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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摩登时代
1925年跨年夜，狂欢的人群聚集在佩拉宫，庆祝土耳其共和国某种意义上的第一个新年。在此之前，伊斯坦布尔人从来没有完全统一的时间和日期[1]。虽然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历法变更至少为金融交易和列车时刻表引入了西方的月历，但是共和国政府仍旧是以先知穆罕默德逃离麦加的那一年算起。希腊东正教使用儒略历，与西方历法或者格里高利历相比滞后十三天。犹太人还在严格遵循着农历。虔诚的穆斯林则继续根据日出日落和宣礼计时。
旅游指南收录了各种令人费解的表格，用来解释如何把奥斯曼帝国的日期和时间换算成更为常见的国际历法。1920年的《布勒旅游指南》说明如下：[2]
举个例子，假定我们想知道8月22日这一天土耳其历法的6：45所对应的西方时间，我们可以查询（附表），先沿着数字6开头的那一行和标明8月22日的那一列找到行列相交的那一格数字12：47，再在这个数字上加45分钟，就得出了我们想要的答案12：92，即1：32。也就是说，8月22日这一天，土耳其历法的6：45对应西方历法的1：32。
土耳其历法由于日出时刻的变化，每一天时间的计算都是不同的。不少旅行者发觉，他们即使算对了小时，也不得不从头再来。协约国占领期间，旅行者乘坐东方快车抵达伊斯坦布尔时可能会发现，当地报纸印刷的日期比他离开巴黎那一天还早了五百多年。1926年1月1日，土耳其历史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彩带临风招展，瓶塞砰砰爆开，土耳其人不仅迎来了新一年，而且迈入了新时代。严格按照法律意义来说，这是所有伊斯坦布尔人第一次达成共识，一致认可午夜的概念。
奥斯曼帝国建造的老钟塔改用了西方历法。边远地区也迅速兴建新钟塔，鼓励当地人相应地调整他们的时间观念。多年后，当土耳其人回首共和国建立之初的这段日子时，时间转换看起来就像一个深奥的隐喻，象征着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发起的变革。1962年，著名作家艾哈迈德·哈姆迪·坦匹纳（Ahmet Hamdi Tanpɪnar）在他内容宽泛的小说《时间管理学会》（The Time Regulation Institute）里戏谑地仿效了这种对计时的痴迷，小说通过讲述一个过分热情的官僚机构向运行太慢或太快的时钟征收罚款，谴责了那些无法跟上新世界脚步的人以及太过超前的人。
新时钟和新日历只是长篇系列改革的一部分。1922年，穆罕默德六世出逃，哈里发制度却继续维持着，直至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彻底废除这一宗教圣秩。迈吉德二世本是穆罕默德之后哈里发的继任者，大国民议会决议下达后，他和他的家人被送到郊区火车站，安排乘坐东方快车匆匆离开去了瑞士。迈吉德二世是伊斯兰教全球领袖的声明突然停发，伊斯坦布尔随之也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共和国政府通过禁止迈吉德的子孙后代进入土耳其更加强调了这一点，这条针对迈吉德男性继承人的官方禁令执行了半个世纪。
哈里发统治的结束在世界各地引发的回响不绝于耳。它在虔诚的穆斯林之中激起了民愤，虔诚的穆斯林民众认为哈里发肩负神嘱，世俗的力量不可以打破哈里发的职权。然而，无论是神圣，还是世俗，土耳其改革的势头压倒了一切。1925年，土耳其公民的着装开始向现代化靠拢，所有男子被要求必须戴欧式礼帽，不能再戴帝国末期流行的红色费兹帽。小男孩可以向不服从规定的人投掷石头[3]，想尽办法打掉老顽固头顶破旧的费兹帽。但因为规定不涉及其他服饰元素[4]，所以一段时间后，你可以在街上看见头戴礼帽的穆斯林男人仍然穿着帝国时代宽松下垂的灯笼裤。
1926年，新的民事法典以瑞士的法律为基础，取代了帝国包括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基督教的教会法、犹太教祭司决策、皇家法令和部落习俗在内的复杂的法律体系。同年，共和国政府正式许可人们在公共场合饮酒[5]（尽管从前私人俱乐部的老板也从未执行过理论上的禁酒令），而且禁止牛车进入伊斯坦布尔的街道。1928年，伊斯兰教被废除了国教地位，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被引入土耳其语的书面写作。伊斯坦布尔全城用回旋漂亮的阿拉伯体书写的路标都被摘了下来，换上了对大多数当地穆斯林来说完全陌生的标识。那个年代广受欢迎的照片是黑板前的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指导新国家的写作和拼写。
