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兆门

英勇的行动总是看似平淡无奇。巴拉斯从佩拉宫发送的电文只是一个复杂的官僚谜题。救援与逃生的关键全都在于填写表格、整理官方文件、协调运输公司、安排修理船舶发动机，还有持之以恒地追逐着土耳其官员，与解决问题相比，他们显然对摆脱麻烦更感兴趣。

生存需要预先计划，而计划之前需要完成许多文件。战争、占领和暴行封锁了斯罗维斯一家人文件传送的通路。然而，许多犹太人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获得进入土耳其的许可证，然后继续前往巴勒斯坦。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占领区之外，还有一堆繁复和令人恼火的技术问题，包括说服政府——哪怕是通过合情合理的合作关系——允许人们离开。“从希尔施曼与我收到的电报来看^[1]，在战争难民委员会印象中，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一直是土耳其政府方面不愿配合。”1944年3月，斯坦哈特大使给华盛顿写信说道：“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头疼的问题是巴尔干半岛的轴心国当局拒绝让犹太难民离境。”

如同当年“斯特鲁玛”号不幸遇难的乘客一样，罗马尼亚成了越来越多犹太人匆忙选定的目的地。一些人原本就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公开居住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等城市，挨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另一些人被驱逐或者被拘役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罗马尼亚政府在这片强占的乌克兰领土上建立了营地和社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还有一些人从波兰等德国的直接控制区一路向南逃到罗马尼亚。

尽管罗马尼亚与纳粹党结了盟，柏林依然不断向布加勒斯特施加压力，催促他们围捕犹太人，并送到德国人管理的集中营，不过这个国家战前的社会生活仍然相对安全。战争将四面八方的犹太人汇聚在罗马尼亚，而吸引他们前来的正是这个国家政府的规定，罗马尼亚官方同意签发出境证明，必要时还会发放护照，正式批准犹太人的移民申请。这是许多国家监视公民跨越国际边界来来往往的常规做法，但在迫害和逃亡的大背景之下，却为犹太人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后来，土耳其政府不再要求持有合法移民证的犹太人必须取得过境签证，但是罗马尼亚政府仍然坚持，移民临走前必须出示特定的出境文件。自1938年以来，罗马尼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反犹太法律，剥夺了许多犹太人的国籍，这些犹太人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国家，必须申请恢复或证实他们的国籍。当时的官老爷们尽职尽责地保留着所有记录，就像现代的移民官一样，可以完整地告诉你，某个人从哪个机场出发，具体什么时间离开。

一个犹太人申请离开罗马尼亚，至少需要提供^[2]下列文件资料：

一张近照；

一份申请人的自述，包括出生日期和地点，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鼻子、额头、嘴和下巴的形状，以及是否有胡须；

一份证明，证实申请人没有未决的法律案件；

两位证人的担保，证实申请人的身份、父母、出生日期、住址，以及确实是犹太人；

一份宣誓书，证实上述两位证人的身份；

一份财政部的证明，证实申请人过去五年内没有拖欠税款；

一张需申请人签名的特定表格，明确请求获得离开这个国家的许可。

这份资料清单最后一个要求最无礼。表格要求申请人^[3]签署一份简单的声明，如下：

按照本文件要求，我，签字人__，住址__，在此郑重声明，我同意，如果获得护照并且离开这个国家，我和我所有的家人将永久移居国外。

官方措辞掩盖了一个有悖常理的事实：犹太申请人可以恢复罗马尼亚国籍，但条件是他和他的直系亲属不再踏进这个国家。

除了罗马尼亚方面有诸多约束，土耳其政府也频频设置障碍。安卡拉的官员们忌讳救援行动的船只使用土耳其国旗，即使全部费用都由私人组织或外国政府承担，他们仍旧担心这样做会把土耳其推向同盟国的阵营，点燃希特勒的怒火。“斯特鲁玛”号事件之后，土耳其政府^[4]行事慎之又慎。安卡拉认为，倘若再出现一起海难，土耳其难辞其咎，必定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还得偿还救援工作的经费。甚至看似简单的问题^[5]，比如允许救济组织以外交使团的特惠汇率兑换土耳其里拉，安卡拉也要谨慎考虑。所以，土耳其政府采取拖延策略，拿外交磋商和官方调查当挡箭牌来回应斯坦哈特大使的援助请求是十分正常的。

1944年中，事态逐渐趋好。许多外国组织通过伊斯坦布尔持续救助犹太人，其中有犹太组织，也有美国组织，还有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救援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难民总是愿意联系尽可能多的救援组织，期待至少有一个能提供帮助。但有些时候，许多组织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结果却发现另一个组织早已经解决了。

