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靛厂，中国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之地

乙未年（2015）仲秋的午后，一只花狸猫飞奔横穿万柳西路，它矫健的身姿显示出猫的青春活力。一只黑白喜鹊在空中追逐，发出喜悦而嘹亮的叫声，掠过秋高气爽的蓝天。这怪异的场景让我怔了一刹，这俩小生命在竞逐交流吗？实际上这景象只是它们的神秘因缘与我在这一时刻的偶合。它们是猫和喜鹊，什么因缘让彼此在此地相遇？

这里一片静谧的高楼在沐浴午后阳光，而此时，我正在用双脚寻觅并丈量一座消逝的村庄，想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这一句。其中前半句道尽物转星移世事轮转，而后半句让我想到一些被出生地抛弃的人，譬如，清朝的太监们，他们跟随命运颠沛流离，在哪里生养并终老，哪里便是其故乡。为了这些人，我便寻找他们的“故乡”——哪怕是某个已经沧海桑田的地点，或者某个苟延残喘行将倾颓的古庙，它们都有可能是清朝太监们的终老地。

有记载说，最后一位清朝太监孙耀庭于1996年在北京后海的广化寺归西，因为他总算是有些头脸的侍候过宣统皇帝及皇后的高级别太监，所以他的死被算作一段历史标志性地结束，也就是说从此世上再无太监。太监们便是没有故乡的人，在他们还是十岁左右的男孩（有些可能更小）时懵懂间被净身，被带往他们曾经构筑梦幻的京城。故乡的大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从此便成天涯。

飞黄腾达的太监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走入深宫后便是一生的苦役劳作，可能一生从未见过皇帝的面。他们年老体衰离开皇宫后，大致流转至三个方向终老。第一类是被至亲接纳，回到故乡养老的极少数太监。这些人是极个别的幸运者，因为太监入宫基本上为亲人不耻，已被排斥为非男非女的异类，如果不是贪图太监出来有可能带着的那点银子或者基于太监在宫内劳作期间给家乡亲人回馈的供养，那么即使是至亲也很难接纳他们。第二类是极少数的高级太监管家，这些人比较伶俐能干，又能攀附上宫内关系，属于混得好的，一生工作攒下了些资产，在京城买房置地，甚至娶老婆收过继儿子。有闲不住的继续受聘给有钱人家做管家，颐养天年时也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最好的例子就是李莲英，他应该算是太监首富。有传言说，他的四个过继儿子各得白银四十万两，另有一大口袋珠宝。其他侄儿各分得白银二十万两，他的两个过继女儿各分得白银十七万两。此外，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三百多万两白银和两箱珠宝，但他早已知道这些财宝不可能属于他了，因此非常“明智”地告诉后人，不要再想这件事。当然，这些财富只是他所聚敛财富的一部分，而且还不包括几处很值钱的房产。第三类属于中下层，就是投奔并依附散落于京城各地的庵庙寺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动了就是烧香拜佛等待生命终结。众所周知，太监不可能有直系子嗣，都是“绝户”，不但被世俗社会也被自己的亲属所蔑视及抛弃。甚至不仅如此，“挖绝户坟”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北京海淀中关村地区的变迁就是“绝户”铲除的典型例子。

今天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是科技现代化的前沿，云集北大、清华等十余所中国顶级综合大学，也是中国电子科技的发祥地，中关村西区、海淀创业孵化基地更是互联网创新经济的一片热土。但这一片生机勃勃的科技热土，倒回六十年却是一片荒凉的坟场，而且是以太监墓闻名的坟场。由于太监们都是远离故乡的“绝户”，这些坟墓也就无人打理修葺。中关村坐落在永定河故道之上，有时断时续的旱河，因为低洼曾是一片自然沼泽，没有多少人烟。出于河流故道的缘故，这里曾叫“中湾儿”（也可能是“转弯儿”的谐音），大约是河道在此转向北，转向京城北郊的清河方向。这里是荒郊野地，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定不值钱，不知何时起被太监们看中，就不断有太监购买，称为“义地”，修建各类小小庙庵。太监们身体灵便尚能活动的时候就来上香祈福，诚心供养，年老体衰就扎堆生活彼此照应，死了就埋葬在附近。由于太监也被称为“中官”^[1]，所以从“中弯儿”到“中官屯”或“中官村”如此延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选中这一地址开发建设科学城，当然就是大面积地平坟拆庙，“挖绝户坟”。反正“绝户”坟也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而“中官”一词，科学家们认为刺耳，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提议下改名为“中关村”。

