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

    当列夫·托洛茨基离开普林基波岛，前往法国和墨西哥时，纳齐姆·希克梅特正在坐牢，哈莉黛·埃迪布和她的丈夫正在自愿放逐，普罗德罗莫斯·布多萨克斯-阿萨纳斯达蒂斯崭露头角，逐渐步入了希腊最伟大企业家的行列，而穆斯塔法·凯末尔稳固了权力，已是土耳其共和国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爱国主义和女权主义、忠诚度和领导力的观点之争分化了伊斯坦布尔人。这些分歧甚至可以让相知多年的老同志分道扬镳。比如，尤努斯·纳迪和哈莉黛·埃迪布曾经共同建立了安纳托利亚新闻社，但是现在他们却渐行渐远。哈莉黛·埃迪布成了政权最重要的批评家，尤努斯则是政权最坚定的发言人。

    尤努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当过记者，还一度在帝国议会供职。他是当之无愧的改革派宣传员，犀利的文笔无懈可击。他参加过统一进步党的地下组织，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抵抗运动一开始，他是最早一批从伊斯坦布尔逃去安卡拉加入反抗队伍的狂热分子。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他返回伊斯坦布尔，成了城里首屈一指的报刊编辑和出版人。他或许会言辞激烈地批评某些具体的政府政策或低效无能的国家机构，但是他的行为从未逾越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圈边界。

    1924年，尤努斯创立《共和报》（Cumhuriyet），这张报纸迅速成为土耳其影响最广的日报和凯末尔主义宣传的桥头堡。这张报纸的言论版既会反映公众态度，又能左右舆论意向。外国政府常常逐字逐句地翻阅，从早期与苏联的逢场作戏到对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权力渐增的大加赞赏，他们从中细嗅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风向。土耳其正在走向现代化，《共和报》不仅记录了变革的过程，也是这场重大改革的拥护者。“四五年来[1]，土耳其一直在进行深度的结构调整，”1928年，尤努斯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这样写道，“我们想把西方文明的特质全部引入我们的国家。不久以前……我们的社交生活还仰仗东方哲理，如今我们要依靠西方信念。”

    尤努斯身材肥胖，有明显的双下巴，他灰白的头发总是一丝不乱地完全梳向后方。他常常穿着宽大的西装，偶尔还会戴上浆的翻领，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卡通片里的媒体大亨，土耳其版的公民凯恩。他在报纸上针砭时弊，私底下却喜欢婉言相劝。有时他灵机一动，想要提高报纸销量或者展示凯末尔主义为这个古城带来的新现代感时，这两样技能就都派上了用场。1929年2月，尤努斯·纳迪宣布，伊斯坦布尔将主办共和国第一届选美大赛。

    “我们为什么不做同样的事情呢？”[2]《共和报》的头版头条这样发问。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举行过选美比赛，欧洲和美国都有国际选美大赛的获奖者，土耳其如果举办类似的比赛，将是社会迈向成熟的另一个里程碑。报纸很快宣布寻找“最美丽的土耳其女人”[3]，当选的冠军将代表土耳其出国，向全球观众展示新共和国女性的高贵气质。这和足球赛没什么不同[4]，尤努斯·纳迪说道，选美也是一次机会，派最佳的土耳其公民走向海外，和其他文明国度的优秀代表共同竞争。大赛的规程和细节随即公布。所有十五岁以上的土耳其女性不分宗教和种族都可以报名参加，参赛选手需寄送自己的照片，这些照片将被印在报纸上，由读者投票选出决赛的入围名单。报纸还进一步解释，评选过程没有泳衣环节[5]，评委都是德高望重的土耳其公民。妓女被明确禁止参加比赛[6]。

    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一位领袖以及一条可接受的未来之路，选美比赛现在征求民众意见，号召他们自由投票，这种新奇的做法仿佛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小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尤努斯·纳迪的想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报社编辑部不断收到参赛选手的照片，读者开始讨论不同入围选手的优点。土耳其的获胜者有很大机会在国际选美大赛中击败其他选手。某位作家声称，最近一期欧洲比赛的冠军是一名匈牙利女人[7]，而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在遗传上同源，都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后裔，所以共和国的胜算很大。这些讨论非常激烈，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比赛结果揭晓的同一周，另一位名人列夫·托洛茨基悄然抵达了伊斯坦布尔。