6月，斯坦哈特大使写信跟巴拉斯说，许多团体派到土耳其的代表只停留几天，根本无法了解当地环境的复杂性。多个救援组织甚至竞价承包同一艘船，抬高了船主索要的价格。还有一些人明目张胆地参与^[6]非法移民——因为希望更多的犹太人可以离开中欧，竟然无视土耳其的移民法律——他们的行动很可能导致犹太事务局等合法输送犹太人过境土耳其，前往巴勒斯坦的救援工作被叫停。早在初春，外交部长^[7]努曼·米尼门塞格鲁（Numan Menemencioglu）就曾明确地告诉斯坦哈特，土耳其官方对伊斯坦布尔正在运作的不法活动了如指掌，政府轻易就能启动方案叫停这些行动。出于这个原因，巴拉斯^[8]一直谨防趟入非法移民（aligahbet）这摊浑水。他尽可能通过光明正大的合法途径，争取更多的犹太人能获得官方过境签证和巴勒斯坦移民证。

救援工作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信息都是其中影响生存的重要因素。如果你知道家人和朋友在哪里，又知道如何联系他们，而且能动用必要的资源收集到很容易遗失或毁坏的正式文件，那么你的亲友安全逃离的机会就能大幅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巴拉斯和希尔施曼经常走出佩拉宫和公园酒店，穿越塔克西姆广场，直奔哈比耶（Harbiye）区的原因，他们要去圣神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Holy Spirit）打探消息。

哈比耶这个名字的词根是“战争”，但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没有和平安全的地方。哈比耶以前是奥斯曼帝国军事训练学院的场地——也是名字的由来——走出了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多位苏丹帝国的陆军精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占领部队也曾经把这里选作他们的总部。这片区域和金角湾北部大多数的城郊高地一样，从奥斯曼时代就是非穆斯林民众的聚居地，混杂了基督教堂、墓地、商铺和出租屋，这一切都不安地与营房和练兵场比肩而立。协约国占领时期，查尔斯·哈林顿将军修建办公室的时候，在附近发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亚美尼亚公墓，他下令把墓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并且用旧墓碑垒成了^[9]临时的露天看台。英国官员常常坐在看台上一边享用点心，一边观看业余的板球比赛。

哈比耶区不仅在地理上远离老城，在文化上也有很大差别。土耳其小说家皮雅米·萨法（Peyami Safa）在1931年出版的名作《法提赫-哈比耶》（Fatih-Harbiye）中就对比了金角湾南部穆斯林聚居的法提赫区和北部高地之间在传统上的差异。虽然越来越多世俗的穆斯林搬进了哈比耶区的高层住宅和新建公寓，但这片区域最著名的还是基督教的企业、学校和教堂。1846年，奥斯曼政府在这片划拨的土地上建成了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天主教堂。这里是一个族群精神领袖的所在地，这个城市群体至今仍被称为拉丁人或者黎凡特人。

伊斯坦布尔的黎凡特人能够融入不同的文化，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未在祖国生活过。教区居民有阿拉伯商人、马耳他银行家和意大利金融家。他们的母语通常是法语或意大利语，但天生会讲多国语言，是奥斯曼人与地中海东部的基督教徒长期交流往来的产物。其中一些人来自富裕家庭，集中居住在佩拉区的别墅和公寓。他们是“一个奇怪的群体”^[10]，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说道：“孤立但又举足轻重，通晓多种语言，共同身份是经济中间人，齐心协力地连通了土耳其生产商和欧洲市场。”传记作家齐亚·贝的话语更加直截了当，反映了穆斯林的普遍观点。他说，这些黎凡特人^[11]“毫无特点……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和花钱，他们愿意售卖任何东西”。尽管如此，齐亚·贝轻视的黎凡特人只是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1927年，土耳其共和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12]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只有不足23000名^[13]黎凡特人，其中三分之二还是外国公民，而且此后一直稳步减少。

中东的天主教群体一直保留着教会历史的早期传统。1054年，基督教界大分裂，这些如今贴着正统天主教标签的教会——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罗马尼亚东正教等——决定坚持遵守圣统制，与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相关联。他们摒弃了罗马主教主张的普世权威的理念。不过罗马方面也发现，他们在东方世界越是大声宣扬普世权威，东正教的地位就会越巩固，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冷落了原本忠诚的教会，让它们发展出各自的传统。这就是伊斯坦布尔很像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原因。这座城市修建的教堂各式各样，从亚美尼亚天主教到叙利亚天主教，再到拉丁天主教（即罗马天主教），而这些教会在西方都只是被简单地称为天主教。天主教广泛吸纳了多种东方形态，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礼拜仪式、法衣和等级制度，一些教会甚至还允许教士结婚。在这层意义上，黎凡特人虽说是纯粹的罗马天主教徒，但或许也算是天主教内部最东边的西方人或者最西边的东方人。

