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

伊斯坦布尔的谚语说：“佩拉区有三个诅咒：瘟疫、火灾和口译员。”^[1]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人和金融家在拜占庭帝国拥有广泛的商业权利，热那亚人控制着佩拉区的高地和加拉塔区的山坡等一系列环绕黑海的对外贸易中心。他们砌筑了厚厚的棱角墙，封闭了大部分社区。这些防御工事日晒雨淋到奥斯曼帝国时代早已残破不堪，而且世纪更替，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财富也早已超过了意大利人，不过热那亚人修建的加拉塔石塔（Galata Tower）这处城防遗迹依然雄伟，周边仍是伊斯坦布尔商品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法语——外交与国际贸易的语言——充满了这个城区的路标、窗口布告栏和酒店的广告牌。1918年冬天，协约国把佩拉区扩建成了它们的行政中心，伊斯坦布尔看起来越发像是建在本地的外国城市。这座异邦城市——似乎并不反对反而欢迎入侵者——就快胜出了。

非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外国官员居住区重新修整了林荫路和漫步道，是金角湾南部老城区之外远离托普卡帕宫、大巴扎和高耸入云的帝国清真寺建筑群的另一个世界。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难民更愿意聚居在城南，跻身于传统巴扎和买卖乡村货物的商行（han）之中讨生活，而苏丹很早以前就搬去了海湾北边的新宅邸。奥斯曼帝国的建筑风格迥异，耶尔德兹宫的宫殿像是一批小型的欧式展馆；塞拉宫（Çɪragan）和多尔玛巴赫切宫则由大量的雕花大理石堆砌而成，体现了统治者希望融入城市景观的乐观主义和现代感；海岸公路沿线的清真寺和钟塔模仿了欧洲巴洛克风格的繁复华丽，却省掉了带翅膀的天使。

“寥寥数笔难以记叙我半个小时里遇见的各类人，”^[2]英军中尉M.M.卡鲁斯·威尔逊（M. M. Carus Wilson）写信给远在英格兰的父亲说道，“散步是我观察这些民族的万花筒……”他又补充了一句，还描述了当日的情景：

以协约国联军的代表举例，常见的英、法、意三军军服暂且不提，我们还曾看见美国水兵形状怪异的白帽子以及希腊战士在特殊场合才穿着的白色百褶裙，这些都格外引人注目……当然，如果不发生冲突，城市的大街小巷也很有看头，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等多民族云集，就像是均质的水油混合物一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许多人的穿戴和伦敦民众很相似，只不过费兹帽和西服还是不太搭调。除了戴草帽的农夫和衣裙飘飘的年轻女郎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胡子拉碴的搬运工系着两英尺宽的头巾和腰带，背负着如山的货物蹒跚前行；神秘的毛拉身着绿色长袍，一边手捻念珠，一边俯允接受信徒的供奉；咖啡店店员手执抛光的铜咖啡壶……还有一袭黑袍的土耳其妇女包裹着各式各样的面纱，有的厚重得密不透光，有的轻薄得勉强算是象征性的遮掩；最后要说的，大概也是最有趣的人是希腊僧侣，他们一脸络腮胡，穿着垂地宽袍，有时……还不合时宜地戴着小礼帽或巴拿马草帽。

每逢周五，皇家礼队（selâmlɪk）^[3]——苏丹前往礼拜寺的仪仗队——标志性的镀金马车和骑兵卫队都会从虔诚的围观者身旁经过。帝国清真寺的聚礼总能吸引万余名信众，戴眼镜的穆罕默德六世总是骑着白马，在火炬手的包围下准时抵达。非穆斯林群体当中^[4]，希萨尔演奏家常常和亚美尼亚、希腊等信仰基督教的年轻姑娘同台演出，展现了这个城市的多元文化。1863年，新教传教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风景优美的小山顶创办了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这间音乐学府久负盛名，每年圣诞季都会举办钢琴独奏会^[5]，表演巴赫的曲目和圣诞颂歌。它的姊妹院校——美国女子学院（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6]举行的毕业典礼也因美国高级专员海军上将马克·布里斯托尔（Mark Bristol）题为“女性的毕生事业”的致辞以及英国旗舰“铁公爵”号（Iron Duke）的乐队演奏的音乐而声名远播。