    读者投票选出约三十名入围选手之后，报社编辑部举行了第一场比赛。五十位名人组成的评委会[8]审查了每一名选手，她们被要求穿着露肩连衣裙，并且出示保证她们土耳其国籍的身份证件。9月3日，比赛结果揭晓[9]，《共和报》用整个头版描写了比赛的经过以及获胜者弗瑞哈·陶菲克（Feriha Tevfik）。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年轻女子一夕之间名气飙升，接着她前往比利时参加国际选美大赛，尽管尤努斯·纳迪对她的期望很高，但她最终未能取得名次。不过后来，土耳其新兴电影产业的大亨主动登门，邀请她出演了几部情节剧和爱情片，她由此成了土耳其20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明星。

    不久，尤努斯·纳迪宣布以后每年都将举办一次选美比赛。1930年初，二十位入围者[10]受邀参加了在绿松石俱乐部举办的盛大舞会，她们仿照国外选美大赛的风格，依次在评委和买票观看比赛的客人面前巡回展示。“美丽不必难为情”[11]，一篇社论标题这样写道。即便如此，这一切仍然显得过于新鲜扎眼。从最初表露这个想法的那一刻开始，尤努斯·纳迪就不得不捍卫这场比赛。社会负面反应不断膨胀，他发现自己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不只是伊斯坦布尔社会保守派的大力抵制，还有土耳其政府的强烈反应。1931年，当土耳其女教师纳赛德·沙菲特（Naside Saffet）获选土耳其小姐时[12]，教育部随即发布通告，威胁要开除所有参加此类比赛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认为，教师是政府雇员，也是举止得当、思想进步的楷模，如此行为不端，将自己展示在色迷迷的评委面前严重冒犯了公共道德。

    更糟糕的是，尤努斯·纳迪未能实现他最重要的承诺：他举办的选美比赛偏离了社会正统的审美品位，还允许穆斯林女性参选，可是至少他曾许诺过，获胜者能够代表土耳其摘得国际大赛的桂冠。然而，在比利时和法国选美大赛的舞台上，土耳其参赛者连续三年都惨遭淘汰。1930年“欧洲小姐”的名号[13]又落入希腊参赛者之手，土耳其选手惨败，这对土耳其的国家威望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也正是此时，尤努斯·纳迪似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保守派认为选美比赛有失穆斯林女性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获胜者后来都从事了电影或演艺事业，而这些职业当时都是道德沦丧和地位低下的象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获提名的参赛者的个人背景无可非议。他后来找到了一个人，就是科瑞曼·哈里斯（Keriman Halis）。

    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年，科瑞曼才十岁[14]，但是对她这样的家庭来说，奥斯曼帝国的陨落既是旧生活方式的完结，更是新一轮的提升，他们通过正确的规划和良好的人脉可以增加财富和再次把握机会。科瑞曼的曾祖父是伊斯兰教的大阿訇，宗教地位仅次于苏丹，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宗教领袖。她的祖父是帕夏，帝国陆军的高级将领。她的父亲哈里斯·贝（Halis Bey）是一名商人，19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消费者渴望得到能表明他们是现代欧洲人的商品，他抓住机会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是帝国最早引进灭火器的进口商，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伊斯坦布尔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突出难题。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科瑞曼从小就由法国保姆照顾，对骑马郊游、社交舞会和陪同远足等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科瑞曼有一张可爱的圆脸，棕色眼眸闪闪发光，是个标准的大美人，而且她的家在博斯普鲁斯欧洲区的芬德克勒（Fɪndɪklɪ），那里的人都反应敏捷而且乐观地看待未来。她的父亲热爱文学和艺术，所以她的身边也围绕着一批穆斯林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这些人对重塑伊斯坦布尔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持续推动了从协约国占领到国家宣告主权的城市改造。科瑞曼的父辈为她创造的生活氛围和哈莉黛·埃迪布的童年时代很相似，但是差异也十分明显。哈莉黛是第一代土耳其女性，她的成年生活经历了从帝国到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她们一直在有关面纱、隐居和公民权利的斗争中挣扎。相比之下，科瑞曼这一代人理所当然地拥有了新的公共生活和平等的女性法律地位，她们是第一批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女青年。

    20世纪20年代末，科瑞曼没有任何理由从她家一路爬坡，频繁光顾佩拉区喧闹的爵士咖啡馆和舞厅。混迹在这些场所的多是俄罗斯歌手和爱社交的黎凡特人，有时还有妓女，科瑞曼这种教养和社会地位的人出现在这种地方几乎不可思议。但是尤努斯·纳迪的超凡才能就是可以弥合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圈子。