教皇行事一贯轻慢，没有收获这些天主教徒的忠心。这正是为什么宗座代表——教皇在土耳其的个人代表——最后会定居在相当偏僻的哈比耶，而不是在佩拉这个古老的基督教区安身立命。圣神主教座堂在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吸引人的天主教堂。灰泥外墙镶嵌着一幅委婉有趣的马赛克图案，一只鸽子俯身飞下，众多信徒的头顶升腾起火舌。庭院里，紫藤和常春藤蔓生。这座大教堂缺乏建筑上的吸引力，却从世俗权力中得到弥补，所以1943年初冬，查姆·巴拉斯一直竭尽全力地接近这里。

尽管巴拉斯从大教堂走到佩拉宫的电报站不过半个小时，但是外交礼仪要求他通过适当的渠道。他给宗座代表的首席秘书维托雷·瑞吉（Vittore Righi）写信，希望安排他会见宗座代表。他本来在1月就获得了准许，但是由于彼此的客套和请求的转递，这次见面拖延了几个星期。

1943年2月12日^[14]，巴拉斯在佩拉宫大堂接到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伊萨克·赫佐格（Isaac Herzog）警告他，意大利的犹太人正面临“极度危险”。他敦促巴拉斯尽快联络教宗代表，看能否为此做点什么。原本的救援计划并不包括让意大利的犹太人进入伊斯坦布尔，巴拉斯已经在竭尽全力地为东欧被围困的大批犹太人安排通路，但他还是希望有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教会领袖可以代为向罗马教廷求情，无论如何，他目前还有另一个话题可以吸引梵蒂冈代表的注意。

即使整个欧洲的犹太群体面临灭顶之灾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仍然审慎地选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立场。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不再公开支持同盟国的目标，因为这会让他和苏联站在同一个阵营。他担心希特勒的军队会侵扰罗马和梵蒂冈城，因此尽管梵蒂冈的外交人员明知轴心国在波兰和苏联占领区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对待解决德国暴行这个问题依然言语谨慎。平等对待交战双方成了庇护十二世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他解释说，如果提到暴行^[15]，他不能谩骂纳粹，同时绝口不提布尔什维克……”罗马教廷的美国代表小哈罗德·H.蒂特曼（Harold H. Tittmann Jr.）说，“他表示，他‘害怕’有依据可以证明同盟国残暴的行为，但是我相信，他也感觉到其中有一些是夸大其实的宣传。”

巴拉斯对罗马教廷的立场心知肚明，这就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接近教宗代表时这样小心的原因。经过连番的交涉和持续的努力，1943年春，巴拉斯终于通过共和国大街（Cumhuriyet Avenue）不远处的小门廊，见到了享有森布瑞亚荣誉大主教、驻土耳其和希腊宗座代表这样尊贵头衔的人物。

安吉洛·朱塞佩·兰卡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主教待在伊斯坦布尔的时间比巴拉斯还要长。自1934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宗座代表，他非常喜欢这份前途无量的神职事业，不过他也具备巴拉斯最感兴趣的核心品质：致力于全球的社会运动，发挥教会的作用。

兰卡里出生于1881年，与穆斯塔法·凯末尔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家乡在意大利的贝加莫附近，他是佃农的儿子，家中还有十二个兄弟姐妹。这样的大家庭出现一个神职人员原本十分正常，但是兰卡里似乎对神学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在本地神学院完成学业后，获得奖学金前往罗马进修，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1904年，他被授予神职。他返回贝加莫，担任当地主教的秘书，第一次真正接近了教会高层。贝加莫作为进步社会思想的中心，认为教会应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用于提高教区居民的个人收益，以及推动发展更加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

作为本地主教的重要心腹和顾问，兰卡里直接跨入了进步教义的主流之中。他的组织经验也让他获得了教会高层的关注。1920年，他被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升任为万民福音部（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主管，这个职位为他增添了管理意大利和海外传教士的国际经验，让他有机会去意大利之外的地方任职。1925年，他被任命为大主教和教皇代表，派驻保加利亚；1931年，兰卡里同时说服教会和保加利亚政府将这个职位升至宗座代表的等级；三年后，他又被调任为罗马教廷驻伊斯坦布尔的宗座代表。

兰卡里很喜欢土耳其人，很快就爱上了土耳其。他在保加利亚待了十年，已经成为东南欧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专家，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新的工作。他开始学习土耳其语^[16]，这门复杂的语言几度让他认为这项学习计划是某种形式的苦修。然而他真正的挑战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政治。“我在土耳其的工作并不轻松，”^[17]兰卡里在日记中坦言道，“这里的政治局势使我做事束手束脚。”

