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城市底层穷人与“弱者的反抗”

著名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J.斯科特（James Scott）出版过一本重要的著作，名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这是他在东南亚农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他认为，散布流言蜚语、欺骗、报复等行为，都是那些弱者利用“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反抗，这种反抗的模式，也称为“日常的反抗”（daily resistance）。在古今中外，昨天和今天的生活中到处能够找到无数实例。

《弱者的武器》英文版

任何城市都包含了反映阶级隔离的“社会地理”。如在成都，大多数穷人居住在城西，妓女集中在五担山和柿子园，民间艺人生活在城东。在少城，“街道宽敞，但没有铺砌，且泥泞；居民们——特别是那些妇女——看上去状态不好，穿的也很不像样”。阶级和族群的划分几乎随处可见，在轿夫和他们的乘客之间，体面的顾客和舔盘子的乞丐之间，苦力和雇主之间，住在街边的“街娃（儿）”和四合院居民之间，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富人和穷人在生活上的差距，清楚地表现在地方文人的作品里，因为人们被划归为不同的世界，因此人们禁不住要问：

南文北武各争奇，

东富西贫事可疑。

一座城中同住下，

然何分别竟如斯？

幸运女神很少光顾穷人，即使是过春节也不能带给他们快乐。节日来临，穷人们却担心没有果腹的食物外加逼债人的上门：“商量入市营柴米，门外先来索债人”，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在节日期间，他们的日子非常难过：

愁听长街击磬声，

惊心岁短倍伤情。

可怜案上无杯酒，

也向神天祝太平。

在这些记录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地方文人对社会不公的批评和对穷人的同情。

街头可能是透视穷人生活的最佳地点。不幸的人们喜欢公开讲述他们的悲惨故事——丢了钱，穷人遭恶人欺侮，家人生病，等等——以获取路人的同情和帮助。

“穷街陋巷”。晚清成都穷人生活的一个小胡同，胡同的中心铺了石板，以供推“鸡公车”。

E.华莱士摄，1907年。

正如一位在成都的西方观察者指出的：“研究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比省府更为合适的了，因为在那里你通常可以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东西——富有阶层的奢华和荣耀，穷苦阶层的沦落和贫困。”

西方人的记录客观地表达了成都各阶级的差别，这种差别常常在街头上暴露无遗。在街头，人们经常能看见躺在地上生病或垂死的苦力。不止一次，有穷人在茶馆歇气时死在那里，苦力由于饥饿在街头失去知觉，但是其他人却认为那人仅仅是在休息。

传教士J.韦尔指出，那些小贩和农民常常用来吸引路人注意的“最奇特、最便宜的办法”，就是“用稻草或竹子缠出来的小圈”，这个小圈的意思是这件物品待售。他看到一个穷苦力“在一个棒子上缠着稻草圈沿街行走，这说明这个棒子就是他唯一所有，他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离乞丐只有一步之遥”。

有些不幸的人，除了卖掉自己已经无任何东西可卖。饥荒时节，韦尔看到一个男人“辫子上插着稻草，沿街游走”，这表明他是在“出售自己”，韦尔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凄惨的景象”。

在民初的军阀混战时期，很多来自灾区的难民聚集在西城门外，每有米贩经过，有的以帮忙推车上坡为名，有的则明目张胆地划破米袋盗窃大米。

20世纪20年代初，流浪汉发现各自难以谋生，于是组织成团，往往几十个人一伙，到处觅食。一次，十几个穷女人突然抢了会府南街一个煎饼店的煎饼，一边跑一边狼吞虎咽。在餐馆，饥饿的穷人站在顾客身后，顾客一吃完，穷人马上就“风卷残云”般吃掉他们留下的残羹，即便饭店伙计拼命驱赶，他们也置若罔闻。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成都，是一个穷人的城市、饥饿的城市，大众在不满和愤怒中生存。

穷人在公共场所经常受到有钱有势者的欺侮。地方文人刘师亮在他的《哀黄包车夫歌》里，以沉重的笔调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黄包车，