乔治·米恩将军，就像受遣前来治理地方叛乱的殖民地总督，主持着整个城市的大局。他所效忠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Ⅴ）也意外成了世界两大穆斯林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通过主权管理着本国的穆斯林国民——包括印度次大陆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并且借助武力控制了奥斯曼帝国从色雷斯直到阿拉伯半岛一带的穆斯林族群。米恩及其法国、意大利同僚正在扮演自1453年以来，没有外国人会喜欢的角色：古代君士坦丁堡的同权总督。而三个占领国的士兵却总是并肩巡逻，反复强调着这一点。

米恩喜欢穿着马裤马靴，精心修剪他灰白的胡须，他是尽忠职守的军人，也是陈腐的英国官员，只不过他大部分的军旅生涯都是插曲。他曾经在法国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加里波利战役打响，英国三年持续作战，损失惨重，他又被派往巴尔干半岛收拾残局。后来，他还率领一支名为萨洛尼卡军的杂牌部队，帮助东线赢得了胜利，但是这支队伍却很快就被遗忘了。

过去的种种经验并没有教会他如何治理一座战后城市。经济崩溃，通胀严峻。投机倒把，囤积煤炭、食物等稀缺商品的现象十分普遍。牢骚满腹的奥斯曼士兵拉出了军火库的武器，迟迟不愿执行裁军命令。一个躁动的帝国也会牵累其他国家不得安宁。英国派遣旁遮普支队去守卫军火库，以防奥斯曼志愿军突袭。法国的摩洛哥骑兵可能会对抢夺退役武器的不法分子开枪射击。伊斯坦布尔名义上仍是一国之都，实际上就像安纳托利亚的沙尘暴，已经被风吹散了。

就在协约国正式占领的同一天^[7]，奥斯曼军队一个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战地指挥官住进了佩拉宫的房间。休战谈判期间，他曾经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指挥军团抗击从北方巴勒斯坦压境的英军。现在战争结束了，他的部队即将解散，他决定乘坐长途列车前往首都。他希望说服奥斯曼帝国军部，建立抵抗协约国的地下组织，甚至可以任命他为军务部长，再不济，他还可以成为一名特工，在协约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安纳托利亚东部招兵买马。

凯末尔抵达海达尔帕夏火车站，与他的副官一同登上了开往欧洲海岸的短途渡轮。沿途他面朝波涛汹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看见港口满是协约国正在卸下人、马和机械设备的军舰和汽艇。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伊斯坦布尔，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三年前，凯末尔在加里波利作为前线指挥官浴血奋战，就是想要保全伊斯坦布尔。现在战败了，帝国已经放弃了他和无数“小穆罕默德”——奥斯曼兵士的昵称，好比英国的“汤米”和美国的“团子”——曾经立誓绝不让外国人染指的无价之城。

1880年至1881年的隆冬时节——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奥斯曼国民一样，他的出生日期不详——穆斯塔法·凯末尔出生，他的家乡萨洛尼卡自由开明，多种文化交相辉映，是1908年土耳其革命的发源地。凯末尔是年轻一代的奥斯曼帝国军官，接受过专业的军事院校教育，经历了统一进步党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运动。在统一进步党的队伍里，年长的军官尚可追忆昔日帝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荣光，但是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一代年轻人却只熟悉暴力和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他就在利比亚打意大利人，在色雷斯和进犯的保加利亚人厮杀。每一场实战，他都眼见着帝国在外国势力的挑唆下分崩离析，被不同的宗教和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一点点蚕食。现在，《穆德洛斯停战协定》正式签署，他和战友们又要面临大规模的裁军。

