。但另一位修士从不抱怨。相反，他整天禁食，默默无闻地工作，不和任何人说话。建筑工地上的其他工人很快察觉到了异样，并最终把此事告诉了修道院院长亚伯拉罕神父。院长很快就把整件事搞清楚了。

“‘这是因为我的兄弟，’那位善良的修士说，‘我忍受这一切，是希望上帝能看到我的痛苦，拯救我的朋友。’虔诚的亚伯拉罕听到这番话后，回答说：‘上帝把你兄弟的灵魂也赐给了你。’他让这个善良的修士出去了，看哪！在院长的房门外，正是那个修士，他拜倒在地，哭着说：‘我的兄弟，带我到荒野中去吧，这样我才能得救！’他立刻领他去了神圣的约旦河边的一个山洞，把他监管起来。过了不多时，那个罪孽深重的修士在精神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后，蒙主召回了。另一个修士仍然信守诺言，留在山洞里，最后也在那里去世。”

我站在约翰·莫斯克斯的坟墓前，是这个人的文字促使我沿着他的足迹踏上这段旅途。墓石上方是一幅现代的圣像，画中是个鹤发苍颜的男子，一手拿着卷轴，一手拿着羽毛笔。所以，我想，这就是他当年出发的地方，他在拜占庭黎凡特广袤无垠的疆土上走了那么长一段路，最终又回到了这里。

在那位修女的榜样的激励下，尽管我已经差不多把祈祷的习惯荒废了，我还是开始祈祷，祷词念得异常流利。我为那些曾在旅途中帮助过我的人祈祷，为那些在阿索斯山上把手抄本借给我看的修士祈祷，为圣加百列那些担惊受怕的叙利亚正教徒祈祷，为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祈祷，为圣伊利亚难民营的巴勒斯坦基督徒祈祷。然后，我做了我此行想做的事：我祈求约翰·莫斯克斯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护佑我，特别是在那些最危险的地方，比如上埃及的荒原。

随后我站起身来，爬上楼梯，走进正午刺目的明亮日光里。

圣萨巴修道院位于死海北部不远处，距圣狄奥多西修道院有十英里。圣狄奥多西修道院周围的土地还勉强算得上肥沃，结实坚硬的白色山坡被分割成一块块梯田，上面的橄榄树林格外耀目。但当汽车向东开去时，这些种植着作物的土地就消失无踪了。土壤变得贫瘠，山谷变得幽深，村庄变得穷困。出租车司机给我打预防针，说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哈马斯（Hamas）的势力范围，他在挡风玻璃上方挂了一块巴勒斯坦头巾，以确保我们不会被当地的青年党^[3]当成以色列定居者扔石头。

开过最后一个村庄后，我们进入了沙漠，《圣经》中“寂寥而可怕的荒原”（locus horrendae et vastae solitudinis）。在我们下方，荒芜的页岩山丘通向地表的最低点——死海，它宛如在远方颤动的一滴水银。正前方的远处有一对长方形的拜占庭小瞭望塔，矗立在一座深谷的边缘。在山顶上可以望见方圆四十英里内的风景，而那两座塔是我视野中仅有的建筑物。

直到车子从最近的一座塔的堞口下开过，我才初次瞥见圣萨巴大修道院，它隐藏在下方陡峭的悬崖的背风处。这真是一幅无与伦比的景象。两座塔由一道锯齿状的墙连接起来，这堵墙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大胆地向下延展，将修道院的大片蓝绿色穹顶与圆顶建筑、露台和洞穴修道室、楼梯和平台包围其中，所有这些都由一排沉重的阶梯式扶壁支撑在狭窄的人造壁架上。尽管这座修道院有金石之固，它处在荒野之中、悬崖之上的不可思议的地理位置，还是赋予了它一种奇妙的、几乎是幻觉的外观，就像童话里那种可以在眨眼之间消失的城堡。

在约翰·莫斯克斯的时代，朱迪亚荒原上到处是修士和修道院，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沙漠已然变成了一座城市”。然而，在拜占庭时代建造的一百五十座修道院中，目前只有六座仍然有人居住，其中只有圣萨巴修道院还有足够多的修士，能让它真正称得上是一座活着的修道院。自五世纪晚期建立以来，这里的人就没有断过：在过去的一千三百八十年里，圣萨巴的岩石小礼拜堂每天早晨都会响起诵经声，除了在公元614年遭到波斯人的屠戮（圣狄奥多西修道院正是毁于这次袭击）后，修道院沉寂了两个星期。和圣狄奥多西修道院一样，数百名被波斯人杀害的修士的头骨，以及后来被贝都因劫匪杀害的修士的头骨，都被小心地保存在圣萨巴修道院的教堂里，整整齐齐地一排排码起来，就像其他教堂漫不经心地堆放赞美诗册子一样。

我很快发现，圣萨巴修道院仍然保持着最严肃朴实的修道院作风。修士们每天凌晨两点起床，诵五个小时的经，直到黎明的光辉把教堂的圣幛照亮。然后回去休息，十一点开始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面包（一周烤一次，赏味期限只有三天，之后会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不新鲜），清汤，水煮蔬菜和浓郁的菲塔奶酪。他们不吃肉，只在星期日和过节期间吃鱼、往蔬菜里放油。吃完饭后，他们就在洞穴和自己的居室里待上一整天，只在晚祷和夜祷的时辰出现。

今日的圣萨巴主要以其夸张的禁欲主义引人注目，但它曾以学术闻名，修道院尽管相当与世隔绝，却仍是拜占庭知识和哲学的宝库之一。盎格鲁-撒克逊朝圣者圣威利博尔德曾于八世纪初造访此地，据他所述，所有的修士都忙于抄录手抄本和作诗。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现保存于耶路撒冷的希腊东正教牧首宫中，在中世纪藏品里几乎无出其右者，因为它的兴趣范围之广和所代表的语言之多令人费解；它也证明了在圣萨巴修道院的缮写室制作的抄本和书法作品的非凡品质。

斯基托波利斯的西里尔（Cyril of Scythopolis）正是在此地写了他的《巴勒斯坦修士史》（History of the Monks of Palestine），这部圣徒传记极富批判性，闪耀着才智。而伟大的拜占庭学者布雷希尔（Brehier）认为，圣萨巴修道院创作的赞美诗可与作曲家圣罗马诺的众多作品并列，是“中世纪希腊人诗歌天赋的最原始体现”。此外，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正是在圣萨巴修道院的一间小屋里写下了伟大的《知识之源》（Fount of Knowledge）。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前的基督教世界，这部书作为最深奥、最广博的神学著作独领风骚。事实上，阿奎那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约翰的神学思想，他曾写道，他在成年后每天都会阅读几页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作品。但修道院手抄本收藏的范围之广，以及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博学，也许最戏剧性地体现在他的一部比较不寻常的作品《巴拉姆与约萨传奇》（Romance of Barlaam and Joasaph）中，这是一篇以基督教形式改编的关于印度佛陀的传说。后来它被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并在西方广为流传。但是，如今你去和圣萨巴修道院的居民交谈，是完全猜不到他们还有这些辉煌历史的。

“这么说，你是个作家了，是吗？”那天晚上晚祷后，狄奥芬内斯神父用托盘帮我把晚饭端来，问道，“我已经不读书了。”

“啊，真的吗？”

“神圣的礼拜仪式包含了我需要的所有文字。一旦你读过上帝的话语，其他的一切都会变得索然无味。”

“有句话说书籍就像食物，”副主教埃夫多基莫斯神父指出，“它们能够滋养你的大脑。”

“但是，神父，”狄奥芬内斯平静地说，“修士们应该尽量少吃东西。”

天快黑了。我们坐在外面的露台上，望着最后一缕阳光从天空中褪去。在交谈之际，狄奥芬内斯拿出一盒火柴，点亮一对破旧的石蜡风灯：圣萨巴修道院没有通电。

“看看东边的那些云，”埃夫多基莫斯神父说，“明天可能会下雨。狄奥芬内斯，你觉得呢？”

“巴勒斯坦的雨可不像希腊的雨，”狄奥芬内斯回答，“希腊的雨下得真是大——那是真正的倾盆暴雨。”被勾起回忆的他高兴地笑了。“啊，希腊的雨能让人想起那场大洪水。”

“你出家之前在希腊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狄奥芬内斯。

“我住在雅典，是个警察，”他原本注视着灯，此刻抬起头来，“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是为了朝圣。我一看到这所修道院，就认定它是我真正的家园。我回到雅典把工作辞了，向我母亲告别。一周后我就回到了这里。从此以后再没有离开过。”

“一次也没有吗？”

“我只回去过一次。待了四十天。”

“你遇到过什么阻碍吗？”

“我母亲有时候会哭。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世界变化得太快，我都几乎认不出我的故城了。我的同胞因为加入你们欧共体而变得富有。有了那么多的新建筑。新的建筑，新的犯罪。”

“你一点也不怀念过去的生活吗？”

“有什么好怀念的？我在这里什么都有。”

“但这一定和你以前的工作大不相同了。”

“没什么不同，”这位修士回答，“现在我是我灵魂的警察。恶魔和罪犯很相似。两者都很愚蠢。都是要下地狱的。”

现在风灯都点亮了，闪烁的光焰在露台上投射出影子，投射在狄奥芬内斯神父的面庞上。

“你相信有恶魔吗？”我问。

“当然。《圣经》里有记载。”

“恶魔有时会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发出怪声，”埃夫多基莫斯神父捋着胡子补充说，他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起初我以为那只是沙漠里的野生动物。但我注意到，当我祈祷的时候这种声音最大。这是恶魔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每个恶魔都有自己的个性，”狄奥芬内斯说，“他们住在沙漠，会到城市里把人变成罪犯和罗马天主教徒。”

“他们会作弄奇技淫巧，搞虚假的预言。”埃夫多基莫斯说。

“他们比罪犯还要坏，”狄奥芬内斯说，“但在这里，在圣萨巴修道院的围墙里，我们是受到庇护的。”

“什么意思？”

“圣萨巴还活着，就在这里。他保护着他的修道院。我有亲身经历。”

“是怎么回事？”

“三年前，一个寒风呼啸的冬夜，我在我的洞穴里祈祷。我没有点灯，所以周围一片漆黑。我祈祷的时候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那是一位修士走路的声音，我能听到他的修士服的窸窸窣窣声。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在我的房门外停下了。我等着他开口说话，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突然，我清楚地听到许多人从对面的楼梯上跳下来的声音。他们像疯子一样，飞快地跳下台阶——脚步声又响又杂乱，大概有九个或十个人，都在跑。我心想：是翻墙进来的贝都因人，现在他们要破门而入把我们都杀了。我在门后身体都僵硬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整整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人进来。于是我慢慢地把门打开，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是满月。我清楚地看到走廊里空无一人。修道院也是一片寂静。我走到院子里，看见埃夫多基莫斯神父正提着灯从厕所往他的房间走。于是我上前告诉他：‘神父，修道院进了贼人。’他问：‘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好吧，’他说，‘我们一起去看看。’于是我俩都拿上棍子，在修道院里转了一个钟头。我们去了教堂，去了塔楼，最深的洞穴里我们都搜过了。但什么也没有：门关得好好的，也没有人翻墙进来。”

“只是后来，”埃夫多基莫斯神父说，“当我们和主教讨论这件事时，我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最开始那个脚步声是圣萨巴的。后来那一群是恶魔，他们是想来把狄奥芬内斯神父变成共济会员。圣萨巴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所以来到狄奥芬内斯神父的房门口保护他，把恶魔们赶走了。”

“如果魔鬼有机会，他会把所有人都抓走，”狄奥芬内斯的语气相当严肃，“但圣徒保护了我们。在这座修道院里我感到非常安全，尽管它位于沙漠的中央，贝都因人就在我们周围。我们是受到庇护的。”

时间不早了，修士们开始陆续提着灯回自己房间去。狄奥芬内斯带我去我的房间，并答应凌晨两点叫我起来去诵晨经。

钟声似乎整晚都在响。凌晨一点，一位修士开始敲木磬，喊全体修士起床，一点半和两点差五分时他又分别敲了一遍。凌晨两点，所有的钟一齐响起：钟楼里的大钟伴以一系列小手铃，狄奥芬内斯神父就在我的房门口摇着一个，声音震耳欲聋。但当寂静再次降临时，我又睡了过去，快到凌晨四点时，我才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天色暗黑，空气寒冷。我在风灯的光照下穿好衣服，然后穿过修道院空荡荡的楼梯和走廊，朝着澎湃起伏的圣歌声走去。

教堂里所有的灯都点着，在大殿里投下幽微朦胧的光。诵求怜经^[4]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唱诗席上的修士们裹着黑色长袍，我看不见他们，只有仁慈架^[5]上偶尔传来的嘎吱声暴露了他们的位置。枝形吊灯间或会被一阵微风吹得稍稍旋转，影子便随之在教堂里飞旋，烛光在转回来的时候将壁画上最美丽的地方，即天使的双翼与沙漠教父的雪白长髯点亮。吟诵声从狭窄的山谷里汩汩而出，在穹顶下回响激荡。一千四百年前，约翰·莫斯克斯听到的也是同一个声音——这一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快六点的时候，第一缕阳光照进来，温柔地给穹顶上的基督普世君王像染上一层金色。半小时后，太阳从沙漠中升起，我开始能辨认出修士们，他们留着黑胡子，身着黑袍，戴着头巾和面纱。我之前看到诵经台附近有一张低矮的桌子，结果现在发现这是埃夫多基莫斯神父，他匍匐在地，在圣幛前长跪不起。

修士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教堂里飘然而出，每个人都停下来吻一吻绘有圣徒们的壁画和圣像。我又重新回到床上，一直睡到中午。是狄奥芬内斯神父叫醒了我，他手里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是吃的：一块气味浓烈的菲塔奶酪，几个修道院烤的粗面包，还有一块小小的圆形巧克力，耀武扬威地单独放在一个白色碟子上。

“今天是高柱修士圣梅多狄乌斯（St Methodius the Stylite）的纪念日，”狄奥芬内斯神父严肃地说，“这是给你庆祝节日的。”

我整个下午都在房间里阅读约翰·莫斯克斯笔下朱迪亚荒原中的修士的故事。《精神草地》里的这些故事为这一地区最奇特的一个历史时期提供了一幅细节详尽的画面。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圣地的沙漠中不但有一百五十座功能齐全的修道院，还有无数的穴居隐修士和大批“食草者”——也就是游方僧。据莫斯克斯所言，他们“像飞禽走兽一般在沙漠中游荡：和鸟一样在山上飞来飞去，像山羊一样觅食。他们每天的活动范围是固定且可以预测的，因为他们以草根为食，草根是地球的天然产物”。

在文明的拜占庭世界的广袤土地上，有那么多人——其中许多人还接受过高等教育——放弃一切，远行数千英里，在沙漠的严酷环境中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这在今人眼中似乎十分费解。但在拜占庭人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合乎逻辑了。莫斯克斯记载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到约旦河谷的炎热潮湿之地拜访了著名的圣徒奥林匹奥斯（Olympios），问他：“你是怎么在这个如此炎热多虫的地方待下去的？”圣徒简洁地回答说：“我忍受这里的虫子，是为了躲避《圣经》中说的‘不眠的虫子’^[6]。同样，我忍受这里的炎热，是因为恐惧永恒的火焰。一个是暂时的，另一个则是永无止息的。”

然而，这并非故事的全貌。虽然莫斯克斯从未低估过沙漠教父会遇到的生活上的困难，但他还是深知其中的乐趣。事实上，他的一个主要创作主题是，修士们如何通过神圣而极简的生活，重新回到伊甸园那样的环境中，与自然界和它的造物主和谐相处。对游方僧来说尤为如此，他们如亚当一般不耕种而有食粮，还被认为能掌控飞禽走兽。早期基督教旅行家苏比修斯·西弗勒斯（Sulpicius Severus）写道：“和基督同在时，野兽都头脑聪慧，凶猛的生物都温和可亲。”在修道院文学中，野兽和圣徒间的亲密关系是个常见的主题：例如，早期科普特修士圣帕科米乌斯（St Pachomius）的传记，讲述了圣徒如何召唤鳄鱼载他渡过尼罗河，就像今天人们在出租车站打车一样。此外，莫斯克斯在文学上所效仿的主要范本之一《教父的天堂》，也包含了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故事：

“约旦河边住着一位苦修的老人。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山洞躲避酷暑，发现里面有一头狮子。狮子呲牙咧嘴地开始朝他吼叫。于是老人对它说：‘你生什么气呢？你可以待在这里，我也可以。如果你不想和我待在一起，那你可以走！’狮子没有把他抓走，而是出去了。”

《精神草地》中第一个关于该主题的故事是由神父阿加索尼科斯（Agathonicos）讲述的，此人是卡斯特利姆修道院的院长。卡斯特利姆和圣萨巴是姊妹修道院，位于凯德罗山谷五英里深的地方，如今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有一天，”阿加索尼科斯神父对莫斯克斯说，“我去罗巴（Rouba）拜访游方僧食草者波蒙（Poemon the Grazer），请他帮我答疑解惑。夜幕降临时，他留我在一个山洞里过夜。当时是冬天，那天晚上又着实非常冷。我都快冻僵了。天亮的时候他来了，对我说：‘你怎么了，孩子？我没有感觉到冷啊。’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他身上什么也没穿。我求他大发慈悲告诉我他怎么会不觉得冷。他说：‘有一只狮子过来，卧在我旁边，为我保暖。’”

不过，关于沙漠中修士与野兽伊甸园式的和睦关系，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大概是莫斯克斯笔下著名的圣杰拉希莫斯（St.Gerasimos）和狮子的故事。几个世纪后，这个故事在西方被张冠李戴到圣杰罗姆头上，这显然是因为讲拉丁语的朝圣者的愚昧无知。但在东方教会，这个故事还是正确地被归在圣杰拉希莫斯名下，并且仍然是东正教的圣徒故事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此外，这是莫斯克斯记录的故事中少数几个跻身拜占庭艺术经典题材的，而且时不时会在东正教修道院的墙上发现关于它的湿壁画：比如当时在阿索斯山时，我在色诺芬托斯修道院（Monastery of Xenophontos）的教堂门廊上就看到了这个故事中的几个场景。这个故事发生在圣杰拉希莫斯修道院，“距离神圣的约旦河约一英里”。

莫斯克斯写道：“当（索菲罗尼乌斯和我）参观修道院时，当地居民告诉我们，有一天，圣杰拉希莫斯在神圣的约旦河畔散步时，看见一头嚎叫不已的狮子：一根芦苇秆的尖深深地扎进了它的爪子里，引发了严重的炎症。那狮子看见长老，就走到他跟前，把爪子给他看，呜咽着乞求他医治。他见狮子如此痛苦，就坐下来，拿起它的爪子给它放脓。芦苇秆被拔了出来，还流了很多脓水。他精心地给狮子清洗了伤口，包扎好，然后赶它走。但伤愈的狮子不肯离开他。无论他去哪里，它都像门徒一样跟着。他对这头野兽的温和性情感到惊讶，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喂养它，给它吃面包和水煮蔬菜。

“拉伏拉里面养了一头驴子，是用来给长老们打水的，他们喝的是离修道院一英里远的约旦河的圣水。神父们总是派狮子把驴牵到约旦河去。有一天，当狮子把驴牵到约旦河边之后，驴走得稍微远了点，一些从阿拉伯来的赶骆驼的人发现了这头驴，于是把它顺回了家。丢了驴的狮子回到拉伏拉，垂头丧气地走到杰拉希莫斯神父跟前。神父以为狮子把驴吃掉了，就问它：‘驴子在哪儿？’狮子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活像一个人。神父对它说：‘是你把驴子吃了吧？那从今以后，（为了惩罚你）驴子的活儿就由你来干。’于是从那时起，在杰拉希莫斯的命令下，狮子驮上了鞍，上面有四个用来装水的瓦罐。

