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埃及

埃及，亚历山大港，大都会酒店，1994年12月1日

我正坐在大都会酒店一楼的早餐厅里写东西。餐厅的另一头，身穿白色马甲、打着黑色领结的侍者在镶木地板的边缘徘徊。头顶的护墙板镶着一条由水仙花和人头马组成的古典饰带。冬季苍白的日光透过敞开的百叶窗照进来。能够听到外面有轨电车的哐啷哐啷声，以及出租马车跑过滨海大道时的哒哒声。天空澄明无云，刮着大风，地中海在一片瑟瑟的棕榈树林后一直绵延到远方。

在经历了以色列持续的紧张局势和仇恨情绪、定居者巧言令色的自得与巴勒斯坦人凄怆哀凉的绝望之后来到亚历山大港，会令人颇为振奋地感到中东的麻烦已经远去了。的确，亚历山大港给人的感觉与中东截然不同。咖啡馆里设着巴洛克风格的镜子和闪闪发光的桌子，隐约流露出法式或维也纳式的气息，联排别墅的外墙上污迹斑斑的蛋彩画和百叶窗，则是醒目的意大利风格。但是，这座城市说到底还是更像希腊。毕竟亚历山大港是由一个希腊人建立且希腊人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纳赛尔没收了希腊家族的银行和企业并将他们驱逐出去。一同被赶走的还有犹太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给这座城市——被放逐在非洲海岸的欧洲侨民所建造的城市——留下一具冰凉的尸体。它那艺术装饰风格^[1]的宏伟建筑仍然完好无损，而建造和拥有这些建筑的男男女女却已一去不返，这座城市“就像衣袖上香水的余香般缭绕在人的心上：亚历山大港是一座记忆之都”。

我第一次接触亚历山大港是通过劳伦斯·德雷尔^[2]的《亚历山大四重奏》（Alexandria Quartet）。这部小说的四册合订本伴随我走完了整段旅程，与我在途中拜访的修道院那严肃冷酷的彼界气质形成了可喜的对比。在修道院悠长的午后，日光照进浮尘漫漫的客房，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噪声来打断房间里褪了色的窗帘的缓慢的舒卷。在这样的环境里，把《沙漠教父箴言集》（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搁在一边，坐下来阅读青楼和舞女、腐败的商人和沉溺于酒色的地主，以及《朱斯蒂娜》^[3]里的巴尔萨泽尔，“准备像沙漠教父沉溺于心智生活一般沉溺于感官享乐的浪荡子”，着实是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从我的桌子边可以看到萨阿德·扎格罗尔广场（Saad Zagloul Square）对面的塞西尔酒店（Hotel Cecil），朱斯蒂娜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落满灰尘的棕榈树间，她身着修身银色水滴裙，手持一柄小苇扇，在脸颊边轻轻扇动。”镀金的鸟笼状电梯还在那里，棕榈盆栽仍然被放置在大堂华丽的大理石楼梯两旁，但那里的人已经与德雷尔小说中三十来岁的、快活而富有光彩的人物大不相同了。没有戴着黑色手套、身穿短小的鸡尾酒裙的犹太美人，没有开着银色劳斯莱斯前来赴秘密约会的帕夏和贝伊，没有在棕榈盆栽间进行密谋的亚美尼亚银行家。相反，亚历山大港现在是一座真正的埃及城市，这在它的历史上可能是头一次。它现在更多地面向南方的沙漠，而非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

亚历山大港被希腊、犹太人和亚美尼亚的企业家离弃，又被国有化和数十年的腐败搞得一贫如洗，现在这里到处都是穿着乡村盖拉比亚^[4]、戴着头巾的埃及度假者。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穆赫塔尔人（Mukhtars）——皮肤粗糙，没有胡子——盘腿坐在海边啃着坚果，或透过烧烤的烟雾看手推车小贩煎银鱼、烤玉米。海边有了年头的装饰艺术风格大楼被分割成陈旧的旅馆和狭窄的公寓。每处破败的阳台上都晾着衣服，墙上的灰泥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头，仿佛麻风病人身上的瘢痕。在下面的咖啡馆里，脸上有刺青的农妇坐在飘动的遮阳篷下啃着黏糊糊的糕点。

这些商店和旅馆仍能让人回忆起奥斯曼帝国晚期国际化的黎凡特——加福尔香料店（Épicerie Ghaffour）、大都会影院、温莎酒店、保罗宫、优素福珠宝店（Bijoux Youssouffian）——还有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至今犹存：特里亚农，乃至帕斯鲁迪斯（小说中尼斯姆和朱斯蒂娜一起喝咖啡的地方，而现实中，一起在这里喝咖啡的是卡瓦菲斯^[5]和E.M.福斯特^[6]）。然而，就像旧奥斯曼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民族交融已经让位给单一民族，国际化让位给狭隘的民族化，所有这些企业现在都是埃及国有，带有一种特别的埃及氛围——而不是国际化的氛围。

你得十分努力地寻找，才能发现潜藏在这个城市后街小巷里的旧秩序的最后残余。在如今由埃及准军事警察严加看守的犹太教堂里，上了年纪的守门人乔伊·哈拉里（Joe Harari）将巨大的双扇门打开，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祈祷大厅扑入眼帘，而里面空荡得只余回音。

“这里能容纳一千多人，”乔伊说，“这还只是亚历山大港十五座犹太教堂中的一座。”

这里的每个座位背后都有一块姓名牌，但现在还留在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只有六十个，可在公元元年后的数个世纪中，这座城市曾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犹太人群体。此外，这里没有拉比，因为这些硕果仅存的人几乎都是垂垂老矣的妇女，没有足够的男性来组成一个会众团体^[7]。因此犹太教堂一直闲置着，除了长老席^[8]上栖息着一窝鸽子。

后来，当我和乔伊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喝咖啡时，他说：“以色列把我们的年轻人全带走了。”在他的头顶上方，挂着装裱好的穆巴拉克总统和卢巴维奇派^[9]拉比的照片，旁边是一块块木牌，上面是给这座犹太教堂捐钱的人的名字：埃丝特·奥帕沙夫人，五千埃及镑；雅克·里奇，二百埃及镑；埃米里奥·勒维，五十埃及镑……

“现在和平了，”乔伊说，“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回来。”

“你有考虑过移民吗？”我问。

“我出生在亚历山大港，”老人回答，“我母亲是亚历山大港人。我这辈子都在亚历山大港度过。我在这里结婚成家。我只在以色列待过一个星期，是被萨达特带到那里去的。我为什么要移民呢？”老人又指着身后的街道说：“这是我的家。”

“你最怀念过去的什么？”我问。

“家，”他回答，“姐妹们，堂表亲戚们，还有朋友。他们不得不搬走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哭。我姐姐被迫在一周内把房子卖掉。她一个人——她老公去世了——操持一切，还带着两个孩子。当然，房子很便宜就卖掉了。她走的时候就带了两个行李箱。所有的东西都给留下了。现在她的一个儿子是一家什么公司的副总裁，公司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是三，三……三叉戟？三星？”乔伊自豪地笑着。

“以色列也许是有必要存在的，”他补充了一句，“但正因为它，亚历山大港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

“你真该看看从前的样子。”奥尔嘉·拉宾诺维奇（Olga Rabinovitch）如此附和道。她刚走进办公室，无意中听见了乔伊的最后一句话。奥尔嘉是一位身量纤细、举止优雅的老太太，嘴唇涂得亮闪闪的。她从前一定很美。我想，要是朱斯蒂娜还在亚历山大港，现在应该就是这副模样吧。

“唉，”她叹了口气，坐了下来，“我年轻的时候——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歌剧团从法国过来表演。剧院，芭蕾舞……”

“伊迪丝·琵雅芙来过一次。”乔伊说。

“还有那些大街小巷！”奥尔嘉说，她的右手抚摸着脖子上细细的珍珠项链，“你应该看看那些商店。你应该看看三十年代的沙里夫街！”

“那些美人儿……”

“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

“……穿戴着好看的衣裙和珠宝……”

“多么奢华啊！”

“从前有多少事等着做。多么繁荣……”

“当然，现在已经完全变了。”

“首先，以前埃及人在这里并不多见。”

“就是你现在在海边看到的那种人。他们不会在那里。”

“他们住在郊区。那时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欧洲殖民地。”

“现在如果你不是埃及人，就会像牛奶里的苍蝇似的，这是一个彻底的改变。”

“那些有树木和鲜花的漂亮的老别墅全被他们毁了——为了建这些可怕的、丑陋的建筑。”

“我现在在这里容易迷路。”

“现在想要住在这儿，就得待在家里，”乔把玩着他的咖啡杯，说道，“只往街道上看一眼都让我难过。”

“有些埃及人非常好，”奥尔嘉说，“可他们都是老人。和欧洲人一起长大的。”

“他们也不经常出来。”

“你知道我现在住养老院了吗？”奥尔嘉说，她的语调听起来像是被这个消息搞糊涂了，仿佛她今天早上醒来才发现自己在那里似的。“那家养老院是专给女人开的，叫里波索之家（Casa di Riposo）——由一对意大利姐妹运营。我从我的公寓里搬走了：它太大，而且我的用人病了。家里很好，很干净。但我在家里没事做。”她跷起二郎腿道，“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除了我年轻时的一幅肖像。”

“她那时美貌无比，”乔伊说，“你想象不出来的。”

“每个人看了那幅肖像都会说：‘啊，多美啊！’但是你现在看看我。想象不出来了，不是吗？”

奥尔嘉凝视着我。她又问了一遍，这次语调几乎是惊讶：“不是吗？”

从犹太教堂步行五分钟，大都会影院对面就是精英咖啡馆（Élite Café）。它的主人、年过八旬的克里斯蒂娜小姐身着长袍，戴着五颜六色的珠链，她是亚历山大港仅存的希腊人之一。

“亚历山大港是个希腊的城镇，”她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了下来，说道，“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这个群体一年一年地慢慢缩小。二十年后，就一个人也不会剩下了。”

克里斯蒂娜小姐指着咖啡馆后面的舞池。“看到那边了吗？”她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希腊舞团。我们一直跳舞到凌晨两三点。接着去塞西尔酒店吃早饭，然后再上别的地方去。”

“但现在不这样了。”

“不这样了！”克里斯蒂娜小姐大笑起来，“现在一切都很平静。埃及人不跳舞。他们很有礼貌。他们很顾家。他们很早就睡觉。剩下的希腊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是吗？”

“是的。这里的希腊人没那么富裕，也没那么有趣。他们既不是实业家，也不是诗人。他们只是掌柜的。你知道，没有人有毕加索或塞尚的画，或任何类似的好东西。所有那些古老的家族——多西萨家族（the Dositsas）、安东尼亚蒂家族（the Antoniadis）、萨卡拉里塔家族（the Sakalaritas）——都离开了。”

克里斯蒂娜小姐耸了耸肩道：“现在书籍是我在这个地方最好的朋友。即使我因为在光线不好的床上看书而得了白内障。”

我问亚历山大港的变化是不是缓慢的。

克里斯蒂娜小姐“噗”了一声，扬起了眉毛：“这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纳赛尔把欧洲人赶出去以后，一切都停了下来：意大利歌剧、法国音乐会、剧院。亚历山大港在那之前就像巴黎一样。它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城市——所有不同的文化相互协作、相互融合：会议、讲座、画廊……这座咖啡馆是属于艺术家的。他们都到这里来。尤其是作家和诗人。”

“劳伦斯·德雷尔？”

“不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我喜欢《朱斯蒂娜》。我认为它的人物描写很妙。我还给我的一只猫起名叫朱斯蒂娜。但她现在年纪很大了。”

“那卡瓦菲斯呢？你认识他吗？”

“认识，我和卡瓦菲斯很熟！当然，他1933年去世时已经很老了，而我还是个年轻姑娘。但他以前每天都来这里。我们有五份他的手稿，包括《上帝抛弃安东尼》。”

“这么说，你的家人也和他很熟了？”

“他家就在附近的勒普修斯街，我们的确经常见到他。他喜欢这个地方。他的屋子正下方是一家妓院——英国人过去管它叫克拉普修斯街^[10]——牧首教堂就在附近，希腊医院则在对面。他曾经说，这片地方拥有他人生所需的一切：‘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地方？下面的妓院能满足肉体的需要。教堂宽恕罪孽。医院则是我们的临终之所。’”

克里斯蒂娜小姐微微一笑。“那是他的肖像。”她指着咖啡馆后墙上的一张镶框照片。照片中是一位身材修长的年轻人，身穿西装三件套，戴一副圆形的阿道斯·赫胥黎式眼镜，梳中分头，脸上带着一种颇为焦虑的神情。

“他是个十足的绅士，衣品很好，”克里斯蒂娜小姐说，“但很严肃。从来不笑。从前人们总是试图和他攀谈，他却总想一个人待着。或许他思虑过重了。”

克里斯蒂娜小姐啜了一口咖啡。“他有时很忧郁。每当他揽镜自照，看到自己变老了，就会闷闷不乐。每天晚上他都往脸上擦护肤品，想去掉皱纹。我想他是恐惧死亡。但尽管如此，没人会怀疑他是这个世纪最了不起的希腊诗人。”

“他待你和气吗？”

“对我来说是的。他来的时候，我常常送他一朵很好闻的花，叫‘福里’（fouli），品种和茉莉花类似。我想他喜欢它。但总的来说，他不喜欢女人。这是他母亲的缘故。”

“什么意思？”

“他母亲生了八个儿子，他是年纪最小的。他母亲很想要个姑娘，所以把他打扮成女孩子，给他穿小女孩的衣服，百般爱抚他：‘哦，我亲爱的孩子！我的宝贝科斯塔基^[11]！哦，我亲爱的。’所以他后来成了同性恋。”

克里斯蒂娜小姐压低声音，靠近我说：“他写了很多关于少年的肉体的诗歌。但他非常小心谨慎，没有暴露自己。”

“暴露自己？”

“我的意思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同性恋诗歌发表出去。”克里斯蒂娜小姐轻声说。

“为什么？”

“因为，”克里斯蒂娜小姐答道，“他很害怕他母亲会有想法。”

亚历山大港，12月5日

二十世纪头一年的某天早晨，一个驴夫赶着一队骡子穿过亚历山大港市郊，突然之间，最前面的那头驴子就在他眼前从地面上消失了。

这种事在亚历山大港并不鲜见：世上再没有哪个城市能如此频繁地提醒人们，它的街道下有幽深的地宫和未被开发的宝藏。就在最近，市中心举办了一场婚礼，地点在所谓的索马遗址（Soma）——亚历山大大帝消失了的陵墓附近。人行道突然在新娘脚下裂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许多个世纪以来，亚历山大港不仅是埃及的首都，还是地中海的女王、古典世界最大的港口。“毫无疑问，她是文明世界的第一座城市，”公元前一世纪，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如此写道，“其文雅富庶、幅员辽阔、奢侈华丽无疑远远领先世界。”她的别墅、寺庙、宫殿、纪念碑、教堂和廊柱大道绵延数英里，超出了现代城市的界限。然而，这座传奇的亚历山大港没有一座建筑能在地表留存至今。一切都已经隐没在现代平平无奇的街景之下。在这座城市廉价的旅馆、寥落的商店、妓院和肮脏污秽的餐馆底下，是古典时代的许多最伟大的建筑：恺撒神庙，克利奥帕特拉在此自杀身亡；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拥有七十万卷图书；托勒密一世建立的博物馆；塞拉比尤姆神庙；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消失了，街道上只余零星倒塌的立柱和残破的柱头，标志着一些最美轮美奂的建筑曾存在过。

不过，这座古城仍然微妙地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地面常常塌陷，一些毫无防备的亚历山大港居民会掉进一座失落的神庙或一间被遗忘的地宫。于是，当1900年驴子从地面上消失时，驴夫当然知道该怎么做。当局被喊来了，他们又去把考古学家喊来。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展开了，古典世界最非凡的墓葬群之一重见天日。

今天早上，我从酒店步行到那里。在小镇的后街，一条被驴车堵塞的狭窄小巷中，路边的茶馆里满是抽水烟的老头，一座屋顶低矮的圆屋通向一道环形楼梯。竖井一圈圈地向下旋转，直至一处蜂窝状的地宫。这些依壁开凿的岩洞是宴会厅，里面有平滑的石灰岩长椅，遗属们会在这里聚会，为已故的亲人祝酒。虽然地下墓穴早已被人遗忘，甚至在传说中也是如此，但这个地区的现代阿拉伯语名称却来自这些飨宴留下的罐子与盘子的碎片——“Kom el Shogafa”，意为“碎片之山”。

长廊从这里继续向下延伸，深入地下，眼前越发黑暗，身后光芒越发的远。下到部分被水淹没的地方，便是墓室的所在。这处地下墓穴的奇特之处在于其装饰之怪诞，而非规模或富丽程度。乍一看，这里的装饰似乎仅仅是标准的法老风格：一对埃及莎草纸做成的柱头将人引向一个内室，里面是一具横躺的木乃伊，上面是阿努比斯（Anubis）的胡狼头立像，他手中拿着死者血淋淋的心脏；另一边是鹰头的荷鲁斯，他向下投来冷冷的目光。

但你越仔细看，这浮雕就越显得古怪。两根立柱的两侧各有一对希腊蛇发女妖的浮雕，下面是两条长着罗马胡须的蛇，它们有力地缠绕在一起，向上延伸，中间穿插着狄俄尼索斯隐喻阴茎的松果权杖和赫尔墨斯的蛇杖。更令人疑惑的是，入口两边各有一个站立的人像，一边是阿努比斯，他虽仍是人身狗头，却打扮成了一个罗马军团士兵，装备着护胸甲、短剑、长矛和盾牌；另一边是尼罗河河神索贝克（Sobek），尽管他是条鳄鱼，却也被塞进了军团制服里。种种文化在这里发生了碰撞：似乎委托建造这座奇怪墓葬的希腊化埃及人，并不认为躺在希腊石棺里、由穿着罗马军装的埃及神灵守卫有什么不妥。