凯末尔作为改革派爱国将士的履历基本无可挑剔。如果他需要知道伊斯坦布尔自他离开后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佩拉宫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佩拉宫的外国客人熙来攘往，大堂和餐厅里随处可见身穿制服的协约国军官，东方酒吧汇聚着外国代表、游客和本地妇女^[8]，还有一些摘下面纱的穆斯林女性。就连亚美尼亚牧师、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格里戈里斯·巴拉肯都认为，佩拉宫四周的街道真实反映了伊斯坦布尔新出现的自由思想。“靠战争发家的有钱人^[9]尽情地吃喝玩乐，享受着生活，他们胡乱置产，盲目消费；”他回忆道，“女人们的衣着装扮简直荒谬无度，她们浓妆艳抹，袒胸露怀，举止粗俗……土耳其的首府仿佛一下堕落为罪恶之都。”

米恩将军一直住在佩拉宫^[10]，等待给他安排的长期寓所，甚至奥托·冯·桑德斯——经过慎重考虑，搬去了距离不远的罗德斯酒店，避免在佩拉宫酒吧的尴尬碰面——等战败德国的军官也常常沿着墓园大街散步。即便永久和约尚未签署，协约国和同盟国也不再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国际惯例要求交战两方彼此遵守一定的军事礼节。

坊间流传一个小故事，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佩拉宫遇见一群正在喝酒的英国军官，军官们邀请他过去同坐，凯末尔不肯，他答道，主人不应屈身客席^[11]，如果想一起喝一杯，军官们可以坐过来。这个小故事很有可能是虚构的，目的是想表现一位年轻军官反抗英国统治的高度警戒心。穆斯塔法·凯末尔本质上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去佩拉宫正是因为那里是协约国占领的活动中心。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记者G.沃德·普赖斯（G. Ward Price）乘“阿伽门农”号抵达伊斯坦布尔。他入住佩拉宫没几天，就遇见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或者说是凯末尔主动找上了他。普赖斯收到了酒店经理送来的一张字条，说有一位奥斯曼军官想跟他说几句话。普赖斯从没有听说过凯末尔，但他还是接受了邀请。会面时^[12]，普赖斯发现这位奥斯曼军官没有穿着军装，而是身着礼服大衣，头戴费兹帽，以生活优渥的奥斯曼百姓的标准行头出现——“这位男子英俊挺拔，举手投足都很矜持，声音低沉，说话从容不迫。”普赖斯回忆道。

穆斯塔法·凯末尔抱怨说，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站错了队，阴差阳错地和老朋友英国反目成仇，主要是受恩维尔等统一进步党内的亲德领导人的负面影响。他推测协约国将会瓜分安纳托利亚，希望英国可以在其间发挥主要作用。英国人对穆斯林可能比法国人更加友善，因为法国人在北非曾经有过统治穆斯林的艰难历史。假如这一切成真，英国人一定需要他这样经验丰富的本地人来协助控制局面。“我想知道，”^[13]凯末尔对普赖斯说道，“这种情形之下，哪里是我的用武之地。”普赖斯将他们的谈话内容转告给了同住在佩拉宫的英国军官，但是军官表示不屑。穆斯塔法·凯末尔看似只是个小人物，而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军官都想为协约国的事业提供帮助。“过不了多久，许多土耳其将军都会来找事做。”^[14]这位高级情报官员答道。

后世的史学家对这一事件避而不谈，或者辩称这是故意破坏英国人的形象。但不可否认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随后六个月的举动确实像在寻找出路。他搬出了佩拉宫，在更北边的奥斯曼贝租下了一间房子。他几乎见了所有愿意接待他的人：军官、阁僚、愤愤不平的议员，还有四次见到了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本人。他发现许多人都对协约国心存不满，但是他们却没有团结一致。占领加深了城内各派系——王室、议会、商人和军队总参谋部——之间的分歧。每一派都小心翼翼，生怕一步差池，而不是大胆出击，塑造国家命运。