从中关村这个例子可知，太监们年老之后只有相互依靠彼此取暖，那么何人何地能够收容那些并没有聚下足够资财且年老无依的出宫太监呢？当年没有养老机构，也没有收容院，有的只是寺院。在明、清及民国，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寺院庙庵有几千个，凡是修佛、道或其他民间鬼神的太监均可以投靠适当的场所。佛、道宣扬的众生平等且修好来世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太监们开脱自己悲惨命运的本愿。他们幼年时身体即遭到阉割，生活在非正常的环境里，被世人甚至自己所不耻，会产生异于常人的心理，因此急需心灵上有所寄托。在精神信仰上，他们大多相信因果报应。譬如他们理解道教的某些教义，像白云观有“燕（阉）九节”（在正月十九日）的传说，是说修行高深的道士“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阉”。这种狂热宗教主义似乎认为阉割就如同削发出家修行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契合了太监们开脱自己今生由来的心态，以此获得心理平衡。

清朝人龚景翰在《游大慧寺记》中写道：

余客居京师无事，间从友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出。阉人既卜葬开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而其内又必请于中朝之贵人，自公辅以上有名当世者为文，而刻石以记之。

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寺院是与太监们的供养有关的。它们一方面收纳信众供养以助香火，另一方面也是太监们为年老退休之后寻到一方归隐养老之所便长期积累资粮的地方。乾隆年间，太监组织的养老组织“养老义会”出现，这是一种旨在以太监共同筹资的方式运作寺院的养老机制。太监尚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每月给特定的寺院提供一定的供奉，待年老体衰时即可由该寺院接纳为其养老送终。

乾隆二十六年（1761）竖立在万寿兴隆寺的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碑的碑文详细地介绍了养老义会的缘起及功用：

空门设教，以清净寂灭为宗，慈悲方便为本。虽无裨于世事，可以饮甘露而得清凉。故薄世味、思高举者，乐就之劫。因行僧宽素与内监官宦接交，每见老景衰病之秋，其困苦颠连而无所告。今有同志乐善者，愿与行僧结一善缘，就依本寺，建立养老义会。每人各出三十金，交纳常住，以作功德事。用其养老送死之规，自有条约，然入此会须要僧俗一体，彼此相谅，后来者继续乐善不患无人，而此举者自不朽矣。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遗著《老太监的回忆》中云：“余创立恩济慈保古会于此（即万寿兴隆寺），救济失业太监。”信修明所言与上述碑文所记大意相当，但信修明所做的事业是在离皇城更远的一些偏僻庙宇，较之万寿兴隆寺，他免费接纳更为下层的太监，更为民间化，更有普度众生（众太监）的善念。

据我了解，清末民初，北京有几个寺院是以接收退休太监闻名的，其中首推万寿兴隆寺。这座寺院今天依旧保存良好，为一家单位使用，坐落于皇城之侧的北长街39号。这座寺院比较早地建立过养老义会，收留的基本是一些相对有些收入的中上层太监，算是比较高级的太监养老寺院。另一类寺院是比较有地位有财力的太监出资购地兴建的，包括购买寺院附近的土地，以出租土地房屋的收益维持寺院生计，代表人物如李莲英、刘诚印、崔玉贵等大太监。还有某些有文化修养且懂管理的太监如信修明，他们资助的代表性寺院如白云观、立马关帝庙、褒忠护国祠等。这一类寺院基本是免费接收孤苦无依的离宫太监。其中最慷慨大方的善人是刘诚印，他参与资助或者主办的寺庙有三十余座。因为他是道教徒，又是地位仅次于李莲英的大太监总管，所以对于清末太监大批皈依道教起了很大作用。信修明是清朝末期（1902）入宫、民国建立后出宫的太监，大约在宫内待了十年。他是个秀才，比较有文化，留给后世《老太监的回忆》一书，提及他成立了恩济慈保古会，专门免费收养太监的事情。直至新中国成立时，他仍旧担任位于今天八宝山的褒忠护国祠住持。当然，这个褒忠护国祠随即由政府征收，并在此地建立了今天的八宝山公墓。

上面提及白云观、立马关帝庙、褒忠护国祠三座庙宇，其中白云观今天是重点保护文物及道教文化的景点，也是香火旺盛的道观。2001年6月，白云观作为清代古建筑，且是著名的全真派一脉相承的道教道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而褒忠护国祠，一座收养太监的祠庙，不可能在八宝山公墓的故址上复原，已永久性消失。唯独立马关帝庙，既没被保护也没消失，处于一种破败不堪的很不体面的境况。