这处地下墓穴，乍一看只让人感到阴森可怖，但它其实非常重要。出于命运的偶然，这个小小的中上层阶级的墓室成了全城唯一从古典时代完好保存至今的墓室。因此，它是亚历山大港即将转变为基督教世界的知识之都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反映该城氛围的风向标之一。这种氛围，正如墓葬中那些奇特的混合雕塑所表明的，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上的宽容与试验的氛围：在这座城市里，即便是到了死亡的时刻，居民也会试图融合对立面，调和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传统和宗教崇拜；他们把神灵混在一起，就像德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港人调和鸡尾酒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这就是公元一世纪末基督教即将落入的令人兴奋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宗教，其神学基础和艺术形象将被永远改变。

亚历山大港是古代晚期的学术首都。这座城市坐落在连接欧亚非三洲的贸易路线的交点，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了知识的培养皿。印度的苦行僧在它的大街上游荡，与希腊哲学家、犹太注经人和罗马建筑师辩论。正是在这里，欧几里得写下了他的几何学专著，埃拉托色尼测量了地球的直径（误差仅有五十四英里），托勒密绘制了令人惊叹的地图，一个由七十二名希腊化犹太人组成的伟大团队完成了《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这是《旧约》的第一个希腊语译本。

指导亚历山大港学者的那种轻松愉悦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样影响了这里的神秘主义者和神父。亚历山大港的宗教是出了名的海纳百川，一种信仰的思想和形象悄无声息地流入另一种信仰：比如亚历山大港本地的神灵塞拉匹斯，它结合了埃及的奥西里斯和阿匹斯崇拜的元素，再嫁接到希腊的宙斯身上。

从巴勒斯坦传入的基督教一开始只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公元二世纪，亚历山大港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认为希腊的多神教哲学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还说基督如太阳神一般驾驶战车穿越天堂。的确，许多多神教教徒（包括年轻的德尔图良）相信亚历山大港的基督徒其实崇拜的是太阳——他们在周日举行集会，面朝日出的东方祈祷。这一猜想也许是对的。其他亚历山大港基督徒则毫无疑问崇拜塞拉匹斯。晚至五世纪早期，亚历山大港的多神教哲学家西尼修斯（Synesius）被选为主教，而他甚至都没有受洗。他接受了这一职位，开出的条件是尽管他可以在教堂里“讲神话”，但他私下里须要能够“像哲学家一样思考”。正是这种基督教与亚历山大港的希腊哲学的交融促进，使得基督教教义在发展中脱离了孕育它们的严格的犹太传统，并将这一宗教由原来面对贫民和文盲的一系列简单的戒律，提升到了高级哲学的水平。

这种大杂烩所引发的混乱，在亚历山大港的希腊罗马博物馆（Graeco-Roman Museum）里表现得最为明晰。在一条接一条的长廊里，展示着多神教的图案、风格、主题和象征是如何逐渐向基督教转化的。象征生命的安卡^[12]变成了一个暧昧的环状十字架，出现在亚历山大港的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墓碑上。伊西斯照料荷鲁斯的形象在基督教时期被照搬成圣母哺育基督。手挥利剑的阿努比斯拿着一颗心脏，胁下生出双翼，变成了称量死者灵魂的圣米迦勒。阿波罗把一只山羊举过肩头，成了好牧人^[13]。荷鲁斯的罗马化埃及形象原本骑在马上，身穿罗马军团制服鞭打着鳄鱼，现在转变成了骑着战马、用一柄长矛刺向恶龙的圣乔治。原先缠绕着古典场景的狄俄尼索斯的藤蔓涡纹，匆忙地用十字架洗礼过，然后便原封不动地被拿来作为基督教的圣餐符号。涅瑞伊得斯和胜利女神从柱头上飞降而下，半途中变成了天使；多神教的神明——奥西里斯和阿芙罗狄忒、俄耳甫斯和狄俄尼索斯、丽达和宙斯化身的天鹅——虽然被移下神坛，但仍顺利地作为恶魔和小仙继续存在，它们潜伏在亚历山大港各个教堂的后面、埃及民间传说黑暗的犄角旮旯里，从门梁上往下窥视，或从排档间饰和护壁板上投来恶毒的目光。

身处这种哲学大杂烩的沸腾轰响和图像学的变形之中，我心上涌起一种见证中世纪艺术诞生的激动。从四面八方都能听到细微的裂帛之声，旧的多神教图像从亚历山大港的丝茧中孵化出来，蜕变为传统的基督教符号，它将在福音书、祭坛画、彩色玻璃、壁画、双联画和三联画中一遍又一遍地重现，在未来的漫长世纪中成为定式，不可改移。

亚历山大港，12月6日

今天下午，午睡醒来后，我又去了希腊罗马博物馆的花园。在那里，我坐在一棵橙子树的树荫里，周身被拜占庭雕塑的残片环绕着，读着约翰·莫斯克斯是怎么描述曾创造了这些雕塑、现在已归于尘土的那座城市的。

莫斯克斯和索菲罗尼乌斯在亚历山大港住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出生于大马士革的索菲罗尼乌斯在他的某本著作里说“我们亚历山大港人”。这两位修士大约在578年至579年的冬季（也就是他们刚踏上旅途时）第一次来到亚历山大港。当时的天气可能和现在差不多：晴朗的天气逐渐变冷，白昼日趋短暂。近三十年后，这两位修士又一次抵达亚历山大港，这次他们是作为难民，从正遭受波斯军队劫掠的安条克走海路逃来的。亚历山大港两次都是他们对埃及沙漠的修道院进行广泛探索的大后方，在第二次旅行中，他们的脚步远至最南边的大绿洲。

这两位修士第二次旅居亚历山大港大约是在607年至614年，其间他们断断续续地在这座城市里居住。索菲罗尼乌斯在此期间似乎突然遭受了失明的打击，后来，他在参拜美诺西斯的圣赛勒斯与圣约翰圣祠（圣祠本身的名字最终取代了“美诺西斯”，所以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这个地方被称作阿布基尔^[14]）时，又同样突然地复明了。为了感谢这一奇迹，索菲罗尼乌斯写了一本书，里面讲了这座圣祠的一些更为非凡的治疗故事，于是我们得以好奇地从中窥视拜占庭医生包里装的东西：如果索菲罗尼乌斯的记述是可信的，那么一份标准的处方药是由比提亚奶酪、蜡和烤鳄鱼混合而成的。

索菲罗尼乌斯康复之后，开始和莫斯克斯一道大力反对当地埃及人的一性论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开始导致主流正教徒（讲希腊语、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上流社会）和本地讲科普特语的埃及人（“科普特”这个词源于希腊语词“Aiguptios”，意为土生土长的埃及人）的分裂。

然而，在614年春天，这两位修士最终还是被波斯大军追上了。波斯人攻破了城墙，在城中大肆屠杀，莫斯克斯和索菲罗尼乌斯又被迫乘船逃走。这次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亚历山大港的东正教牧首“救济者约翰”（John the Almsgiver），索菲罗尼乌斯后来为他写了传记。笼罩在悲伤中的他们在塞浦路斯停驻，心力交瘁的牧首就在此地逝世。又过了一段时日，大约在615年年末，载着难民的船只终于抵达了安全的君士坦丁堡城下。

被他们留在身后的一城火海，跟二世纪和三世纪繁荣兴旺、思考自由的亚历山大港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这不仅是因为亚历山大港已经挤满了身无分文的难民（他们为了逃避之前波斯对巴勒斯坦的袭击而来到这里），这种不同是更深层的。因为基督教在亚历山大港的胜利是受到了一群狂热的科普特修士的影响，这些修士会定期从他们的沙漠修道院里出来扫荡，袭击多神教教徒和他们的神殿，焚烧任何未设防的庙宇。392年，他们终于成功地将塞拉比尤姆神庙和毗邻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这座古代知识的宝库付之一炬。

在修士们搜寻偶像的过程中，城里异教名流的房舍被翻了个底朝天。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些暴行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桩是对希帕提娅（Hypatia）所施的私刑。希帕提娅是亚历山大学派的一位新柏拉图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数学家。她被一群基督徒暴民从轿子里拽出来，他们扒光她的衣服，然后把赤身裸体的她拖着游街，最后在恺撒神庙前将她杀死，并将她的尸体投入火中。

某些撰写编年史的修士盛赞这一谋杀行为。“希帕提娅沉溺于魔法、星盘和乐器，”尼丘的约翰主教（Bishop Johnof Nikiu）写道，“她用她那邪恶的诡计诱骗了许多人。（在她死后）人人都围住西里尔主教（是他鼓动了暴民），称他为‘新狄奥菲勒斯’，因为他（完成了狄奥菲勒斯主教的工作，此人烧毁了塞拉比尤姆神庙）摧毁了城中最后的偶像崇拜。”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何城中的多神教教徒不再那么活跃了。“古往今来都没有这样的事，”一个心烦意乱的学生给他在上埃及的母亲如是写道，“眼下这不是战争，是吃人。”另一个人则评论说：“如果我们活了下来，那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然而，有迹象表明，这座城市的学术氛围并没有完全消亡。与莫斯克斯年代相近的历史学家安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写道：“即便是现在，亚历山大港各学术领域的人还在努力发声。艺术教师仍然幸存，几何学家的杆子揭示隐秘的知识，音乐的研究还没有枯竭，对地球和恒星运动的求知之火还在燃烧。医学研究蒸蒸日上，一名希望在医学界占得一席之地的医生，只要说他曾在亚历山大港接受训练，便可抵得其他一切证明。”此言貌似不虚：神学家纳齐安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en）的兄弟恺撒里乌斯（Caesarius）正是凭借其在亚历山大港的学历，赢得了拜占庭宫廷医生的职位。

亚历山大港似乎将莫斯克斯学者的一面激发了出来。在叙述身处该城的日子时，莫斯克斯描绘了他和索菲罗尼乌斯（毕竟索菲罗尼乌斯是智者、哲学和修辞学的教师）如何忙碌于高尚的学术和知识求索。有一个故事讲两人聆听哲学家狄奥多若（Theodore the Philosopher）的大学讲座；另一个故事讲两人与书法家兼手抄本绘图师、朗读者佐伊鲁斯（Zoilus the Reader）交谈；还有一个故事则呈现了一幅充满书卷气的、迷人的拜占庭生活图景，他们去拜访了一位名叫律师科斯马斯（Cosmas the Lawyer）的藏书家。

“这个妙人儿使我们受益匪浅，”莫斯克斯写道，“不仅接见了我们，给予我们教诲，而且他的藏书比亚历山大港的任何人都多，他还愿意把书借给需要的人。他家无余财，屋里除了书籍、床和桌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去，寻找对自己有益的书——然后就可以借来读。我每天都会去找他。”

不过，最引人入胜的故事是他们去拜访另一位学者朋友。故事发生在六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莫斯克斯和索菲罗尼乌斯在亚历山大港市中心的四面门^[15]的阴影下纳凉。他们原本准备去拜访另一个藏书家朋友——智者斯蒂芬（Stephen the Sophist），但是斯蒂芬的女仆在顶楼的窗户里冲他们喊话，说她的主人正在睡觉。因此，他们在等着斯蒂芬醒来时，偷听了三个盲人之间的谈话，这三人也正在四面门的荫蔽处纳凉。他们同彼此讲述自己失明的原因，以此来打发时间，最后那个盲人讲了一个奇怪又可怕的故事，莫斯克斯把它记了下来。

这个盲人说，他失明前是个盗墓贼。有一天，他看见送葬队伍护送着一具装殓豪华的尸体穿过亚历山大港的街道，在圣约翰教堂落葬，于是他决意去盗墓。葬礼结束后，此人闯进墓穴，开始偷取墓里的东西。突然间他吓了一跳：死人在他面前坐了起来，向他的眼睛伸出双手。这个盲人说，这就是他双眼所见的最后一幕。

后来莫斯克斯又听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另一个盗墓贼在深夜闯入了一个富家千金的墓穴。这次尸体貌似复生了，只是这一次姑娘抓住了盗墓贼。“你想进来随你的便，”她说，“但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得和我同享这座坟墓。”尸体拒绝放盗墓贼走，除非他答应为此忏悔并出家。盗墓贼在震惊之下应允了。

头一次读到这些故事时，我以为它们是虔诚的迷信，就像莫斯克斯笔下的其他许多故事一样。但今天下午，我在博物馆的花园里读《精神草地》时，突然明白了这些故事是从何而来的。从公元一世纪到拜占庭早期，按照埃及的风俗，能负担得起的人死后都会被装在木乃伊棺中，上面用热蜡精心画上死者的肖像。有些木乃伊的裹布上会画上死者的全身像，希腊罗马博物馆里就有两件这种品相完好的藏品。

古典时代的肖像艺术现已失落无存（除了庞贝的一些壁画），但它的光辉在这些木乃伊肖像上得到了反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木乃伊肖像在古代的绘画与拜占庭壁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现存最古老的圣像画位于西奈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它们所使用的热蜡着色工艺，与它们的前辈亚历山大港的木乃伊肖像是一致的，这绝不是巧合。如果奥托·德穆斯^[16]所言不谬，“圣像画是欧洲绘画的根基”，那么在这些希腊化埃及的木乃伊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像画的直接起源。

但这些木乃伊肖像最引人注目的时候，是它们作为艺术品的时候。它们写实到你几乎可以听见画中人在说话——就像莫斯克斯笔下的盗墓贼经历的那样。即便是在今天，在博物馆的玻璃后面，这些肖像仍然栩栩如生，以至于当你盯着他们看时会倒吸一口冷气，仿佛感到自己在和一个参加了阿克提姆海战的士兵，或一位可能认识克利奥帕特拉的社交名媛四目相对。这些哀愁而多变的希腊化罗马人的面孔沉默地凝视着，有一种强烈的催眠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世时似乎只有三十来岁。他们转瞬即逝的表情被冻结，面带讶异，仿佛对骤然来袭的死亡本身感到惊奇；他们巨大的眼睛向外投去凝视的目光，仿佛揭示了亡魂的身无一物。观者望着他们，试图从中捕捉到他们在古埃及晚期所目睹的动荡、所见过的奇景异象，但那些光滑的新古典主义面孔只以回望相对。

这些肖像画最令人手足无措的地方，也许在于它们看起来实在过于眼熟了。其中一些肖像的色彩和技法肖似弗朗茨·哈尔斯^[17]，另一些则仿佛出自塞尚，这些面孔在被画成两千年后，仍然能深刻且直接地传达出模特们的特质：纨绔子弟和交际花、焦虑的母亲、强硬的商人、无聊的军官，以及乍富的老女人，身材肥胖，穿金戴银，涂脂抹粉。这些面孔是如此现代，嘴角流露出的情感如此一目了然，以至于你得不断提醒自己，这些画中人并非和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他们是希腊化埃及的木乃伊上贴着的面具，底下是干枯的尸体；这些人也许作为伊西斯崇拜的新信众，透过一片玻璃^[18]观看这个世界；这些人也许同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结了婚（直到三世纪晚期，戴克里先还试图在埃及取缔乱伦）；这些人也许曾在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中埋头苦读，直至它被埃及沙漠中啸聚的修士烧成一片焦土。

正如安德烈·马尔罗^[19]所说，这些木乃伊肖像上“闪耀着永生的火焰”。由此便很容易想象，它们会对约翰·莫斯克斯笔下那些在深夜闯入墓地的盗墓贼产生什么影响：难怪他们会认为尸体能死而复生。

今晚是我在亚历山大港度过的最后一晚，在克里斯蒂娜小姐的指引下，我乘电车去了亚历山大港的最后一个希腊人聚居区。

希腊俱乐部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通向一处带凉棚的庭院，有二三十对年事已高的希腊夫妇坐在那里玩双陆棋和扑克。酒吧里在放希腊音乐的唱片，乐声在夜色中飘荡。我在那里找到了尼古拉·佐利亚斯（Nicholas Zoulias），他是希腊俱乐部的主席，同时也是克里斯蒂娜小姐的旧友。很快，我们的桌子旁围了一圈老人，开始倾吐他们记忆中战前的亚历山大港。他们说的和我在犹太教堂与精英咖啡馆里听到的别无二致：亚历山大港曾经是东方的巴黎、地中海的钻石，这个地方一度极为热闹、繁华、富于创造力，而过往的痕迹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但我以前没有听闻，也没有料到这些老人会如此轻视希腊。他们认为亚历山大港——这座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城邦是文明的顶点，现代希腊则是某个举止粗俗的暴发户。

“亚历山大港一直比雅典和萨洛尼基^[20]更先进文明，”尼古拉·佐利亚斯点起一支烟，对我解释道，“一百年前，当雅典还是个村子时，亚历山大港就是一座国际化城市了。”

“你想要的一切都能在这里找到。”塔奇·凯特辛布里斯（Taki Katsimbris）表示同意。

“我们不喜欢希腊人，”米歇尔·斯蒂芬诺普洛斯（Michael Stephanopoulos）说，“说老实话，我在那里连半个月都待不了。”

“雅典就是欧洲的夜总会，”佐利亚斯轻蔑地咂着嘴，“如此而已。”

“希腊的希腊人比我们糙。”米歇尔说。

“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掌握多种语言，”佐利亚斯说，“法语、阿拉伯语、英语……”

“他们和土耳其人一样粗鲁，”米歇尔说，“在希腊，如果你问他们现在几点钟，他们不会搭理你。”

“如果你在希腊问路，他们会说不知道。而在这里我们会给你指路，领你去目的地。”

“他们没有好客的传统。”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佐利亚斯说，“食物、语言、道德准则……都不一样。”

“我们更像埃及人，”塔奇说，“我们的心态和他们是一样的。”

“我们许多人的祖母都戴面纱。”

“她们甚至像埃及人一样祈祷：在地上铺祈祷垫。”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什么区别？神是同一位。”

“但在希腊没有这样的事。他们那边很……心胸狭窄。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

“希腊是欧洲的一部分，”佐利亚斯说，“他们现在有了一种非常……自动化的生活方式。他们节奏很快，他们总是在跑。而我们这里很安逸：一步一步来。”

其他老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这里汽车很慢，”米歇尔说，“铁路很慢……”

“然后慢慢地，我们就要死光啦。”塔奇补充道。

大家都对这句话表示同意。我问：“你们这个社群还能维持多久？”

“五年吧，最多十年。”佐利亚斯说。

“我们只剩下五百人了。”

“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去雅典。念完书就去。”

“他们说这里很无聊。他们说在这里找不到工作。”