快些走，

先生今天会朋友。

先到新化街前去出席，

后到望江楼上吃花酒，

转来顺过九眼桥，

毛家公馆推牌九。

问问路，

二十里，

铜元一吊就足矣。

争多论少意何为？

你把先生瞧不起。

先生不是普通人，

立刻就要医治你！

车夫争钱太无耻，

骂声车夫你该死！

不去当兵来拉车，

给你几个嘴巴子。

打得车夫无言答，

垂头丧气面如死。

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

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

流不止，

何所使？

呜呼呜呼吾同胞，

“革命区域”有如此！

刘师亮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人力车夫谋生是多么艰难，也揭示了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同时亦透露出对阶级压迫的尖锐批评、对强者的谴责以及对弱者的同情。

我们看到，军阀所标榜的“革命区域”，实际上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这个时期由于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地方恶势力显然已经无法被有效控制。

民众不能从法律上获得足够的保护，但是他们将一些日常的抵抗方法作为“弱者的武器”。

在成都，轿夫是街上最易见到的群体。轿子是当时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抬轿是一种最常见的传统职业。1916年，成都约有四百九十多家轿行，如果只按每家十乘轿子算，总数也接近五千，可见从业人数之多。

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麦登斯

1941年所摄成都郊区龙泉驿的轿夫

轿子有各种类型，如“街轿”，即两人抬之轿；“三班”，即三人抬之官轿，有“平顶冠”、“纱帽头”、“一匹瓦”、“鸭蓬轿”等名目。

三人轿的杆要调整到适当的位置以均匀分配重量。一般走了二百多步之后，轿子的重心从一个人调整到另一个人，这样抬轿者可以轮流休息。如果跋涉时间长，或是乘客太重，就需要四人轿。

毫无疑问，抬轿子是一件非常辛苦之事，但是轿夫们仍然可以通过炫耀他们的技能来获取快乐。他们抬轿的风格分成“平杆”和“拱杆”。后者又有“峨嵋俏”和“鹰爪子”之分，要把乘客抬得像屋檐一样高，很是威风，但也有危险。

有些顾客喜欢坐在“拱杆”轿上炫耀自己。当轿夫抬着轿子在街上呼啸而过时，他们十分得意。但轿夫用“拱杆”抬着乘客在街上快速行走时，不仅经常撞倒和撞伤行人，而且有时自己也会跌倒。

成都轿子的样式和轿夫的抬轿方式给外来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传教士写道，这个城市“到处是在任和退休的官员，他们坐在轿子里，飞快地在街头穿梭。轿子非常特别，因为长杆被弄弯，轿子的主体搭在弯杆顶部。抬轿时，这样的轿子被高高举起，越过人群的头顶”。

成都平原上的轿子和轿夫们。

戴维森和梅益盛摄，1905年。

轿夫抬轿时，后面一人无法看路，遇有情况，全靠前面的人以行话提醒，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一般是有节奏的押韵短句，充满着幽默。这不仅可以帮助维持协调，而且可减轻疲劳。例如：

当孩子挡了路，领头的轿夫可能大喊，“地下哇哇叫”，后面的轿夫就会回答，“请他妈来抱”。

如果遇到妇女，则说“左边一枝花”，答曰，“赶快让开她”。

有泥水洼时说，“稀泥烂窑”，回答，“踩稳莫跳”；或者“天上明晃晃”，答，“地下水凼凼”。

当转弯时叫，“狮子拐”，答，“两边甩”。

当道路危险时说，“斜石一片坡”，回应道，“踩稳才不梭”。

如果地上有畜粪说，“天上鹞子飞”，答曰，“地上牛屎一大堆”。

这些话真是幽默风趣，成为街头文化和下层民众活动独特而生动的表现。

富家一般有自己的轿子，“大班”即富人家长期雇用的轿夫。虽然他们的情况比在街上招揽生意的轿夫要好，但是他们仍受到蔑视。

例如在傅崇矩所编的《成都通览》里，大班被描述成粗鲁轻率之人，冒犯行人，故意晃动轿子使乘客不舒服，从街边货摊上偷拿东西，甚至在雇主的地盘上打架，给主人“丢脸”。

旅途中的轿夫。

甘博摄，1917～1919年。

傅崇矩似乎对此深有体会：“主人之所以雇轿夫者，为有事也。此等人每每好逸怨动，或每天抬过两三次，如再命驾，伊等必怨声载道，任你如何着急，伊偏要煮饭，或主人候他吃饭出恭，或大声发怒，或言活路多了，种种讨厌，难以笔述。”轿夫用他们的行为方式表达了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满，间接地抗议他们受到的压迫。

