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古寺的人间故事

早些年，我特别向往一个雪后山中古寺的情景：荒山远望，大地一片白茫茫，一介衲衣老僧，虽已年迈，但体格还算硬朗，在寺庙前的大平台上扫雪除尘，扫啊扫，倏然抬头望去，苍茫的眼神穿越时空……这个情景总是在我的梦中出现。后来看过一部连续剧，叫《走向共和》，其中恭亲王奕訢因政治失意隐居门头沟大山里的戒台寺的情景与之有几分相似。有个场景是，奕訢与前来拜访的某个官员在寺前的大平台上散淡饮茶，机锋交错的还是世间俗务。他虽然身在深山隐寺，仍然未能放下红尘俗事。

我没有关心恭亲王等人，而是关注他们所处的山中寺院，还有那可以远望城市抑或俗界的平台，此情此景总是萦绕于心，万般好奇与向往。直到某日徒步穿越西山，从双泉寺上升至天泰山，转过弯路赫然而见山中一寺，经打听得知叫慈善寺，忽然感觉有一种隔世的熟悉，终于明白原来梦中的寺院果然是有的，而且正好隐于山之深处。眼前的慈善寺毫无破败感，似在近些年修葺过，只因被巍巍西山重峦叠嶂地包围着，只得精致美好地隐藏于寂寥山林之中。

再后来我也曾徒步，亦曾开车抵达过这间寺院，大约十年期间去过四五次，每次见到不禁喜上心头。每次都在寺里一个很奇妙的连廊下品茗观山景，夕阳挂在山头，或者山风徐来，妙趣难以言表。

现如今此寺埋没山中，有急于“出世”之念头，据说2002年石景山区政府投资了三百万重修，将之作为石景山区的旅游文化景点进行开发。因为是旅游景点，文物景点（注意不是宗教道场，因为没有僧人道士住持）便只得依傍佛道及民间诸神，然后编排了不少似有似无的故事，以吸引游客到此一游。如今，这间寺院已成为集佛教、道教、民间诸神于一体的“综合寺庙”，也是神奇。所以围绕于它的传闻轶事竟然不少，其中不乏荒诞，但想想，哪家旅游景点不是如此呢？噱头是商业经营的必需品。

我去慈善寺的次数多了，自然要探究下这个寺的来历。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里有关于此寺的记录：“寺门在南山之麓，寺在北山之巅，相去几至里许。沿山有流泉三四，涓涓不穷。所谓魔王者，语多荒诞不经，无从考其出处矣。”这几句描述了慈善寺的大致环境，亦提及它的一件惊人秘闻。

话说寺院建于明末，大约在顺治、康熙年间出了一位高僧在此修行。据说，他修炼滚石功，每日将石头滚下山去，然后再推上来，十里八乡都可听闻巨石轰鸣。最早的“疯僧”记述出现在乾隆十年（1745）的报恩圣会碑上，这块碑现立于寺内碑林。碑文记载，清初因“天慈所感，地气之灵，始有疯僧隐居荒山”，在天泰山“坐卧苦修”，“转石于沟壑，参禅于洞穴”。这种修行方式难免怪异，而高僧苦练若干年后果然获得成就，其坐化后肉身不腐，令人称奇。皇家封他为“魔王和尚”，将其不腐肉身供奉于寺内伏魔殿，于是四方百姓尊其神通，拜佛人士纷至沓来。

清朝的皇帝多笃信佛教，尤其是开国时期的顺治、康熙等。皇家顺应了这些神乎其神的传言，便将山中原本简陋的小寺像模像样地修整一番。到乾隆早年继续修建，喜欢四处巡游的乾隆帝也来此视察过，还留下些墨宝，如原供奉疯僧肉身的伏魔殿所悬“魔王和尚”的匾额和碑刻，均为乾隆御笔。可惜，1937年时一场大火吞噬了匾额。

关于西山疯僧的传说很有可能也传到过曹雪芹的耳朵里，曹雪芹会不会在其《红楼梦》中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位行为疯癫实有夙慧的疯僧呢？也未可知。这也算是一桩传闻吧。