三大帕夏执掌城市的光景不复，但他们创立的秘密组织“前哨社”（Karakol）却保留了下来，这个组织如同温床，培养着整编的抵抗力量。不过穆斯塔法·凯末尔发现，前哨社只是这个城市众多活跃的颠覆组织之一，而且这些组织之间并没有什么协作。1919年春，英国人开始逮捕并驱逐疑似统一进步党的激进分子，秘密组织实现城市解放，乃至救赎旧帝国的希望愈发渺茫。占领当局步步紧逼，奥斯曼政府只得对统一进步党成员实施抓捕，审理他们背负的灭绝亚美尼亚种族的罪行。凯末尔曾经也是统一进步党的一员，像他这样的军官现在必须同党内的残余势力保持距离，撇开秘密集会和地下阴谋，另找其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凯末尔在奥斯曼贝的住宅成了军官们的非正式聚点，他们急切地想要找出一种方法，既可以逆转协约国占领的局势，又能绕开似乎打算囚禁所有军人、消除潜在内部威胁的奥斯曼政府。保皇派嗅觉敏锐，他们很快就认清了现实，协约国当前掌控着城市的实权，王室担心士兵造反会引发镇压，最终苏丹很可能像许多著名的奥斯曼大僚和可能的滋事者一样，被英国人流放到马耳他。协约国之间的倾轧也越来越严重，城市被一分为三，每个区域都必须听从不同协约国的军事指挥。从大大小小的军官到普通士兵，协约国将士们彼此的嫌隙并不少于他们对当地穆斯林的鄙夷。意大利人给奥斯曼人传递情报，法国人撤销了英国人的命令，英国人隐瞒了一些重大信息^[15]，不向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通报。

地下反抗势力争闹不休，协约国又含混其词，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这一切搞得灰心丧气，最后只争取到了一个奥斯曼部队驻安纳托利亚东部巡视员的公职。当时，奥斯曼军队人心涣散，士兵逃跑的现象相当普遍，没有一支队伍拥有完整的战斗力，所以这个职位基本上形同虚设。他的工作是协助《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的有序实施，切实监督奥斯曼军队余部的遣散。这个职位好歹为他提供了那个时期大多数奥斯曼官员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汇报对象是奥斯曼帝国唯一确实存在的政府官员——苏丹。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个名字也因他四处积极求职，比他刚刚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响亮了一些。1919年初，穆斯塔法·凯末尔终于引起了协约国当局的注意，他们计划对他实施逮捕，并以企图颠覆停战协定的罪名发配马耳他。

协约国的命令未及执行，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抢先一步悄悄离开了伊斯坦布尔。1919年5月16日，他拿着苏丹的委任书，搭乘“班德尔马”号（Bandɪrma）前往萨姆松的黑海港口，这是经由陆路向东找寻奥斯曼帝国残余军部的理想起点。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到达省城，虽然当年几乎无人留意他的行踪，但是今天就连一个土耳其学童都能说出这个日子。这一天标志着独立战争的开始，是穆斯塔法·凯末尔踏上土耳其共和国开国总统征途的第一步。

没有人真正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生活在协约国接管的伊斯坦布尔。1906年，奥斯曼帝国开展了战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因为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造成社会骚乱，普查未能完成。据统计学家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6]，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人口数量大约为97.7万，若以宗教划分，穆斯林大概56万人，希腊东正教徒20.6万人，亚美尼亚使徒教（或称格里高利教派）信徒8.4万人，还有若干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和其他少数族裔。近13万人被归入外国国民，其中，大多数是非穆斯林，主要从事贸易、制造业和金融业。穆斯林的人口占比虽说仍有微弱优势，但即便在艾伦比和弗朗谢的车马入城之前，伊斯坦布尔的外国势力也已经相当明显了。

纵观奥斯曼帝国的悠久历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直共同生活在同一套庞杂的行政体系内，这套体系明确了基本的公共权利，管理着不同教区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奥斯曼帝国著名的米勒特制（millet）准予宗教社区在教会法、公共秩序、合同履行等法律、社会与经济领域的事务上实行自治。虽说所有奥斯曼帝国国民都必须效忠苏丹，基督徒和犹太人还需要缴纳穆斯林免缴的专项国税，但是人们出生、婚配和死亡基本依据的都是特定宗教派别独有的法典，而且过去几个世纪，教派具体的数量和属性也有所改变。从理论上讲，假设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从出生登记到遗嘱执行，一个人面对大事小情最常求助的是适当的宗教权威，而不是国家机关，那么只要这个人是苏丹的子民，就无法脱离米勒特制。