这些变化一般统称为革命（inkɪlâp）。与许多革命分子一样，凯末尔主义者开始也是改革者，他们曾经力图挽救苏丹国，使其脱离侵略者和占领者的魔掌。后来，他们才逐渐清醒，意识到陈腐的君主制已经无法补救。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革命。土耳其人在没有闯入王宫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将苏丹赶下了台，他们攻占的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领土。他们接受议会制共和国仅仅是为了拥戴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已超越了对苏丹的忠心。每一栋政府大楼都挂上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画像，新闻媒体也记录报道了他的一言一行。他是国父，是第一公民，是土耳其人理应学习的至高榜样。他经历过短暂的婚姻，虽说在担任总统的漫长岁月里，他无暇顾及儿女私情，没有“第一夫人”，也没有亲生骨肉，但是他认养了七个孩子。人们至今仍对他完整的养子名单，而不是那些受他保护和资助的人争论不休。名单上年轻女性占了大多数，她们雄心勃勃、能力出众，堪称土耳其新女性的典范，这些特质似乎打动了总统。
他凭借深邃的蓝眼睛和超凡的性格魅力成为全世界最迷人的国家元首。他是那个年代最常出现在各大国际杂志封面的领导人，他的穿着总是时髦、整洁。他习惯深夜饮酒，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与人交谈，这让他声名远播，人们认为他就像是不知疲倦的变形金刚，用尽各种方法把古老且神秘莫测的帝国拽进了20世纪。现在，政府不再强迫私营企业公开悬挂他的画像，但是许多店主和餐馆老板还是会把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照片印在泳衣或舞池上，他们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向这位革命发起人致敬，这场革命绵延不绝，持续了近百年，而且似乎仍在继续。直至今天，反政府示威者走上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游行，他们仍然会挥动印着凯末尔肖像的旗帜，绑着写有“国父，我们追随您的脚步！”（Atam izindeyiz）的发带。城市年轻的中产阶级既是保守分子又是革命派，这是对他的精神遗赠至高无上的证明。他们回顾穆斯塔法领导下的早期世俗共和国的传统，从而反对伊斯兰教的道德束缚，对抗土耳其亲宗教的执政党在2003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限制。布尔什维克甚至都没有想过一场革命会这样持久。
独立战争时期，虽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头衔加齐代表着伊斯兰大元帅，但凯末尔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发展更侧重于公民与政治，并不带有那么强烈的军事色彩。凯末尔主义包括六大支柱，他创立的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党旗上六支箭头就象征了这六项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革命主义。前五项原则主要得益于法国共和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既是1908年以后青年土耳其党效仿的对象，也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同伴从发动战争向国家建设过渡的原型。土耳其不是全世界第一个伊斯兰教共和国，这一荣誉属于阿塞拜疆。俄国内战期间，阿塞拜疆在布尔什维克军再度征服之前曾一度独立。但是土耳其的独特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实现完全民主，它仍然承诺建立代议制政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和人民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直至穆斯塔法·凯末尔去世十几年后，选民才能够直接选举议员。政府的职责还包括防范宗教享有特权，关注人民的真正利益，使国家体系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
凯末尔主义者与其他革命分子一样，也刻意抹去了他们不想流传后世的历史。在他们书写的新胜利故事里，对手只有受本土阴险狡诈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挑唆的协约国。在他们眼中，凯末尔主义革命在安纳托利亚的推进轻而易举、一往无前，只遇到了一些由不满和无知造成的小障碍。他们记得，国民军英勇无比地从安卡拉长途跋涉到爱琴海海岸，恢复了土耳其自然疆界内的地方主权，这些地区差不多恰好与1918年穆德洛斯停战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范围重合。
话虽如此，可事实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冲破千难万险才战胜了一系列内部对手，而凯末尔主义只是这些成功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他获胜的原因。党旗上的箭头不只代表建设新国家的原则，更重要的寓意是瞄准特定利益的武器。1923年，外交观察家指出[6]，穆斯塔法·凯末尔当时的部分敌人包括：
所有年长的土耳其人和苏丹支持者；
所有被凯末尔撤职的将军；