    伊斯坦布尔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大农村，至少政商界高层中人数稀少的穆斯林都这么认为。因此，这座城市备受尊敬的报纸编辑轻而易举就打入了哈里斯·贝和他才貌双全的孩子的生活圈。据称，尤努斯·纳迪在多个场合刻意接近哈里斯·贝，询问他是否允许科瑞曼参加选美比赛。但是那个时代，无论多么才华横溢，穆斯林女性登上舞台都会被看作异类，所以很难想象一位父亲会让自己的女儿站在那里，任由陌生人评头论足。根据尤努斯·纳迪制定的规则，科瑞曼至少在年龄上满足参赛条件，可是她的父亲表示很怀疑，回绝了尤努斯每一次的提议。最后，经过数年温文有礼的劝诱，哈里斯·贝终于妥协了，1932年，科瑞曼·哈里斯的名字被放进了《共和报》土耳其小姐大赛的参选名单。同年7月，在佩拉区的决赛中，她轻松获胜。

    然而，尤努斯·纳迪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让科瑞曼在国内声名鹊起，他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他立刻为她报名参加了佳丽云集的国际盛会，俗称环球小姐大赛。这个大赛和尤努斯·纳迪的比赛一样都是公关噱头。环球小姐大赛的起源地是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1900年，一场飓风摧毁了这个港城，甚至三十年后，这座城市还在寻找吸引游客的方式。大赛虽然标榜全球选美，但是起初的大部分比赛其实都在加尔维斯顿举行，大多数的获胜者也都是美国人。后来，大赛的组织者意识到，他们可以将盛会的主办权授予其他想要提振旅游业或者发展品牌的城镇。于是，1932年环球小姐大赛的举办地点定在了比利时的度假小镇斯帕。当时全球经济萧条，酒店和餐厅的收入减少，选美一方面可以吸引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媒体的关注。1932年8月，参赛者、亲友以及记者陆陆续续抵达斯帕小镇，伊斯坦布尔人也正在为他们的冠军饯行。

    据称在塔克西姆广场，两万名伊斯坦布尔人[15]参加了科瑞曼·哈里斯的欢送会。她在父亲的陪同下乘火车出发前往比利时。沿途的土耳其火车站人山人海[16]，聚集了大批赶来看她的群众。到了斯帕，所有的参赛选手都是热情的媒体关注的对象，但是科瑞曼尤其显眼。她是唯一一位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参赛选手，而且这个姑娘因为良好的家世背景，似乎天生就拥有一种尊贵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尤努斯·纳迪如此努力说服她的父亲允许她参加选美的原因，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科瑞曼登上比利时的舞台会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全力支持，与他们对待早几季参赛选手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科瑞曼在斯帕的表现保持了她在伊斯坦布尔的高水准，她穿着舞会礼服如公主般缓步走过，与评委愉快地交谈，以大方的仪态面对世界媒体。比赛接近尾声，她与德国参赛者是大奖得主呼声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喊到她的名字时，她面带腼腆的微笑走上前，站进了相机的闪光灯区域，她被宣布荣获冠军，成为1932年的环球小姐。随后几天，她收到了近三万封贺电[17]，尤努斯·纳迪在《共和报》上整版报道了赛事的每个细节。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打电报送上了他温暖的祝福，还有大国民议会、内政部长和伊斯坦布尔的地方长官，都纷纷来电道贺。尤努斯·纳迪还被召唤到[18]总统办公室，接受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的祝贺。老战斗英雄、总理伊斯麦特·帕夏[19]在议会上赞扬科瑞曼“以行动反证了我们众多不赞成的声音”。《共和报》从不错过任何大肆宣传的机会[20]，这张报纸把科瑞曼称作“征服世界的土耳其女孩”。

    公共活动邀请纷至沓来。科瑞曼在比利时接受赞誉，在巴黎被盛情款待，出席了开罗的庆典。她去柏林和芝加哥[21]参加活动，甚至中途还在雅典停留，对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自此以后，这位希腊宿敌与穆斯塔法·凯末尔修补了关系。她不仅成为全球佳丽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她还成了自己国家的特使。她的表现总是在东道主的意料之外。在一次庆祝晚宴上[22]，热心的组织者用小纸片叠成费兹帽，摆在餐桌中央，他们认为这种东方的装饰品或许可以让全世界第一位穆斯林的选美皇后展颜一笑。结果因为费兹帽是旧帝国的象征而且在土耳其共和国是非法的，所以科瑞曼在这些装饰品被撤掉之前拒绝进入礼堂。