“纳赛尔把我们的工厂国有化的时候，就等于签了我们的死刑执行令。”

“很多有钱人都成了讨饭的。他拿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但他们发现凭借自己的技能和语言水平到希腊很容易找工作。所以大家都去希腊了。”

“纳赛尔把一切都拿走了，他们没有留下来的理由。”

“我小的时候，埃及有二十万希腊人。二十万哪！即使十年前也有五千人。现在只有我们了。”

“我们最多还能再撑十年。”

“除非那些离开的人回来。”

“我想他们是不会回来的。”米歇尔说。

老人们摇了摇头。塔奇干了一大口亚力酒。“他们会留在希腊。”

“就这么把亚历山大港抛下了，一个希腊人也不剩。”

“两千三百年来的第一次。”

“他们不会回来的。”

“不会回来的。”

“但谁又能说得准呢？”佐利亚斯说，点了一支烟，“谁又能说得准呢？”

圣安东尼科普特正教修道院，12月10日

我一看到那辆出租车就知道我们有麻烦了。

它是标致车的一类史前祖先，重新喷漆导致的层层凸起和疤痕使它看起来像披了一层鳞片，仿佛一条大蜥蜴或一头小恐龙。负责驾驶这头野兽的人更不讨人喜欢。他叫拉马赞（Ramazan），是一个来自西奈的贝都因人，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粗斜纹棉布背心，头上裹着一条红白相间的卡菲耶，下巴上蓄着稀疏的深色胡须。

我们把我的背包放进后备厢，拉马赞打开了点火装置。这辆标致像一头情绪不高的骆驼一样弯下腰来，咳嗽着，蹒跚着。他又尝试点了一次火，结果仍然令人失望。随后他下了车，拍打了几下车的侧面，踢了踢它的底盘，又冲引擎盖轻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就像贝都因人对表现不佳的骆驼一样。他第三次尝试点火，汽车勉强发动了，像个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开出了酒店停车场。

我前一天乘火车从亚历山大港来到开罗，并马上着手设法弄到了去阿斯尤特的许可证。阿斯尤特是上埃及的一个省，埃及的大部分科普特人都长居在那里。莫斯克斯旅途的最南端“大绿洲”（现在的哈里杰）就位于阿斯尤特。

自从伊斯兰激进运动死灰复燃并逐步扩大以来，这一地区已停止对外国人开放，运动从一开始的偶尔射杀当地科普特人——自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以来，他们一直断断续续地向科普特人开火——发展到针对外国游客。在这一过程中，埃及的旅游业几乎被他们毁掉，现在外国人已被禁止进入阿斯尤特及周边地带。但记者偶尔会被放行，去报道政府如何采取措施镇压激进的暴动（通常是重拳出击）。因此我直接去了埃及新闻中心，出示了我的证件，并正式提出申请，一式三份。我被告知一周后再来。我没有在开罗闲逛，坐等官老爷们把我的文件和他们的繁文缛节翻来倒去，而是决定借此机会，去参观两处我渴望已久的拜占庭时代的重要遗址。

第一个是圣安东尼修道院（St Antony’s），它是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拜占庭时代埃及最大的修道院。第二个是已经消失的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它一度是拜占庭时代埃及最重要的省会城市之一，后来又是发现有史以来最大的拜占庭文献宝库的地方。它的遗址就在去圣安东尼修道院的路上，我看地图的时候感觉到那里很方便。但我忘了考虑拉马赞的车技。出租车以越来越慢的速度在开罗清晨空旷的街道上晃了五分钟，最后停在了一组红绿灯前。“没事，”拉马赞说，目光避开后视镜上挂着的那颗巨大的粉红天鹅绒爱心，“绝对没事。”

当后面的汽车开始愤怒地鸣笛时，拉马赞手持一根金属管消失了在引擎盖后。随之而来的是锤击声和一股浓烈的柴油味。在各种试图重启引擎的尝试都宣告失败后，拉马赞开始有点慌了。但突然之间，汽车在无人转动点火钥匙的情况下猛然发动，于是我们又上路了。

这事给拉马赞上了一课。接下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无视拦路的红绿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闯过了所有的红灯。在一天中的其他时候，拉马赞的这种战术无异于自杀，但现在是清晨五点半，这种操作不过是很吓人罢了。除了后备厢上的几处划痕——这是与一辆运西瓜的卡车短暂碰撞所留下的纪念——我们安然无恙地出了开罗城，向南驶去，沿着尼罗河穿过肥沃河谷上的美丽村庄。

到处都是早起的人，有些成群地坐在茶馆的藤萝架下，抽上了这天的第一口水烟；一些妇女在运河边洗衣服。拉马赞在这般田园风光中穿行，仿佛一台芭蕾舞里混入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他显然认为避免再次熄火的关键在于不要让车停下。怀着这一想法，他一路疾驰，切入对面的车道，在转弯处漂移，前一分钟险些撞死两个在路中间聊天的农民，下一分钟又差点撞倒一位骑着驴子慢悠悠走着的蓝衣教长。我们就这样沿着尼罗河前行，世界上最平静的河流在我眼前变成了单人高速拉力赛现场。

拉马赞的驾驶技术可能很恐怖，但还是让我们在破纪录的时间内抵达了目的地。我们沿着尼罗河两岸狭长的农业带疾驰了两小时后，到了一个名叫贝纳萨（Behnasa）的中世纪阿拉伯村庄，它位于奥克西林库斯遗址的边缘地带。我们穿过贝纳萨，拉马赞在半路上差点撞翻了一辆老马拉的车，上面坐满了乡村妇女，都戴着厚厚的面纱。我们从农田里颠簸着开进沙漠，寻找我的地图上标记的遗址所在。我们开进沙丘，然后又倒回去。西部沙漠^[21]在我们周围延展开去，平沙无垠，敻不见人，荒凉而岑寂。没有庙宇，没有立柱，没有带柱廊的街道，除了一座葬着中世纪苏菲派教长的泥砖小墓外，什么都没有。

我从那座墓折返回来，心下困惑为何什么遗址都没看到，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注意到我脚下所踩的地方。每当我的脚踏到地面时，沙子似乎都在我的体重下嘎嘎作响。我弯下腰去，更仔细地观察地面。周围的沙丘上到处都是陶器的碎片：双颈细耳瓶的手柄，红色的萨摩斯（Samian-ware）小圆盘，壶、盅、杯、碗的装饰底座。这里不仅有陶器的碎片：灿烂的拜占庭海蓝色碎玻璃在冬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旁边散落着小块的矿渣和冶炼后的炉渣，黑玉、琥珀和石榴石的碎片，碎骨以及蚌壳和牡蛎壳。

我徒步直至中午，但脚下轻微的嘎吱声不绝如缕地绵延了数英里。奥克西林库斯显然已经灰飞烟灭，也许是毁于世世代代的尼罗河洪水和贝纳萨村民的“劫掠”，但它的贝丘^[22]留存至今：法老时代、希腊化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垃圾世代累积，留在近两千年前被街道清洁工丢弃的地方。我站在一座古代世界的大垃圾堆上。

地上露出一只双耳细颈瓶的手柄，我把它拔了出来，这个拜占庭时代的罐子碎裂了，里面的东西，一堆筛过的，也许来自查士丁尼时代的糠秕，飘散入冬季的微风中。

奥克西林库斯的垃圾堆首次引起外界注意是在1895年。当时英国考古学家伯纳德·格伦菲尔（Bernard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Hunt）得知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大量莎草纸残片。然而，两人在参观这处遗址时的发现超出了他们最夸张的预想。

次年，格伦菲尔在《埃及勘探基金会期刊》（Journal of The Egypt Exploration Fund）上如是写道：“一般来说，莎草纸距地表不远。事实上，只须用靴子略翻一翻泥土，就经常会露出一层莎草纸来……我开始逐渐增派人手，直到110人，当我们向北到这片遗址的其他地方时，莎草纸的数量很快发展成了一股难以应付的洪流……”

莎草纸上写的东西和它的数量一样惊人。在发掘工作的第二天，亨特博士正检查一张刚被工作人员挖出来的皱巴巴的残片。它上面的文字只有几行是看得清的，但其中一行里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希腊语词“karphos”，意思是“刺”。亨特立刻由此联想到《马太福音》中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但他激动地意识到，这张残片上的措辞与《马太福音》中的明显不同。它后来被证实是失传的《耶稣箴言集》（The Sayings of Jesus）的一部分，它比当时存世的任何《新约》残片都要早数百年。

在发掘工作的第一阶段结束时，格伦菲尔和亨特已发现了一整座失传典籍的宝库：一首失传已久的萨福的歌谣，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失传的戏剧片段，当时已知最早的《马太福音》莎草纸，从前不为人知的《新约》伪经《保罗与特克拉行传》（The Acts of Paul and Thecla）的一页。他们还出土了大量的历史文件，比如马可·奥勒留皇帝与亚历山大港的地方法官的谈话报告，以及拜占庭书信和行政文件的完整档案。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考古发掘人员来说，最后这个发现并不怎么激动人心，因为他们是读着爱德华·吉本对晚期罗马帝国的权威批判长大的。然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文献被广泛视作该遗址所有发现中之最重要者。因为这些来自帝国边陲省城的行政碎片，能够比其他任何现存的彼时资料都更让我们接近拜占庭普通居民的生活；它向帝国东部的最后岁月投下一束明亮的光辉，照出了约翰·莫斯克斯在旅途中见到的那个世界的私人生活。

在开启这段旅程之前，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在伦敦图书馆细细阅读了迄今为止编辑、翻译和出版过的142卷奥克西林库斯莎草纸中的部分内容。它们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细节异常丰富的古代晚期城市图景：阅读它们，就像在阳光下的拜占庭街道上方打开了一扇百叶窗，偷听窗户下面人们的八卦、丑闻和私密。

这些碎片异乎寻常的随机性赋予它们千般魅力：亚历山大图书馆中储存的七十万卷哲学和世界历史，我们今日也许已经无缘得见，但在寂寂无闻的奥克西林库斯，我们会在街上遇见被遗忘的小贩、值班时昏昏欲睡的守夜人、教室里心怀不满的老师，乃至和情人幽会完毕悄悄归来的城市少女。一个鞋匠说要给他房子外面的树浇水。一个丈夫写信给妻子，要她来找他，顺便“把餐厅里的旧坐垫拿来”。一位父亲写信给儿子，抱怨他没有与他保持联系（“我的儿子，我很惊讶你怎么还没有写信给我汇报你的近况。请尽快给我回信，因为我非常难过……”）。一个愤怒的儿子向父亲抱怨他冤枉了他（“你写信给我说：‘你和你的情妇住在亚历山大港。’那你和我说说，我的情妇是谁？”）。一个在绝望中痛苦万分的情郎写下下面这些咒语，或是祈祷：“让她彻夜难眠，在空中飞翔，用最猛烈的爱情来爱我，让她饥渴而夜不能寐，直到她的躯体和我化而为一……”

一些最有趣的奥克西林库斯残片读起来像花边小报。一张残片显示，一位受人尊敬的主母对自己的孩子的滥交感到恐惧，她写信给丈夫说：“如果你想知道你女儿们的淫乱行为，不要问我，去问教堂的神父，她们是怎么跳出来说‘我们要男人’的，以及卢克拉是如何像个婊子一样被人捉奸的。”

另一张残片显示一位妻子写信给奥克西林库斯的地方法官，控诉她的丈夫虐待她及她的家人：“我写信把他对我施加的一切侮辱告诉您。他把我们两人的奴隶与我的养女们一道在他的地窖里关了七天，侮辱了他的奴隶和我的奴隶佐伊，把她们打得半死。他还用火烧我的养女，把她们剥得一丝不挂，这是违法的。他还对她们说：‘把这些她给的东西都扔掉。’……他一直用我的奴隶安妮拉来烦我，说‘把这个奴隶送走’。但我拒绝这么做，他一直说：‘一个月后我要纳一个情妇。’上帝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我在贝丘上漫步，望向贝纳萨周围绿色的耕地，奥克西林库斯的市中心曾屹立在那些房子下面。奥勒留·尼鲁斯的鸡蛋摊位肯定就在那里。在某张奥克西林库斯莎草纸上，他郑重声明以后只在广场上出售自己的鸡蛋，停止黑市的经营。那些棕榈树旁的某个地方也许是奥蕾莉亚·阿蒂埃纳的宅邸。一张残缺的莎草纸将她铭刻在历史中，她痛苦地抱怨她丈夫是怎么对待她的：“……和我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保罗强行占有了我，和我结了婚……我同他生了一个女孩……但后来我的房子被士兵征用作为营房，他抢劫了士兵的财物，随后逃跑了，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承受惩罚和侮辱，我差点儿丢了命……后来，他又无所顾忌地纳了一个情妇，把她养在他房子里，他带来一群无法无天的人，把我带走。然后他把我关在他那里好几天。我怀孕的时候，他又抛弃了我，和他的情妇同居了，现在他告诉我，他要挑起对我的恶意。因此，我请求我的主命令他出庭受审，接受他应得的惩罚。”

正是这种暴力的肉欲和贪婪的物质主义，使圣安东尼——一个埃及半文盲农民，住在附近的城镇贝尼索夫（Beni Suef）——感到厌恶，由此遁世而去，来到沙漠。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我坐着拉马赞那辆半死不活的汽车，沿着圣安东尼的路线穿越东部沙漠时，想到了他的举动在基督教历史上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公元三世纪末，圣安东尼为躲避亚历山大港的希腊化罗马知识分子的追捧，首次逃到了现在的圣安东尼修道院所在地。这位圣人完美无咎，成了亚历山大港时髦知识分子的宠儿。他们对他朴实的禁欲主义和在战胜恶魔方面的威名推崇备至。就像当代伦敦的文人墨客纡尊降贵为英超球员撰写传记一样，这些亚历山大港的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拥向圣安东尼的洞穴，使得这个极度怕羞的隐士手足无措，为躲避人潮而退隐到沙丘之中——被他的崇拜者们追得越躲越远。

当他的崇拜者们追着他来到现在的修道院所在地时，圣安东尼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甩掉这些追随者了，因为这个地方位于整个中东最荒凉艰苦的沙漠中心。于是他决心把这些人组织成一个松散的隐修士社群，而他则居住在山上的一个洞穴中，从较为安全的距离监督他们。

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由此诞生了，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开来。到五世纪初，耶路撒冷和拜占庭帝国南部边界之间的沙漠中遍布着约七百座修道院，它们的繁荣程度使旅行者报告说，沙漠中的人口现在已与城镇中的人口相当。“修士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安东尼死后二十一年，阿奎利亚的鲁菲努（Rufinus of Aquileia）在游历埃及后写道，“他们人数众多，就连世俗世界的皇帝都无法召集起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埃及的每个城镇和村庄都被城墙似的隐修士包围，其他修士则居住在沙漠中的洞穴或其他更为偏远的地方。”

圣安东尼死后一年，亚历山大港主教阿塔纳修便完成了他的生平传记。此书很快就被安条克的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 of Antioch）翻译成拉丁文，供“海外的教友们”阅读。不到二十年，这本书就已经传到遥远的高卢，被人阅读传抄。不久之后，身处北非的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记录了一个深深打动他的故事：两个来自特里尔（现在德国境内）的秘密警察在读完《圣安东尼传》后，决意放弃待遇优厚的职位，去埃及做修士。一个世纪后，修道院制度已在整个西方世界蓬勃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公元700年，它甚至已经传到苏格兰高地：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幅圣安东尼坐在棕榈树下的画，被皮克特修士刻在了因弗内斯附近的尼格海岬上，这个地方位于罗马帝国国境最北端的几百英里之外。

和绝大部分模仿它而建的中世纪西方修道院不同，圣安东尼修道院时至今日仍很繁荣。它坐落在开罗东南约三百英里远的沙漠中，距红海贫瘠的海岸五十英里。现在已有一条柏油路将修道院与外界连通，但车程也还是漫长且令人打不起精神，沿途是一片凄凉萧瑟的平原：白天又晒又热，晚上寒冷刺骨，荒凉得令人难以置信。一直到四十年前，到圣安东尼修道院去还要花上三个星期，它所有的给养都依靠每月来一次的骆驼队。

修道院在它的卡其色背景中伪装得相当好，以至于除非你把车开到它的正下方，否则几乎看不到它。在离目的地还有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整个建筑群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沙漠中升起一圈骆驼色的墙，中间穿插着胡椒瓶状的泥砖堡垒。其上升起两座巨大的塔楼——门楼和拜占庭城堡主楼，除此之外，还能看到蒙尘的棕榈树尖在沙漠的风中瑟瑟摇摆。

进入围墙后，这座修道院看起来更像某个位于非洲绿洲中的村落，而不似丁登（Tintern）、里沃兹（Rievaulx）、方廷斯（Fountains）^[23]或欧洲任何一座伟大的中世纪修道院。通往教堂和小礼拜堂的街道上分布着无釉泥砖平房，带有吱吱作响的木质阳台；大片的修士居室中偶尔会出现一片小小的广场，种着摇曳的海枣树。在这之上矗立着城墙塔楼和宏伟的泥砖城堡。这片建筑群有很深的内涵——在欧洲人的眼里，就像十九世纪东方主义者的幻想——但对拜占庭人来说，它传达出的信息一定迥然不同。

四世纪建成的简朴的泥砖修道院呈现出一种粗糙、朴实的风格，而拜占庭亚历山大港的建筑则是精致而美丽的。这种对比不是偶然的。圣安东尼和跟随他进入埃及沙漠的修士们有意拒绝亚历山大港所代表的一切：奢华、放纵、优雅、工巧。与此相对，他们有意识地营造了一种简单的氛围——有时甚至是一种故意为之的粗犷原始——他们的艺术和建筑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与中世纪的西方修士们不同，埃及的沙漠教父们倾向于排斥学习这一概念，拒绝为知识本身而崇拜知识。圣安东尼尤其严厉地批判书籍，宣称“头脑健全的人不需要文字”，而他所需要的唯一一本书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每当我想读他的话时，它就近在眼前”。圣安东尼的许多科普特信徒以他为榜样，宁愿从事艰苦的体力活和长时间的祈祷，也不愿去学习。千年来的古典文学被人遗忘，荷马和修昔底德的作品第一次无人问津。借用一句修士们献给圣母的圣歌就是：“舌灿莲花的修辞家已经像鱼一样沉默。”一直到十九世纪，这种对经典的态度似乎一直萦绕在科普特修道院里：英格兰藏书家罗伯特·寇松在游览位于瓦迪纳特伦（Wadi Natrun）的德尔苏里亚尼修道院时，发现欧几里得和柏拉图失传作品的抄本被修道院拿来给装橄榄油的罐子封口。