所有没被选入新议会的老代表；
所有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曾经的中坚分子……
所有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反目的人，以及他嫉妒或嫉妒他的人……
所有相比安卡拉，更喜欢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的人；
所有乌理玛、伊玛目和阿訇（穆斯林神职人员）……
所有没有薪俸的平民，所有没有工作或者无法找到工作的复员军人……
伊斯坦布尔任何人都可以编出类似的名单。穆斯塔法·凯末尔战略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借刀杀人，促成对手之间互相攻击。他有本事在战争和占领催生的政治真空中，把某些手段最残暴的枭雄拉入自己的阵营。一大群背景各异、冷酷无情的人物自此汇入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行伍，比如阿里剑和奥斯曼瘸子等人，他们的游击战术主要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武装部族、占领军队，以及相关平民百姓。凯末尔主义者虽摒弃了后来吞噬苏联的公审和大清洗，但在大国民议会的授权下，成立了以独立法庭著称的革命小法庭。七千多人被独立法庭逮捕，近七百人被判处死刑[7]。
尽管1950年之前，土耳其没有举行过直接的差额选举，但是政府允许偶尔的多政党实验，只是紧随民主开放而至的通常就是保守思想的回流。1925年春，一部有关维持公共秩序的新法律为关闭报馆、查封反对派组织提供了由头。异见人士的小型示威活动或个人行为不时被夸大为“叛乱”[8]，进而招致严厉的制裁。对国家安全不足以构成威胁的社区冲突[9]，比如1934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把埃迪尔内等色雷斯城市的犹太社区夷为平地，却在新闻报道和官方发言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八次叫板凯末尔主义政府的武装起义[10]几乎全部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该地区库尔德族人的主要叛乱表达了他们从废除哈里发制到消灭传统封建特权等积累的各种委屈与不满，这些叛乱无一不引来粗暴的镇压。军用飞机被遣去轰炸村庄，其中一架还是由总统的养女、飞行员先驱萨比哈·格克琴（Sabiha Gökçen）驾驶。1937～1938年，通杰利省的库尔德地区成了土耳其的格尔尼卡，遭遇了突然的空袭，袭击者假借反游击行动的幌子骇人听闻地对平民区实施了轰炸。不过与著名的西班牙小镇不同的是，在这里投掷炸弹的人和躲避炸弹的人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考虑到伊斯坦布尔的街景处处体现了凯末尔主义者急于抛弃的古老的伊斯兰教价值观，或许有人以为帝国故都将会成为异议的中心。然而，革命毕竟不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切，反帝、进取、否定过去，伊斯坦布尔居民发现自己对这些的忽视要多过恐惧。随着哈里发制度的废除，伊玛目和宗教学者组成的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地方关系网开始消失。越来越多识时务的宗教人士如同政府部门里雄心壮志的行政人员一样搬去了安卡拉，他们组成了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这部机器并不想根除宗教，而是要管理宗教。1924年和1925年，阿訇（seyhlislam）办公室被裁撤，穆斯林宗教法院被撤销，而且只有政府任命的神职人员可以戴头巾或穿着其他宗教服饰。即便如此，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日这一天，虔诚的信徒也必须摘下头巾向国旗敬礼[11]，这在从前是他们不可想象的行为。
凯末尔主义者借用法语单词“政教分离”（laïcité）描述了他们的概念，定义了宗教在共和国的新角色。土耳其语的“政教分离”（lâiklik）沿用了法国的解释：不是断绝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而是让国家积极控制宗教。新的国家政体要承担起管理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堂、犹太会堂等宗教设施的责任。而独立的财富来源、归属于希腊或亚美尼亚教会的资产不是被扣押，就是受到政府监管。
虽说官方宣称政教分离，可是不管个人宗教虔诚的实际水平如何，国家仍将真正标志土耳其民族的特权给予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熔炼了宗教和身份认同，评判一个人与其说是以他信仰的宗教为依据，不如说取决于他拒绝的宗教传统，因为非世俗的虔诚被认为是落后和迷信的明显迹象。如果你的祖父母是虔诚的逊尼派教徒，他们总在悄悄抱怨你喝了多少酒，那么这或许就可以最可靠地证明你既是优秀的共和党人，又是善良的土耳其人。“我们这是在清除过去吗？”艾哈迈德·哈姆迪·坦匹纳在1949年出版了一本以两战间期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小说《只要心安》（A Mind at Peace），其中某个人物这样问道。“当然了，”他的朋友回答，“但只有在需要的地方才会清理。”