即使逾越米勒特制的方法有千百种，整个国家行政等级制度的基石仍是这一教派自治的大帽子体系。苏丹作为哈里发，站在伊斯兰教统治阶级的最顶端，在穆斯林民众中一呼百应，但是他对非穆斯林国民只能通过希腊东正教主教、亚美尼亚使徒教族长、犹太教首席拉比（hahambasɪ）等正式的宗教领袖来间接管理。这种制度安排强化了这些世俗宗教统治者管理教众的权力。

米勒特制是帝国驾驭多宗教的治国之策，这一制度以不同的形式沿用了五百多年，发展轨迹比自由民主制和单一民族国家还要绵长。三大非穆斯林的米勒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很早以前就已经扎根这座城市。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就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繁衍生息，乃至任何一个家庭都很难展示这样源远流长的谱系。在金角湾南部法纳尔区的圣乔治大教堂，希腊牧首既是当地希腊社区的管理者，也是地中海及周边所有希腊东正教徒的精神领袖。侨居国外的希腊人只要提起他们文化和宗教生活的中心，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伊斯坦布尔——或称君士坦丁堡——最出名的希腊学校，最华美的希腊教堂，最有活力的希腊企业。

亚美尼亚人同样是这个城市古老的存在，他们在贸易圈和银行业都成绩斐然。比如，贝里昂家族培养了几位帝国最受尊敬的建筑师，从华丽的轮渡站到苏丹的贝拉贝伊宫、多尔玛巴赫切宫，他们设计了众多公共建筑。阿卜杜拉兄弟摄影工作室（Abdullah Frères photographic studio）也属于某个亚美尼亚家族的资产，这间工作室作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御用的摄影机构，用数千张玻璃相纸记录了标志性的教育机构和政府大楼的影像，展现了帝国的真实样貌。19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崛起，谋求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为亚美尼亚人单独划设领地，这既造成了社会分裂，也激怒了帝国政府。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村寨随即遭到了全面清洗，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被迫四散逃离，这些不论年龄和身份的大屠杀震惊了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群体。1915年4月，尽管关键的社会活动家已被驱逐出城，但是无数亚美尼亚人仍然认为伊斯坦布尔是最佳避难所，可以躲开帝国铺天盖地的暴力事件。

犹太人也历来认为伊斯坦布尔是避风港——他们想要躲避的不是地方性屠杀，而是深入欧洲基督教骨髓的反犹主义。自拜占庭时代犹太人就在伊斯坦布尔安居乐业^[17]，1453年，奥斯曼人攻进城后，新的穆斯林统治者认为犹太群体是奥斯曼帝国友好的利益伙伴，所以犹太会堂等公共设施得以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甚至还获准扩建。相比穆斯林的入侵，新来的犹太移民在更大程度上催动了社区生活的转变。拜占庭时代移居的犹太人大多数被称作希腊犹太人，他们讲希腊语，保持着与东正教并立数百年而发展形成的传统。1492年，地中海另一边，西班牙逼迫当地的犹太人选择是皈依基督教，还是离开王国。许多人决定接受苏丹的翼护，迁居奥斯曼帝国的国土。随后的一个世纪^[18]，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接连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社区规模扩大不止一倍，塞法迪姆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逐渐成了主流。拉地诺语取代了希腊语；墓碑上也出现了西班牙姓氏；西地中海的犹太饮食——西班牙的鲜奶油蛋糕（bizcochos）、北非肉丸、蜜渍柠檬——也传到了东岸。

20世纪初，大多数伊斯坦布尔人并不认为他们生活的城市是个整体——城区毫无规划地在金角湾南部的七座小山上蔓延，向北穿越无数的山谷山脊，一路攀爬上博斯普鲁斯海峡东部亚洲区近郊的陡坡——而是数百个相异的小社区（mahalle）构成的“群岛”。每个小社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独立的本土经济和生活方式，而所有小社区又都嵌在更大的同心圆里，这些同心圆绑定了单个小社区和更大范围的社区和行政区之间的联系。小社区的传统增强了公共生活的独特性，也确保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相互依存，共同享受社会福利。

