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乱世中，居然有这么两个说走就走的文青

崇祯七年，即1634年，于当朝崇祯皇帝而言，依然是烦事多扰的年头。这位少白头皇帝自继承大统之始，奉天却没承上好运，天灾人祸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那一年，虽还不至于发生颠覆性的事件，但局地灾难并未消除。陕西、山西八个月未雨，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灾难临头，人民造反，农民军攻占夔州，杀了知县，攻城略地。曾经已成散乱流窜之势的农民军各部在汉南重新聚集，形成新的强大势力。而此时朝廷总督陈奇瑜引军西进，用兵得法，将李自成等部困于今天的陕西省安康市附近的车厢峡，擒灭乱军指日可待。但这位总督大人不知动了怎样的仁心，竟然相信了李自成诈降，召抚之。农民军脱围后，立即翻脸，重又高举义旗，连克数城，关中大震。这是一个动摇大明江山的危险伏笔，二十四岁的青年皇帝怎能不早生华发！

但1634年没有今天的秒速资讯传递，杀了一个知县，或者逆贼诈降，最快的信息通报也要花费一些驿站传递的时日，天子脚下的京城还是另一种景象，普通文人过着他们自己读书吟诗、考取功名的生活。就算天下已开始一团糟，这一切于他们也尚且遥远。

那一年的重阳节，正是京城最舒爽最浓茂的秋日，天高无际，碧落无云，两位依依惜别的文人朋友在水边告别。送人的叫于奕正，宛平人（今属北京），破落世家子弟，喜好风物方志，金石诗文，平生潇洒，放情山水间，放浪不羁，不合时俗。被送的人叫刘侗，也是一介奇才，他曾以“文奇”，即文笔尽显“竟陵派”文风而著称，且因此被竟陵派领袖谭元春连累而遭到礼部参奏，甚至不能在其家乡（今湖北省麻城市）参加省试。这一年，他总算时来运转，在“北学而燕游者五年后”（类似于今天的异地高考），他花钱买了个“太学生”资格，在顺天府（即北京）参加考试，得赐进士出身并放吴县知县。此时，他已年过四旬，总算入仕朝廷，虽然晚了点，但还没沦落成失意文人。这两位，一位民间庶士，一位初入大明朝体制中之官吏，其实他们已经有五六年的友谊，并在这之前一年撰写完成了一部关于京城风景名胜、民俗民情的宏著——《帝京景物略》。这部被后世称为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三者于一体的、尽显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的著作，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的京城历史文化研究。

他们在秋天的水边惜别，离情依依。不知是刘侗的蛊惑说服，还是天作地和，因缘突至，于奕正勃发游兴，临时起意，两人竟双双登船而去，一叶孤帆向江南了。这个举动殊是疯狂。这位京城土著，破落户的玩乐少爷，做事比现代人更现代、更任性，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甚至没有通知家里人他的去向，就这么在三十七岁的秋天，秋色迷人眼，落花乱人心，怀揣着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真性情，云游远方去了。

1634年那些崇祯皇帝窝心而不爽的日子里，两位读书人却抛离乱世，生活在另外一番情境之中。他们不关心西部大旱，也不关心总督陈奇瑜哪根神经搭错，被狡黠的农民军欺骗。他们是另一类文人，活在诗书文章之中，纵情于山水天地之间。他们构筑的是另一脉人文历史，就是记录那个时代的风景方物、民生百态。尤其是文字水平更胜一筹的刘侗，以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竟陵精神，独帜一派文风。他们与当时文坛同样流行的“公安派”浅俗俚鄙的“性灵”主张不同，提倡“幽深孤峭”风格出挑，主张抒写的“性灵”是古人诗词的精神，而非古诗词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反对拟古之风。但“幽深孤峭”风格，过于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遣词造句刻意玄奥艰深，雕琢文饰，束缚了这一文学流派的发展。刘侗主笔的《帝京景物略》便沿袭此风。后人对该书的评论一直颇有分歧，有人认为这种超常规的散文写作颇有新意且匠心独运，也有人认为文辞过于艰涩，刻意做作。不过，后人的共识便是，《帝京景物略》是一部明代末年北京社会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涉及了京城形形色色的园林建筑、风土传说、地名掌故、历史由来、民间习俗，很多记录在今天仍有遗存，为今人理解一个社会发展的脉络起源做了极好的资料汇集。

在1634年南下之前，他们两人已完成《帝京景物略》的全部撰写，八卷正文并附上相关千余诗词。收集整理诗词的人叫周损，是刘侗的同乡好友，曾经共砚席十年，陪伴刘侗游历京城。但为什么后世出版此书都没见到这位参与创作者的名字？一是，他是个严谨认真的收集整理者，并未有原创；二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纪昀（纪晓岚）在整理此书时，对原版进行删订，把附诗全部删除，所以这一版本几乎没有周损的痕迹，只承认刘侗、于奕正为本书著者。虽然共同撰写本书，刘侗与于奕正也有分工，刘侗主笔，于奕正提供京城风土文物资料，并切磋意见。但于奕正还是稍微秀了秀他自己的文笔，例如，他写下了被后世称为名篇的《钓鱼台》。毕竟，他不光会玩，也是宛平城的学生员、秀才。