宗座代表在教会外交圈中的角色十分微妙，他没有合法的外交身份，与官职更高的教皇大使不同，他不能代表梵蒂冈发言。兰卡里把主教会设在了土耳其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徒居住的伊斯坦布尔，而且他待在这里，有时还能避开安卡拉的外交阴谋和政治权力。土耳其政府意图^[18]将世俗主义扩展至国际领域。兰卡里和土耳其外交部长米尼门塞格鲁之间的所有通信都被认为是个人交流，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外交函件。1939年，兰卡里联络^[19]土耳其外交部，正式宣布教宗庇护十一世逝世、庇护十二世继任的消息，外交部的回应却是，此事纯属宗教问题，并不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土耳其政府明令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穿戴宗教服饰，所以兰卡里与其他教士一样，只能常常把他的教士衣领留在衣柜里，而且即使在他的辖区，兰卡里也没有超越主教的特别行政权，他唯一实用的工具就是道德劝说以及和罗马教廷的直接联络渠道。兰卡里身处这样不利的环境^[20]，丰富的地方经验和当地人脉帮助他扫清了不少障碍，他“机智老练，能力出众”，法国大使这样形容他。

巴拉斯第一次接触兰卡里没有文字记录，但是推测他大概向这位宗座代表提起了早先与瑞吉（Righi）通信时论及的几个观点：犹太事务局正在加倍努力，让犹太人离开被占领的欧洲；教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谴责纳粹在整个欧洲大陆犯下的暴行；教会可以扮演特殊的角色，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关系，确保犹太人可以获得离开原籍国、过境土耳其和最终抵达巴勒斯坦所需的移民文件。不管怎样，沟通渠道现在打开了。1943年整个春夏两季，巴拉斯要么亲自拜会兰卡里，要么通过瑞吉给他递送文件。6月，巴拉斯向耶路撒冷汇报新近的工作进展：“今天有幸得见声名显赫的宗座代表，他正在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21]

巴拉斯的要求既直白又具体。他一再请求兰卡里调动资源，敦促罗马教廷更加强势地反对迫害犹太群体，并且利用梵蒂冈的关系帮助个别家庭逃命。事实上，巴拉斯和兰卡里是互相帮助的关系。鉴于过去在保加利亚的经验，兰卡里早已听说有些家庭想要逃离。很多时候，他也会要求^[22]巴拉斯跟踪打听索非亚等地的某个人是否收到了移民文件。11月，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23]写信向兰卡里致谢，他说，感谢“您对巴拉斯的工作频频伸出援手，帮助了我们可怜的兄弟姐妹”。

然而，另一个危机正在悄悄靠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轴心国颁布了严苛且歧视性的反犹太法律，关闭了犹太人的企业。他们在占领区无所顾忌地残杀犹太人。希特勒瓜分东欧的时候，匈牙利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几片区域，罗马尼亚拿走了乌克兰包括战略要地敖德萨在内的大量土地，保加利亚则占据了马其顿和西色雷斯的部分地区。这三个国家对占领区的外籍犹太人实施了围捕和驱逐，其中一些犹太平民还因反对占领或协助同盟国敌军的罪名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

但是，这些政府却对本国的犹太人爱护有加。他们顶着德国的压力，坚决反对把本国的犹太人推上出境的火车，送往纳粹管理的屠戮中心。所以，总的来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犹太人逃过了大屠杀初期最严重的几次蹂躏和摧残。

1944年春，匈牙利的局势发生了改变。同盟国胜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匈牙利政府开始将触角秘密地伸向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中立国的首府。如果同盟国接受特定的条件，比如承诺苏联绝不占领匈牙利，或者在和议中放弃任何惩罚性的边界变化，匈牙利可以改变立场，不再效忠轴心国，转而支持同盟国的目标。德国情报机关对这些会谈内容一清二楚，所以德国自斯大林格勒战败，从苏联撤军后，就开始制订各种作战计划，全面入侵匈牙利。德国以这种方式制止了匈牙利退出轴心国，并且建立了一个缓冲区，防止同盟国的军队直穿东南欧。与此同时，纳粹的进攻还能够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自开战以来一直受到不合作的匈牙利政府的百般阻挠：大规模地驱逐和残杀匈牙利的犹太群体，据战前统计，匈牙利大约有72.5万名犹太人。1944年3月，在党卫军（SS）和盖世太保（Gestapo）的陪同下，国防军越过了边境，进入匈牙利。同年夏天，他们开始对犹太人发动攻击，党卫军驻布达佩斯的高级将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亲自督导了这次按预定计划实施的行动。他们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强迫犹太家庭迁入贫民区，紧接着从5月开始，他们又安排了多趟列车，把大批的犹太公民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许多犹太人到达集中营没多久，就被送进了毒气室。

此时，巴拉斯正在与希尔施曼联手施救，希尔施曼致力于依靠自己的经费和人脉，弄到黑海救援行动所需的船只，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却提出了特殊的挑战。许多犹太群体此前一直遭受迫害，但仍能保证生命安全，而现在纳粹的根除行动开场了。纳粹当局认识到同盟国政府特别关注犹太人的命运，所以布达佩斯的德国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利用这种关心，从而达到宣传和经济的目的。