“（过了好几个月）赶骆驼的人回到了圣城，驮满了准备在这里卖掉的粮食。渡过了神圣的约旦河后，那头狮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一看到这头猛兽，撇下骆驼扭头就跑。狮子认出了驴子，便跑过去，训练有素地把驴子的缰绳叼在嘴里，不仅把驴子牵走了，还顺带捎走了三头骆驼。它欢天喜地地把它们带到杰拉希莫斯面前。杰拉希莫斯意识到了狮子是被冤枉的。他给狮子起名叫约旦内斯（Jordanes），它和杰拉希莫斯一起住在拉伏拉，五年来一直忠实地跟在他身边。

“在杰拉希莫斯神父蒙主召回之后，神父们安葬了他，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那头狮子了。过了一会儿，狮子回来了，嚎叫着寻找杰拉希莫斯。萨巴提奥斯（Sabbatios）神父和其他神父看见了它，便来抚摸它的毛发，对它说：‘长老已经离开了我们，到主那里去了。’可这话未能平息狮子的哭号和哀痛。于是萨巴提奥斯神父对它说：‘既然你不相信我们，那跟我来吧，我带你去看杰拉希莫斯在哪里。’他把狮子带到长老的坟墓前，就在离教堂半英里远的地方。萨巴提奥斯神父对狮子说：‘看，我们的朋友就在这里。’随后向坟墓下跪。狮子看到萨巴提奥斯匍匐下去，便以头抢地，高声嚎叫起来。然后骤然（倒下）死去了，就在杰拉希莫斯的坟墓上。”

圣萨巴修道院，10月28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探索了许多洞穴、修士住的房间和小礼拜堂，它们把修道院界墙内的悬崖峭壁弄得像马蜂窝。十几个世纪以来，地震和贝都因人的袭击导致了许多重建工作，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约翰·莫斯克斯当年熟悉的拜占庭修道院的许多部分仍然存在。“出自上帝之手”的洞穴小礼拜堂和拜占庭早期一样朴实无华。仅有的几样添补是一些中世纪晚期的圣像画、一排十八世纪的唱诗席和四百个堆叠起来的头骨——属于七世纪命丧波斯人之手的修士们。而在圣萨巴曾隐居的洞穴里，地上仍然铺着六世纪晚期的几何图案镶嵌画。但最有意思的一座小礼拜堂，是在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坟墓和隐居处建起来的。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可能是圣萨巴修道院有史以来出过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祖父是拜占庭最后一位大马士革总督曼索尔·伊本·萨尔贡（Mansour ibn Sargun），是个叙利亚的阿拉伯基督徒，大马士革正是在他任上落入穆斯林将军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Walid）之手的，当时是公元635年，也即穆罕默德死后三年。尽管上司从基督徒变成了穆斯林，这个家族的地位仍很尊崇。约翰的父亲塞尔吉奥斯·伊本·曼索尔（Sergios ibn Mansour）被提拔为倭马亚王朝早期的财政管理部门的高级官员，倭马亚王朝的财政账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用希腊语记录的。因了这一层关系，约翰从童年时代起就和未来的哈里发叶齐德（al-Yazid）关系亲密，两个年轻人曾在大马士革的大街上一同豪饮，此事在伊斯兰的新首都引发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流言蜚语。后来约翰接任了他父亲在政府中的职务，终其一生都是哈里发叶齐德的宠臣。这层关系使他成为最早一批有能力沟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阿拉伯基督徒，纵然像许多试图促进两种文化融合的人一样，约翰最终两头不讨好：叶齐德去世后他被贬黜，还被诬陷与拜占庭皇帝暗中勾结，但君士坦丁堡也不信任他，管他叫“精神萨拉森人”（Sarakenophron）。

约翰得天时地利，写下了史上第一篇由基督徒撰写的、关于伊斯兰教的精深论文，他后来归隐圣萨巴修道院，晚年专注于创作布道文，以及他那本伟大的杰作《知识之源》。此书旨在驳斥异端，其中对伊斯兰教的剖析极为详细且精确。耐人寻味的是，约翰把伊斯兰教当成一种和阿里乌派（Arianism）有关的基督教异端（毕竟，和伊斯兰教一样，阿里乌派否认基督的神性）。约翰似乎根本没把伊斯兰教当成一个独立的宗教。尽管他对伊斯兰教抱有很深的质疑，但他仍然赞许伊斯兰教使阿拉伯人摆脱偶像崇拜的方式，并欣赏伊斯兰教一心一意强调神的统一。

如果地位卓然如大马士革的圣约翰这样的神学家，都如此看待伊斯兰教的话，伊斯兰教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引如此多的中东信徒也就能够解释了，尽管十字军东征之前基督教仍然是主流宗教。伊斯兰教与诺斯替派、阿里乌派和基督一性论一样，都是古代晚期思想发酵的产物，而和那些异端教派相同的是，伊斯兰教在对拜占庭统治不满的地区最受欢迎。许多叙利亚人对拜占庭表示不满，反对拜占庭将其僵化的帝国神学强加于人，为此他们集体皈依主张一性论的异端基督教。后来他们像迎接解放者一样迎接征服他们的阿拉伯军队，许多人再次改宗，这次就改成了伊斯兰教。毫无疑问，他们认为阿拉伯人的新信仰是向一性论迈出的一小步。毕竟这两种信仰的出发点相似：上帝不可能在不损害其神性的前提下成为一个完全的凡人。

不管这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伊斯兰教确实吸引了一性派教徒，在阿拉伯征服叙利亚的一个世纪内，叙利亚的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居民受益于拜占庭对圣地的赞助，从未对一性论或伊斯兰教流露出什么兴趣，在1099年被东征的十字军占领之前，耶路撒冷一直是一座以东正教为主的基督教城市。

然而，在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有生之年，《知识之源》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并非那些写伊斯兰教的章节，而是批判破坏圣像主义的部分。约翰出家做修士时，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帝国境内所有的圣像都被下令销毁，关于它们的绘画也从此被禁。追溯其原因，很可能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黎凡特地区的陷落引起了拜占庭人的深刻反省。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对拜占庭人的偶像崇拜感到愤怒，从而让反对偶像崇拜的穆斯林在战争中胜出。

公共事务中的约翰体现了倭马亚哈里发令人咋舌的政治宽容——尽管倭马亚王朝几乎与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家长期敌对，但哈里发仍不介意提拔一名基督徒来出任高级行政职务。同样，约翰的退休生活也显示出惊人的学术自由度，因为在倭马亚王朝治下，约翰能够做任何拜占庭人都不被允许做的事情：系统地为偶像崇拜辩护，并书写和宣扬这种辩护。他为偶像崇拜提供了基本的神学武器。约翰写道，尽管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基督既然屈尊以人形下界，那绘制圣像、敬奉被画成人身的上帝就是有必要的。此外约翰还表明，这种习俗不仅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且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可循：

绘画就是文盲的书籍。它们润物无声地教导着看画的人，给生活带来神圣的色彩……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识字，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闲暇去看书，所以教父们认为用图画来表现下凡的基督是合适的，它能给人以警醒。比如我们心里没有想到救主受难，但一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画，便想起了那拯救世人的受难，于是我们拜倒在地……如果我是个文盲，到教堂去时心里很不好受；而绘画之花使我目明，它像鲜花盛开的草地般使我的双眼陶醉，在我的灵魂中温柔地描绘着上帝的荣光。

今天下午，我午睡醒来后，狄奥芬内斯带我去参观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故居。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和蜿蜒的小径行走，这些小径把修道院的各个平台连接起来。最后我们来到了背靠岩壁的一个小礼拜堂。“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遗体曾经安葬在这里，”狄奥芬内斯说，“后来，你们的教皇派遣的十字军把他抢走了。”

“那他的遗骸现在在什么地方？”

“威尼斯，”狄奥芬内斯说，“世界上掠夺遗骸和邪恶共济会的老巢之一。”

小礼拜堂里悬挂着一排圣像，在陵墓曾经所在的位置有一幅湿壁画，画的是大马士革的圣约翰之死，画中的约翰胸前紧抱着一幅圣像。下方是一条窄窄的木楼梯，通往一个小山洞，山洞的挑高非常低，几乎不可能在里面站立。

“圣约翰在这个山洞里住了三十年，”狄奥芬内斯说，“虽然在里面根本站不起来，但他几乎没有出来过。他认为大马士革宫廷的荣华让他变得过于骄傲，所以他成为修士后，选择这个山洞作为自己居住的地方。他说，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许多年，能让人变得非常谦卑，对灵魂大有裨益。”

“在里面待一个小时就会觉得背要驼了吧。”我说。

“驼背总比下地狱强。”他回答。

当狄奥芬内斯站在空空的墓穴旁陷入沉思——毫无疑问是在诅咒盗墓的天主教徒时，我沿着木楼梯走进了昏暗的洞穴。洞穴两边各有一条从岩壁上凿出来的石凳，前面有一个低矮的架子，是圣约翰的写字台。远处是一个小小的神龛：在山洞的尽头，有一个四英尺高、六英尺深的凹陷处，圣约翰拿它当床。这里极其艰苦朴素，全无装饰，除了墙上的一小幅拜占庭圣母像。

《知识之源》这样一部博大精深、令人倾倒的著作，就是在这么一个破旧而原始到令人惊讶的山洞里写出来的。在捍卫艺术自由的历史上，《知识之源》是最为重要的著述之一，它怎么会诞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呢？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在这个山洞里写出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拜占庭，使其免遭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一直以来对宗教艺术的禁忌。如果圣约翰没有写下这本书，拜占庭的宗教艺术将永远不得重生，希腊画家就可能永远无法将他们的秘密传播给乔托（Giotto）和锡耶纳画派，而文艺复兴的面貌——假如它真的能发生——就会大不相同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后不久，圣萨巴修道院中的修士人数首次降到不足二十人。此时耶路撒冷的希腊东正教牧首来劝说修道院院长，让他们不要再过自给自足的日子了。牧首建议他把圣萨巴修道院的古老土地卖给以色列政府，东正教的高层会将这笔钱用于投资，作为回报，他们会把修士们日常需要的奶酪和鱼送到修道院来。院长接受了牧首的提议，从那以后，每周都有耶路撒冷的运货车来给修士们送口粮。我在圣萨巴修道院停留的最后一天碰上运货车来送货，狄奥芬内斯神父答应安排我搭他们的车去耶路撒冷。

修道院下方的山谷里还有许多拜占庭时代的断壁残垣我没去看过，最后一天一大早我就醒了，希望能在下午走之前去看看更远处的修士居所和洞穴。

守门人科斯马斯神父给我开了门，沉重的中世纪门闩又在我身后插了回去。我在外面发现了沿着悬崖峭壁通向山谷的那条古道。它从悬崖顶上引出，旁边是欧多西娅皇后^[7]主持修建的拜占庭塔楼，它曾经是一座小修女院，但现在已经荒废了。我沿着崎岖的弯道往下走，中途在一处灌木丛边停下，摘了一枝小小的野生迷迭香，把它捏在手里。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从一间被废弃的修士小屋里窜出来一只暗褐色的沙漠狐狸，飞快地消失在山谷的一个弯道后面。

我蹚过谷底污染严重、颜色发黑的河水。爬上山谷的另一侧不是件易事，但爬上去后便能看到令人屏息的修道院美景。事实上，只有站到山谷的那一边，才能领悟到圣萨巴修道院的地理位置之奇特：一群淡紫色的圆顶和蛋形的拱顶建筑，摇摇欲坠地坐落在岩架最狭窄的地方。外面围着一圈近乎垂直的围墙，是在波斯人大屠杀后不久修建的，一千四百年来，它以其伟力成功地保护了修士们免遭天灾人祸。

从我所站的陡坡上往下看，只见岩壁上布满了修士们的居室，现在都已经废弃。其中一些屋子比洞穴大不了多少；另一些坐落在峡谷上方的岩架上，形制相对复杂一些，像圆锥形的蜂巢。有趣的是，它们的设计与同一时期凯尔特修士位于爱尔兰偏远角落的居室相似，比如斯凯利格·迈克尔海岛上的那些。这些修士居室和爱尔兰的一样，都是用干石头砌成的，没有抹灰泥。和斯凯利格·迈克尔海岛上的一样，这些居室通常朴实无华，只在东墙上有一个拱形的祈祷壁龛，都有一个低矮的入口，上面是一块庞大而单调的门梁。

也有其他截然不同的居室类型。有些是部分封闭的洞穴，有些是精心设计的多层建筑，包括蓄水池、生活区和讲堂。就像现代阿索斯山的凯利（kelli）一样，这些显然不是为独居的隐修士设计的，而是供一小群修士居住：也许是一个修士和他的四五个门徒，也许是来自远方的某个独特的民族的一小群人，比如格鲁吉亚人或亚美尼亚人，他们希望在一起。在附属于这些更为精致的居室的小礼拜堂和讲堂中，墙壁上仍留有镶嵌画的残迹，甚至还有简单的几何图形壁画的碎片：一个个圆圈叠成的花卉图案，或交错的十字架图案。

虽然形制各有不同，但山谷里所有修士的居室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几乎所有居室在某一时期都遭到了挖宝人的进犯，他们在地板上挖了许多大洞，大概是为了寻找埋藏的钱币或珍贵的圣杯。第二是祈祷壁龛，在居室东侧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拱形凹处，指示着祈祷的正确方向。我在这些居室间穿梭时，意识到祈祷壁龛一定是早期基督教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如今的伊斯兰教仍保有这一元素，而现代西方基督教已经没有了。每座合格的清真寺都一定会有一处朝向麦加的米哈拉布，可今天有多少西方的教堂还有祈祷壁龛呢？当然，教堂仍然都是朝向东方的，但强调此事的祈祷壁龛现在已被完全遗忘。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一生凸显了基督教与早期伊斯兰教之间的密切联系（如今双方都把这种亲缘关系和亲近感忘了），于是与此相对应，他曾居住的修道院周围的修士居室里的祈祷壁龛，似乎凸显了伊斯兰教的拜占庭血胤。

就像在赛勒斯时一样，我陷入了沉思：如果约翰·莫斯克斯今日重临人间，他会对伊斯兰教的很多元素——禁食、跪拜、祈祷壁龛和开放的祈祷大厅，以及对游方僧的推崇感到熟悉，而他有几分可能会在现代西方基督教中感到这种熟悉呢？当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再次被视作“冲突的文明”，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必然敌对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记住，伊斯兰教从早期基督教那里汲取了许多灵感，并忠实地保存了下来，而我们自己早已把这些遗产忘却了。

圣萨巴修道院，11月1日

狄奥芬内斯神父端来一个托盘，里面是我的午餐，他还告诉我运货车很快就可以载我去耶路撒冷了。我吃饭的时候他站在我旁边，就像一位厨师长等着食客对自己制作的精致舒芙蕾做出评价。这引发了一些社交礼仪上的问题。

圣萨巴修道院的伙食从来都不是什么特别丰盛的佳肴，而且到了周末，几天前烤的面包已经硬如浮石，而菲塔奶酪的气味开始越来越像死山羊，吃狄奥芬内斯神父端来的食物成为一种忏悔行为，而用一派真诚的语气赞美修士们的烹饪技巧着实需要过人的演技。我望着那块石头似的面包和坏掉的奶酪，尝试着说点什么好听的。突然我灵光一闪。

“嗯，”我啜了一口杯子里的水，说道，“这水特别好喝，狄奥芬内斯神父。”

奇怪的是，这话让他很受用。

“这里的水非常甜。”他微微一笑。

“非常甜，狄奥芬内斯神父。”

“今年夏天我们遭了旱灾，蓄水池开始干涸。八月过去了。九月过去了。我们的蓄水池一个接一个地废弃了。我们像流落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圣萨巴照拂着我们。我们从不缺饮用水。我们总是有泉水。”

“泉水？”

“圣萨巴的泉水。他祈祷，然后就有水了。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吗？”

“和我说说吧。”

“在圣萨巴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修士为了追随他来到拉伏拉。后来修士的数量增加到七百人，水不够用了。所以圣萨巴就去祈祷。他在自己房间的屋顶上昼夜不停地祈祷了三十天，其间拒绝进食，希冀我们的主能怜悯他的子民。到了第三十天的晚上，那晚恰巧是月圆之夜，圣萨巴最后一次登上屋顶乞求上主垂怜。当他开始祈祷时，突然听到下方的山谷里传来一头野驴的哒哒蹄声。他向下望去，看见了那头驴子。它一路奔下山谷，仿佛是由天使加百列亲自派来的。随后它停了下来，环顾四周，开始用蹄子挖沙。它挖了二十分钟，然后弯下腰开始饮水。

“圣萨巴整夜都在感谢上帝。第二天早晨他爬下悬崖。果然不出他所料，驴子在谷底挖出了一股活水。这泉水源源不断，从来没有干涸过，一直到今天。顺便说一句，用它兑茴香酒味道很好。这是圣萨巴对我们的苦难所给予的补偿之一。”

“还有别的补偿？”我问。

“有很多，”他说，“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的灵魂告别躯壳之后，我们的肉体永远不会变硬。”

“啊？”

“我们死后不会变硬。我们从来不会……那个词怎么说……？”

“腐烂？分解？”

“对：腐烂，”狄奥芬内斯神父把这个词绕到嘴边，好像在品味死亡腐烂的概念，“圣萨巴修道院的修士们死后，身体并不会散发出腐烂的恶臭，反而是甜蜜的芬芳。就像珍贵的没药的香气一般。”

我的脸一定充满了疑惑，因为狄奥芬内斯随即补充道：“这是千真万确的。有许多科学家来这里参观过，并说他们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他换了个话题，“你今天早上到山谷里干什么去了？”

我告诉了他，并说有许多修士的居室似乎遭到了挖宝人的荼毒。

“是贝都因人干的，”狄奥芬内斯回答，“他们一直在找地下埋的黄金。有时他们来拉修道院的门铃，向我们索要圣萨巴住过的洞穴里的香料，帮助他们寻找金子。”

“怎么帮？”

“有时他们会在洞穴或古老的废墟中发现黄金，但他们不敢去拿，怕有精灵守卫。他们去找他们的教长，但教长束手无策，所以教长让他们来这里。穆斯林相信，如果他们把从这里得到的香料点燃，神圣的烟雾就能把精灵吓跑。”

“那你们会把香料给他们吗？”我问。

“不给。用圣物来做这种事是亵渎神明的。但我有时想知道……”

“知道什么？”

“嗯……之前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从伯利恒到这里来。他是个出租车司机。我对他有点眼熟，因为他有时会载修士或朝圣者过来。总之有一天，他拉了我们这里的门铃，问我要香料，说他在一个罐子里发现了一些金子，是在自家犁地的时候挖出来的。他说他的家人都很担心，怕有邪恶的精灵守护着它。我拒绝了他。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有时我在想我当初是不是应该答应他。”

“你说‘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是怎么回事？”

“他从我们这走后，回到家里，把装着黄金的罐子砸开。他一下子就发疯了。病势越来越重，人也一天天消瘦下去。以前他是个强壮的人，但逐渐变得像一具骷髅，瘦得皮包骨，一点肉也没有了。最后他死了，就在三个月以前，”狄奥芬内斯摇了摇头，“穆斯林认为精灵不同于恶魔，但这只是魔鬼的诡计。没有精灵这种东西：就是魔鬼伪装的。现在这个人的灵魂要下地狱。”

狄奥芬内斯按东正教的方式从右向左画了个十字：“他丢了金子，也丢了灵魂。现在他要像共济会员一样在地狱里燃烧。”

“狄奥芬内斯神父，”我的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不禁开口提问，“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共济会员。”

“因为他们是敌基督组织。巴比伦大淫妇的先遣队。”

“我一直以为共济会只是举办咖啡早餐会和惠斯特牌会之类的。”