现代埃及的修士们往往是识字的——其实他们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但他们仍然有意将自己的精力从学术研究转移到祈祷和农业上。修士们凌晨三点起床（这时开罗的夜总会和赌场刚开始散场），然后一起在古老的拜占庭早期修道院教堂里绘制着沙漠教父的壁画下祈祷五个小时。接下来是一天的繁重体力活，修士们尝试在修道院周围的沙漠里种出鲜花，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着实是旱作农业领域的热心学徒。昨天傍晚，晚祷过后，到了一天中修士们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刻，我看到几组见习修士正专注地研究种子目录，还有一些最新的难懂的农业杂志——《今日灌溉》或《钻孔周刊》一类的杂志，兴奋得像一群十几岁的男学生，手里拿着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本少女杂志。因了这种热爱农业的氛围，吃饭时的谈话有时会变得极富技术性。昨天，修道院负责接待访客的狄奥斯库罗斯神父给我送晚餐时，带了一个他做的煮鸡蛋给我，郑重其事得像一个给客人介绍新式菜肴的巴黎餐厅老板。我吃的时候他站在一边等着。

“真好吃，”我努力适应这个场合，“这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煮鸡蛋了。”

“这并不奇怪，”狄奥斯库罗斯神父回答，“这是一个尔萨·布朗（Isa Brown）。”

“尔萨”是“耶稣”的阿拉伯语形式，是科普特人的常用名，于是我问这种鸡蛋是不是以某个科普特母鸡饲养先驱的名字命名的。

“不，不，”狄奥斯库罗斯神父回答，他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弱智，“不是Isa，而是I.S.A.——巴黎附近的动物选择研究所，它是全球最著名的家禽研究中心。我们院长前两年到那里参观过。现在我们所有的动物都出自最现代、最优秀的品种。”

这种对最先进的养鸡技术的痴迷，是现代世界打开圣安东尼修道院的大门的诸多途径之一。修道院最近淘汰了蜡烛，开始使用发电机，狄奥斯库罗斯神父的修士服口袋里放着一部移动电话。此外还有步子迈得更大的举措：因为参观圣安东尼修道院的科普特朝圣者越来越多，修士们最终被迫放弃了用绳子将访客吊进修道院的老方法（这一行为始于公元六世纪，当时拜占庭埃及开始第一次受到贝都因人的袭击），改成相对现代的方式，即让他们从前门进来。

尽管做出了这些让步，修士们在打扮和言谈上还是保持着惊人的中世纪风格。驱魔、施展奇迹治愈病人和已故多年的圣徒显灵对他们来说，就像给住在伦敦郊区的人送牛奶一样司空见惯——如果不是外国人总大惊小怪，他们根本就不会对其多加注意。

“看到上面了吗？”等我吃完我的鸡蛋时，狄奥斯库罗斯主教说道，他指了指修道院教堂两座塔楼之间的间隙，“1987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们的神父圣安东尼在那里显灵了，他在一片闪闪发光的云彩上翱翔。”

“你看见了？”我问。

“没有，”狄奥斯库罗斯神父说，“我是近视眼。”

他把眼镜摘下来，给我看镜片有多厚。“我坐在院长身边吃晚饭时都基本看不清他，”他说，“但很多神父看见了圣安东尼显灵。站在圣安东尼旁边的是隐士圣马可（St Mark the Hermit），另一边是尤斯塔斯阿布纳（Abuna Yustus）。”

“尤斯塔斯阿布纳？”

“他是我们这里的神父。从前是管圣器的。”

“所以他在那上面干什么？”

“他刚去世不久。”

“哦，”我说，“是这样啊。”

“他虽然还没有被正式封圣，但我确信快了。下一次科普特会议上会讨论给他封圣的事情。他的遗物创造了许多奇迹：让盲童复明，让瘫痪的人从轮椅上站起来……”

“这很正常。”

“对。但你不会相信——”狄奥斯库罗斯神父放低音量，悄声说道，“你不会相信，两年前我们接待了一些欧洲来的游客——基督徒、新教徒——他们说不相信遗物的力量！”

他捋着胡子，睁大了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不，”他继续说，“我不是开玩笑。我不得不把新教徒带到一边，解释说我们相信圣安东尼和所有的神父都没有死，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在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当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去他们的坟墓，向他们留下的遗物祈祷时——他们就会出现，为我们解决困难。”

“修士们能看见他们吗？”

“谁？新教徒？”

“不，这些已故的神父。”

“尤斯塔斯主教经常显灵，”狄奥斯库罗斯神父用实事求是的语气说，“其实前天就有一位神父和他谈了半小时。当然，圣安东尼也经常露面——尽管他这些天很忙，在世界各地回应人们的祈祷。但是，即使我们看不见逝去的神父，也总能感知到他们。此外，还有许多别的迹象表明他们与我们同在。”

“什么意思？”我问，“什么迹象？”

“嗯，以上周的一件事为例吧。沙漠里的贝都因人生病时，常来找我们医治。通常情况下这事不难：我们先让他们亲吻一件圣遗物，再给他们一片阿司匹林，然后送客。但上周，他们带来一个被魔鬼上身的小女孩。我们把她领进教堂，当时是晚祷时间，一位神父去敲钟召集众人。此时这个女孩身体里的魔鬼叫喊起来：‘不要敲钟！求你不要敲钟！’我们问魔鬼为什么不要敲钟，魔鬼回答：‘因为当你们敲钟的时候，走进教堂的不只是活着的修士，所有神父的灵魂，还有许多天使和大天使都到你们这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还能留在教堂里？我不能待在这样的地方。’就在这时钟敲响了，女孩尖叫一声，魔鬼离开了她！”狄奥斯库罗斯神父打了个响指，“就是这么回事，你明白了吧。”

圣安东尼修道院，12月11日

狄奥斯库罗斯神父把我安置在一间看不出年代的蛋形圆顶泥砖房里。虽说现在才晚上九点，但修道院的发电机已经关了，我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旁边，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写下这些文字。

我一整天都在读狄奥斯库罗斯神父借给我的《圣安东尼传》，作者是四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港主教阿塔纳修。这本传记大概是基督教圣人传记里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后世千千万万的基督教圣人传记都奉这本《圣安东尼传》为终极至上的典范：毕德尊者在撰写《圣卡斯伯特传》（Life of St Cuthbert）时，很大程度上就借鉴了阿塔纳修的范例。然而对现代读者来说，《圣安东尼传》是一篇枯燥、缺乏幽默感、令人厌烦的文本，通篇都在说禁欲主义的自我折磨和圣人对恶魔的惊人胜利。在书中某处，阿塔纳修写到有一群化身为动物的魔鬼冲进了安东尼的房间，读起来像到了投喂时间的伦敦动物园：“恶魔化身种种野兽从房间的四壁拥入，屋里到处都是狮子、熊、豹、公牛、狼和蛇蝎……他的弟兄们（每月来给他送一次补给）听到了种种骚动声，还有类似武器撞击的声响。到了夜里，他们看见山上全是野兽。”

虽然这类事情显然很吸引阿塔纳修那个时候的人，但我发现《沙漠教父箴言集》中那些归在圣安东尼名下的简洁金句更能传达出他的魅力和力量。这本书中的他流露出智慧和淳朴的常识，鼓励他的追随者们过简单的生活，不要无谓地大惊小怪，不要理会世俗的意见。其中有两则我格外喜欢：

“潘波神父问安东尼神父：‘什么是我应做的？’这位老人对他说：‘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正义，不要忧虑已过去的事，只需管住你的舌头和胃。’”

还有一则：

“当安东尼神父思索上帝的审判之深浅时，问道：‘主啊，为什么有些人年幼夭亡，有些人却活到耄耋之年？为什么有些人穷，有人些富？为什么恶人发达兴旺，义人却受穷？’他听见一个声音回答他：‘安东尼，管好你自己，这些事是依据上帝的审判，你知道这些事对你没有好处。’”

今天生活在圣安东尼修道院的科普特修士，成功地将其创始人严格的生活方式与他所说的平静的智慧结合起来。与我交谈过的修士都是些善良而温和的人，比圣萨巴修道院那些一点就着的“希腊土匪”，或他们时而狂热的阿索斯山教友要谦逊理智得多。今天晚上，我和狄奥斯库罗斯神父在招待所的食堂里谈了很久。当最后一道日光逐渐从外面的天空中消散时，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修士，以及他为什么离开亚历山大港的安逸环境，去适应沙漠里的恶劣气候。

“很多人觉得我们到沙漠里来是为了惩罚自己，因为沙漠里炎热干燥，很不适宜居住，”狄奥斯库罗斯神父说，“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是因为我们喜欢这里。”

“沙漠有什么值得喜欢的地方吗？”

“我们喜欢宁静，喜欢沉默。当你真心想和某人说话时，你会想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他说话，而不是处在人群之中。在人群中怎能说话得体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想和我们的主独处。正如圣安东尼曾说的：‘你的心沉默下来，上帝便会开口。’”

“但你们似乎是故意要惩罚自己：你们穿又闷热又粗糙的长袍，斋戒很长时间……”

“啊，”狄奥斯库罗斯神父说，“但你看，禁食并不是一种惩罚，它是一种途径，而非目的本身。当你的胃塞得满满的时候，是很难和上帝沟通的。你吃完一顿大餐后便会很难集中精力，这时你只想睡觉，不会想着去教堂祈祷。为了祈祷的顺利，稍微饿一下肚子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没有任何财产傍身，这难道不是一种惩罚吗？”

“不。这是一种选择。对我自己来说，我开始摆脱那些把我的居室弄得一团乱的东西。上周我把我的椅子扔了。我不需要它。现在我坐在地板上。我为什么要为多余的食物、多余的衣装、多余的家具所扰呢？你所需的只是一块面包和能蔽体的衣服而已。你拥有的东西越少，就越能一心向主。你明白吗？”

我不确定地笑了一下。

“好吧，你看看这间屋子。当我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我觉得椅子摆错地方了，我要给它挪开。又或者我看见灯里没油了，我要给它添油。又或者……或者那扇门坏了，我要给它修好。但沙漠里只有沙子。你没别的可想。没有任何事情来打扰你。修士的居室里也是一样。东西越少，越容易和上帝对话。”

“你觉得这样做容易吗？”

“这从来不是一件易事。但通过练习，它会变得没那么困难，”狄奥斯库罗斯神父说，“精神生活就像一架梯子。如果你每天自律而勤勉，就会发现在自己在往上升，理解能力变好了，集中精力更容易了，也不再老是走神了。当你在房间里独自祷告，别无干扰时，你会感到自己好像就在上帝面前，除了上帝的讯息，没有任何东西接近你。当你成功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摆脱了杂念，直接与上帝对话——它就能弥补一切痛苦和艰难。你会感到，好像某些晦暗不明的东西为你点亮了。你感到内心充满了光明与欢悦：就像一个刺目的电荷。”

“但你不一定要到沙漠中心去寻找不被干扰的空间啊。你在哪里都能找到：开罗、亚历山大港、伦敦……”

狄奥斯库罗斯神父微微一笑。“你说得很对，在哪里都可以祈祷。毕竟上帝无处不在，你在哪里都能寻到他，”他指了指门外暗夜中的沙丘道，“但在沙漠里，在纯净的氛围中，在静默中——你能够寻到自我。如果你连自我都不了解，又怎能开始追寻上帝呢？”

圣安东尼修道院，12月13日

与我这一路上参观过的其他修道院不同，圣安东尼修道院里全是年轻修士，人们并不担心它即将消亡。事实上，它已经有好多个世纪不像现在有这么多人、这么活跃了。许多埃及沙漠中的修道院也是如此：自从现任科普特教皇欣诺达三世（Shenoudah III）1971年上任以来，埃及的修道院制度得到了大规模复兴，许多废弃了数百年的古老修道院重新投入使用。尽管形势向好，地平线上还是有一些阴云。我在圣安东尼修道院住了几天之后，修士们开始吞吞吐吐地说起他们对未来的担忧。

几个世纪以来，科普特人一直受到轻微的歧视，但最近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动在上埃及重新抬头，使得他们的处境比从前更加危险，前景更为不明。1992年4月，阿斯尤特省有十四个科普特人因拒付保护费而被伊斯兰党^[24]的游击队枪杀。随后在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科普特教堂外，发生了一系列粗制滥造的炸弹袭击。最后，1994年3月，武装分子袭击了阿斯尤特附近一座古老的科普特修道院——“火焚修道院”（Deir ul Muharraq），两名修士和两名非宗教人士在修道院前门中弹身亡。科普特修士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蓄意孤立后，骤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惊恐的重压。

就像土耳其的苏里亚尼人一样，科普特人很不愿意谈论他们在忧虑什么。数百年来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经历，教会了他们保持低调。我到圣安东尼修道院后不久，对狄奥斯库罗斯提起火焚修道院的屠杀事件，他只说“我们面临一些小问题”。然而，修士们逐渐开始愿意多讲一点了。今早我和一位年长的神父谈到这一话题。一开始他只是低头盯他的鞋子。片刻后他鼓起勇气，把他的恐惧说了出来。

“火焚修道院的大屠杀只是最近的一次，”他说，“在过去几年里，许多教堂被烧毁，我们的很多神父和平信徒被杀害。死亡威胁每天都有。在阿斯尤特，恐怖分子直接进入科普特人的居所抢夺财物，如果科普特人反抗，就会被他们开枪打死。政府完全不作为。警察不逮捕任何人，尽管他们很清楚是谁干的。1992年，当伊斯兰党人在一小时内杀害了十四名科普特人时，政府只说：‘这里是上埃及。可能只是一场宿怨。可能是两家人发生争执：仅此而已。’直到最近几个月，当伊斯兰党开始袭击游客和政府部长时，他们才认真对待这一威胁。也许已经太晚了。如果他们在问题刚出现时就把它解决掉，那么这些事就都不会发生。但因为受害的只有科普特人，所以他们什么都不做。现在事态已经失控了。恐怖分子到处都是。”

在我与其他修士交谈时，他们悄声抱怨压迫他们的哈马庸法（Hamayonic Laws）。该法是一项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法律，时至今日仍保留在埃及的法律体系之中。它规定，如果一个基督徒想要建造甚至只是维修一座教堂，都需要总统亲自颁布特别法令：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修士们想维修一间旧厕所，他们应该请穆巴拉克总统本人下一道特别法令。

“政府没有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一位修士如此说道，他恳求我给他匿名，“埃及当局对科普特人很不好。高级警察队伍里没有科普特人。法官没有科普特人。我们的人民没有正义可言。恐怖分子知道他们可以毫无犯罪成本地袭击科普特人。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深感恐惧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害怕的原因。”

当然，从历史上看，埃及的修士们经常面对暴力。罗伯特·寇松在他的十九世纪经典游记《黎凡特修道院之行》中说：“所有的（埃及修道院）都被一堵坚固的高墙包围着，这堵墙建来是为了保护里面的弟兄，它有其存在的理由，即便是在今天……（有很多次）我正在某座修道院里安静地吃饭，一位弟兄在食堂的小讲坛上诵读金口约翰的布道文，这时听到喊叫声，有人冲外墙的坚固堡垒开火。多亏它们的保护，诵经人几乎面不改色地继续念了下去。”

只有一次，圣安东尼坚固的围墙没能保护里面的修士。十六世纪头十年的某个时候，一个贝都因人部落围困、袭击并最终占领了修道院，他们杀死了绝大部分修士，在修道院里安营扎寨，把建于四世纪的圣安东尼教堂当厨房用，拿修道院图书馆里古老的卷轴和文件当烧饭的燃料。教堂屋顶的古代壁画上仍残留着烟熏的痕迹，它每天都在提醒人们注意修道院墙外潜伏的危险。

在约翰·莫斯克斯的时代，圣安东尼修道院也处在游牧袭击者的威胁之下。它远离埃及的拜占庭驻军的保护，于是成了虎视眈眈的游牧部落的诱人目标。莫斯克斯在《精神草地》里转述了一名“萨拉森异教徒”给他讲的故事，当时此人正在修道院附近打猎，他“看见圣安东尼修道院的山上有一个修士正在看书。我向他走去，想打劫他，或者把他杀掉。当我走近他时，他向我伸出右手，说：‘停！’整整两天两夜，我都被定在那里无法动弹。后来我对他说：‘因你所敬拜的神的爱，放我走吧！’他说：‘你安安静静地去吧。’在他的祝福下，我才得以离开他把我定住的地方”。

其他修士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从六世纪八十年代莫斯克斯第一次访问埃及，到他再次踏足埃及，这三十年间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已经开始倾颓。瓦迪纳特伦的四座修道院被异教的马奇塞人^[25]烧毁和蹂躏，居住在其中的三千五百名修士流落到黎凡特各地。莫斯克斯将来会见到来自加沙和亚历山大港的修道院的难民，而据《埃塞俄比亚圣徒大全》（Ethiopian Synaxarium）所载，许多无处可去的瓦迪纳特伦修士在圣安东尼的堡垒后避难。

《精神草地》中关于埃及的篇章严肃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充斥着关于“野蛮人”焚烧修道院和修士们被大篷车一路颠簸地拉到希贾兹奴隶市场的故事。在一个故事中，莫斯克斯讲了亚历山大港的一位牧首，他的秘书从他那里偷走了一些黄金，在逃亡途中，这位秘书被“野蛮人”俘虏，他们把他卖去当奴隶——直到这位圣洁的牧首宽恕了他，并同意给他赎身。另一个故事讲的是莫斯克斯的一个朋友，他被俘虏了，但不知为何成功脱身，逃到了莫尼迪亚（Monidia）的拉伏拉，莫斯克斯正是在这里见到了他，发现他很有智慧。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修士在旅途中遇到三个萨拉森人，他们带着一个拜占庭的囚犯：