1944年5月中旬，征得艾希曼的同意后，两名密使乔尔·布兰德（Joel Brand）和安德里亚·久尔吉（Andrea György）被派往伊斯坦布尔，与同盟国开启秘密谈判。布兰德大名鼎鼎，巴拉斯和伊斯坦布尔的犹太特工都对他有所耳闻，他是匈牙利年轻的犹太实业家，一直积极帮助本国的犹太人逃离。同伴久尔吉也是一位匈牙利犹太人，他皈依了天主教，而且有一连串众所周知的化名。他有时叫格罗什^[24]，有时格罗斯或格雷涅尔，有时又被称为特瑞里尔，这些都是美国联络人给他起的代号：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山茱萸网络的一分子，是同盟国情报部门最有价值的线人之一。

布兰德和久尔吉带来了一个荒诞的提议：德国政府同意释放犹太人，以换取他们所需的物品。“我们打仗已经打了五年，”^[25]艾希曼在布达佩斯向布兰德提出了他的要求，“严重缺乏物资补给。好吧，我知道你想拯救犹太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育龄女性。我是理想主义的德国人，我尊重你是理想主义的犹太人。你可以带走匈牙利、波兰等地一百二十万名犹太人，他们是我用来交换的商品。”艾希曼开出的条件具体得令人吃惊。如果同盟国愿意提供二百万块肥皂、二百吨可可、八百吨咖啡、二百吨茶叶和一万辆卡车，那么德国允许限定数量的犹太人^[26]离开匈牙利。

同盟国的特工扣留了两位密使，在伊斯坦布尔和开罗对他们做了进一步的审讯，艾希曼的提议遭到了严词拒绝。同盟国政府无法容忍这个向纳粹支付血腥赎金的想法，尤其是苏联，他们担心额外的战争装备或物资补给可能会鼓励德国在东线发动新的进攻。伊休夫领导人此前就提过类似的赎金计划，他们想尽了办法，探讨了所有能让犹太人离开欧洲的方案，包括与魔鬼订立契约。然而，布兰德的使命表明了德国人的绝望。德国目前在东线节节退败，注意力全部放在战争结束之前如何尽可能多地消灭犹太人。

布兰德的使命也表明了救援行动尚未终止。尽管驱逐犹太人的速度加快了，但是逃生路线仍然可用。通过布达佩斯教堂神职人员的沟通渠道^[27]，兰卡里获悉，尚未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或许还有机会离开匈牙利，可他们所需的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证书只有在伊斯坦布尔才能获得。如果身处危难的犹太人不能赶到土耳其领取证书，那么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深入纳粹占领的国家，把这些证书送到他们手中。1944年仲夏，被德国人送到劳工营和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已经超过40万。

巴拉斯和希尔施曼此时此刻非常需要兰卡里帮助他们完成递送证书的任务。当年夏天，犹太事务局和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精心筹备，经过层层转手，终于将装有移民证书的包裹交给了兰卡里，然后由他通过教会网络送到匈牙利的犹太社区。巴拉斯委托递送证书的神职人员尽可能多地确认匈牙利犹太人的身份信息，这样他的同事就可以在伊斯坦布尔搜寻他们亲友的名字和地址，另外一些人则负责抄写^[28]布达佩斯电话黄页上所有可辨别的犹太人姓名。

6月5日，兰卡里给巴拉斯写信^[29]说道：“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您交给我转递匈牙利犹太人的移民证书正经由一位可靠的信使送往布达佩斯。”“幸亏这些文件”^[30]，巴拉斯第二天回信说道，匈牙利的难民“有救了”。但兰卡里并没有向他的罗马上级汇报。匈牙利的驱逐开始之前，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就已经把德国人大规模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告知了兰卡里，兰卡里向梵蒂冈转发了这份报告^[31]——两名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目击证词，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公开的答复。随后，布达佩斯的宗座代表^[32]还亲自向罗马通告了匈牙利犹太人当前的处境，然而教宗庇护十二世仍然不赞成指明犹太人是希特勒的主要受害者，拒绝谴责针对犹太人的纳粹政策。

兰卡里作为没有外交身份的宗教领袖，明显逾越了他在中立国本应遵守的规矩。他还明白自己正在积极参与一项教会曾经拒绝支持的计划：让犹太人大规模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大背景，救援和移民之间的界线——实际上还有移民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7月下旬，希尔施曼赶往普林基波岛的避暑别墅，拜访了兰卡里。“他帮助过匈牙利的犹太人^[33]，我恳请他再次施以援手。”希尔施曼在日记中写道。成千上万的移民证件虽然已经被送往匈牙利，但是现在还要准备后续运送犹太移民横渡黑海的船只。

五旬节当日，兰卡里跨步走上圣神主教座堂的圣坛，进行了一场有关战争最沉痛、最深刻的布道。“我们受主召唤，生活在狼烟四起、仇恨蔓生的痛苦时代，国家利己主义无情地牺牲了个人，野蛮残暴的行径令人类蒙辱。”^[34]就在他讲这番话的时候，犹太人正在前往巴勒斯坦的路上，他们中许多人携带的文件正是经由兰卡里的教会网络递送的。