“歪斯特牌会？”^[8]狄奥芬内斯把这个词念得像是某种撒旦的仪式，“可能也有吧。但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崇拜魔鬼。分很多步骤。”他会意地点点头道：“但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去见魔鬼，和他搞同性恋。在这之后，他会让你去当罗马教皇，或者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对啊。这件事已经被证实了。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共济会员。除了肯尼迪。然后你知道肯尼迪是什么下场……”

狄奥芬内斯还在批判共济会，说他们如何操纵教派联合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和发明超市条形码，这时一位年轻的见习修士过来敲门，说牧首区的运货车已经准备好捎我去耶路撒冷了。狄奥芬内斯帮我把行李搬到门口。

“保重，”我们站在蓝色的大门旁，他对我说，“这是最后的日子了。他们已经接近目标了。他们现在到处都是。你可要时刻保持警惕。”

“再见，狄奥芬内斯神父，”我说，“非常感谢你。”

“有人说现在这位教皇可能就是末代教皇了。”

“是吗？”

“一些神父是这样说的。到那时阿拉伯人必在罗马，巴比伦大淫妇必在梵蒂冈。”

“那共济会员呢？”

“这些人。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狄奥芬内斯皱起了眉头，“不管怎样，你以后一定要再回来看我们。”

“谢谢。”

“也许到那时你已经皈依正教了吧？”

我笑了。

“趁着还有时间，我会为你祈祷的。也许你可以得救。”

他从一个钥匙环上取下一把巨大的钥匙，打开了修道院围墙上那扇矮门的门闩。“你认真考虑一下，”他一边让我出去，一边说，“记住，要是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下地狱的。”

沉重的金属门在我身后关上了。外面，一场沙尘暴刚刚开始。

耶路撒冷旧城，亚美尼亚区，阿拉拉街，11月4日

亚美尼亚区是耶路撒冷旧城最隐秘的所在。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聚居区都门脸朝外，走在鹅卵石路上，很容易就拐进他们的跳蚤市场、废品回收店、咖啡馆和餐馆去。亚美尼亚区则大不相同，你很可能不知不觉与它擦肩而过。这是一座城中之城，有自己的大门和高高的黄油色边界墙。

门楼通向一个由地下通道和走廊组成的密集街区。我穿过其中一条，来到我的房间——一个穹棱拱顶的屋子，里面弥漫着灰尘和老旧的气息，还有一丝中世纪教堂的味道。在我房间周围的街道上，一群漂泊异乡的人藏身在不安地颤动着的蕾丝窗帘后面，在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上都与他们的邻居迥然不同。

在约翰·莫斯克斯的时代，耶路撒冷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社区：大批的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加拉太人、意大利人，甚至还有些法兰克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是来耶路撒冷朝圣，后来就留了下来。虽然城中现在仍有很多小型传教组织，通常由临时派驻的神职人员出任，但亚美尼亚区是最后一个常驻耶路撒冷的、成规模的基督教流亡者社区。

令人惊讶的不是其他社群都消失了，而是亚美尼亚人竟留下来了。因为尽管《诗篇》中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平安”^[9]，但圣城也许比地球上任何一片类似的土地都更频繁地遭受劫掠与争斗。以色列人与耶布斯人、迦南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里混战；阿拉伯人最终获得了胜利，却又相继败给十字军、土耳其人、英国人和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每个街角都有自己的殉道者或纪念碑、圣徒或圣祠。它的土地饱饮以宗教名义洒下的热血。它的精神病院里挤满了自称大卫、以赛亚、耶稣、圣保罗和穆罕默德的疯子。

然而，在互不相让的真理和敌对的坚信之间的冲突中，亚美尼亚区惊人地一路保持了和平。公元三世纪，亚美尼亚人成为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民族，很快便有人充满热情地去圣地朝圣。巴勒斯坦可能是个危险之地，但对于处在无政府状态中的亚美尼亚人来说，它通常算得上是天堂。到了约翰·莫斯克斯的时代，这个城市里的亚美尼亚教堂超过七十座。

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人逐渐在外族统治下过得游刃有余。八世纪，当耶路撒冷被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统治时，亚美尼亚人四处打点活动，使得两位亚美尼亚姑娘诞下了未来的哈里发；1099年，当十字军攻占该城后，头两位耶路撒冷王后也是亚美尼亚人。后来，当萨拉丁为伊斯兰教重新占领这座城市时，亚美尼亚人又打得一手好牌，使自己成为唯一免遭驱逐或沦为奴隶的基督徒社群。

1915年，当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对近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展开杀戮之后，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区成为许多衣衫褴褛的幸存者的避难所。几年内，这一地区的居民数量翻了一倍，这些人的后代至今仍占这一地区人口的一半左右。

在经历了可怕的马穆鲁克苏丹、埃及的拜巴尔（曾经是个奴隶，相貌极其丑陋，他曾被一个吓坏了的买主退货）等暴君的统治之后，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人可能会觉得，以色列目前对这座古城的统治在他们的历史上算是相对温和的。毕竟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有许多共同点：四处漂泊、做生意、被迫害、受苦受难。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离我房间不远的地方，一条挂满盆栽、藤蔓和开花灌木的回廊里，我寻到了哈格普·萨尔基西安主教（Bishop Hagop Sarkissian）的住处，我以前就见过他。哈格普主教性格温和，是一位业余古董爱好者，他翻修了亚美尼亚区的许多中世纪小礼拜堂。他对亚美尼亚建筑的热爱溢于言表，屋子里堆满了亚美尼亚教堂的木头小模型，这些模型是参考老旧的印刷资料和银版照片搭起来的。

哈格普主教身材矮小，安安静静，穿着淡蓝紫色的长袍，留灰色山羊胡。一般情况下他是个爱讲闲话、精神很好的人，但他有一个令人抑郁的癖好——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可以理解——爱讲关于大屠杀的故事。哈格普的母亲是1915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她家五十口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和人种学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逃离青年土耳其党清洗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之一：他化装成土耳其女人，裹着严严实实的罩袍，徒步五百英里穿越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才逃出生天。他在因这段经历留下的后遗症而去世之前，设法完成了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最好的亲历者记录。

我和主教坐在他的房间里喝着浓烈的亚美尼亚白兰地，这时他愤怒地谈论起以色列电视台前段时间做出的决定：原定于黄金时段播出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录片，在最后一刻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不光是亚美尼亚人，许多以色列自由主义者也表示愤慨，然而电视台的主管拒绝改变他们的立场。

“以色列人总觉得他们被纳粹屠杀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哈格普说，“现在看来，他们是希望我们的种族灭绝被大家忘掉。他们似乎想垄断苦难。”老人摇摇头，说道：“以色列人在很多小细节上让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我的许多信众相信他们想把我们排挤出去。”

“这罪名可不小啊。”我说。主教从前和我聊天时，似乎太过专注于亚美尼亚的过去，而不怎么关心当代政治。所以当他又喝了一杯白兰地，开始倾诉对未来的担忧时，我感到很惊讶。

“现在很多以色列右翼分子说，耶路撒冷只应该属于犹太人，”他又把酒杯端了起来，“他们说耶路撒冷是他们永恒的首都，我们是非法闯入的。”

他说，几年前，激进的犹太定居者团体“神庙祭司的花环”（Ateret Cohanim）利用一系列巴拿马的掩护公司，分租并接管了位于圣墓附近的圣约翰临终关怀院，它位于基督教区的中心地带，这让亚美尼亚人大感震惊。当发现定居者获得了两百万美元的政府资金，并把圣约翰临终关怀院买了下来时，亚美尼亚人目瞪口呆。

根据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裁决，非犹太人不得在犹太区内居住。1967年，所有居住在犹太区的阿拉伯人都被逐出。与此同时，1967年6月10日，为了在哭墙周围建一个广场，马格里巴（摩尔）区被全部拆除。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包括一座清真寺和一座教长的圣祠；尽管历史悠久，该地区的一百三十五座建筑还是被推土机推平，居住于此的六百五十名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当两千名耶路撒冷犹太人都拿回了曾在1948年被剥夺的地产时，1948年从西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郊区被驱逐的三万名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获准返回他们的老屋，同时也没有任何反向法律来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区定居。事实上，以色列住建部还提供资金促成这种“殖民化”，理由是犹太人有权在其圣城的任何地方定居。

到1990年复活节圣约翰临终关怀院被买下时，“神庙祭司的花环”和其他激进定居者团体已经在穆斯林区购置了四十多处房地产，但接管临终关怀院是定居者头一次试图闯入基督教区。这一举动迅速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国际争议。

据伦敦《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的报道，一名希腊神父强行闯入临终关怀院，试图阻止抢劫财产的行为，他要求一名定居者把一幅《最后的晚餐》给他。那名以色列人用膝盖把画框一顶为两半，把画布踩在脚底下。

这起事件发生后，临终关怀院的所有者、年过八旬的东正教牧首在濯足节领导了一场游行抗议。在示威游行中，一名希腊修士试图移走一颗大卫之星^[10]，它是定居者刚刚在临终关怀院门口雕刻的十字架上立起的。当他伸手去拿六芒星的时候，被派来护卫定居者的以色列警察把年长的牧首推倒在地，动手殴打他，还用胡椒喷雾对他和他的随行修士发动袭击。电视摄像机记录了整个事件，引发了进一步的国际抗议。

据哈格普说，以色列定居者现在正加快步伐，在旧城购买亚美尼亚人的土地。他说，亚美尼亚牧首区每月都会接到几十个中介的询问，他们的委托人是愿意为在亚美尼亚区安营扎寨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以色列定居者。此外，还有些人是不要中介自己找上门来的。据称，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策划者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曾为了一处空停车场和后面的一些房子出价约三百五十万美元。

“我们当然拒绝了，”哈格普说，“但这些人都是狂热分子。他们永远不会善罢甘休。”主教皱起眉头。“我非常担心我们的未来。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千六百年，但现在我们无法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但在烟幕弹背后，他们压制了我们社区的发展。自1967年以来，他们没有给我们发过一个建筑许可证，而我们‘非法’建造的房子都被他们毁掉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才给我们的医院弄到一部电话，而我认识的一个以色列秘密警察的线人一周内就弄到了一部。他们也不管我们的街道。犹太区被妥善维护，但其他社区的街道正在下沉，因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排水系统不行了。穆斯林区情况最糟。那里的人相信以色列人是蓄意搞坏他们的居住环境，这样他们就不得不离开，然后那些房子就可以落到定居者手里。”

主教哼了一声：“他们甚至用税收体系整垮我们的店主，向他们胡乱征税。1967年时我们在耶路撒冷旧城有八九十家商铺，现在——有多少？——可能还剩十家，也可能更少。其余的都被拒绝相信他们的财务状况的税务官搞破产了。有时税务官向他们收的税比他们整个铺子值的钱都多。”

我对主教说，他可能只是有点太偏执了。老人摇摇头道：“圣约翰临终关怀院的风波还没有平息，以色列政府又拨款七百五十万谢克尔（二百五十万英镑）用以在旧城购买更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建筑。这个数字是没有争议的。这不是我的想象。政府有一个系统性的政策来使旧城犹太化。我们是这个政策的障碍。而他们迟早会找到办法绕过我们所代表的障碍。”

主教又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我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的社区像一棵病树一样一天天枯萎下去。亚美尼亚区曾经有百万富翁，而现在我唱诗班里的亚美尼亚年轻人很羡慕他们的同龄人——因为他们设法在以色列餐厅找到了服务员的工作。最有抱负、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大部分移民去了美国。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没有前途。但不仅仅是年轻人，有些举家都搬走了。”

哈格普主教告诉我，他年轻时巴勒斯坦有一万多亚美尼亚人。现在只剩不到两千了。整个社区结构都缩小了。从前有五个亚美尼亚人俱乐部和一个剧团，会举办戏剧演出、音乐会、集会和舞会。而现在亚美尼亚区是个不声不响的地方，那些有精力、有能力的人已经离开，到波士顿和纽约寻找新生活去了。亚美尼亚区被阴影笼罩着，它的地盘似乎正在萎缩。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回住处的路上，我和一些亚美尼亚青少年聊了起来。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话呼应了主教的绝望情绪。

“我们在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一个女孩说，“什么也得不到。对亚美尼亚男孩子来说，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能去洗盘子，或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对我们来说选择就更少了。非犹太人在这里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另一个名叫克里科尔的少年说，上个月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以色列警方随机逮捕了他和其他五百名非犹太裔男孩。他被带到一个警察局，挨打，被迫在日头下整天站着，没有水喝。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这种事情几乎是家常便饭。

女孩们表示同意。有一个女孩说，就在一周之前，她被招手叫到一辆汽车前，车主是正统派犹太教徒，那辆车停在亚美尼亚区的大门外。她以为那人迷路了，想找人问路，便弯下腰去和他说话。结果那人朝她脸上啐了一口唾沫，然后开车走了。她说她已经厌倦这一切。她想移民到波士顿去，她有远亲住在那里。

“以色列人统治着我们，但我们并不是以色列的公民，”她说，“我们没有选票。我们没有影响力。”

“他们让我们感觉我们像是什么脏东西，要把我们冲进下水道，”克里科尔补充道，“反正我们太肮脏了，不配住在这座城市里。”

“我们都想离开，”那个女孩说，“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天都很艰难。他们把一切事情都变得很难。”

这不仅仅是亚美尼亚人面临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基督徒区与巴勒斯坦基督徒交谈时，发现旧城的居民对基督教在耶路撒冷长期存在的前景极为悲观。无论这想法是对是错，巴勒斯坦人似乎都相信有一场系统性的运动要把他们赶出去，或至少让他们过不下去，以至于大多数人会自愿选择走人。1922年，耶路撒冷旧城有52%的人口是基督徒，如今这一比例不到2.5%。现在在悉尼出生的耶路撒冷籍基督徒比在耶路撒冷本地的都多。这座古城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便不再由基督徒统治，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它可能很快就不再有固定的基督徒存在了。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现代中东地区基督教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加上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在那里，逐步的屠杀和驱逐最后以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与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人口交换告终，余下几千名基督徒，而在二十世纪初，这个数字是四百万。在巴勒斯坦，基督教人口在二十世纪的下降比较缓慢，但同样不可阻挡。

1922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二十六年前，基督徒占英治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的10%左右。那里的基督徒比穆斯林更为富有，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几乎掌控了所有的报纸，并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了过多的高级职位。虽然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统治着耶路撒冷旧城——其实自公元四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如此——但他们的领导人和商人已经从圣墓和维亚多勒罗沙（Via Dolorosa）周围的狭窄街道上搬了出来，在西耶路撒冷的郊区塔尔比（Talbieh）、卡塔蒙（Kattamon）和巴卡（Bak’a）为自己营造了漂亮的别墅，它们现在的主人是以色列商人和议员。

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流亡始于1948年，当时正值英国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后的战争期间。在战斗中，约有五万五千名巴勒斯坦基督徒（约占整个社区的百分之六十）和大约六十五万名巴勒斯坦穆斯林逃离或被逐出家园。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征服和占领约旦河西岸后，发生了第二次人口外流：1967年至1992年间，当时在占领区的约百分之四十的基督徒——还有一万九千名成年男女和儿童——离开家园，到别处寻找更好的生活。

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基督徒现在流亡海外：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境内只剩下十七万人，而在圣地以外（黎巴嫩或其他地方的肮脏难民营里）则有四十万人。基督徒现在占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人口的比例不到0.25%^[11]。此外，他们的移民率仍然很高，是巴勒斯坦穆斯林的两倍，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基督徒的待遇比穆斯林更糟，而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比穆斯林更好，他们发现移民到国外找工作要容易得多。迄今为止，步履蹒跚的和平进程对阻止这股移民潮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伯利恒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仍留在祖籍地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中，约五分之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移民。

这一切都事关重大。如果没有当地的基督徒，基督教世界中最重要的圣殿将成为博物馆的碎片，只为游客的好奇心而保留下来。基督教在圣地将不再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信仰存在，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地带将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正如坎特伯雷大主教最近警告的那样，该地区“曾是强大的基督教力量的中心”，但有可能“在十五年内”成为一个没有基督徒的“主题公园”。

随着犹太定居者团体把精力集中在圣城上，基督教在耶路撒冷的前途看起来相当黯淡。东耶路撒冷周围兴建了一系列以色列定居点，而在旧城内，激进定居者团体继续试图在旧城的穆斯林、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区内购买土地。在以色列控制东耶路撒冷后的十年间，37065英亩的阿拉伯人的土地被没收并安排给以色列定居者，如今东耶路撒冷只有13.5%的土地仍在巴勒斯坦人手中。在侯赛因国王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争夺保护穆斯林圣地的权利时，穆斯林对他们所称的圣城的宣称虽不那么自信，但同样坚持。在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主张之间，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位置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耶路撒冷的各个基督教会都对自身处境之严峻心知肚明。一直以来，圣城的四十七个基督教派别以鸡毛蒜皮的斗嘴闻名：每年复活节，全球各地的报纸都会祭出一些轻松愉快的复活节故事，比如希腊东正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为清理伯利恒的圣墓，或耶稣降生教堂的某处窗台而互相扯皮。但1989年以后，各大教会的牧首和大主教团结一致——可能是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第一次——每年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向世界人民说明我们在圣地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基本权利不断遭到剥夺……并对我们的人民和教会中日益增长的不安与恐惧深表关切和忧虑……这对基督教的未来及其在圣地的权利构成了严重威胁”。

然而，尽管基督教的处境令人绝望，东方教会的领袖仍出人意料地倨傲。昨天早上，我拿着狄奥芬内斯神父写的介绍信，获准和耶路撒冷的希腊东正教牧首狄奥多罗斯一世（Diodoros I）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面。一群身穿黑袍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把我领进一个挑高很高的拱形接待室。墙上挂着许多个世纪以来的东正教牧首的肖像，它们向下投来冷漠的目光。房间的正中，一尊巨大的红色天鹅绒宝座上，坐着狄奥多罗斯一世，索菲罗尼乌斯的继任者。他虽已年迈，但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雪白的长髯垂落到牧首长袍上。他坐在镀金的宝座上，看上去宛如一头长着灰色鬃毛的老迈的狮子。

“这片土地，”他以低沉有力的声音说道，“这片圣地，是用殉道者的鲜血浇灌的。对于住在这里的基督徒来说，日子从来都不易，现在也不例外。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我们谴责对我们的信众的镇压。我们出手干预，使被囚的人获释。在宵禁期间，我们给我们的人民送去食物。我们与我们的人民拥有共同的渴望和痛苦。圣地从来就不是一个像阿索斯山那样静谧和平、供人沉思冥想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背负着使命，一个我们必须始终为之努力的使命。”

我问牧首，他是否认为基督教在耶路撒冷行将消亡，他的使命到现在是否还没有接近尾声。

“在拜占庭时代，我们希腊人统治圣地的时候，这座城市完全属于基督教。”狄奥多罗斯回答，“当然，你不能把现在的情况和那时相比：我们现在人数很少。但你不能根据一盏灯能装多少油来评判它。”

牧首调整了一下坐姿，握住挂在他脖子上的一个镶金微型圣像：“即便只是一盏小油灯，也能把一间大屋子照亮。”

耶路撒冷，11月10日

牧首的话是对的，在拜占庭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三百年里，耶路撒冷一直是一座基督教城市。从许多方面来讲，它的确算得上是基督教的首都。在黑暗时代的欧洲野蛮人和拜占庭人眼中，耶路撒冷都是世界的中心，直到中世纪晚期，世界地图（比如赫里福德地图^[12]）还把耶路撒冷画在地球的中心位置。

基督教世界的主教们就如何进行圣周礼拜、如何安排礼拜日历向耶路撒冷寻求指示。欧洲的朝圣者（比如西班牙修女艾格丽亚）写信描述圣地的礼拜方式，其巨细靡遗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我知道您会非常乐意了解在圣地日复一日的仪式是怎样的”。当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想要巩固与伦巴第人的联盟时，他给他们的王后送去了来自耶路撒冷圣十字教堂的一瓶圣油。耶路撒冷是圣城，来自基督教世界的目光都牢牢汇聚在它身上。