例如，在金角湾南岸主要的犹太社区巴拉特（Balat），闲聊八卦的街坊邻里可能混说着拉地诺语、希腊语、奥斯曼土耳其语等好几种语言。沿着蜿蜒的街道漫行^[19]，你可以发现售卖香料的波斯店主，供应牛奶和甜味乳脂（kaymak）的保加利亚人，还可以看见阿尔巴尼亚人舀出罐头里兰根粉（salep），冲兑成浓郁热饮来驱散冬日的寒意。面包房的门前挤满了小男孩，他们用铜盘托着家里自制的糕点，被母亲差遣前来借用烤箱。周五早晨，公共浴室还没等犹太人的安息日开始，就排起了长队。周日上午，国家电影院放映新片，候场的观众甚至能排到影院门外。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愿意去邻近的法纳尔区参加各个教堂的服务项目。许多家庭还会去艾郁普山顶的绿蒂咖啡馆一边喝下午茶，一边欣赏海景，或者前往穆斯林也经常光顾的海滨卡希塞恩（Kagɪthane）野餐。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三五成群地坐卧在草地上，重新建构了伊斯坦布尔人口学的缩影。

近代^[20]，少数民族的小社区不再独立。17世纪末，少数民族式微，穆斯林步入了有产阶级，他们随着财富的增长，逐渐搬进了从前基督徒和犹太人居住的城区。但是直至奥斯曼帝国终结保留不同民族各自生活空间的理念仍是伊斯坦布尔不成文的城市规定之一。拉地诺语有句老话，“不要火灾，不要打架”（Ni a fuego，ni a pleto）^[21]。伊斯坦布尔的社会结构不仅是围绕清真寺、教堂、犹太会堂的宗教社区的自然集聚，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别管闲事，保持低调，把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留给强者。无论是巴拉特区特色鲜明的门柱圣卷、库姆卡帕区（Kumkapɪ）亚美尼亚教堂色彩绚丽的十字架，还是贝伊奥卢区公寓大楼的希腊家族铭牌，都标示着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也摹画了宗教社区的权力轮廓，直到协约国占领，他们还都认为是同一位君主的子民。

非穆斯林群体是伊斯坦布尔经济与流行文化的经纬线。他们是酒吧老板和银行家，是妓院老鸨和餐馆经理，也是出口商和酒店经营者。1922年^[22]，伊斯坦布尔共有1413家餐馆，其中，希腊人拥有1169家，97家在穆斯林名下，还有57家和44家分别属于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此外，非穆斯林群体因社会地位的差异^[23]，关系也剑拔弩张。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相处就像猫和狗”，犹太传记作家伊莱·沙乌尔（Eli Shaul）回忆，“他们尽量避免彼此碰面，总是伺机取笑对方，有时还会打架斗殴”。民间流传一个笑话^[24]，说明了伊斯坦布尔少数族裔爱兜圈子和相互攀比的特征。笑话讲的是犹太男孩所罗门跑到亚美尼亚教堂。“我罪孽深重，”他向诧异的牧师说明了来意，

“我和一个女孩发生了关系，我想求主宽恕。”

“哪个女孩？”牧师谨慎地问了一句。

“哦，神父，我不好意思说。”所罗门回答。

“我知道了，一定是哈古普的女儿！”

“不，不。”

“那就是穆格蒂赫的妹妹？”

“不，不是。”

“等等，那肯定是瑟庞那位年轻的太太！”

“不，也不是她。”