几乎没有逃亡者看见过伊斯坦布尔的全貌。犹太人从锡尔凯吉转车开始，直至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海达尔帕夏火车站的这段时间，土耳其当局都会严密看守。这些人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熟悉周遭的环境就必须迅速赶路，等待他们的是接连不断的火车、检查站和手续。而乘船抵达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也受到类似的限制。

犹太事务局、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和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抽调了一小群积极分子，负责路途上每一站的组织和补给。与此同时，巴拉斯和他的同事们负责处理文书，希尔施曼应对政治问题，伊斯坦布尔的慈善家西蒙·布洛德（Simon Brod）则承担了其他日常事务。西蒙经历过土耳其财产税的重击，受到全城协约国和犹太特工的尊重，犹太难民到达伊斯坦布尔第一眼看见的往往就是他指尖缭绕的香烟烟雾和头顶一簇醒目的白发。

整个救援工作看似很抽象，大多是处理一些清单、时间表和电报，直至希尔施曼和巴拉斯安排的车船真正抵达伊斯坦布尔，他们才看见了这些工作的实际收效。1944年7月初，758名犹太人乘坐“卡兹别克”号（Kazbek）从黑海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这艘船的核载定员是三百人^[35]，但是根据希尔施曼的回忆，他眼看着船驶进港口，就连甲板都挤满了人。乘客名单多了256名从德涅斯特河沿岸乌克兰的罗马尼亚占领区营救的儿童。

市政府准许希尔施曼和一些积极分子在旁观看救援船的到港和起锚。难民们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物品刚刚上岸，土耳其警察就会护送他们一路赶到海达尔帕夏，登上在车站等候的列车，坐进为他们安排的二、三等车厢。基本每次运送，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都会提供^[36]食物和水——通常是几百条面包、几千个黄瓜和西红柿，以及大量的盒装香烟，这些物品即便在伊斯坦布尔也是严格限量供应。坚忍的乘客们默默地在车厢里找座位安顿下来。

突然，难民队伍中冲出一名女子，她跑下码头，打破窗户，大喊大叫，直到被人制止。有人告诉希尔施曼，这一路漂洋过海，她一直都这样疯疯癫癫^[37]，因为她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和三个孩子被枪杀。许多伊斯坦布尔的犹太居民此时此刻也涌进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四处打听他们亲属的行踪。在某些情况下，犹太事务局的官员可以进入车厢，顺带捎回某个具体家庭的消息。“不出所料，目前的情况非常糟糕。”^[38]某位打听消息的伊斯坦布尔居民随后在给犹太事务局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傍晚时分，列车终于驶离了车站，希尔施曼也准备返回欧洲区，他站在冷清的渡轮上，注视着整个城市不断点亮的灯火。他可以远眺萨拉基里奥角，瞭望托普卡帕宫的尖塔和穹顶，还能隐约看见藏在石墙和柏树林背后的内院。出入深宫后院——苏丹的私人生活区——要穿过一段装饰华丽的门廊，奥斯曼人称之为吉兆门（Gate of Felicity），而且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函件中，伊斯坦布尔也时常以德尔萨德特（Dersaadet）这个单词的变体自居。希尔施曼知道，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只是长链中的一环，这条长链无国无家，只能通向他方。他说这个世界^[39]看起来疲惫不堪。

车船现在很轻松就能抵达，往复的时间也更加规律。但是这条路线依然十分危险。1944年8月3日，夏末，“莫里纳”号、“布布尔”号和“莫弗克”号三艘船组成的护航队离开罗马尼亚港口，驶往伊斯坦布尔，每艘船运载的难民都超出了定员数量。在航行的第二天，速度较快的“莫里纳”号就已经看不见“布布尔”号和“莫弗克”号了，后来，因为引擎故障，“莫弗克”号甚至落后得更多了。

8月5日12：30左右^[40]，“莫弗克”号遭遇火力扫射，很可能又是来自苏联潜艇的攻击，重现了两年前“斯特鲁玛”号的悲剧。大口径的炮弹撕裂了木造船体，火势在甲板上迅速蔓延，土耳其船长和四名船员趁乱划着唯一可用的救生艇逃走了。

几十名乘客^[41]纵身跳入大海。袭击发生时，其余的人还在睡觉，枪声响起约半个小时后，他们就与燃烧的船体一起沉没了。“莫弗里”号只有5名乘客生还。他们紧紧抱着船体残留的一块碎片随波逐流，四个小时后，幸运地被“布布尔”号发现。其余的320名难民不是被射杀，就是被淹死。

另外两艘船停泊在靠近保加利亚边境的土耳其小镇埃格尼达，乘客们下船后，转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他们筋疲力尽，却面带释然的微笑，满心期待地倚靠着锡尔凯吉火车站的栅栏，从银质托盘中拿起形似莲花花苞的玻璃杯，大口啜饮着红茶。他们很快就会转车去海达尔帕夏火车站，然后继续开往巴勒斯坦。