（囚犯）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相貌十分英俊。他一看到我，就哭喊着求我把他从他们身边救出来。所以我恳求萨拉森人把他放了。其中一个萨拉森人用希腊语拒绝了我。我便说：“你们把他放了，带我走吧，他受不了劳役之苦的。”那萨拉森人再次拒绝了我。我就第三次对他们说：“我给你们赎金，你们能放了他吗？”那萨拉森人回答说：“我们不能把他交给你，因为我们向我们的祭司许诺过，如果捉到了一个相貌出众的囚犯，就把他交给祭司作为祭品。现在你快走，否则我们就叫你人头落地。”

于是我拜倒在上帝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们的救主啊，求求你拯救你的仆人。”那三个萨拉森人立刻就被魔鬼附身了。他们拔出剑来，同归于尽。我把那个年轻人带到我的洞穴里，他再也不想离开我了。他舍身遁入教门，在做了七年的修士后，蒙主召回了。

然而，那时的修士似乎和现在一样，相信他们承受的苦难是蒙上帝允许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而善果会从苦难中结出。

“在灾厄之中最能看清上帝，”狄奥斯库罗斯神父解释说，“当你的烦恼消失时，你就远离上帝了。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会想起向上帝寻求帮助。”

“所以你的意思是，上帝是在用苦难提醒我们他的存在？”

“不，”狄奥斯库罗斯神父回答，“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多亏了上帝，善可以从恶中产生。埃及的基督教——我们的科普特教会——是在戴克里先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发展起来的。殉道者的鲜血滋养了信仰的种子。”

狄奥斯库罗斯神父举起胸前一个用柳条编的科普特基督受难十字架，它被用一条皮制的带子挂在脖子上。“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像什么样子呢？”

那天晚上，应狄奥斯库罗斯神父的邀请，我同修士们一起参加了晚祷。

走进修道院教堂仿佛进入一条隧道。修道院外灯火通明，修道院内夜色沉沉，门廊里修士们的凉鞋排成长长的队列，像在清真寺里一般，圣所里点起了蜡烛和油灯，仿佛萤火虫在幽冥中闪烁。教堂的诸般色彩被黑暗吸了进去，它那严正简洁的轮廓的阴影在半明半暗、忽明忽暗的微光中颇为威严，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眼睛在适应了黑暗后，看清了在中殿前列队的修士人数。到目前为止，我在这所修道院里见到的修士不超过十二个。尽管我知道修道院里有很多新人，但静得能听见回音的岑寂使圣安东尼修道院显出异乎寻常的荒凉：在经历了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喧嚣嘈杂后，这里每一扇百叶窗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吱呀声、古老的泥墙间回荡的修士的每一句低语都能传入耳中。

而现在，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至少六十名修士在教堂的中殿里现了身，全都在用深沉而雄浑的低音吟唱着圣咏，这圣咏与格里高利圣咏那种难以捉摸、悲喜参半的旋律，或希腊人那种棱角分明、节奏快的晚祷曲调大不相同。平常极为温和文雅的科普特人在祈祷时声如隆隆洪钟，每节都由一名修士领唱，众人用雷鸣般的低沉男声相和。声墙在教堂里回响激荡，从穹顶的角拱上弹回，撞在泥砖屋顶上，然后又像铅锤一样落到中殿里。尽管科普特圣歌沉重，其中却没有任何刺耳或残酷的地方。副歌涌动的音符给整首哀歌赋予了一种悲哀、凄凉的气氛，仿佛世世代代的修士们的苦行都在被提炼、阐述和献祭，这既是对人类罪孽的痛苦的赎罪，也是一种驱魔，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夜晚的恐怖。

和埃及沙漠中的所有礼拜仪式一样，这项圣事是用科普特语进行的。科普特语是古代法老们所讲语言的直系派生语。一千五百年来，这座教堂里歌颂基督教上帝所用的语言从未改变，在那之前又三千年，底比斯的法老神殿里曾用同样的语言歌颂伊西斯和荷鲁斯：世界上所有的神圣语言中，只有梵语在这方面可以与之相比。这是一种陌生而奇异的语言，其音节的联诵听起来好像是专门为念咒而设计的：“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永远永远，阿门”变成了“Khenevran emevoit nem ipshiri nembi ebnevma esoweb enowti enowti ami……”

接下来是片刻的沉默，修士们穿过缭绕的香雾，从中殿的中央走向圣所近处一个长长的讲台，那里摊着一排羊皮装订的古老经文选。修士们在讲台上分成几组。一开始，站在北面的人安静地唱起了一首当代的赞美诗，站在南面的人应和，音量逐渐上升。赞美诗册硬挺的、泥金的纸页随着雷鸣般的圣歌翻动，直至夜晚，随后加入偶尔的钹声或欢欣鼓舞的三角铁声。随着仪式的进行和歌唱节奏的加快，见习修士们摇晃着手中的香炉，乳香升腾起的大朵烟云在中殿里凝成厚厚的白雾。

随着仪式进行到第三个小时，香雾逐渐趋于厚重，中殿前面的陈设变得模糊不清。从我所站的后方只能看到站在讲台上的一排遥遥黑影，以及他们身后不远处一群穿着白色长袍的见习修士匍匐在地。在我身边，一群来自上埃及的农妇身着黑衣围成一圈，认真地把祈祷和愿望写在纸片上，随后嘱咐她们的儿女和孙辈拿去投在披挂着天鹅绒的圣安东尼神龛的信箱里。在中殿的后方，另一小拨科普特朝圣者正围着圣像打转，触摸圣人的面庞，又亲吻他的手指，或试图用口水把皮阿斯特币粘到圣像框的玻璃上。

我看着朝圣者们忙前忙后，注意力逐渐被分布在教堂里的圣安东尼的形象和圣像画吸引。虽然它们的创作年代明显不同，但画面要素是固定和一致的。圣安东尼被表现为一位老人，雪白的胡子一直垂落到膝盖。他赤着双足，只穿一件简单的修士服，腰间系着腰带。在一些圣像中，他的修士服好像是由动物毛皮制成的。圣安东尼身边往往还要添上他的朋友、隐修士圣保罗：科普特人认为圣安东尼是第一位修士，圣保罗则是第一位隐修士。当这两人同时出现在画面上时，旁边总有一只乌鸦陪伴着他们。根据圣杰罗姆的传说版本，这只乌鸦风雨无阻地每天带一条面包到他们的洞穴里来。在一些圣像中，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一对狮子，这又是援引了圣杰罗姆的《第一位隐修士圣保罗传》（Life of St Paul the First Hermit），它讲述了这两头狮子是如何帮助圣安东尼安葬圣保罗的：

就在圣安东尼思索该如何埋葬他的朋友时，两头鬃毛飞舞的狮子从沙漠里向他飞奔而来。他刚看见它们时很害怕，然后便把心思转到上帝身上，安之若素地等着，好像他看见的是鸽子一样。那两头狮子径直来到圣保罗的遗体前，摇着尾巴停了下来，然后匍匐在他脚边高声嚎叫。安东尼知道它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哀悼他。接着它们稍走远一点，开始用爪子抓地，争先恐后地把沙子刨开，直到挖出一个足以容下一个人的墓穴……

我对圣安东尼的圣像格外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在黑暗时代，这位圣人是我故乡苏格兰的皮克特艺术家，乃至海峡对岸的爱尔兰艺术家最钟爱的题材。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修士都自觉地将圣安东尼奉为自己的理想和典范，而凯尔特修士最引以为豪的地方，用七世纪爱尔兰班戈修道院（Bangor）的对唱（Antiphonary）来讲就是：

这座充满欢乐的房屋

建立在巉岩

和从埃及移植过来的

真正的葡萄树上。

此外，凯尔特教会的埃及血统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可：英格兰修士兼学者阿尔库因（Alcuin）在给查理曼的一封信中，将凯尔特库迪派称作“pueri egyptiaci”，意为“埃及人的孩子”。这是否意味着科普特埃及与凯尔特爱尔兰和苏格兰有直接接触，仍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从常识来讲这不太可能，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阿尔库因那句话的本意。因为凯尔特教会和科普特教会有很多除此之外无法解释的相同点，而这些相同之处在其他西方教会里都不存在。在这两个教会中，主教们都戴王冠而非主教冠，手持T形十字架而非曲柄杖（crook）或牧杖（crozier）。手铃在这两个教会的仪式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在早期的爱尔兰雕刻作品中，区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方式是在前者手上添一个小铃。这一方法也表现在科普特石雕上——但在十世纪以前，在占统治地位的希腊和拉丁教会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铃铛。更奇怪的是，凯尔特基督教最寻常的标志车轮十字架，最近刚被证实是科普特人的原创，一座五世纪的科普特墓葬上出现了它的形象，比它首次出现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要早三个世纪。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中海和凯尔特边疆之间的接触是可能存在的。在康沃尔的丁塔格尔城堡（神话中亚瑟王的出生地）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埃及的陶器——最初大约是用来装葡萄酒或橄榄油的。《爱尔兰诸圣祷文》记述了爱尔兰西海岸的“七位（住在乌尔莱格沙漠的）埃及修士”。但关于这两地直接接触的最完整记载，出现在索菲罗尼乌斯的笔下。在《救济者约翰传》（公元614年，此人和莫斯克斯一道逃出亚历山大港）一书中，索菲罗尼乌斯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破了产的年轻亚历山大港贵族（救济者约翰曾借钱给他）意外航行到了不列颠——更具体些，很可能是到了康沃尔：

我们航行了二十个日夜，由于风势猛烈，无法通过星辰或海岸来判断方向。但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舵手看见牧首（救济者约翰）（的幽灵）站在他身边，握着他的舵柄，对他说：“不要怕！你的航向完全正确。”次日，我们看到了不列颠的岛屿，我们上岸以后，发现当地正闹饥荒。因此，当我们告诉城中的主事之人我们船上满载着谷物时，他说：“上帝派你们来得正好。一蒲式耳换一个‘诺米斯玛’或者锡，你们自己选吧。”我们各选了一半。然后我们就再次起航了，兴高采烈地又去了亚历山大港，中途在潘塔波利斯（今利比亚）停靠。

晚祷快要结束了，我还在思索凯尔特人和科普特人之间这些奇妙的联系。最后一队修士绕着中殿走了一圈，接着慢慢地走出大门，来到清浅的夜色和新鲜的空气当中。

我站在教堂外面，这时狄奥斯库罗斯神父走了过来，把我介绍给修道院的院长。我们聊天的时候，我顺嘴提到圣安东尼在我老家曾是雕塑的热门题材。院长面露惊讶，随即向我细细询问了皮克特艺术中圣安东尼的形象，我给他描述了圣维冈（邻近邓迪）的一座十分美丽的皮克特石雕，它创作于公元七世纪，表现的是圣杰罗姆的《第一位隐修士圣保罗传》中这两位圣徒初遇的场景：他们在一起吃饭，争论由谁来分面包，两人都谦让对方，直到最后他们“同意各抓住面包的一头，往自己这边扯，扯到多少就是多少”。在这座皮克特石雕上，两位圣徒被雕成侧面像，面对面坐在高背椅上，各自伸出一只手，拿着面包的一头。我指出这种造型很独特，与我在修道院看到的任何一种都不一样。我在修道院看到的所有画像画的都是圣安东尼的正面立像，双眼以一种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凝视着观者。

“你错了，”院长露出神秘的微笑道，“我们这里也有你说的这种画。来，我带你去看。”

我们穿过一片漆黑的修道院，院长拄着拐杖走在头里。我们在迷宫般的泥砖建筑中穿行，有时会有衣裳沙沙作响的修士从暗处走出来，触摸院长的脚。最后我们来到一栋粉刷过的大楼前。院长从修士服里掏出一串钥匙，选了一把，插进锁眼。门很难推，但他推开了，领我进去。

图书馆狭长而昏暗。两边列着七层高的玻璃橱柜，里面堆满了沉甸甸的旧礼拜书、皮革装订的对开本、大卷的特许状和手抄本。院长径直走到屋子中央的一根柱子前。上面挂着一幅装框的画。

“这里。”院长说。

我的心一沉。我曾梦想着发现某些古老而不为人知的科普特圣像，它们的复制品也许被带到了黑暗时代的苏格兰，引领了我所熟知的圣安东尼与圣保罗的圣像。但修道院院长指给我看的这幅画不仅是传统的拜占庭风格的正面全身像，而且年代显然也很晚了：可能是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的作品。

“可这只画了圣安东尼一个人，”我说，“不是保罗和安东尼在掰面包。画的也不是侧面。甚至不是……”

“不是主要的画面，”院长温和地回答，“你看看旁边。”

我看向他指的地方。在那里，圣徒伸出的手臂下面，画着一个小得多的场景。有两个人形，一眼就能认出是保罗和安东尼，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小山下的山洞里，山顶上长着一棵棕榈树。两人都伸出手去抓一条圆面包，面包中间有一条线。这正是七世纪苏格兰某位不知名的皮克特艺术家塑造出的形象。

更令人激动的是，这幅画上的一切都比那座皮克特石雕上的图像更接近真实情况。在皮克特石雕上，两位圣徒面对面坐在高背椅上，不自然地靠得很近。但在图书馆的这一幅画中，两位圣徒被正确地画在圣保罗的洞穴里，每人坐在一处岩架上。两人几乎是头碰头地挨在一起，这是因为洞穴太小。皮克特石雕的古怪之处在于雕刻家把两位圣徒移出了狭窄的洞穴，但在其他方面又保持了原来的构图。

对于这两个场景的相似性——它们一个在苏格兰，一个在埃及，隔着整个大陆——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图书馆里的这一幅必定是某个更古老的科普特原件的后世复制品，而那个年代更早的版本通过某种方式，从埃及传播到了黑暗时代的苏格兰珀斯郡，也许是通过贸易、朝圣，或科普特游方僧。一块看似不太可能的拼图将科普特埃及的沙漠与中世纪早期苏格兰的荒凉雪原联系起来，这幅拼图拼好了。我大喜过望，眉开眼笑地望向院长。

这是我在修道院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在院长的鼓励下，我在回客房的路上顺道来到修道院的教堂，向圣安东尼祈求保佑，希望他能在这次朝圣之旅的最后一段路，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段路上保佑我——我要穿越上埃及，将经过原教旨主义者的要塞明亚和阿斯尤特，然后穿过西部沙漠到达哈里杰大绿洲。我在他的墓前坐了二十分钟，然后回到我的房间里，打开日记本，点上石蜡灯，写到深夜。

开罗，温莎酒店，12月15日

一群科普特朝圣者一直把我带到苏伊士市外的一个加油站。我站在那里挥了半个小时的手，搭上了一辆去开罗的出租车。

和我同车的是一群酩酊大醉的埃及建筑工人。他们恳求我更改行程：“先生！去赫尔格达（Hurghada）吧！好得很！很多亚力酒！很多女孩儿！很多男孩儿！很好！不贵！”他们在出租车上传着喝一瓶亚力酒，不停地抽烟，还讲了他们在红海沿岸一个滨海度假胜地发生的下流故事。他们做出模仿巨乳的手势，充满暗示意味地摇动食指，然后是一阵狂笑。他们跟着鬼哭狼嚎的埃及迪斯科音乐一起唱歌，只有在去沙漠里小便的时候才闭嘴。我在后面坐了五个小时，眉头紧锁，仿佛一个愤怒的修女院院长。

出租车在一个交通环岛边把我放了下来，它位于烟雾弥漫、喧嚣嘈杂、骂声不断的开罗交通要道的中间。在静谧的修道院隐居五天后，我惊讶于眼前所见到的一切。开罗突然变成了一个梦魇般的人间地狱，苍蝇横飞，污秽不堪，到处都是骗子和大老粗，皮条客和扒手横行。这是一座属于乌烟瘴气的堕落者的城市，他们推推搡搡、吵吵嚷嚷地向地狱的烈焰奔去。

当我在舒适宁静的温莎酒店里打开背包时，我随手翻开了《沙漠教父箴言集》。我的目光落在圣安东尼的一句格言上：“就像鱼离开水太久便会死去一样，那些在修士的居室外闲逛，或与红尘中人一起度日的修士也会失去内心的平静。所以，就像鱼往海里游一样，我们必须赶快回到居室中去，以免在外面蹉跎，失去我们所取得的一切。”

我下定决心尽快去上埃及动荡的沙漠修道院，不在开罗多做逗留。此外我提醒自己，今年早些时候我已经在开罗待了一个多月了。

今年三月初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开罗来，当时是因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派我来采访穆巴拉克总统。报社驻华盛顿的记者把他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发给了伦敦。显然，美国中情局对穆巴拉克温和的世俗政权即将垮台深感担忧。我被派往开罗是为了记录他们预期中的伊斯兰革命的筹备过程。

当时美国中情局对局势的评估貌似并不十分危言耸听。1992年春天，穆巴拉克政权颓势初现。正是在这个时候，伊斯兰党开始以一系列谋杀性袭击频频登上新闻头条：四月，十四名科普特基督徒因拒交保护费而遭杀害；六月，他们谋杀了敢于公开谴责这场运动的世俗作家法拉格·福达（Farag Foda）博士。与此同时，针对外国旅行团的肇事逃逸袭击事件也开始出现，造成八人死亡，近百名游客受伤。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夏天，一些激进的武装分子开始了一系列针对总理与另外两名重要部长的暗杀企图，三人均负伤。十一月，武装分子策划炸死穆巴拉克本人，但这一阴谋被安保力量事先发现了。

到1994年初，数以万计的伊斯兰活动人士依据紧急条例被捕，而在警察和武装分子之间不断加剧的暴力循环中，有大约三百三十人丧生。外国媒体上的预言家开始将埃及的局势与伊斯兰革命前夕的伊朗，或阿尔及利亚的危机做比较，在过去两年里，阿尔及利亚有大约四千人丧生。另一些人则猜测，一阵势不可当的宗教激进主义浪潮正在地中海沿岸聚集起来，准备将从卡萨布兰卡到巴格达的所有世俗阿拉伯政府一扫而空。

我整个三月都在开罗调查局势。我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中情局的预估给我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在欧洲和美国，分析人士也许会对路透社关于炸弹和死亡威胁的报道深感不安，但在开罗，公共汽车照跑，商店照常营业，举目春意盎然。从舰队街的新闻编辑室或五角大楼的会议厅看埃及局势，似乎远比从平静而阴凉的尼罗河两岸看要危险得多。这里的游客死亡率仍然低于佛罗里达州。根据种种说法，武装分子似乎缺乏训练和轻武器，此外支持他们的民众数量也有限。