立马关帝庙位于昆玉河西畔海淀区蓝靛厂大街东端，与蓝靛厂北路相交。从世纪金源大厦高层往下看，立马关帝庙建筑院落坐北朝南，分为东、中、西三路，院落为三进，东路是关帝庙部分，中路和西路曾经是太监们的居所，现在院落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但西路的部分房屋比较凌乱，满地砖头瓦块，还有拆了一半的残垣，然后有临街的零件配件商店、洗车行等，估计是倚着西院的院墙或者干脆就是在西院拆掉的地基上搭建的，所以西路房屋的改变比较严重。有些资料说该关帝庙是两进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总体规模看它是三路三进院，彼此相连，应该是九个院落。东路、中路不仅结构完整，房屋也并未过度拆改。东路有完整三大殿，依稀可看出当年的气派。正殿排在第三座，绿琉璃瓦顶，山墙及坎墙用花琉璃砖砌成，我认为这个殿即是供奉关帝老爷的主殿。全盛时殿堂禅房共四十余间。今天，它的西侧是北京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金源购物中心，周边商业楼宇林立并环绕着大型住宅区——世纪城。这里俨然一派21世纪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景象，大道通衢，车水马龙，岁月的印记几乎被现代化扫荡殆尽，由此衬出它的古旧，一段旧岁月的定格。

虽然这座立马关帝庙破败不堪摇摇欲坠，但其骨架还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虽历百年风云，院落的面貌却是比较完整的，并没有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也就是说，一茬一茬的人从这里进进出出，岁月虽然磨损了那些砖瓦门梁，却依稀留下了它当年的模样。对于一个大拆大建的巨大都市而言，只是民间百姓的“关帝信仰”建造的一间道家庙宇能够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在没有受到政府道教界人士特别青睐与呵护的情况下，还能隐藏于闹市，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

2015年夏天某日，我来到这座院落门前。可以说，单从它的占地规模、院落规模，这副骨架可以算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宏伟壮观的一间关帝庙，真是气派不凡的大庙。大门口立着海淀区政府2001年竖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悠悠十五年已过，除了这一方碑石，没见到任何保护的踪影。大约是忌惮院落的破败荒凉甚至肮脏杂乱与周边豪华壮丽的大商业楼宇过于失配，它被一圈漂亮的漫画和标语围挡起来，只露出三扇青砖带檐小门，像被挖开的窟窿。这三个窟窿的里面便是三路院落。门牌上标着“厂大街1-18号”，做标牌都懒得用“蓝靛厂”仨字。准确地说，这个地方的门牌应该是“蓝靛厂大街1-18号”。

由于这几年政府出资修缮了关帝庙西边的西顶寺，现在这条大街也叫西顶街。其中一个窟窿站着俩中年男女，河南腔调，跟前的桌子上放着一锅煮熟的粘玉米，还有一盆卤蛋及烤肠什么的，很热情地招呼我，但听说我只是要进去看看不买东西，估计见我这样的多了，也就不那么友好，随口道：“没啥好看的，里面有狗。”鸡和猫都有，而且鸡还不少，是一群，在院子东侧被拆开的院墙边觅食。第三大殿——绿琉璃瓦顶的主殿的院子里果然有狗，但有人告诉我，它就是叫，不咬人，因为每天见的人多了。经过实地考察，我发现三路院落各有前、中、后三个院子，东路的最后的院子门是独自朝东开的，也就是说它与中院、前院彼此堵死不通行。我在大门和前院左右踅摸，找不到所谓的山门了，也就见不到传说中山门伫立的雕塑——枣红立马。因为该庙祀奉的是关羽，枣红马应是其坐骑——“赤兔马”，百年过去，主神和他的马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但东路院落所谓“正殿绿琉璃瓦顶，山墙及坎墙用花琉璃砖砌成”依然还在，与记录相符，流露出当年的阔绰华丽。房檐上的琉璃吻兽也是有所残缺，而坎墙更惨，除少数残存，大多漂亮的绿色琉璃砖不是被抠下来就是失修剥落了。