这一切与帝国多神教末期的局势大相径庭。在罗马人眼中，巴勒斯坦是一个夹在更加富裕、更加文明的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默默无闻的行省，而且自公元70年被提图斯摧毁以来，耶路撒冷已经沦落为一个不知名的驻军城镇。直到公元310年，罗马的巴勒斯坦总督［驻地在凯撒利亚·马里蒂马（Caesarea Maritima），位于现在的海法以南］还可能对耶路撒冷一无所知，在审问一名自称来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嫌疑人时，总督福米利亚努斯（Formilianus）发言如下：“耶路撒冷？在哪？”

后来君士坦丁登基为皇，又宣布立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于是这一切被永远改变了。一夜之间，这个默默无闻的行省成为圣地，受到一系列帝后和廷臣的偏爱与庇护。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官方接纳基督教。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皇太后海伦娜亲自前往耶路撒冷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以确定圣地的位置——虽然正如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简洁地指出的，她发现的文物古迹，诸如圣十字架的残片，是“受了奇迹的襄助，如今的考古学家没这个福分”。君士坦丁下令在他母亲钦点的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地点，建造“世界上最精妙的大教堂，不仅如此，它的一切元素都要完美无瑕，要能够压倒世上所有最美丽的建筑”。君士坦丁还下令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和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上建造巨大的教堂。

后来者纷纷效仿。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建造者）骄纵的妻子欧多西娅皇后在耶路撒冷住了十六年，大兴土木，花了一百五十万金币，当时两个金币就足以让大多数人跟上潮流至少一年。她的捐赠范围包括牧首宫、城市防御工事的修缮、在城内包围锡安山的新围墙、圣斯蒂芬教堂和修道院。在圣城被伊斯兰军队攻陷之前，索菲罗尼乌斯就是在这里主持了最后一次礼拜仪式。欧多西娅皇后还在约旦河西岸的希律堡（Herodion）附近修建了一座麻风病院，并在朱迪亚荒原中建造了一座塔，以保护那里的修士免受沙漠游牧者的袭击。与此同时，在伯利恒附近，一群颇有资财的罗马妇女聚集在圣杰罗姆的羽翼之下。其中有一位名叫保拉（Paula）的女继承人，她在前往巴勒斯坦朝圣之前“捐弃了所有的身外之物”，但她仍然有足够的余钱来修建两座修道院和一座临终关怀病院，同时还为许多修士和穷人提供救济，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圣杰罗姆本人。

甚至那些在朱迪亚的山洞和峡谷中贫穷度日的苦行僧，也往往来自最高贵的皇室家庭。例如修士菲奥提乌斯（Photius），他其实是查士丁尼麾下最伟大的将领贝利萨留斯伯爵的继子。据普罗科匹厄斯说，菲奥提乌斯威胁要披露狄奥多拉皇后宫中侍女们的淫乱细节，于是被抓进了皇后的秘密刑讯室，后来他逃了出来。为躲避狄奥多拉皇后的秘密警察，菲奥提乌斯设法逃到了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外的某处沙漠中以修士身份寻求庇护。

约翰·莫斯克斯也暗示了许多在耶路撒冷定居的虔诚朝圣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他记录了一个故事，讲述者是他的朋友佩特拉主教（Bishop of Petra）的母亲、修女院院长隐居者达米安娜（Damiana）。达米安娜与皇室有亲，在这个故事中，她描述了她是如何说服一位高贵的皇室表亲接受一个贫穷妇女的施舍的。

达米安娜说：“在我做修女之前，我常去（耶路撒冷的）圣科斯马和圣达米安教堂，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夜。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老妇人来，她是弗里吉安加拉蒂亚（Phrygian Galatia，位于如今的土耳其中部）人，她给教堂里的每个人发两个莱帕（小硬币），我也经常得到她的施舍。有一天，我的一位女性亲戚——也是最虔诚的莫里斯皇帝的亲戚——来到圣城祈祷，在这里住了一年。她来后不久，我就带她上科斯马斯和达米安教堂去。在讲道的时候，我对她说：‘夫人，一会儿会有一位老妇人来给每个人分发两枚硬币，请收敛一下你的骄傲，把它收下。’她流露出明显的厌恶，说：‘我必须收下吗？’‘是的，”我说，‘拿着吧。因为在上帝的眼里，这女人为大。她禁食了一个星期，凡她所能领受的，都分给教会的人。你把这些硬币收下，再施舍给别的人就是。不要拒绝这位老妇人的牺牲。’

“我们正说着话，那位老妇人走了进来，开始施舍。她沉默而平静地走了过来，给了我两枚硬币。又拿了两个给我的亲戚，说：‘你拿这个买东西吃吧。’当她走后，我们意识到上帝已经告诉这位可怜的老妇人我建议我的亲戚把钱施舍给别人。于是，我的亲戚叫一个仆人拿这两枚硬币去买些蔬菜。她把它们吃了，在神的面前证明它们甜美如蜜。”

源源不断的金钱随着帝国最富有的家族流入圣地，使新兴贸易蓬勃发展。和现在一样，当时的宗教主题旅游必然使旅馆老板和导游生意兴隆。可以确定，到公元六世纪时，圣地已经有了固定的旅游线路，还有旅游指南（有些还配有地图）来给朝圣者解说景点。另一个繁荣的家庭产业是文物贸易。《旧约》中提到的圣人遗骨有许多位于巴勒斯坦，《新约》里提到的纪念物也有不少。约瑟和撒母耳、撒迦利亚和哈巴谷、迦玛列和圣斯蒂芬的遗物，以及圣彼得的镣铐、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钉子、圣路加绘制的圣母玛利亚肖像，都是在这一时期输出的。当地的一个犹太妇女常给人展示圣母玛利亚穿过的长袍，而伯利恒的祭司会向朝圣者展示被希律王屠杀的儿童的骨骸，或至少是那些还没被他们卖给首都的教堂和圣体匣的儿童的骨骸，这当然是要收参观费的。那些闻名遐迩的文物价值千金——狄奥多西二世曾花了一笔巨款（用金币支付的），再捎上一个庞大的黄金十字架，以购买圣斯蒂芬的遗物。不过即便是最囊中羞涩的朝圣者，也买得起某些二流文物，比如基督的脚印的模具、各各他的灯里的灯油，以及基督的双足所践踏过的尘土。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拜占庭商人来说，文物贸易几乎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收入之源。

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权力胜过在帝国境内其他任何地方。公元529年，当地的撒玛利亚人揭竿而起，而被查士丁尼皇帝派来镇压起义的不是哪个将军，而是“一位名叫菲奥狄翁（Photion）的高级修士”。菲奥狄翁以某种非修士的热情履行了他的职责，“与他们战斗，征服他们，给他们中的许多人施以酷刑，驱使其他人流亡，激起了普遍的恐惧”。据某些说法，超过十万撒玛利亚人在菲奥狄翁主导的大清洗中丧生。

但就像整个巴勒斯坦一样，耶路撒冷不只有神职人员、修士和容易上当受骗的朝圣者。平信徒总是比神职人员多，这让一向易怒的圣杰罗姆有些恼火。杰罗姆的朋友、诺拉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Nola）当时正计划去耶路撒冷旅行，杰罗姆写信警告他，不能把这里预想成一个圣徒之城：“这里非常拥挤，和那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样，这里什么人都有，如公娼、演员、士兵、哑剧演员和小丑。你在其他地方可能都不想遇见这些人，却被迫在这里全盘忍受。”圣巴西略（St Basil）的弟弟、脾气暴躁的尼萨的格里高利，对耶路撒冷居民的道德素质同样不满。他愤怒地给家里写信说：“如果上帝在耶路撒冷一带所降的恩典比在其他地方都多，那耶路撒冷的人就不会以作恶为风习。可实际上他们无恶不作且乐在其中：欺骗、通奸、偷盗、崇拜偶像、下毒、争斗、杀人，这样的事天天都有，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上帝的洪恩呢？”

实际上，修士们自己可能也相当不守规矩。他们坚持到剧院夜场和种种被他们认为是“异教”的节日现场去搞破坏，以至于被永久禁止进入加沙地带。在拜占庭对面，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的卡尔西顿，当修士们抗议举办奥运会时，当地的主教提醒领头人说，他是一名修士，因此应该“回到自己的居室中并保持安静”。但在巴勒斯坦，修士的人数要多得多，而且显然是些更难对付的人。有一次，巴勒斯坦的修士们群起反抗一位被他们认为是异端的耶路撒冷主教，官方不得不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在异端皇帝瓦伦斯统治期间，事态进一步失控：修士们对皇帝任命的一位主教进行暴力示威，随后皇帝驱逐了大批修士，把他们贬到上埃及沙漠中的皇家矿山和采石场。

不过，修士们有时确实能逍遥法外。根据一项压迫性的、偏执的晚期罗马法，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除了每年的犹太节日住棚节（Sukkoth）。在此节日期间，他们被允许来为他们的庙宇废墟哭泣。公元438年，欧多西娅皇后放宽了这些规定，此举令流散在外的犹太人激动不已，但也激起了更多原教旨主义修士的怒火。当犹太人以空前的数量聚集在圣殿山时，叙利亚修士巴尔索玛（Barsauma）掀起了一场反犹大屠杀，袭击并杀害了许多犹太朝圣者，这是当时最为可怕的反犹运动之一。巴尔索玛为自己辩护说，他和他的追随者并未直接参与此事，犹太人是死于“从天堂降下的打击”。但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有证据证明这是谎话，因为他们设法抓住了巴尔索玛的十八名追随者，并把他们拉到皇后那里讨公道。然而即便贵为皇后，面对巴尔索玛召集起来的暴徒修士也束手无策：人群中为暴徒加油助威的人威胁要烧死她，并高呼“十字架已经胜利”；“人民的声音无边无际，汹涌澎湃，经久不息，如海浪呼啸，令城中的居民闻之战栗”。巴尔索玛一直未被绳之以法，后来还被叙利亚正教会封圣。

然而，尽管有如此种种的大屠杀、叛乱和内部动荡，巴勒斯坦的人口在拜占庭时期还是大幅增长。对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田野中发掘出的陶器进行的考古调查发现，拜占庭时代陶器的分布密度是以色列时期^[13]的四倍左右，这意味着拜占庭时期的人口一定比之前的时代多很多。这一时期，该地区以前（和自此之后）了无人烟的地方都已被开发。例如，在内盖夫（Negev）沙漠深处发掘出了六座拜占庭时代的城镇，这些城镇在当时都是耕地。可能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该地区的人口才开始赶上或超过六世纪达到的特殊峰值。

拜占庭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很可能就瓦解在这种骤然扩张中。在斯基托波利斯［现在的贝特谢恩（Beit Shean）］的考古挖掘表明，虽然该镇的妓院生意还很红火，但沐浴已经不流行了：这里的五处浴场在罗马时期都人头攒动，但在拜占庭人的统治下已遭废弃。这可能部分是由于修士们的影响，在他们眼中浴场是恐怖的东西，他们还对那些尽可能长时间不洗澡的人大加赞美。有一个关于沙漠教父的故事，满怀钦佩地讲一名游方僧如何在沙漠最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偶遇一位圣洁的隐修士，“相信我，我的弟兄们，我，帕博，这里最小的一个，从一英里外闻到了那个修士身上的好气味”。修士和他们的追随者不仅无视基本的卫生规范，而且有意地、心怀虔诚地对这些规范予以蔑视。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风尚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建筑学上的问题。古罗马时代的沟渠堵塞了，在斯基托波利斯，罗马帝国于多神教时期修建的整齐的排水沟年久失修，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下水道。在巴勒斯坦和约旦境内发掘的全部拜占庭遗址中，只发现了两个厕所，其中一个位于修道院厨房的正上方。

这一切造成了六世纪从头到尾绵延不绝的传染病。约翰·莫斯克斯的书中有许多地方提到了瘟疫的暴发。现代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当时麻风病、天花和肺结核十分猖獗，而虱子的扩散程度在中东地区的历史上无出其右。

如今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六世纪晚期毁灭性的传染病和瘟疫使得拜占庭在黎凡特地区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在耶路撒冷逗留期间，我每天早上都会到旧城的街巷里漫步，寻找拜占庭时代的断壁残垣，经常由哈格普主教相伴。自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主教的情绪就好了些，而每当经过不同聚居区的古老拱形走廊时，他最为兴奋，把我们身边古建筑的遗迹指给我看，还向我介绍旧城里一些不寻常的现代居民。

“看见那个瞎眼乞丐了吗？对，就是十字军拱门前面，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他每天只有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是瞎的。之后他把墨镜摘下来，去干别的工作——到穆斯林区的一家烤肉店当服务员。那家的烤肉串很好吃。那边是施洗约翰教堂，里面有一些可爱的拜占庭石雕，但是希腊人在教堂后殿里弄的新壁画非常难看：亮黄色和亮蓝色。”

主教不寒而栗了一下。“这些现代希腊人的品味啊……你见过他们在圣墓教堂里贴的镶嵌画吗？看起来像是沃尔特·迪士尼的作品。现在，往下面看，看到那个卖橄榄木木雕的高个子男人了吗？他叫伊萨。之前当了很多年的厨师，拿手菜是三明治：适合婚宴上用的精致三明治。他家的特制碎肝三明治特别有名，很快就使他成为老城最受欢迎的餐饮商。后来有人注意到，每逢哪里举行婚礼，他家附近的猫的数量就会下降：每次举行婚宴，都会有八到十只猫失踪。这件事传开了，但人们还是一直找他买三明治。最后他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猫不够，他的货出不来。所以他改行去卖橄榄木木雕了。不过，他至少对猫还是挺人道的。有一个塞浦路斯修士，在四旬斋节时让他可怜的猫儿禁食，还把它们拴了起来，半夜里你能听到被他锁起来的猫的嚎叫声。不仅是四旬斋节。大约每年他都会做一次梦，在梦中他认为自己得到了弥赛亚降临的独一无二的预感。所以他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让这些可怜的猫整夜尖叫，期待第二次降临。那声音真可怕。现在，看那根柱子……”

在这些漫步中最令我惊诧的是，我发现耶路撒冷的拜占庭遗迹已经所剩无几。在叙利亚北部，成百上千的无名古镇和村庄仍近乎完璧地保留下来，但在耶路撒冷——也许曾经是整个基督教帝国最宏伟的省会城市——只有零零星星的地板镶嵌画碎片与成堆的倾圮的立柱，流露出已经失落的往昔。在这座城市中，沿着约翰·莫斯克斯在书中的足迹，你所能见到的是些阴冷潮湿的地窖和暗淡无光的地下室，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超出古玩收藏家兴趣范围的遗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耶路撒冷仅存的拜占庭时代建筑是一座清真寺——有岩石打造的圆顶——是七世纪晚期帝国在东部的统治垮台后，拜占庭工匠为新的穆斯林征服者所建造的。斯蒂文·朗西曼将它的圆顶称作“拜占庭建筑中圆形建筑风格的最高典范”。

君士坦丁当年建的那座圣墓教堂几乎没有剩下多少。透过叙利亚小礼拜堂侧面的一个黑暗小洞可以看到它的墙壁碎片，但现存的大部分建筑是十字军时期的，后来奥斯曼帝国时期又增补了一些。查士丁尼为神之母圣母玛利亚建造的雄伟的尼娅教堂（the Nea）也消失了，莫斯克斯的一个朋友，奇里乞亚的莱昂提奥斯神父在这座教堂里工作了四十年。它的碎片（如今只剩下一堆断壁残垣，还有一些奇怪的拱形下部结构）散落在犹太人聚居区的各种地下建筑周围。考古学家挖掘出了遗迹，似乎对他们的发现感到兴奋，但外行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出来，这些引人伤感的乱石堆曾经超越了查士丁尼时代的许多教堂——伊斯坦布尔的圣伊琳娜教堂或拉文纳的圣维塔莱教堂——更不用说可以与拜占庭最伟大的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并驾齐驱。

拜占庭时代耶路撒冷的中央大集市卡多（The Cardo）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1884年，在外约旦的米底巴（Madaba）发现了一幅六世纪的镶嵌画地图，这幅地图显示卡多占据了耶路撒冷的主要位置，耶路撒冷到处都发现了它的残迹。在圣墓附近的亚历山大临终关怀院（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深处，能够看到一百码长的拱廊和铺路，以及一个朴素的拜占庭式的古典凯旋门。卡多在犹太区的一个地洞里再次露出了二百码，旁边是一排新开的精品店，向美国游客出售犹太教的青铜七烛台、以色列国旗和希伯来T恤衫。然后它就消失在一家餐馆的边上，再也找不见了。

一个潮湿的冬日下午，我和哈格普主教在奥地利临终关怀院附近的一家亚美尼亚餐馆吃过午饭，然后去了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外一个繁忙的道路交叉口，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拜占庭建筑的遗迹。主教站在一座新建的塑料公交车候车亭旁的人行道上，问我能看到什么。

“嗯……”我鼓起勇气说，“公交车候车亭？”

“还能看到别的吗？”

“几个检查井？”

“没错。一座公交车候车亭和几个检查井。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我点头，“那又怎样？”

“这个检查井是拜占庭时期最大的亚美尼亚修道院之一的遗址。往东北方向看，加油站旁边，是圣斯蒂芬教堂的修道院，耶路撒冷最大的希腊修道院。现在修道院教堂的地基仍然在法国人的圣经学院（École Biblique）的小礼拜堂下面。但人们认为它的修道院建筑早已消失了。”

我提到耶路撒冷陷落之前，索菲罗尼乌斯在圣斯蒂芬教堂所做的最后一次弥撒，并问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这两座修道院——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建筑群——都是在以色列人修一条双车道时发现的，这条路要用来连接旧城和约旦河西岸的一些新定居点。犹太定居者说他们需要一条新的道路，因为巴勒斯坦大起义的投石运动，这条路不能从阿拉伯居民区走。以色列考古学家发掘了遗址，把我们的镶嵌画拿去了西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两处遗址就地填埋了。”

“你们没有抗议吗？”

“抗议？我们乞求他们把它保留下来。但他们不听，说他们的路更重要。他们只保留了我们的一间墓室。就在这个检查井下面。最初他们保证说朝圣者可以到里面去，也可以在里面安装照明，但这话到现在也没兑现。我们基督徒现在在耶路撒冷人少势微。我们没有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游说团体。我们甚至连投票权也没有。结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东有史以来发现的两座最大的修道院从地球上被抹掉了。今天路过此地的游客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曾有什么基督教建筑，更不用说是两座巴勒斯坦最重要的修道院了。”

“他们可能没那么多钱来做文保工作，”我说，“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历史遗址都被夷为平地了。”

“就在发现这两座修道院的同时，”哈格普回答，“建筑工人在离这里一英里远的巴勒斯坦锡尔万村（Silwan）发现了一座十五世纪的墓葬，里面埋的是一位拉比^[14]。从考古学上来讲，这个遗址并不是特别重要，但现在游客都被领到那里去，给他们的印象是耶路撒冷一直是个犹太人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千八百年来，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一直是少数群体。但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最终政治地位仍悬而未决，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掩盖或至少粉饰真相至关重要。耶路撒冷理所应当是他们永恒的首都，而这些修道院是基督教曾经统治耶路撒冷的证据，所以它们被雪藏了。”

“我相信它们被推倒肯定是有理由的，”我说，“我不相信阴谋论。”

“他们答应给我们装一块纪念铭牌，”哈格普皱着眉头回答，“现在两年过去了，除了这个检查井，你还能看见什么？他们手里还有从亚美尼亚墓葬里发掘出来的骨骸和镶嵌画。它们现在被放在以色列博物馆后面的储藏室里。如果我们不喊不闹，表现得好一点，可能能把它们弄回来。否则我们大概就会忘掉。至于修道院，我们可能还要再等上一个世纪，一直等到这条路被拆掉，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圣殿弄回来。”