穆巴拉克本人的支持率并不低。他的处境当然和1979年时的伊朗国王不同，而且他似乎不太可能马上面临被任何形式的革命推翻的危险，无论是伊斯兰革命还是其他类型的革命。当开罗的时事评论员读到西方媒体当时所做出的一些更为严酷的预言时，他们着实觉得莫名其妙——正如穆巴拉克总统本人所说：“这是一种政治宣传！”我有一次采访他，提到有报道说他的政权不稳，他脱口而出：“巨大的政治宣传！我十分想知道，为什么每当埃及发生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外国媒体（我读到的一些文章）就会把它说成‘失去了稳定’或‘政权正在动摇’。包括你们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也是这种做法。我在想，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的？真是搞不清楚。”当我把我们的信息源告诉他时，他脸色发黑，补充说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理解过中东，也许永远都不会理解（应大惊失色的内政部长的要求，我后来在公布采访内容时把这句话删掉了）。

事实上，在那个三月，穆巴拉克政权非但没有动摇，反而似乎成功地得到了巩固。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个开罗人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自从上一年政府出手镇压以来，情况已经好多了。暴力事件虽然现在还很严重，但主要限于上埃及的一些城镇和村庄。至于一直以来有人说穆巴拉克因其雷霆手段而与大批民众疏远——你在街头巷尾是听不到这种说法的。虽然无人否认警察有能力极其粗暴地对待嫌疑人，但人们抱怨的不是对人权的侵犯，而是镇压行动被拖延得太久。

“政府一直知道谁是伊斯兰党，”一个叫布特罗斯·加布拉（Boutros Gabra）的科普特金匠对我说，“要是他们只杀了几个科普特人，政府就乐意容忍他们。只有当他们开始攻击外国人、威胁到旅游业时，政府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而，尽管伊斯兰革命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但穆巴拉克政权貌似的确有相当大的可能允许——事实上已经在允许——埃及缓慢地伊斯兰化，以安抚较为温和的宗教右翼分子。埃及高级伊斯兰权力机构阿赫扎尔大学（Al-Ahzar University）的教长的审查权最近扩大了。越来越多的强硬派伊斯兰传教士出现在政府的电视节目上，一些人公开在广播中抨击基督教。甚至连最语焉不详的基督教宗教教学大纲也已从公立学校的课程中删除，而许多地方的科普特学校不得不筑起围墙以自保。根据政府出具的统计数字，清真寺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了——仅在过去十年间就修了约12.5万座未经授权的清真寺——但与此同时，零星的一些基督教堂因哈马庸法的约束而拿不到修建许可。

许多科普特人私下认为，穆巴拉克政府故意对反基督教的歧视和排外视而不见，从而间接鼓励了反科普特的暴力活动，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而不管是偶然的还是故意的，在过去二十年间，科普特人被排除在所有重要职位之外，比如军队将领、大学教授、警察和高级内阁部长：尽管科普特人至少占埃及总人口的17%，但埃及的所有省长中没有一个是科普特人，科普特人在埃及国民议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这导致了两次大规模的科普特人迁移潮：上埃及深受恐怖袭击之苦的科普特农民卖掉农场，搬到相对不起眼的城市；与此同时，城市里的科普特中产阶级为了摆脱歧视和寻求更好的机会而移民国外。据估计，在过去十年里，有多达五十万科普特专业技术人员离开了埃及，主要是前往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

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普通的埃及穆斯林好像相信，一定程度的和平的伊斯兰化——封停夜总会、戴上面纱、禁酒、推行沙里亚法——将成为他们解决许多问题的万灵药。埃及未来真正的危险可能就在这里：宗教激进主义者将逐步蚕食埃及的公共生活，而非通过恐怖主义或革命。正如一位和我交谈过的教长所言：“情绪的狂澜势不可当。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暴力。大多数人已经在呼吁建立一个以《古兰经》为基石的社会。在这起最新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政府自己就一直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月时的一次采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采访对象是一个卷入离婚案的男性。这起离婚案的奇怪之处在于，这对夫妇——同为开罗大学老学者的纳斯尔·阿布扎伊德（Nasr Abu Zaid）博士与其妻伊布塔尔·于尼斯（Ibthal Yunis）博士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却被他们从未见过的强硬伊斯兰分子强行提起离婚诉讼。当此案第一次递交到法院时，开罗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把它当笑话讲。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有一条闷声不响的法律允许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以“不相容”为由对一对已婚夫妇提起离婚诉讼。宗教激进主义者给出的理由是，纳斯尔·阿布扎伊德博士的学术著作强烈抨击了对《古兰经》的政治操纵，此举表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他是个叛教者。而他的妻子是穆斯林，所以二人“不相容”。

虽然宗教激进主义者一审败诉，但这件事显示出他们的传票现在有多大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如何成功地渗透到埃及的各个机构当中。最先对阿布扎伊德博士发难的教长是一位留着大胡子、被称作阿卜杜勒·沙欣（Abdul Shaheen）博士的传教士，他常在电视节目上传教。他并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成员，而是埃及执政党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布扎伊德博士所在的大学非但没有帮助他对抗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反而屈服于宗教激进主义者的压力，拒绝了他的升职申请。学生会和大学教职员工俱乐部都没有发表任何支持阿布扎伊德博士的言论。事实证明，这两个机构实际上都被穆斯林兄弟会接管了。

我去阿布扎伊德博士所在的大学看望他，他在旧殖民风格的文学系大楼的一个偏僻办公室里，是个腼腆、低调、身材矮小圆胖的人，有一个保镖保护他。

“我本可以简简单单地发一个声明，说我是个好穆斯林，表明自己的忠诚，这个案子就可以被撤销，”阿布扎伊德博士说，“我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我决不会退缩，坐视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操纵伊斯兰教。这场战斗必须要打。”

“你有没有想过退缩？”我看着他的保镖，问道。

“没有，”阿布扎伊德博士回答，“在法拉格·福达博士被这些恐怖分子宣布为叛教者并枪杀后，我和我妻子不得不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但如果我有机会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战斗。埃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是一场捍卫未来的穆斯林和想把我们拖回到过去的穆斯林之间的战斗。越来越多的人想采取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吸食宗教激进主义的鸦片。必须有人站起来，鼓起勇气向人们指出，这条路只会带来灾难。”

阿布扎伊德博士详细描述了他与宗教激进主义者的斗争，他们试图审查并打压他的作品。临走之时我问：他对未来有希望吗？

“我对短期的未来不抱希望，”他说，“我不害怕伊斯兰革命——这不太可能发生。我担心的是所谓的温和派。他们要压制理性思想，不许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自由和真理将占据上风。但短期内，我认为情况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

我们在保镖的保护下一同穿过大学的走廊。一路上阿布扎伊德指给我看有多少女学生戴上了面纱。

“我们这一代人历经风浪，”他说，“在1952年纳赛尔革命的梦想和希望之后，是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1967年败于以色列，萨达特被暗杀，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两伊战争，沙漠风暴行动，阿尔及利亚的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都在我们的人民的记忆之中。”

他转过身来望着我道：“经历了这些以后，告诉我：你会乐观吗？”

开罗，12月16日

开罗在拜占庭时代是一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的河畔小要塞，守卫着从亚历山大港到上游各省城的路线，被称作“埃及的巴比伦”。它在《精神草地》中只出现了两次，两次都关于一个预言——莫斯克斯的朋友、奇里乞亚的佐西莫斯长老有朝一日将成为开罗主教（事实的确如此）。其他能提供更多信息的资料寥寥无几，《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中描述了开罗守军于公元641年向穆斯林将军阿姆尔（Amr）投降的情况，当时守军被他们的将领抛弃，交出了要塞及里面的所有武器和军需物资，以保全性命。

是穆斯林将这个昔日寂寂无闻的要塞变成了埃及的第一座城市，而与亚历山大港不同，基督徒在开罗人口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直至十一世纪，科普特牧首才同意把他的主教座堂从亚历山大港（当时已差不多沦为一个渔村）迁出。今天开罗的一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三百万科普特人，但他们都散布在较为贫穷的郊区——仿佛命运的安排，更具侵略性的宗教激进主义派别也分布在那里。

今天下午我出发去参观两座科普特教堂，当地的科普特人与他们的伊斯兰邻居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这两座教堂在这一过程中遭到损坏。一次是有一颗炸弹在教堂的门廊外被引爆，另一次是在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煽动下，一群暴民高呼要异教徒血债血偿。这两起案件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我通过它们才意识到科普特人有多害怕，因为两座教堂的负责人一开始都对我矢口否认出过事，直到我出示了概述事件经过的剪报，他们才讲了实话。

温莎酒店的科普特出租车司机梅纳斯（Menas）开车送我到舒布拉区（Shubra）。这里街道宽阔，房屋高而呈褐色。天气在一夜之间变得潮湿，敞开的车窗透进阵阵寒意。天空灰蒙蒙的，道路泥泞不堪。男人们绕着路上的水坑行走，把冬季羊毛长袍拉到小腿上，露出了里面的羊毛秋裤。所有人头上都裹着围巾。

站在圣母教堂（Church of el-Adra）外的一名武装警卫把我领进神父的办公室。马克·毕沙拉（Mark Bishara）神父胡须灰白，头戴一顶科普特圆顶帽。我一问起教堂外的爆炸事件，他就站起身来，紧张地请我出去。

“这事已经翻篇了。”他说。

“那爆炸规模大吗？有人被炸死吗？”

“没有，”神父一边说，一边把我往门口推，“只有两三人受伤。我记不清细节了。不要问了，拜托你，我不想谈这个。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有人因此被捕吗？”

“肇事者被抓了。我想是这样的。”

“所以政府在帮助你们？”

“求你了，不要让我回答，”神父把门半掩上，透过门缝往外看，“写这件事不合适。这对我们不好。我们没有麻烦。我们和穆斯林相处得很友好。政府完全有能力处理一切事情。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好意思……”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在教堂的大院里徘徊，对神父的表现感到惊讶。他到底在害怕什么？我四处闲逛的时候，听到孩子们在唱圣歌，便循着歌声来到教堂后的一座现代化建筑。那里有一排教室，里面有几个平信徒在教小孩子圣经故事和科普特圣歌。其中一节课刚刚结束，等孩子们散去后，我走到老师面前，问他能否告诉我更多关于那起爆炸的事情。像神父一样，他看起来很不自在，但他还是告诉我，炸弹在礼拜仪式期间被挂在教堂的大门上，当会众走出教堂时它爆炸了。幸运的是，这个爆炸装置非常粗糙，无人死亡，不过有很多人受伤。我问他是否担心教堂再次被炸。

“只有上帝知道。”他回答。

“这些袭击是否让许多科普特人想离开埃及？”

“是，”他说，“我有五六个朋友都移民了，不仅是因为恐怖分子，还是为了找工作。在埃及，基督徒比穆斯林更难找到好工作。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很多基督徒——聪明的基督徒——要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子女更好。”

“你也要去吗？”

“不，”他坚定地回答，“留下来很重要。我们应该留下来，尽最大努力捍卫我们的宗教。”

我正要离开教堂时，毕沙拉神父急忙走出办公室的门，跟在我后面。

“对不起，”他轻声说，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是个神父。如果你想学祷告，我可以帮忙。如果你想上天堂，我可以帮忙。但如果你想谈政治……”

他耸了耸肩膀。“我想你在埃及待的时间不长吧，”他说，“等你在这里待久了，自己就会明白的。”

梅纳斯开车把我从舒布拉送到遥远的埃因沙姆斯（Ein Shams）郊区，这里现在是开罗主要的穆斯林社区之一。随着汽车的行进，路边的房子越来越破，人们看上去越来越邋遢。晾着衣服的砖房让位给了一大片杂乱的棚户区。路边堆满了垃圾。天上开始下毛毛雨，路边的小贩们开始把雨伞绑在自己的水果推车上。其他人——乞丐、卖甜食的人和报童——缩在咖啡馆门口，望着泥泞的街道。我看见一处门廊里有个老人正把一只漏水的鞋子里的水往外倒。附近，衣衫褴褛的儿童正在街上踢足球，把水坑当门柱。

毛毛雨变成雨，雨变成倾盆大雨。当水坑变成池塘时，排水不畅的街道便被淹没。在一个被雨水淹没的交叉路口，两辆驴车正运送行人穿过一个刚刚形成的小湖泊。

我们在狭窄的小路上搜寻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圣米迦勒与圣母教堂。神父不在，我被带去见他的妻子，她礼貌地给我端茶。但和我当天遇见的其他人一样，当我试图把话题转向教堂袭击事件时，她看上去突然慌了神。

“没问题，”她说，“这里很好。穆斯林非常好。”她紧张地咯咯笑着。

“但不是最近才有一群穆斯林袭击教堂吗？’

“是的，”她回答，“但不要写这个。”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穆斯林来了教堂。但警察更厉害。”

“有人开火吗？”

“没有。”

“但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几人丧生。”

“那可能开了几枪吧。但是在大街上，不是在教堂里。”

我觉得强迫这个女人说出她想隐瞒的话很残忍，但我的确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袭击教堂的人有多少？”我问。

“不多。”

“能说个大致数字吗？”

“四百人。五百人。我丈夫打电话给政府，然后警察来了。”

“他们想把教堂烧掉。”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是把我领进神父家的那个老人。他大约七十岁，留着灰白的牙刷胡。他刚才一直在听那个女人支支吾吾，此刻决定大声说出来。“那天是星期五，在穆斯林祈祷之后。他们来自易卜拉欣·阿卜杜勒·加齐街（Ibrahim Abdel Ghazi Street）的亚当清真寺（Adam Mosque）。祈祷结束后，会众中的一个家伙从伊玛目手里拿过麦克风。他要人们去烧教堂，杀警察。清真寺里一些善良的穆斯林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有时间把门锁上。”

“他们有带武器吗？”

“他们有枪。各种各样的枪。有些人还有炸弹。”

“他们自己做的吗？”

“对。不是正规炸弹。他们把炸弹扔过篱笆。炸弹没有爆炸，只是打碎了一两扇窗户。许多孩子在这里上课。他们被吓哭了。老师把他们领进教堂，让他们唱赞美诗，但他们仍然能听到外面的人在唱。”

“他们在唱什么？”

“Islamaya Islamaya la Mesihaya wa la Yahoudaya……意思是‘伊斯兰，伊斯兰，不要基督徒，不要犹太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吼着。同时还喊‘杀死基督徒，杀死基督徒’。”

“我们当时都在祈祷，”神父的妻子说，“但我们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我丈夫给警察和教皇欣诺达打了电话。我们没有被吓倒。”

“警察很快就来了？”

“是的，”老人说，“坐着两辆大卡车。穆斯林看到他们就逃跑了。一个月后，沿路每隔一米都有警察站着。”

“你认为这种事还会发生吗？’

“我们希望不会，”那个妇女说，“后来有许多穆斯林给我们打电话，向我们道歉。”

“但没有一个人上门来拜访我们，”老人说，“和我们一样，穆斯林也害怕恐怖分子。”

在冒雨开车回旅馆的路上，我问梅纳斯，为什么科普特人不愿意公开谈论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因为他们害怕，”他说，“他们知道政府说没有问题，所以他们也这么说。”

“但这不是会让情况越来越坏吗？”

“我们不希望和穆斯林发生冲突。目前我们的生活还可以。高声抱怨对我们没有好处。欧洲的基督徒不会帮我们。美国人也不会。没有人会来帮我们。所以我们不吭气。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我们所能继续过下去。”他皱起了眉头，“说老实话，人们很害怕。教堂里的神父忧心忡忡。如果我们的言论惹恼了政府，它可以在很多方面整我们，如工作、生意、家庭，以及还在念书的子女。他们能把我们的生活变成地狱。就是因为这个，大家不会把实情告诉你。”

他放慢车速，驶过一个覆盖了整个路面的深水坑。当我们安全开过去后，他说：“这不是你的困难。这是我们的困难。你写一本书，然后就回家了，但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住下去。我知道你想帮我们。但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然会适得其反。”

那天晚上，我从圣安东尼修道院回来后第三次前往新闻中心，询问我去上埃及的申请是否得到了批准。

不出所料，对方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结果。由于在不久的将来似乎也不太可能出结果，我决定打出我的王牌。我打开背包，向官老爷们展示了我今年三月采访穆巴拉克总统的记录。我把最后一页的如下对话标亮了：

威廉·达尔林普尔：请问您想对要来埃及旅游的人说些什么？他们来这里安全吗？

穆巴拉克：非常安全。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游客了。

威廉·达尔林普尔：所以我能去阿斯尤特吗？

穆巴拉克：当然可以。你明天就可以去！阿斯尤特的确有一些罪犯和原教旨主义者。但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人。你去哪都行。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

一开始他们对这份文本抱有怀疑，接着是困惑，随后慌了手脚。当我被证实的确见过总统，并且他亲自允许我前往阿斯尤特时，他们记下了我的酒店电话号码，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得到答复。

他们兑现了诺言。电话里说，明天一大早会有一辆政府用车到酒店来接我。官员说一切顺利，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然而，当我想到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奔向阿斯尤特，投入伊斯兰党等候已久的怀抱中时，我最初的喜悦就淡薄了下来。但是，在阿斯尤特之外，是哈里杰大绿洲——拜占庭的恶魔岛^[26]，现在仍是埃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它是约翰·莫斯克斯旅行的最终目的地，也将是我此行的终点。

阿斯尤特，卡萨布兰卡酒店，12月18日

前往阿斯尤特的旅程开始得很顺利。清晨六点，一辆黑色的政府用奔驰车停在我住的酒店外面，里面坐着一名司机和一位名叫马哈茂德的翻译（更确切地说，是看守）。司机把我脏兮兮的背包塞进漂亮的后备厢。奔驰轰鸣着发动了起来，我们在清晨的车水马龙中出发了，这次的感觉与我上次坐拉马赞那辆破旧的标致可完全不一样。