走进东路后院时碰巧遇到一位像维修工的男人，此人倒是友好的，他告诉我这里是盲人五金厂的宿舍，也是个老大难，拆迁吧，又是文保单位，又是盲人，好像安置比较难，现在简直就成了大杂院。而且据我判断，这些大杂院的房间基本上被出租给了做生意的外地人，满院子晾晒着如万国旗的衣物，各种零碎杂物随意堆放，完全没有对居所的些许热爱。如果从金源购物中心东侧的高层俯瞰，仔细观察东路，山门殿、前殿、正殿和后罩房，规制完整，依稀能够看出当年的气派，但看不清细节。而亲历实地考察，可见各殿均是三开间。正殿华丽漂亮，虽然有一条白花狗围着你吠个不停，还是可以清楚看到前出廊绿色琉璃瓦硬山顶，上有残缺吻兽，廊壁有琉璃花砖，颓墙残余的琉璃饰面，琉璃历经百年色彩依旧艳丽。这简直是令人感动到要落泪的房子，是一些曾来过人间但连性别都被扭曲的可怜太监的养老终所！

主殿后有后罩房，一溜房间应该是过去地位更低的做杂役的太监居住的地方。罩房是我国建筑的一种形式，是指院落后和正房平行的一排房子，一般都是住着女眷，因为比较隐蔽，有钱人家住着女佣下人等。后罩房再往后是最后的院落，有抱厦三间。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幅生动鲜活的生活画面，显然房间里正住着热爱生活的人们，有红红绿绿的家具杂物，外面挂着各色衣物。有女人挽着头发袖口高卷，出入着忙家务。这一字排开的三开间抱厦房，左右两开错后而建仿佛罩着它。我不禁悲从中来，据说，抱厦房就是当年太监的停尸间。按照惯例，死去的人不会马上下葬，所谓尸骨未寒，何况这些遁入道观的太监，死在庙里，当然要停尸做法事，这些都需要在抱厦办理。不过，出于对太监们悲惨命运的惜怜，我不觉得这里的抱厦有多么恐怖，反而觉得那个很可能停过尸的抱厦挺俏皮地突出来，现在又被居住者活色生香地使用着，堆放着各色杂乱的物件，恬淡无奇。那时，也正是阳光灿烂的正午，年轻女人出出进进，一切阳气昭昭，没有不妥。

关于立马关帝庙的石碑到底有几块并没有确切记录，《日下旧闻考》里面提到有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九月竖立的两块碑石，一块是大理寺卿洪声远撰文，另一块没有署名，但记录的都是一个叫王从智的人神灵附体的神通事件。乾隆二十一年（1756）敕建重修的时候这两块碑石尚在，但从《日下旧闻考》的记录得知，官方对这个神通事件颇不以为然，不认为很有价值。估计在敕建重修时，竖了本朝的碑，便把明碑清理掉了。如今，这个大杂院连清朝碑也不见踪影了，好在文献管理部门留有两幅清朝光绪年碑文拓片，而拓片记载的就是该庙的历史。

这两座碑是在光绪六年（1880）、光绪七年相继竖立的，说明在那两年，这个庙正当繁盛，一方面是继乾隆年后再一次修葺扩建，另一方面也通过立碑确立了作为百年古庙的宗教文史价值。

现将两幅拓文展示如斯。

拓片一

碑额篆书：圣人无疆

碑文内容：

兹因大明嘉靖二十二年，有道士李明道募化，重修立马关帝庙五圣殿宇；至大清雍正四年，道士王本阳自置此庙，传与门徒黄义通接办焚修。黄义通传与道士李礼清等五人，又传与道士王嘉鹤等，王嘉鹤等传与道士刘祥德等七人。刘祥德之徒王宗岳焚修至今，并未收门徒，因已年老，恐无人接办焚修之续。今烦京都西安门内养蜂夹道清凉兴国寺住持贾德禄，并同顺堂刘宝德说合，情愿将此庙引众善人等接办焚修，有众善人等情愿接办焚修，王宗岳将本庙首本字具帐目家具等项，送与众善人等。自送之后，如有王宗岳娘家人并亲族人等、师兄师弟，争论此庙，有王宗岳立字为证。众善人等自接庙之后，发心募化重修，永为修息之所。事已勒石，立送庙守善道士王宗岳，说合引善人贾得禄、刘宝德入庙。众善人等。

大清光绪六年二月初九日立

上面这段文字记录了立马关帝庙的来龙去脉，说明在明朝嘉靖之前这座庙庵就是存在的，然后是自雍正年至光绪年间的传承脉络。嘉靖二十二年（1543）有道士李明道募化重建。到雍正四年（1726），成为道士王本阳自行出资购买的私庙，延续传给门徒，但传至王宗岳时，他并未继续收徒，唯恐死后亲属找来侵占庙产，就特别立下字据，将此庙移交给“众善人等”。