关于寺中僧人肉胎坐像，还有其他传言。按照报恩圣会碑的说法应该是指“魔王和尚”，但百姓中还盛传是顺治皇帝出家后在此坐化。百姓认为顺治死得蹊跷，几乎叫“失踪”，有可能是皇室碍于颜面掩饰皇帝出家的事实。其次，这里离京城很近，风水好，且寺院有些皇家规制，譬如大悲殿屋脊的雕龙与和玺彩绘，不涉皇室的话，皇家有什么理由如此投入？最后，传说康熙也曾多次到天泰山拜祭，或赐匾额，或赐金帛，这些行为不免出格，似乎也印证了顺治在此出家的传说。反正普通百姓容易听风是雨的，本来生活在底层暗无天日，往往容易相信一些没什么根据的传言，以附会神力。

民国年间这尊肉胎坐像是存在的。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提及当年在慈善寺隐居时写道，老爷庙里“只有个干巴肉胎，头歪歪地望着北京。问这是什么人？和尚附在我耳边低声说：‘这是顺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捣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顺治有出家之说，就造出谣言，愚弄百姓”。冯玉祥不信这些，他是信基督的，不信佛，后来他还在河南省有过灭佛的劣迹，所以对这类传闻难免嗤之以鼻。但百姓不这么想，寺里的僧人意欲勾牵信众皈依，也就广泛传播肉胎不腐的玄乎传说以彰显神奇感应。

果然，应了这般奇妙传闻，慈善寺成为京西香火极盛的寺庙之一。《燕京岁时记》载：“每岁三月十八日开庙，香火甚繁。”在该寺西墙外有多座石碑林立，有碑刻上记载：慈善寺“例于每年三月之望，为古佛成道之期，远近村民、绅商学界、善男信女焚香顶礼者络绎塞途，感灵祈福者争先恐后……诚为一方香火极盛之寺也”。史料记载，从清乾隆年起，如意礼仪钱粮圣会、上吉如意老会、鲜果圣会、放堂圣会等大型民间集会都在慈善寺举行，这里是旧时京西著名的庙会所在地之一，也是京西古香道至妙峰山的必经之路。那时，上香、游玩的人络绎不绝，踩高跷、唱落子的，各种花会来此走会。

关于“不腐肉身”本尊，冯玉祥是亲眼见过的。我第一次上慈善寺时，寺院的管理人员也很肯定地告诉我和尚肉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失踪的，应该是被人请走隐藏了。所以，天知道这尊肉身如今下落何处呢。

除了魔王和尚，围绕这个寺院，我现在可以查到资料的僧人还有三位，这三位不是传说，而是实实在在地修寺护寺、住持修行的僧人。

第一位僧人是嘉庆年间对寺院修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仁寿和尚。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慈善寺大悲殿的东西两壁看到两面碑文，分别是清嘉庆五年（1800）及嘉庆七年所造。

东面这面碑文的撰写者也算当年的一位官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萨彬图。据史料记载，这位官员因不满和珅贪腐，向嘉庆帝谏言说和珅的贪腐家财多有藏匿，远不止查抄所得。但嘉庆帝非常反感这类落井下石之人，斥责了他。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即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以安朝臣之心。或许萨彬图是位忠心可鉴、为人正直之士，这与他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倒是不矛盾。他在这篇碑文里热情赞扬了当时的寺院住持——僧人仁寿：

比年僧仁寿，目睹倾圮，志切营修，幼即锐于图，维长益坚。夫募化，工程浩大，独力担承。朝暮虔诚，舍身祈祷，人心向善，天意惠吉。

碑文告诉世人，这位仁寿和尚年幼时看到殿宇有的倾斜，有的倒塌，当时就有此重建心愿，立志维修，随着年龄的增长，意志更加坚定，奈何工程浩大，独力难以承担。他乞求人们施舍钱财，维修寺庙。他时时虔诚，忘我祈祷，希望人们发善心，希望上天恩惠。由这段记载可以得知，嘉庆五年，仁寿和尚已经虔诚祈愿多年，且募得善款，为重建慈善寺做出了重要贡献。