在最初的一百英里中，没有一点会出问题的迹象。那是一个完美的、寒意逼人的冬日早晨，我们沿着同一条路穿过尼罗河谷宁静的泥砖房村落，那里有抽水烟的农民和搭着棚子的茶馆，村庄的边缘点缀着泥砖砌成的胡椒瓶状鸽子塔^[27]。这条路建在砖砌的堤岸上，两旁是绵延的翠绿稻田。有几处冬季作物已经收获了，我们的车开过时，能够看到白鹭立在乌黑的冲积泥上，格外醒目。

村里的劳力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田间，沿着灌溉堤坝前进，肩上扛着锄头。路上没有别的汽车，但当我们接近规模较大的城镇时，道路会被一队驴车堵塞，或偶尔有一辆老旧的乡村巴士轰隆隆地开过铁道交叉口。有时我们的奔驰车不得不挤过一群皮糙肉厚的水牛，或一群被穿着长袍的农民牵进市场的绵羊，这些农民裹着厚重的衣服来抵御清晨的寒意。翠鸟在灌溉渠上空盘旋。我们周身环绕着《圣经》中的平静场景。很难想象我们正在走向一场内战。

只有当我们开过明亚省（el-Minya）的集镇之后，气氛才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开始通过警察的检查站——起初大约每隔五英里通过一个，但后面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我们这辆庞大的黑色奔驰车变得越来越惹眼。当我们开过时，人人都盯着我们看。几乎没有人笑。

当我们到达马拉维镇（Mallawi）时，到处都是警察。屋顶上散布着炮台，周围堆着沙袋，警察局和银行被杂乱的砖砌防御工事守卫着。全副武装的不仅仅是警察：大约十分之一的当地居民随身携带突击步枪，在他们巡视自己的田地或开车进城买东西时，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枪管从车窗里探出来。我们刚出发时，马哈茂德满口安抚我的话，说西方媒体夸大了这一地区的问题。现在，他第一次显得有些紧张了。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把心思集中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每隔十英里左右，我们就会经过拜占庭的重要城市或修道院的废墟：赫尔莫波利斯（Hermopolis）、滑轮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the Pulley）、安提诺波利斯（Antinoe）、德埃巴尔沙（Deir al Barsha）、巴维特修道院（Bawit）。我拿出我的那本《精神草地》，从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在七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莫斯克斯经过此地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彼时的上埃及和现在一样，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之地，来这里的旅行者冒险前进。尽管来自努比亚（Nubia）和南部沙漠的袭扰相当频繁，但保卫该地区的似乎只有一支三心二意的非全日制利米塔尼（意为“边防部队”），他们对自己的军事职责好像并不是很重视。奥克西林库斯的莎草纸中有一位名叫弗拉维乌斯·帕特穆提斯（Flavius Patermuthis）的人的家族文件，他非常坦率地自称“埃列芬丁军团的士兵，本职是船夫”。同样，约翰·莫斯克斯遇到过一个虔诚的士兵，他每天都坐在那里编篮子和祈祷，从黎明时分到第九个小时（即下午三点），然后穿上制服去参加检阅。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年，在此期间，他的上级对他的行为似乎并不惊讶。

边防部队松懈的纪律加剧了该地区的安全问题。莫斯克斯来到安提诺波利斯时，拜访了智者菲巴蒙（Phoebamon the Sophist），菲巴蒙给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赫尔莫波利斯附近有一个名叫大卫的强盗头子，他谋财害命，恶行累累。有一天，当他在（赫尔莫波利斯后面的）山上和三十多个强盗一起打家劫舍时，他顿悟了。他的恶行使他良心不安，于是他离开了身边的人，去了一座修道院。

他敲了敲修道院的大门（过了一会儿），看门人出现了，问他要干什么。强盗头子回答说他想当一名修士，于是看门人进去通报修道院院长。院长出来，见那人年纪大了，就对他说：“你不能留在这里，因为弟兄们都很辛苦。他们过着非常艰苦朴素的修行生活。你的性情不一样，你受不了修道院的规矩。”强盗说这些他都可以接受，但院长坚持认为他不行。于是强盗对他说：“你要知道，我是强盗头子大卫。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忏悔我的罪过。你若不接受我，我就在你和住在天上的人面前起誓，我要重操旧业，把那些和我一伙的人都招来，把你们全杀了，还要毁了你们的修道院。”院长听了这话，便收他进了修道院，为他剃头，给了他一件修士服。于是他开始了精神上的斗争（同恶魔和代表诱惑的魔鬼），他自持、恭顺而谦卑，胜过修道院的所有人。

“那座修道院里大约有七十个人，”莫斯克斯补充说，“大卫为他们树立了榜样，令他们都从中受益。”

正当我读着莫斯克斯穿越上埃及荒原的旅行时，车在阿斯尤特以北约五十英里处的一个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前停下了。三挺机枪的枪管从位于警察掩体上方的砖砌炮塔的缝隙中，分别对准通往道路交叉口的三条通道。一名军官对着对讲机大喊大叫，两个刚入伍的新兵紧张地在掩体周围逡巡，不安地摆弄着他们老旧的恩菲尔德步枪的保险栓。其中一个目测不超过十六岁，他脚上的靴子很旧，磨损很严重，其中一只甚至没有鞋带。他显然非常害怕。

马哈茂德下车和两个男孩攀谈，给了他们进口的美国香烟。他回到车上时，已经明白我们为什么被耽搁了。

“他们说如果没有保镖的话，再往下走就太危险了，”他说，“警察上周末打死了七个武装分子。昨天武装分子埋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杀了三名警察。他们还需要再杀死四名警察才算扯平。在此之前，整个地区都会处于戒备状态。他们说我们得在这里等，等到有多余的人手来护送我们。”

“他们说这附近的情况有多糟？”我问。

“他们说很糟，”马哈茂德严肃地摇头道，“确实是很糟。”

不到十五分钟，负责护送我们的人员就开车过来了。我原本以为会是个拿着旧枪的新兵，但实际上是六个全副武装的准军事警察，他们开着一辆加强马力的日本皮卡，我们的车费劲地跟在后面。每次我们接近一个村庄，他们的皮卡都会加快车速，其中一名军警则会拉开保险栓，在后挡板上保持平衡，搜寻屋顶上的狙击手。过了没多久，我们从上埃及的主干道上拐了出来，进入萨纳布镇（Sanabu）。两年前伊斯兰党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动袭击，拉开了现在这场运动的序幕。两支由武装分子组成的车队在清晨突袭了此地。当他们撤退时，有七名科普特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被追捕并被杀害，另外还有七人在街上被枪杀。我读过关于这次大屠杀的简短报道，但想了解更多。是什么导致了这次袭击？它事先完全无法预料吗？

我们在老城狭窄的街道上飞驰，护送我们的人拼命搜寻着屋顶上和窗户后的游击队员，他们端着步枪，手指放在扳机上。这让我意识到（不是第一次），没有比乘坐一辆黑色的豪华政府轿车、被一群情绪高昂的准军事人员护送更能引起穆斯林青年注意的方式了。如果不是因为难以通过警察的路障，悄悄地坐拉马赞那辆又老又破的标致肯定更安全，或许还能套上一件他的脏兮兮的旧阿拉伯长袍。事实上，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伊斯兰党人现在肯定都意识到，有一个外国人坐着一辆特别豪华的政府用奔驰在萨纳布横冲直撞。

最后，我们在镇中心一个小广场的临时路障前停了下来。路障是一对圆木，平衡在两个破旧的油桶上。路障后面站着一排穿戴着阿拉伯长袍和白色头巾的高个子男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枪。一座科普特教堂在他们身后正对着我们。

“这些是乡村警卫队，”马哈茂德解释说，“来吧。如果你想采访，就快点。”

我跳下汽车，被人匆匆带进教堂旁边的神父居所。护卫我们的人端着枪留守在外面，而乡村警卫队的首领跟着马哈茂德和我一同进了神父的家，当他摘下围巾和墨镜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他年纪很大，至少有六十岁了。他吻了一下神父的手，在他旁边坐下了。这两个人做了自我介绍，马哈茂德在旁翻译，我向他们询问大屠杀的原委。故事缓缓浮出了水面。这是一个类似西西里岛黑手党的邪恶故事。

故事的缘起是几年前一个科普特人打算卖房。村里一个显赫的穆斯林家族，碰巧也是伊斯兰党的地方指挥官，有接手的想法，但他们的报价实在是太低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名叫穆尼尔（Munir）的科普特人出了更高的价钱，他是当地的汽车修理厂老板。穆斯林家族的首领杰马尔·哈里迪（Gemal Haridi）挑明，如果想让他高抬贵手，让这宗科普特人之间的交易顺利完成，需要从成交价里拨给他一笔可观的分成。穆尼尔拒绝付这个钱。两周之后，穆尼尔的儿子，一位二十五岁的工程师，在他父亲的汽车修理厂里被枪杀，当时他正弯腰钻到一辆汽车的引擎盖下面。穆尼尔的脚也因在这次袭击中中枪而被迫截肢，但他仍然拒绝交钱。

哈里迪随后让隶属于伊斯兰党的一些杀手谋杀了穆尼尔的另一个亲戚，那个人在阿斯尤特工作，杀手在他步行去阿斯尤特医学中心上班时伏击了他。杀手们带着长镰刀，把他按倒在地，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后把他的尸体切成了碎片。穆尼尔仍不肯示弱：他不给杀害他儿子和亲戚的人一分钱。萨纳布的科普特人为他的抵抗感到骄傲，许多科普特人也停止向哈里迪支付保护费。哈里迪打了几名科普特人以示警告，但无济于事。气氛逐渐紧张起来。哈里迪鼓励当地穆斯林在街上路过科普特人时向他们吐痰，科普特人还以颜色。哈里迪认为科普特人得意忘形了，需要给他们点教训。

1992年4月24日清早，杰马尔·哈里迪召集了一个由他的族人组成的行动小组，以及一批来自阿斯尤特的伊斯兰党手下。他给他们配备了自动武器，他们在阿斯尤特至开罗的主要高速公路上劫持了几辆汽车。然后，他们分头行动。一支车队袭击了一个名叫曼希特纳赛尔（Manshit Nasser）的科普特小村子附近的田地，当时所有的科普特村民都在那里收割庄稼。袭击者在稻谷堆和干草堆之间猎杀收割者，七名科普特人丧生，他们是一家人，家里的田地恰好就在离公路最近的地方。由哈里迪率领的第二支车队驶入了萨纳布镇中心。他们近距离射杀了一名科普特医生，他当时正在做手术。他们还杀死了一位科普特校长，先是在校园里追杀他，然后在学生面前将他射杀，又用八十多发子弹扫射他的尸体。随后他们到商店里杀死了五个科普特店主，然后跳回车里，朝阿斯尤特开去了。这一切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在穿衣服时听到了枪声，”达伍德神父说，“我们一直都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城里到处都能听到尖叫声。”

“每个死了人的家庭都在哭。”乡村警卫队长阿卜杜勒·梅西亚·托西说。

“警察呢？”

“他们来了，但已经晚了，”托西说，“他们知道哈里迪之前已经杀了三个人，还敲诈勒索，但他们根本没有干预，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庇护。他们来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你们有采取什么自卫行动吗？比如买枪什么的。”

“没有，”神父回答，“我们一直相信上帝会替我们报仇。”

“那他为你们报仇了吗？”

“当然。杰马尔·哈里迪现在在监狱里。本地恐怖分子的另一个大阿米尔^[28]，阿拉法·马哈茂德一年前被警察击毙。他们等他从清真寺里出来的时候伏击了他。当他们试图逮捕他时，他反抗，所以他们开枪把他打死了。”

“所以你们和当地穆斯林的关系有没有得到改善？”

“这里大多数穆斯林家庭都是狂热分子，”托西说，“大屠杀之后，他们甚至都没有来看看我们怎么样了。”

“不过现在好一点了，”神父说，“自从阿拉法被击毙、哈里迪进了监狱，他们变得友善了一些。这两个人恐吓普通穆斯林，告诉他们不要和科普特人打交道。”

“政府呢？”我问，“有帮助吗？”

“现在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压制伊斯兰党，”神父回答道，“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在请求修复我们的教堂时遇到的。我三年前就申请维修它，但政府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颁发许可。没有确认。什么都没有。当伊斯兰教长为他们的清真寺要求点什么时，政府有求必应。他们在试图安抚穆斯林。但对于科普特人，他们连回复都没有。”

“你们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吗？”

两个人迟疑了一下。

“不，”托西说，“在这个村子里，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其他地方仍然很糟。比如我们现在还是不敢去火焚修道院。那里有很多狂热分子。”

“这已经成为当地穆斯林和警察之间的一场争斗，”达伍德神父解释道，“如果有机会，那个地区的任何人都会试图杀死一名警察。那里每天仍有枪击事件发生。”

“那科普特人会离开吗？”我问。

“有些人去了开罗，”神父说，“但其余的人都留下来了。”

“这件事坚定了我们留下来战斗的决心，”托西说，“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回到主干道上，我们的护卫队把车开到一处空地，停了下来。领头的是一位年轻少校，他认真地对着对讲机说话。马哈茂德下车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解释说，因为我们想去火焚修道院，所以他们需要调更多的警卫。马哈茂德回来时看上去很焦虑。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上次来这里是三年以前，带着二十个外国记者。然后我们想去哪就去哪，用不着有人护送。现在他们担心六名警卫还不够。”

坐在我们的黑色政府豪华轿车里，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马哈茂德显然有同样的感受，过了几分钟，他说：“恐怖分子就这样躲在灌木丛里，朝路过的警察车队开枪。我不喜欢这样。”

在等待新保镖过来时，为了打发时间，我走上前和少校攀谈起来。他说他来自亚历山大港，不喜欢上埃及。这里的人非常原始，既无教养也无文化。我问他关于伊斯兰党的事。他说，谢天谢地他们没有重武器：没有手榴弹和迫击炮。他们也不是合格的战士，一遇到敌人就跑。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难以察觉的。有些受过教育，有些是小地主，有些只是普通的农民。有些人留着胡子，但许多人把胡子剃掉了。他们总是由年轻人组成，否则和其他当地人没什么区别。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说，“比如现在，非常安静，但突然你手下就死了两个人。昨天下午，三名当地的警察在这条路上被杀，就在前面半英里的地方。这个月早些时候，我的一个手下在往南一英里处被枪杀。没有任何预警，只是一声枪响，然后恢复寂静。最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回到车里继续等待。过了很久很久（实际上可能不超过二十分钟），我们的新保镖来了，于是我们继续前行——现在是夹在两辆满载武装人员的皮卡中间。沿着高速走了一小段路后，我们拐进一条狭窄的泥路，朝着一大片棕榈种植园开去。没过多久，棕榈树林上方升起了火焚修道院的坚固城墙。

这座修道院是圣家族在逃往埃及途中的一个休息之地，它本应因此而闻名，但在我们拜访前半年，它却因一个不那么振奋人心的事件而出名。

“当伊斯兰党开火时，本杰明神父就站在这里，”在修道院大门口迎接我们的贝曼神父指着脚下的一小块尘土说道，“阿加比奥斯神父倒在了这个地方。”

老修士捋着他浓密的黑胡子，指向修道院灰泥墙上的弹孔。“我们从一个佃户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人正在策划此事，”他说，“他听到自己的侄子在讨论袭击修道院的计划，于是在一天晚上来这里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三次请求警方给我们派一个警卫，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恐怖分子已经为本杰明神父与阿加比奥斯神父赢得了殉道者的桂冠。”

马哈茂德一直在仔细观察周围的棕榈树林，他催促我们赶快进修道院，门房在我们身后关上了巨大的铁门。

“我们修士不会刻意去以身殉道，”贝曼神父说，“但如果殉道的时刻来了，我们欢迎它。”

他领着我们走进修道院。它由三道界墙保卫着，仿佛一座十字军的城堡。

“当时是四旬斋节，通常情况下神父们是不会出修道院的大门的，”贝曼神父说，“但本杰明神父出来是要和一个想在这里结婚的平信徒谈谈。阿加比奥斯神父跟在他后面，告诉他院长要他主持次日的祈祷仪式。持枪歹徒守在暗处的一辆汽车里，开了枪。那个平信徒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也死了。他只是碰巧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经过这里。”

他摇了摇头道：“我们郑重地为他们举办了葬礼。”

这时马哈茂德说话了：“神父，抱歉，我之前从来没有进过修道院，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修士死了，其余的人会哭吗？”

“当然会，”贝曼神父答道，“我们是凡人。但我们过着沉思默想的生活。我们的感官很脆弱，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伤到我们。这样的事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

“你们怕伊斯兰党有一天会再来吗？”我问。

“我们在那次袭击里失去了两位很好的神父，”贝曼神父说，“但我们相信上帝。”

“没有哪个修士想转移到某个更安全的地方去吗？哪怕只是暂时转移一下？”

“没有，”贝曼神父答道，“这是我们的圣地。自圣家族在这里躲避希律王以来，就有基督徒在这里了。作为修士，我们应该战胜邪恶，而不是让邪恶战胜我们。我们绝不能离它而去。”

此刻已是日暮时分，马哈茂德催我快走：他不想天黑以后还在路上。但贝曼神父坚持要在我们走之前带我们去最里面的庭院，给我们看拜占庭皇帝芝诺在公元五世纪为保护修士免遭贝都因人袭击而建造的高峻城堡。

“我们科普特人总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而遭到攻击，”他说，“但与其中一些相比，这个麻烦算不了什么。”

“其中哪些？”我警觉地问。

“哦，比如，戴克里先皇帝的大屠杀，”贝曼神父答道，“现在看来，它是一次真正的迫害。”

当我们的车夹在两支护卫队中间驶入阿斯尤特时，暮光已尽，夜色降临。每一个交叉路口都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身穿御寒的厚衣。准军事警察坐在敞篷皮卡上，扫视着过往的行人。便衣保安拿着对讲机站在周围，手持机枪，向屋顶上的狙击警察发出信号。这个城镇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武装营地。

警察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家酒店。护送我们的人四下散开，马哈茂德和我从车上跳下来，冲进了酒店。那天晚上我们和三个武装人员一起睡在酒店大堂里。旅途劳顿和紧绷的神经使我疲惫不堪，但我睡得很安稳，因为我知道旅途中最艰险的部分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一段路程了。