苏非派兄弟会或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Alevis）等其他宗教团体眼看着他们的礼拜堂被查封，或者更糟糕的是，听见别人谴责他们的信仰对国家有害。距离佩拉大街不远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卡（tekke），托钵僧承载着苏非派创始人、神秘主义诗人鲁米（Rumi）的思想进城，早在奥斯曼帝国攻陷伊斯坦布尔之前就已建成了这座苏非小屋。然而，现在却被关闭了。苏非派的长老（或称谢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几乎只要牵涉宗教信徒的暴力事件就能证明，叛逆的宗教狂热分子是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
伊斯坦布尔极具特色的人声埃赞（ezan）很难听见了。按照传统，每个区域都会安排一名穆安津（muezzin）报时，他们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可以从清真寺的宣礼塔传到本区的每个角落。这些人很宝贵，他们的声音优美动听，令人闻之精神愉悦，与此同时，天资不足的人却只能默默承受流言蜚语。1923年，伊斯坦布尔引进了公共广播系统，祷告报时一下变得简单易行。现在的埃赞总能听见麦克风电流不稳的嘶嘶啦啦声，这种噪声甚至成为宣礼的另类曲调。
1932年初，土耳其的穆安津不再用阿拉伯语高呼“真主伟大”（Allahu akbar）。作为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强制要求必须使用土耳其语呼喊“真主伟大”（Tanrɪ uludur），继续使用阿拉伯语属于犯罪行为。政府为清除旧帝国对公共空间的影响，制定了内容广泛的改革方案，包括清理土耳其语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元素，用土耳其语代替阿拉伯语宣礼就是其中一项。中亚游牧民族的天神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作真主（Tanrɪ），这个单词从咽喉部位发出的元音和音调同样也是在向一个民族主义幻想致意：现代土耳其人真正的祖先曾是骑着矮马以雷霆之势在欧亚大草原驰骋的游牧部落。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人山人海，大批民众赶来听土耳其语的首次宣礼。城内其余的五个大清真寺也纷纷效仿[12]，开始用土耳其语宣礼。在吉庆夜[13]，在斋月里纪念发现《古兰经》的神圣夜晚，七万人挤进圣索菲亚大教堂清真寺（Hagia Sophia mosque）或聚集在周围，聆听伊斯兰教第一次全程用土耳其语完成的祷告。在新共和国，真主[14]也被国有化了，从早到晚，一千二百名接受了再教育的穆安津宣告了这一事实。
凯末尔主义像跳过奥斯曼帝国一样，也跃过了伊斯坦布尔。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宣布共和国成立前，一直刻意避开这座城市。1927年7月1日，凯末尔自独立战争以来第一次抵达伊斯坦布尔，他乘坐从前苏丹的游艇“埃尔图格鲁尔”号（Ertugrul）[15]停泊在已是总统官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前。街道两旁插满了旗帜，每家每户的阳台上也都悬挂了旗布。此后，每年夏天，他都要迎送宾客政要，用世俗和共和的形式再造苏丹每周列队前往清真寺的仪式。
每年观看总统的游艇和小船队过海，就像关注沙丁鱼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迁移一样令人期待。不过除总统的夏日假期以外，伊斯坦布尔和它所代表的旧帝国的特质并没有渗透进更多新的民族意识。尽管绕过了五百年历史的伊斯兰帝国主义，但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仍是土耳其人自然演进的延续。土耳其教科书告诉新一代学生，哪怕他们的祖父只是萨洛尼卡的菜贩或萨拉热窝的裁缝，突厥部族也是他们远古的先祖。20世纪30年代，“太阳语言理论”深受土耳其语言学家推崇，这个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是原始突厥语的衍生体。从赫梯人开始，当今土耳其的古代居民同样可以被纳入这个大家庭，他们都是东方原始突厥部落的入侵者在此处生根繁衍的后裔。