“莫弗克”号沉没的时候，同盟国部队已在诺曼底登陆，苏联还在东线继续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红军首次解放了一个纳粹死亡集中营。罗马尼亚撤离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并且为避免苏联的全面入侵，还于当年夏末宣布转变立场，加入同盟国的阵营。保加利亚左翼政变后，也效仿罗马尼亚转而投入了同盟国的怀抱。

谣言盛传土耳其正在计划对德宣战。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如今空空荡荡，只剩下几条小船随着波涛起起伏伏。土耳其当局下令^[42]，要求海军军舰和民用船舶远离海岸，以防德国先发制人地发动攻击。他们还加强了防空演习，把工商企业和公寓住宅的窗帘换成了遮光幕布。

德国人在公园酒店一旁默默^[43]进餐，近旁的大堂仍有记者徘徊，跟踪报道德国的命运转折。酒店的房价跌了一半^[44]，德国人拖家带口地挤满了结账柜台，他们都想在土耳其结束中立之前尽快离开。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45]也匆匆告别了安卡拉，他从锡尔凯吉火车站启程返回柏林，他向站台上欢呼的德国人、日本人和土耳其群众不停挥舞着帽子。8月中旬，土耳其外交部宣布土德两国断交。1945年2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同盟国。

战争结束，人们仍旧通过伊斯坦布尔前往巴勒斯坦，但是船队、专列和紧急公务文件的获取工作都开始放缓，因为幸存下来的难民不再面临那么紧迫的生存威胁。曾经运送犹太人的船舶叙述了战时大批欧洲人万里逃亡的一段史诗。许多犹太人的家族史不只包含一连串祖先的姓名——能够追溯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消失的村庄和空荡荡的社区，还与不少外国船名交织在一起，这些拥挤的船只曾经运送幸存的犹太人抵达安全的地方：“米尔卡”号（Milka）、“马利特萨”号（Maritza）、“贝拉齐塔”号（Bellacita）、“卡兹别克”号、“莫里纳”号、“布布尔”号、“萨拉哈提”号（Salahattin）和“托洛斯”号（Toros），还有遇难的“莫弗克”号和“斯特鲁玛”号。这些船运送^[46]过4127名难民，更多的难民是搭乘火车，还有一小群人乘坐近海航船和小汽艇抵达伊斯坦布尔。从1942年到1945年，总共^[47]13101名犹太人途经土耳其，前往巴勒斯坦或其他目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48]之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从伊斯坦布尔过境。“移民分批次抵达（巴勒斯坦）的人数^[49]与犹太人在敌占国家的悲惨处境无法匹配。”巴拉斯的报告声称，“但是……我认为即使只有少数人逃离了……地狱，这也算是个奇迹。”

查姆·巴拉斯退了佩拉宫的房间，返回巴勒斯坦主管整个犹太事务局的移民处，没过多久就组阁形成了以色列新政府。伊拉·希尔施曼也离开公园酒店，回到了纽约，当上了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副总裁。他待在土耳其的时间不超过六个月——来来往往地维系人脉，报告工作进展，但是这段经历塑造了他，让他将余生奉献给了公共事业。联合国成立后，他成为其中一名关键的行政官员，负责处理难民问题。

安吉洛·兰卡里也离开了伊斯坦布尔。1944年，他被调往法国，就任教皇大使。这个职位要求他机智果敢，因为他最困难的一项任务是决定法国神父的命运，这些神父曾在德占时期通敌，与德国人合作。庇护十二世后来又提拔兰卡里为枢机主教，不过这一头衔更像是某种嘉奖，认可他虔诚的信仰，看重他长期的实地经验，而不是为了表明他在教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他长年身在海外，对罗马内部的运作方式和人际关系知之甚少，这让他成了教廷权贵当中的主要发言人。1958年，教皇逝世，令人惊异的是，其余的枢机主教一致推举兰卡里加冕。他很快就被改称教皇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

许多人跟随救援行动离开了^[50]伊斯坦布尔，其中至少有3994人——接近巴拉斯救助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他们都是伊斯坦布尔人，要么是世代居住的塞法迪姆犹太人，要么是已经安家立业的东欧移民。现在因为财产税、反犹主义宣传以及巴勒斯坦这条安全生命线的存在，更多的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协约国占领结束的希腊人一样，纷纷逃离了伊斯坦布尔。

1944年夏末的一个晚上，伊斯坦布尔人眼看着新一波移民潮即将涌出这座城市，公园酒店管弦乐队的大多数音乐家都停止了夜间演出。首席小提琴手^[51]弗里茨·古思（Fritz Guth）却举办了一场个人独奏会。他面朝酒店餐厅里不多的几位客人，合上了爵士乐乐谱，拉奏了几段舒伯特和莫扎特的曲子。这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最后的表演。他是维也纳犹太人的儿子，想尽办法让自己进入了巴拉斯的移民名单，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带着妻儿去巴勒斯坦了。

[1] Steinhardt to Secretary of State，Mar.3，1944，p.4，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Dispatches from U.S.Embassy，Ankara，to War Refugee Board，2/8/44-6/2/44.”