哈里杰，绿洲酒店，12月20日

阿斯尤特在拜占庭时期叫莱科波利斯（Lycopolis），在拜占庭人眼中，它是遥远的后方，帝国的西伯利亚。对于那些与皇帝或其配偶发生冲突的人来说，此处是一个合适的流放地点。查士丁尼手下贪婪成性的近卫军长官（因其收税手段而被人称作“剪刀”）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在招致狄奥多拉皇后的不满后被流放到此地。更多地位低下的罪犯则被派遣到东部沙漠服终身劳役，在斑岩采石场开采斑岩和花岗岩。

但这里还不是已知世界的最终点。在莱科波利斯之外，还有拜占庭统治的最后一个边陲，这是整个拜占庭帝国最遥远、最难以涉足的地方。最危险的罪犯和颠覆分子会被流放到这里。在拜占庭帝国，罪孽之深重莫过于鼓吹异端，因此，聂斯托利作为拜占庭历史上最遭人唾弃的异端之一，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名誉扫地后被放逐到大绿洲，也就是现在的哈里杰，约翰·莫斯克斯知道此事，并在《精神草地》中收录了一个关于流放中的聂斯托利的故事。也许是他的恶名把莫斯克斯吸引到莱科波利斯来。还可能是莫斯克斯内心的修士精神把他吸引到这个最终的精神流放地、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一个前哨站。不管动机为何，尽管这一旅途本身危险重重，莫斯克斯和索菲罗尼乌斯还是选择前往这个最与世隔绝的绿洲定居点，它深居于作为帝国南部边疆的沙漠之中。

这是莫斯克斯和索菲罗尼乌斯最后一次以旅行为目的的出游。对我来说，这也将是我旅程的终点。早上五点半，我收拾好行李，付了账单，最后一次踏上了莫斯克斯走过的路线。

我们一行人在黎明时分离开了阿斯尤特。尼罗河边的街道上弥漫着河雾，除了零星几个无精打采的哨兵在临时篝火堆旁暖手外，其他地方见不到人影。天色尚黑，空气还很寒冷。蛤蟆一样的装甲运兵车和轻型坦克已经被部署在该镇的大部分主要道路交叉口。我自离开土耳其后就没再见过这样的场面了，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想起了三个月前在迪亚巴克尔和图尔阿卜丁的经历。

尽管有一种类似的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之感，对当地基督徒来说还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但其实这两个地方很不一样。事实证明，基督教在整个中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是出人意料地多样化的。我刚踏上这段旅程时，以为伊斯兰激进主义会是我所到的每一个国家的基督徒的头号敌人。但事实证明，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基督徒陷入内战的战火交加之中，一个截然不同的族群在两种对立的民族主义（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混战中被践踏。他们的种族身份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一样不利：他们既不是库尔德人也不是土耳其人，因此与这里格格不入。在黎巴嫩，马龙派收获了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他们未能与该国的穆斯林多数派妥协，由此走向一场破坏性的内战，最终导致基督徒大规模移民，马龙派的权力也相应被削弱。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困境又大不相同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在于，他们和穆斯林同胞一样是犹太国家的阿拉伯人，在自己的国家当着二等公民，遭到以色列“主人”的怀疑与蔑视。然而，与大多数穆斯林不同的是，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发现移民相对容易些，于是他们大批大批地移民了，眼下已所剩无几。只有在埃及，基督教人口才确切无疑地受到宗教激进主义死灰复燃的威胁，而即使在那里，这种暴力的激进主义也仅限于开罗的某些特定郊区与上埃及的一些城镇和村庄，尽管全国各地都显然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

但是，如果说基督教面临的苦难比我一开始所能猜测的更为复杂，那么它也更令人绝望。在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约翰·莫斯克斯的拜占庭基督徒后裔似乎行将消亡，按照目前的移民速度，任何社群在二十年后都不可能继续存在。在黎巴嫩和埃及，基督徒的数量确保了他们能撑得更久些，尽管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只有在叙利亚，我眼前的基督徒看上去很幸福，很有信心，可甚至他们的未来似乎也很不确定。大多数人都估计，一旦阿萨德的少数派政权开始崩溃，重大反弹就会出现。

出了阿斯尤特，我们经过一片薄薄的可耕地。农民们现在都起来了，骑着驴子的老人消失在小巷里，妇女们两两走在棕榈树的林荫道上，头上顶着一盘盘粪肥。不久之后，我们越过一条看不见的边界，告别了耕地，驶入沙漠。护卫我们的人在这里和我们道了别。

“从这个地方开始应该就安全了，”少校说，“只要你们在天黑前到达哈里杰。”

我们面前是一片了无人烟的无垠沙漠。堆成沙丘的不是沙子，而是一种极其细小轻飘的白色粉末，一缕最轻微的气流就可以轻易地把它吹到空中，让沙漠看上去宛如一片白茫茫的沼泽。粉末从旋转起伏的沙丘上升起，搅乱了大气，遮住了太阳，飘飞到路上，使汽车的引擎盖和挡风玻璃蒙上一层尘土。

沙漠捉弄着我们的感官。在这种纷繁迷乱的雪白中，不可能辨别任何物体的大小。一片露出来的石头可能是鹅卵石，可能是巨岩，也可能是一座小山。在和我们的保镖道别后不久，我们遇见一群工人，他们正在加紧维修一段道路，一个多月以前一场大风暴袭击了阿斯尤特，这段路遭到严重损毁。从远处看，那些工人仿佛巨人，等我们驶近时，他们又缩成小矮人。只有当我们从他们身旁经过时，才能确定他们的真实身高。

一路上只有一个地质特征打破了我们经过的茫茫幻觉。这是一条巨大的断层线，它笔直地从荒原的中央穿过。无垠的平沙绵延数百英里，然后撞上了这条断层线——一个近乎垂直于地表的悬崖面，高一千英尺——然后继续一望无垠一如此前，只是海拔稍低些。此景非比寻常，对于像莫斯克斯和索菲罗尼乌斯这样徒步经过这里的旅行者来说，这一幕一定更为惊人。他们在沙丘上疲惫地迈着步子，把修士服的兜帽裹在嘴上，好挡住呛人的白尘。

悬崖的表面布满了洞穴，我寻思哪个洞穴里能有水源，以供修士们在这里居住。这无疑是一个遥远的、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地方，它勾起了科普特修士们的想象力。这让我想起一个名叫帕弗努提乌斯（Paphnutius）的修士所讲的恐怖故事：

有一天，我想我要到沙漠深处去，看看除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修士。于是我不吃不喝地走了四天四夜。最后一天，我来到一个洞穴的门口，我敲了半天的门，无人应答，所以我以为里面没有人。我朝里看，看到一个修士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于是我抓住他的手臂，可它像尘土一样在我的手里消散了。我又触碰他的身体，发现他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很多年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件无袖的外衣挂在那儿，我一摸，它也碎成了尘土。于是我站在那里开始祷告，又脱下我的外袍把他裹起来，徒手在沙地上挖了个坑，把他埋了，然后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傍晚时我还在路上，此时）太阳开始落山。我抬头一看，望见远处来了一群羚羊，中间有一个修士。等他走近时，我看见他一丝不挂，头发长得挡住了下身，权充作衣服。当他走到我面前时，他非常害怕，以为我是个鬼魂，因为已有许多鬼魂试探过他了……

在我们沿着悬崖蜿蜒而下之后，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打破沙漠那无情的白茫茫一片，直到下午三点，我们才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抹绿色。我们在一个军队检查站耽搁了一刻钟，很快便进入了一个海枣树种植园，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它现在也标志着大绿洲的边缘。

今日看来，哈里杰仍像是世界的尽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纳赛尔试图把尼罗河谷的一些居民迁移到这里。十年里，他下了很大工夫，试图将哈里杰打造成一个繁荣和富有创造力的新城。结果一无所获。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偏僻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哈里杰只下过一次雨，那是在1959年的冬天，下了十分钟。当年人们被给予补助和减税的承诺吸引到这里，后来又慢慢地流回尼罗河畔的家乡。纳赛尔去世后，政治上的驱动力消失了，减税政策也没有了，余下荒凉而空旷的哈里杰，一个由岑寂的环岛、废弃的工厂和空荡荡的公寓楼组成的迷宫，以铭刻中央计划的笨拙。

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哈里杰绿洲酒店以其宏大见证了纳赛尔的希望，也以其可怕的空虚见证了他们巨大的失望。我们登记入住后，马哈茂德和我去餐厅吃午饭，我们旁边是酒店里仅有的几个住客。他们是工程师，负责巨大的哈里杰监狱的翻修工作。他们低声说，这座监狱是埃及关押政治犯的主要地点之一。和拜占庭时代一样，被荒原包围、与世隔绝、凄凉萧瑟的哈里杰绿洲被证明只有一个真正的用途：雪藏和流放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发生变化的只是关在里面的人，当年牢房里关的是聂斯托利派异端，现在则是共产党人以及伊斯兰武装分子。

午饭后，我趁马哈茂德不注意，独自一人来到我想结束此次朝圣之旅的地方。城外两英里处，沙漠之畔的海枣树林中，矗立着一座古代法老神庙的遗迹，供奉的是阿蒙神。在拜占庭时期，法老的祭司被驱逐，这座神庙被修士占领。为了驱赶之前居住在这里的恶魔家族，修士们抹去了一些具有色情意味的法老时代雕塑，并在原地竖立了一系列虔诚的希腊语铭文，四处添上十字架的标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莫斯克斯曾提到的大绿洲的拉伏拉就建在这座被毁的神庙上。莫斯克斯写道，在他到访之前，这座拉伏拉在一次游牧民族的突袭中被洗劫一空：

马奇塞人来了，占领了整个地区，他们进军哈里杰大绿洲，杀死并俘虏了许多修士。在大绿洲的拉伏拉被俘的人有约翰长老，他从前是君士坦丁堡大教堂的讲师，罗马的欧斯塔修斯长老，还有狄奥多西长老，都身患疾病。他们既已被捉，约翰就对蛮人说：“你们带我进城去，我叫主教给你们二十四枚金币。”于是一个蛮人把他带到了城外。约翰来到主教那里，恳求他给那蛮人二十四枚金币，但主教只找出八枚。他把这些给了约翰长老，但蛮人拒不接受。守要塞的人只好把约翰再交给他，他呻吟哭泣着被带到蛮人的帐篷里。

利奥长老（他是莫斯克斯的老朋友）当时正好在（绿洲的）要塞里。过了三天，他拿了那八枚金币，往蛮人那里去了。他恳求他们说：“收下我和这八枚金币，放了那三个修士吧。他们身体抱恙，不能为你劳作，所以你除了杀死他们别无他法。但我身体康健，可以供你驱使。”于是蛮人收下了那八枚金币和利奥长老本人，把其他修士放了。利奥长老被蛮人带走了，当他精疲力竭，无法再走下去的时候，就被他们斩首了。利奥长老就这样实践了《圣经》里的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29]

在距沙漠不远的一座低矮小山上，是埋葬科普特人的巴加瓦特墓地（Bagawat），从这里可以俯瞰修道院的废墟。我在如血的残阳中向它走去。这片墓地像是一个坐落在沙丘中的拜占庭村落：长长的街道上有简陋的奶咖色泥砖墓室和小礼拜堂，有的是平顶，有的是圆顶，有的装饰有盲拱或原始的壁画，大多都很朴素。有些墓穴里安放过圣徒或圣人的遗体，因为墙壁上有虔诚的拜占庭涂鸦：“为佐伊的灵魂祈祷”；“祝福提奥菲卢斯”；“缅怀米纳斯”。但这些墓穴在一千五百年的冬风中衰朽，砖块开裂易碎，许多建筑仿佛骷髅，既无屋顶也少后墙。还有许多遭到盗墓贼的亵渎，隐藏的墓室从深深的盗洞中露出。还有一些则完全坍塌了。整片建筑群在风中显得阴森可怖，微风哀号着穿过破损的门洞。

我意识到，这些坟墓一定是约翰·莫斯克斯在离开哈里杰大绿洲，开始他人生最后一次流亡（先是到亚历山大港，最终去了君士坦丁堡）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他坐在那里，遥望着他的朋友利奥长老在沦为奴隶前居住的修道院，此时他一定已经明白，他的整个世界正在土崩瓦解。但我想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己见证的是基督教在中东最后的黄金岁月。

在他回到亚历山大港后不久，这座城市便落入波斯人手中。尽管后来又短暂地被拜占庭收复，但它于公元641年再次失守，这一回的征服者是穆斯林。自此之后，它便一直处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和中东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一般无二。莫斯克斯曾了解和描绘的那些基督徒——修士和高柱修士、商人和士兵、公娼和匪首——那些在《精神草地》的字里行间穿梭来去的奇人异象都被征服了，他们的数量随着移民、通婚和大规模的改宗而逐渐减少。虽然这一进程偶尔会出现停滞（比如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但仍一路延续至今，并在二十世纪大大加快。这是一串历史的延续，它始于莫斯克斯的旅行期间，而一千四百多年后，它的最终章被我的旅行见证。基督教是东方的宗教，它深深扎根于中东思想的滋养之中。约翰·莫斯克斯在他那个时代横扫黎凡特的炎风中，看到这株植物开始干枯萎败。我沿着他当年的旅途，见证最后的草茎被连根拔起。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绵延了近一千五百年。莫斯克斯目睹了它的开端。我目睹了它的终章的开端。

就这样，当太阳沉没在绿洲的海枣树林后时，我想起了立在世界尽头的这座山坡上、这些坟冢间的莫斯克斯。他为前方道路上的异教徒和强盗忧心忡忡，检查自己的行囊，确保他的笔记和小纸条安然无恙，然后背对着这基督教帝国的最后一处残破边陲，在沙丘上吃力地追赶索菲罗尼乌斯，那个高个儿苦行僧的背影。

我将他们留在了那里，独自一人漫步下山。我走着走着，意识到我已经在路上五个多月了。我是在仲夏时分离开苏格兰的。下周是圣诞节。我日记本的封面上有一个圆形的水渍，那是在圣山时喝的一杯茴香酒弄的。里面则是在伊斯坦布尔打翻的一杯茶的污迹。我在阿勒颇草草写下的笔记上，沾着一些男爵酒店餐厅里的糖粒。在这些痕迹周围，是一连串的名字、地点和对话，其中有一些甚至现在读起来也相当古怪而渺远了。

我站在那儿，一群闪耀的白朱鹭掠过我的头顶，又盘旋而下，在古庙边的池塘落脚。我拉起夹克的领子，走出沙漠，回到绿洲，准备还家。暮色渐浓，在我身后的山顶上，一阵凄风呼啸着穿过一座座坟冢。

[1] 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新艺术运动，强调线条的运用和亮丽鲜明的色彩，同时使用受机器启发的各种几何图案装饰。其代表建筑为纽约的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译者注

[2] 劳伦斯·德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译者注

[3] 《朱斯蒂娜》（Justine）是《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第一部。——译者注

[4] 盖拉比亚（gelabiya）：一种阿拉伯长袍。

[5] 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1863—1933）：希腊诗人，代表作有《莎乐美》《墙》。他在生前并未正式出版过诗集，其作品只在亲友间私下传阅。——译者注

[6]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著有《莫里斯》（Maurice）、《霍华德庄园》（Howard End）、《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和文论集《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译者注

[7] 会众团体（minyan）：规定了成年男性的最低法定数量（一般为十人。——译者注），如果成年男性少于该法定数量，将无法在犹太教堂内举行更为正式的祈祷和仪式。

[8] 长老席（bema）：犹太教堂前部的一处高台，也是东正教堂中的圣所。

[9] 卢巴维奇派（Lubavitch）：犹太教正统派哈西德派（Hasid）的一个分支。——译者注

[10] “克拉普修斯”（Clapsius）的词根为“clap”，是淋病的别称。——译者注

[11] 科斯塔基（Costakis）是卡瓦菲斯的名字“康斯坦丁”的昵称。——译者注

[12] 安卡（ankh）：古代埃及一种象征生命的神秘符号，形似十字架，但上半部分是一个圆环。——译者注

[13] 好牧人（Good Shepherd）：指耶稣基督。见《新约·约翰福音》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译者注

[14] “阿布基尔”（Abukir，或Abu Qir）是“赛勒斯神父”的阿拉伯语写法。——译者注

[15] 四面门（tetrapylon）：一种仪式性拱门，四面均有开口。

[16] 奥托·德穆斯（Otto Demus，1902—1990），奥地利艺术史学者。其子为著名钢琴家约尔格·德穆斯（Jörg Demus，1928—2019）。——译者注

[17] 弗朗茨·哈尔斯（Frans Hals，1582—1666），荷兰黄金时代的肖像画家，画风鲜明而富有活力。代表作《吉普赛少女》《手持头骨的年轻人》。——译者注

[18] 指伊西斯之结（Tyet），通常由红色宝石或玻璃制成，挂在木乃伊的脖子上。——译者注

[19]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作家，代表作《人类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曾参加过国际纵队和法国抵抗运动，于1959年至1969年任法国第一任文化部长。——译者注

[20] 萨洛尼基（Saloniki），塞萨洛尼基的别称。——译者注

[21] 西部沙漠（Western Desert）：指从尼罗河河谷至利比亚边界之间的埃及西部地区，占埃及全境面积的三分之二。——译者注

[22] 贝丘（midden），一类古代人类居住遗址，以大量古代人类食剩余抛弃的贝壳为特征，又称贝冢。有些还包括各种食物残渣及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译者注

[23] 三者都是英国境内著名的修道院。——译者注

[24] 伊斯兰党（Gema’a al-Islamiyya）：激进的宗教游击组织，意在将埃及变成伊斯兰共和国，主要在上埃及和较贫穷的开罗郊区活动。

[25] 马奇塞人（Mazices）：指北非的柏柏尔人。——译者注

[26] 恶魔岛（Alcatraz）：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的一座小岛，因其偏僻难行而被美国政府选为监狱用地，于1963年停止使用。——译者注

[27] 鸽子塔（pigeon tower）：埃及人用于饲养鸽子的建筑，墙体上分布有许多小洞。——译者注

[28] 阿米尔（Amir，意为“富裕的”）：穆斯林贵族或指挥官。

[29] 见《新约·约翰福音》15：13。——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