于奕正因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富贵早已谈不上，但还是可以维持一生不必外出谋事的生活，过着闲云散鹤般的游荡日子。他把家产让与兄长，便搬至荒落的园子里居住，其人外貌怪异，头发蓬乱，面部皮肤如松树皮，且下颌还有肿块突起，初见其人，总是被其面貌惊吓而不敢直视，但坐下闲谈起来，方知其言语不俗。他秉性爱好亦异于常人，喜欢游历山水，喜欢呼朋唤友把酒言欢，日子这么瞎混过一生也是很快的。因其热情好客的名声在外省也颇有传播，常有进京考试的文人客居他的荒园，他是一概接纳不拒的，这就包括竟陵派文人谭元春及刘侗。前言道，刘侗因文风而在家乡被排挤，屡试不第，直到1633年在顺天府参加考试，终于近四十岁大器晚成，当年中举，而次年得进士出身，总算没有枉费一生寒窗苦读八股的朝朝暮暮。在成大器的前五六年，实际上，他也是放开了自己，走出了书斋，与于奕正等遍踏京城，赏春花秋叶，共同切磋撰写《帝京景物略》。这两位同好可以说是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快乐写作时光，虽然他们生前并未见到凝聚心血的书稿付梓出版。

四百年前那个年代，一次出走有可能就是永别，是一次生命的如梦幻泡影。于奕正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宛平，一年半后他客死南京。

二人结伴南下，本来好不容易得来功名的刘侗应该赴吴县县令任上，但这次他们又被南京城牵绊住了。1635年整年，他们都在南京游历山水，遍访人文古物，甚至拟出纲略，准备再合出一部《南京景物略》，南北两京城，正好成趣。但刘侗毕竟是朝廷官员，如此闲散逛荡终不合事体。1636年年初，在游荡了一年之后，他终于踏上了赴吴县上任的旅程，但很不幸，或许是冬春疫疾，他还是没能到达吴县，而是死在路过扬州的旅途上。于奕正自与刘侗分道而行后一直闷闷不乐，他独游南京，仍无回京之念，四月时他也因生病身亡于旅店。这两位好友相继过世，只差几个月的时间，刘侗终年四十一岁，而于奕正终年三十九岁。

刘侗为求功名读了一辈子书，但功名还是消散于最后获取的旅途上。于奕正一辈子浪荡玩乐，吃一点儿薄产，过呼朋唤友高谈阔论乱糟糟的日子，却也兴高采烈。其实他们这样的人多如牛毛，活就活着，死也就死了，但偏偏俩人攒出一部《帝京景物略》来，成为后世经典，虽然拿曹雪芹比拟未必恰当，但也是生前落魄死后余香袅袅长的事例了。生前身后，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崇祯皇帝可能到死都没听说过这么两位玩物丧志的小人物，更不用说是否阅读过《帝京景物略》。天生勤奋的他却如此生不逢时，恰恰于人类的第四次“小冰河期”统治一个人口一亿二千万的巨大国家，气温剧降北方大旱，人民因贫困饥荒起义不断，社会剧烈动荡。当然，当时的他是不了解这一自然气候现象的。他日焦夜虑朱家大明朝的兴亡，没有山水方志的兴趣。虽然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土”于他，除了草民饥馑就是草民犯乱，令他愁白少年头。

所以说，同好中人，物以类聚，崇祯皇帝永远不能了解刘侗、于奕正生活体系中的趣味，也难以体会他们的欣愉。在《钓鱼台》这篇不足三百字的散文小品经典里，于奕正用洗练的语言完整叙述了京城“钓鱼台”的历史演进，讲述它因泉流而获建园亭的由来，因泉流而汇聚成湖泊，有高台垂钓而得名。自金至明，钓鱼台的主人传承有序，但它的主人都是达官权贵、皇亲国戚，布衣平民很难亲瞻美景。无独有偶，四百年后的“钓鱼台”即是今天京城的“钓鱼台国宾馆”所在地，高墙深院，也不是平民百姓可以涉足之地。而四百年前的于奕正在文中提出“偶一日，园亭主慎善主之，名听士人，游听游者”，大意是希望某一天，这个园子不是私人占有，而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由有学识的人参与意见，还园林本来面貌。这句话被后人引申为于奕正有初步的民主民权意识。如果于奕正写此小品时确有此意，那倒是与崇祯皇权更接近的一次内心意识流活动。

2016年5月31日 于万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