拓片二

碑额篆书：万古长春

碑文内容：

关帝庙自古及今遍中及外，无不尊而奉之。我朝二百余年，圣圣相承，备极隆重，载在祀典，班班可考。京之西长春桥蓝靛厂，旧有明嘉靖年间取建关帝庙，历年久远，渐就倾颓，若置而不修，无以安神灵而昭福佑，善人君子所不忍也。兹李乐元、刘诚印等贰拾捌人等，共发宏愿，葺而新之。乃为之铭曰：桓桓大帝，圣武孔彰。云龙会合，铁骑腾骧。心悬日月，力荷纲常。英雄简册，归白云乡。亦赭其马，乘风奋杨。惟兹庙宇，嘉靖岁古。惟神呵护，如栋斯础。鸟革翚飞，天高日午。飒爽英风，弓刀楚楚。乃新斯庙，以祈丰年。有来士女，瞻拜神筵。臣忠子孝，弟后兄光。无祈不应，有感皆宣。皇图永祚，亿万斯年。经筵讲官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尚书房行走国史馆正□裁□□京通下七仓大臣潘祖荫谨书。

大清光绪辛巳七月□日敬立

两幅碑文拓片的时间相隔一年半，也就是说一年半前还是纯粹民间的道士庙，过了一年半有宫中的人开始接手庙宇的整修事项，还请了当时的大文豪书写碑文。

拓片二我没有得见原件，如果有原件那必是一件书法精品，因为书写碑文的是与翁同龢齐名的大书法家、金石收藏家潘祖荫。这位先生是朝廷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咸丰二年（1852）入一等三甲进士，探花，光绪朝工部尚书，在南书房行走侍驾近四十年，绝对的皇帝高级问政顾问。能请到如此大人物为一家关帝庙撰写如此文辞华丽的骈体文碑文，可见重修庙堂的大金主是宫内何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兹李乐元、刘诚印等贰拾捌人等，共发宏愿，葺而新之”，这里我们见到了光绪年间最有势力的太监大总管李莲英（即李乐元）以及二总管刘诚印的名字。这二位都是从咸丰、同治到光绪跨越三朝的元老级太监，六宫之内统揽事务，也都是慈禧太后最为信任的身边之人。刘诚印去世略早，病逝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此人与北京白云观有深厚渊源。他于清同治九年（1870）皈依道教，成为白云观第二十代律师，且贡献巨资传戒、重修碑志、拓修云集山房、创建和捐助长春永久供会及刊版印经等。据说他主持了白云观数次规模宏大的受戒，受戒众每次都是成百上千人，而清末宫内太监大多皈依道教，与刘诚印的鼓动及赞助不无关系。同时他也将自己所有资财捐助营建寺庙，有记载的达三十家左右，终生没有为自己置办过什么宅邸私所。他在五十几岁时得了一种叫“石麻症”的病，属于现代医学的什么病不太清楚，推测应该是某种肿瘤，因为说是第一次让西医“割治”，好了，后来再发，便无力回天。记叙他生平事迹的碑文《素云刘先师碑记》上记录了他“曾受园亭骑马乘舟回寓、疾时加赐黄金药品之宠”，可见慈禧太后对他的恩宠。可惜这位大善人天不假年，过世偏早。

李莲英被近代以来的影视作品妖魔化了，实际上这个人做人是一等一的，“历列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问谁能若是之慎始敬终、进退得宣者哉”。“事上以敬，事下与宽”也可能是一种比较符合事实的写照，因为据各种史料记载，李莲英在宫内上上下下为人比较圆通，上至慈禧的对头光绪也是称赞“李安达”忠义，下层的宫女太监也多少得到他的照拂。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他比较爱财，置房置地都是明面的事，到今天他在崇文门一带的房产尚存。他离宫时奉上十几个大捧盒的珍奇异宝给隆裕皇后的事也是真的，美其名曰“不愿皇家珍宝流落民间”。因为他毕竟为宫廷服务一生，暗地操作贿赂之事不能完全撇清，但他大内第一总管、花铃二品顶戴的身份确实是俸禄优厚，而他因聪明乖巧八面玲珑亦深得慈禧欢心，所得赏赐自然多到没边。与刘诚印相比，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明确，但他在为年老太监捐建养老寺院方面也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积德行善。