牧师沮丧地打发走了所罗门。他的朋友米雄看见他走出来，便问他去亚美尼亚教堂究竟要做什么。

“有了三个人选。”所罗门答道。

这个世界纷繁复杂，一个亚美尼亚人可能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也可能信奉使徒基督教。他们可能自称誓死效忠苏丹，又或者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秘密工作，反过来还很容易掉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旋涡。即使他们世世代代都住在城里，也无法判断他们到底是苏丹的子民，还是拥有另一个国籍。犹太人同样也分成塞法迪姆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两个支系^[25]，塞法迪姆犹太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9世纪才开始从东欧搬进这个城市。总而言之，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们不是奥斯曼人，就是外国人。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非穆斯林国民只要能说服外国政府将其纳入保护，就可以享受一系列惊人的经济特权。这种所谓的领事裁判制度是奥斯曼帝国治国方针的组成部分，也是热那亚和英法等列强强势谈判的结果。这个制度可以豁免跨国公司的本地员工受到奥斯曼帝国法律的制裁，直接保护了外国企业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权利。久而久之，领事裁判制度限定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落入了外国“殖民区”的控制，佩拉区、加拉塔区等金角湾北部的外国工厂和商行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其中最值一提的是角色不同寻常的希腊人，他们一面为外国势力卖命，一面却在奥斯曼帝国赚钱养家。个人为了自身利益，可以利用奥斯曼帝国现有——却不怎么样——的复杂体系，但是反过来，这很可能对国家不利。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在佩拉宫以北的塔塔拉区（库尔图卢斯）长大，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俄国人，但他其实来自一个中等收入的希腊家庭。他在青少年时期做过导游^[26]，每天都绕着人来人往的勒邦咖啡馆（Café Lebon）拉生意。他尤其擅长向游客介绍佩拉区的大街小巷。另外，他还有一个赚钱的门路，帮助消防员纵火，每次他放完火，流动的消防员就会赶来扑救，有钱的受害人就会心存感激地支付一些酬金。后来，他逐渐熟悉了外国人的路数，又很会耍手腕，事业因此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他通过英资的维氏公司结识了一名瑞典军火商，他借着法国国籍，谎称自己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军械贸易商。欧洲战事此起彼伏，他愿意把新发明的机关枪等最新科技卖给任何出价更高的国家，他依靠两边售卖军火发了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猜测历史会滑向民族主义的一边，而不是继续支持奥斯曼的帝国主义，于是他随着帝国命运的起伏，不断寻找掘利的时机。在他的帮助下，希腊被拉入了协约国阵营，他几乎一手包办了希腊迎战奥斯曼的全部武器装备。他是游历世界的浪子，欧洲各国的军部一眼就能辨认出他的名字。有人善意地说他是当时全世界最有趣的人，但实际上，他例证了世界性的伊斯坦布尔最丑陋的一面。

1918年以后，许多穆斯林认为领事裁判制度、自治惯例和少数族裔经营的贸易都已跌至低谷，非穆斯林群体现在准备借助外援来瓜分帝国。协约国官员总是优先选择^[27]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来填补打字员、辅警等岗位空缺，辅警上街巡逻通常也要身着英国制服，他们与英国士兵唯一的区别只有特殊的臂章。归根结底是因为协约国觉得他们责无旁贷，必须把基督徒从伊斯兰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期望未来的和约能明令保护当地的基督徒，要求苏丹在治理国家方面接受某种程度的国际监督。1920年，希腊和亚美尼亚社会活动家签署请愿书表呈，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和基督教特质今已证实，即使经历数百年奴隶制，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的人口数量（与穆斯林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增长……更何况这片黄土还掩埋着我辈帝王的尸骨和族长的遗骸”^[28]。这些基督教领袖的统计数据或许可疑，但是对穆斯林来说，权力格局却无比清晰。1920年春，身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人查尔斯·弗朗（Charles Furlong）记录了他的穆斯林线人对协约国和城市的非穆斯林群体的一长串抱怨：