所有这一切都蕴含了个人与集体想象。穆斯林的祖先诞生在安纳托利亚，也有来自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里米亚、希腊等旧帝国偏远地区的移民。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家庭几乎没人想用“土耳其人”来形容自己，这个标签一般指乡巴佬，他们觉得骑驴更自在，田间地头的生活比伊斯坦布尔的复杂环境更舒适。这个单词代表的正是开明的奥斯曼人最鄙视的帝国愚昧的、流动的、不怎么忠诚的农民，他们就居住在安纳托利亚最黑暗的边远地区。一个人可以是穆斯林，可以是苏丹的国民，但没有人想要成为土耳其人。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伟大创新是把贬义的标签提升为新的国籍，这个创新源于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家、作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的理论基础。实现国民革命的理想意味着每一位新公民都要做出个人承诺。“我是土耳其人，”小学生每天的课程开始都要吟诵，“我诚实而勤劳。我的行为准则是保护幼小，尊重长辈，爱祖国、爱民族要胜过爱自己。我的追求是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愿我的一生都是对土耳其的献礼。”这段誓词与其说是效忠的誓言，不如说是自我改善的承诺。没有几个国家经受了革命的考验，目标看起来却是如此普通，创立新土耳其，创造新土耳其人，换句话说，就是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英雄和民族语言。这也恰恰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相信帝国残余的多语言、多宗教的国民需要在某个灵魂人物的指引下慢慢步入现代化。
这个国家被誉为幅员辽阔，拥有众多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如同承认信奉同一个真主这般简单的行为，库尔德、切尔克斯或阿尔巴尼亚出身的穆斯林只要声明信仰新的民族主义，就可以参加国家建设项目。193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建国十周年的讲话中说：“‘我是土耳其人’，说出这句话的人有多么幸福。”（Ne mutlu Türküm diyene）这句话成了凯末尔的名言之一，被刻在各处纪念总统的石碑上。这句话既是陈述，也是警示。虽然土耳其公民是一种荣誉，而且无论宗教或民族传统，宪法把所有的土耳其公民都定义为土耳其人，但是如果你声称自己在种族意义上也是土耳其人，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更加轻松。即便你是希腊或亚美尼亚基督徒，只要能正确回答有关1923年之前父母的身份问题，或者对此问题保持谨慎的缄默，你也可能获得同样的赞许。
土耳其民族性（Türklük）不仅成为一个身份，而且变成一种完整的生存方式。这一脱离实体的民族特质既离不开个人生活，又超脱于个体之外，它是个人自我完善的抱负，也是神秘的集体意志的图腾。过去，污蔑苏丹是犯罪，大多数专制君主同样也认为大不敬（lèse-majesté）必须受到惩处。现在，土耳其民族性取代了苏丹的地位。写了错误的报纸文章，发表了错误的评论，甚至穿了错误的衣服都是对土耳其民族性的侮辱，犯错的人都必须接受罚款或被带到法官面前接受审判。至今，同样的罪行还一直以不同的形式被庄严地写在土耳其法律里。
奥斯曼帝国是受传统约束的王朝统治，它的领土从巴尔干半岛一直绵延至伊朗边境，可它大部分的人口和财富却完全分布在欧洲大陆：多瑙河沿岸肥沃的平原，保加利亚高地的葡萄园，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的山谷牧场，以及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的银矿。相比之下，土耳其共和国[16]虽说是强调现代性和进步的国家，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领土变动，土耳其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现在都位于安纳托利亚，这片人烟稀少的腹地远比苏丹统治时期的许多地区贫穷。土耳其人原本可能想要向西迁移，可是土耳其政府却转向了东部。
1927年，伊斯坦布尔迎来了城市改变最重要的证据。10月28日清晨，城市上空阴云密布，加拉塔大桥往常都是黑压压的路人，这一天却没什么人经过，只能看见几个人紧张不安地盯着桥廊的入口。一名美国外交官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佩拉宫。“我醒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沉寂[17]。听不见路上行人的吵闹，也没有汽车喇叭或者有轨电车的声音。”他报告说，“透过窗户，我看见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街道上巡逻。”那个星期五，伊斯坦布尔就像是一座死城。
晚上10：15，分秒不差[18]，三门大炮突然齐响。人们从洋房、公寓里蜂拥而出，出租车沿街疾驰，电影院、咖啡馆开业，商店也拉起了卷叶门窗。不到半个小时，佩拉大街人头攒动。城市生活迅速恢复了喧嚣，伊斯坦布尔人像被释放的囚犯一样四处走动。