潘祖荫能为立马关帝庙撰写碑文，实则是两位大总管的面子的确太大，而且作为南书房行走之高官，与这二位一定也是交情匪浅多有照应。

刘诚印死在任上。他倾尽心血大力举善，惠泽广众，但没有受益于他捐资建立的三十余间寺院的任何一间。李莲英为慈禧太后守孝后退休离宫，回到自己崇文门外的宅邸度过了最后三年的退休生活，便也谢世了。但无论如何，这两位有头有脸的太监头领引领的捐庙善举，多少也得到了皇家的一些帮助，也算是为太监退休安置找到了一条官民共襄之道。

立马关帝庙作为京西规模最大的太监养老庙，接纳了众多没钱的老太监，因为这里不像万寿兴隆寺那样有“养老义会”制度，而更像是慈善机构。那位接替刘诚印的慈禧后期的太监二总管孙玉贵（这位太监最出名的事是庚子之乱中将珍妃推下水井，是个杀手），也在慈禧去世后随同李莲英出宫，就落户在立马关帝庙。他用自己积攒的银两为寺庙购买了周边六百八十亩稻田，与他的徒弟及众多还有劳力的太监以种稻为生，直至1926年去世。

寿至九十四岁高龄、以口述自传拍过电影《中国最后一位太监》的著名末代太监孙耀庭，也是寄居立马关帝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时，太监们因为有稻田庙产被划入地主阶级，他们被集体轰至长河东岸的长春桥村，也就是说他们从长春桥跨河，从西侧的关帝庙搬至东侧的长春桥村。长春桥村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海淀区政府大楼、北京大学万柳宿舍一带，离历史上乾隆敕建的泉宗庙很近。这便是我在本文开篇提到的花猫与喜鹊追逐的地方。我曾看到资料提及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回忆，20世纪50年代长春桥村一带有高低土坡，偶尔会看到面色苍白、老迈体弱的太监在那里散步。在长春桥村居住的太监有张自光、赵荣升、边法长、侯长贵、张修德、池焕卿、孙耀庭、老郭三和蔡当家的。这些大约还算是有头脸的太监。再后来，他们被集中到万寿兴隆寺及后海广化寺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痛苦的世间生活也就结束了。

写到此处，我自己都很讶异这座立马关帝庙竟然与清朝后期的著名太监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我一直认为太监制度是人类史上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纯真的儿童过早地被成人社会在生理上给予如此残忍的戕害，这是多么野蛮。从明末崇祯时期的九万名太监到清朝初期的九千名太监，数目依旧很大。直至宣统年间，据载，皇宫发生过一次火灾，溥仪疑心是太监故意放火要烧死他，故而轰走了宫内绝大部分太监，那次出宫的也有一千人左右，这是清朝末期的数目。极少数原在宫内就是有头有脸的太监头子，他们各种积攒克扣，攒下了不菲资财，而流离出宫的大多数太监连社会的最底层都不如，不仅是贫困无有所依，还因为阉人的身体，困扰他们一生的心灵的扭曲，他们甚至连自己都认为自己今生卑贱无以做人。

我看过一段文字讲述某位学者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的茶楼远远地看到太监在为一些猎奇的人讲述宫廷旧事，本想招呼过来，他的朋友便说，这些人又脏又臭面目丑陋，就靠卖点编排的故事讨口饭吃。事实上，很多出宫的太监在民国时期就已沦为不堪的乞丐，苟且残生。立马关帝庙里的太监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不至于流浪街头，而是在京城的郊区过上一段农人生活。新中国也没有为难这些可怜的人，在他们最后的老病人生阶段还是以寺庙的方式收容了他们，给他们养老送终，我想这多少还是各种人的善良之心在散发热度吧。

太监们离开立马关帝庙后，这里一度被征用作学校，这个学校后来并到今天的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再后来，这里变成盲人五金工厂职工宿舍，直至今日。现在它已呈现废墟状，虽然被列为文保单位已跨入第十五个年头，但因拆迁安置补偿等复杂问题一直没有处理清楚，这座迄今我见过的京城最大规模的关帝庙，仍在以残破之躯不知何去何从。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记住这样一些人和事，他们以卑贱可怜的生命游走世间一趟，与常人一样，有悲伤也有善良，以微弱之光点亮了刹那，然后便消失于永恒。由此想到，我们不要忽略那些飞驰而过的万千景象，其中，必有一种深层的感动。

2015年10月25日 于万柳

[1] 《汉书·高后纪》：“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颜师古注解：“诸中官，凡阉人给事于中者皆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