    科瑞曼返回伊斯坦布尔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在国内巡游的每一站都被热情包围，狂热的场面只有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能与之媲美。她收到了电影邀约，但是她拒绝了。她说，荣誉要求她必须说不。后来，她结婚了，组建了家庭，成为凯末尔主义美德值得歌颂的标志人物。随后数十年，选美比赛的参与者都会习惯性地拜访她。她总是拒绝美女专家的标签，而且坚称选美比赛是女性解放和土耳其现代性的展览。

    她在比利时夺冠两年后，法律规定土耳其人必须采用姓氏，穆斯塔法·凯末尔宣布，科瑞曼的姓氏是埃杰（Ece），意思是皇后。这个姓氏后来被保留了下来，变成了她的家姓。虽然哈莉黛·埃迪布还在国外巡回演讲，但是这位土耳其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在科瑞曼的面前已经黯然失色，科瑞曼既是共和国最知名的女性，而且一瞬间又蜚声国际。伊斯坦布尔的上班族如果开车途经[23]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海岸公路，就会发现科瑞曼的老家为了纪念她，已经把一条街道更名为皇后大街（Queen Avenue）。

    [1] “Bas Muharririmiz Yunus Nadi Bey’in BirBelçika Gazetesinde Intisar Eden Beyanatɪ，” Cumhuriyet，Oct.7，1928.

    [2] “Aynɪ seyi biz niçin yapmayalɪm？” Cumhuriyet，Feb.4，1929.

    [3] “En Güzel Türk Kadɪnɪ，” Cumhuriyet，Feb.5，1929.

    [4] “Güzellik Müsabakamɪz，” Cumhuriyet，Feb.14，1929.

    [5] “En Güzel Türk Kɪzɪ KimdirAcaba？” Cumhuriyet，Feb.15，1929.

    [6] “Her Genç Kɪz Müsabakamɪza Istirak Edebilir，” Cumhuriyet，Feb.10，1929.

    [7] “Türkiye’nin En GüzelKɪzɪ Olmak Istemez Misiniz？” Cumhuriyet，Feb.17，1929.

    [8] “Türkiye Güzellik Kraliçesi，” Cumhuriyet，Sept.2，1929.

    [9] “1929 Türkiye Güzellik KraliçesiIntihap Edildi，” Cumhuriyet，Sept.3，1929.

    [10] “Güzellik Balosu，” Cumhuriyet，Jan.8，1930.

    [11] “Güzellik Ayɪp Bir Sey Degildir，” Cumhuriyet，Jan.13，1930.

    [12]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Feb.5-18，1931，p.11，NARA，RG59，M1224，Reel 20.

    [13] “Mis Avrupa！” Cumhuriyet，Feb.7，1930.

    [14] 我很感激科瑞曼·哈里斯的女儿埃杰·萨普耶纳尔和孙女艾瑟·托菲里在伊斯坦布尔接受采访时，分享了科瑞曼个人和先辈的详细资料以及她们的一段家庭录影，Oct.9，2012。

    [15] “20 Bin Kisi Dün Gece Kraliçeyi Alkɪsladɪ，” Cumhuriyet，July 8，1932.

    [16] “Kraliçe Geçerken，” Cumhuriyet，July 14，1932.

    [17] “Dünya Güzeli 30，000’e Yakɪn Telgraf Aldɪ，” Cumhuriyet，Aug.2，1932.

    [18] “Gazi Hz.Basmuharririmize Dedi Ki：‘Türk Milleti Bu Güzel Çocugunu，Süphesiz，Samimiyetle Tebrik Eder，’” Cumhuriyet，Aug.3，1932.

    [19] “Digest of the Turkish Press，” July 24-Aug.6，1932，pp.6-7，NARA，RG59，M1224，Reel 21.

    [20] “DünyayɪFetheden Türk Kɪzɪ！” Cumhuriyet，Aug.4，1932.

    [21] “Digestof the Turkish Press，” Feb.5-18，1933，p.17，NARA，RG59，M1224，Reel 21.

    [22] “Digest of the Turkish Press，” Aug.7-20，1932，p.6，NARA，RG59，M1224，Reel 21.

    [23] “Digest ofthe Turkish Press，” Aug.7-20，1932，p.4.