这一整天事实上都是精心策划的。土耳其政府聘请了比利时统计学家卡米尔·雅卡尔（Camille Jacquart）来指导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个国家的居民以前从来没被系统地统计过，按照雅卡尔的要求，人口普查的调查问卷以及明确的行为管理规定都印刷在报纸上。从早晨六点整到晚间炮击解除信号，这段时间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家，甚至参加周五礼拜也不行。人们不可以帮助邻居灭火，不可以逛商店或去餐馆，不可以乘汽车或火车旅行，也不可以解开港口船只的锚索。几千名志愿者负责执行这次统计调查，他们爬楼梯，钻小巷，敦促人们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诚实完整地报告自己的年龄、性别、母语、宗教、疾病、职业、国籍等信息。
不到一周，初步结果就出来了，统计结果非常惊人。先前估计土耳其人口[19]在700万到900万之间，但是人口普查得到的数字显然大得多：土耳其约有13648270人，其中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刚刚超过69万，还有差不多30万人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土耳其境内色雷斯的楔形区域。从1914年开始，全国由于战争导致的死亡、疾病、驱逐和迁移，大概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比奥斯曼帝国末期要少[20]，但是相比共和国的其他城市中心，它的人口损失并不算多。土耳其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21]，而且在排名上与伊斯坦布尔最靠近的城市——伊兹密尔——的人口规模还不到它的四分之一。安卡拉作为政府所在地已经四年了，但仍然只有74553人住在那里。
记者称赞全国人口普查是土耳其发展的里程碑。统计局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完成这一现代治国的复杂壮举。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在欧洲、地中海东部和阿拉伯半岛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却提高了土耳其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像《民族报》所言[22]，人口普查表明，共和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即1170万人是“纯粹的土耳其人”。也就是说，土耳其在民族上与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完全不同。这是个值得怀疑的结论。经过几个世纪的帝国大一统，还有十多年的激烈战争和人口流动，土耳其的基因库里早已汇合了各种基因。但是共和国能说服这么多人承认自己在民族意义上是土耳其人，也确实证明了凯末尔主义者建设国家的实力。
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伊斯坦布尔[23]居住着大约44.8万名穆斯林、9.9万名东正教徒（主要是希腊人）、5.3万名亚美尼亚人和4.7万名犹太人，还有近4.5万名其他非穆斯林民众。除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库尔德地区，伊斯坦布尔目前是整个共和国唯一一个有相当多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共和国所有正常开放的希腊和亚美尼亚教堂、犹太教会堂、修道院、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和新闻媒体几乎都在这个城市。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纪念碑被炸毁，或者说是经允许被夷为平地，这都是政府有意识地消除种族大屠杀的残迹。穆斯林接管了爱琴海沿岸希腊人的资产。甚至拥有独特语言和传统的库尔德人最终也被共和党理论家简单地归入某类土耳其人。独立战争胜利至今未满十年，庞大的帝国遗产——多宗教、多语言、多种族和多传统的悠久历史——已被简化为一座单一的城市。
凯末尔主义改革方案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实验，它把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整个欧洲现代史压缩到了短短几十年。生活节奏加快了，土耳其人一边建设新祖国，一边全力以赴向前跑。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两周前，安卡拉被正式定为新首都，国计民生的中心立刻发生了转移。无线广播电台、歌剧、芭蕾、交响乐、有影响力的报纸以及外国大使馆紧跟着也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宽敞的街道和开阔的广场上建起了新的政府大楼。
伊斯坦布尔的城市规划者心里十分清楚旧都面临的核心难题，他们要做的不是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一座城市，而是如美国游客所说的，让一个承载这么多历史的地方实现现代化。安卡拉是从头打造的新首都，这里新的行政办公楼仍在建设，土耳其政府却组织了一次国际设计大赛，征集解决伊斯坦布尔未来发展问题的提案，法国城市工程师亨利·普斯特（Henri Prost）获选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总规划师。经过多年绘制素描草图、制作缩微模型和官场内斗，1939年，普斯特的构想最终获得了内阁的批准。