[2] Application materials of Marcel Leibovici，Romania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Passports Office Records，1939-1944，USHMM，Reel 3.

[3] Application materials of Linder Maier，Romania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Passports Office Records，1939-1944，USHMM，Reel 3.

[4] Steinhardt to Resnik，June 15，1944，JOINT，Reel 104.

[5] Steinhardt to Resnik，June 8，1944，JOINT，Reel 104.

[6] Steinhardt to Barlas，June 5，1944，JAP-IDI，Reel 1.参见Steinhardt to Pehle，May 18，1944，and Steinhardt to War Refugee Board，June 1，1944，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Dispatches from U.S.Embassy，Ankara，to War Refugee Board，2/8/44-6/2/44.”

[7] Steinhardt to Barlas，Apr.3，1944，Shaw Collection，USHMM，File 3.

[8] Kollek，For Jerusalem，44.

[9]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37.

[10] Nicolson，Sweet Waters，23.

[11]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46-47.

[12] Shorter，“Population of Turkey，” 431，433fn.

[13] Ives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14，1928，pp.7，10，NARA，RG59，M353，Reel 57.“黎凡特人”不是土耳其人口普查使用的人口类别，所以这个形容想必来自美国外交官使用的术语，一般用来描述当地的天主教徒。

[14] 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n）认为第一次会议是在1943年1月20日，但是这个日期的推断基础是巴拉斯递交给宗座代表的材料，而不是会议本身的记录。考虑到耶路撒冷发来电报的时间是2月12日，巴拉斯接到电报时，很可能还没有拜访大教堂。但是至少到5月，巴拉斯和兰卡里已经确立了一系列定期会议。Hoffmann，“Roncalli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83；Barlas to Roncalli，May 22，1943，JAP-IDI，Reel 1.

[15] Tittmann，Inside the Vatican of Pius Ⅻ，124.

[16] John ⅩⅩⅢ，Journal of a Soul，233.

[17] John ⅩⅩⅢ，Journal of a Soul，234-35.

[18] Massigli，La Turquie devant laguerre，98.

[19] Righi，Papa Giovanni ⅩⅩⅢ sulle rive del Bosforo，194.

[20] Massigli，La Turquie devant la guerre，98.

[21] Barlas to Herzog，June 12，1943，JAP-IDI，Reel 1.

[22] Roncalli to Weltmann，July 31，1943；Weltmann to Roncalli，July 31，1943；Barlas to Goldin，Aug.10，1943；Barlas to Roncalli，Aug.10，1943；Barlas to Roncalli，Aug.12，1943；Barlas to Roncalli，Mar.27，1944；Barlas to Roncalli，June 6，1944，JAP-IDI，Reel 1.

[23] Herzog to Roncalli，Nov.22，1943，JAP-IDI，Reel 1.

[24] Friling，“Nazi-Jewish Negotiations，” 405.

[25] 引自 Barlas，Hatsalah，114.

[26] Steinhardt to War Refugee Board，May 25，1944，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Dispatches from U.S.Embassy，Ankara，to War Refugee Board，2/8/44-6/2/44.”

[27] Schwartz to War Refugee Board，July 20，1944，JOINT，Reel 108.

[28]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127.

[29] Roncalli to Barlas，June 5，1944，JAP-IDI，Reel 1.

[30] Barlas to Roncalli，June 6，1944，JAP-IDI，Reel 1.

[31] Cornwell，Hitler’s Pope，324-26.

[32] Phayer，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50.

[33] 引自Hoffmann，“Roncalli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90。

[34] 引自Righi，Papa Giovanni ⅩⅩⅢ sulle rivedel Bosforo，261.

[35]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87.

[36] Barlas to Hirschmann，Aug.24，1944，JAP-IDI，Reel 1.

[37]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88.

[38] Frankfort to Goldin，July 10，1944，JAP-IDI，Reel 1.

[39]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87-89.

[40] 有关苏联责任的问题，见Ofer，Escaping the Holocaust，195-98.

[41] “Report on the Sinking of the m/v ‘Mefkure，’” Sept.9，1944，JAP-IDI，Reel 173.

[42]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42.

[43]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42.

[44]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44.

[45]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45.

[46] “Boats，” JAP-IDI，Reel 122.

[47] “Summary of Immigrants from 1942 to the End of 1945，” JAP-IDI，Reel 122.

[48] Ofer，Escaping the Holocaust，318.

[49] Chaim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Dec.15，1943，p.2，JAP-IDI，Reel 1.

[50] “Summary of Immigrants.”

[51]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147.我要感谢科里·古特斯塔特发现了小提琴手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