我们漫步在两座业已消失的修道院的遗址上，哈格普把各个地方的大致位置指给我看：这里是一幅镶嵌画，那里是一座临终关怀院，这里是修道院的教堂，那里是修道院的其他建筑。

“这是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哈格普说，“从这里一直到加油站。这是亚美尼亚人在这里的第一个聚居区，它再次提醒我们，基督教在耶路撒冷的存在是自古以来的。”

我们朝车库走去。再往前一点就是圣经学院，哈格普答应帮我搞一张图书馆的读者票。当我们经过加油站时，哈格普突然指着加油站旁新栽种的花园里的一块牌子。

“你看！”他说，“这是新的。肯定是刚立的。”

我们走上前去，那是一则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写的告示，但没有阿拉伯文：

耶路撒冷市/交通部

1号路考古花园：

第三面墙的遗址。

“我不信。”哈格普主教说。

“第三面墙是什么？”我问。

“是公元66年犹太人起义之前，希律王亚基帕（Herod Agrippa）修建的城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这面墙的位置，所以把它保护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在保护它的同时，一整片修道院建筑群在我们眼前被抹掉了，就在它隔壁——而这只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偏见。没有任何东西来纪念我们的遗迹。没有任何东西提到它们。什么都没有。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然后他们发现了一面十英尺的墙，是他们的希律王时期的文物，于是他们专门建了一座考古花园来保护它。你还觉得我是偏执狂吗？”

不久后，我去了《耶路撒冷邮报》收集剪报的资料室，以及圣经学院的考古部，查证哈格普主教的话。

事实证明，就像耶路撒冷许多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争端一样，修道院建筑群的问题已经迅速发酵成一桩国际丑闻。以色列当局决定埋掉两处主要的基督教建筑，这使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深感恼怒。他们还对遗址缺乏保护的现状愤恨难平：由于缺乏保护，破坏者［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是来自百倍之地（Mea She’arim）^[15]附近的极端正统犹太教徒］把柏油泼到了一幅美丽的六世纪拜占庭镶嵌画上，还在一处基督教墓穴的顶上堆石头。教会领袖们接受了国际新闻界的采访，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观点——犹太教的重要考古发现得到了保护与尊重，而以色列为了维护其对耶路撒冷的权利，对基督教文物漠然视之。当这些采访没有收到实际效果时，圣地所有主要基督教会的负责人，就以色列的文化政策发表了一份正式的联合投诉声明，控诉以色列的文化政策，特别指出以色列对基督教考古遗产的“掠夺”，并威胁说要呼吁国际社会来保护他们的古迹，除非当局“采取恰当和令人满意的措施来保护我们共同的基督教遗产”。

根据以色列官方出具的考古报告（意味深长地题为《第三面墙的发掘工作》），在大马士革门以北的发掘工作中发现的独立修道院不是两座，而是四座，另外还有两座朝圣者招待所和一处大型基督教公墓。此外，不久之后，在雅法门（Jaffa Gate）附近的玛米拉项目（Mamilla Project）的建设过程中，发现了第五座拜占庭基督教建筑——一座装饰着镶嵌画和罕见壁画的小礼拜堂。“玛米拉项目”是一个出于政治动机的计划，目的是将旧城和新城“融合”在一起，使这两个地方不可能再像1948年至1967年那样被分而治之，旧城归阿拉伯人，新城归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希望恢复这种分治格局。尽管基督教徒掀起了空前的抗议浪潮，但这些遗址没有一个被保留下来供后人凭吊。雅法门外那座带壁画的小礼拜堂被推平，为一个地下停车场腾地方，其他的遗址则全部被重新埋上了。以色列文物管理局的吉迪恩·阿夫尼（Gideon Avni）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的采访时解释道：“整个玛米拉项目的成败都取决于它（停车场）。”

世界上大约没有别的任何地方和圣地一样，将遥远的过往如此政治化。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独立时提到“重建犹太国”，从而将其存在的历史权利牢牢建立在《圣经》中曾在这一地区兴旺发达的以色列王国的先例上。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对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殖民时使用了同样的理由。许多新建的犹太人定居点，如希洛（Shilo）、吉冯（Givon）和卡茨林（Katzrin），都是有意建在被确认为三千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初殖民的地方。

对当代政治的宣称建立在古代历史的互斥解释上，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家几乎无法保持中立和客观。长期以来都有人指责以色列考古学家的发掘与其说是为了阐明该地的总体历史，不如说是为了揭示他们自己的历史；还有些说法称，他们挖掘又抛弃了和他们无关的土耳其、阿拉伯与拜占庭地层。值得赞扬的是，对这种政治偏见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以色列本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以色列考古机构的右翼民族主义偏见感到愤怒。1992年，耶路撒冷的考古学家舒拉米特·吉瓦（Shulamit Giva）指责以色列的圣经考古学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的工具，他们试图在以色列这片土地的古代史和现代以色列国的历史事件之间寻到联系”。她还说，以色列考古学已经“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独立性，成为一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刀斧，一种为新成立的国家提供‘根基’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工具”。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政治和考古学的长文，响应了吉瓦的一些担忧。埃隆认为，此等行为最严重的时候是在犹太国早期：“在早年的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氛围中，人们急于确定犹太人的遗址，过分强调去挖掘它们，并倾向于将遗址中的犹太地层展示给世人看，即便其他地层可能更富于历史或艺术价值。考古学的任务是为了证明圣地的犹太历史，而不总是像它本应是的那样：探索物质遗迹，以确定这个古代文化与文明如此多元、如此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其他以色列自由派批评该地区向游客展示历史的方式。耶路撒冷前副市长梅隆·本维尼斯蒂（Meron Benvinisti）自己是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主攻方向是十字军时期历史，他抨击了耶路撒冷大卫塔历史博物馆（Tower of David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Jerusalem）的偏见，这是旧城首屈一指的博物馆。本维尼斯蒂评论说：“博物馆的书面文字告诉我们，在以色列时期之后，耶路撒冷被外国人占领了。将他们描述为‘外国人’突显了博物馆视角的排他性——只有以色列犹太人对这座城市的宣称才是合法的。事实上，以色列时期只有六百年，而随后所有的历史时期都被博物馆展现为一连串的外族占领，如波斯人、拜占庭人、马穆鲁克、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的占领）。”此外，本维尼斯蒂还指出，在一个覆盖了三十个展厅的巨大展览中，竟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阿拉伯”一词，整座博物馆里唯一提到的阿拉伯名字是哈里发征服者欧麦尔。“被呈现的是扭曲了的历史，”他总结道，“这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

我最想与之讨论这一切的是方济各会图书馆研究所（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的米歇尔·皮奇里洛（Michele Piccirillo）神父。皮奇里洛是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自1960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耶路撒冷，从那时起，他凭一己之力重新发现了《精神草地》中描述的大部分修道院世界。在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发掘中，他发现了许多从前不为人知的拜占庭修道院、小礼拜堂、教堂和别墅（这些建筑主要建于六世纪至八世纪），在此过程中，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晚期镶嵌画地砖的宝库，其中一些作品名列黎凡特地区考古发现中之最精美者。我在去以色列的途中经过约旦时曾见过其中的一些，因为最精美的一批就在米底巴和尼伯山（Mount Nebo）周围，紧挨着艾伦比桥（通往约旦河西岸的边防哨所）。瓦利德·琼布拉特收藏的波尔菲列昂镶嵌画中的那种苦行僧精神，在这里是几乎看不到的。相反，皮奇里洛的镶嵌画洋溢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古典生活乐趣，暗示着在紧接查士丁尼之后的时期，希腊人的品位正在复兴（如果不是全方位的古典文艺复兴的话）：豹子在洋槐的旋涡中追逐雄鹿；一年四季的拟人化形象头戴冠冕、手持权杖坐在宝座上，看着牧羊人穿过卷曲的葡萄枝蔓；拿着笛子的萨蒂尔带领着酒神巴克斯的队伍，而丘比特从橘子树上掠过。

然而，这些新发现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学和艺术史领域。最意想不到的一点可能是它们所揭示的惊人的延续性。根据皮奇里洛的说法，七世纪的阿拉伯征服在考古学上是微不可辨的：统治者变了，但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事实上，他挖掘出的许多最杰出的“拜占庭”作品的年代都是阿拉伯征服后不久，那时社会秩序得到了更好的维护，贸易繁荣，该地区也得以从拜占庭的沉重赋税下解放出来。皮奇里洛将其毕生工作汇总为《约旦的镶嵌画》（The Mosaics of Jordan）一书，该书写道：“考古学家试图在‘穆斯林征服前’和‘穆斯林征服后’之间找到一个断层，但一无所获。考古学证明了这两个时期的延续性。”

这是有原因的。正如在野蛮人入侵罗马帝国的西半边之前，盎格鲁-撒克逊雇佣兵被征召到西欧保卫罗马北部边境一样，在穆罕默德前的几个世纪，阿拉伯基督徒部落被拜占庭统治者征召来保卫东部边境。如查士丁尼曾与两个阿拉伯基督徒部落结盟：伽珊部落（Banu Ghassan）和台额里卜部落（Banu Taghlib），他把这两个部落都安置在基督教帝国的疆域之内。因此，到阿拉伯人征服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是拜占庭帝国东部诸省中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

然而，皮奇里洛的著作暗示，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渗透一定比人们从前所认识到的更为平和。事实上这种渗透非常缓慢，以至于他们的征服似乎没有给该国居民的种族构成带来什么直接变化。当地居民在被征服后很快就采用了阿拉伯语，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征服者的军队规模不大，最初不过是在现有人口上叠加了一个军事阶层。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也没有出现。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巴勒斯坦基督徒——很可能就是莫斯克斯在七世纪穿越这一地区时所见的混居民族的后代：从最早的史前时代起，就在这一地区来来去去的许多民族的混合体。

皮奇里洛的证据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的官方历史所描绘的仍然是一幅烧杀抢掠的游牧征服者从沙漠席卷而来的画面，他们使该地区沦为一片人烟稀少的荒漠——直至十九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肇始。尽管没有哪个正经的历史学家（不管是以色列的还是别国的）会试图为这种对巴勒斯坦中世纪史的粗暴歪曲站台，但这个版本仍然在政府宣传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一本由以色列外交部出版的信息手册《关于以色列》（Facts About Israel），以一篇十五页的“以色列土地的历史”作为序言。它在对《圣经》中的以色列王国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后，将这一地区一千四百年的伊斯兰历史写到了一个题为“以色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小节里：

阿拉伯移民流入和流出该国始于七世纪的阿拉伯征服，此后随着经济增长和衰退而波动……到十九世纪末，犹太人的发展刺激了这片土地的经济和社会复兴，周边国家的许多阿拉伯人被该地区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吸引来。

我打电话给皮奇里洛，他请我下午去喝茶。我们坐在他的方济各会图书馆的小房间里，就他的工作谈了很久。

“我发掘的所有遗址都对以前的观点构成了严肃质疑，”他说，“老观点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入侵导致了基督教建筑的损毁，阿拉伯人迫害基督徒，并禁止建造新的基督教堂。但大批基督教镶嵌画的历史能够追溯到倭马亚王朝时期，这构成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它不仅证明了基督教存在的延续性，也证明了新的伊斯兰统治者的宽容。”

我向他打听我了解到的关于以色列考古机构抱持偏见的说法。他的回答很明确。他说，不论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情况是怎样，目前以色列的考古方法都是非常专业的。他认为，对以色列境内历史遗迹的发掘是公正的、不分宗教的。但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在对这些发现的呈现上存在严重的差异。

“对基督教遗址的系统性保护比不上犹太人的那么好，”他说，“当然，文保工作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小事。但在这里，它很容易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以色列人应该加倍注意。事实上，圣地有许多社群。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权利，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应该尊重别人。”

“这种忽视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我问。

“他们把犹太教堂照管得很好，”皮奇里洛说，“他们用遮挡物盖住它们，禁止人们踩到镶嵌画上。但新发现的基督教堂或修道院很容易被他们重新埋掉，他们对大马士革门外的那些教堂和修道院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绝对不会想对犹太教堂这么做，宗教机构也绝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对待基督教建筑，他们要么推平，要么把它们晾在那儿。在约旦，我发掘的每幅镶嵌画现在都放在特别建造的保护所里，甚至在特别建造的博物馆里。但在以色列各地，许多带精美镶嵌画的教堂都直接暴露在天底下。”

“这很要紧吗？”我问。

“非常要紧。如果这些基督教遗址得不到保护，它们就会遭到人为破坏。”

就在几天前，《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一篇报道，说有人破坏了位于马穆谢特（Mamshit）的一座无人守卫的拜占庭教堂，该教堂位于迪莫纳（Dimona）的以色列核设施附近。“破坏者被怀疑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他们拆毁了彩色镶嵌画，砸了支撑教堂天花板的立柱。”该报道说，前两周发生了一系列类似事件，此事只是其中之一，位于戈兰高地的苏西塔（Sussita）的一座拜占庭教堂也被捣毁了。看来，极端正统派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据说他们反对一切考古挖掘，所以并不是在专门针对基督教遗址，但基督教遗址确实在他们的打击名单上。

“但你看，”皮奇里洛接着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防止破坏的问题。一幅镶嵌画……”他寻找着合适的词，“一幅无人照管的镶嵌画就像一串被剪断了绳子的念珠。一两块嵌片没有了，整幅镶嵌画就分崩离析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切——一切——就都没有了。”

耶路撒冷，11月14日

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最令人沮丧的一点在于，同享圣地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深深沟壑。以色列人雇用巴勒斯坦人做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自己不愿做的：钱太少，活太脏，或者太无聊。巴勒斯坦人在流水线上做工，打扫街道，洗刷盘子。除此之外，两个族群就没有别的联系了，也没有什么友谊可言。没有交流晚宴，异族通婚几乎闻所未闻。少数几个能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平等条件下并肩而立的地方——例如在希伯伦（Hebron）的牧首陵寝前祈祷——也是以双方的紧张关系闻名，而不是因为在团结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民族上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分歧似乎太深，无法弥合。

这一切与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巴勒斯坦同中东其他地方一样，宗教交流的活跃度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在叙利亚，我目睹了宗教合作仍在赛勒斯和赛德纳亚修女院延续着，现在我想知道圣地是否也有类似的事情，是否有圣祠能容纳两个社群相互交流沟通，而不是刀兵相见。

我在圣经学院发现了J.E.哈诺尔（J.E.Hanauer）出版于1907年的一本书，名为《圣地的民间传说：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Folklore of the Holy Land：Muslim，Christian and Jewish）。书中提到伯利恒附近的贝特贾拉村（Beit Jala）有一座圣堂，当时巴勒斯坦的三大宗教群体都频繁光顾此地。基督徒把它当作圣乔治的出生地，犹太人把它当作先知伊利亚的埋身之所，穆斯林则把它当作传说中主管生育的圣人“希德尔”（Khidr，这个词在阿拉伯语里意为“绿色”）的故乡。据哈纳尔的说法，在他那个时代，这所修道院是“类似疯人院的地方。三大宗教的精神病人都被送到那儿，拿链子锁在小礼拜堂的院子里，关上四十天，吃面包，喝清水。希腊神父时不时为他们朗读福音，或根据情况需要对他们进行鞭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根据陶菲克·迦南的《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徒与圣所》（Mohammedan Saints and Sanctuaries in Palestine），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改变，三个宗教社群仍然一同到那里参拜和祈祷。我想，那现在是什么样呢？

我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区四处打听，发现那个地方很有人气。在基督教世界所有最著名的圣地都可供挑选的情况下，当本地的阿拉伯基督徒遇到麻烦时——生病，或者更棘手的事，比如丈夫被抓进以色列监狱了，他们宁愿到贝特贾拉肮脏狭小的圣堂里寻求圣乔治的代祷，也不愿去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或伯利恒的耶稣降生教堂祈祷。但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是什么情况呢？他们还上那里去吗？贝特贾拉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我开车到那里去想一探究竟。幸运的是，我碰巧和圣堂的管理员、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同时到达。

梅多狄乌斯神父留着灰白的胡子，身穿蓝色长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小烟囱帽，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的斯巴鲁旅行车的车门，并用遥控钥匙咔嗒一声锁了车。然后他朝教堂的大门望去，皱起了眉头。

在圣乔治教堂的门口，两名戴白色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耐心地等待着。一个拿着一条做工精致的锦缎面纱，另一个拿着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祈祷垫。旁边是三个胡子拉碴的巴勒斯坦工人，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系着一只瘦小的绵羊，腿打着弯，看上去几乎没什么肉。梅多狄乌斯神父生硬地点了点头，从两位妇女手中接过礼物，把羊交给看门人——一个年纪很大的驼背阿拉伯人，戴着脏兮兮的卡菲耶，他把羊牵到修道院大门旁的一个棚子里。

“恐怕我要到星期一才有时间献祭这些羊，”梅多狄乌斯神父有点儿简慢地对那三个工人说，“如果你们想收集宰羊的血的话，四点钟来。”

工人们向后退去，一直退到路上，千恩万谢地鞠着躬，就像小学生感激地获准从校长办公室出来一样。梅多狄乌斯示意我跟他进教堂，并刻意地关上了我们身后的门。

“你看看这个！”他说，把那条祈祷垫举到一臂远的地方，好像上面有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他似的，“上面绣着麦加的图案！你告诉我：我们能拿它做什么？还有这个面纱？它值多少钱？十谢克尔？算了。那些羊：真了不得。”

“来这里的穆斯林多吗？”我问。

“多吗？有好几百个！几乎和来的基督徒一样多。当我来到这里时，经常会看到地上、过道里、楼上楼下全是穆斯林——”他用手在空中划了一道，“屁股撅在空中，祈祷垫在地上：是的——在一座东正教堂里面！”

他的鼻息把胡子吹了起来：“你看，和我们一样，穆斯林相信这座教堂建在圣乔治的出生地上。圣乔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位伟大的圣人。”

“犹太人呢？”我问，“他们也来这里祈祷吗？”

“从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会来的，”梅多狄乌斯神父回答，“但现代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到这样的圣堂里来。”

他领我到中殿的一根柱子前，上面挂着一幅圣像。在乌黑的烟熏污渍和锦簇的银饰下，我差不多能辨认出那张熟悉的古典面孔：年轻的拜占庭骑兵身穿金色的胸甲，手中高举着长矛，骑在一匹雪白的战马上。

“所有的阿拉伯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叫他‘希德尔’——绿色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圣乔治可以保佑妇女生孩子，或者让她们的田地里长出好庄稼，让她们的羊生出健康的羊羔。如果她们如愿以偿，那她们就会回来给我这些……”他结巴着寻找要说的词，“……这些……这些……毯子。”

“或者是一只绵羊。”

“是的，那更好。不过我当然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其余的捐给穷人，捐献者则把血涂在门柱上。这是传统。”

“听起来很像是多神教行为。”

“很可能是的。”梅多狄乌斯神父说道，他的脸皱了起来。

这一切都很奇异：东正教神父们欢欢喜喜地宰绵羊，将它献祭给圣乔治。这种敬神的方式也许不是嘉德骑士们所希望的。毕竟英格兰人总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圣乔治。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曾毫无心理障碍地宣称上帝是英格兰人，那么更不会有人怀疑英格兰的主保圣人是谁。有哪个英格兰小学生不晓得“愿上帝保佑哈里、英格兰和圣乔治”^[16]的战吼？圣乔治的遗骸不是在温莎城堡吗？他的旗帜不是英格兰国旗与大不列颠国旗的关键部分吗？