普斯特的方案要求减少大巴扎周边的马路[24]，拆除佩拉大街两旁的大部分建筑，把金角湾的滨海区变成工业园，在马尔马拉海沿岸建造高层的公寓大楼。如此一来，佩拉宫将有一半的窗户都面朝公路立交桥。普斯特也设计了绿色空间，但这些空间大体上都是铲除他眼中的“寄生物”后修造的整齐的漫步道，普斯特认为纪念性建筑定义了城市轮廓，而这些“寄生物”老建筑并没有那么重要。他还以巨大、崭新的“共和国纪念碑”为中心，设计了一片专用于军事队列游行的平坦空地，以此来取代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周边杂乱的建筑物。
普斯特突发灵感，想要原封不动地呈现老城的全貌，保留半岛上绝大多数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他坚持要保护老城，主张至少要保护城区，保证这一区域不新建高层建筑，这就意味着穹顶和尖塔等标志没有改变，尤其是从海面看过来，城市还保持着原貌。塔克西姆广场是这座共和国城市的新地标，这片广场是理解普斯特总体构想的绝佳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约翰·多斯·帕索斯[25]途经塔克西姆广场，走进附近的酒店，看见一名俄罗斯女郎在台上跳着农民舞，两个穿着及膝袜和毛衫的英国女孩正低声吟唱，一班希腊杂技艺人在表演杂耍，还有一位法国女人在演唱《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选段。1928年，城市规划者清理了广场的部分区域，为共和国创始人矗立起一座青铜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的一面展现了穆斯塔法·凯末尔、伊斯麦特·伊诺努等新国家的缔造者头戴阿斯特拉罕羊皮帽、身着独立战争时期军装的风采，另一面浮雕则描绘了他们穿西服、打领带的现代政治家形象。普斯特设计塔克西姆广场原本不是要竖立丰碑，而是为更多的汽车腾出空间，结果就是这片沥青和混凝土浇筑的旷阔平地成了城内主要的地铁站、干道枢纽和露天公交站。2013年，基础交通工程开启，对广场进行了彻底的改建，而在此之前，步行横穿塔克西姆广场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普斯特如果看见他的规划[26]最终变成一盘现代派大杂烩或许会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提出的水准测量和城市分区重构的方法，虽然他自己认为在建筑结构上无足轻重，却一直为后来的建设者所沿用。塔克西姆广场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Atatürk Cultural Center）最终落成，整栋建筑看起来就像空调装置的背面，还有塔克西姆马尔马拉酒店（Marmara Taksim），也只能算是一家比苏联国际旅行社招待所稍微时尚一些的酒店。在这个区域，保留至今的空间只有加济公园（Gezi Park），这片狭长的绿地是奥斯曼帝国军营的旧址，普斯特原本打算推倒这些“寄生物”，建造一处规整的传统花园。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号角叫停了普斯特规划的全面落实。1951年，普斯特主动请辞，不再担任总规划师。佩拉大街以及古老的博蒂尚公园周围的大部分区域得以保存下来。战后，城市改良者回归，他们为给廉价的多层公寓楼腾出地方，缩短了深入老城中心的公路，推倒了奥斯曼帝国的木屋，尤其是在贫苦地区。博蒂尚公园消失了，佩拉宫四周都是反光玻璃包裹的高层建筑。普斯特的捍卫者指责这些损失都是因为没有全面遵照他的设计蓝图，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青睐推土机的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的领导下，零敲碎打的建设造成了许多遗憾。但是如果在穆斯塔法·凯末尔担任总统的那几年，清除与重建的革命冲动横扫伊斯坦布尔，我们可以想象建筑瑰宝以及附近杂乱的街区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21世纪初，土耳其政府才开始以某种近乎普斯特式的热情重新打造伊斯坦布尔，却没有借鉴普斯特保留古城特色的设计优势。
现代性和文明是共和国早期的口号，当得知城市无法表现其复杂性和严肃性时，本地媒体发起了主动进攻。比如，1929年，城市举办的大型游客舞会上的最大特色是围着火盆、水烟和沙发跳肚皮舞的妓女。《民族报》谴责了这一事件的恶劣影响，并且敦促市政府制止此类伪奥斯曼式的轻浮之举。“土耳其民族风俗的表现方式应符合最文明的西方国家的习惯，如此逾矩的轻浮是无礼的冒犯，”[27]一篇社论怒斥，“无论谁容许举办这种唯利是图的化装舞会，共和国的警察和共和国的法律都应对其严加惩处。”这个问题与性许可证无关，而是观念引发的麻烦，人们认为挖掘过去是对凯末尔主义者承诺的进步与革新价值观的公开侮辱，而这些价值观在改变土耳其女性生活的运动中宣扬得最为热切。
[1] Sperco，L’Orient qui s’éteint，131-32.