镶嵌在大悲殿西墙壁的碑文，更是令今人感动，那是一份普通老百姓捐助善款的记录。我猜测这篇碑文的撰写者大约就是仁寿和尚，它是嘉庆七年，东壁碑文完成两年后写成的，大致记录了萨彬图碑文之后两年间民间信众捐助善款修缮寺庙的义举。很多捐款人的名字根本不能称为名字，诸如一十七、八十五、吴八十一、七十四、百岁等，这些善众未曾留名，也许捐资的只是一砖一瓦，但信众虔诚炽热的爱佛之心跃然于碑。碑文上记载的文字翻译成白话就是：“天太山慈善寺，原有大悲殿三间，经历多年，殿宇倒塌，佛像剥落，僧人仁寿带领众善人，不忍任其倒塌，所以表明心愿，到处向显贵的官员、善守信用的人、施主磕头募捐。自从开始筹划以来，承蒙佛祖暗中保佑，众善人扶持，已将佛像表面贴金，殿宇修缮一新。虽然佛祖有灵，但也因为人心向善，孜孜不倦，终成事业。众善人芳名应刻在碑上，永远流传。”所以说，慈善寺的仁寿和尚在嘉庆年间带领众善信对寺庙殿堂进行修复，并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位有文字记录的僧人是民国时期的玉宗和尚。根据有限的记录，他应该是清朝遗僧，大约在1937年寺院大火之前已经去世。

关于玉宗和尚，冯玉祥记载的文字相对多些。冯玉祥第二次到天泰山的时候（1924年11月），他问当时的寺中住持玉宗和尚：“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其中一座是送子娘娘庙，为什么新修这些庙？”和尚说：“因为老百姓来朝山进香，许多是为了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进香了。”冯玉祥听后哈哈大笑：“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进什么货。”由这段笑谈记录可知，冯玉祥与玉宗和尚是比较熟识的，而玉宗和尚似乎也是一位可以运用方便法门权宜弘法的僧人。这便可以理解作为反对佛教甚至有过灭佛之举的基督徒冯玉祥竟然与一位山中僧人结下了友谊。

今天还可以看到一张冯玉祥在天泰山慈善寺的照片，非常有趣，一排人中间站的就是玉宗和尚，大约六七十岁，他左侧站着心不在焉的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左侧则站着笑意吟吟的冯玉祥。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冯玉祥执意请和尚居中而立表达尊敬，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冯玉祥的得意内心。

正是这次张冯会面，促使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清室迁出紫禁城。晚年张学良谈及冯玉祥时，很不屑其人品，他认为冯玉祥根本没有推翻直系军阀的觉悟，是收了他张学良五十万大洋使然。这张照片正是张学良上山入寺说服冯玉祥时留下的合影。使出五十万大洋当然有点肉疼，所以一副心不在焉状。当然，玉宗和尚不会介入这些尘世纷争，他只是以修佛的山僧之心温婉应对这些点燃战火杀戮生灵的军阀。

冯玉祥曾与玉宗和尚共写一副楹联：松蟠福地千山翠，月到天台万里春。我更愿意相信“月到天台万里春”出自玉宗之笔，因为这句活脱脱就是照片上那乐呵呵笑盈盈的和尚的心语写照，“月到天台”定是他无数个坐禅之夜抬头一望的豁朗景象。

根据慈善寺里的碑文记载，玉宗、庆宗两位法师属于“前清季世”，也就是清朝末年法师，且二位在清末民初已将寺院打理得颇具一定规模。仰赖玉宗和尚的“经营擅长”，那时候的慈善寺基本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到了20世纪30年代，玉宗、庆宗两位法师相继圆寂，他们“遗徒四人，尤守清规”。

1937年冬天，寺院着了一场大火，寺内碑文记载是：“庙役上香粗心不慎，竟为祝融（指火神）肆虐，星星之火，忽被燎原，楼殿十间，付之一炬，连及配殿六间并大悲坛、后配。所幸者魔王肉体尚存。”“遗徒四人”励志重建庙宇，历经若干年广化善缘，祈请信众施济，终于在1945年完成全部修缮。