然而，一个在中东，特别是在阿拉伯基督徒中间旅行的人，很难不马上意识到英格兰人并非唯一宣称拥有圣乔治的群体。英格兰人也许真情实感地相信，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主保圣人安全地藏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礼拜堂里，但这对阿索斯山上的九座修道院、希腊的三十五座教堂、克里特岛和希腊其他岛屿上的二十四座教堂和修道院、塞浦路斯的六座教堂、埃及的十五座教堂、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五座教堂、阿勒颇的城堡和伊拉克北部的两座修道院来说都是新闻，它们全都声称自己有幸拥有部分或全部的圣乔治遗骸——无处不在、骨头特别多的圣乔治。

事实上，对圣乔治的崇拜起源于拜占庭时期的黎凡特地区，它风靡英格兰要等到东征的十字军归国以后。1348年，爱德华三世宣布圣乔治为嘉德骑士团的主保圣人，就在此时，圣乔治似乎取代了忏悔者爱德华，成为英格兰的国圣。

虽然现在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圣乔治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但关于英格兰主保圣人的确凿史料却很难获知。他似乎是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军团成员，大约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公元284年至公元305年）因拒绝崇拜多神教的神灵而以身殉道。尤西比乌斯在《教会史》第八卷中提到的那位死法尤为惨烈的无名殉道者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但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对他的崇拜发源很早，起源于利达（Lydda），即现在特拉维夫的洛德（Lod）郊区，它相当于圣地的希思罗，就在通往本-古里安机场的喷气式飞机航道下面。其他的确凿证据就没有了。在六世纪时，圣乔治就已经被称作“只有上帝才知晓其行为的好人”。

但事实的匮乏从未成为中世纪的圣徒传记作家们的绊脚石，他们还是整合出了细节详尽的圣人生平传记，圣乔治崇拜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添加奇闻逸事，还纳入了多神教的传说。到了1260年前后，雅各布·达·沃拉金（Jacobus da Voragine）在热那亚撰写《金色传奇》（The Golden Legend）时，圣乔治的生平故事已经成为中世纪圣徒传记中最长的篇章之一，它围绕着一条龙，这龙的气息可以“毒死所有接近它的人”。

如今在贝特贾拉举行的圣乔治祭拜活动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仍然很原汁原味，和圣乔治在获得中世纪晚期那些传说（它们填满了《金色传奇》的字里行间）之前相去不远。一方面，和现在一样，圣乔治被视作生育的象征、一个受过洗礼的绿人；另一方面，他是战斗圣徒、与恶魔搏斗的人、对抗邪恶力量的神圣斗士。

圣乔治-希德尔的神话已经传遍整个亚洲，从波斯往东，它与基督教的联系早已被人遗忘：我在德里郊外时曾被带到一个山洞，穆斯林苏菲派会在这个山洞里禁食四十天，以召唤出绿色苏菲派希德尔。然而，东方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像他的出生地贝特贾拉那样，可轻而易举地召唤出希德尔。

“你可以随便问一个人，”当我问他这件事时，梅多狄乌斯神父说，“到外面的大街上随便拦一个人，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圣乔治。他们都会有故事和你说的。不要相信我的话：你自己出去亲眼看一看。”

我们离开了教堂，我按照他的建议做了。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名叫曼索尔·阿里的穆斯林老人。我问他有没有见过圣乔治。

“当然有，”他说，“我就住在前面的街角，所以我经常见到他——他总是骑着马来来去去。”

“你是在梦里看见的吗？”

“不，是在醒着的时候，在白天。他没有死。每当我们有麻烦，他就会来帮助我们。”

“怎么帮？”

“去年我求他帮我的孩子们找工作。两周之内，我的两个儿子都找到了好工作。”

“他还给其他人创造了更大的奇迹，”年老的看门人说，他拖着步子走上来，正偷听我们谈话，“上个月从拉马拉来了一个大块头男人。他病得很重，中风了，说不出话。一半的身子都不能动。他来到这里，从圣乔治的圣像前燃烧的灯里取了一些灯油。两周之后他就痊愈了，带着一对绵羊回来还愿。他一直唠唠叨叨地和我们说话，直到我们把他锁在教堂外面才罢休。”

后来，我们回到修道院的庭院里，我问梅多狄乌斯神父：“你真的相信这些关于奇迹的说辞吗？”

他捋着胡子。“要看你是不是信他，”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如果你不信圣乔治，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是真的相信他，也许就能够被治愈。”

“那你相信吗？”我问。

“好吧，我给你讲一个最大的奇迹，”梅多狄乌斯说，“我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没有其他修士，周围村子里也没有一个基督徒。那个看门人——他是穆斯林。我手下管理圣器的人也是。这周围全是清真寺：听——你听见了吗？那是晚祷的宣礼。”

梅多狄乌斯掏出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锁。“贝特贾拉有很多哈马斯的人，”他打开车门，说道，“无论基督徒和穆斯林过去相处得有多么融洽，自从哈马斯在过去几年里崛起以来，局势就变得有点紧张了。但我本人很安全，整个修道院也很安全。我晚上睡得很好。现在，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这样的地方不多了，是不是？”

那天晚上，在耶路撒冷，我在房间里想起了1990年夏天第一次来约旦河西岸的场景，当时我听人讲过一个故事，它说明了被占领地区的紧张局势。我是在比迪亚村（Biddya）听到这个故事的，讲的是这里腐败的村长阿布扎伊德（Abu-Zeid），他是被以色列军事当局扶植起来，代他们统治这个村子的。

村民们曾七次试图推翻这个可恨的投敌者，而他最后的覆灭很快作为民间故事在约旦河西岸各地流传。我第一次听人细讲这个故事是在拉马拉的一家咖啡馆里，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想去比迪亚寻找一个相对可信的说法，但这并非一件易事，因为这个村子几乎一直处于宵禁状态，最近一次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路过的以色列巡逻队扔自制燃烧弹。不过有一天，早上六点钟，我接到了我在村子里的联系人，一个名叫乌萨马（Usamah）的巴勒斯坦地主的电话，他告诉我宵禁已经提前到中午。他让我收拾准备一下，他七点钟过来接我。

我们驱车出了拉马拉，开过一条大路，路上有以色列人的检查站——乌兹冲锋枪和铁丝网，有小鸟在上面筑巢——然后驶入约旦河西岸的乡村地带：低矮、干燥、起伏不平的斜坡；银色的橄榄树林；躲在陡峭的山脊下的、由老石屋组成的村落。在离比迪亚还有一英里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在一条干涸的河谷拐弯处，我们看到了前方的阿里埃勒定居点（Settlement Ariel）。它是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城镇，有购物中心、体育馆和超市。巴勒斯坦人不能申请到阿里埃勒居住，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这里的房屋只对犹太定居者开放。在这里做工的巴勒斯坦人要被迫佩戴印有“外国劳工”字样的大徽章，一些以色列自由派评论员将其与纳粹德国的种族歧视法律相提并论。后来徽章被取消了。

“那是我爷爷的土地，”我们从定居点下方经过时，乌萨马说道，“从迦南人时代起它就是属于这个村子的。但是以色列人在1977年占领了它。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乌萨马解释说，阿里埃勒现在住着八千名以色列人，但预计最终将有十万人定居在此，这对比迪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比迪亚就位于该镇下方，看起来它剩余的土地肯定会被全部征用，用于修建新的住宅区，而这些住宅区将不会对巴勒斯坦人开放。乌萨马说，今年又有一些将村庄与定居点隔开的橄榄树林被没收，继而被推平，以便为逃出种族主义抬头的俄罗斯的犹太人建造一千间房屋。巴勒斯坦人又一次被迫为欧洲的反犹主义埋单。

“一个俄罗斯人明天就可以来到我的土地上，比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女享有更多的权利，”乌萨马说，“现在耕地都被抢占了，橄榄树几乎都被砍了。每年他们都要多蚕食一点。他们认为，一块一块地拿是不会有麻烦的。”

但比迪亚最终并没有坐以待毙，等着被人一点点推向灭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时，电线上挂起了巴勒斯坦的旗帜，人们举行示威游行，投掷石块。面对这种挑衅，以色列人本可以对该村实施严格宵禁，这能起到作用，但这既耗时又费钱，还会束缚大量军队。更省力的办法是通过扶植一个村长来控制该村，他代他的以色列主人维持秩序，作为回报，他将获得统领这个村子的权力。

七年来，阿布扎伊德一直以残暴手段统治比迪亚，而在他死后以色列人被迫直接对该村进行统治。这两种方法都没能制服比迪亚，但的确成功地把它毁掉了。比迪亚的总人口为3300人，其中超过5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关进了监狱，40个家庭的房屋被毁。此外，每逢事变之后，军队都要砍倒一片橄榄树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棵树被砍伐了，只剩下几棵。从前村里90%的收入来自种植橄榄，如今已经破产了。

乌萨马的叔叔塔里克（Tariq）是庞大的纳斯贝家族（Nasbeh clan）的一员，这个家族一直统治着比迪亚，直到以色列军事当局将其罢黜。我们在他们家族祖宅的花园里见到了他，他正在一处藤蔓摇曳的棚架下侍弄着麝香玫瑰。乌萨马已经通知过我们要来，他的婶婶乌姆-穆罕默德为我们准备了早饭。她是个高个子女人，穿着一条宽大的、腰间束紧的蓝色裙子。我们在她的命令下坐到凳子上，啃着她为我们准备的一大堆橄榄、胡姆斯^[17]和几块菲塔奶酪。

我们吃饭的时候，塔里克开始了讲述。“阿布扎伊德——上帝烧他的骨头！——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把他的念珠串绕到食指上，“真主啊！没人能像他一样知道怎么捞钱。”

“怎么捞？”我问。

“那条野狗！”乌姆-穆罕默德说，“他什么都干。”

“是真的，”塔里克说，“我的老祖把阿布扎伊德的黑人祖先从希贾兹（Hijaz）带到这里来，给我们做家奴。这就是他报复的方式。”塔里克悲伤地摇摇头。“他竭尽所能地破坏这个村子。他会威胁说要修一条从别人家穿过的路，然后借此敲诈勒索。有一次他切断了所有人家的水电，要求每家支付五百第纳尔（七百英镑），然后才重新接通。”

乌姆-穆罕默德往地上吐了一口痰：“那都不算什么。是他对我们的土地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恨他。”

“我的弟弟因为做了投石党人而入狱，”塔里克解释说，“阿布扎伊德来到我们家，说可以给他减刑。他让我父亲在一些纸上按了手印。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骗我父亲让给他在村西十德南^[18]的土地。阿里埃勒现在在那里建了一个工业园。”

“阿布扎伊德欺骗了我们所有人，”乌姆-穆罕默德说，“他像疯狗一样咬周围的人。”

“我们拿到了一份有全村住户签名的请愿书，把它呈到军队总督那里。总督是个好人，我觉得他会取代阿布扎伊德。但阿里埃勒的定居者从中作梗。阿布扎伊德是他们的人。我们的请愿失败后，阿布扎伊德派人杀害了组织请愿的老人。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必须赶在阿布扎伊德把村子毁掉之前除掉他。”

“我们处于军事占领之下，”乌萨马说，“我们没有法院或民事当局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占领已经把我们逼到这个分儿上了。”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杀人，”塔里克说，“所以我们雇了一个贝都因人替我们杀。贝都因人投靠了以色列人，他们能参军和拥有武器。但只要付钱，想让他们杀谁都行。我哥哥认识这个来自卡西姆村的杀手。我们雇了这个人之后，他用一把乌兹冲锋枪射杀阿布扎伊德。他腹部中了十四发子弹。但没有死。以色列人把他送到耶路撒冷的一家新医院，给他装了一个新的塑料胃。一个月后他回来了。那个贝都因人现在还在监狱里。”

塔里克往嘴里塞了一颗橄榄：“贝都因人失败后，我们发誓要亲手干掉阿布扎伊德。我们的第一次尝试非常外行。我们想把他撞死。第一次我们用了一辆小轿车，但他紧紧抓住了引擎盖。汽车撞到了墙上，司机死了，但阿布扎伊德毫发无损。接下来我们用了一辆大卡车，把阿布扎伊德撞进了医院——他失去了左腿——他的两个小儿子都死了，但阿布扎伊德还是活了下来。”

“但我们没有放弃，”乌萨马说，“我们派了一个男孩去特拉维夫的黑市买了两枚手榴弹。他回来以后先在一个山洞里试了一下。似乎很好操作，所以第二天他就把剩下的那个扔给了阿布扎伊德。它从他的车窗飞了进去，但它出了故障，没有爆炸。这件事之后，以色列人给了阿布扎伊德更多武器，还重修了他的房子，把它修成一座堡垒。”

“阿布扎伊德疯了，”乌萨马说，“他摧毁了所有被他认作是敌人的人的房屋。然后他买了两条大罗威纳。他那时常常拖着一条木腿，在村子里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带着狗、他弟弟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巡逻。天黑之后还在街上的人都会被他们打。”

“阿布扎伊德保证说要在下个橄榄季到来之前彻底摧毁这个村子，”塔里克说，“人们说他疯了。他炸毁了1967年以前约旦人给我们的橄榄压榨机，然后开始有计划地砍伐那些他不喜欢的橄榄树林。但他没有跑。他知道我们不会善罢甘休，不管他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会找到他，把他杀掉。”

“第五次是大规模袭击，”乌萨姆说，“当时巴勒斯坦大起义正处于高潮阶段，青年党组成了突击队。3月6日早上八点，青年党用燃烧弹袭击了他的房子。他们的目的是引燃他车库里的煤气罐，把他炸死。但他们不知道以色列人给他的车库装了新的金属门。当他们试图破门而入时，阿布扎伊德一瘸一拐地爬到屋顶上，开始用枪挨个打他们。他杀死四个人后，村里的阿訇用清真寺的扩音器广播求救。全村的人都冲到街上，加入了战斗。当时那里最少有七百人。”

“但我们什么也没办成，”塔里克沮丧地说，“当我们都去做晚祷的时候，阿布扎伊德的一个儿子悄悄溜了出来，跑去了阿里埃勒。祈祷结束后，我们设法进入阿布扎伊德的车库，炸毁了他的防弹车。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以色列定居者就来了。他们全副武装，开始向人群射击。再后来军队就来了，他们对村子实行宵禁，逮捕了一百人，并拆掉了……我不知道多少房子。”

“真主啊！”乌姆-穆罕默德说，她拿着一小碗胡姆斯回来了，“在那之后，村里连女人都想勒死阿布扎伊德。”

“是真的，”塔里克扬起眉毛，转动着念珠串，“但我们认为他不会想到这一点。所以第六次尝试杀他时，我们把我的一个侄儿化装成巴勒斯坦女人，让他头顶一篮水果去了阿布扎伊德家。阿布扎伊德和他的大儿子扎伊德坐在外面。我侄儿放下篮子，从无花果底下掏出一把手枪，在二十米远的地方开了六枪。两个人都中了枪，扎伊德死了，但阿布扎伊德只伤了左臂和一个肺。他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半个月，他们给他装了一条假臂和一个人工肺。到了这个时候，阿布扎伊德更像是个机械人了。但不到一个月他就又回来了。”

“村里有些人相信阿布扎伊德其实是某种精灵，”乌姆-穆罕默德说，“我们感觉他永远不会死。”

“他从我们手里溜了六次。六次！但我们最终还是把他抓着了。”

“我亲眼见证，”乌姆-穆罕默德说，整理了一下她的白色印花棉罩袍，“当时是橄榄季的前几天。一大早，我在从我哥哥家回来的路上，注意到阿布扎伊德的车沿着阿里埃勒的路开过来了。他转过一个拐角，看到一处路障。这时，两个青年党人从一堵墙后跳了出来——砰！——用乌兹冲锋枪向他的座驾扫射。”

“以色列人给他的车装了防弹窗户，”塔里克说，“但他没有关窗。”

“阿布扎伊德试图倒车逃跑，但他撞到了墙上，他们还是逮住了他，”乌姆-穆罕默德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死得很惨。我真高兴。”

“村里的人都来了，其中一位老人说，他们应该把汽油浇在车上，然后把它焚毁，否则以色列定居者可能会把他送去特拉维夫，用他们的一台机器把他救活。因为有前车之鉴，尽管阿布扎伊德胸口中了三十发子弹，他们还是怕他不死。”

“但是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你知道吗？”乌姆-穆罕默德舀了一些胡姆斯抹到皮塔饼上，然后塞进嘴里，“因为他是半个黑人，所以烧出来的烟像沥青一样黑。他死的地方，现在什么植物也长不出来了。”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失败了六次，最后抓到他的时候会这么高兴了吧？”塔里克问我。

“我们把他杀掉并焚尸之后，犹太定居者看到了黑烟，又过来了。但他们来得太晚了。只剩下一个被烧焦的头骨，一根腿骨，一台被火烧焦的肺脏机器和一大堆塑料污泥，这是他的胃。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交给他老婆。”

“她把它扔到了垃圾堆上，”乌姆-穆罕默德说，“阿布扎伊德在基弗哈里斯（Kifl Harith）还有一个女人。他老婆和我们一样恨他。”

“军队对村子实行了两周的宵禁，”塔里克说，“我们连橄榄都收不了。但没有人在意。每家每户都像放假一样。人们载歌载舞。”

“即便监狱里的人也是高兴的，”乌萨马说，“阿布扎伊德所有的老仇人——当时有大约两百人关在监狱里——他们也开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还有十分钟就要宵禁了。我站起身来向他们道别，乌萨马则催我赶紧上车。我们驱车离开村子，经过阿里埃勒的大门和炮塔。在铁丝网下面，定居者的推土机正在清理比迪亚的橄榄树林。

“杀死阿布扎伊德的那天对我们村子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乌萨马说，“但从长远来看，这又有什么用呢？”

他把车停在一堆被连根拔起的橄榄树旁，随后下了车，并示意我也下来。“这些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三倍长，”他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树根上拔下一块土块，用手把它掰碎，“一代又一代，我们的人民一年来三次为这些树穿衣、施肥、收割。我们所有的生活与传统都和这些树紧密相连。然而现在他们从美国带来了强大的机器，并在一刻钟内摧毁了我们的祖产。这些树把根扎得很深。看这些根把树和土壤结合得多么牢固！但现在它们被连根拔起，不管有没有阿布扎伊德，如果定居者得逞，我们就会是下一个。他们迟早会把我们全都赶出去。这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人不会让他们这样做的。”我说。

“不会吗？”乌萨马回应道。

“你想要乌托邦？”罗恩市长说，“我有乌托邦！看！”

阿里埃勒定居点的长官罗恩·纳什曼（Ron Naschman）打电话给他的秘书。片刻之后，她带着官方照片集来了。

“阿里埃勒的设想是我提出来的，”罗恩市长解释道，“1977年这里是无人区。什么都没有。你看：这里——除了这几棵老树外什么都没有。这是我在头一个帐篷里……那是我们后来搬进来的豪华大篷车。这是水箱和推土机。你看到这些大石头了没有？现在是超市。那边呢？那些石头现在是一片草坪。”

秘书拿走了相片集，罗恩市长在办公桌后坐下。他头顶上有一块铭牌：

致罗恩·纳什曼市长

为了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的人民。

为了在以色列重建《圣经》的根基。

为了勇气、信念和远见。

为了一个安全的以色列，美国人敬献，1990年4月。

“我让人们有机会参与最伟大的冒险活动，”市长说，“白手起家建设一座新城镇！为我们的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罗恩市长显然知道他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声誉。他还是个年轻人，周身散发着活力和朝气。他语速很快，口音完全是美国式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阿拉伯人经常问我什么吗？‘罗恩，你为什么到这座光秃秃的山里来？’我说：‘给我五年，你会看到我们能用这片土地做些什么。’”

“你们和巴勒斯坦邻居有闹矛盾吗？”我问。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没有意见，”罗恩回答，“他们和阿拉伯人——巴解组织的人有矛盾。巴解组织在这里实行统治——任何和我们合作的人都会死掉——甚至附近一个阿拉伯村子的村长也被巴解组织的人枪杀了，你知道这事吗？朋友，让我告诉你吧：这些阿拉伯人不想与以色列保持和平，他们想要以色列的土地。”