[2] De Paris à Constantinople，185.
[3] Orga，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223.
[4]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Dec.19，1926-Jan.1，1927，p.17，NARA，RG59，M353，Reel 75.
[5]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Aug.15-28，1926，p.24，and Dec.19，1926-Jan.1，1927，p.15，NARA，RG59，M353，Reel 75.
[6] Henderson to Vansittart，Oct.31，1923，NAUK，FO 794/10，ff.5-6.
[7] Findley，Turkey，Islam，Nationalism，and Modernity，253.重新评价初期的凯末尔主义现在是土耳其历史学家的一大主题。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是许理和（Erik J.Zürcher），我引用的他的著作在参考书目里有标注。
[8] Brockett，“Collective Action.”
[9]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61-70；参见Bali，1934 Trakya Olaylarɪ.
[10] Findley，Turkey，Islam，Nationalism，and Modernity，251.
[11] Ostrorog，Angora Reform，74.
[12] “6 Camide Türkçe Kur’an，” Cumhuriyet，Jan.29，1932；及 “Türkçe Kur’anla Mukabele，” Cumhuriyet，Jan.30，1932.
[13] “70 Bin Kisinin Istirak Ettigi DiniMerasim，” Cumhuriyet，Feb.4，1932.
[14] 有关阿拉伯语宣礼的禁令尽管是不定期执行，却一直持续到1950年。见Azak，“Secularism in Turkey.”
[15] Mango，Atatürk，460-61.
[16] Pallis，“Population of Turkey，” 441.
[17] Richardson to Grew，Oct.29，1927，p.1，NARA，RG59，M353，Reel 57.
[18] 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8，1927，pp.1-2，随附 “Communiqué of the Stamboul Vilayet Indica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ensus Shall Take Place on Friday，October 28，1927；” 以及 Richardsonto Grew，Oct.29，1927，all at NARA，RG59，M353，Reel 57。
[19] Pallis，“Population of Turkey，”440-41.
[20] Sevket Pamuk，“Economic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Turkey：Is the Glass More than Half Full？” in Kasaba，ed.，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275.
[21] Türkiye Istatistik Yɪllɪgɪ：1950，41.
[22] 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8，1927，p.5.
[23] Shaw，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and the Turkish Republic，287.
[24] 详见Gül，Emergence of Modern Istanbul，98-106；F.Cânâ Bilsel，“Henri Prost’s Planning Works in Istanbul（1936-1951）：Trans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a City through Master Plans and Urban Operations，” 以及同上，“European Side of Istanbul Master Plan，1937，” 均见Imparator-luk Baskentinden，101-65，245-76.
[25] Dos Passos，Orient Express，in Travel Books and Other Writings，136.
[26] 讽刺的是，政府意图重建旧军营、取代加济公园的计划备受指责，拯救加济公园甚至成了2013年夏大范围反政府示威活动的灵感来源。土耳其政府坚持声称，公园的改建方案其实是历史性修复，超越普斯特的规划，恢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真实原貌。民众却认为这是肆意破坏。
[27] 引自“Review ofthe Turkish Press，” Mar.7-20，1929，p.23，NARA，RG59，M353，Reel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