“回溯曩昔，偶因小误不慎，酿此意外奇灾，计时历延七八载，计款动用数十万，方获圆满之功者，胥为诸檀越、众善士群策群力，虔心诚意，赞襄指导，其功德真无量也夫！”此处碑文记载了从玉宗圆寂，寺庙失火，再到重建的历史，可见慈善寺经过重新修建，恢复了往昔辉煌面貌。

在这篇修缮碑文的落款处，我惊见一尊法号：妙安。碑文的结尾如是：“住持永安、义安、妙安、德安率徒阔泉叩化”。“妙安”这个法号在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的“刘海胡同三等子爵宅第”一章中提到过。话说妙安本是名门之后，老姓赫舍里，其祖先是清初弘文院大学士希福，是努尔哈赤时期被倚重的知识分子，他与堂兄硕色（一等公爵索尼之父）是当时著名的“赫舍里兄弟”，被赐号“巴克什”（满语“学者”之意）。因为他们精通满、蒙、汉等多种文字及语言，出使满蒙各部并协同编撰各类官制，在清初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人才。其后代一直蒙荫祖德，世袭三等子爵，居官者众，不乏显贵。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时，发生了许多惨烈的事情，包括祸及希福的后代——三等子爵文福一家。现在看到的记载是：

希福后裔、副都统、三等子爵文福守城失败，返回刘海胡同请命，秉父富谦命，第三子、刑部笔帖式斌福带领其长兄五福长子清霖、二兄文福长子清霭到西直门外祖坟地避乱。富谦及其子五福、文福、女儿三姑娘，儿媳伊尔根觉罗氏、呼都里氏、刘氏，孙清霈、清需，孙女大胖姑娘、二胖姑娘、竹姑娘举火自焚。

及至市面趋于平定，斌福带领两侄返回刘海胡同时，才知道合宅死难。其后，在后花园掘地埋葬。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该家族得到赐恤、旌表。1901年，年仅十三岁的清霖承袭三等子爵。但刘海胡同三等子爵宅第已经大伤元气。

民国初元，斌福幼子到天泰山慈善寺出家为僧，这位幼子就是后来法号妙安的法师。1920年，斌福把宅第和长子清某托付给本家后赴东北谋生。

从上述记录可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斌福非常年轻，尚未婚娶，所以老父亲为留一点根脉令他带长兄、二兄的儿子各一人逃至西直门避难，而1920年他北上东北时也没带上自己的儿子，还是带着在西直门避难的两位侄子出走。长子托付亲戚照管，幼子很可能尚未成人，但1920年尚未成年的幼子已经出家慈善寺，所以未有交代。如果说1924年冯玉祥将军与当时的住持玉宗和尚友善交往，那叫妙安的小僧应该是服侍大和尚左右的徒儿。1945年妙安的法号在碑文上出现时他已位列当家和尚，这时候他应该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僧人了。而1940年他的父亲斌福及堂哥清霖（承继三等子爵者）阔别二十载重回北京城，他的大哥已经离世，只有他远在山中一寺，不知他是否曾与俗家的父亲骨肉重逢？

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慈善寺再一次遭受火焚，部分建筑被毁，也就是说，用了七八年艰难筹资刚刚复建三五年的寺院再被火烧。及至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一般的理解，僧人从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开始基本被遣散干净，且慈善寺比较接近军事禁区“潭峪”，逐渐人迹罕至，只能尘封深山五十载，任由房屋坍塌，院落破败。“文革”期间，寺内的各种塑像、碑刻被列入“四旧”，大多数被人为损毁。魔王和尚肉身这次也彻底销匿无影。至于那位有着傲人祖先的赫舍里氏——妙安和尚，也就不知流落人间何处了。

寺院也如同人间一般，隐藏了不少故事，当然因为它是人间凡尘的观望者、出离者。僧人们以幽闭的大山为屏坚持他们无畏无惧的修行，无论世间春花秋月富贵荣华，抑或世事巨变人寰惨剧如何流转，在他们眼中，佛法的修行才是永恒，其他的，如同一场接一场的火灾，只是起起落落的无常。

2015年7月 于万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