他微微一笑。“不过我想，你应该是在问我个人的观感。不，我并不反感阿拉伯人。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有一个清洁女工是阿拉伯人，”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上，“没错，一个阿拉伯清洁女工。她单独和我的孩子们待在一起。我不能说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如此信任一个阿拉伯人。”

罗恩停顿了一下，好让他的自由主义的全部含义深入人心。“你懂的，威廉，我为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深感自豪。一个美丽、干净的城镇，到处都是好人。我们接纳所有人。我们已经是以色列发展最快的城镇了。土地就在那里。困扰我们的是缺少房屋。如果能解决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能发展成一个有十万人口的城镇，在这些山上绵延八英里。”

他指向一张该地区的航拍照片，它被钉在书桌旁边的墙上。“去吧！四处走走！你自己看吧。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民主的国家——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

外面，晒得黝黑而健康的孩子们骑着BMX自行车，在碎石路上四处乱窜。超市、咖啡馆、商店和牛仔裤店在广场上排成一长溜。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的歌声通过管道穿过坦诺瓦。在游泳池和停车场里一排排闪闪发光的旅行车之外，西岸地区光秃秃的小山一直延伸到远处。

孩子们似乎不像市长那样对阿里埃勒充满热情。“无聊”是我采访过的绝大多数青少年的看法，“没有夜生活”。但成年人对这里感觉很好。最后我和迪娜·萨利特（Dina Salit）谈了谈，她五年前从加拿大移民到这里来。我们就着巧克力牛角包喝卡布奇诺，迪娜热情洋溢地开始聊天。

“我和我丈夫待在这里很快乐，真的很快乐。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去的是特拉维夫，那还不如留在蒙特利尔。但在这里，我们正在起草一份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宣言，我们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你懂的。我的意思是，有多少人有幸能参与一个新城镇的建设？”迪娜眉开眼笑，“在这里，你感到你的存在的确起到了作用。在这里，你感到自己……被人重视。”

“是吗？”

“非常重视。霍华德是一家安全公司的董事，所以他也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阿拉伯人呢？”我问。

“我们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前和几个阿——拉伯人交了朋友，”迪娜拖长了第一个音节，“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这是个奇迹。我不知道还能和他们交朋友。我的意思是，你懂的，阿——拉伯人。但我们以前还是请了一些建筑工人来喝咖啡。我不是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或我们之间有风流韵事，但没关系。”

“巴勒斯坦大起义改变了一切吗？”

“是，也不是。我们不再请阿拉伯人来喝咖啡了，但是你懂的，在这里政治很少成为话题，”迪娜咯咯地笑着，“我们都更关心八卦，或者街道清洁。这是重要得多的问题！”

我付了账单，迪娜把我送到阿里埃勒的公共汽车站。当我们走在路上时，我问：“那么，对那些愿意放弃你们的定居点和西岸其他地区以换取和平的以色列人，你怎么看？”

“我从来没听哪个阿拉伯人说他们只想要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她回答，“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第一步。他们想把以色列人逼到海里。所有人都知道。阿拉法特可不会收留我——算了吧！”

她停顿了一下，在沉默之中，我听到肯尼·罗杰斯的歌声还在商场上空回荡。

“阿拉法特和他手下的人在玩政治游戏——而我们现在在谈论人民的家园。你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吗？人民的家园。”

拿撒勒，英国圣公会招待所，11月20日

公元570年前后，约翰·莫斯克斯在圣狄奥多西修道院首次皈依为修士后退居荒野，在法兰（位于耶路撒冷北部）某个偏僻的山洞修道院里待了十年。

法兰，即现在的埃因法拉（Ein Fara），相传是巴勒斯坦最古老的修道院。它是由伟大的拜占庭隐修士圣查里顿（St Chariton）在四世纪初建立的，据说当时他住在一个山洞里，下面是一口纯净的泉水池。他在那里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苦行僧，一同过着沉默寡言、自我克制和严格禁食的生活，中间辅以长时间的祈祷。两百年后，莫斯克斯似乎慕名到了这里来，而吸引他的与其说是它的古老，不如说是它当时的修道院院长、阉人科斯马斯神父（Cosmas the Eunuch）的智慧。在《精神草地》的一个重要段落中，莫斯克斯称科斯马斯是第一个建议他收集教父箴言的人：“当他（科斯马斯神父）和我谈起灵魂的救赎时，提到了亚历山大港大主教圣阿塔纳修的一句格言。他对我说‘当你听到这样的话语时，如果没有带纸，就得把它抄在衣服上’——科斯马斯神父对我们的教父和圣师的话语的求知欲是多么强烈啊。”正是这一建议最终促成了莫斯克斯编撰《精神草地》，拜占庭时代的巴勒斯坦修士们本未记录的历史也得以保存下来。

非常巧合的是，我刚踏上这段旅程时，在阿索斯山上遇到了一个修士，他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个住在莫斯克斯曾住过的洞穴里的修士。亚历山德罗斯神父高个子，面色红润，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哔叽罩袍，扎着东正教的短辫子，一簇灰白的胡须像早期拜占庭圣像上施洗约翰的胡须一样乱糟糟的。一天下午，我在散步时偶然结识了他，不久前我刚从伊维龙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寻到了《精神草地》的手稿。他独自一人住在一处林间空地的小木屋里，位于卡里埃的高处。这是个田园牧歌般的地方、一处明亮而安静的隐居之所，周围点缀着百合花和冬青，视野极好，能俯瞰俄罗斯小修道院银色的穹顶，直达远方深邃、湛蓝、波光闪烁的爱琴海。但亚历山德罗斯神父对我说，这里不是他的家，也不是他向往的地方：他是在十年前被赶出圣地的隐居地后，才搬到希腊的这个山顶上的。

他解释说，自己在成年之后的绝大部分岁月里，一直住在埃因法拉的洞穴中，遵循沙漠教父们的修行方式，这距圣查里顿首次建立修道院已过了一千五百年。但亚历山德罗斯神父是这里的最后一个修士。在以色列征服和占领约旦河西岸约十年后，他开始收到死亡威胁，他认为威胁他的人是在附近建立了定居点的一群以色列狂热分子。1979年冬季的某日，他的精神之父和远方的邻居，一位名叫菲卢梅诺斯（Philloumenos）的希腊修士，在纳布卢斯（Nablus）附近的雅各之井（Jacob’s Well）的居室中被人砍死；有人毒死了他的狗，用斧头袭击他，然后用手榴弹焚烧了他的尸体。不久之后，亚历山德罗斯神父从耶路撒冷旅行回来，发现他的洞穴小礼拜堂被人亵渎，他的书籍和财物散落一地，遭到焚毁。小礼拜堂里的讲坛被劈成了碎片。于是他逃走了，乘船去了雅典，最后去了阿索斯山。洞穴和泉水之间的连接被切断，被包括进了一个新的定居点。

和许多隐修士一样，亚历山德罗斯神父是个非常古怪的人、一个圣愚，和他的宠物猫头鹰说话，喂蜥蜴，说时不时会有天使来看他。他给人的感觉是，他说的话也许不能完全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因此，当我造访耶路撒冷旧城的希腊东正教会时，略感惊讶地发现，他说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真的。一位和菲卢梅诺斯和亚历山德罗斯都认识的大胡子希腊主教给我看了一份文件，里面都是关于亵渎圣查里顿洞穴和发生在雅各之井的暴力谋杀的报道与通信。我了解到，一名来自特拉维夫的以色列精神病患者被指控谋杀了菲卢梅诺斯，还犯下了另外两起谋杀案。我还被带去参观了锡安山东正教神学院的殉道者纪念堂，菲卢梅诺斯神父支离破碎的头骨和被斧头劈过的骨骸躺在那里，永久地（相当可怕地）展出。他穿着他老旧的修士服，等待着未来可能的封圣。

“他是一个圣人，”年轻而虔诚的亚里斯托弗洛斯神父（Aristopoulos）向我保证说，就是他带我去的殉道者纪念堂，“菲卢梅诺斯神父接到过许多狂热的犹太教徒的电话，说他必须离开雅各之井，那是属于他们的圣地，不是我们的。他养的狗被毒死后，牧首建议他离开那里，搬到耶路撒冷去住，说耶路撒冷更安全，但每次都被菲卢梅诺斯拒绝了。据说凶手在他晚祷的时候找到了他，开始用斧头活劈他。”

“他没有直接把他杀了？”

“没有，”他回答，“而是砍了很多下：先是手，然后是脚，然后是腿。把他砍成了碎片。非常可怕。直到最后他才扔出手榴弹。”亚里斯托弗洛斯神父惊恐万分地画了个十字：“但你知道吗，他死后四年，人们为他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圣事，把他的遗骸挖了出来，然后发现他的尸体竟然没有腐烂。”

“可他已经被砍碎又焚烧了，怎么能不腐烂呢？”我问。

“好吧，没有完全腐烂，”他承认，“但这种保存程度仍然非常神奇。在这之后，出现了奇迹——包括治愈病人——以及菲卢梅诺斯神父的许多幻象。有些是我亲眼见过的。”

“你见过菲卢梅诺斯神父吗？”

“我梦见过他，”亚里斯托弗洛斯说，“我还闻到了他的气味。”

“我没搞懂，”我说，“你不是说他的尸身没有腐烂吗？”

“不，不，”亚里斯托弗洛斯神父说，“那是很好闻的气味。海湾战争期间，希腊领事馆命令所有希腊人回家。神学院关门了，所有的学生都撤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了下来。为了躲避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袭击，我把小礼拜堂锁了起来，戴着防毒面具，在楼上我的房间里待了三个月。到了三月，战争结束后，我来到这里，打开门，自新年以来第一次走进这里——整个教堂里仿佛都飘满了香气：非常馥郁，非常美好，非常甜蜜。它是从菲卢梅诺斯神父那里来的。”

我想，奇迹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把我当时和亚历山德罗斯神父的会面，以及他所住的洞穴被袭击的故事，告诉了亚里斯托弗洛斯神父。亚里斯托弗洛斯回答说，对教会产业的袭击绝不是什么稀罕事。他说，在六日战争期间，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遭到了一个以色列士兵的袭击，他向圣像开了几枪，然后受了伤——据亚里斯托弗洛斯说，子弹打到一幅圣母像上后反弹了回来，伤了这个士兵。

我查阅了比较清醒的《耶路撒冷邮报》档案，咨询了耶路撒冷不同的教会当局，发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教会产业的攻击浪潮确实发生过。一座耶路撒冷教堂、一座浸信会教堂和一家基督教书店被焚毁，据信是极端正统犹太教徒所为，而附近一所犹太学校的学生则对多米特修道院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西耶路撒冷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也发生了一系列未果的纵火袭击事件（从前的老木门必须换成钢制的，以防止再三的纵火图谋），此外还有阿卡的两座教堂（旧城的一座希腊东正教堂和新以色列郊区的一座新教小礼拜堂）以及拉姆勒（Ramleh）的一座英国圣公会教堂。

除此之外，锡安山上的新教徒公墓在1948年至1967年间就已遭破坏，当时它位于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无人区，后来又遭到不下八次的进一步亵渎。我后来去参观了它：墓碑几乎全部被砸碎，金属十字架歪歪扭扭地倒在墓穴里，一些石墓被砸开，一座矗立的陵寝上布满了弹孔。耶路撒冷圣乔治英国圣公会大教堂的纳伊姆·阿泰克司铎（Naim Ateek）花了半个小时历数他知晓的所有亵渎事件，然后说：“以色列想给人一种崇尚宗教宽容的印象，但是，这整个国家建立在侵占和没收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土地的基础上。直到现在，没收和亵渎教会土地与建筑物的行为仍在继续。”

我在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交谈时，发现他们普遍和阿泰克司铎看法一致，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以色列当局一贯严厉谴责破坏教会财产的行为，并为受到严重损坏的教堂提供帮助。尽管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仍是大多数亵渎行为的首要嫌犯——而且在一些亵渎地点喷涂的希伯来语涂鸦的性质进一步表明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确凿证据能证明他们参与了这些事，而某些事件（如亵渎圣查里顿洞穴），同样可能是由心怀不满的阿拉伯人做的，这并非不可能。此外，尽管基督教机构仍可能遭受侮辱性涂鸦，比如最近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访问耶路撒冷时，圣乔治教堂的大门就被涂上了“滚回去，肮脏的黑色纳粹猪”的字样，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发生的纵火和破坏的浪潮现在似乎基本上停止了，近年来重大的纵火袭击只有一次：提比里亚（Tiberias）的一座教堂被炸毁。

当然，这些毫无关联的事件全然无法证明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论点，即有一场齐心协力的运动要把他们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的家园。但这些事情无疑揭示了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的偏见和排他性，这让人想起其他几个中东国家（尤其是土耳其），在那些地方，宗教多数派能够任意摆布一个相对弱势的少数派群体。很少有西方基督徒能够意识到他们在圣地的教友面临着怎样的困难，而西方对以色列的全盘支持也让巴勒斯坦基督徒倍感困惑，他们觉得自己的领地正年复一年地遭到侵蚀。正如亚里斯托普洛斯神父在殉道者纪念堂对我说的：“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的教堂是犹太教堂，我们所受的亵渎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但正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好像没人在乎。”

在看到菲卢梅诺斯神父那惨遭刀斧的遗骸的第二天，我找到了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司机萨米·法努斯，他同意载我去看埃因法拉的洞穴。我非常想去参观那座拉伏拉的遗址——菲卢梅诺斯曾到那里拜访他的朋友亚历山德罗斯神父，一千四百年前，约翰·莫斯克斯曾在那里隐居，在沉思默想中度过了十年的时光。

自从亚历山德罗斯离开，法兰的新以色列定居点包括了洞穴、泉水和周围的大部分乡村，因此为了到那片遗址去，我们必须先进入定居点。在入口处，一扇漆成黄色的巨大电动钢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两边是带倒刺的铁丝网，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山间。萨米停下车，警卫对我们进行盘问。我把地图上标注的修道院指给他看，他拿着我的护照走向岗亭，和什么人打了个电话。随后他放下听筒，过来叫我们稍等片刻。二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我们得到了许可，警卫挥手放我们进去。

通往修道院的小路出现在定居点的一个住宅区的底部。我让萨米和他的车留在这里，然后步行下了山谷。周围的山坡土质坚硬而干燥：压缩的地层以可观的坡度向远方绵延起伏，放眼望去没有一棵树，也几乎看不到一片草地。然而当我下到山谷的时候，小路转了个弯，往下方远望，在山谷的最低处，出现了一片小小的绿洲：一片由蕨类、松树和棕榈组成的极茂密的林地。从我所站的地方看不见泉水，但能清晰地听到它的声音。谷中一片寂静，唯有远方的涌泉声在谷壁间回响，余音久久不去。这天热得不合时令，我背着包，沿着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泉音的方向走去。

到了谷底，我脱掉鞋子，把双脚浸泡在清澈冰冷的水中。尽管天气很热，泉水周围却清爽、阴凉、宁静。此刻我便轻易地明白为什么莫斯克斯会选择到这里隐居了：我想，这样一个地方肯定很容易培养出伟大的修士的美德——温和、中庸、不急不躁、灵魂清澈。泉水四周的峡谷峭壁上分布着许多洞穴，里面曾经全是莫斯克斯的同道，像保罗长老这样的人，“一个极其谦卑的圣人……我不知我此生遇见的人中还有谁能和他相比”。还有奥克萨农（Auxanon）长老，“一个富于同情心、自制和孤独的人，对自己很严格，二十四莱普塔（一个莱普塔等于半便士）的面包可以供他吃四天，有时能吃上一个星期”。这些洞穴也曾是莫斯克斯的精神之父、阉人科斯马斯长老的家。莫斯克斯在《精神草地》里对科斯马斯的描写颇为简略，但我们还是了解到他能治愈病人，以禁欲和自制闻名（即便是在拜占庭的标准之下）：“在圣主节前夕，他从晚祷一直站到天明，在居室中或教堂里诵经、阅读，绝不坐下。一旦太阳升起，圣事既毕，他就坐下来读神圣的福音书，一直到领圣餐。”

除了空无一物的隐修士洞穴外，莫斯克斯当年所熟悉的修道院所剩无多。有一些倾圮的居室的墙壁、一个蓄水池、几截拜占庭石雕、古怪的楼梯和几块下陷的梯田，修士们可能在那里种过菜。据说在互通有无的洞穴群顶端的洞穴教堂里，有一幅保存下来的拜占庭镶嵌画，但现在既没有绳子也没有梯子，无法到那里去。在摸索了一个小时，爬进一些比较容易到达的洞室后，我又回山上去了。

我走到半路时，遇到了我的出租车司机萨米。他显然非常惊慌。他解释说，我不在的时候，他被定居点的保安审问了。他们没收了他的身份证件，他现在害怕被拘留或逮捕。“别说我是出租车司机，”他恳求我说，“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我们回到车上，开到正门，现在那里有另一个警卫在值守。他用对讲机叫保安队长，让我们把车开到路边等着。

“这一带有许多恐怖分子。”他解释说。

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保安队长才出现。他身材矮小，身穿一件卡其色工作服，看上去很强硬。他的裤腰里塞着一把手枪，手里拿着一把突击步枪。他盘问了我半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我的地图、我的平装本《精神草地》和护照。我来这儿做什么？司机是我的朋友吗？我一直提到的修道院在什么地方？是阿拉伯修道院吗？约翰·莫斯克斯是谁？他也是阿拉伯人吗？我还有其他阿拉伯朋友吗？我的阿拉伯朋友有让我在定居点为他们做什么吗？然后他回到岗亭，在电话里把我护照的详细资料给别人念了一遍。随后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又用对讲机讨论了十五分钟。最后他走过来，交还了我的护照和萨米的身份证件。

“这是个误会，”他粗声粗气地说道，金属门关上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但他并没有道歉。

拿撒勒，11月22日

我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买了一张去埃及边境的公共汽车票。我计划从那里出发去亚历山大港。公共汽车本来两天后就要开，但在离开以色列之前，我还有一个诺言要履行。

在贝鲁特的最后一天，我答应去比里姆村看看。我在圣伊利亚难民营遇到的那户巴勒斯坦基督徒家庭于1948年逃离了这个村庄。达欧一家认为，她们暂时离开家园会更安全，于是，她们在一连串肮脏的难民营里流亡了整整四十六年。我想知道，如果他们当初决定留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新的以色列国，他们的生活会更好些吗？

总的来说，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与那些逃离或被驱逐的同胞，或是1967年被以色列人占领、二十七年后仍在军事统治下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同胞相比，1948年选择留下并成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持以色列护照，在以色列选举中拥有投票权，可以接受以色列的国民教育服务，使用以色列的民事司法服务，如果他们愿意，甚至可以加入以色列军队。诚然，有人抱怨土地征用和歧视：据说阿拉伯城镇的议会收到的政府拨款不到犹太人城镇的三分之一。然而，与那些仍在难民营中吃苦受罪的人的悲惨命运相比，以色列的阿拉伯基督徒着实要幸运得多。与他们在西岸地区的同胞不同的是，他们移居国外的人相对较少，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他们的人口数已经从1949年的三万四千人增加到现在的十五万人。

但是，我想拿来与达欧一家的情况相比较的是更为具体的东西：达欧一家留在比里姆村的邻居们的命运。萨米拉·达欧告诉我，当以色列的飞机轰炸比里姆村时，她的朋友和邻居在附近的吉什镇（Jish）避难。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离开埃因法拉后，我让萨米开车载我经过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经过比迪亚和阿里埃勒，到达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今天早上，吃过早饭之后，我们又一路向北，朝吉什镇进发。我们经过坐落着古老的拜占庭教堂的加利利海，翻过黑色火山岩形成的陡峭山坡，向北部的黎巴嫩边境开去。