有些当地报纸记载了轿夫们的痛苦和他们所忍受的社会歧视。虽然轿夫们可以在街头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被骚扰、侮辱，甚至成为受攻击的目标。

尤其是街头流氓，他们经常找轿夫的麻烦。一次两个轿夫正抬着一个妇女，两个恶棍突然推了一下轿夫的肩膀，想把轿子推翻，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打斗。

有时即使是街头的一条狗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在1909年的《通俗画报》里，有一幅题为“狗翻女轿”的漫画，描绘了一条狗穿过狭窄的街道，撞倒了轿夫和一名妇女，看得旁观者目瞪口呆。

《狗翻女轿》，《通俗画报》，1909年

1922年《国民公报》的一篇名为“两轿夫被鬼揶揄”的报道，讲述了一件更为离奇的故事：

二更时，有两轿夫抬着空藤轿经过少城桂花街，突见迎面一人头戴草帽脚蹑草鞋而来。轿夫问曰：先生坐轿否？答云坐到皇城边，即掀帘进轿中坐。轿夫忻然抬起，走经靖国路，转八寺巷，至板桥子。两轿夫不知如何竟抬下御河，泥水淹过半身。而行幸遇数人持火把过河边上，闻河下踢踏喘息声，踩左，踩右声，以火照之，呼登岸，两轿夫始恍然如梦醒来。众询其来历，轿夫述如前情。揭帘视之，轿中并无人焉。众骇谓曰，殆遇鬼耶？轿夫惊惧踉跄而去。

这件逸事最有趣的部分是严肃的《国民公报》的评论：“此鬼亦太恶作剧，竟揶揄及于轿夫。”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故事是真实的，某人以如此的绝技来捉弄轿夫；另一种可能就是它从未发生，而是那些想要把下层民众当作取笑对象的人捏造的故事。

在成都，街坊流传的许多故事都是以农民、妇女和愚笨的未受教育者为中心的。这个故事或许就是这种故事中的一个。当然，这个故事也可能有所本，但在传播过程中漏掉了一些或添加了一些细节，从而使事情本身变得扑朔迷离，难以理解，难窥真相。

轿夫和乘客之间的社会阶级区别非常明显。在精英们看来，轿夫不仅体现了贫穷，而且代表道德低下。他们对轿夫的各个方面——从外表到行为——都有抱怨。

如精英们批评轿夫：“衣多不洁，往往将座垫污秽，臭虫虱虮，无所不有。”特别是在夏天，轿夫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汗气满垫，疮痂飞扑”。

有些报纸刊登的故事标题就带有明显的敌意，如《可恨的轿夫》和《可恶的轿夫》等。他们抱怨道，轿夫不遵守交通规则，漫天要价，特别是对那些新来的外地人和乡下人，轿夫经常“欺侮”和“辱骂”他们。

由于乘轿子后价格引发争端越来越频繁，警察对成都街道里程的轿价进行规范，订立了“官价”，还发行了“价格表”。据说人们欢迎这一政策，改良者声称它能减少很多矛盾。

实际上，轿夫经常遇到雇主拒绝支付讲好的轿钱，因而引起争端。有些轿夫提出行业是否应实行一个要求预付轿钱的新规矩，但另一些人又担心这会使他们失去潜在的乘客。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竞争，每个轿行都建立了自己的生意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阻止所谓的“乱抬”行为。但是轿行的区域很模糊，争端也就在所难免。

显然，轿夫不仅要处理好与雇主、乘客间的关系，还要对付其他的同行竞争者。精英所描绘的他们的种种“不端”行为恰恰反映出他们在艰难环境中努力生存。

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总是存在种种不平等，总是有权的欺辱没有权的，有钱的欺辱没有钱的。在法制的社会，弱者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在非法制的社会，对于无权和无钱的人，要么选择逆来顺受，要么拿起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进行力所能及的抗争。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我们可以找到无数这样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