协约国军官征用了土耳其最好的屋宇房舍^[29]，常常还将里面全部的家具据为己有。有证据表明，他们征用这些房屋的最终目的是劫掠财物；君士坦丁堡没有站街的土耳其妓女，但我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称，联军驻地门口晃悠的希腊女人和亚美尼亚女人为了玷污协约国眼中土耳其妇女的形象，穿戴了土耳其妇女的民族服饰；希腊人常常嘲笑尖塔上宣礼的穆安津，还当着穆斯林教徒的面，冲街上的流浪狗大喊——“穆罕默德过来”；每隔几个星期，君士坦丁堡就会发生火灾，一场大火有时会烧毁几千间土耳其民宅，而有时余烬未冷，希腊地产商就会赶来现场；尽管是休战期，但是君士坦丁堡仍然时有土耳其人被驱逐。

在穆斯林普通百姓看来，伊斯坦布尔已经面目全非。家家户户口耳相传的尽是一些可怕的故事，据说，法军的塞内加尔士兵当街侵害妇女，炙烤穆斯林婴儿当作他们的晚餐；穆斯林女性被粗暴地推下有轨电车；英国士兵在街上冲着孩子嚷嚷^[30]，打掉男人头顶的费兹帽，扯下女人的面纱。这些坊间传言充分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外国统治的不满，但是如果穆斯林想找到占领者和非穆斯林少数派相互联系的鲜活实例，他们只需要去佩拉宫，与登记台的接待员或者负责招待的服务生聊一聊就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这家酒店也经历了所有权的更替。

[1] Inalcɪk with Quataert，eds.，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2：651.

[2] Carus Wilson to father，July 19，1920，Carus Wilson Papers，IWM.

[3]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6.

[4] 希萨尔演奏家的曲目是“智者纳坦”，Jan.28，1920，GUL，Engert Papers，Box 2，Folder13.

[5] Yuletide Recital Program，Dec.21，1919，GUL，Engert Papers，Box 2，Folder 13.

[6] 君士坦丁堡学院毕业典礼的节目单，June 1920，GUL，Engert Papers，Box 2，Folder 13.

[7] Mango，Atatürk，195-96.

[8] Musbah Haidar，Arabesque，166.

[9] Balakian，Armenian Golgotha，415-16.

[10]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103.

[11] Mansel，Constantinople，388.

[12]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104.

[13]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104.

[14]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104.

[15] 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71.1920年11月，协约国当局就哪一国全面主持工作的问题达成共识，从英国开始，通过轮值实现共同控制。1919年初：Mango，Atatürk，204.

[16] Toprak，“La population，” 64-65.

[17] Rozen，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Istanbul，10-11.

[18] Rozen，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Istanbul，51，87.

[19] 见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37-50.

[20] Eldem，“Istanbul：From Imperial to Peripheralized Capital，” in Eldem，Goffman，and Masters，The Ottoman C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151-52.1934年，市政府官方发布的城市指南列出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西部192个独特的社区，外加其他许多位于东部的社区。Istanbul Sehri Rehberi，206-8.

[21] 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46.

[22] Johnson，ed.，Constantinople To-Day，263.

[23] 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59.

[24] 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59.

[25] 例如，这座城市外籍犹太人当中最伟大的银行世家——卡蒙多家族——管理着横跨欧洲的金融帝国，中心却位于狭窄的加拉塔通道。伊斯坦布尔人路过富丽堂皇的卡蒙多大厦，沿新艺术派的卡蒙多步道爬上陡峭的街巷，或者走进卡蒙多慈善资助兴建的学校和医院。19世纪，卡蒙多家族离开了这个奥斯曼时期曾经包容他们、任由他们蓬勃发展的世界性大都会，逃去了巴黎。他们的犹太特征在法国以最悲剧的方式，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条家族血脉——年迈的女族长贝阿特丽丝·德·卡蒙多和她的两个孩子，范妮和伯特兰——被纳粹塞上火车，逐出了法国。他们最终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如果当初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卡蒙多家族几乎肯定能挨过这场战争，把香火延续下去。

[26]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6.

[27] Toynbee，Western Question，32.

[28] Telegram，Jan.16/29，1920，NARA，RG59，M353，Reel 21.

[29] Furlong to Woodrow Wilson，Mar.23，1920，p.1，NARA，RG59，M353，Reel 21.

[30] Edib，Turkish Ordea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