乡下到处都是以色列的基布兹^[19]，它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奋力求存。但当我们驶过时，萨米把385个巴勒斯坦村庄中的一些指给我看，其中许多是基督徒村庄。这些村庄在以色列于加利利建立定居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直至1948年战争期间被哈加纳^[20]有计划地驱逐和摧毁。地里的仙人掌表明了老村落的存在：无论以色列人如何高效地把房屋夷为平地，将巴勒斯坦社区从地图上抹掉，老村落的仙人掌树篱还是扎下了深深的根，年复一年地发芽，标志着从前花园的边界所在和从前田地的影子。

“那就是法拉迪村（Faradi），”萨米指着山脚下路边的几块石头和一片仙人掌道，“现在那片地是法鲁德基布兹（Kibbutz of Farud）。”

萨米破旧的奔驰跟在一队车速缓慢的军用卡车后往山坡上爬去，此时农场的牛棚和农舍映入眼帘，它们的太阳能电池板在晨曦中闪闪发亮。远处，加利利低矮的山峦和平原在我们面前展开。尽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大量移民，但在1948年，该地区的犹太人占总人口比例仍不到四分之一，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的流离失所是通过“清洗”才实现的——犹太军队的加利利方面军指挥官、后来的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如是称呼此过程。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认为有必要清洗内加利利，并在整个上加利利地区建立犹太人之间的领土继承。因此，我们寻找办法，使尚在加利利的数万名愤懑不平的阿拉伯人逃离……大片地区被清洗干净。”

在这场对加利利人的“清洗”中，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反抗不如穆斯林激烈，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待遇。此外，以色列小心行事，在那些更著名的基督徒城镇和村庄控制“清洗”的规模，以免触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舆论。事实上，戴维·本-古里安亲自发出专项指示，不得掠夺拿撒勒等基督教圣地。正如占领这座城市的旅长后来所写的：“征服拿撒勒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占领军在这座城市的行为，能够左右这个新生国家的国际声望。”

在附近的贝特谢恩［当时的阿拉伯语名称是贝桑（Beisan）］，当地居民被分成两拨：穆斯林被大巴运到约旦河对岸流亡，而基督徒则被允许逃往拿撒勒。纳伊姆·阿泰克在十一岁时被逐出了位于贝桑的家。我去圣乔治圣公会大教堂看他时，他告诉我说：“以色列军队入城时，城中无人抵抗。两个星期之后，他们突然下令，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装离开。士兵们挨家挨户搜查，说：‘要么走，要么死。’我们只被允许带走能随身携带的东西。”十年之后，1958年，以色列取消了对阿拉伯人的旅行限制，阿泰克的父亲带着全家人回到了他们的老房子。他们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手持来复枪的波兰男人，他粗暴地把他们轰走了。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们的车离开拿撒勒一个小时后，路拐了个弯，我们发现自己正俯瞰着茂密的针叶林和萨法德（Safad）的高楼大厦。“1948年以前，这里是一个不同宗教社群混居的城镇，”萨米说道，“有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现在只有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被武力驱逐了，再也不许回来。我母亲有堂兄弟姊妹住在那里，但当哈加纳用迫击炮轰击城镇的阿拉伯部分时，她的大多数亲人都遇难了。有几个逃到了黎巴嫩，但自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来我们就没有再听到过他们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死是活。”

吉什离萨法德不远，在海拔稍高一点的山上。这里看上去是个乱糟糟的地方，几座年代久远的石屋被许多新盖的平房包围着，还有一座清真寺的宣礼塔和两座教堂的尖顶。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打听，我问一个系着围裙的阿拉伯妇女，神父住宅要怎么走。她说沿着这条街走一小段路就是。

来开门的是马龙派教区神父毕沙拉·苏莱曼（Bishara Suleiman）。他个子很高，留着剪短了的山羊胡，英语说得相当好（他还会讲法语，我后来发现他在索邦大学学过神学）。不同寻常的是，作为一个中东神父，他并未穿正式的黑色长袍，而是穿着T恤和阔腿裤。我向他解释我来这个城镇的原因，他立即邀请我进去。与此同时，他又叫来他的侄子约翰·苏莱曼，让他去请几位来自比里姆村的老人过来。

我们坐在一个阳台上，眺望着村子里的橄榄树林。苏莱曼神父的妻子从厨房拿来一个保温瓶，里面是土耳其浓咖啡。当我们啜饮着滚烫的液体时，我问神父是否愿意和我讲讲1948年达欧一家离开后比里姆村的具体情况。她们如果留下来是不是会好些？

“我们村在1948年逃离的人不多，”苏莱曼神父说，“我们一直与犹太人和英国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至于在1936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期间）被指控与起义者勾结时，我们不得不去乞求英国人保护我们。英国人派了几个兵在村子边上扎营，之后我们就没什么麻烦了。我们一直帮助犹太人从黎巴嫩进入巴勒斯坦，我们认为如果有什么困难他们也会帮助我们。这就是大多数村民留下来的原因，尽管德尔亚辛和附近的其他屠杀事件的所有报道我们都有所耳闻。”

“比如？”

“哈加纳在萨法德附近的埃因扎伊顿（Ein al-Zaytun）屠杀了七十名阿拉伯囚犯。他们把囚犯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然后开枪。但我们认为这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犹太人一直都很友好。”

这时，苏莱曼神父的侄子带着比里姆村的老校长伊利亚·雅各布回来了。

伊利亚是个消瘦的、形容枯槁的七十五岁老人，腿脚有些不太稳当，但头脑仍然十分清醒。苏莱曼神父说，关于比里姆村的历史，他是最权威的人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伊利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事情的详细经过和发生时间。他说，他不希望任何人了解到错误信息。他坐下，倒了一小杯土耳其咖啡，应苏莱曼神父的邀请谈了起来。

“哈加纳的士兵于1948年10月29日抵达我们村，”他说，并对照笔记核对了日期，“我们大多数人都留在家里，但上了年纪的人和神父在村口打着白旗迎接他们。我们给他们面包和盐，象征友谊与和平。”

“他们对你们也是一样友好吗？”我问。

“是的，”老人说，“他们很和善，很有礼貌。我们给他们提供食物，安排他们住在村里。他们待了半个月。1948年11月13日，一项命令下来，说我们必须全部离开。”

“你们当时很惊讶吗？”

“我们感到震惊。起初我们拒绝离开。但后来来了一名新军官，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叫我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走人。然后我们害怕了。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是说，我们必须离村子五公里远，否则就会被枪毙。”

伊利亚说话的时候，另一位名叫瓦德尔·费哈特（Wadeer Ferhat）的老人和我们一起站在阳台上。他身材魁梧，精神饱满，留着海象似的大胡子。当他发觉我们在谈论什么的时候，便开始用一连串的阿拉伯喉音愤怒地喊叫起来。萨米在旁翻译。

“瓦德尔先生说，他们把村民从家中赶到了郊野。他们没有帐篷。有些人在山洞里安顿了下来。其他人都蹲在树下或田地里。当时也是十一月，但比今年要冷得多。到了十二月，下起了大雪。他说有几个婴儿被冻死了。”

瓦德尔继续高声喊叫，双手在空中比划，做出一系列生动的手势。

“他说他当时三十五岁，但父母年纪都很大了，七十来岁了。他说，他们哭了很多天，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瓦德尔有一件事没说，”伊利亚·雅各布平静地查阅了他的大事年表，指出，“在我们离开之前，1050名村民每人都领到了一个号码，被授予了以色列国籍。我们把房子整理和打扫了一遍，因为我们以为很快就能回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比绍尔·谢特里特（Bichor Shitrit）先生来到这里。他看见我们住在树底下，就下令把吉什镇的空房子给我们住——是逃走了的穆斯林的房子。他说我们应该只用等半个月，当事态平息下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比里姆村。与此同时，他允许几位老人留在村里看管房屋和庄稼。”

“那后来呢？”我问。

“六个月后，那几位老人被命令离开村子。很明显，我们的房子要不回来了。因此，我们决定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起诉。”

“比里姆村的人民从来没有诉诸暴力，”苏莱曼神父说，“我们一直以法律和基督教的原则进行斗争。”

“1953年，我们的官司终于打赢了，”伊利亚接着说，“法院判决说驱逐是不公正的，并说我们都应该被允许回到家里耕种。”

“那你们现在为什么还不回去呢？”我问。

“因为第二天以色列军方宣布此地为军事区，并禁止我们进入。当天下午，他们在空袭中炸掉了比里姆村。我们赢了官司，但他们还是把我们骗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瓦德尔皱起眉头，用拳头猛砸桌子。萨米继续翻译：“他说所有的村民都爬上那座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是如何被炸毁的。他们现在把那座山称作哭山，因为那天从比里姆村来的每个人都哭了。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那些房子里。”

“我父亲告诉我，直到听到飞机开始轰炸的声音，他们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苏莱曼神父说，“那天是1953年9月16日。他们以为这是他们回家的日子。但就在那一天，我们永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我们的土地。”

“我自己亲手盖了一座房子，”伊利亚说，“它有五个房间。但我只在里面住了五个月。一切都没有了。我的家具，橱柜，床，圣像。最糟糕的是，我的藏书没了。”

苏莱曼神父说：“我记得我父亲和我说过，那是个非常美丽的村庄。气候非常好。土壤肥沃。空气很清新……”

“那里有无花果、橄榄、葡萄、苹果、新鲜的泉水……”伊利亚说。

“还有很多水井，”瓦德尔用阿拉伯语补充道，“我闭上眼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整个村子的模样。我记得每一栋房屋，每一栋建筑。”

“但当以色列空军开始轰炸时，我们束手无策，”老教师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爬到山上，像孩子一样哭一整天。”

“我们被背叛了。”瓦德尔说。

“我们现在还是觉得被背叛了。”苏莱曼神父补充道。

阳台上一片沉寂。

“那你们的地怎么样了？”我最后问。

“1949年，他们用我们的田地建了一个新的基布兹，巴朗基布兹（Kibbutz Bar’am），”伊利亚查阅了一下他珍贵的事实和数字清单，说道，“这个基布兹占了我们三百五十德南的土地。1963年，他们又建立了占地两千德南的多夫耶夫摩夏夫（Moshav Dovev）^[21]。”

“我们的村子现在是一个国家公园，”苏莱曼神父说，“他们在入口处竖了一块牌子，说这里是‘巴朗古迹’，还说它的年代是第二神庙时期^[22]。我们村子里确实有一座罗马时期的犹太教堂遗址，但这块牌子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房屋遗迹都是古罗马的文物。被带去参观的小学生以为，我们的老房子——马厩、学校和房屋——相当于你在庞贝看到的那些东西。”

“我们被从历史中删去了，”老教师说，“他们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不承认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的存在。”

“我和我父亲挖了一口水井，”瓦德尔说，“现在那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它是由一个叫‘巴朗的约翰南’的古罗马人挖的。”

“巴朗的约翰南是谁？”

“应该是公元66年犹太人起义时的一个领袖，”老教师说，“尽管我们村的人在公园建成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他们把我的水井当成了古代犹太历史的一部分，”瓦德尔说，“但那口井是我亲手挖出来的！”

“另一个人，我的一个朋友，叫法拉·拉扎利，他做了一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塑，”伊利亚说，“我还记得我亲眼看到他是怎么完工的。但现在以色列人说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把它带到萨萨基布兹（Kibbutz Sasa）展出。”

“如果村子现在成了一个公园，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去参观？”我问。

“当然，”苏莱曼神父说，“我们也会去的。比里姆村的人都不会错过回去的机会。”

大家都站起身来。瓦德尔和苏莱曼神父的侄子约翰坐着神父的旧旅行车去了，我和萨米跟在伊利亚后面。从吉什到比里姆村开车很快，不到十分钟。

在公园入口处，一个整洁的停车场上空飘扬着一面崭新的以色列国旗。里面停着两辆巨大的旅游巴士。售票处旁边的一个大牌子上确实写着“巴朗古迹”，正如苏莱曼神父所说的那样。它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尽管没有阿拉伯语——讲述了这处遗址的古代犹太历史。没有提到它的中世纪和现代阿拉伯历史，也没有提到1953年对村庄的轰炸。售票处提供的小册子倒是比较坦诚，在长篇大论地描述了犹太教堂之后，它写道：“直到1948年，巴朗还是一个马龙派基督教村庄。在独立战争期间，这里的村民被疏散，该遗址现在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

我把宣传册拿给苏莱曼神父看，他耸了耸肩膀：“当然，他们不会说我们究竟遭遇了什么。”随后，他自豪地（没有讽刺意味）补充道：“但至少他们不会让我花钱进去。因为我是神父，你看。”

与此同时，另外两位老人已经走到一半了。看到他们儿时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后的陈迹，他们非但没有耷拉着脸，反而兴奋得几乎蹦蹦跳跳。瓦德尔说：“呼吸到比里姆的空气总是一件高兴的事。”

“达欧她们家的房子就在那边，”伊利亚指着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冒出来的一些地基说，“加塔斯一家住在她们旁边的那栋房子里，在松树林旁边。1948年后他们的两个孩子去了巴西，他们在那儿成了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你听说过雷（Rai）和苏格拉底（Socrates）吗？他们参加了世界杯。现在，看那边，看到那些美国游客站的地方没有？对，那两个戴着棒球帽的人。那些是老犹太教堂的遗址。那个是我们的教堂，它是以色列轰炸比里姆村时幸存下来的一栋建筑。”

“那些哥特式拱门呢？”我问，“教堂旁边的那些。是十字军时期的吗？”

“不，不，”伊利亚皱起眉头，“那些拱门是我的学校仅剩的东西。这边是我的教室。”

伊利亚站在一片悉心修剪维护过的草地中间。“从1944年到1948年，我在这里教了四年书。这里是门。这里是黑板。但这都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

瓦德尔开始用阿拉伯语喋喋不休起来。这次是苏莱曼神父翻译的。

“他说他就是在这里念的书。在他那个时候，这是一所耶稣会学校。老师后来成了马龙派的牧首，红衣主教克雷什（Kreish）。他非常严格，会用一只帆布鞋打孩子们，有时还用棍子。”

瓦德尔走到草坪的一角，用手腕做出敲击的手势。

“他说那根棍子是放在这里的。班里的每个人都被这根棍子打过。没有人敢耍花招。”

苏莱曼神父已经拿出了钥匙，正在打开通往教堂塔楼的门。我们都跟着他上了蜿蜒的楼梯。走到半路时，瓦德尔开始冲着楼梯间的墙壁兴奋地打手势。

“看！看！”他说，“是的，就在这里：这是我的名字。我写下它的时候才十五岁。”

我们上到楼顶，屋顶上有一个格栅，正对着下面的中殿。透过它能够看到两座坟墓。

“那是本堂神父的坟墓，”苏莱曼神父说，“1956年他们让我们把他埋在这里。这是轰炸后我们第一次被允许回村。军方给了我们授权，只要我们停留不超过三小时。”

“从1948年到1967年，这里到处都是军人，”伊利亚说，“我们根本不被允许来这里。”

“有一次，我的山羊跑到这里来了，”瓦德尔说，“我是来抓山羊的，结果我被抓了。他们把我送到拿撒勒的军事法庭。我蹲了一个月的监狱，还被迫交了一大笔罚款。”

“现在好多了，”苏莱曼神父说，“只要我们付钱，随时都可以来。复活节、圣诞节、棕枝主日和圣灵降临节时可以免费使用教堂。举行葬礼也免费。他们不会为此向我们收钱。”

我们六个人站在栏杆边，眺望着周围的乡村。

“我们到这里来都很高兴，”伊利亚说，“所有关于过往的记忆都涌上心头。我们记得很多事情：街道、房屋、邻居。一切事情。我的房子在那边，在村子右边的尽头。但它已经灰飞烟灭了。”

“那边，”瓦德尔指着地平线说，“那就是他们炸毁村子时，我们站的那座山。”

“越过那些树林，”苏莱曼神父指着远处说，“那是巴朗基布兹。往北是多夫耶夫摩夏夫。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两块土地，但这边——南边——是自由的。从前我们用它来种无花果和葡萄，现在是森林。整整一万德南的闲置土地。我们想要的就是它。”

“那太容易了，”伊利亚说，“一万德南甚至都不需要。五千德南就行了。我们什么都可以接受。”

我们开始排队走下楼梯。神父关上了门，在我们身后落好了锁。

“但是，你看，他们不敢开这个头，”苏莱曼神父说，我们走回停车场，路过正在售票处旁边的一张木桌上野餐的美国游客，“他们说，一旦你让一个阿拉伯人回来，那就等于承认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说什么也不敢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以色列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真的。但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正义可言。”

“我们已经和政府说了，比里姆村就像是一座有三个房间的房子，”伊利亚回头凝望他的老村子，说道，“现在一个是基布兹。一个是摩夏夫。一个是空的。我们要的不多。但这个（空的这个）我们必须有。”

[1] 神示（vision），也称“异象”，指人在睡梦中或失魂时产生的超自然的、非现实的或预言式的幻觉。基督教认为这是人们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的方式之一。——译者注

[2] 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是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城镇，以其和谐美丽的城镇规划闻名。——译者注

[3] 青年党（Shabab，在阿拉伯语里意为“年轻人”）：现英语新闻界常用此词指代巴勒斯坦大起义中的年轻投石者。

[4] 求怜经（Kyrie，在希腊语中意为“主”）：东方教会和罗马教会在礼拜仪式开始前所念的祷词。

[5] 仁慈架（misericord）：西方唱诗班折叠式座椅上的突出托板，供站立的歌手倚靠。上面通常有精美的雕刻和装饰。（misericord一词源于拉丁语misericordia，意为“仁慈之举”。——译者注）

[6] 见《旧约·以赛亚书》66：24：“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憎恶他们。”——译者注

[7] 指狄奥多西二世之妻欧多西娅（Empress Eudocia，401—460）。——译者注

[8] 狄奥芬内斯神父把“惠斯特”（whist）错念成了“wheest”。——译者注

[9] 见《旧约·诗篇》122：6：“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阿，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译者注

[10] 即六芒星。——译者注

[11] 此处作者似有误。1994年以色列总人口为540.4万，约旦河西岸地区人口不明，但显然不足以使“十七万”巴勒斯坦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0.25%”。——译者注

[12] 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appa Mundi）：已知现存最大的欧洲中世纪地图，作于十四世纪初，现藏于英格兰的赫特福德大教堂。——译者注

[13] 以色列时期（Israelite period）也称铁器时代（Iron Age），大致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86年。——译者注

[14] 拉比（Rabbi）意为“圣人”，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群体，教师与智者的象征。它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的学者。——译者注

[15] 百倍之地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犹太聚居区之一，现主要居民是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其名源于圣经《创世记》26：12中“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译者注

[16] 出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场。“哈里”（Harry）即“亨利”（Henry）。——译者注

[17] 胡姆斯（humus）：一种由煮熟并捣碎的鹰嘴豆或其他豆类，混合芝麻酱、橄榄油、柠檬汁、盐和大蒜等佐料制成的酱，是中东地区颇受欢迎的特色食物。——译者注

[18]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面积单位，相当于希腊斯特伦马或英国英亩，代表了两头联套的牛一天时间内可耕的土地面积。——译者注

[19] 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的一种集体企业，通常（虽然现在常有例外）以农业为基础。

[20] 哈加纳（Haganah，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捍卫”）：自1920年起在英治巴勒斯坦非法活动的左翼犹太准军事组织。1948年，作为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为以色列建国而战。在英国人离开时，不同的阿拉伯军队进占巴勒斯坦，哈加纳在与这些军队的战斗中战绩辉煌。哈加纳负责制订和执行了“达利特计划”（Plan Dalet），此计划导致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庄。

[21] 摩夏夫（Moshav）：以色利的一种小型集体农场。

[22] 第二神庙时期（Second Temple Period）的大致时间范围是公元前六世纪至一世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